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波 李康利 阚婷婷 周妍红
　　【本文提要】社交网络时代背景下，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网民自我呈现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场域。本文构建了微博用户自我呈现与政治参与水平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微博用户的自我呈现影响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能力显示、榜样示范和示弱求助三种自我呈现方式正向影响政治参与的广度；在政治参与的深度上，能力显示、榜样示范正向影响其政治认知的充分性，能力显示、榜样示范、示弱求助正向影响其政治表达的充分性。而逢迎讨好、威逼强迫两种自我呈现方式对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深度均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本文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给出了改善微博用户政治参与的建议。
　　【关键词】微博 自我呈现 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G206
　　在国内，微博等社交媒体近年来持续高速发展，成为互联网上最活跃的角色之一。政府出台政策推动“两微一端”政务新媒体发展模式，为公民利用微博等虚拟社区进行政治参与提供平台，在改进政府政务服务、推动舆论监督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网民在微博中彰显自我、表达个性也是现代社交中一大内容，微博用户通过发布文字、图片、音视频等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及生活，在与他人的交互中进行自我呈现。以往研究指出，网民的自我呈现具有自我规避保护、理想塑造和表达的特征，与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心理特点共通。同时，网络政治参与亦是微博网民自我呈现的表现和内容之一。鉴于此，本文意图以实证方法探究微博用户自我呈现与政治参与水平的关系，对于明晰微博用户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改善用户政治参与行为、推进网络政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与相关变量提出
　　1.自我呈现相关研究及变量提出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首先提出“自我呈现”的概念，他认为，人们会通过自我有目的性的呈现方式，如言语、姿态等使他人形成自己所希望的印象，该过程又称为“印象管理”。马忠君认为，自我呈现包含着“自我控制”、“自我建构”的含义，指“调整自我以对他人所产生的印象进行控制的行为”（马忠君，2011）。丁道群以大学生“网名”为分析对象，发现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既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为帮助他人了解自己的行为进行的网络包装，又是突破现实禁忌展开的广义呈现（丁道群，2005）。黄少华等认为网络中的自我呈现不仅能避免他人对自己身体的伤害，还能展示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被压制的自我面貌，塑造新的自我形象（黄少华，孙秀丽，2006）。通过梳理自我呈现的相关研究发现，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逐渐从规避式、取悦式呈现向自主式、突破式的理想塑造呈现方式过渡，发挥着自我保护和自我表达的双重作用。
　　Tedeschi在研究虚拟社群时，归纳出网络成员的7种自我呈现方式：①承认自己弱小无知或者假装无知以获得期待的信息；②表露自己的信息，诱使对方表露信息；③以较讽刺的言语、玩弄文字游戏、或以批评的话语等保持与对方的距离；④经验分享显示权威；⑤分享个人目的、动机，建立双方间的信任机制；⑥分享私密；⑦利用激烈指责的言语表达自己的态度（Tedeschi，1981：311-335）。Jones和Pittman总结了人们在网络空间中自我呈现的五种类型，分别是讨好、能力显示、强迫、榜样和求助。Pittman指出，讨好策略的目的是希望被他人喜欢，其特点是谈论他人积极的事物，话语谦虚、亲切、幽默；能力显示策略的目的是想让自己被他人知觉为有能力、有资格的人；运用强迫策略的人把拥有权力作为目标，典型特点是威迫他人；榜样策略则希望自己被他人知觉为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的人；求助策略是为获得帮助进行自嘲、并向他人请求（Jones EE & Pittman TS，1982）。Dominick发现，逢迎讨好、能力显示、示弱求助这三种策略更多地被用于博客、个人主页、社交网站等社区网络的角色扮演中（Dominick，1999）；Boz和Guan调查发现，土耳其青少年使用Facebook时最常用的自我呈现策略是榜样示范、逢迎讨好和能力显示（Boz， N. & Guan，2017）。Cheng等学者则采用了逢迎讨好、能力显示、榜样示范和示弱求助四种方式作为框架研究微信用户的自我呈现（Cheng， Z.， Pan， Y. & Ni， Y.，2019）。目前我国学者对网络用户的自我呈现研究分成两个路径：一是将其综合划分为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和示弱求助等多种类型，如陈启玉等学者基于上述五个维度探讨了SNS中网络欺负与自我呈现的关系（陈启玉，唐汉瑛，张露，周宗奎，2016）；二是在美国学者Kim和Lee将自我呈现划分为“积极自我呈现”、“真实自我呈现”的基础上拓展延伸（Kim & Lee，2011）。如崔曦曦、刘庆奇等学者以积极反馈为中介变量，探究社交网络上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对青少年友谊质量、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崔曦曦，孙晓军，牛更枫，2016；刘庆奇，孙晓军，周宗奎，牛更枫，孔繁昌，连帅磊，2016）。