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高勇
　　【本文提要】本文从阅读史角度，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众阅报社的发展历程，厘清关于“在哪里读”的问题。“全国应广设民众阅报处”议案的通过，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将“民众阅报社”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大力推广，随即地方政府部门积极配合，推动了读报活动的发展。“民众阅报社”不仅起到了社会启蒙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政府规训民众，将民众纳入政府的日常政治生活中。
　　【关键词】 民众阅报社 读报活动 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G210
　　近年来，反思新闻史研究成为新闻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命题，相关的研究不可谓不多，研究者希望从不同的“阐释框架”书写新闻史，避免出现“学术内卷化”的问题。①从报刊本身而言，除对报刊的审视、著者与观点之外，尚包括诸多环节需要厘清：从写作到出版，从印刷到流通，从销售到阅读以及涉及的作者、出版者、读者。唯其如此，报刊的影响机制以及各种媒介的影响程度，才能较好地把握。本文拟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阅报社为研究对象，从阅读史的角度对民众阅报社进行探究。众所周知，阅读史的中心议题是研究什么人在读、读的是什么、在哪里读和什么时候读这类问题，特别是怎么读和为什么读的问题。②关于在哪里读，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本文的民众阅报社即是解决在哪里读的问题。此外，本文试图通过民众阅报社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民众阅报社除了启蒙民众的意义外，还要规训读者，它通过报刊实现自己的“政治”职能，将普通民众纳入政府政治话语之中。
　　学界关于晚清阅报组织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李孝悌认为清末的阅报社推动了社会下层的启蒙运动。③章清认为阅报社培育了早期的“阅读公众”。④常恒畅、杨雨认为阅报社不仅开阅报之风气，为报刊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而且促进了文学的传播与新变。⑤高俊对清末阅报社团进行述论，指出阅报社团所采取的种种社会动员策略，为之后的历次民众运动所借鉴，成为至今行之有效的舆论宣传模式。⑥李斯颐对清末十年的阅报讲报活动进行论述，指出“阅讲报活动作为这一时期的新事物之一，应当在报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⑦蒋建国将晚清阅报组织与公共读报活动联系在一起，指出晚清阅报组织“对促进社会启蒙和报刊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价值”。⑧杨莲霞以《北洋官报》为中心，考察清末阅报社的发展状况，指出《北洋官报》不仅“十分关注阅报活动”，而且多措并举“鼓励阅报活动”。⑨以上研究探讨了晚清阅报组织的发展历程及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为本文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铺垫，同时为本文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关阅报组织的相关史料不仅散布在一些报刊中，而且一些社会教育论著中也不乏相关论述。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却付之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众阅报社作初步探讨，揭橥官方如何推动阅报活动的发展。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阅报社与官方对阅报活动的倡导
　　南京国民政府重视报刊的政治职能，读报得到了相应的重视。读报有助于促进政治社会化，阅报组织将知识分子的阅报行为转变为大众在政府的组织、监督下有目的、有步骤的普遍行动。通过在阅报组织中阅读，读者能够了解时政，并在脑海中形成某种对于自己日常生活的政治认知。如此一来，阅报组织就能在政治上发挥出教育乃至规训读者的重要作用。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阅报社、阅报牌的推广由社会团体转移到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将阅报组织作为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大力推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配合训政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着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其中，教育改革成为诸多改革中重要的一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确立了国民政府初期的教育改革方略。为适应国民政府“训政”的需要，此次会议确立了“党化教育”的方针，从而使阅报组织的启蒙功能开始朝着政治功能转化。这点从陈剑修关于社会教育的提案中可见一斑。关于社会教育部分，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议员陈剑修提出“全国应广设民众阅报处、以资推广社会教育”的议案获得与会人士的通过，正式将阅报社、阅报牌等阅报组织纳入政府的管辖，成为推动社会教育改革的重要步骤。陈剑修认为，社会教育应以民众教育为主，而民众教育则由民众学校、民众图书馆和民众阅报处三大部分组成。相较于民众图书馆和民众阅报处，民众学校虽投入较多，但对民众教育产生的影响却不及民众图书馆与民众阅报处。因此，政府可以将建设民众图书馆和民众阅报处作为推广社会教育的工作重心，通过它们来“灌输民众以常识，且使受得党化”，“多增进政治知识，及政治了解”。⑩很明显，陈剑修推广民众阅报处的目的在于使民众党化，通过阅报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话语。
