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源南 吴玥 钱兵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间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是维持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前提，它的良性运转可以使其不断积累，并对政府与社会产生反馈机制与递增收益。①但根据“不对称法则”（the asymmetry principle），社会信任作为一种极其容易被损耗的社会资本，建构它需要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破坏它却只需要一个瞬间。一旦破坏，便再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②据《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3月，全球范围内不信任仍在继续，被调查的26个国家中，近六成国家和地区的信任度指数低于50分。③可见，如何维系、恢复或者重塑社会信任正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负面的新闻报道——即以单方面描述“怀疑、攻击、道德谴责、丑闻、不当行为指控、侮辱”等的新闻框架或新闻主题，④会引发公众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的消极评价。⑤一方面，新闻媒体是塑造社会成员对信任感知和风险评价的重要来源，媒介对负面新闻的频繁报道，会导致公众对当下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做出误判，迫使其以防御、戒备的状态应对内心的恐慌感；另一方面，基于涵化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受众会错将“媒介现实”当作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在脑海中建构对当下社会整体的共同刻板印象。那些充斥着耸人听闻的事件、阴谋和丑闻的负面新闻会使公众产生同情疲劳并变得冷漠、麻木，⑥于潜移默化之中形塑公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随着时代发展与媒介变迁，反转新闻逐渐成为当前较为常见的一种新闻现象。反转新闻是在我国新媒体环境中出现的新事物，⑦往往具有首发报道虚假、片面，属于社会热点主题，具有冲突性、戏剧性情节，引发舆论反转，后续报道纠偏等特点。⑧反转新闻首发报道的新闻主题一般与负面新闻相似，以单方面描述危机、攻击、道德谴责、丑闻等为主。万晓燕、王胜源发现，2014-2016年的反转新闻主要聚焦于“社会伦理道德”、“警情法治”、“医患纠纷”、“官员作风”等。⑨这类话题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极易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造成集体焦虑与社会恐慌。另一方面，反转新闻首发报道往往是片面或不准确的，后续披露的事实不断反转，容易引发公众对新闻报道真实性、准确性，甚至整个媒体行业道德伦理的质疑。因此，反转新闻或许较负面新闻更容易左右公众对事件及周边环境的认知与评估。
　　以往的反转新闻研究多集中于特点、规律的总结，未能涉及“反转”的前后过程对公众的一贯社会信任感所造成的冲击，也未清晰阐释与探讨反转新闻与负面新闻之间，负面新闻、反转新闻与社会信任三者之间的交叉影响作用。因此，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反转新闻、负面新闻与社会信任三者间的关系，并希望在尊重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全面掌握媒体报道对构建社会信任、营造舆论环境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新闻媒体责任，加强公众新闻素养与制度信任提供社会学、传播学层面的经验支撑。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社会信任的理论回顾
　　信任是伴随风险（risk）而产生的一个现代概念，⑩植根于人们对所处客观环境或自身未来选择的不确定性，是个体或机构判断另一个个体或机构是否对自身有利或至少无害的主观概率。[11]风险环境下，信任的建构有利于降低社会运作成本，化解社会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增加社会成员间的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和政府能否健康运作的核心。
　　基于“信任对象”这一维度，学术界将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与社会信任（social trust），[12]或特殊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与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13]人际信任或特殊信任作为一种“放心关系”，是以亲缘关系或熟人关系为基础的，只对自身所处的内部群体给予相信和善意的信任类型。[14]而社会信任则产生于社会关系的互动之中，既受个体的心理影响，也受特定的文化习俗、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与形塑，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关系中他人或机构能按照其所预期的去履行各自职责与义务的主观期待。[15]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精细化，以及日益加深的风险全球化趋势，单纯的人际信任已不适应于现代社会。于今，更强调信任的社会属性，即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从社会宏观层面对信任所担负的社会作用与价值进行研究，常被作为理解和检视一个国家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信任能促进社会福利、社会凝聚力与民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社会资本的良好运转具有重要意义。