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宽
　　【本文提要】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美国英语教育家、语义学家、传播学家、媒介理论家、社会批评家、媒介环境学的宗师和领袖，也是一位跨学科奇才。他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私淑弟子，继承和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有所超越，自称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又“不是很听话的孩子”。对待技术发展的利弊，麦克卢汉偏向乐观，波斯曼偏向悲观。1971年，他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三十余年间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各数以百计，成为媒介环境学派的一代宗师、精神领袖和组织领袖。中国学界对他媒介理论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尚欠深度，本文尝试弥补这一缺陷，用书评和评传结合的方式进行深度挖掘。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 媒介批评家 语义学家 社会批评家 英语教育家
　　【中图分类号】G201
　　
一、五把大火，延烧至今
　　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尼尔·波斯曼的名著《童年的消逝：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吴燕莛译）和《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话语》（章艳译），波斯曼火遍中国，“娱乐至死”成为中国人老少通用的口头禅，由此衍生出的调侃还有“刷屏至死”、“流量至死”、“吃喝至死”……
　　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他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是波斯曼在中国点燃的第二把火。
　　2015年，中信出版社同时印行《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和《娱乐至死》（章艳译），这是波斯曼在中国引燃的第三把火。迄至笔者撰文之际，中信版的《童年的消逝》已完成21刷，《娱乐至死》已完成14刷。波斯曼的大火成燎原之势。
　　2019年5月，中信出版社同时印行《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在此大团圆。这是波斯曼的第四把火。
　　2019年10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印行《震惊至死：重温波斯曼笔下的美丽新世界》（Amaz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il Postman’s 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何道宽译），这是波斯曼延烧的第五把火，是作者兰斯·斯特拉特献给恩师波斯曼的厚礼、波斯曼的传略，又是《娱乐至死》的导读，还是跨时代的精神扫描。
　　
二、遗憾虽有，释怀已然
　　2001年初，我推出保罗·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社科文献出版社）时，就准备译介尼尔·波斯曼的著作，而且请莱文森牵线搭桥，洽谈版权。不幸搜寻版权失败，未能如愿，遗憾至今。
　　200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的中译本，引起轰动，我方知版权已名花有主，隐隐有失落之感。
　　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购得 《技术垄断》的版权，由我译介，遗憾得以部分排遣。
　　2015年，《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名花易主，转中信出版社印行。
　　2019年，中信出版社采用我的《技术垄断》第二版，使之与其他两本书三珠合璧。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大团圆，虽然并非由我一人包揽，但三部曲珠联璧合，亦令人欣慰。
　　
三、精神领袖，首创学派
　　媒介环境学从酝酿到成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20世纪初，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孕育了其胚胎。20世纪上半叶，一些多学科的巨人成为其先驱。20世纪中叶，传播学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融合，结成一支强大的学术队伍。多伦多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爱德华·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1922-）、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和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纽约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rnford）、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和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但他们都没有提出媒介环境学。
