■张梅
　　【本文提要】塔克曼的经典之作《做新闻》以多种亚理论构成的解释社会学资源支撑起对新闻的建构主义解读。对多重理论资源的“层累”式剖析显示：塔克曼从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出发，将结构论视角下的“新闻报道现实”经三重转换成“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框架建构现实”，让新闻工作者回归生活世界，并在其中凸显社会行动者行动的意向性、具身性与客观意义赋予的类型化特征。其中，“具身性”的引入为新闻工作者带来日常实践的具身感知与时空特性，“意向性”的引入让新闻工作这一社会行动具备指向他人、指向未来的核心特征，而“类型化”的引入，则突破了通常的逻辑认知分类，将新闻工作者的意义赋予与日常实际需求紧密联系。然而，现象学社会学自身的路径局限也引发了塔克曼随后的双重突围：一方面，《做新闻》以常人方法学突破意义束缚，聚焦新闻生产的权宜性和索引性，强调日常实践的第四重转化；另一方面，塔克曼借鉴伯格、卢克曼的社会建构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修补剥离了历史和社会语境的“他人与我一样”预设。与此同时，全书在副线中对新闻知识/意识形态双重属性与常识/科学知识的二级构造展开讨论，展示出塔克曼丰富的现象学社会学想象力。反观当下，现象学社会学路径在行动者角度呼应了新媒体时代个体化新闻主体的不断生成，在行动角度上凸显了新闻主体的具身实践，并在知识角度上包容了新媒体时代“后真相”新闻的多重可能，烛照出实证主义路径及其他解释社会学路径所未能揭示的多元面向。
　　【关键词】《做新闻》　现象学社会学 生活世界 日常实践 知识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210
　　对一部学术作品进行复读，其意义不仅在于面向过去的学术史追踪，还在于面向现在和未来的理论启发与思想对话。克罗齐（1923/2009：2）曾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重新回到盖伊·塔克曼的经典之作——《做新闻》（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恰恰是因为，在学术史的脉络中，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黄金时代”，塔克曼的《做新闻》（Making News， 1978）与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1979）、费什曼的《制造新闻》（Manufacturing the News， 1980）等一起，共同构成新闻室研究的典范之作，①成为舒德森眼中新闻生产社会学的三种代表取向之一 ——“从社会的或社会组织切入的视角”，并且与其他两种取向（政治经济学取向和文化取向）相比，是“须特别提倡的”（舒德森，2006：164）。而在“从社会的或社会组织切入的视角”这一亚类型内部，塔克曼的路径既明显区别于吉特林偏向媒介内容分析的《整个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也区别于甘斯偏向结构主义视角下新闻组织分析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呈现出一系列与“实证主义社会学”不同的、“解释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②（吉登斯，1993/2003：46）资源所带来的差异而丰富的理论面向。
　　由塔克曼③（1978/2008：175）本人所指明的“解释社会学”资源包括：以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以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以戈夫曼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及以伯格和卢克曼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它们如各种亚理论构成的伞形范式，共同“支撑”起对新闻的建构主义理解，为《做新闻》带来今日重读时依然闪烁的熠熠星光。而追寻《做新闻》中这不断被塔克曼信手拈来的多重理论资源，就如同顾颉刚所言的“层累”式史料，需要在一个已经定型的文本中细心发掘多重理论的自然累积与推进。至于这自然累积中的第一层，恰如塔克曼自己所揭示的，“舒茨关于自然态度的概念，被很多解释社会学家当成了分析的出发点……由舒茨的学说衍生而来的理论，适用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工作和新闻，亦如适用于把人们发出的声音理解成有意义的话语之现象一样”（塔克曼，1978/2008：178）。正是以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勾连起其后的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和社会建构论，奠定了《做新闻》一书与其他媒介社会学典范的显著不同。
　　因此，在复读《做新闻》这本“石破天惊”（李金铨，2019：189）的传播学经典之作时，本文希望避免由多重理论资源带来的马赛克式亮点呈现与平行叙述，而是将其还原为塔克曼具有逻辑意义与突围努力的理论连接，并主要阐明以下三大问题：一是文本主线所聚焦的现象学社会学路径的引入、困境与突破；二是文本副线所聚焦的知识社会学脉络下对知识/意识形态、常识/社会科学的思考；三是身处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媒体时代，现象学社会学路径是否能为当下的新闻传播研究烛照出实证主义路径以及其他解释社会学路径所未能揭示的多元面向。
　　
一、现象学社会学的引入：回归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生产者
　　塔克曼（1978/2008：30）在第一章第一页即开宗明义，“本书把新闻看做一种框架，并考察这个框架是如何建构的”。作为框架理论中最耳熟能详的核心概念——“框架”（Frame），最早由戈夫曼（Goffman， 1974）引自英国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贝特森（Bateson， 1972）在描述动物游戏时所使用的名词，用来说明人们在日常沟通中所常使用的解释图式，使所解释的事物、对象产生特定意义。戈夫曼（1974：10）在《框架分析》一书中认为，框架是“管理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和我们在其中的主观过程的、一系列的组织原则”。“新闻框架”（News Frame）作为“框架”概念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则较为彻底地剖离了其原有的哲学和心理学含义，而专注于区辨新闻传播中的框架特征。关于新闻框架，塔克曼（1978：193）认为它是“新闻工作中的建构概念”，它“组织起日常现实（everyday reality），是日常现实的一部分，包裹起日常现实”。④在通常的新闻生产者框架、新闻文本框架和新闻受众框架分类中，塔克曼对“框架”的理解显然偏向新闻生产者框架这一亚类型。
