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多刚　任天浩
　　【本文提要】本文基于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考察了不同属性媒介对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少年最常接触的媒介是以微博和网络社区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但对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官方传统媒体最为信任；传统官方媒体接触对其国家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海外媒体的接触对其国家认同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些发现在媒介信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中也得到进一步证实，具有稳健性。结果验证了一个核心论述：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是媒介建构和社会建构的结果，不同属性媒介会对其产生不同的建构作用。本研究证明了官方媒体报道和宣传思想教育在塑造青少年国家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海外媒体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渗透及其影响。
　　【关键词】媒介使用 媒介信任 国家认同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内外生态、结构和功能正在发生变化，这引发了国内公民对其认同感或消解，或强化的变迁（王卓君，何华玲，2013）。国家认同是一国政治合法性的稳定基石，也是一个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撑，因此对公民国家认同来源和形成机制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目前，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针对不同群体、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民众国家认同形成，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Khalid et al.， 2019；Tamam， 2011；李春玲和刘森林，2018；卢嘉和刘新传，2018；陆晔，2010；梁玉成和杨晓东，2017；金炜玲，2018）。这些研究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政策启示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公民国家认同研究中，青少年是比较特殊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群体。全球化时代，青少年网民容易受到不同思想、文化以及舆论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对青少年群体国家认同感形成机制的研究至关重要。目前中国青少年群体的国家认同程度如何？中国青少年国家认同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无论从学术研究角度，还是现实的政策意义角度，均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对中国青少年网民国家认同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展开实证研究，基本发现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是媒介建构和社会建构的结果，不同属性媒介会对其产生不同的建构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国家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吉登斯，1998；泰勒，2001）。这一建构过程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个人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心理都影响着国家认同的形成（László， 2013）。考察国内外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其研究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人格心理论、制度绩效论和历史文化论。人格心理论认为个体与生俱来的不同人格心理直接决定着个体国家认同的差异（泰勒，2001；于海涛，金盛华，2013；Blank， 2003），人格心理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概念是“威权人格”，具有威权人格特征的人更有可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信任和国家认同感（Adorno， 1950；Altemeyer， 2007）。其二是制度绩效论，将制度绩效视为国家认同的来源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之上的，也即人们会根据国家治理绩效和表现进行理性的计算来形成国家认同感（王卓君，何华玲，2013；Carey， 2002）。其三是历史文化论，该理论认为国家认同来源于政治文化，国家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在形塑个体国家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安德森，2011；李树燕，2001）。
　　上述三种理论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做出了解释，但都忽视了信息传播的影响，尤其是忽略了不同类型和属性媒体的作用。个体心理视角只认识到个体的人格心理对认同的影响，忽视了媒介在个体社会化成长中的作用；制度绩效视角忽略了公众感知政府绩效的媒介途径；历史文化视角认识到内化于个体的价值观对认同的影响，却忽视了媒介在各种文化观念的塑造中所发挥的作用。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没有认识到不同媒介在当前信息传播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对认同的影响。
　　那么，不同属性媒介会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目前大部分学者将媒介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卢春天，权小娟，2015），或者按照官方和非官方属性分为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马得勇，王丽娜，2015），也有研究根据媒介形态将其划分为口头媒介、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程中兴，廖福崇，2017），并实证研究不同类型媒体对受众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影响。根据信息流动是否具有互动性、媒体性质以及资料可获得性，我们将媒介分为四类：传统官方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口头媒介和海外媒体，并假设不同属性媒介或不同形态媒介会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产生不同的作用。
