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梅
　　【本文提要】本文从媒体议程建设和议题注意周期的角度，以2001-2015年间 《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为对象，探讨美国媒体在中国新闻报道上的议程建设内源动力机制。认为媒体对中国国家地位判断是议程建设的首要因素；媒体资源的地域配置塑造议程的整体结构，具体的记者资源配置则影响具体的议程设置；重大偶发事件能显著推高报道量，重大涉美事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冲突事件具有头版议程的预测性，政治经济领域的硬新闻和社会领域的软新闻共同维系着中国议程。进一步的研究尚需扩展研究时段和研究议题。
　　【关键词】议程建设 议程设置 议题注意周期《纽约时报》
　　【中图分类号】G210
　　媒体的议程建设（agenda building）和议题注意周期（issue-attention cycle）研究都认为媒体议程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前者认为，媒体生产的系统性力量虽不能决定特定日期里的新闻报道状况，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媒体行为，使其注意分配必然呈现某种偏向；①后者则将议题注意视为有一定生命期限的自然物，从发生到沉寂经历五个或三个阶段。②议程建设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精英、公关因素和真实世界的影响上，议题注意周期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周期性、议题报道的触发事件和相关政策，有关媒体议程建设的内源性动力过程研究则甚少。③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在于，议程建设研究通常关注短期内媒体议程设置，新闻价值似乎已是构成各个议题被呈现状况的充分理由，而相对忽略新闻生产中的系统性因素；④而议题注意周期研究虽然关注议题的长期演变趋势，但是大多数研究对象皆是已经成为公共议程的单个议题，忽视媒体议程的竞争性，即成为议程的议题背后往往是大量未被重视的同类议题和其他议题，因此在媒体议程的动力机制解释上也有不足。
　　本文基本假设是，媒体每日的新闻内容虽然充满偶然和变动，但是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看，貌似随机错杂的新闻报道有一定的呈现规律和特征，媒体议程背后存在一些相对稳定的驱动机制。本文尝试整合媒体议程建设和议题注意周期的研究视野，从国际新闻报道的角度，以2001-2015年间《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就媒体议程建设的内源动力机制进行探析。
　　
一、理论背景和研究问题
　　议程建设研究“媒体议程的起源”，是议程设置研究的一个层面，⑤一些学者将议程设置看作一个多阶段过程，而议程建设则是第一阶段的议程设置。⑥广义而言，媒体议程建设涉及文化环境、消息来源、媒体间的相互影响、新闻日常规范和惯例，以及记者个人特征等众多影响因素，把关研究、新闻编辑室研究、政治传播的诸多研究领域皆与其相关。不过，媒体议程的重要性在于其对政治决策和公共舆论的影响，因此，美国相关研究集中于两点：1.重要消息来源（如总统、国会议员、公关等）对媒体议程的影响；2.媒体议程和现实世界环境和事件之间的关系。两者皆是关注媒体议程建设与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研究发现，在消息来源与媒体议程关系上，政府消息来源对全国性媒体议程影响微弱，⑦对地方性媒体议程则有较强的影响力——但地方性媒体对政府议程仍然有专业的选择和判断。⑧他国政府公关对美国媒体的相关国家新闻报道的可见性和报道性质都有显著影响，⑨在美国国内公关上，媒体出于经济考量增加了对公关材料的使用，但仅限于一些特定情况，且通常不支持公关赞助方的议程建设目标。⑩在媒体议程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上，一些研究认为媒体议程设置和真实世界状况背离，[11]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真实世界的事件和指标对媒体议程设置有显著影响。[12]近年我国有少量议程建设研究，关注点也是在媒体报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以及媒体间议程设置的相互影响上。
　　媒体议程建设的内源动力研究较少，其中有广泛影响的是郎氏夫妇关于水门事件的研究。[13]该研究将议题分为低门槛（low-threshold）和高门槛（high-threshold）两类，前者极易获得个体关注，因此会迫使政治精英和媒体关注，后者则依赖媒体的“议程建设”才能成为注意中心。水门事件恰是一个高门槛议题，报道伊始少有人关注，媒体投入大量篇幅和时间对事件进行解释，才将一个距离公众遥远的事件建设成一个议题。研究者认为，媒体在议程建设中的作用体现为四个方面：1.聚焦议题，使其突出出来；2.将聚焦对象框架化，使其符合某种关注标准；3.在议题和二级象征之间建立联系，使其成为可被认知的政治地图的一部分；4.能表达要求的发言人出场。此类研究从微观具体议题出发， 所关注者是已经得到媒体重点建设的议题，因此实际聚焦于媒体议程建设的策略，而非揭示面对众多议题的媒体在议程建设上的选择性和规律性。
　　相比之下，议题注意周期研究更能反映媒体议题的长期演化规律。有关抗议示威活动、全球变暖等议题的研究都显示美国媒体报道体现出某种周期性，[14]我国学者对美国媒体关于中国涉藏议题和环境议题报道的研究也有类似结论。[15]议题注意周期研究主要考察触发媒体报道的外因，仅有少量研究对媒体报道的自身因素进行分析，如媒体叙事对议题注意周期的影响、[16]媒体报道的结构性选择偏向等。[17]Nisbet & Huge提出“媒体议题发展模型”，[18]认为记者倾向于根据共享的新闻价值和规范来对政策进行叙事。不过，总体而言，议题周期皆是对单一议题的研究，长程考察虽能一定程度上揭示媒体报道的规律性，却很难揭示众多议题竞争议程的状况。
　　近年一些学者从长程角度研究媒体议程建设，试图容纳更广泛的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概念和解释。Djerf-Pierre在对瑞典电视台50年环境报道的纵向研究中提出了“元周期”（ metacycles）概念，[19]以和具体的议题周期（issue cycles）相区分，前者指整个环境领域议题在50年里的重大波动情况，后者指环境领域里的单个具体议题的波动情况。由于具体议题之间的互动作用产生协同效应，元周期并非单个议题周期的简单集合。Boydstun根据1996-2006年间《纽约时报》头版报道的全样本数据，[20]认为《纽约时报》头版议程在逐年的水平上动态均衡，但在月份和周的水平上常被戏剧性事件中断，媒体制度化激励、编辑室资源的既定分配方式，以及不同类型议题的生产模式的累加效应致使头版议程产生严重偏向。