　　1967年，纽约市的福德姆大学延聘麦克卢汉任“施瓦泽讲座教授”。其间，波斯曼和麦克卢汉过从甚密。经麦克卢汉提议，波斯曼于1971年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扛起了媒介环境学的大旗，他成为媒介环境学派的灵魂、精神领袖和组织领袖。三十年间，波斯曼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桃李满天下。如今，他的弟子已把媒介环境学的薪火传遍全球。
　　
四、著作等身，年谱为证
　　波斯曼著作等身，传世的论文200余篇，存世的著作25种，其中独著13种、合著10种、合编2种。这些著作横跨英语教育、语言学、语义学、媒介批评和社会批评。
　　波斯曼之奇，可从其学术年谱管窥一斑：
　　1931年，生于纽约市一个犹太家庭；
　　195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麦克卢汉应路易斯·福斯戴尔教授的邀请来校讲演，波斯曼成为麦克卢汉的“孩子”，终生不渝；同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
　　195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育博士学位；
　　1959年，从旧金山州立学院返回纽约大学任教；
　　1961年，著《电视和英语教学》；
　　1966-1971年，论语言与教育的五本书陆续问世；
　　1971年，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
　　1976年起，任普通语义学杂志《等等》主编，凡10年；
　　1979年，著《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
　　1982年，著《童年的消逝：家庭生活的社会史》；
　　1985年，著《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话语》；
　　1986年，获美国英语教师学会授予的“乔治·奥威尔奖”；
　　1988年，著《认真的反对》；
　　1990年，晋升教授，任纽约大学文化与技术系主任；
　　1991年，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访问
　　教授；
　　1992年，著《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1996年，著《教育的终结》，其意大利文译本获意大利国家图书奖；
　　1998年9月4日，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上致词《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
　　1999年，著《修建通向18世纪的桥梁》；
　　2000年，获杨百翰大学荣誉博士；
　　2001年，获雅典大学荣誉博士；
　　2003年，去世，享年72岁。
　　
五、屡有继承，迭有创新
　　波斯曼继承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迭有创新，亦有反叛。
　　他谦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在《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的序文里，他说：“到1996年，我们有一百多位学生拿到了博士学位，四百多人拿到了硕士学位。我担保，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 ①
　　但他又说：“当然我也认为自己是他的后代，但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明白自己从何而来，也明白他的父亲要他做什么。” ②
　　之所以说自己“不听话”，那是因为他与麦克卢汉有所不同。在如何对待技术、道德关怀、社会批评方面，他说：“我看麦克卢汉不会完全同意我著作中的一些答案。我的回答具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对他不合适。”“麦克卢汉不是本世纪的朋友，而是下一个世纪的朋友。他是一个主张改良的人、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 ③
　　麦克卢汉和波斯曼在中国都很红。麦克卢汉倾向于肯定电视和计算机的正面效应，波斯曼则警惕其负面效应。麦克卢汉憧憬和预言互联网时代，是21世纪的朋友；波斯曼则痛批“娱乐至死”的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挞伐极权主义的技术垄断，是21世纪的诤友。
　　麦克卢汉梦想的是人类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太和之境”，而波斯曼则警钟长鸣：文化绝不能向技术投降。他们两人和诸多政治文化背景不同的许多人构成媒介环境学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正是媒介环境学价值的证明。
　　现以《技术垄断》为例，借以管窥波斯曼对麦克卢汉的继承与超越。
　　和麦克卢汉及洛根、莱文森等人一样，波斯曼把人类文化/技术/环境/媒介/传播的历史分为口语、文字、印刷、电子等几个时期。他的《技术垄断》则把“信息革命”分为印刷术、电报、摄影、广播和电脑等5个阶段。
　　和其他媒介环境学者不一样的是，他将科技史和媒介史分为：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人类文化大致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如斯论者，天下仅他一人！
　　和其他学者不一样，他死死地盯着技术的阴暗面，以免技术对文化造成伤害。他认为，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传统的文化符号流失殆尽，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他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号召抗拒技术极权主义者，天下仅此一人！
　　
六、媒介批评，赫赫威名