　　在传统媒体时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传递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国家认同方面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陆晔，2010；潘忠党，2000；李煜，2013）。民族国家的本质是每个可以互相连接的成员拥有许多共同的符号和意义，拥有共有物（符号、意义、经历）和成员之间的连接是民族国家形成的要件。大众媒体通过生产共同意义，制造成员的共同体验，进而塑造民族认同、构建民族国家（Shen， 2013；安德森，2011）。一些学者考察了在仪式、景观、新闻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介如何筛选符号、生产话语，以叙事、修辞的方式对意义进行选择性阐释，从而在权力的授意下产生共同认知，形成国家意识（李华君等，2016；Pan， 2010）。还有某些学者运用内容分析法，发现香港《南华早报》有意识地构建认同主题框架和认同态度框架，且对构建国家认同具有正面意义（孙有中，胡洁，2017）。传统官方媒体具有高度组织性，经过信息采集、加工、过滤、筛选等新闻生产过程，公众获取的信息是经过“把关人”过滤后的信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因此，传统官方媒体的信息是单向流动的，公众一般只是扮演信息接受者的角色。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青少年接触传统官方媒体的频率越高，则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也越强。
　　H2：青少年对传统官方媒体的信任度越高，则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也越强。
　　互联网兴起后，新媒体开始出现并占据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主导地位，其不仅带来资讯的多元化和多元价值观的迅速传播，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并且对受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相较于传统官方媒体的高度组织性，新媒体或社交媒体具有明显的自组织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新媒体中“把关人”的角色弱化，不同来源的信息、假新闻和各种舆论充斥在互联网上。目前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不仅会降低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苏振华，黄外斌，2015；游宇等，2017；程中兴，廖福崇，2017），也会对政府信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卢春天，权小娟，2015；薛可等，2017）。另外，针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调查发现，新媒体接触频率越高会对其国家认同感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许亚锋，2017）。由于网络社交媒体和口头媒介具有较强的互动交流特性，且“把关人”角色弱化，我们认为基于互动性的口头媒介和网络媒介都会对青少年国家认同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青少年接触社交媒体的频率越高，则他们的国家认同感越弱。
　　H4：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越高，则他们的国家认同感越弱。
　　H5：青少年接触口头媒介的频率越高，则他们的国家认同感越弱。
　　H6：青少年对口头媒介的信任度越高，则他们的国家认同感越弱。
　　海外媒体对中国受众影响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比较多的研究集中于考察海外某些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国家形象塑造，这些研究得出比较一致的结果：认为外媒一直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甚至歪曲和抹黑中国，尤其是报道涉及到中国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时候更加明显（龚为纲等，2019；王异虹等，2010）。例如，龚为纲（2019）利用GDELT全球媒体大数据分析工具，发现美国涉华舆情延续了传统东方主义话语的内涵，将中国建构成专制主义的、人权问题突出的、对西方充满挑衅和威胁的形象。针对海外媒体对中国受众的影响研究，郭石磊（2016）以外媒中文新闻网站为研究对象，考察该网站反腐新闻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发现接触策略框架后政治信任降低，接触议题框架后政治信任上升。由于海外媒体对中国大量的负面报道，加上青少年处于懵懂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少年对海外媒体的接触频率高，则会对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产生消极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青少年接触海外媒体的频率越高，则他们的国家认同感越弱。
　　H8：青少年对海外媒体的信任度越高，则他们的国家认同感越弱。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得勇教授主持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项目数据库。该调查项目从2012年开始进行了5次大规模调查，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网民关于政治态度的数据。同时在爱调研网、新浪微博、凯迪社区、天涯论坛等网络社区发布答题链接，邀请网友自愿进行答题。
　　在样本的收集过程中，我们剔除了答题时间少于７分钟的问卷，并通过人工浏览问卷的方式，剔除了一些明显不认真答题的问卷。由于本研究关注不同媒介对青少年群体国家认同的影响，因此将数据库原始样本限定在13-19岁的青少年人群，并使用2014年和2015年共两年的调查，最终共获得有效样本252份。
　　（一）因变量：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的测量一般是让受访者选择对本国归属感、自豪感和荣誉感的程度来度量。我们选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我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而骄傲”和“每当升国旗奏国歌时我总是觉得这一刻很庄严”这三个问题测量青少年网民的国家认同感。选项是“强烈反对”、“反对”、“中立”、“同意”和“非常同意”（回答为不知道的题项被删除），国家认同变量为以上3道测量题项的加总平均，取值范围为1到5，为连续变量。
　　（二）自变量：媒介使用与媒介信任
　　在媒介使用方面，当被问及“您经常从下面这些渠道获得政治新闻、时事评论等消息吗？”选项有“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或评论节目”、“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政治新闻”、“微博或网络社区政治新闻”、“微信发布的政治类新闻”、“小道消息或朋友聊天”以及“海外媒体的政治新闻”，取值为“几乎没有”=1、“偶尔有”=2、“经常如此”=3、“几乎天天如此”=4（2015版问卷，取值为每天超过1小时归结到几乎天天如此选项）。传统官方媒体变量为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使用频次的加总平均，社交媒体变量为微博、微信和网络社区使用频次的加总平均，口头媒介变量为小道消息或朋友聊天的频次，海外媒体变量为海外媒体使用的频次，取值范围都为1到4。
　　在媒介信任方面，当被问及“假如出现突发事件或舆论热点（比如矿难、反PX事件、恐怖袭击等），总体来看，你觉得下列渠道发布的消息在多大程度上可靠？”选项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微博、微信或网络社区”、“小道消息、朋友间传播的消息”和“海外境外媒体”，取值为“很不可靠”=1、“不太可靠”=2、“一半一半”=3、“基本可靠”=4、“非常可靠”=5（回答为不知道的问卷被删除）。与媒介使用的测量方式相同，对传统官方媒体的信任为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信任度的加总平均，其他采取同样方式进行处理，取值范围为1到5。
　　（三）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如下几组：其一是制度绩效变量。制度绩效既可以分为宏观绩效和微观绩效，也可以被分为主观绩效和客观绩效。例如，苏振华认为宏观绩效可以使用累积经济增长率、政府管理有效性和反腐败成效等指标刻画，微观绩效可用个体对制度绩效的自我评价、个体收入等指标刻画（苏振华，2017）。本文以家庭收入来刻画客观绩效，以主观幸福感来刻画主观绩效。家庭收入以万元为单位，为连续变量。在问卷中，有一道题项是“总体而言，您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共有“很不幸福”、“不太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到5。