　　受此两项研究启发，本文结合议题注意周期的长程视角和对广泛议题的关注，探讨《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的议程建设内源动力机制。媒体对具体议题的短时呈现可以看作是对外部条件的一种反映，对整体议题的长时呈现则应被看作对众多竞争议题进行注意力分配的结果。这种注意力分配根本而言仍取决于媒体对其外部环境／社会条件的理解，但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单个的即时性的事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本文将此注意分配机制称为媒体内源动力机制。这可以拆分成两个问题：1.从议题竞争外部环境而言，中国议题作为一个整体，其获得媒体注意分配的动力源自哪里；2.从中国议题内部结构来说，维持注意分配的具体因素是什么（因注意总是落在具体议题上）。
　　头版报道是媒体建构议题的最重要方式，而对头版中国报道的全样本分析可以容纳对广泛议题的关注。具体来说，本文将中国报道整体作为《纽约时报》头版的一个议题，希望能够回答：1.中国议题呈现的整体状况如何，体现了怎样的趋势特征，其动力机制是什么；2.媒体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因素对议题呈现有怎样的影响；3.如果将中国议题作为一个元议题，而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具体议题作为子议题的话，那么元议题呈现和子议题报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二、样本情况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纽约时报》在2001年1月-2015年12月间的头版中国报道状况。将时间起点放在2001年主要考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因素：入世带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效应，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纪年。《人民日报》在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当天发表评论，认为入世不仅需要“完善有关法律制度”，而且“意味着更多的外资涌入，提高政府运作透明度既是外商所关心的，也是依法行政、加大反腐败力度的需要”。[21]在入世十年的盘点中，国内学者对中国入世影响的评估也远远超出经济层面，认为“入世”是中国破除冷战思维和重返世界体系的象征。[22]国外学者对中国入世的研究也有类似见解，认为入世启动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法律制度改革，推动了政府行政规制变革，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变迁。[23]以2015年作为终点主要由于本研究时间节点的便利，同时从2001-2015年的15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经历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党代表主政，中国也经历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迁，该时间段能较为完整地体现美国媒体报道中国事件和议题的一般状况。
　　本文通过ProQuest总平台下的“新闻与报纸数据库”获取《纽约时报》2001-2015年间头版中国报道的数据样本。检索方法为：以“China”为关键词在全文搜索，设置“‘A.1’在‘页-PAGE’选项”以获得头版报道。对符合检索条件的文章，再逐一通读全文，去除其中与中国无直接关系者（如海外华人报道等），以及仅仅提及“中国”，但报道主体是其他国家的新闻报道，总计获得有效样本864篇，其中短消息4篇，其余均为深度报道。根据Boydstun的统计，[24]《纽约时报》每日头版报道量平均约8条，那么中国新闻在《纽约时报》头版总报道量中约占2%，平均每周约1篇报道。
　　为方便对报道子议题的分析，本文在按常规逐年统计报道量之外，还将所有报道按领域划分为四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每个领域涉及的具体主题见表1。对于一部分主题复杂、跨多个领域的报道，则以报道的主要特征进行归类，如一篇经济为主的报道同时涉及文化，则归类于“经济”。在四个报道领域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报道量分别占总量约35%、26%、32%和8%，即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是报道重点。本文还对四个领域的子议题情况进行了分类统计。根据历年《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的具体情况，政治领域的子议题被划分成“中美外交活动和言论”、“偶发事件”等11项，经济领域的子议题被划分成“产业发展”、“国际影响和国际贸易”等8项，社会领域的子议题被划分成“越轨现象”、“社会冲突事件”等13项，文化领域的子议题被划分成“奥运／体育”、“言论审查”等8项。
　　在媒体对议程的强调和突出上，本文设置“长篇报道”和“重点议题”两个指标进行考察。《纽约时报》日出刊100多个版面，在数百成千的国内和世界议题中，头版议题竞争十分激烈。长篇报道带来“议程阻塞”（agenda congestion），报道篇幅对头版议程安排的影响显著。“重点议题”则以密集报道体现出媒体对相关议题的重视。《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单篇文章篇幅平均1500字（英文）左右，综合考虑其每篇文章实际字数和篇幅比例，本文以单篇报道字数在2200字以上者为“长篇报道”，共92篇，占全部样本数约11%。对同一原生事件及其后续进展的报道，或对同一类型现象的报道，在同一年度头版报道数量在3条或以上者，被本文认为是《纽约时报》设置的“重点议题”，共53个议题，合计报道量330篇，占全部样本数约38%。
　　在媒体资源配置上，本文重点考察两个因素：发稿地点和记者安排。“发稿地点”根据《纽约时报》数据库稿件篇末提供的信息，以第一发稿地点进行统计。2015年的稿件除少数篇目外，“发稿地点”大多笼统标注为“中国”、“中国 美国”或“美国”，和其他年份没有可比性，因此没有纳入统计分析。“记者安排”着重考察头版发稿量较多的核心记者情况。核心记者的筛选标准为：在本研究时段内，在3个或以上年份单年发表5篇或以上头版报道的记者，共有10位（包括一位驻美但是有较多中国报道的记者）。另外添加Elisabeth Rosenthal，她于1997-2002年间驻京，在本研究时间段内的报道仅有两个年份，但其头版总报道量较高，故而列入。这11位核心记者采写的头版报道482篇，占全部样本约56%。
　　
三、国家地位判断：议程建设的首要动因
　　关于美国媒体国际新闻的报道机制，曾有诸多学者从新闻选择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预测指标。相关结论大体可以分两组，一是从事件特征的角度，认为国际新闻报道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即国际事件相对于美国常规的偏离状况、事件与美国的相关性、事件引起社会变迁的可能性和事件与美国的地理距离；[25]一是从国家特征的角度，则影响他国在美国媒体可见性的因素主要有五个：地理接近性、双边贸易量、美国军队部署、人均GDP和人口。[26]从《纽约时报》头版15年的中国报道情况来说，其中国议程建设的首要动力来自于对中国国家地位判断，重大事件能推高单年的报道量，但不改变其对中国议题的基本关注情况。