第二种自我呈现划分路径虽然简洁，却忽略了影响网民自我呈现背后的社交动机，Pittman在总结自我呈现研究框架时提出，自我呈现的划分必须以可识别的社交动机为基础，并指出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和示弱求助五个维度的划分虽不彻底，但是包括了大多数的自我呈现类型。因此，运用第一种划分路径能更好地探究微博用户自我呈现的社交动机，能够从社会心理动机的角度深入探讨不同自我呈现方式的用户的政治参与行为差异，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结合前人及本团队研究基础（王君玲，2009；张学波，马相彬，2017），将微博用户的自我呈现具体划分为以下五个维度并进行阐释：①逢迎讨好，表现为微博用户在与他人交流互动过程中迎合他人的喜好与心意，获得潜在受众好感；②能力显示，表现为微博用户展现个人学习工作等方面的能力，获得自我满足感、成就感；③威逼强迫，表现为微博用户的虚拟形象、名称、背景、内容等设定庄重，希望他人认可自己的观点能力等，获得威慑感；④榜样示范，表现为微博用户展现自身正面积极的形象或表述个人经历，为他人提供示范；⑤示弱求助，表现为微博用户公开展现自己的软弱与缺点，向他人寻求帮助，博取同情和关注。
　　2.政治参与相关研究及变量提出
　　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最早源于西方，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塞缪尔·亨廷顿，1968/1998：233）。《政治学分析词典》将其指为“治理过程有关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既包括观察到的人的行为如投票、反抗、会议、竞选等，也包括人的内心，反映为思想、知觉、判断、态度、信仰”（杰克·普拉诺，1973/1986：105）。杨光斌认为“政治参与就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杨光斌，1998：329）。《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公民自愿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政治参与仅指代行为本身，还是也包含着政治心理活动，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结论。因此政治学研究者将这种政治参与的表现方式分为显性政治行为和隐性政治行为，隐性政治行为是人们对于政治的综合感受、态度等，如政治认知、政治关注、政治信任、政治责任感等。本文则关注微博用户的显性政治行为，即人们外在的具体政治行动，表现为政治参与行为。
　　在我国，由于受到经济、人口、地理等因素制约，传统政治参与实行的是一种间接式的参与，由民众选举代表替使参政议政职能；而网络政治参与则实现了直接参与的可能。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指网络时代背景下，发生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政治体系相关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行为的总和，包括浏览政治信息、网络选举、网络投票、与政党、政界人士及政府进行对话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李斌，2009：33）。本文关注微博用户的主体地位，侧重考察个人的政治参与行为能力，因此以微博中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组织的互动作为政治参与关注的要点。人与人的互动具体指微博用户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影响模式，如点赞、评论、转发等；而人与组织的互动则表现为用户与政务微博、组织机构等之间的互动模式，包括官方问政、参与投票、意见征集等。
　　卡尔·科恩提出，衡量民主的尺度分为广度、深度与范围：民主的广度由公民是否普遍参与确定；民主的深度由公民参与是否充分确定；民主的范围是指公民参与对于公共决策所起作用的大小，指代民主的效能问题（科恩，1971/2005：12）。亨廷顿和纳尔逊认为，在分析政治参与水平时，应区分出广度和深度（强度）两个次维面，广度即指从事某种政治参与活动的人的比例；深度即该参与活动影响政治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及它对政治系统的重要性（塞缪尔·享廷顿，琼·纳尔逊，1976/1989：12）。李元书等借鉴上述观点，提出应从政治体系设计的参与孔道、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深度及政治参与的效度四个方面测量不同政治系统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鉴于本文是从微博用户的个体角度测量其政治参与水平，因此在研究设计时排除政治参与孔道这一顶层设计因素与非个体层面的政治效度问题，综合采纳广度、深度测量微博用户的政治参与水平，反映其政治参与范围及程度。
　　（二）研究假设
　　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手机端微博用户数量为3.16亿，占手机网民数量的32.6%，新浪微博是国内用户数量最多的虚拟社区（中国，时间不详）。从用户特征上看，新浪微博用户多为青年用户，微博用户中，31岁以下用户占总人数的81%，是微博使用的主力人群（微博，2019），青年用户往往具有更高自我表达、表现的活力和政治参与的热情。截至2018年6月，新浪政务微博数量达17.58万个，政务微博总粉丝量达29亿（上半年，2018）。新浪微博作为国内最大的政务新媒体平台，也是网民政治参与的首要阵地。因此，本文选取微博用户探究其自我呈现与政治参与水平的关系。由上文可知，网民的自我呈现具有自我规避保护、理想塑造和表达的特征，许多学者也指出，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网络政治参与时往往带有规避风险、利益诉求强烈及缺乏理性的特点（漆亚林，王俞丰，2018），两者具有共通性。因此本文认为微博用户的自我呈现影响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政治参与的深度。