　　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极其深刻。
　　《童年的消逝：家庭生活的社会史》（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1982）揭示电视文化的弊端：使儿童失去童真、窥探他们本不该窥视的成人秘密，成为小大人；使成人幼稚化，变为老顽童。人生只剩下三个阶段：婴儿、成年的儿童和老年。童年和成人都被电子媒介谋杀，美国文化幼稚化了。该书是波斯曼对印刷时代和电视时代最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对比。
　　《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话语》（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1985）追溯技术对政治、智能、宗教和历史的影响，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谴责大众娱乐把公共话语和一切文化委琐化，谴责政治沦为庸俗的娱乐。他提倡口语和写作、印刷媒介、书籍和说明文，也提倡会话、讨论、辩论和公共讲演。《娱乐至死》成为世界公认的最深刻的批判力作，在该书封面，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家四口窝在沙发上，脑袋犹如酒杯，空荡，徒有颅骨，没有脑髓。电视把人的头脑和心灵掏空了！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1992）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出技术垄断只有美国一家、别无分店，技术垄断损害美国文化，创深痛巨！如果说《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因抨击电视文化和庸俗文化而成为媒介批评的代表作，那么《技术垄断》则揭示了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借此，波斯曼的批判理论升华为一种技术哲学。
　　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层层递进，其锋芒所向披靡，其文字痛快淋漓。他证明，电视文化、大众娱乐、唯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危害人类。他的批判胜过一般的社会批评家和媒介批评家。
　　《技术垄断》认为，“信息革命”经历了印刷术、电报、摄影术、广播和电脑等5个阶段。在技术垄断到来之前，信息控制机制帮助人驾驭技术，这些机制有：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和宗教。到了技术垄断阶段，抵御信息泛滥的多重堤坝和闸口土崩瓦解，世界就难以驾驭、难以把握了。
　　在《技术垄断》里，波斯曼死死盯住技术危害文化的一面，长鸣警钟，号召文化不向技术投降。他谴责“文化向技术投降”，痛斥“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④
　　这个三部曲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推崇的经典。
　　他自豪地宣示：“我敢说，媒介环境学者讲述的故事比其他学者讲述的故事重要。这是因为传播技术是塑造人们生活的力量，并不容易进入人们意识的前列，虽然我们这个世纪屈从于新媒介君临天下的统治——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这样说。所以为了人类的生存，我们不得不讲述这样一些故事：什么样的天堂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天堂又可能会失去。我们不会是首先讲这类故事的人，然而，除非我们的故事洪钟贯耳、经久不衰，我们就可能是最后一批讲故事的人。” ⑤
　　
七、《技术垄断》效应在中国的放大
　　波斯曼心仪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共产党宣言》应该是圣典，比肩《圣经》和《可兰经》。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影响：“紧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绝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和约束为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唤起了十几亿人的想象和忠诚。” 不过，他这样的左派知识分子难以抗衡“美国例外论”，在美国不可能太红。
　　麦克卢汉和波斯曼在中国都很红。在中国社会经济技术文化超乎寻常日新月异剧变的语境下，中国人亟需他们两人互补的盛世危言！
　　波斯曼的批判理论在中国引起的震撼超过它在美国本土造成的冲击，《技术垄断》在中国引起的震撼尤其强烈。
　　北大哲学教授刘华杰指出，该书是一部早熟的多学科经典：“波斯曼早在因特网还没有流行的1992年就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技术的迁就、盲从，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重写这部书，如果考虑到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他会写得更好。这部书既可作传播学著作来读，也可作技术哲学著作来读。”“《技术垄断》一书涉及许多科学史的内容，作者的科学观念也算比较新潮，这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的新近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⑥