　　15年里《纽约时报》逐年报道量虽然有起伏，但总体稳中趋升（图1　图1见本期第53页）。2001、2008和2012这三个年份的报道量形成比较明显的节点，其中2001和2008两个峰点之后报道量均有明显回落，而2012年与其后年份的报道量并没有显著差距，从2012-2015连续四年都维持在70篇以上的水平。以三个节点年份为界，其中国报道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1-2007年为第一阶段，年均报道量为45篇；2008-2011年为第二阶段，年均报道量为59篇，较前一阶段有明显上升，大体相当于15年间的年均报道量；2012-2015年为第三阶段，年均报道量为78篇，其对中国的关注度整体提升，而非偶发事件影响的结果。
　　2001年单年报道量反常居高，和其后六年的数据均拉开显著差距。导致异常高值的首要原因是该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和美国利益直接相关，相关头版报道数量高达25条。另外，该年还有7条有关中国农村艾滋病感染状况的报道，如果去除这两个议题的报道，2001年头版中国报道数量为40条，与其后年份相差并不大。2003年报道量较高的主要是SARS疫情，各角度的相关报道共18条。此外，2002年报道量是历年中最低者。总体而言，2008年以前，《纽约时报》头版对中国的关注度平稳增长，去除“中美撞机事件”和“SARS疫情”这两个在中美之间和国际上有巨大影响力的重大突发事件，其报道量保持相对稳定。
　　影响2008年报道量的重要事件分别是：西藏3·14事件（12条报道）、5·12汶川地震（12条报道）和北京奥运会（18条报道）。密集的重大突发事件和国际赛事使头版中国报道量大幅度跃升，并和前一阶段拉开显著差距。后续三年中虽然再无如此密集的重大事件，但仍然维持相对较高的年报道量，因此，从总体上看，2008-2011年间的报道量也呈现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
　　2012年报道量77条，较前一年骤增34条，却并非完全由重大事件带动。该年两个重大突发事件合计报道量为23条，不能解释其年报道量大幅增长。从政治环境来说，该年是中美政府换届年份，美国由奥巴马连任，实际政治影响并不大，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换届可能更重要，不过，如果与十年前中国政府换届时的报道情况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换届并不必然会带动年报道量上升，且其后的三个年份（2013、2014、2015）的年报道量都维持在同等的高水平，因此，2012年及以后的报道量攀升并不取决于单一因素，而是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和国际利益格局变迁的结果。
　　从所报道议题情况而言，《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的重点议程在于时效性不强的现象，而非时效性很强的突发事件，其中，没有明显时效的社会领域议题是历年报道的重要板块，因此，事件特征并不是预测其中国议程的有力因素。
　　以“长篇报道”和“重点议题”这两个媒体重点议程设置的指标而言，“长篇报道”与年报道量的相关系数为0.38，为中等相关；“重点议题”与年报道量的相关系数为0.80，为强相关。[27]也就是说，《纽约时报》头版稳定的中国议程与媒介的重点议程设置息息相关。在92篇“长篇报道”中，除5篇是事件性报道外，其余皆是现象类报道；在53个重点议题中，18个由单一事件驱动，35个是对许多同类事件的现象报道。
　　在时效性不强的现象类议题中，议程设置的重点是是社会领域议题，其次是政治领域议题，再次是经济领域议题，而文化领域的议题相对不重要（表2　表2见本期第54页）。本文切入研究的时间段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为基本背景，2001年底的中国入世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都使中美经济关系备受瞩目，在此背景下，经济仍然只是《纽约时报》的次要议程，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纽约时报》即使对短期现时的利益有关注，但对其报道议程设定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
　　再从国家特征的五个因素来说，在本研究时段里，中国报道的有利因素在于“人口”和“双边贸易量”。[28]但是，横向比较其他研究显示，自1950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纽约时报》头版对中国有稳定的高关注，并不受双边贸易量影响，且这种关注也并非其时美国其他媒体的普遍共识。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之所以有较为稳定的中国报道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报对中国重要性有稳定的认知，而非取决于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即时性因素。
　　琼斯（Jones）等人的长程研究显示，[29]在1950-2006年的50多年里，中国报道量始终居《纽约时报》国际新闻报道国家的前五之列，且总体处于持续上升状态。相比之下，NBC的中国报道则由冷战期间的排名第五下跌到后“9·11”时段的前十名之外。从国际新闻报道的五个国家特征因素来说，在琼斯等的研究时段里，中国唯一有利因素只有“人口”一项，而单一因素并不能保证中国总是获得较高可见性。
　　笔者对美国知识分子杂志《大西洋》月刊2001-2015年中国报道研究显示，中国议题在2004年以前完全不被关注，2006底开始才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报道。这说明美国知识界在2006年之前很少关注中国，而《纽约时报》同期却始终保持对中国较高程度的关注。综合起来可以推论，《纽约时报》头版的中国报道很大程度上来自该报的独立判断，而较少受到显在的外部因素的影响。
　　《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最为关注的是社会领域，除SARS疫情等少数题材，绝大多数社会领域题材皆是中国国内议题，和美国社会并无勾连，也鲜少国际影响力，这说明《纽约时报》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变迁情况有稳定的兴趣，是维持其稳定关注量的基础。
　　分析各年份报道具体内容构成可知（表3　表3见本期第55页），社会领域是历年报道之最重要者，大致占年报道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在2012年以前，社会领域的报道量经常显著高于政治领域，明显高于经济领域或与之持平；2012年社会领域报道反常降低，是历年报道量中最低者，但其后三年的报道量恢复到原先水平，和经济领域报道量大体持平，但落后于政治领域。