[16]长久以来，媒体作为社会成员感知、判断社会环境的窗口，以及预测未来不确定性的渠道，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态度有着重要影响。新闻报道所引发的公众舆论对社会信任具有重要影响。首先，随着社会化媒体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任何一个社会话题都可以通过“两微一端”向外扩散，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对舆论导向具有显著影响，并进一步左右社会成员对政治、社会环境的态度。其次，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作为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业与社会成员进行沟通交流的平台，有助于缓解和改善社会成员对某些议题的既有刻板印象与信任危机。彭芸通过调查媒介使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媒体的政治使用、意见表达与政治信任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17] 傅文成也在其研究中发现，媒体信任、媒体的报道方式与媒体新闻关注度对公众如何感知公共政策与是否会形成社会舆论具有促进作用。[18]同样，社会信任在危机时期对公众舆论与决策也具有重要影响。鲍斯菲尔德（Bousfield）与同事在研究中指出，大多数公众往往基于信任感，作为理解复杂或风险议题时的主要方法。[19]陈忆宁在分别就政治信任、社会信任对美国牛肉进口台湾危机、福岛核泄漏危机的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媒介的使用对公众理解、感知风险议题与政府政策起到一定影响，但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高低是决定公众接受风险与支持公共政策的关键变量。[20]郑沅教则对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进行研究后发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不仅对提升公民的政治知识水平有积极影响，还与社会信任与政治效能感一道成为促成韩国公众参与弹劾朴槿惠集会的重要变因。[21]但是，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院长德利·卡皮尼所说，“社会政治利益和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22]当前，国内关于社会信任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主要围绕社会信任在个人、组织以及社会层面的构成因素、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等进行研究，疏于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探讨媒介使用与社会信任间的逻辑关联，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为此，本研究从媒介使用、媒介报道方式入手，具体探讨负面新闻熟悉度与反转新闻接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二）负面新闻与社会信任
　　有关媒体与信任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外媒介效果领域的重要议题。研究者从媒介接触、负面新闻报道及个人信任水平三个方面出发，讨论了媒体与信任间的影响关系。
　　首先，自20世纪60年代起，学者们就已经认识到不同的新闻媒体对政治信任所产生的影响的差异化，但媒介究竟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新闻媒体的曝光对政府信任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罗宾逊（Michael J. Robinson）认为，人们通过电视获取政治新闻的频率越高，其政府信任水平就会越低，这一现象被其命名为“视频不适症”。[23]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研究者发现使用互联网似乎对公众的信任更不利。尹（Im，T.）等人发现，网民的上网时间越长，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24]社交媒体的崛起打破了以传统媒体为主导的垄断局面，为公众提供了一个信息更加多元和舆论两极分化的公共空间，增加了公众接触反政治、反社会规范信息的可能性，从而使其产生对政治、社会信任的负面看法。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媒体曝光与政治信任间的关系是积极、互惠的。诺里斯（Pippa Norris）针对“视频不适症”提出了“良性循环”理论，[25]认为传统媒体的新闻曝光，既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提升了公众的政府信任度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卡佩拉等人发现，观看娱乐休闲类电视节目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社会的信任感。[26]此外，一些学者还发现，政府网站的使用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积极影响，互联网用户要比非互联网用户对当下的民主体系更为满意。[27]尽管现有的大部分研究结果都强调了媒体在构建公众对政治、人际、社会信任方面发挥着负面作用，但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见，媒介类型、媒介消费的数量或强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媒介使用与信任之间的关系，真正通过媒介向公众传递的不是媒介载体本身，而是通过媒介载体向公众传递的负面信息，即负面新闻。