　　以“作为框架的新闻”（News as Frame）为第一章章名，以“本书把新闻看做一种框架，并考察这个框架是如何建构的”为第一节定调，塔克曼在全书的起点之处，悄然预示了理论路径的三重转换：第一重转换是从结构论的“新闻报道现实”转化成建构论的“新闻建构现实”，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典型观点——新闻镜像式地反映社会被解释社会学脉络下的塔克曼明确否定（1978/2008：174），并明确表示“全书主要研究新闻是通过哪些环节实现社会建构的”（1978/2008：30）；第二重转换是在建构论之下，从偏向新闻文本框架的“新闻建构现实”转换成偏向新闻生产者框架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框架建构现实”。这一转换意味着塔克曼的框架焦点不再是聚焦文本意义分析的新闻内容隐含架构，而是聚焦身处报纸、电视等遵循新闻专业主义惯例的“复杂的组织”中、“作为有着职业关注的专业人士”（Tuchman， 1978：1）的新闻工作者。对于塔克曼而言，从新闻文本框架到新闻生产者框架，其意义不在于框架理论中的亚类型转变，而在于研究跳脱纠缠于符号意义的文本分析，将具有行动能力的新闻工作者带入关注的中心视野；至于第三重，则可以说，如果塔克曼的转换仅止于此，那么她将和甘斯殊途同归，但差别在于，塔克曼在这里开始了具有个人风格的第三重转换——将建构论、新闻生产者框架之下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框架建构现实”转换成建构论、现象学社会学视野下的“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框架建构现实”。在这第三重转换中，甘斯笔下“作为新闻组织成员的新闻工作者”变成了“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在“组织成员”、“专业人士”的角色之下，塔克曼发掘出新闻工作者职业角色的深沉“底色”——身处生活世界中的社会行动者（图1　图1见本期第48页）。
　　从“新闻工作者”沉潜到“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塔克曼以现象学社会学为理论资源，对实证主义社会学所津津乐道的经验研究成果进行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如同第一章第一页所使用的“窗口”（window）隐喻，当实证主义社会学还在关注我们透过窗口看到了什么（新闻文本分析），或者关注“窗口展示的视野取决于窗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窗玻璃的明暗以及窗户的朝向是沿着街面还是对着后院”（新闻生产者分析）时，塔克曼（1978/2008：30）以神来之笔指出，“这个视野还取决于视点的位置，比如是远点还是近点、是歪着脖子看还是脑袋向前伸展，或者是侧着身使眼睛跟开窗的这面墙平行”。这段妙趣横生的话所揭示的，是现象学社会学视野下新闻工作者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活生生的、身体的“实际体验”（lived experience），而对它的叙述恰恰体现了现象学社会学“回到事情本身”的描述方法。
　　总体而言，塔克曼对现象学社会学的引入，是让新闻工作者回归生活世界（Life-world），并在其中凸显社会行动者行动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具身性（Embodiment）与客观意义赋予的类型化（Typification）特征。“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晚年提出的概念，他以此来应对欧洲科学的危机，认为预先给定的（Pregiveness）、前理论性的生活世界是各种科学活动的基础。舒茨在沿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时，将这一超验的概念经验化了，认为生活世界“包含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的总和”，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舒茨受实用主义心理学家詹姆斯的影响，承认多重现实（Multiple Realities），认为生活世界包含日常生活、梦的世界、幻想世界、儿童的游戏世界和科学家静观的世界等，而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在其中具有至尊现实的地位。处于生活世界的人，即“精明成熟的人在他的同伴之中活动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影响这个世界”，其基本特点就是“通过自然态度把这个世界当做一种实在来经验”（舒茨，1962/2001：284）。这种想当然（Taken for granted）的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和反思的态度。
　　在舒茨（1962/2001：301）的笔下，具有自然态度的社会行动者的身体浮现，其身体在空间和时间中所处的位置至关重要：
　　处在自然态度中的精明成熟的人主要对他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这样一部分感兴趣——它处在他的活动范围之内，而且在空间和时间中以他为中心。我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所占据的位置，我的实际的此在，就是我在空间中确定我的方位的出发点，可以说，它是我的坐标系的中心点O，以我的身体为基点，我根据右和左、前和后、上和下、近和远等等范畴组织我的环境的成份。通过同样的方式，我的实际的现在也成了所有时间视角的起源，我根据这些时间视角，根据诸如从前和以后、过去和未来、同时性和相继性等范畴，组织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事件。
　　回溯西方哲学史，自柏拉图开端、由笛卡尔确立的身心二分传统，将身体与心灵相对，并且贬抑身体、高扬心灵。现象学引入身体破解身心二元论，胡塞尔曾在《观念Ⅲ》中直接提出“躯体学”（Somatology）的主题，他在对人类意识活动的意向性分析中，为具身性带来境遇性和侧显性特点，强调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和把握，都是在生活世界这一基础上进行，同时，由于身体作为“在这里”的知觉中心，意识活动中的任何事物必然只能“在一个侧面中”被给予，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完全的。至于舒茨笔下经验化了的身体，增加了时间维度，具有了“此在”（Here）的空间坐标和“现在”（Now）的时间坐标。并且，舒茨笔下个体在生活世界中的时空坐标，不是抽象的几何坐标，也不仅仅是自然的地理坐标，而是凝结着社会关系、由个人直接体验的社会与心理坐标，于是，现象学社会学中“具身性”的涉入，让新闻工作者的采编活动转变成空间（第二章）和时间（第三章）视角下的社会行动，并延展出空间的区域化与时间的例行化特征。在第二章中，塔克曼明确表明，“记者不可能采写发生场所不在视线范围之内的事件，这里的场所既是地理概念也是社会概念”。在交通与信息尚未分离的早期，新闻对中心场所的依赖性也体现着新闻对邮政局长、港务局长和杂货店老板等信息发布者身体的依赖性。而在便士报出现之后，媒体开发集中化的信息源，通讯社出现，特约通讯员细化、专职记者加强，再加上电讯手段的高效连接，形成新闻覆盖，“新闻网络从空间上定位于中心机构的场所，这是把日常现实世界之片段描绘成新闻的一个框架性要素”（塔克曼，2008：47）。在第三章中，新闻组织里的工作时间跟正规机构中的办公时间相一致，新闻媒体设置一个严格的时间结构，“以保证自己不仅能够完成任何一天的工作，而且能够保证每天的计划具有连续性。时间的结构影响着人们如何对自然事件进行新闻价值判断”（塔克曼，1978/2008：60）。