　　综合上述情况可见，《纽约时报》头版中国议程并非受偶发事件驱动，也很少受到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即时性因素影响，其对中国稳定的高关注度很大程度上来自该报对中国自身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兴趣，而这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是《纽约时报》对中国国家地位有较为稳定的判断，故而才会对中国社会发展脉络和趋向保持高度关注。
　　考察“长篇报道”和“重点议题”所涉及的22个事件可知，《纽约时报》重点报道的事件具有如下特征：1.涉美严重事件，特别是涉美公民和企业雇员在华人身安全事件，在所有10个涉美事件中，此类别事件有4个；2.强意识形态属性的宗教人权和民族事件，共有5个；3.举世瞩目的重大灾难事件和仪式性事件，共4个，包括SARS疫情、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和马航失联事件。其余3个为中国国内事件，分别为社会冲突、政治事件和重大事故。在研究时段里，中国有多起类似规模和影响的事件，皆未成为重点设置议程，因此不能用于稳定地预测其对《纽约时报》头版的重点议程设置的影响。
　　总之，《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议程建设首先取决于媒体对中国国家地位重要性的判断，在此判断之下，中国议程在头版取得稳定地位的因素在于两方面：1.在中美政治和经济关系无重大动态时，与中美外交无涉的社会领域题材成为其中国议程的稳定内容板块；2.媒体通过重点议程设置来维持其头版中国议程地位，议程设置的重点在于时效性不强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在时效性强的事件中，只有涉美严重事件、强意识形态属性事件和举世瞩目的事件可能成为《纽约时报》头版的重点设置议程。
　　
四、地域和专长：资源配置的系统性偏向
　　在商业媒体环境中，媒体自设议程并非单纯出于意识形态和议题认知的决策，而是极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利益条件的约束，其中重要的限制条件就是新闻生产成本和竞争对手的可能行动，因此，“资源分配”和“媒体竞争”也是影响议题呈现的重要原因。[30]媒体新闻生产成本极其高昂，一般通过建立信息分享网络来减少记者搜索和获取信息的成本；另一个办法就是条线报道，分配记者专业从事狭窄领域的报道，从而可以在较低的成本下保证新闻产出量。[31]信息网络和条线报道都意味着记者对固定地域和固定消息源的依赖，强化了某些类型的报道内容而忽略了其他内容。“媒体竞争”意味着媒体会尽量成为重要新闻的首先报道者，如果不能，则媒体可能有两种反应，一是完全忽略该议题，二是如果议题足够重大不能忽略，则会设法寻找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处理。[32]由于“媒体竞争”涉及对不同媒体报道情况的同期比较，且《纽约时报》在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居于领先地位，有为美国其他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33]因此本文不做研究。
　　在媒体资源配置上，既往研究比较关注媒体在所谓信息“中心机构”（如法院、市政厅）的人力部署情况，[34]但在国际新闻报道上，由于驻外记者人数有限，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地域空间和记者自身专长这两方面。记者的职业生产和地域的联系十分紧密，活动地域决定了能结识的人脉关系，也决定了其所能关注的议题状况，尽管没有条线分配的驻外记者有更大的行走空间，但有驻外记者的城市和地区必然受到更多关注。此外，记者本身也是媒体重要的资源，一个有经验的记者到来或离开常常意味着某一类议题在媒体上存在或者不存在，例如，一个《华盛顿邮报》的金融记者临时被安排其他工作，原来的位置空缺数月，就会导致无人报道金融议题，进而读者就会相应地认为这些议题没有前段时间重要。[35]一般来说，派驻国外的记者资历较深，有较为丰富的采写经验，通常在某个领域形成一定的报道优势，[36]但因为驻外记者人数限制，媒体无法像国内新闻那样按条线配备记者，因此，驻外记者自身的专长对报道议程的影响尤其被放大。
　　本文从“发稿地点”和“记者安排”这两个角度来考察《纽约时报》中国报道的资源配置情况，并分析其与媒体议程的关系。
　　《纽约时报》在中国常设三个记者站：北京站、上海站和香港站，其中北京站规模最大，香港站覆盖大中华区报道，特别是因为地理临近而覆盖广州和深圳的报道。本文对《纽约时报》2001-2014年间所有头版报道的发稿地点的统计分析显示，发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这五个大都市的报道占全部头版报道的43%，其中北京又是最重要城市，占全部头版报道的28%，而发自5城之外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报道仅占23%，发自中国以外城市和地区的稿件占25%，未注明发稿地点的稿件占9%。也就是说，尽管《纽约时报》在中国设置三个记者站，但是头版报道资源严重倾斜于北京。
　　14年总计，“北京”报道占“5城”报道总量的65%。“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城市，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虽然得到比广州、深圳和香港更高程度的重视，但是14年中发自“上海”的头版稿件总量只有49篇，约占6%，在“5城”总发稿量中也只有15%。从发稿地点的这种严重倾斜状况可见，《纽约时报》头版虽然很重视有关中国的经济报道，但是，“经济”并非其首要议程，这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前文从重点议程设置角度的分析结论。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不同“发稿地点”稿件数量的历年变迁状况，以及彼此之间所占比例的相互关系，笔者将历年发稿地点为“北京”、“5个主要城市”、“国内其他地方”和“国外”的稿件所占年报道量比例情况制作成图（图2　图2见本期第56页）。
　　从图2可知，尽管14年中《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量总体趋势攀升，但是“北京”发稿量在历年报道总量中所占比例基本不变，除了2008和2012年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36%和40%）外，其他年份的比例一般在20%-30%。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城市，不仅是政治新闻聚集地，也是各种社会议题的决策之地，因此，“北京”作为发稿地点的稳定比例大体显示了《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对社会政治议题的稳定关注。另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是“5座城市”作为发稿地点的报道在年报道量中所占比例，14年间的最高比例是57%，最低是32%，平均为43%。可见，《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的几个大都市，且14年间整体趋势不变。