　　负面新闻或称之为新闻报道中的负面基调（Negative tone）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其出现与人类进化过程，以及媒介市场的商业化竞争有关。首先，作为进化过程的结果，人们天生就密切关注负面新闻，并养成对该类新闻的消费习惯。已有研究证明，受众更偏爱负面新闻中对冲突和丑闻的描述，[28]而越是消费该类新闻，公众越可能变得愤世嫉俗。[29]其次，负面新闻因为更吸引眼球，更具戏剧性，所以有助于媒体间争夺受众的注意力。纳瓦德、纳西尔等人（NaveedNasiret al.）发现，负面新闻在推特上传播得更快，并且用户的负面情绪会增强该类新闻的传播速度与话题强度。[30]因此，随着新闻机构经济压力的增大，负面新闻比重也呈上升趋势。网络时代，新闻报道的发布数量变得不再有物理限制，用户们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最新的新闻。而算法分发的干预，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且易于只获取个人感兴趣的新闻。由此，咄咄逼人、夸大其词，并带有一定误导性的标题与内容成为有效提升点击率的手段。这类关注冲突、暴力、丑闻等的负面新闻会使公众变得冷漠，从而助长“犬儒主义的螺旋”的形成。[31]帕特森（Patterson）认为，正是由于大众媒体较过去更频繁地报道负面新闻，才会持续引发公众对政府以及政策的不满。[32]围绕这一主题，研究者们从负面新闻内容与受众认知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探讨。在负面新闻内容方面，莫伊（Moy）等发现，负面新闻会造成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怀疑和不信任。[33]不止负面新闻，记者的负面评论与媒介转载的不文明话语也会使公众对新闻主人公及其所处的体制产生反感，并对社会信任造成负面影响。[34]甚至那些没有事实依据的隐喻型负面信息都会对观众的认知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35]还有学者从受众认知维度——基于受众记忆、情绪等对负面新闻进行了研究。“情绪管理理论”指出，个人接触媒体的能力能够极大地改变他们的情绪状态，即人们对新闻报道的选择会直接受到其之前所处环境的影响，[36]导致马太效应的发生。约翰斯顿（Johnston）及同事的研究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一理论，即接触负面新闻的受众，会较他人显示出更多的焦虑和个人担忧倾向，[37]并容易进一步引发其他心理上的不良反应。例如，过度的消极认知，[38]以及加速刻板印象的形成。[39]这是由于个体的情绪状态与记忆是一致的，受众对于新闻中的负面场景产生的情绪越强烈，其记忆也越长久。因此，那些看似被淡忘的消极情绪与负面记忆，将在个体未来做出某项重要决定之时被重新激活，致使在恶性循环的情况下延续不信任。[40]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受访者的负面新闻熟悉程度对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消极影响。
　　（三）反转新闻、负面新闻与社会信任
　　如前所述，当前国内外学界对反转新闻概念的界定与类型的归属并未达成共识。然而，通过梳理近几年的反转新闻及其引发的舆论反转过程可知，引发反转的既可能是失实新闻，也可能是片面报道，甚至是当事人自导自演的新闻炒作，而反转的发生却是对首发报道中片面事实或失实信息等进行纠偏的过程。也就是说，反转新闻并非指一种具体的新闻形式或主题内容，而是强调一种由首发新闻报道与后续新闻报道事实不符或前后矛盾而引起的新闻与舆论的反转过程。由此，本文将反转新闻界定为一种由首发新闻报道中片面、失实或虚假内容引起的新闻与舆论的纠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闻报道从真到假再到真，或由先从假再到真，舆论表征也经历了由矛头指向一方转向另一方的变化态势”。[41]类型归属方面，根据伦盖威尔等对负面新闻的界定，即负面新闻在新闻内容框架与报道主人公的描绘中“多以批评、怀疑、攻击、道德谴责、丑闻、不当行为指控、侮辱等单方面描述为主”这一定义来看，反转新闻应属于负面新闻的范畴。
　　反转新闻作为我国新媒体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其相关研究仅限于国内。纵观既有研究，多以案例为主，围绕反转新闻的现象成因、业务反思与机制策略三个方面进行。在探讨反转新闻的影响的有限研究中，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其消极影响更甚，尤其是在公众认知信任、媒介公信力、同情心与社会关注度等方面。首先，就认知信任而言，王一凡等通过调查发现，尽管反转新闻最终对首发不实新闻进行了纠正，但却无法彻底纠正首发不实新闻所造成的受众对涉事群体的认知信任危机。[42]其次，反转新闻的频繁发生，致使公众产生了一种“期待新闻反转”的心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质疑。[43]长此以往，在交叉效应的影响下，公众不仅对自媒体，还会对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产生负面刻板印象。第三，就同情心而言，同情源于同理，是帮助社会成员站在对方立场主动体察他人境况，并由此促进彼此理解，加深合作的重要条件。心理学早已证明，持续、长久地接触某一不幸境况会致使人们产生“同情倦怠”心理。而近年来，反转新闻在题材上或是利用当前社会的个别突出矛盾，锐化不同群体间的冲突；或是挑战社会道德规范，导致公众产生同情倦怠，削弱社会凝聚力。正如《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所说，[44]当前我国呈现断崖式下滑的社会整体捐赠量与近几年“罗一笑事件”、“王凤雅事件”等舆论反转事件所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有关。第四，几乎每一次反转新闻都会引发舆论反转的热潮，侵占过多的公众注意力，掩埋同一时期本应被关注的重大公共事务新闻，造成社会关注度与社会参与度的浪费。
　　通过梳理既有研究不难发现，其一，既有研究未能将反转新闻嵌入当前整体社会背景下探讨其对社会信任所造成的影响。其二，既有研究主要围绕已完结的反转新闻事件或后续的舆论反转现象讨论其成因及影响，而反转新闻之区别于其他新闻形式，主要在于其过程中的不断反转，及这一变化所引发的舆论影响。相关研究已指出，负面新闻不仅会影响公众短期的信任态度，还可能会对其长期的信任行为产生潜伏影响。[45]因此，仅对接触反转新闻后的新闻效果及影响进行讨论，将难以检验“反转”这一变化是否引发，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引发社会成员对社会基本观念的认知、态度，甚至行为意向的变化。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接触反转新闻前，公众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如何？
