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李金铨教授的《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以下简称为《传播纵横》）在大陆历经曲折，终由享有盛誉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集收录了作者在美国、港台与大陆传播学界沉浸数十年的心血之作，代表了华人传播学界跨文化的理论思考和历史反思的较高水平，尤其值得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和学生参考借鉴。
　　对于大陆年青一代从事新闻传播学与报刊史研究的学人而言，金铨师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他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担任讲座教授和系主任时开创的“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访问计划”至今举办已达十五年，惠泽数百名新闻传播学界的年轻学者，对于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典范转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对于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学者以“多闻雅集”、“多闻论坛”作为平台凝聚在一起，切磋学问与方法，滋养心智生命，形成一个传播学人的学术共同体，也发生了精神领袖的作用。我因参加2011年度4月份的访问项目而与金铨师结下学缘，回头细想在城市大学访学一月的研究、旅行与生活，而对照如今的香港现状，简直有恍若隔世之感。其时，我刚刚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不久，正在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路径，金铨师对于我的民国公共舆论与知识分子研究多有赐教，让我受益匪浅。其时他正好从传播学跨界到晚清民国报刊史研究领域，先后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参加在城市大学举办的跨学科近代中国报刊史会议，并据此主编了两册极有影响力的会议论文集《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和《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我们很快成为忘年之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台湾出生又长期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金铨师，后来又回返港台执教，其学术风格与人格特质，既有中国儒家文化孕育出来的让人如沐春风的谦谦君子之风，又有长久沉浸在西方文化与社会所形成的绅士之度，可以说是将中西文化里最美好的一面作了内在的结合。他就我的第一本著作《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撰写了长达两万字的学术评论《公共对话乎？自说自话乎？》（李金铨，2013），对我勉励有加，但同时也指出了这本书本来还可以开掘的多重面相，所议论阐发的地方都极为精当，对我大有“当头棒喝”指点迷津之效果。
　　《传播纵横》纵横捭阖，以空间为坐标，以时间为脉络，以华人传播学与报刊史研究的现状、发展与出路为运思的聚焦点，可谓苦心孤诣地构建了一种开放而人文的传播学研究体系。金铨师早期有一本极有影响力的著作《超越西方文化霸权》，书名极易引起读者误解，以为他是一个身在美国而反美、反全球化的学院式左派学者，但其实细读此书以及刚刚出炉的《传播纵横》，就会发现他与那些美国各大学东亚系或比较文学系的新左派有霄壤之别，后者往往是学得一身屠龙之技，臆想出诸多假想敌，用诘屈聱牙的学术黑话和叠床架屋的理论框架控诉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对于源自权力之弊端则选择性失明。金铨师的学术境界与人格风尚与他们自是云泥之别。就学术语境而言，金铨师既有全球化的学术视野，同时又不乏在地深耕细作的学术能力，他与美国、港台、大陆的学术社群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对于当地的学术脉络具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却又不隐匿直率之批评。在他看来，严谨的学术批评就是最好的人格尊重。比如他对于大陆新闻史研究指出：“正当大陆民国史学界如火如荼‘重新发现’胡适在各个领域的成就，专题著述已逾数百篇，唯独新闻史界无动于衷，让人愕讶不已。权威教科书《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凡三巨卷，第二卷第八章涉及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仅简略提及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分道扬镳，此外全书未再提及胡适，更无一字及于《独立评论》。复查第三卷卷尾的名词索引，长达165页，竟无一语提及《努力周报》或《独立评论》。大凡历史重要人物俱可褒贬，但漠视或回避则未免留下一些缺憾。”