　　Rosenfeld等指出，人类具有渴望被人积极看待、避免被人消极看待的基本动机，个体试图使他人积极看待自己所做的努力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呈现策略，又叫获得性印象管理（Rosenfeld P， Giacalone R A， Riordan C A.，1995：13）。逢迎讨好（讨好）、能力显示（自我宣传）、榜样示范（以身作则）、威逼强迫（威慑）、示弱求助（恳求）均被认为是积极的自我呈现策略（Jones EE & Pittman TS，1982；Becker， T.E. & Martin， S. L.，1995）。同时结合五种自我呈现的定义可知，以能力显示、榜样示范、逢迎讨好三种方式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倾向展现正面积极的内容，乐于与他人维持关系，因此可能更愿意广泛深入地参与到政治事务中；采用威逼强迫呈现方式的用户渴望得到威慑性的身份，习惯利用强迫性的表达方式使他人屈从自己的观点，此类用户可能会经由政治参与扩大影响力，因而政治参与水平较高；采用示弱求助呈现方式的用户希望自身权利、利益能得到维护和伸张，此类用户会因自身不利境遇积极参与到与其切身相关的政治事务中，因此该呈现方式可能对政治参与水平有正向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1至H1-5：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五种自我呈现方式正向影响政治参与内容的广泛性。
　　假设H1-6至H1-10：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五种自我呈现方式正向影响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
　　假设H2-1至H2-5：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五种自我呈现方式正向影响政治认知的充分性。
　　假设H2-6至H2-10：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五种自我呈现方式正向影响政治表达的充分性。
　　微博用户自我呈现对政治参与水平的影响模型及研究假设如（图1　图1见本期第88页）所示。
　　（三）研究方法
　　1.变量测量
　　由自我呈现五个维度的定义出发，本文对微博用户的自我呈现进行测量，具体问项设计如下：①逢迎讨好，分2个题项：在微博与他人互动时，我会迎合他人的观点和态度；我会在微博中发布有趣实用的信息，获取他人友善与好感。②能力显示，分2个题项：我会在微博中展现掌握的技能和经验；我会在微博中展现工作或学习的成绩。③威逼强迫，分2个题项：我会在微博中将个人形象、网名或背景、内容设置庄重得体；我在微博中希望别人赞同我的观点，敢于纠正他人观点。④榜样示范，分2个题项：我在微博中展示积极阳光、正面健康的形象；我会在微博中向他人表述个人经历，给他人提供参考。⑤示弱求助，分2个题项：我会在微博中展现自己的缺点或脆弱面；我会在微博中发布消息寻求帮助和安慰。
　　微博用户政治参与水平的测量设计如下：①政治参与的广度。李元书等指出，政治参与的广度侧重考察公民的政治参与面、公民个体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渠道的个人使用量（李元书，刘昌雄，2003）。从微博用户个体角度出发，政治参与的广度一方面强调用户参与领域的广泛性，表现为微博政治参与内容的广泛，本文在卢家银、童春花对参与内容划分为五个方面的基础上（卢家银，2018；童春花，2012），将微博用户政治参与的议题细化至具体的政务事件类型测量其参与内容的广泛性，分为5个题项：我会在微博中广泛关注社会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我会在微博中监督政府权力，如官员贪腐、滥用职权等问题；我会在微博中就危害社会安全、公民权利的问题伸张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我会在微博中就危害社会诚信、社会公德的问题呼吁人们承担责任，唤起警醒和良知；我会在微博中就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等问题对社会深层矛盾及国家政治命运进行思考。政治参与的广度另一方面强调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本文从穷尽微博用户政治参与形式可能性的角度，参考《中国微博用户行为研究报告2014年》中，将微博用户行为分为浏览、关注、点赞、转发、评论、@好友、收藏、私信和参与热门话题讨论等（中国，时间不详），结合本文实际，将微博用户的政治参与形式整合为6种，分别为：在微博中，我会经常以浏览的方式关注时政讯息；在微博中，我会经常通过点赞、转发的形式参与政治事务；在微博中，我会经常通过发表评论（包括发布政务相关话题帖子及评论政务帖子）的形式参与政治话题讨论；在微博中，我会经常通过参与官方微博机构发起的政务活动（如在线投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在微博中，我会经常通过@官方微博、发送私信的方式与政府机构沟通交流，建言献策等；在微博中，我会经常将时政信息、新闻等推荐给粉丝好友并与其讨论。②政治参与的深度。科恩曾提出，民主的深度指的是参与者参与是否充分的问题。充分是指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对该政治过程有清楚明白的认识，自己的意见、要求和愿望完整准确地得以表达（科恩，1971/2005：12）。李元书等提出，政治参与的深度主要考察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自主程度和充分性，公民对所参与的政治事务的理解程度（李元书，刘昌雄，2003）。因此，本文从政治认知的充分性及政治表达的充分性两个维度探究政治参与的深度。认知的充分性从微博用户的政治信息获取、认知与态度三个方面测量，分别为：在微博中，我会持续地关注某些政治事务的发展动态，对其来龙去脉十分了解；在微博中，我会对关注的时政信息进行思考并有清楚的认识；在微博中，我对关注的政治事务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和看法。表达的充分性从微博用户的政治愿望及政治观点表达两个方面测量，分别为：当政府机关进行意见征集时，我会在微博中通过投票、话题评论等形式充分表达对政治事务的意见、要求和愿望；当发生重大时政事件时，我会在微博中主动发布相关评论、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2.问卷发放与观察访谈