　　清华大学科技史教授刘兵坦承自己迫不及待阅读《技术垄断》的心境，强调该书与中外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共鸣：“看到波斯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出版，便有些迫不及待地找来一读。读过之后，同样，感受、联想颇多，受启发之处也一言难尽……波斯曼的观点，与国际国内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一些看法很有相通之处……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⑦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称赞波斯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在这个三部曲中，波斯曼的思想越来越深刻，观点也越来越激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这些观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先前从来没有在他的思考方向上尝试思考过。”“在宗教的上帝被抛弃之后，科学开始扮演新的上帝角色。而在波斯曼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技术则更是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 ⑧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蒋原伦教授写道：几年前读《娱乐至死》时，就“预感会有《技术垄断》这样的批判力作面世”。他指出：“《技术垄断》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批判，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被冠之社会科学的名头，而假借科学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就不可以受质疑。中国的学人尤其要对此进行反思。波斯曼将以上现象称之为‘唯科学主义’。” ⑨
　　
八、《震惊至死》是《娱乐至死》的升华
　　名师出高徒，《震惊至死》的作者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是尼尔·波斯曼的嫡传高足、传播学家、语义学家、媒介环境学会创会会长、中国河南大学的高端外国专家。他师从波斯曼，专攻媒介环境学，成为该学派第三代的核心人物。同时，像麦克卢汉、伊尼斯、洛根、莱文森一样，他的学问横跨人文社科，名下的著作约有十种。他多次荣膺媒介环境学会学术奖、纽约州传播学会学术奖，其著作已译成汉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希伯来语。他继承并发扬波斯曼的媒介理论，把我们带进21世纪新媒介和社交媒介的语境。
　　书名“震惊至死”，凸显新媒介的震撼效应，不言自明。副标题“重温波斯曼笔下的美丽新世界”，解读波斯曼的《娱乐至死》和媒介思想，一目了然。
　　“作者前言”称，“我将《震惊至死》植入波斯曼著作的整体框架中，竭力用纪传体的方式建构他论述的语境，总体上讨论他投身的媒介环境学领域。”在“中文版序”里，他又说：“我的书不限于评论和重温他的一本书，我要把《娱乐至死》置于他全部著作的框架里，置于媒介环境学的语境中，然后才考虑把他的分析延伸至我们的21世纪。”也就是说，《震惊至死》不仅是《娱乐至死》的解读，而且是波斯曼批判思想的诠释，亦是波斯曼的学术小传，还是媒介环境学学术史的一个剖面，更是作者个人在21世纪对该学派思想的发展。
　　《震惊致死》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纽约大学教授杰伊·罗森（Jay Rosen）推崇其多重意义：“《震惊致死》是陪伴我们阅读《娱乐至死》的指南，这既是一位学术大家的传略，又是时代精神的扫描，它还是送给恩师的献词。如果你喜欢《震惊至死》，你就会心存感激。我心存感激，并大力推荐之。”乔治城大学教授黛博拉·坦能（Deborah Tannen）肯定其推陈出新：“兰斯·斯特拉特驾轻就熟，把波斯曼的洞见送给新的一代、新的世纪。而且，他进一步说明如何驾驭媒介，如何利用不断演化的媒介，而不是让媒介利用我们。”（《震惊致死》封底文字）
　　20世纪产生了反乌托邦的两大奇书：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批判极权主义，人们在此饱受压抑；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描述的是一个物质丰富、科技发达的等级社会，人们在此醉生梦死。两相比较，波斯曼看重后者，而不是前者。斯特拉特完全赞同、反复阐述波斯曼的这一取向。
　　波斯曼为什么极其推崇《美丽新世界》？在《娱乐至死》的“前言”里，他写道：“奥威尔害怕的是禁书的人，而赫胥黎害怕的是禁书无理由，因为那会导致无人想读书。奥威尔害怕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而赫胥黎害怕给我们太多信息的人，那会使我们沦为消极自私的人。奥威尔害怕真相被掩盖，使我们看不清，而赫胥黎害怕真相淹没在无关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奥威尔害怕我们成为被囚禁的文化，而赫胥黎害怕我们成为委琐的文化，沉迷在菲里斯摇滚乐、狂欢节和牌戏之类娱乐中。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赫胥黎说，公民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未能考虑人们几乎无止境的消遣胃口’。他接着说，《一九八四》里的人被伤害人的痛苦控制，《美丽新世界》里的人被伤害人的愉悦控制。简言之，奥威尔害怕，我们仇恨的东西会毁灭我们；赫胥黎害怕，我们热爱的东西会毁灭我们。”
　　《震惊至死》呼应《娱乐至死》，开篇第一章题名“致命的娱乐”。在此，斯特拉特引用波斯曼《娱乐至死》压轴的一句话：“人们成为消极的受众，公共事务成为杂耍表演。此时，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文化死亡显然是可能的结局了。”他相信，自己的《震惊至死》就要“加深我们对波斯曼著作的理解，使他的著作更明晰，能为他的书提供语境，能阐明他对媒介环境学领域和思想史的贡献，并阐明其意义。”