　　14年中报道比例发生明显变化的是“国内其他”和“国外”这两个指标。发稿地点为“国内其他”的报道在2001-2011年间保持大致稳定，最高比例为2004年的35%，最低为2007年的17%，这11年间的平均比例为27%。但是“国内其他”所占比例在2012年突然大幅下跌，从前一年的26%跌至16%，且接下来的两个统计年度持续下跌至10%。巧合的是，“国外”发稿所占比例也以2011年为界分成两段，2001-2011年间的比例大体稳定，但2012年“国外”发稿量比例骤升至27%，并连续三年保持升势至2014年的44%。“国外”和“国内其他”这两组指标的变动呈现负相关的关系。结合具体的报道议题情况可知，发稿地点为“国内其他”地区的稿件绝大多数是有关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冲突题材的报道，包括历年策划的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系列报道。发稿地点为“国外”的稿件绝大多数是涉美或国际关系领域的议题。因此，“国外”和“其他地域”这两组指标的变动情况可以说明，大约从2012年开始，《纽约时报》缩减了对中国社会变迁议题的关注，而增加了对中国涉美关系和中国国际关系议题的关注。从实际报道情况来说，2012年及以后，政治领域报道显著增加，其中尤以中美关系和中外关系议题最为显著；有关社会变迁领域的报道从绝对报道数量来说并无下降，但在年报道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所占份额明显下降。
　　综上所述，从“发稿地点”的角度，《纽约时报》的头版中国议程重点关注中国的5个大城市，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尤其重要，以其为发稿地点的报道量超过其余4个经济城市的总和，此种资源配置使社会政治议题成为中国议程的核心。大约从2012年开始，随着“国内其他”地区的发稿量占比下降和“国外”发稿量占比上升，社会变迁领域的题材关注度有所下降，并加强了关于中国国际关系领域题材的报道份额。
　　在驻华记者安排与议题呈现的关系上，本文通过对中国报道11位核心记者的驻华时间关系并结合其报道专长进行分析。表4是11位记者的驻华时间、地点、专长和报道基本情况。
　　从表4的核心记者安排情况可知，《纽约时报》驻上海和香港的记者长期保持稳定，报道专长皆为“经济”领域，与所驻城市特征相匹配。从实际报道情况，张大卫擅长做微观经济领域报道，做过诸多产业报道和经济社会交叉领域的报道；而Keith Bradsher擅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金融分析，也做过少量产业报道。傅好文曾在2003-2008年间驻上海，不过他主要报道上海和中国南方地区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事件。驻北京记者数量最多，且变动不居，除早期的Erik Eckholm和Elisabeth Rosenthal是以“科学环境”和“医疗健康”报道见长外，其他记者专长皆是综合性的社会政治领域报道。从此种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北京站的主要报道意图在于社会政治领域。
　　从实际报道来看，驻京记者不论专长如何，皆需承担社会和政治领域多种类型子议题报道工作。即以2001-2003年间驻京的两位记者为例，Erik Eckholm是《纽约时报》资深环境记者和科学编辑，曾出版过三本有关全球环境问题的著作，但其在研究时段里的报道议题包括中美撞机事件、劳改制度、中国高层政治等。Elisabeth Rosenthal曾获哈佛医学院医学硕士学位（M.D.），并在医院急诊部兼职工作5年，于1994年进入《纽约时报》成为科学记者，主要报道健康和医院新闻，其在研究时段里的报道议题包括中美撞机事件、宗教、农村冲突事件等。
　　尽管如此，记者的专长和知识经验仍然对中国议程具体状况有深刻影响，人事更替也对议程呈现产生明显影响。例如，“医疗医药疾病”是《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的常设子议题，在11个年份中均有相关报道，但是2001和2002年间所有9篇有关“中国艾滋病感染扩散”议题的头版报道皆出自拥有医学硕士学位的Elisabeth Rosenthal之手，可以说，在艾滋病报道这个狭窄领域，如果没有专业记者驻京，该议题可能不会获得这么高的国际显著度。在Elisabeth Rosenthal结束驻华后，“医疗医药疾病”子议题下再无类似影响力的议程。2003-2008年间驻京的两位记者Joseph Kahn和Jim Yardley在中国议程设置上也具有类似影响。他们联手策划了《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系列报道，包括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保护、农民工处境、司法实践问题等。2006年Joseph Kahn和Jim Yardley以关于中国法治的系列报道获得普利策国际新闻奖，也极大地扩展了中国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两位记者2008年离开中国后，《纽约时报》头版多年没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度系列关注，直到2013年Ian Johnson推出一组4篇关于“城镇化政策”的系列报道，但其影响力比不上Joseph Kahn和Jim Yardley的系列报道。
　　Andrew Jacobs（杰安迪）从2008年开始驻华，8年时间里写了62篇头版报道，几乎包括这个时间段里中国社会和政治冲突领域的所有重要题材，包括众多强意识形态属性事件，这与他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在接受英文媒体访谈时，[37]杰安迪提及自己上世纪80末年代在武汉做英文教师时亲身经历抗议运动的状况，他对中国社会政治领域冲突事件的高度关注与这段经历有一定关联。Keith Bradsher的中国经济报道可以说明《纽约时报》的中国报道并不必然具有意识形态偏见。Bradsher大学主修经济学，在研究时段内共负责61篇头版报道，在11名核心记者中其头版报道量位居第二，可见《纽约时报》对他的重视。几乎他的所有头版报道皆是经济领域议题，由于专业知识兼中国亲身经验，一方面，他许多时候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发展的认识和报道甚至领先于中国的本土媒体；另一方面，他又能超越西方一般舆论而对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和分析。仅以其2009年一条关于中国稀土问题的报道来说明。[38]这篇报道的国际舆论背景是，2008年4月中国工信部发布草案计划停止所有重稀土出口，西方政府和公司对此反应强烈，担心中国的垄断地位对其未来技术发展形成潜在束缚，美国国会为此下令军方研究替代性方案。Bradsher没有遵从国际舆论的这种担忧和指责，而是将报道重点放在中国稀土资源滥采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以及中国稀土的非法开采和严重的非法出境上，这也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政府限制稀土出口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据笔者检索，国内最早的相关报道迟至2010年3月才出现。[39]上述分析表明，在头版中国报道上，《纽约时报》记者资源配置上的系统性偏向确实影响了其具体的报道议程，前者决定了《纽约时报》头版中国议程主要受社会和政治议题驱动，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议题居于次要地位，记者自身的报道专长和知识经验在中国议程的具体议题设置上有重要影响。