　　本文编制的自我呈现、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深度问卷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度法。本文以新浪微博用户为调查对象，根据人民日报发布的《2018年度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人民日报，2019）挑选影响力排名在前十的政务微博，如“中国警方在线”、“共青团中央”、“中国长安网”、“中国消防”、“最高人民法院”、“成都发布”、“北京发布”、“上海发布”、“中国广州发布”、“平安北京”、“深圳公安”等，在这些政务微博的发帖评论区里随机抽取参与互动的粉丝，私信说明调查缘由，邀请对方填写问卷。问卷采用线上自填问卷法，由被调查者自行阅读、回答和提交。问卷发放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至2019年5月9日，共10天。预调查阶段以68份样本进行信效度分析，分析结果证明问卷的信效度良好。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68份，其中有效问卷312份，问卷有效率为84.8%。数据统计分析采用软件SPSS24.0、Amos17.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微博用户的不同自我呈现方式对其政治参与水平的影响，探究用户自我呈现的动机，进一步解释关系模型，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微博用户进行随机抽样识别，通过分析其微博呈现内容确定用户的自我呈现类型，并对五种自我呈现方式的用户进行了访谈。抽样方式仍采用在政务微博评论区里随机抽取的方式，对其呈现内容的分析则结合了五种自我呈现方式的定义，通过显性观察分析微博用户的虚拟形象（主页装扮、用户名称、头像、关注量、粉丝量、个人简介）、信息内容（更新频率、发布方式、内容形式）、话语体系（语气、表达方式、情感色彩）三个部分确定其自我呈现方式；并通过内容分析其政治参与行为（积极性、影响力），结合私信、QQ聊天、面对面和电话访谈等多种方式，从受访者自我呈现时是否感知到自己的网络行为、受访者参与政治事务中是否会采取特定方式表达自我、受访者如何感知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三大方面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3.问卷信度及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 alpha（α）系数公式。通过SPSS数据可靠性分析，得出总量表、自我呈现量表、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深度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17、0.782、0.904、0.883，均大于0.7，说明整份问卷及各观察变量量表具有理想信度，可靠性较高。本文采用因素分析检验建构效度，总量表、自我呈现量表、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深度量表的KMO值分别为0.912、0.796、0.899、0.818，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4187.899、783.929、1864.504、862.584，P值均小于.001。因子分析得出自我呈现各变量的累计解释方差均大于64%，各因子的负载值均大于0.8；政治参与的广度各变量的累计解释方差均大于60%，各因子的负载值均大于0.5；政治参与的深度各变量的累计解释方差均大于78%，各因子的负载值均大于0.8，表明各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4.样本描述性统计
　　在N=312的有效样本中，男性用户、女性用户占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28.5%、71.5%。鉴于本文抽样方式是在政务微博评论区里抽选活跃评论用户进行调查，因此不排除微博女性用户在“发表评论”这一政治参与形式中更为活跃的可能。21-30岁年龄段者在受调查者中占比为72.4%，说明受访者相对集中于青年群体，也即微博的主要使用人群。受教育程度调查显示，受调查者主要为本专科及研究生学历，分别占总人数的66.3%、28.5%。从职业上看，学生占比为59.6%，企事业单位人员共占总人数的29.2%，表明职业结构尚合理。在收入方面，无收入者占比为42.6%，4001-6000元收入阶段者占总人数的12.8%，6001元及以上收入阶段者占总人数的比例为19.2%，这与调查对象中学生群体所占比重较大有关，与微博使用报告中大学生群体所占比例较高的情况一致。总的来说，样本数据基本符合微博用户的整体分布。
　　　　
二、实证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经由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总量表十个拟合指数统计值如下：CMIN/DF=2.734，GFI=0.846，AGFI=0.794，RMSEA=0.075，IFI=0.888，TLI=0.859，CFI=0.886，PGFI=0.634，PNFI=0.708，PCFI=0.717，均符合模型适配标准。
　　自我呈现量表各题项（除第一个题项Q1外）的标准因子载荷介于0.51-0.86之间，政治参与的广度两个维度各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介于0.55-0.84之间，政治参与的深度两个维度各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介于0.80-0.85之间，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0.5，说明模型聚敛效度较好（吴明隆，2010）。其中逢迎讨好第一个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为0.34（>0.3），p值小于.01，达到显著性水平，因该题项在理论和内容上确实反映微博用户的讨好取向，因此在因子载荷大于0.3的最低水平上予以保留（Roderick P. McDonald，2010）。自我呈现量表中，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五个维度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542、0.777、0.549、0.512、0.639；政治参与的广度量表中，政治参与内容的广泛性和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两个维度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858、0.873；政治参与的深度量表中，政治认知的充分性和政治表达的充分性两个维度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863、0.822，组合信度均大于0.5，表明模型内在质量较好，可进行下一步分析（Raines-Eudy， Ruth，2000）。