　　《传播纵横》对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何以良性沟通、中西文化如何融合贯通、个案研究与宏大思考怎样贯通都有深入的思考与探究（沃勒斯坦，1997）。读此书，感觉金铨师就是一位传播学界的燃灯者，在不同领域用一生之所学所思点亮灯火，照亮那些在学术长途中的跋涉者。比如如何面对中西之争中追寻中国特质的学术民族主义浪潮，金铨师坦然说道：“向西方学习是必经之路，但在此关键时刻，必须趁早提醒自己：一方面追求专业的严谨规范，一方面谨防落入过度专业化而画地自限的陷阱，以致异化为技术化、碎片化、孤岛化的窠臼。……最后，一方面要超越西方的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一方面也要警惕‘义和团式的学术民族主义’借尸还魂，而切切实实发现真问题，拿出具有文化特色的重大业绩，反馈给西方乃至世界的学术圈。”这种开放、多元而包容的学术心灵，以及对于自身学术研究的高度反省意识，正是支撑金铨师在传播学界开疆拓土引领预流的缘故吧。相比之下，中国崛起论让一些学术极端民族主义者大有俾睨四海君临天下之膨胀心态，“摆脱西方海阔天空论”喧嚣一时，但揆其实质多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之语，既没有真正进入西方学术与思想的脉络，而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与学术谱系也不甚了了。就此而言，金铨师对于中西学术的态度与其培养学生的态度是异曲同工的，他在《传播纵横》的“跋”里谈及其四十年从教心得：“现代学术转益多师，在加减损益之间要慢慢培养自己的看法，甚至塑造个人的风格——学术是需要讲风格的，要不然就是一个平庸的匠人。立志无妨大些，然而实践起来务求笃实自信，一步一脚印，下功夫，不要浮夸，更不要急于成名。毕业以后，把大的关怀好好规划一下，一篇一篇文章从容地做，里面有内在联系，初时外人未必知道，但等到它们汇流在一起，就显现一脉相承的力量了。”
　　学术研究需要悟性和灵气，不能有匠气，也不能陷溺在碎片化与技术化的泥淖之中而无法自拔，但又需要专精沉潜的工匠精神，注重逻辑推理和证据推导，归根结底，金铨师推崇一种不为争名逐利而为内在兴趣和价值关切所引导的学术生命。正如他在阐述对其学术之路影响至深且远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理论时所言：“从个人最深刻的经验向外推，思考扩及普遍的社会现象，最后联系到一些根本的关怀，以至于发展成一种学术志业，那么学术工作就构成一个整体，不是割裂。基本关怀（例如自由、平等）必是每个社会成员永远存在而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需要因时因地从各领域注入新的内容和诠释。社会科学属于公共领域的自由独立论述，一旦疏离于社会实践，则滋长知识的专横。”他关于美国传播学的内眷化的经典论述就是从其长期沉浸并省思美国传播研究的两个学派：哥伦比亚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利弊得失之后得出的。在他看来，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之所以呈现出理论匮乏的迹象，病根在于学科日趋“内眷化”，也就是自以为本学科自给自足，一味追求内部的窄深，以致技术越来越精良，却缺乏思想创新，甚至逐渐脱离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主要关怀。
　　传播学毫无疑问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金铨师这些年投入精力较多的报刊史研究则属于历史学范畴，因而属于广义的人文学科，或许正因为在这两个领域的跨界与转译，作者对于这两个领域如何取长补短有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考。众所周知，学术领域也存在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2016）所言一截骂一截的“鄙视链”——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认为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不懂理论，缺乏理论想象力，只会讲述生硬呆板的史实，无法从个案研究上升到普遍性的论述，而人文学科的学者则反过来指责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只知道闭门造车，玩弄理论，生造概念，缺乏对历史与现实的常识了解，遑论深刻洞察。金铨师执两厥中，选取的是一种中道而善意的学术取向：“尽管治史本无定法，但不是没有方法；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的确可以帮助史学家建立问题意识，活络思想，勾勒史料。当然，过犹不及，我们切不宜因此喧宾夺主，而把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历史有它的相对自主性，具体的证据始终是第一性，分析必须跟着材料走。问题意识和史料互相为用，问题意识只是观察与分析具体史事的助缘。要是本末倒置，把历史当成社会科学抽象理论的资料仓，随着理论的需要入仓淘货，这样的东西焉能不信口开河？”
　　金铨师在《传播纵横》里多处对德国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的晚清上海报刊史研究（Barbara Mitler， 2004）提出商榷甚至严厉的批评（李金铨，2008）。在他看来，后者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移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概念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与公共空间时，就存在一个过度阐释和浪漫化的倾向，因而严重偏离了近代中国社会空间演变的历史逻辑。简言之，就是主题先行或倒放电影，强行将理论框架嵌入历史世界，或对历史事实删繁就简来缝合理论架构。金铨师这段话写得入木三分：“我觉得他们太削足适履，理论先行，强把历史材料塞进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宏大理论的紧箍咒。他们聚焦于《申报》及其名下的《点石斋画报》，加上各种上海闲言闲语的小报，企图论证早期上海报业带领中国‘加入全球共同体’。哈贝马斯指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真空地带，陌生人汇聚在一起，寻求理性、批判性的对话沟通，以达成公共政策的共识，既免于政治权力的压迫，又免于市场异化和金钱污染，这是个近似乌托邦的理想境界。海德堡学者认为，上海华洋杂处，‘公共领域’超越国界，异质性强，高阶与低阶的报刊杂糅成种种论述。在哈贝马斯看来，西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是与国家逐渐剥离或对峙的；而海德堡学者认为中国的轨迹与西欧分道扬镳，晚清上海报刊官民、雅俗、华洋一锅粥，合力在创造一个‘公共领域’。”这种论调貌似推陈出新，既挑战了欧洲起源的公共领域的典范模式，又能够迎合中国学者对充满自身历史文化特质的社会空间的浪漫想象，可是因为其论述并非建筑于扎实的历史事实与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所以就像夜空中稍纵即逝的烟花一样。