　　作为现象学核心词汇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最早由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1874/2000：50）提出，意指所有心理现象都具有而物理现象不具有的共同特征，“每一心理现象都把某物当做为对象而包容于自身之中，尽管方式不同”。胡塞尔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概念，将意向性视为主体意识活动的指向性，并作为“现象学意识分析的基本对象贯穿在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发展的始终”（倪梁康，2015：36）。舒茨（1962/2001：112-113）以意向性概念来清晰化韦伯笔下语焉不详的社会行动的意义（以动机为主要组成部分），将动机区分成意图动机（In-Order-to Motive）和原因动机（Because Motive），他关注和聚焦那些直接指向他人、影响他人、“达到预先设想的目标的意向”的意图动机，认为社会行动的核心特征就是——指向未来的“筹划”（Project），行为（Act）就是指向未来的、筹划行动（Action）的完成。因此，受舒茨影响的塔克曼才会在第三章中以“筹划”来分析编辑会议，“管理编辑随时跟踪事件的动态情况及其可能出现的结果和发生地点，以便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及时修正每天的新闻产品计划”。“这种时间计划说明社会行动具有筹划性，也即社会行动是以将来完成时态（in the future perfect tense）的预期被进行的。行动（Action）被投射到未来之中以便实现将要发生的行为（Act），一切事情都必须如其所料”。随后，塔克曼（1978：41）再次以《纽约时报》欧洲版和非洲版的提前采编工作说明“新闻是完成了的筹划”。从“意向性”到“筹划”，凸显了现象学社会学对于社会行动者行动时有意识活动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将结构主义视角下被限定的行动者翻转成能动的、积极的社会行动者。不过舒茨也没有绝对化行动者的“意图”与“结果”的一一对等，他表示“‘世事无常’。这向来都是社会科学的问题，每一种指出意图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的历史性诠释，都对此强调有加”（Schutz， 1967：65）。
　　另一个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词汇是“类型化”（Typification）。胡塞尔认为，“人们在实际知觉一个客体的过程中所经验到的东西，可以从统觉的角度转化成其他任何相似的客体，后者只是作为与它的类型有关的东西被人们察觉的”（舒茨，1962/2001：34）。舒茨（1962/2001：34）明确继承了这一对生活世界的类型划分，认为“人们并不是把外部世界当做那些个别的、独一无二的、分布在时空之中的客体排列来经验，而是当做‘山脉’、‘树木’、‘动物’以及‘同伴’来经验”。“在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中，我们所涉及的只是某些客体，这些客体对照着由以前经过我们经验的某些客体构成的毋庸置疑的领域突出表现出来……就是确定这样一种客体具有的哪些独特特征是个别性特征，哪些独特特征是类型性特征”（舒茨，1962/2001：35）。塔克曼将这一思想引入《做新闻》中，认为在新闻工作中同样存在类型化（如软新闻、硬新闻、突发性新闻、发展性新闻和连续性新闻的划分）过程，并且，这种类型化不同于科学家按照“相关特征”进行“形式分析”的类别化（Category）分类，而是“依照对解决实际任务或手头问题来说处于中心地位的相关特征进行分类，其决定要素和基础是日常活动”（Tuchman， 1978：50），其实质特征就是“对新闻的原材料设置秩序，以减少过于饱和的（日常）事件的可变性”（Tuchman， 1978：58）。
　　由此，可以说，塔克曼对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引入，将新闻生产者转化为回归生活世界的社会行动者，开始批判性地重述新闻工作者的意义建构实践。其中，“具身性”的引入为新闻工作者带来日常实践的具身感知与时空特性，“意向性”的引入让新闻工作这一社会行动具备指向他人、指向未来的核心特征，串联起新闻工作者与其之外的其他主体（如信息源、同行等）关系，让“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世界呼之欲出，同时也以绵延的时间取代了实证主义范式下即刻与瞬间的现在时间，勾连起新闻活动中含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类型化”的引入，则突破了通常的逻辑认知分类，将新闻工作者的意义赋予与日常实际需求紧密联系起来。由此，塔克曼跳脱出聚焦符号、最为常见的新闻文本意义分析，借助“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底色描写，“现象学还原式”地揭示出新闻工作者在成为“专业人士”、“组织成员”之前，预先被给定的、以自然态度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社会行动经验。
　　
二、现象学社会学的局限与突破：聚焦实践与连接结构
　　如同胡塞尔（1913/2004：64）所言，“物体必然只能‘在一个侧面中’被给予”。当现象学社会学以“回归生活世界的社会行动者”来解蔽新闻生产活动时，它特定的视角也必然遮蔽新闻生产活动的其他侧面。
　　（一）现象学社会学的局限与突破之一：引入突破意义束缚、聚焦实践的常人方法学
　　以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带来了自身视角难以摆脱的局限。首先，“意向性”聚焦新闻工作者意识活动的指向，依然停留于社会行动者对行动所赋予的主观意义或目的动机层面，“类型化”作为新闻工作者对间接社会经验和客观意义的分类，也依然停留于行动者或行动者之间的意识活动与意义空间中，而“具身性”的身体虽然凸显了新闻工作者具身感知的存在，但问题是：新闻工作者的身体不仅是感知的身体，在新闻活动中它更是行动的身体，因此，只停留于现象学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将使得实践中的新闻生产者被“侧显”为在个体层面只关注意识与感知、在社会层面只关注意义理解的单面人，新闻工作者必须借助其他理论资源进行更为丰满的“血肉复活”。于是，塔克曼在《做新闻》中借鉴以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对前文中三重转化的结果——“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框架建构现实”进行了第四重转化——“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日常实践生产新闻来建构现实” （图2　图2见本期第51页）。
　　“通过日常实践生产新闻”层面的加入并不是对“新闻工作”进行同义反复修辞，也不是对“新闻工作”进行传统新闻生产研究中“把关人”之类的同类视角再描述，而是凸显新闻工作者新闻生产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没有停留于“媒介组织成员”式的流程复现，而是继承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描述”取向，加以常人方法学式“因地制宜”的改造，检视新闻生产的权宜性（contingency）与索引性（indexicality）。