　　（二）模型拟合和假设检验
　　本文依据相关理论建构了自我呈现对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深度的影响模型，模型拟合后依据修正指标（Modification Indices）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模型适配度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　表1见本期第90页）可知，模型十个拟合指数均通过拟合优度检验，由此得出微博用户自我呈现与政治参与水平的关系模型如图2所示。
　　潜在变量的路径系数如表2所示。
　　并由（表2　表2见本期第91页）得出以下结论：
　　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五种自我呈现方式对政治参与内容的广泛性的路径系数分别是-0.071（p>.05）、0.356（p<.01）、0.006（p>.05）、0.703（p<.05）、0.179（p<.05），说明能力显示、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三种呈现方式正向影响政治参与内容的广泛性，逢迎讨好和威逼强迫对其影响不显著，因此子假设H1-2、H1-4、H1-5成立，子假设H1-1和H1-3不成立。
　　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五种自我呈现方式对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的路径系数分别是0.056（p>.05）、0.238（p<.05）、-0.010（p>.05）、0.925（p<.01）、0.163（p<.05），说明能力显示、榜样示范和示弱求助三种呈现方式正向影响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逢迎讨好、威逼强迫对其影响不显著，因此子假设H1-7、H1-9和H1-10成立，子假设H1-6、H1-8不成立。
　　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五种自我呈现方式对政治认知的充分性的路径系数分别是0.066（p>.05）、0.233（p<.05）、-0.073（p>.05）、0.867（p<.01）、0.106（p>.05），说明能力显示、榜样示范两种呈现方式正向影响政治认知的充分性，逢迎讨好、威逼强迫和示弱求助对其影响不显著，因此子假设H2-2和H2-4成立，子假设H2-1、H2-3和H2-5不成立。
　　逢迎讨好、能力显示、威逼强迫、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五种自我呈现方式对政治表达的充分性的路径系数分别是0.006（p>.05）、0.247（p<.05）、0.002（p>.05）、0.836（p<.01）、0.181（p<.05），说明能力显示、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三种呈现方式正向影响政治表达的充分性，逢迎讨好、威逼强迫对其影响不显著，因此子假设H2-7、H2-9、H2-10成立，子假设H2-6和H2-8不成立。
　　综上可知，20个研究假设中共11个成立。
　　　　
三、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探究发现，微博用户的自我呈现影响其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深度。在政治参与的广度上，能力显示、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三种自我呈现方式正向影响其参与广度；在政治参与的深度上，能力显示、榜样示范两种自我呈现方式正向影响其政治认知的充分性，能力显示、榜样示范、示弱求助正向影响其政治表达的充分性。而逢迎讨好、威逼强迫对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深度均没有显著影响。
　　第一，能力显示、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三种自我呈现方式正向影响微博用户的政治参与广度。影响力大小依次为榜样示范（对政治参与的广度两个维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703、0.925）、能力显示（对政治参与的广度两个维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56、0.238）、示弱求助（对政治参与的广度两个维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79、0.163）。在以往自我呈现的积极/中立研究路径中，学者们指出，试图使他人积极看待自己的自我呈现是一种获得性印象管理；尽可能弱化自己的不足或避免使别人消极看待自己的自我呈现是一种保护性印象管理（欧文·戈夫曼，1959/2008：138）。由上文可知，能力显示、榜样示范、示弱求助三种自我呈现方式均为获得性印象管理，使用榜样示范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乐于呈现自身积极正面的形象，希望在群体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因此在政治参与中会相对更加积极，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部分人更易成为意见领袖，从而起到影响群体成员的效果。使用能力显示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既倾向于在微博上展示自己的工作学习能力和经验成就等，也期望能多方面展示自己的“过人之处”，因而能广泛参与政治事务讨论。研究发现，示弱求助正向影响政治参与的广度，Backer与Martin指出，求助是使用者利用自己的弱点影响他人，通过宣传无能来激活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准则：社会责任规范——我们应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从而达到预期目的（马潇潇，2007）。本文结合对示弱求助类自我呈现的用户的访谈及微博内容分析，发现此类用户并非其所呈现的懦弱胆小，而是多懂得进退得当，通过适当示弱寻求帮助，反而获得他人的理解，赢得积极性评价，在广泛参与政治事务中表现得独具一面。