理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最高的境界是将理论打碎还原成思想，转化为洞见，而非用理论武器装饰论文来装神弄鬼，正如钱钟书论王国维学术中之西学成分俨如“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那样才是至高境界。金铨师进一步就中国式公共领域的议题阐述道：“公共领域假设以家庭的私领域为堡垒，培养非功利的自由心灵和有理性的个体，当个人走出家庭，进入国家与社会的缓冲地带，一群陌生人必须理性沟通。近代中国家庭制度不断解体，‘五四’时期攻击旧家庭制度不遗余力，巴金的小说《家》、《春》、《秋》正是最鲜明的写照。私领域的家庭疏离如此，公领域也没有类似近代欧洲沙龙和咖啡馆论理的空间（以中国的茶馆、戏院、公园附会之，是耶，非耶？），公共领域着落在何处？原来中国的‘民间社会’类似于这个‘缓冲地带’，由乡绅担任朝廷和民间社会的纽带，但始终没有建立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上海顶多是‘小市民社会’）。后来社会环境变化，乡绅地位式微，新式学会社团逐渐兴起，中产阶级逐渐形成，白话文应用普及，社会意识跟着提高，但影响所及仍以都会为限。”这就在中西比较框架下提出了意味深长的现代中国公共领域（假如有的话）的公众何以产生的问题（许纪霖，2003）。
　　而对于跟公共领域关系密切的公共舆论问题，金铨师在对拙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的评述中也多有洞见，其中关于公共舆论何以形成的论述对我极有启发：“报纸当然有话语，但各报的话语与话语之间如果只像孤立的浪花，起起落落，没有掀起互动的壮阔波澜，那就未必形成现代意义的‘公共舆论’；而光把各种话语杂然并陈，听任它们独自喧嚣不已，纵然增加参与者和旁观者的热闹，却也无法促进‘公共领域’的理性沟通。当然，报刊言论不能脱离社会脉络单独看，即使京沪两派各说各话，没有在战场上直接交锋，并不意味它们在舆论环境中毫无作用。”这段话就像老吏断狱，直指拙著之软肋，其实也是指出了当代中国很多晚清民国报刊史研究成果的症结。《传播纵横》中对这种脱离历史脉络而仅将媒介话语等同于历史世界的研究取向多有臧否：“所有的历史研究和建构都必须在史料之上，否则便是空中楼阁。但史料不是简单或自明的，必须经过多方推敲，反复求证，并经过细致的勾连、理解和诠释，才能获得生命力。流水账只顾堆积材料，缺乏问题意识，绝非好的‘叙述历史’。”依金铨师所见，舆论如果没有对话和交锋，就是自说自话，而天然地欠缺公共性的交集，最后很可能蜕变成对个体和群体立场、偏见的各自表述，以及对论战方的漠视、阴谋论猜测和怨恨性批评，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中，自由而理性的公共舆论何以可能？就此而言，萧公权先生当年发表在《大公报》政论栏目“星期论文”的一段话至今仍对我们不乏警示意义：“夫言论之不自由，固为目前不争之事实。然徒知提倡言论之自由而不努力培养自由之言论，则其论亦不免褊狭之病。何为自由之言论？发自独到之思考，根诸事理之观察，尊重他方之意见，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见之指使者是也。吾人试一检时人之言论，其能虚心持平以立说，合于上述标准者固不乏其例，而意气用事之谈，褊狭无容之见，亦触目易见。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渺乎其不可寻。此种入主出奴，反自由精神之论，以较压迫言论者之器识与见地，实无殊于一丘之貉。且言论自由而无理智之修养以为根基，则各自是以相非，群言淆乱而不能收切磋之益。观其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与独裁者之统制思想何以异。使与之易位而处，其行为殆亦不能殊也”（萧公权，1937）。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传播纵横》所展现的是一种为己之学（内心关切）与为人之学（金针度人）结合的学术境界，而在中西古今之学术谱系中，金铨师遵从的也是一种朱熹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古训。或许正因为此，他的学术写作呈现出一种蓬勃有致的生命力与纵横文史的穿透力，而且更加让我心生敬意的是金铨师德高望重，却永远保持对新知不竭的好奇心、对历史无尽的兴趣，以及对栽培后学的细心与热忱，而对于自身的学者身份永远保持一种审慎的反思，他这段话可谓其肺腑之言：“学者不是先知，不是传教士，不是革命者，还可能有偏执自大的习性，不必一开始就以道德家的姿态站在泰山之巅，俾睨天下，指指点点，不止一览众山小，更道地面上的百般景致索然，乏善可观。无论人间怎么变化，一概不合他们身居云端的期望，这岂不是道德上的傲慢与观察上的扭曲？”这难道不正与百年前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的讲演《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主旨有殊途同归之妙吗？■
　　
参考文献：
李金铨（2008）。过度阐释公共领域。《二十一世纪》（12）。
李金铨（2013）。各说各话乎？公共对话乎？——唐小兵著《现代中国公共舆论》读后有感。《书城》，（9、10）。
马克思·韦伯（2010）。《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明珂（2016）。《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世纪文景。
唐小兵（2012）。《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沃勒斯坦（1997）。《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
萧公权（1937）。施行宪政之准备。天津《大公报》，5月2日。
许纪霖（2003）。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
Barbara Mitler (2004).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Asia Center.
　　
唐小兵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