　　
五、子议题的构成
　　在元议题和子议题的关系上，相关研究都认为有一些固定类型的子议题维系着整体的报道议程，但是具体的子议题则随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在环境议题的研究上，皮埃尔认为，灾难事件、丑闻事件、警报性信息和争议话题等四类子议题是维系元周期的主要因素，但因为子议题之间相互作用在关注模式上形成各种协同效应，元周期并非子议题周期的简单集合。[40]Boydstun则将影响《纽约时报》头版议程的事件分为三类：维系性的“面包黄油”事件（如天气、体育）、惯例性的定期事件（如选举）和突发性事件，其生产模式各有不同但协同作用使头版各类议题常年保持均衡且呈现高度偏向。[41]两项研究皆表明，有明显时效的突发性事件虽然随机偶然发生，但在维系元议题周期和《纽约时报》头版议程构建中皆有显著影响。因此本部分将首先分析此类事件与议程建设的关系，而后再从硬新闻和软新闻的角度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领域子议题分布情况，及其对整体议程建设的影响。
　　（一）偶发事件的影响
　　由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很多时效性事件在被人们广泛关注之前皆有一定的前期进程，并不像社会领域里的许多突发事件那样瞬间发生，所以本文将此类时效性事件统称为“偶发事件”。社会领域里的偶发事件众多，且彼此间有较大的性质差异，本文将其细分为“灾难事件”、“人为事故”、“社会冲突事件”和“意识形态事件”四个类别。文化领域的“事件活动”都是早早定期安排，不能和其他三个领域的“偶发事件”同等考量，且一共只有3篇不同事件的报道，故而不纳入分析。
　　单纯从报道量而言，“偶发事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这三个领域里都是报道量最高的议题类型，但对各领域议程的具体作用方式不同。社会领域里具有头版议程预测性的是报道量较低的“社会冲突事件”；重大灾难事件能推高年报道量，但不具有头版议程的预测性，且同类题材在议程设置中有衰减效应；政治领域的重大涉美事件能显著推高报道量，且具有头版议程的可预测性；国内政治偶发事件则能推高报道量，但不具备头版议程可预测性；经济领域通常只有涉美事件才能进入头版议程，具有可预测性，但相对而言报道量不高。
　　偶发事件是社会领域的报道重点，四个类别合并共90篇报道，占社会领域全部报道量的三分之一。不过，四个类别里报道量最高的“灾难事件”（共39篇）不能作为类型事件来对头版议程进行预测。一是被报道的事件十分稀少，15年里仅有4个事件进入头版，其中，SARS疫情和马航失联事件皆具有国际性，真正的国内灾难性事件只有两个。二是被报道的国内灾难事件皆是地震议题，并显示了同类题材议程设置的衰减效应，2008年汶川地震有13篇头版报道，2010年玉树地震只有1篇，而2013年雅安地震则没有进入头版。社会领域里能得到稳定关注的事件类型是“社会冲突事件”，共27篇报道，虽然单个事件的报道量不高，但是10个年份里皆有此类型议题，说明其更易进入头版议程。“人为事故”和“意识形态事件”的报道频率较低，但也较“灾难事件”更易进入头版议程。
　　政治领域里的重大“偶发事件”分布于6个年份，共10个事件74篇报道，其中，国内政治事件2个，涉中美关系事件8个。仅有2个同类型的国内事件进入头版，且有明显的议程设置衰减效应，可见国内政治偶发事件不能作为头版议程的预测依据。相对而言，中美关系事件更易进入头版议程，重大事件能显著推高报道量，同类型事件没有衰减效应，因此，具有议程可预测性。“黑客入侵”议题是典型案例。2013年《纽约时报》曾用11篇头版报道中国黑客侵入美国网站，其时主要还是作为民间社会事件来处理，2014年和2015年则从两国政治的角度分别有4条和5条报道。报道的政治转向固然有网络攻击目标转向政府网站的原因，但同主题反复出现，且报道量不减，可见其重视程度。
　　经济领域里相对来说较少有明显时效的非预期事件，因此，“偶发事件”报道比较分散，分布于8个年份共49篇报道，单个事件的报道量不如社会和政治领域突出。被报道的主要是涉美事件，如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事件、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事件、2012年苹果推动中国代工厂改革、2015年股市动荡和人民币贬值。涉美知名企业的事件都有较高报道量，同类型事件具有议程可预测性。
　　前人研究发现，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以政治经济方面的硬新闻为主，较少报道软新闻；更多报道破坏性事件，但相对较少报道诸如地震、政变之类的突发事件。[42]美国驻外记者对国际新闻质量的抱怨之一就是认为编辑对外国趋势性的报道更感兴趣，而比较忽略突发事件。[43]《纽约时报》头版中国议程的“偶发事件”报道状况部分印证了这些结论：除极少数戏剧性事件外，中国的重大灾难和政治时效性事件都不能进入议程，国内社会冲突事件和涉美事件是中国议程的稳定预测因素。
　　（二）软新闻和硬新闻的构成
　　《纽约时报》作为著名精英报纸，其头版文章都是通常意义上硬新闻之属。这里采用硬新闻和软新闻的概念划分，主要考虑其头版中国议程既有大量涉及中美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题材，也有不少与美国内政外交皆无关的纯粹中国国内事务报道。相对而言，前者偏硬，后者偏软，本文希望通过这组概念分析除“偶发事件”之外的其他类型子议题的构成关系。
　　雷涅曼（Reinemann）等人曾以话题的“政治相关性”作为主要依据来区分硬新闻和软新闻，[44]但是对于国际新闻来说，情况有不同。国际新闻为他国事件，即使在本国是至关重要的硬新闻，对美国受众而言，大多数时候也仅是了解远方故事和增长知识，只有与美国内政外交利益相关的国际新闻才是硬新闻。因此，本文将与美国内政外交利益高度相关的中国新闻划为硬新闻，相关度不高者则为软新闻。
　　根据这个标准，政治和经济领域各项子议题大多是高政治相关的硬新闻，社会领域绝大多数是跟美国政治相关度低的软新闻，而文化领域则是硬新闻和软新闻各居一半。
　　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头版议程共同之处在于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和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影响。除此而外，政治领域的重点议程是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分析性报道，经济领域则是对中国的一些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大多跟美国产业发展和社会经济联系较为紧密。政治领域里的常设子议题（一半以上年份有报道）有6项：中外关系、中美外交活动言论、中国高层政治、军事、政治会议政策立法和社会政治，其中仅“社会政治”子议题属于软新闻，报道国内一般政治动态，如较低层级的官员腐败案（2007年）、民众反日情绪（2005年）等，跟美国政治相关性低。其他一些报道频率不高的子议题，如“政治异见”、“香港”、“民族”、“台湾”等虽为中国内务，但是美国人权外交政治的重要关注点，也是高政治相关的硬新闻。经济领域里常设议程皆是硬新闻，只有报道频率较低的“企业故事”是软新闻。