　　第二，在政治参与深度上，能力显示、榜样示范两种自我呈现方式正向影响微博用户的政治参与深度，示弱求助正向影响政治表达的充分性，对政治认知的充分性无显著影响。能力显示、榜样示范两种呈现方式的影响系数大小依次为榜样示范（对政治参与深度两维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867、0.836）、能力显示（对政治参与深度两维度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33、0.247）、示弱求助对政治表达充分性的影响系数为0.181。以往研究发现，高自我监控人群，尤其是青年学生群体更倾向使用积极自我呈现策略，经由积极呈现维系自我和谐与外界人际和谐（伍翎瑄，2015）。由榜样示范的定义可知，榜样示范是对用户虚拟形象的监测，人们试图塑造出品德高尚，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形象进行榜样化，发挥出榜样效能。调查发现，使用榜样示范进行自我呈现的群体社会地位一般相对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如媒体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等，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对公共事件、政治事务有着较高的兴趣和认知水平，期望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推进进展，对政治参与的深度影响较大。而能力显示类自我呈现用户的圈层作用效果明显，其社会认知水平和影响力相对有限、仅在一定圈子内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因而对政治参与深度的影响不如榜样示范类自我呈现用户。以榜样示范、能力显示进行积极自我呈现的用户往往具有高自我监控水平，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经由监控、调整维持积极形象，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形象管理，实现自我呈现的个人功能与人际功能（肖崇好，2005）。由于后天环境所形成的性格稳定性，用户自我呈现的形式虽然复杂多变，但仍会在某一方面具有相对突出性。以示弱求助方式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长期设置“无助—求助”的形象，在政治认知可能上出现“内卷”趋势，但也正因为其示弱进而求助，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第三，实证研究发现，逢迎讨好、威逼强迫两种自我呈现方式对政治参与的广度、政治参与的深度没有显著影响，与本文最初的研究假设相悖。本文对以逢迎讨好、威逼强迫方式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进行深入观察，发现逢迎讨好类自我呈现的用户，兴趣相对广泛、关注点分散，对政治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并不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Schlenker认为，成功的自我呈现能在有利性和可信性两方面达到平衡，有利性（beneficiality）即尽可能呈现对他人有利的印象；可信性（believability）则需要保证呈现的印象是可信的（Schlenker B R.，1980：46-78）。以威逼强迫方式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其微博内容综合反映出该类用户强势的性格，他们在政治参与中多进行情绪化表达，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发表激烈观点，较少真正关注、参与社会公共事件，单一性的诉求呈现也使其未能显著影响政治参与的水平，该自我呈现方式在政治参与中的有利性和可信性较低。微博用户的自我呈现在决定其网络表达方式的同时，也反映了网民在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的偏重与失衡。部分以逢迎讨好、威逼强迫方式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主动或被动地隔离在政治信息及公共讨论之外，引起新的政治参与不平等（郭慧，2018）。
　 （二）讨论与建议
　　本文发现，网络虚拟环境中，微博用户在政治参与的广度上表现为政治参与内容的广泛性有所拓宽，参与内容包括讨论时政话题、关注突发事件、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关注社会安全问题与社会经济改革问题等多个方面；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有所不足，微博用户以浏览政治话题、点赞转发相关政务新闻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政治参与的形式较为单一。在政治参与的深度上，微博用户政治认知的充分性和政治表达的充分性总体处于一般水平，政治参与对多数用户来说，仅是一种一时兴趣激发的暂时行为。总体而言，微博用户政治参与的素养与成效较低。其原因是综合性的：首先，用户在网络社区发言时不能使用有效的途径和手段，用户的发言无人问津，其参政议政行为不能起到实效；其次，微博用户往往因为突发性事件聚集，在表达政治诉求时过于情绪化，个人利益导向严重，出现重情感、轻事实甚至夸大歪曲事实的现象，政治参与风险高，尤以威逼强迫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为甚；另外调查发现，用户在微博中以社交、休闲娱乐为主，对政务信息的关注不及娱乐信息敏感，政治参与的意识薄弱。利益考量是影响微博用户政治参与的主要动机，在社交网络的娱乐环境下，提升用户的利益意识、政治权利意识和参政综合能力等政治素养是当务之急。
　　以往研究指出，影响用户政治参与水平有两大路径：一是政治能力路径，即通过提升用户自身政治参与兴趣、知识与效能扩大参与；二是技术工具路径，强调以技术革新推动用户政治参与（Ya-Wen Lei，2011）。本文结合对微博用户自我呈现与政治参与广度、政治参与深度的关系研究，提出从引导政治参与、搭建技术平台和提升政治素养三方面改善其政治参与。