　　研究问题2：接触反转新闻后，公众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较原始社会信任水平有何变化？
　　研究问题3：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其接触了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
　　研究问题4：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对其接触了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是否被负面新闻熟悉度所调节？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来源与数据收集
　　为检验本文的研究问题，本研究以调查问卷的形式，结合实验法中的前测-后测测量法，于2018年2月至4月通过网络问卷平台，面向中国境内及境外18-60岁的中国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2322份，实际成功收回有效问卷1020份。被访的中国网民中，男性506人（49.4%），女性514人（50.6%）；平均年龄为34.3（SD=10.1）；初中学历占2.3%，高中及中专学历占22.1%，本科及大专学历占46.5%，硕士学历占25.2%，博士学历占4.2%；中共党员及预备党员占32.6%，团员占15.2%，民主党派占1.9%，群众占50.3%；居住在城市的受访者最多，占总样本数的77.1%；家庭平均月收入主要集中在5000-10000、10001-20000之间，分别占总样本数的29.2%、31.3%。
　　（二）研究设计
　　为更好地体现与检验受访者在接触反转新闻前、后的社会信任水平变化，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检验受访者在接触反转新闻前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因此，在第一部分中并未向受访者展示任何相关新闻报道。第二个部分旨在向受访者展示反转新闻中的首发新闻报道与纠偏新闻报道。为此，在此部分中，受访者将先阅读一段以网络慈善求助为主题的首发新闻报道，并在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再阅读一段对该首发新闻报道进行纠正的新闻报道，即该网络慈善求助新闻经调查实为网络诈捐事件的报道。第三个部分旨在检验受访者在阅读完以上两则新闻报道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为保证测量的信度与效度，该部分中的社会信任量表与第一部分使用的量表一致。第四部分则为后续调查，包括检验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
　　（三）测量变量
　　社会信任水平。社会信任水平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关系中他人或机构能按照他们的预期去履行各自职责与义务的主观期待。为区别调查对象在接触反转新闻前、后的社会信任水平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将社会信任划分为原始社会信任与现有社会信任。原始社会信任这一变量旨在检验接触反转新闻前，受访者对当下社会人际关系、社会机构组织与媒体的信任程度；而现有社会信任变量则旨在检验接触反转新闻后，受访者对当下社会人际关系、社会机构组织与媒体的信任程度。问卷中，主要通过“当前，社会人与人之间是真诚的，没有欺骗的”；“当前，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理解与宽容”；“当前，有关单位所公开的信息都是真实的，都是能够揭示事实真相的”；“当前，社会公益组织的运行是公开透明”；“当前，电视、报纸等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将事情真相及相关事件进行公布”；“当前，网络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将真相及相关事件进行公布”等六个问项组成的李克特5级量表（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检测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M=2.9SD=0.8α=0.849），以及现有社会信任水平（M=2.8SD=0.7α=0.831）。
　　为检验关于社会信任变量的效度，本研究对以上六个问项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接触反转新闻前，原始社会信任水平的每一个问项的因素负荷值介于0.668到0.801之间，均出现在一个因子中（特征值为3.436，方差贡献率为57.262%）；同样地，接触反转新闻后，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六个问项也均出现在一个因子中（特征值为3.284，方差贡献率为54.728%），每一个问项的因素负荷值介于0.620到0.827之间。
　　负面新闻熟悉度。问卷中，采用过去2年中曾出现的5个负面新闻标题与5个一般新闻标题相混合的方式来衡量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M=3.1SD=0.62）。5个负面新闻标题由“于欢辱母杀人案”、“罗尔事件”等构成；5个一般新闻标题包括“英国公投脱欧”、“监察委继续推行‘重大政治改革’”等，用李克特5度量表（1=非常不熟悉，5=非常熟悉）进行具体检验。
　　
四、研究结果
　　（一）数据分析
　　首先，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研究假设1进行检验。其次，通过描述分析与独立样本T检验以回答研究问题1、研究问题2。最后，研究问题3与研究问题4则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其进行检验。本研究中，所有数据均采用软件SPSS22.0进行处理和分析。
　　（二）研究发现