　　其二是威权人格变量。关于威权人格的测量，马得勇（2015）在研究中国网民意识形态立场形成中，从威权式服从和传统主义两个维度对威权人格进行操作化。问卷中有3个项目，“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办”、“服从自己的上司和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所当然的”和“政府的领导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任何人都应该服从他们”三个陈述，回答从“强烈反对”到“非常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到5。
　　其三是传统价值观变量。传统文化所形塑的价值观是影响国家认同感的关键变量，对儒家文化和习俗的遵从和认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主要内核。为此，在问卷中，要求被访问者对“遵从我们的儒家传统文化和习俗很重要”的陈述进行判断，回答从“强烈反对”到“非常同意”，取值范围为1到5。
　　最后是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在测量上，性别（男性=1，女性=0）和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非中共党员=0）都处理成虚拟变量，年龄和教育程度均为连续变量。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青少年的媒介使用、媒介信任与国家认同
　　从（表1　表1见本期第41页）可以看出，微博和网络社区是中国青少年网民获取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青少年网民每天和经常使用的比例达到66.7%（36.5%+30.2%）；其次是中央电视台（32.5%）、微信（32.1%）和海外媒体（30.9%），这三个政治信息来源渠道大体处于同等地位，没有太大差别；最后小道消息或朋友聊天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青少年网民获取信息的来源，是微博、央视、微信和海外媒体的重要补充。这些数据统计结果都说明一个基本事实：即青少年最常接触和使用的是互联网社交媒体。
　　从（表2　表2见本期第41页）可以看出，青少年网民对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及其网站有着较高的信任度，可信度分别为59.2%（40.5%+18.7%）和54%（41.7%+12.3%）；其次，青少年网民对于海外媒体也有较高的信任度，选择非常可靠和基本可靠的人数占比为38.1%；再次微博、微信和网络社区虽然是青少年网民比较倾向于使用的媒体，但对其的信任度并不高；最后，小道消息和朋友聊天这类人际传播渠道是最不被信任的。
　　前面已经详述对国家认同感的测量，从（表3　表3见本期第41页）可以看出，当让被试者表达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的态度时，青少年选择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分别为34.5%和32.1%，也即高达66.6%的青少年对自己作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当对“我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而骄傲”表达态度时，选择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分别为30.6%和50%，多达80.6%的青少年对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而感到骄傲。最后一道测量国家认同的题项，青少年网民的认可度也达63.1%。我们将三道题项加总计算青少年对国家的认同，可以发现，高达70%的青少年表现出较高的国家认同感。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4　表4见本期第42页）的模型给出了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青少年国家认同影响效应估计结果。模型1是控制变量因素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回归模型，用来考察青少年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心理人格论、历史文化论以及制度绩效论的影响效应。模型2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将不同属性的媒介使用因素纳入到模型中的估计效应。模型3是将所有因素纳入到全模型中考察其对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效应。
　　根据表4中的模型1可以看出，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没有显著影响，政治面貌对青少年国家认同也没有显著影响，即党员的国家认同并不比非党员更高。计量结果还表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青少年国家认同感主要受到主观幸福感、威权人格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主观幸福感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青少年主观上认为自己越幸福，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就越强，而家庭收入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青少年是根据主观幸福感而不是家庭收入来评价对国家的认同。威权人格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具有较强威权人格特征的青少年其国家认同感更强。传统价值观显著影响了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越遵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青少年，越认同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和习俗的青少年，他们的国家认同程度越高。以上结果表明，不考虑媒介因素，人格心理论、历史文化论和制度绩效论，对青少年国家认同形成机制均有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表4模型2展示了控制其他因素后，不同属性媒介使用作为关键变量对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和口头人际传播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没有影响；而使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频率越高的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显著越强；接触和使用海外媒体频率越高的青少年，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越弱。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在纳入不同属性媒介使用因素后，主观幸福感和威权人格不再产生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与模型1保持一致。根据模型2的计量结果，假设H1和H7得到数据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表4中的模型3是将所有因素纳入到模型中的估计结果，主要目的是再次检验以上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传统媒体使用和传统媒体信任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依然保持显著正向影响，海外媒体使用和海外媒体信任显著负向影响青少年国家认同感，其他变量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与模型2保持一致。控制变量中，只有传统价值观对国家认同感产生影响，其他因素依然不再产生影响。将所有因素纳入模型后，全模型可以解释青少年国家认同感44.3%的方差变异量。根据模型3的计量统计结果，假设H2和H8得到数据支持。