　　首先，了解微博用户自我呈现的方式，引导用户政治参与。由前文可知，以榜样示范和能力显示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其政治参与往往比较积极，政务平台应充分利用此类“舆论领袖”用户在信息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及在社交网络上的中心效应，经由他们积极宣传国家政策、方针和路线，对突发的、紧急的问题及时发声，推进政务公开透明。同时调查发现，部分积极参与网络政务的微博用户，如威逼强迫类自我呈现用户，在微博平台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观点时，多发表愤怒、不满等负面情绪内容，政治表达缺乏理性，因此亟需合理引导此类用户进行理性政治参与。政府了解微博用户自我呈现的内容与形式，把握其呈现的行为和特征，才能针对不同自我呈现方式的用户对症下药，引导微博用户政治参与。
　　其次，完善微博政务平台建设，促进不同呈现方式的用户进行合理有效的政治表达。调查发现，微博用户参与政治活动最主要的方式是关注时政热点新闻，用户利用政务平台主动搜寻了解政治信息与动态的行为较弱、对政治事务的认识不充分，在政务机关意见收集时政治表达不积极，政治参与的深度不理想。较传统政治沟通而言，在微博等社区中政治参与是网络政治活动最主要、最重要的环节，实现网民政治权利、使微博在社交娱乐之外充分发挥政治表达功能，需要搭建垂直、定制化的政务新媒体平台，通过规范运作微博政务平台及政务媒体品牌，增强用户政治参与黏性、提高用户政治参与的深度，扩大有效参与。同时，完备的微博政务平台建设对于促进不同自我呈现方式的用户的政治表达具有重要作用，如以榜样示范、能力显示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其对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认知比较深入，政治参与的认知和表达更为充分，搭建微博政务平台有利于官方把握舆论主导权，发挥此类用户的政治影响力（张学波，罗昕，刘兢，2015：76）。同时也为示弱救助类自我呈现的用户提供了合理政治诉求的渠道。
　　最后，提升用户政治素养，培养网民政治参与责任感。研究发现，整体上微博用户的政治参与素质还不高，如以逢迎讨好、威逼强迫进行自我呈现的用户政治参与的意识较低。政府提升网民的政治素养，应积极引导网民的网络政治生活，为网民普及基础政治知识，使网民正确理解政治参与；并通过网民政治素养教育，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政治责任感，培养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意识，避免像威逼强迫类自我呈现的用户情绪化、宣泄式的政治表达。网民自身也应提高警惕，增强信息分辨能力，形成客观正确的判断，避免因他人操纵致使政治参与行为偏失。■
　　
参考文献：
陈启玉，唐汉瑛，张露，周宗奎（2016）。青少年社交网站使用中的网络欺负现状及风险因素——基于1103名7-11年级学生的调查研究。《中国特殊教育》，（12），91-98。
崔曦曦，孙晓军，牛更枫（2016）。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对青少年友谊质量的影响：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03），294-300。
丁道群（2005）。网络空间的自我呈现——以网名为例。《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03），97-100。
郭慧（2018）。基于网络自我呈现的行为预测及反思。《现代传播》，（09），148-152。
黄少华，孙秀丽（2006）。青少年网吧认知量表的建构与检验。《兰州大学学报》，（05），41-47。
杰克·普拉诺（1973/1986）。《政治学分析词典》（胡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科恩（1971/2005）。《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斌（2009）。《网络参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庆奇，孙晓军，周宗奎，牛更枫，孔繁昌，连帅磊（2016）。社交网站真实自我呈现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线上积极反馈和一般自我概念的链式中介作用。《心理科学》，（02），406-411。
李元书，刘昌雄（2003）。试论政治参与水平的量度。《江苏社会科学》，（05），63-68。
卢家银（2018）。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及网络规制的调节作用——基于大陆九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国际新闻界》，（08），98-121。
马潇潇（2007）。《印象管理对组织公民行为和绩效评估的影响研究》。浙江大学理学院硕士论文。浙江。
马忠君（2011）。虚拟社群中虚拟自我的建构与呈现。《现代传播》，（06），139-141。
2018年度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2019）。检索于 http://yuqing.people.com.cn/NMediaFile/2019/0121/MAIN201901211335000329860253572.pdf2018年上半年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2018）。检索于http://yuqing.people.com.cn/GB/n1/2018/0803/c209043-30205381.html. 2019-2025年中国微博行业市场调查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时间不详）。检索于http://www.chyxx.com/research/201811/688522.html.
欧文·戈夫曼（1959/2008）。《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漆亚林，王俞丰（2018）。基于话语分析的青年网络政治表达。《中国青年社会科学》，（02），95-101。
塞缪尔·亨廷顿（1968/1998）。《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塞缪尔·享廷顿，琼·纳尔逊（1976/1989）。《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童春花（2012）。《微博环境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外交学院硕士论文，上海。