　　1.研究假设1的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1检验了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是否对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造成影响。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1　表1见本期第44页），受访者的负面新闻熟悉程度对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67，p<0.001），即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越高，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也越高；反之，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越低，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也相应越低。因此，研究假说1不成立。
　　2.研究问题1与研究问题2的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受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是否在接触反转新闻后产生了变化，本文首先对受访者接触反转新闻前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研究问题1）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如前所述，对受访者原始社会信任水平的测量由六个问项组成。因此，这六项相加的得分即为受访者接触反转新闻前的原始社会信任的赋值（M=2.9SD=0.8α=0.849）。根据分析结果，受访者接触反转新闻前的原始社会信任平均水平为2.9，表明即便还未接触反转新闻，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度也呈普遍较低水平。
　　随后，本文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对受访者接触反转新闻前、后的社会信任水平（研究问题2）进行了比较。从（表2　表2见本期第44页）可以看出，受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在接触反转新闻前、后的均值差为0.112，t值为5.771，Sig值（p值）为0.001，表明受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在接触反转新闻前、后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受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在接触了反转新闻后发生了明显下降。
　　3.研究问题3的检验结果
　　研究问题3旨在探讨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其在接触了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　表3见本期第45页）所示，在控制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和是否党员因素后，他们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其在接触了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β=0.800，p<0.001），即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也越高；反之，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其在接触了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也越低。
　　4.研究问题4的检验结果
　　研究问题4检验了负面新闻熟悉度是否对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之间起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负面新闻熟悉度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b=-0.050，p<0.05)。即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熟悉度越高，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对接触反转新闻后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影响作用则越小。具体从负面新闻熟悉度较低和较高人群来看，负面新闻熟悉度的负向调节作用较小，两类人群中，原始社会信任与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相关性相差较小。随着对反转新闻的偶然接触，负面新闻熟悉度高、低者间的原始与现有社会信任水平变化可参阅（图1　图1见本期第45页）。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验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负面新闻熟悉度、反转新闻接触对个人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在检验并分析了反转新闻接触前、后，个人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负面新闻熟悉度对原始、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影响关系之后，研究发现，反转新闻的接触直接影响着社会成员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稳定性，不同的负面新闻熟悉度会对个体原始、现有社会信任水平产生加强或减弱的差异化影响。虽然负面新闻与反转新闻的接触对公民整体社会信任感具有一定削弱作用，但是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其之前接触负面新闻的频率、卷入程度等会弱化后续因负面新闻或反转新闻所引发的负面效果。针对以上研究发现，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整体偏低。