　　加芬克尔绝不认可行动者是帕森斯笔下的“判断傀儡”（judgment dope），而是不断突出普通人在日常实践中的复杂性与创造性。他（Garfinkel， 1967：11）指出，“我所说的‘常人方法学’是指这样一种研究，把索引性表达和其他实践行动的理性特质，视为日常生活中那些组织有序、富于技艺的实践的成就，而且是带着或然性的持续不断的成就”。日常实践中的普通人并非仅仅依循社会学意义上的规范或者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特征行事，而是依据局部情况、场景条件，依赖自身“永无止境”的努力，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实践“成就”（achievement）。依此，塔克曼在《做新闻》的第四章（“灵活性与专业主义”）中，突出显示了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工作中的权宜性。在此，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规范”，与其说是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产中严格遵循的、事先规定的“规范”，不如说是新闻工作者原则上的“指导”、理解和说明自身行动的“参照”。
　　最为典型的是塔克曼（1978/2008：86）在第四章中对隐藏或分享信息源的描述：
　　久而久之，他们自己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职业潜规则，这些规则很多都与组织的明文规定不相符……他们一定会被告知，不要把重要的新闻信息泄露给其他机构的竞争对手，而且还要与自己机构的所有记者分享信息。然而事实是，记者们会使用他们的自主权，他们可能会与竞争对手分享信息，而不愿把同样的信息告诉给自己机构里其他部门的人。到底应该把新闻信息看作是个人的财产或者是部门的财产完全取决于记者的需要，看他们是否想控制自己的工作。
　　常人方法学的“索引性”概念源自语言学，意即语言表达的语境敏感性。加芬克尔借助这一概念实现“索引性表达”（Indexical Expressions）与“客观性表达”（Objective Expressions）的区隔，认为与精确、不受情境限制（Context-free）的客观性表达相比，索引性表达依赖互动中的社会行动者对主观意义的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unstated）的假设和共享知识。任何一个表面上孤立、模糊不精确的“索引性表达”都可能成为“无穷无尽”的“索引链”上的一环。这一“索引性”的隐喻，早在《做新闻》的第一章中，就以想象中的女教授夫妇对话出现，对于丈夫“今天怎么样”的回答，无论是她回答“三个路口我赶的都是绿灯”所延伸出的平时路况索引，还是斥责某个同事所延伸的人际关系索引，都意味着对话背后链接着超出当下对话、未经申明的其他意义、实践与情境。而在第五章中，塔克曼以“事实性网络”将新闻的索引性实体化了，与其说新闻需要真实无误的事实，不如说需要的是可以验证的事实，那种“通过专业的而且是可靠的方式所收集的相关信息，信息的内容、获得信息的方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能够被明确说明”。因此，我们看到，在《做新闻》中，“寻找最可靠的信息源已经成为日常工作中的一般性理解”（1978/2008：95）。水门案中的每一个事实都需要两个相互独立的信息源相互佐证，至于那些理论上可以被验证，但实际上根本无法验证或来不及验证的事实（如假设有议员说，美国在某种防空导弹上的发展落后于苏联），则可以通过分别采访不同的新闻信源进行报道，他们每个人都“做出了无法证实的陈述，每个人说的都代表了一种可能的事实”（1978/2008：100）。“这样，所有这些事实就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事实网络：一件事实要为整个网络（这个故事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证实，而整个网络（所有的事实）也要为这一件事实证实。每一件事实都需要相互证实”（1978/2008：96）。于是，常人方法学中“索引性”概念的引入，让塔克曼发掘出事实的语境特征，事实与其说是反映“事物的决定性本质”（1978/2008：93），不如说是存在于相互咬合的网络之中，新闻工作者嵌入各类信息源网络中（当然主要是各类合法机构中的新闻人物），新闻文本嵌入各类加“引号”的直接引文中，新闻就这样生产于事实性网络的覆盖之中。
　　（二）现象学社会学的局限与突破之二：引入突破微观互动、连接结构的社会建构论
　　以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有意舍弃胡塞尔哲学的先验主体，回归经验世界的社会行动者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当年胡塞尔未能解决的“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胡塞尔笔下的生活世界，是不具有“目的结构”的先验性世界，而舒茨笔下的生活世界，“至尊现实”、“最高实在”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至于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舒茨（1962/2001：295-296）在《论多重实在》一文中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结构”部分，开篇即强调：
　　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这一方面意味着，这个世界不是我个人的世界，而是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共同的世界；另一方面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中存在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之联系起来的同伴。我不仅影响那些无生命的东西，而且也影响我的同伴，在他们的诱导下进行活动，并且诱导他们进行反作用。在这里，在不详细讨论社会关系的结构和构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只把它的许多形式之中的一种形式作为例子论述一下，即我那些进行过的活动可以激发他人进行反作用，反过来说也是如此。
　　这篇长长的引文所表明的，是舒茨对于建构宏大社会的主体划分，其实只有同一维度两种不同身份的主体——“我”和“他人”，而对于建构复杂社会的关系划分，他进行的是齐美尔式的“形式分析”，将许多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交叉缠绕的社会关系抽象化为一种单一的形式——相等的作用与反作用。
　　“我”和“他人”、“作用”与“反作用”，舒茨的分类在带来了简约形式美感的同时，也牺牲了社会的复杂性，预设了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前提——他人和我一样（Others like me）。在理所当然的自然态度中，他人和我通过“互易性”（Reciprocity）的视角，共享类型化的客观意义，“导致了我们对那些客体及其各方面的理解”（舒茨，1962/2001：39），基于此，知识的结构社会化了，而类型化的知识连接了“我”和“他人”所构成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伴随着舒茨这一简约高效的形式分析而来的，是现象学社会学自身难以突破的另一个局限：他人和我一样的主体特征，正如同“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均是剥离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均质人”。在主体间意义的连接上，他人和我借助类型知识进行沟通，然而这一局限于面对面互动的“类型知识”如何扩展至大量并非直接在场的社会行动？社会如何能建基于只强调意义的主观泥潭中？而在主体各自的身份上，他人和我不仅有着“回归生活世界行动者”的同一性，还有着权力/资本/阶层/族群/品味等复杂社会身份的差异性。被清洗掉历史与社会“杂质”的“我”和“他们”只是生活世界中理想状态的理论预设起点，却不是生活世界中行动者全部与真实的可能。