王君玲（2009）。试析个人博客中的自我呈现。《新闻界》，（02），37-39。
2018微博用户发展报告（2019）。检索于 https://data.weibo.com/report/reportDetail?id=433.
伍翎瑄（2015）。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及其策略的影响因素。《科技传播》，（12），104-107。
吴明隆（2010）。《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运用》，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肖崇好（2005）。自我监控概念的重构。《心理科学进展》，（02），186-193。
杨光斌（1998）。《政治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学波，罗昕，刘兢（2015）。《网络虚拟社区治理》，广州：世界图书出版社。
张学波，马相彬（2017）。学生群体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研究——基于文献考察。《新媒体研究》，（01），22-24+32。
中国微博用户行为研究报告2014年（时间不详）。检索于http://report.iresearch.cn/report_pdf.aspx?id=2183.
BeckerT.E. & Martin, S. L. (1995). Trying to look bad at work: Methods and motives for managing poor impressions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8174-199.
Boz, N. & Guan, SSA(2017). "Your profile is so rad": Self-presentation strategies in Turkish adolescents. Communic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01)23-46.
Cheng, Z.PanY. & Ni, Y.(2019). Self-determination Affects the Use of Self-presentation Strategie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47(03)1-11.
Dominick J. R.(1999).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Personal home pages and self-representation on the World Wide Web.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1646.
James T. Tedeschi (1981). 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San DiegoCA: Academic Press.
Jones EE, Pittman TS.(1982).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trategic self-presentat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 Inc(01)231-262.
Kim, J.S & LeeJ.E.R.(2011). The paths to happiness：Effects of the number of Facebook friends and self-presenta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Cyberpsychology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06)359-364.
Raines-EudyRuth(2000).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Test for Differenti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7(01)124-141.
Roderick P. McDonald(2010). Structural Models and the Art of Approximation.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5(06)675-686.
Rosenfeld PGiacalone R ARiordan C A(1995). Impression Management in Organizations: Theory, Measurement and Practice. London, UK: Routledge.
Schlenker B R(1980). 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 self-concept,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 Monterey, CA: Brooks/Cole.
Ya-Wen Lei(201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Politic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Netize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28(03)291-322．
　　
张学波系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康利、阚婷婷系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硕士研究生；周妍红系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本科生。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虚拟社区中用户的自我呈现与政治参与行为研究”（编号：2015XM1671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