原始社会信任水平的分析结果显示，阅读反转新闻前，1020位受访者的平均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仅为2.9，整体社会信任水平较低。考虑到样本来源的横截面性质，这一结果的出现有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近70%的受访者为“80后”与“90后”。《2018年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46]各年龄群体的幸福感均值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00后”和“40后”的幸福感最高，而“80后”，尤其是“90后”所感知到的幸福感最低。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网民的年龄结构中，“80后”与“90后”群体占比最高，对互联网的使用粘性最强。[47]由此可以推测，垃圾信息的超载、负面新闻的散播、网络“丧”情绪的渲染，以及消费、物质主义倾向的增长也是造成该年龄段群体对人际关系、社会环境产生焦虑与不信任的原因之一。
　　其次，不同的负面新闻熟悉度对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具有增强或削弱作用。即，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越高，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反而越高；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越低，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也越低。而且在追加分析中发现，负面新闻熟悉度低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明显低于负面新闻熟悉度高者（平均值分别为3.023和2.770，t值为-4.09，Sig值为0.001）。虽然这一结果与认为负面新闻会引发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并造成政治不信任的前人研究结果相矛盾，但却支持了“预防接种理论”的观点。即那些早已频繁地卷入到反面信息中的个体，如同被注射了预防疫苗一样，是不会轻易地被说服或改变立场的。只有那些自身所持观点从未遭受质疑与反驳的个体，才会在遭受反面信息攻击时，轻易改变其态度或立场。[48]在本研究中，即便被称为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也并非（也无法追溯）受访者的初始社会信任水平，而是已经被现实社会环境与媒介环境不断打破与重塑后的社会信任状态。因此，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熟悉度越高，意味着其在近2年间对聚焦于与社会成员所普遍持有的社会规范相悖的新闻内容接触较为频繁，越较之熟悉度低的受访者，更早、更频繁地卷入负面信息中，也就越早的对负面新闻产生“免疫力”。由此，当再次接触负面新闻信息时，与较少接触负面新闻的受访者相比，对负面新闻熟悉度高的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将较少地受其影响。
　　其三，反转新闻接触对现有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消极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受访者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在阅读了反转新闻后，由最初的17.2097降至16.5403，降幅为0.112。这一结果不但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也进一步表明了：一方面，社会信任水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极其脆弱且会随着个体的社会化进程，长期的社会观察、互动，以及媒介现实的建构而浮动的。另一方面，不论是普通的负面新闻还是特殊的反转新闻，都不仅会影响受众的短期社会信任，还会对社会信任造成长期的影响。再者，检验结果还表明，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是影响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主要因素。即社会成员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或抵消来自媒体对现有社会信任的影响。诺里斯曾指出，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取决于个体之前的政治信任和参与水平。[49]即，公众依靠既有的态度倾向与知识水平去主动获取与评估媒介信息的同时，其对媒介信息的过滤与评估将会抵消后期媒介信息对个人态度倾向的一部分影响。因此，一方面，如果受访者之前的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且对反转新闻的接触是基于个人偏好而有意为之，那么反转新闻对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无疑将被削弱。另一方面，根据预防接种理论的观点，受众对两面信息的接触频率与卷入度越高，就越不可能被随后出现的负面信息所影响。[50]考虑到部分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已经受到过来自负面新闻熟悉度的影响，对反转新闻与负面新闻的卷入度相对较高，既具备一定的“免疫基础”，又对负面信息具有足够深入的了解，因此，负面信息或反转信息的再次出现非但不会削弱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还会成为使其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既有社会信任水平的催化剂。