　　社会领域里常设议题“越轨现象”和“一般社会现象”各有37和35篇报道，两者合并占全部社会领域报道量约26%，皆与美国政治无关。前者指偏离美国社会一般规范，但是没有在中国引起激烈冲突性事件的现象，如拐卖儿童现象、农民上访被精神病等，此类报道即是通常意义上对中国社会现象的“负面报道”；后者指对社会风俗习惯和时尚流行现象的报道，如蚁族现象、年轻人追韩风等，通常不涉褒贬。其他常设子议题有“三农问题”、“医疗医药疾病”和“环境”，前两者皆是软新闻之属；“环境”是重要的国际政治议程，理应属于硬新闻，不过国际环境议题的关注重点在于全球气候变化，而“环境”子议题下的报道主题是工业污染、工程建设的后果等，属地域性的环境问题，因此不能归入硬新闻之列。在报道频率较低的子议题中，除“食品药品安全”部分主题因涉及出口美国而属于硬新闻之外，其余皆是软新闻。
　　文化领域的常设议程皆是硬新闻，跟美国政治社会有各种联系，如“言论审查”、“科技科研进展”等，一部分体育赛事报道也兼涉政治。软新闻主要体现为各类文化和教育现象的报道，“涉美教育”通常也只是描述现象，无关政治，属于软新闻。
　　软新闻和硬新闻代表了媒体观察中国的两种视角，软新闻某种程度上代表一种内生视角，从中国国内情况出发，关注中国社会中各种新现象和存在的问题；而硬新闻则是一种外来视角，从对美国和世界格局可能带来挑战或危机的角度，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15年整体情况而言，《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的四个领域中，政治和社会领域与年报道量强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79和0.55；经济和文化领域与年报道量中等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2和0.43，[45]也就是软新闻和硬新闻在中国议程设置中有差不多同等的驱动能力。由于2012年是15年报道中的一个节点，若以此为界分2001-2011年、2012-2015年两段来检测各领域报道量与年总报道量的相关情况，则可以发现软新闻和硬新闻存在互为消长的关系。
　　在前11年里，社会领域与年报道量强相关，相关系数为0.86；其次是政治领域，相关系数为0.67；再次是文化领域，相关系数为0.61；经济领域与年报道量则几乎不相关，相关系数为0.07。即前11年里，社会领域是主导性的报道领域，软新闻是最主要的议程驱动力量。但是在后4年里，经济领域与年报道量强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7；而政治、社会和文化这三个领域与年报道量则几乎不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25、0.17和-0.07。即后4年里，经济领域是主导性的报道领域，硬新闻成为最主要的议程驱动力量。
　　结合历年各领域报道量、发稿地点和具体报道内容情况可以发现，后4年里，社会领域报道的内容构成上发生了重大转向，绝对报道量虽然保持稳定，但是报道范围和报道深度有显著的收缩。这从其事件性报道情况可见一斑，前11年里社会领域报道了大量本地媒体传播度较低的中国国内社会失序冲突事件，如2011年浙江电池厂铅泄漏事故、2010年广州汽车流水线工人罢工事件等；但是后4年里仅报道了国内轰动一时的几个重大事故，如2015年的外滩踩踏事件。这种转向体现在发稿地点上则是“5城”以外的国内其他发稿地点比例显著降低；相应地，有关中美和中外政治经济活动的报道量增加，带来“国外”发稿地点的显著攀升。
　　综上所述，从元议题和子议题的关系来说，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重大“偶发事件”都能显著推高中国议题的年报道量，但国内重大的戏剧性事件不具有头版议程的预测性，同类型事件体现明显的议程设置衰减效应；重大涉美事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冲突事件具有头版议程的预测性。政治经济领域的硬新闻和社会领域的软新闻共同维系着中国议程，中国议程的内生视角和外来视角一直都存在，但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近年在年报道量攀升的情况下，随着对硬新闻关注的增加，软新闻的报道力度相对被削弱。
　　
六、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纽约时报》头版中国议程的建设机制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对中国国家地位重要性的判断带来对中国议题持续稳定的关注，与中美外交无涉的社会领域题材是维持稳定议程的重要内容板块，媒体也通过重点议题设置维持其头版中国议程地位，议程设置的重点在于时效性不强的社会和政治议题。
　　其次，媒体资源的地理配置塑造了中国议程的整体结构，具体的记者资源配置则影响了中国议程的具体设置。京沪穗港深等五大城市是头版中国议程的重点关注对象，作为社会和政治议题决策中心的北京尤其重要，以其为发稿地点的报道量超过其余四个经济城市的总和，使社会政治议题成为中国议程的核心，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议题居于次要地位。记者自身的报道专长和知识经验在中国议程的具体设置上有重要影响。
　　再次，重大偶发事件能显著推高年报道量，重大涉美事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冲突事件具有头版议程的预测性。政治经济领域的硬新闻和社会领域的软新闻共同维系着中国议程，但是两者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近年随着外来视角的增强，相对内生视角的报道明显削弱。
　　由于本文在研究时段和研究议题上的限定性，上述结论是否可以推衍为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议程建设的一般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一是需要扩展研究时段，考察在更长时间段里媒体议程建设的规律，二是需要扩展研究议题，考察媒体对更多国家的议程建设状况。■
　　
①A. Boydstun. Making the News: Politics, the Media and Agenda Setting. ChicagoIL: The 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2013p. 25.
②A. Downs. Up and down with ecology--- the issue-attention cycle. Public Interest, 197228(2):38-50.; C. Trumbo. Constructing climate change: claims and frames in US news coverage of an environmental issu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9965(3):269-283.