　　现象学社会学对这两个问题的无解引发了塔克曼的理论修补，她在第四重转换（“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日常实践生产新闻来建构现实”）中着重突出了最后的功能部分——建构现实。
　　其修补路径一是借助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的社会建构论。舒茨认为，个体自童年时代起就不断积累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各种类型化知识，这些类型化知识和他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具体经验，共同积淀成为其经验储备。正是普通人感到自然而然的库存知识（类型化的知识）使得行动者可以在类似情境中采取类型化的行动，即知识导致行动的习惯化。而舒茨的学生伯格和卢克曼沿此进路，将舒茨的知识再推进到更具社会学意味的社会制度，认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每次都表现为行动者进行一种对习惯行动的相互类型化（科尔库夫，1995/2000：74），当这些类型化的行动为他人所感知时，“制度世界……现在被传递给了他人”（Berger & Luckmann， 1966：76），即产生了一个相互类型化的制度世界。由此，传统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被伯格和卢克曼转换为社会行动者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达成共享意义，建构类型化的知识，并以此去诠释社会现实、发展类型化行动的过程。伯格和卢克曼视个体（行动者）与社会（制度、结构）为一种辩证的互动过程，将社会区分为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认为社会就是“主观实在（意义）的客观化以及透过外化过程而建构出的互为主体性”（苏国勋，2002）的实在，是一种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循环往复过程。塔克曼（1978/2008：184）很清晰地以自己的语言总结了这一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往复过程——“社会意义可以被转化成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原则和程序，而这样的原则和程序又可被用来作为判断行动的资源”，并列举了新闻工作中类型化知识（惯例）对新闻采写行动的判断——“如果你给我更多的引文，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意见放在你的新闻报道中了”，借此，塔克曼将新闻建构现实从建构社会意义推进到建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程序（“它不仅仅定义和再定义、建构和再建构社会意义，它也定义和再定义、建构和再建构做事的方法，那就是现存机构中的现存程序”）。在此，借助伯格和卢克曼从客观意义（类型化知识）—习惯行动—社会制度的逻辑链路，塔克曼终于将舒茨停留于主体间性的意义共享推进到宏大社会的结构之中。
　　其修补路径二是借助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社会不平等性引入社会分析。社会成员并非他人和我一样的均质人，其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差别占有是新闻生产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现实。在第七章对妇女运动的新闻生产中，塔克曼明显注意到这一问题，认为能够进入妇女报道的社会行动者身份是偏向特定社会阶层的，很少有信息源来自非合法机构，社会运动的激进分子要被“准合法化”（如某个行动者代表女权主义者表态）才能成为新闻的信息源。而一旦进入新闻生产，成为被生产出的新闻，他们就会被新闻媒体“政治吸纳”，极端的社会运动会被处理成合法秩序下的叙述模式，“通过发表来自准合法领导者的意见，激进分子要求运动处于无领导状态的企图被破坏了”（1978/2008：141），最终导致“妇女运动制度化的成功反而限制了把激进问题向前推进的能力”（1978/2008：150），再生产出符合现有秩序合法性的社会结构。于是，在这里，借助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不仅成为新闻工作者社会行动的行动前提，而且成为新闻工作者社会行动的中介和结果，也即“新闻依赖并再生了制度化的结构”（1978/2008：195） 。
　　
三、新闻是理论化的知识：塔克曼的努力、创新与盲点
　　如果说，塔克曼对新闻生产的研究聚焦实践、连接结构，连接成《做新闻》的主线，那么，她对新闻生产的产品——新闻的研究则串联成《做新闻》的副线，双线并进，共同推动着全书的思考。这种思考，明确地体现在章节安排中：在第一章开篇，塔克曼（1978：2）就强调，本书不仅属于大众传播、组织/职业/
　　专业社会学之类的经验研究，同时也是“知识社会学领域的应用研究”（an applied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并且，全书的结论部分——第八章为“事实、言论自由与意识形态”（Facts， Freedom of Speech and Ideology），最后一章以“作为知识的新闻”（News as Knowledge）收尾，意味着塔克曼首尾呼应，将最后的关注点执着地停留于知识社会学脉络下的思考。
　　依循这一条副线，则前文所言的第四重转换“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日常实践生产新闻建构现实”实际在另一条脉络下开始拓展，对新闻性质的追寻使得此处应扩展为“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日常实践生产知识/意识形态性质的新闻建构现实”。
　　（一）新闻：知识还是意识形态
　　塔克曼（1978：177）对新闻性质的探讨首先在知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戏剧张力中展开，因为“过去的社会学理论把知识跟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认为知识揭示事实（Truth），而意识形态则歪曲事实以动员人们采取行动”。如其所言，在过去社会学理论的视角下，知识与意识形态相互对立。无论是揭示事实还是歪曲事实，其判断的标准都在于认识论中一元维度的真实观——符合论，即“一个陈述如果与客观实在相符合，那就是真的”（萨瓦特尔，1997/2014：78），“知识揭示事实”，所以是真的，“意识形态则歪曲事实”，所以是假的。