　　其四，负面新闻熟悉度对受访者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与现有社会信任水平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受访者对负面新闻的熟悉程度越高，其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对受反转新闻所影响的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作用越小。这一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其一，反转新闻是一种较负面新闻而言，更会引发社会信任危机与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新闻形式。不同于负面新闻，反转新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一波三折的现象，并伴有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反转与一系列的不实信息。因此，即便最终事实的本质会显现，受众仍会不可避免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中产生被人愚弄的愤怒与失望情绪。其二，本文的追加分析表明，负面新闻熟悉程度较低的受访者本身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就低于负面新闻熟悉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因而导致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的降幅低于负面新闻熟悉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即，对那些原本社会信任程度就较低的人而言，负面新闻报道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是个体的原始社会信任水平在媒体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关系上起到了调节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向受访者展示的反转新闻刺激物中仅有一次剧情反转，并未真实还原现实情境中反转新闻所带有的剧情连续反转，舆论反转热潮与不实相关信息频发等特征。因此，负面新闻熟悉度较高的受访者还有可能是被反转新闻激活了此前的个人遭遇或负面刻板印象或才导致其现有社会信任水平降幅更大。已被研究证实，受众会凭借着当前的个人担忧、知识水平等优先选择性关注与自身遭遇相关的负面信息，[51]并导致过度演绎个人担忧与环境威胁。[52]而此前由负面新闻所产生的负面刻板印象一旦被新的负面新闻激活，便极易与先前的负面印象相融合并延续下去。所以哪怕反转新闻仅仅只是作为单纯的实验刺激物再次出现时，对负面新闻熟悉度较高的受访者也可以不假思索地调出之前的回忆，对其进行负面评价。
　　最后，因受各方面条件所限，本研究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其一，本研究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依托网络问卷调查平台向受访者发放了问卷，造成调查对象的年龄段过于集中，未能全面覆盖所有年龄段的公众，尤其缺少18岁以下及6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后续研究可以扩大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其二，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实验与问卷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因此未能在受访者接触反转新闻前、接触反转新闻时，以及接触反转新闻后设置时间间隔。今后的相关研究可以仅通过实验的方法，在受访者接触反转新闻前、接触反转新闻时以及接触反转新闻后设置时间间隔，更为精确、有效地考察反转新闻对调查对象社会信任感的影响作用。同时，基于同样原因，本研究也未能在调查结束后，继续对受访者进行多时段追踪调查，以考察接触反转新闻后，调查对象社会信任感的变化过程。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追踪调查的方式检验时间对媒介负面信息的抵消作用。其三，现实环境中，反转新闻的出现常伴有舆论反转的发生，而碍于问卷篇幅，本研究未能最大程度还原这一过程。而后续研究可以通过改进研究手段、研究设计等方式弥补这一缺陷。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实验与问卷结合的量化研究方法，在发现负面新闻熟悉度、反转新闻接触对原始、现有社会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影响的同时，也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虽然本研究并不能直接证实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却间接证明了新闻的负面基调与框架在建构和重塑社会信任方面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从媒介社会学、政治传播学角度，为今后更好地维护社会信任，缓解社会信任危机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经验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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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源南系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吴玥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讲师，钱兵系中国电信战略与创新研究院网络AI研究中心技术总监。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基于社会信任的网络舆论反转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7CHLJ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维护西藏社会政治稳定的长效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5BZZ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