　　赫胥黎也偏爱自己的《美丽新世界》。他写道：“我们可以说，现在世事的可能性更偏向我的《美丽新世界》，而不是偏向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了。” ⑩
　　斯特拉特也偏重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他写道：“两相比较，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证明更有预见性，至少对西方生活更具预见性。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建立在压制和镇压的基础上，强加严格的纪律和组织，完全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反，赫胥黎的享乐社会用性、毒品和娱乐使人规规矩矩。”
　　有人认为波斯曼太消极，斯特拉特予以驳斥：“波斯曼的批评对有些人而言似乎太消极。然而，我们失去方向时，除了疾呼航程的矫正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震惊至死》的结尾，斯特拉特用一句话升华波斯曼《娱乐至死》的主题：“娱乐至死、信息过载至死、震惊至死、虚度光阴——我们要对抗这一趋势，我们要用健全而明智的对话对抗一切疯话、蠢话。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开启说话、思考并教育自己回归生活的旅程。”
　　
九、人文关怀，警钟长鸣
　　1998年9月4日，波斯曼在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做主题报告，题为“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他借此机会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由来、宗旨和追求，旗帜鲜明地张扬媒介环境学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弟子中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这是他的宣言书、挑战书、警世恒言和天鹅绝唱。他像鲁迅那样“横站”，刀刃向外，指向论敌，又刀锋向内，敲打“糊涂”的弟子。如此举旗亮剑，无人能出其右！
　　在这篇讲演中，波斯曼还提出了四条人文主义原则，用以指导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我们向善的能力？
　　波斯曼是一个印刷文化人，他坚守印刷文化，警惕电子文化对文化素养的侵蚀。他终身只用钢笔或铅笔写字，从来不用打字机和电脑；他从来不作即兴讲演，也不用提纲对付讲话，他坚持书写一切讲稿、论文和书稿，而且写完全文，不用提纲。他赋予印刷文化优先的地位，“他拥抱印刷文化，认为印刷文化是现代教育制度的试金石，而且是文明世界和现代世界许多最光辉成就的试金石……印刷媒介成为其他一切媒介‘衡量、比较和对照’的标准”。[11]他又是讲故事的一流高手，课堂教学令人倾倒，所以我们说，他又是口头文化人。2004年，莱文森把《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献给波斯曼，献词是：“谨以此书献给尼尔·波斯曼，他教我学会如何教书。”
　　他不仅宣示与麦克卢汉自称的道德中立分道扬镳，而且揭示麦克卢汉言论背后深刻的道德关怀和宗教情怀。所以他说：“麦克卢汉本人的著作里就有强烈的道德判断倾向。” [12]波斯曼用媒介批评三部曲给我们敲响警钟，那是因为他悲天悯人、忧心忡忡，害怕失去丰饶的文化遗产。但他和自己的同事甚至学生论战，不仅反对“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帽子，而且反对把统计学等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硬塞进智商测量、民意测验等社会研究领域，反对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研究变成所谓的社会“科学”。
　　他痛恨失去道德关怀的人文社科研究。“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称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 [13]这是他对年轻一代学者的善意警告和谆谆嘱托！■
　　
①②③[12][美]尼尔·波斯曼：《麦克卢汉：媒介及信史·序言》第3页，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第28页，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⑤Postman, Neil. （1988）. Consciousness objections: Stirring up trouble about languag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⑥《文化决不向技术投降：读波斯曼的〈技术垄断〉》，《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2月11日
⑦《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文汇报》2008年3月1日
⑧《文化向技术投降的时代：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8月2日
⑨《技术垄断：当代人的文化困境》，《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3日
⑩Aldous Huxley（1932）.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Doubleday.
[11][13]林文刚编著：《媒介环境学》第188、50页，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何道宽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