③H. Chyi, & M. McCombs. Media Salience and the Process of Framing: Coverage of the Columbine School Shooting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481(1) :22-35.
④A. Hansen. EnvironmentMedia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2010pp.37-38.
⑤M. McCombsD. Shaw, D. Weaver. New directions in agenda-set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Mass Communicaton and Society201417(6): 781-802.
⑥T. SheaferG. Weimann. Agenda building, agenda settingprimingindividual voting intentions and the aggregate results: an analysis of four Israeli elect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555(2): 347-365.
⑦S. GilbergC. Eyal, M. McCombsD. Nicholas.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and the Press Agenda. Journalism Quarterly198057(4):584-588.
⑧D. Weaver, N. Elliott. Who sets the agenda for the media? A study of local agenda-building. Journalism Quarterly198562(1): 87-94.
⑨J. Manheim& R. Albritton. Changing National Images: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nd Media Agenda Settin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478(3): 641-657.
⑩P. Curtin. Reevaluating public relations information subsidies: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and agenda-building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99911(1): 53-90.
[11]G. Funkhouser. The issues of the Sixt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337(1):62-75.; L. DanielianS. Reese. A closer look at intermedia influences on agenda setting: the cocaine issue of 1986. In ShoemakerP. (ed.). Communication and Campaigns about Drugs: Government, Media and the Public. Hillsdale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9pp.47-66.
[12]R. Behr, S. Iyengar. Television news, real-world cues and changes in the public agend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549(1):38-57.
[13]G. Lang, K. Lang. Watergate: An exploration of the agenda-building process. In ProtessD. & McCombsM. (eds). Agenda Setting: Readings on media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making. Hillsdale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nlishers, 1991pp. 277-290.
[14]J. McCarthy, C. McPhail. Image of protest: dimensions of selection bias in media coverage of Washington Demonstrations, 1982 and 199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61(3):478-499.; D. Brossard, J. Shanahan, K. McComas. Are issue-cycles culturally constructed? A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American covera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047(3): 359-377.
[15]黄敏：《扩散与激活：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议题发展（1980-2010）》，《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邱鸿峰：《美国主流报纸的中国环境形象建构：“议题关注周期”视角》，《新闻界》2015年第9期
[16]K. McComasJ. Shanahan. Telling Stories about Global Climate Change: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Narratives on Issue Cycl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926(1):30-57.
[17]J. McCarthy, C. McPhail. Image of protest: dimensions of selection bias in media coverage of Washington Demonstrations, 1982 and 199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61(3): 478-499.
[18]M. Nisbet, M. Huge. Attention cycles and frames in the plant biotechnology debate: managing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press/ policy connec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 Politics, 200611(2):3-40.
[19]M. Djerf-Pierre. Green metacycles of attention: Reassessing the attention cycles of environmental news reporting 1961–2010.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1122(4): 495–512.
[20]A. Boydstun. Making the News: Politics, the Media and Agenda Setting. ChicagoIL: The 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2013pp. 107-108.
[21]傅旭：《立法：与世贸规则接轨》，《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1日第6版
[22]鲁楠、高鸿钧：《中国与WTO：全球化视野的回顾与展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6期
[23]巫云仙：《西方学者对中国“入世”十年的观察和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
[24]A. Boydstun. Making the News: Politics, the Media and Agenda Setting. ChicagoIL: The 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2013p. 87.
[25]T. ChangP. ShoemakerN. Brendlinger.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in the U.S.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714(4):396-414.
[26]T. JonesP. AelstR. Vliegenthart. Foreign Nation Visibility in U.S. News Coverag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1950-2006).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140(3): 417-436.
[27]相关原始数据汇总可见“表2”，通过excel计算相关系数，为皮尔逊系数。
[28]中美贸易关系从1972年两国政府签署上海公报后得到恢复，2001年底中国入世后，中美贸易关系趋于密切。2002年，中国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国，而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国。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500亿美元，中美互为彼此的第二大贸易国。
[29]T. JonesP. AelstR. Vliegenthart. Foreign Nation Visibility in U.S. News Coverag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1950-2006).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140(3): 417-436.
[30]J. Hamilton.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sell: How the market transforms information into new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 14.
[31][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第46-52页，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32]A. Boydstun. Making the News: Politics, the Media and Agenda Setting. ChicagoIL: The 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2013pp. 47-50.
[33]G. Golan.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and global news coverage: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ree network television evening news programs. Journalism Studies20067(2): 323-333.
[34][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第46页，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35]A. Boydstun. Making the News: Politics, the Media and Agenda Setting. ChicagoIL: The 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2013p. 49.
[36]D. Wu, J. Hamilton. US Foreign Correspondents : Changes and Continuit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00466:517-532.
[37]J. Karter. Andrew Jacobs: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China. Sampsonia WayJuly 82013Retrieved from http://www.sampsoniaway.org/interviews/2013/07/08/andrew-jacobs-telling-the-world-about-china/
[38]K. Bradsher. Earth-friendly elements, mined destructively. New York TimesDec. 262009A1.
[39]赵新星：《龙川非法开采稀土矿死灰复燃》，《南方日报》2010年3月9日第A08版
[40]M. Djerf-Pierre. Green metacycles of attention: Reassessing the attention cycles of environmental news reporting 1961–2010.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1122(4):495–512.
[41]A. Boydstun, Making the News: Politics, the Media and Agenda Setting. ChicagoIL: The Universtiy of Chicago Press2013pp. 107-108.
[42]W. Gonzenbach, M. ArantR. Stevenson. The world of U.S. network television news: Eighteen years of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news cover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199250(1): 53-72.
[43]D. Wu, J. Hamilton. US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hanges and Continuit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00466: 517-532.
[44]C. ReinemannJ. StanyerS. Scherr, G. Legnante. Hard and soft news: A review of concepts, operationalizations and key findings. Journalism, 201113(2):1-19.
[45]该组和下文相关系数计算的原始数据可见“表3”，通过excel计算，为皮尔逊系数。
　　
陈红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批评建议。《纽约时报》头版中国报道数据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王凡、庞旭、桂佩倩、胡夏霖、任道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