　　比较表4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发现：第一，在不考虑媒介因素的情况下，人格心理论、历史文化论和制度绩效论，对青少年国家认同形成机制均有不同程度的解释力。第二，考虑媒介因素后主观幸福感和威权人格不再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产生影响，说明在媒介建构因素的影响下，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其实是和主观幸福感、威权人格没有关系的，国家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宣传所建构的结果。第三，根据各模型解释率R2可以发现，从模型1到模型3，青少年国家认同感被解释率逐步提高，说明纳入媒介因素后的模型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有更强的解释力，并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第四，从模型3中关键变量影响国家认同感的回归系数值可以发现，传统媒体使用变量比传统媒体信任变量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影响要更大，而海外媒体使用变量却比海外媒体信任变量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影响要小。这说明接触和使用官方主流媒体要比对其信任更能产生国家认同感，而对海外媒体信任比接触和使用更有可能弱化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第五，从模型1到模型3，传统价值观因素一直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这说明除了媒介建构这一关键因素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有促进作用外，对中国儒家文化和习俗的遵从和教育这一外生因素对其也有重要影响。简言之，青少年国家认同感是媒介建构和社会建构的结果。
　　此外，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都清晰地表明，社交媒体和口头媒介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均不产生影响。本文的解释是：相较于传统官方媒体和海外媒体具有强烈的报道导向性而言，社交媒体和口头媒介都具有较明显的互动交流特征，且媒体平台上的信息呈现多元化态势，因此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媒体对受众的影响效应会更为复杂；而口头媒介不论是接触使用频率还是对其信任度都不高，因此限制了口头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从媒介建构角度对中国青少年网民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青少年网民的国家认同感比较高，70%的青少年对国家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青少年网民最常接触和使用的媒体是以微博、微信和网络社区为代表的互联网社交媒体，但最为信任的媒体却是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官方媒体。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30.9%的中国青少年网民对海外媒体的接触使用比较频繁，38.1%的青少年网民对海外媒体的信任度比较高。中国青少年网民对不同属性媒体的使用和信任并不存在一致性，同时我们需要注意海外媒体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
　　第二，针对中国青少年网民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原因，本文从心理人格论、制度绩效论、历史文化论和媒介建构论四个理论视角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我们的分析，媒介建构是影响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关键因素，传统官方媒体使用频率以及信任度显著增强了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而海外媒体使用频率及信任度显著弱化了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而且媒介建构还导致威权人格和主观幸福感不再对国家认同产生影响。外生于个体的历史文化因素可以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产生影响，传统价值观因素显著增强了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这意味着中国青少年网民较高的国家认同感是媒介建构和社会建构的结果，与青少年的家庭收入、主观幸福感和心理人格等因素没有必然关系。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能够促进青少年国家认同感增加的，是传统官方媒体的使用及其信任；而对海外媒体的使用频率和信任度越高，则会消解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首先，代表官方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的官方主流媒体对青少年国家认同形成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如果想维持青少年较高的国家认同感，就需要继续通过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宣传来塑造受众的认知，虽然这种至上而下的单方面灌输式宣传引起了受众的反感和抵制，但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这一做法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其次，海外媒体对中国民众的政治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重视，本研究实证检验了其对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负向显著影响。最后，虽然我们证明了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媒介建构，但也不能忽视植根于青少年内心中历史文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的遵从已经渗透到青少年的心里，潜移默化对青少年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从小到大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该调查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网民群体进行的数据采集，因此本研究也只是针对青少年网民进行实证研究的一次尝试，且数据收集采用的是非随机抽样，因此不能代表中国青少年群体的整体情况。另外，刻画媒介建构影响，需要从媒体使用、媒体报道内容、媒体传播效果或媒体影响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苏振华，2018），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仅从媒体使用和媒体信任两个角度进行了刻画，未来可以通过问卷再设计，以更加深入探究媒介建构的政治影响。概言之，本研究仅仅是针对中国青少年国家认同及其形成机制的首次尝试，本文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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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多刚、任天浩系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讲师。本文为教育部哲社重大攻关项目“改革开放40年来大众媒介与社会思潮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8JZD022）的阶段性成果，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8XJC860002）和第6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2017M623143）的研究成果，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