　　对此，在知识与意识形态的两极光谱之间，塔克曼（1978：180）似乎得出了一个逻辑互斥的结论，她说，“新闻，像知识一样，设置了定义和建构社会现实的框架，但作为意识形态，新闻也阻碍了探究精神，妨碍了社会行动者借以明晰自身命运的分析性理解”，也即塔克曼同时承认新闻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然而，事实上，这一违背形式逻辑矛盾律的结论是塔克曼在“升维”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真实观维度上，塔克曼首先承认纯粹真实之不可实现。依照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所述，知识由历史-社会环境所决定，既然如此，则任何知识都不可能纯粹客观、镜像事实。因此，借助史密斯（Dorothy E. Smith）的延伸，“知识概念本身……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如果说这种情况与意识形态相关……，那么知识（包括作为知识的科学）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性的”（Tuchman， 1978：178）。塔克曼在符合论的标准上退缩，承认新闻也不过是一种专业的“偏见”（bias），只不过，在具体事件的报道中，不同组织的新闻工作者独立采写的新闻并没有表现出个人偏见。
　　在确认纯粹镜像现实的“符合论”真实不可能后，塔克曼对知识与意识形态的功能进行分隔，她将对比性的正面/负面功能赋予知识与意识形态：如果说知识的正面功能是社会行动者对生活世界日常实践的积极组织，是“作为社会资源的日常理解”（everyday understandings as social resources）（1978：205），那么意识形态就是“现实的替代物”，“探究终止的边界或终点”，“断绝（人们）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性考察的可能”（1978：179），如新闻中“公众”、“私人”概念的区分掩盖了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对事件偶然性的强调遮蔽了事件之间的结构性联系等。这一对意识形态的负面认知沿袭了曼海姆的理论脉络，毕竟，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里，与乌托邦相对的意识形态就是试图掩盖/合理化现状并依据过去的观点对现状加以阐释的观念系统。在此，塔克曼不过是以新闻为例再度证明新闻是如何将事实组织起来以使统治群体的利益合法化的。
　　但实际上，塔克曼对新闻在知识/意识形态之间的努力辨析并不完全成功。她成功破解了新闻镜像社会现实的迷思，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佐证了任何知识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但另一方面，她在知识/意识形态功能上的努力区分，与其用正向（朝向探究真理、揭示事实）/负向（断绝探究真理、遮蔽事实）来区隔彼此，不如用知识对社会行动者日常实践的意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结构的扭曲来完成，因为它们无法分割，彼此不过是新闻社会功能在微观与宏观视角的一体两面而已。不过，并未在此停留许久，塔克曼就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作为知识的新闻”的研究。
　　（二）新闻：常识还是社会科学
　　在第十章，塔克曼（1978：205）明确提出新闻是“一种理论化的活动”（a theoretic activity），新闻工作具有“社会学意义”（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将新闻工作的知识性向社会科学靠拢。对知识中社会科学性的强调非常典型地延续了舒茨、加芬克尔以及吉登斯等人的探讨。
　　从舒茨开始，“知识”（Knowledge）便不再是传统知识社会学笔下铁板一块的总体性概念，而是拥有常识和科学知识的双重构造。其中，一级构造为常识构造（Commen-sense Constructs），二级构造为科学构造。“社会科学家所运用的这些构想都是二级构想，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关于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所作出的构想的构想”。科学构造以常识构造为基础，但又不同于常识构造，同时必须超越常识构造。其不同之处在于构造主体的差异——“常识构想是人们从这个世界之中的一种‘此在’出发构造的，这种‘此在’决定了人们预设的各种视角的互易性”，“在日常生活中，人把他自己看作是社会世界的中心，他根据各种各样的亲密程度层次和各种各样的匿名程度层次，把这个社会世界在他周围组织起来”，而“社会科学家不具有存在于社会世界之中的‘此在’”，“社会科学家并不以他自己为中心，以分层的形式组织处在他周围的这个世界”，也在于构造客体的差异——常识构想的思维客体（Thought Object）是“独特的个体在独特的情境中所进行的那些独特的活动”。而社会科学构想的思维客体是简化了的“社会世界的一部分的模型”，是社会科学家创造的，没有生平、历史和具体情境的“侏儒”（如经济学家所构造的纯粹的理性人）；其超越之处在于没有实践目的、只有认知目的的科学构造必须与常识构造断裂，才能实现单纯的认知目的。因为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是“纯粹公正无私的社会世界观察者所具有的态度。他并没有被卷入到这种被他观察的情境中去”，“它不是他的各种活动的舞台，只是他静观沉思的客体”（舒茨，1962/2001：64-69）。
　　在加芬克尔那里，常人实践的成就性（Accomplishment或Achievement）被突出强调，作为行动说明的常识与标榜客观严密的社会科学，并无原则上的不同，彼此之间的层级鸿沟被急剧弱化。并且，由于日常表达的索引性（Indexity）与科学表达的科学理性不同，常识构造与科学构造之间不可能相互转化。
　　但到了吉登斯（1993/2003：276）那里，与自然科学的“单一解释性”相比，社会科学具有“双重解释性”（Double Hermeneutic），即社会科学解释并理解社会行动者，而社会行动者又解释并理解社会科学，“普通行动者往往会接受社会科学家们的概念和理论，而且将他们具体化为自己行为的理性化过程中的构成因素”，常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高度互渗、双向启迪。
　　在对“作为知识的新闻”的探讨中，塔克曼的成功之处在于依照常识与社会科学的二阶构造，既强调了新闻工作的常识性，即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在时空组织和事实性网络中“自然而然”的想当然态度；也强调了新闻工作的社会科学性，即“理论化”的活动，新闻对社会现实进行分类，促进了人们对于事实之间关系的理解，而“分类的行动就是一种理论化的行动”（Tuchman，1978：205）。
　　通过对新闻的分析，塔克曼成功保留了常识与社会科学的联系与区别，新闻来源于社会行动者的日常实践，但又超越实践，对实践进行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的理论分类活动。但失败之处在于，与其在常识—科学知识的二阶构造中寻求新闻的属性，不如承认新闻作为另一种知识类型的代表——即职业知识类型的代表。毕竟，在多重现实中，科学世界也不过是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有限意义域”，而不是对于日常现实（至尊现实）高高在上的存在。如果在常识-职业知识的连续体中探视新闻，则可以发现，新闻首先奠基于日常现实，具有常识特征，但又超越常识，形成与科学知识不同的、是具有实践目的的职业理解。只有清晰认识到职业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背后的实践理性/
　　科学理性差异，撇开强行靠拢社会科学知识对新闻特性的困扰，塔克曼才能真正回到新闻、“面对实事本身”（倪梁康，2000）。
　　
四、新媒体时代现象学社会学路径的启示及其限度
　　如果将《做新闻》视为媒介社会学研究中“石破天惊”、思想对话的经典文本，则复读此书，常常惊叹于塔克曼在多重理论间自由穿行的能力。没有现象学社会学的引入，新闻工作者就会成为舒茨笔下社会科学家构想的“傀儡”，失去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鲜活底色。但似乎也因如此，执着于解释社会学、建构主义脉络的塔克曼为其所困，容易将《做新闻》打磨成前述理论资源的新闻学应用。在职业社会学的主线中，如果塔克曼意识到新闻工作者作为社会行动者、专业人士或其他阶层/族群等社会身份的复合而变动的存在，不将新闻工作者仅仅视为前两种身份的混合；而在知识社会学的副线中，如果塔克曼不固执于常识/科学知识的二阶划分，而是将其视为与日常现实密切相连、与科学世界并行的另一种“多重现实”所在，延伸其不同于认知目的的实践理性，那么，无论在职业社会学领域还是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做新闻》都将给我们带来一幅更为美丽的学术图景。
　　而如果进一步扩展，将《做新闻》视为反观当下、面向现实的经典文本，则研究需要回答：在新媒体时代，《做新闻》中凸显的现象学社会学路径到底给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带来了何种启发？
　　在本研究看来，现象学社会学路径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而言，不仅是“固化”的经典文本，同样也是“活化”的理论资源。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媒体时代，现象学社会学路径为我们烛照出实证主义路径以及其他解释社会学路径所未能揭示的多元面向。
　　第一，这一路径在行动者角度上呼应了新媒体时代个体化新闻主体的不断生成。在高速通讯、移动互联和智能终端支撑下的新媒体时代，个体与组织一样，成为新闻网络中的节点主体，并借助便利的信息生产与发布平台，硬件与软件双重赋能，个体化的非职业记者不断涌现，同时组织化的职业记者在生产过程中“去组织化、去科层化”（陆晔，周睿鸣，2016）。在新闻网络中，个体新闻主体的数量增加与机构新闻主体的科层弱化，必将削弱媒介社会学组织层面的解释力，而反向强化个体层面的解释力。从此趋势看来，塔克曼在将新闻工作者翻转成“作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行动者”时所揭示的新闻生产者更为真实的血肉世界，将让未来研究者更好地“深描”出新闻专业组织中的职业记者的行动者底色与非新闻专业组织中的公众记者的行动者底色。
　　第二，这一路径在行动角度上凸显了新媒体时代新闻主体的具身实践。新媒体的赋权使得理论上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发布者与消费者。新闻的生产、发布是“观察、记录、查核、传递事实并建构意义”（潘忠党、陆晔，2017），新闻的消费是阅读、观看、收听、点赞、评论与转发。现象学社会学路径将传统研究中执着于专业主义、新闻惯例、组织常规的意义分析翻转过来，突出呈现新闻生产、发布与消费等日常实践的具身感知与时空面向。当传统研究执着于“惯例”、“常规”、“专业理念”等关键词时，表明研究依然停留于从阐释学到结构主义的路径，依然将新闻生产、发布与消费当做“客体”来分析，停留于意义的形成与共享，但当我们把“惯例”、“常规”、“专业理念”等转化为具有行动特征的“观察”、“记录”、“阅读”、“观看”时，我们就为新闻实践带来了具身实践的分析向度：首先是生理性的身体（如眼睛、耳朵、手等）融入，形成身体的感知与体验；其次是技术性的身体融入，新闻主体可能借助不同技术实现新闻的生产（如无人机、延时摄影）、发布（如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或视频分享平台）与消费（如个人手机、VR眼镜）；再次是情境性的身体融入，紧迫性的时间（压力之下的新闻生产、碎片时间的新闻消费）、流动性的空间（固定的或移动的、公共的或私人的）形塑着新闻生产的境遇性；最后是社会性的身体融入，在新闻的生产、传播与实践中，我们与他人结成何种社会关系、形成何种社会互动？是分工、合作，还是竞争、冲突？或是互为路人、不相打扰？⑤只有现象学社会学路径才能让我们“面向实事本身”，为我们“还原”出原来为认识论、阐释学或结构主义路径遮蔽掉的无限丰富的具身实践。
　　第三，这一路径在知识角度上包容了新媒体时代“后真相”新闻的多重可能。新媒体的赋权使得非职业记者进入新闻生产与发布，为新闻职业共同体所念兹在兹但本就难以达至的“真实”标准带来更多元的参与主体与更不确定的实现可能。现象学社会学路径的引入以境遇性视角破解“唯一真实”迷思，以“多重现实”理论包容“后真相”新闻的现实可能。胡塞尔笔下的“侧显性”特点，以身体作为“在这里”的知觉中心，认为意识活动中的任何事物必然只能“在一个侧面中”被给予，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完全的。这为众多片段真实的新闻提供了否定“唯一真实”的理论资源，在这一视角下，许多非职业新闻记者所发布的新闻信息可能是片段、侧面的（如疫情时期某人某地的“疫情日记”），但却因为其符合个人意识活动的“意向性”、个人感知理解的“境遇性”，而具有“现象真实”的意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破除“唯一真实”的“后真相”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真实”的评判标准。现象学社会学所强调的“多重现实”就在承认“多重”的前提下，依然认定日常生活在其中具有“至尊现实”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在多元主体所发布的事实性信息中，可被核验、能为多数人所承认的“真实”的地位远高于不能被核验、仅为少数人所承认的特定视角的“真实”，而这种“相对更为”“充分、精确、可信、适用的信息”、“共同倚赖的事实陈述”（潘忠党，2018），才是新闻职业共同体所追求的方向，也是鲍曼意义上具有后现代性、但依然与现代性相接续的新闻业所追求的方向。■
　　
①相关讨论参见以下研究：李红涛：《黄金年代的“十字路口”：〈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中国传媒报告》2013年第4期；白红义：《在新闻室做田野：作为方法的新闻民族志研究》，《现代传播》2017年第4期。
②“实证主义社会学”与“解释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的区分来自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中的分类，以期“涵盖这一系列共同关注‘有意义行动’（meaningful action）的著作”。
③ 本文同时参看塔克曼《做新闻》一书的英文版（1978）与中文版（2008）。通常在认同中文版翻译的情况下使用中文版，如对中文版翻译有所调整或强调英文原文，则引用英文版进行自译。翻译部分参考李红涛《塔克曼到底在说什么：经典迻译的语境与〈做新闻〉中译本的误译》。
④关于“新闻框架”，后期吉特林认为它是“认知、阐释和呈现的稳定模式，选择、强调和排除（exclusion）的稳定模式，符号工作者通过它来惯例化地组织文字或视觉话语”（Gitlin， 1980：7），甘姆逊认为它是“一个核心的组织思想（central organizing idea）或是一条故事线（story line），它可赋予一系列事件以意义”（Gamson， 1987： 137-177）。
⑤以上四种身体分类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分析框架，在实际分析中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组合或重点，如安装了假肢、心脏起搏器等的身体已经是经过技术调节的身体，此处生理性的身体与技术性身体融为一体，并可能随着未来众多嵌入式设备植入人体而增大生理-技术身体的融合，但VR眼镜、触感手套、触感衣等典型外置设备带来的依然是技术性身体。
　　
阿尔弗雷德·舒茨（1991/2012）。《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棕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阿尔弗雷德·舒茨（1962/2001）。《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索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1984/1998）。《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
安东尼·吉登斯（1993/2003）。《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贝奈戴托·克罗齐（1923/2009）。《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布伦塔诺（1874/2000）。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的区别。载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第37-6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陈阳（2007）。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国际新闻界》，（4），19-22。
德里达（1990/2009）。《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于奇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菲利普·柯尔库夫（1995/2000）。《新社会学》（钱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塞尔（1913/2004）。《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旦（2008）。导读：新闻与社会现实。载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杨译）（第1-2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卡尔·曼海姆（1929/2009）。《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红涛（2013）。黄金年代的“十字路口”：《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中国传媒报告》，（10），4-16。
李红涛（2018）。塔克曼到底在说什么：经典迻译的语境与〈做新闻〉中译本的误译。《国际新闻界》，（6），22-45。
李金铨（2019）。《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陆晔，周睿鸣（2016）。“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7），24-46。
迈克尔·舒德森（2006）。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载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主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164-18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倪梁康（主编）（2000）。《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
倪梁康（2015）。胡塞尔与布伦塔诺的思想因缘。载孙周兴、贾冬阳（主编），《存在哲学与中国当代思想》（第27-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潘忠党，陆晔（2017）。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10），92-124。
潘忠党（2018）。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 一个以“副文本”为修辞的视角。《新闻记者》，（5），4-16。
萨瓦特尔（1997/2014）。《哲学的邀请》（林经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苏国勋（2002）。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科学》，（1），4-13。
孙飞宇（2011）。流亡者与生活世界。《社会学研究》，（5），103-127。
塔奇曼（1978/2008）。《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臧国仁（1999）。《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
BergerP.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Y: Doubleday.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GamsonW. A. & Modigliani, A. (1987).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R.G. Braungart & M.M. Braungart (Eds.)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3pp. 137-177)GreenwichCT: JAI Press.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iddens, A.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NY: Basic BooksInc.Publishers.
Gitlin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Y: Harper & Row.
RoshcoB. (1975). News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Y: The Free Press.
　　
张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转型时期微博场域中社会共识的构建研究”（14BXW074）和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青年理论人才资助计划“后真相时代公共言论的共识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