　　民众阅报处由教育部统筹，通过各省区教育行政机关推行。按照陈剑修的提议，以每百户设立一处为原则，全国应设立八十八万处阅报处。关于“全国应广设民众阅报处、以资推广社会教育”的议案通过后，各省区开始将推动设立民众阅报处作为中心工作进行。这表明官方不仅热衷于推广读报活动，而且将阅报活动纳入制度化的建设，希望通过读报使读者知晓“正确”的政治知识，继而使读者增加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同感。
　　“全国应广设民众阅报处”的议案清晰地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把民众阅报处看成是这一阶段社会教育的工作重点。各省对开设阅报处都很重视，诸多省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河北省教育厅草拟提倡民众阅报办法》、《河南省政府广开民众阅报处》、《天津市教育局设立阅报室俱乐部》、《上海市教育局扩充民众阅报处、筹设民众阅报牌》、《河北省组织民众阅报所》等，均有利于阅报组织工作的积极开展。
　　在具体的实施上，一些地区关于民众阅报处的施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北平大学区出台了《北平大学区各县民众阅报事务所暂行规定》，其创设民众阅报所的目的在于“灌输民众党义及普通常识并传播时事消息”。[11]昌平县政府“为提倡民众教育起见”，将县政府东通俗教育馆重加修理，成立民众阅报所。[12]天津特别市出台《民众阅书报所计划大纲》，并根据大纲制定了《设立民众阅书报所办法》，呈请市府在市政会议席上通过。[13]山东省教育厅在第一次工作报告中将设立民众阅报所纳入社会教育的部分，并分呈教育部省政府备案。[14]山东省会济南市社会局为启迪民智、改良社会及传播时事消息起见，于相当地点设立民众读书阅报所。[15]福建省教育厅为推行民众教育起见，于福州市区域内率先设立民众书报所若干所。[16]山西省特设民众教育馆，民众阅报处归民众教育馆管辖。[17]虽然各地民众阅报处的建设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基本上仍按“全国应广设民众阅报处”的议案执行，将民众阅报处的发展纳入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
　　首先将民众阅报社付诸实践并有成效的地区是河南省。1928年，河南省政府指令要求：五十户以上百户以下的乡村设立民众阅报处一处，百户以上二百五十户以下的乡村或市镇设民众阅报处二处，二百五十户至四百户设民众阅报处三处，每增加一百五十户则多设民众阅报处一处。经过数年推广，河南民众阅报处发展迅速。1936年，河南民众阅报处的设立情况如（表1　表1见本期第74页）所示。
　　在地方政府的诸多举措中，上海特别市的民众阅报牌推行较广，颇值得关注。以“增进市民智慧、传布时事消息”为宗旨，上海特别市广设民众阅报牌。就原计划来说，第一批阅报牌暂定八十方，于1928年安装完毕。[19]又根据郑祖安的研究，从1928年6月至1934年4月，上海市教育局在上海的16个区内设立了190处民众阅报牌。从1928年6月开始，上海市教育局以“传播时事、增进民智、刷新社会、改良生活”为宗旨，在上海人多的十字路口、商店、工厂、学校、机关、居民住房和居民住宅区等公共场所的空白外墙上，广设民众阅报牌。从1934年7月开始，上海市教育局又开始在广大市郊设立“乡村民众阅报牌”，此诚可谓民国时期一道独特的阅读风景线。[20]上海市川沙县置公共阅报处于中小学校内，以《新闻报》、《申报》为主要阅读对象，并对管理方法、阅报人数、设立之影响、困境及改进方法等调查，提出了诸多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对推动川沙的阅报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21]此外，南京特别市的民众阅报牌发展亦值得重视。南京特别市鉴于城内民众阅报牌不足之局面，从1930年4月起，陆续设立14处阅报牌，加上之前设立之10处民众阅报牌，共计24处。[22]同时，因某些阅报处“地处偏僻，读报人数极为稀少，形同虚设”，故“将阅报处加以整顿及裁撤”，将所节约之经费，“充作添设各路阅报牌之用”。[23]应该说，由政府主导的推广民众阅报处活动行之有效。不同于“公众阅报社”，“民众阅报社”是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一场自上而下推动的国家读报活动。在教育部的主导下，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将推广民众阅报处活动纳入制度化的建设，并通过多重举措推动民众阅报处的发展，为民众读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些阅报组织的建立对于鼓励社会各界的阅读兴趣，对营造业余读报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这些阅报组织为读者阅读报刊和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帮助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话语得以传播和实践。遗憾的是，随着战事的兴起，推广民众阅报处的活动被打断。即便如此，民国各级政府、参与团体与个人基于民众阅读处的实践而进行的阅报组织规章与公共阅读制度化建设的经验值得关注。
　　
二、民众阅报社规章与公共阅读的制度化建设
　　对于民众阅报社的创立者来说，他们从服务民众、开发民智、传播文明的角度出发，力求为社会作贡献。然而，民众在阅读时也有一系列不文明的行径，如乱翻报刊、剪报等。此外，民众阅报社作为新型社会组织，在筹办、运作与管理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诸种实际问题。因此，制订阅报组织规则或章程，是保障其正常运转和有序管理的基础。一些阅报社、阅报牌为规范阅者的行为，形成了完备的章程、固定的办事人员和组织机构，为阅报组织的正常运转起到保障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阅报规章或程序，无论是在社址选择、报纸种类、还是在开放时间、借阅方法上，民众阅报社均以普及民众教育为出发点。
　　筹办阅报社首先面对的问题是经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开办阅报处的经费纳入社会教育部分，一般由教育部门提供。天津市《设立民众阅书报所办法》规定民众阅书报所经费由教育专款支拨，其中开办费每处八十元，包括修缮十元，家具二十元，购书报四十元，其他十元；经常费每处每月四十元（冬季煤费在外），包括事务员津贴十元，夫役津贴三元，办公费十元，购书报费二十元。以上两项费用支配办法，除购书报费不得减少外，其他费用可酌量变通。[24]山东省民众读书阅报所经费由市县教育经费支给。[25]而济南市民众读书阅报所经费由市社会局社会教育专款支给。[26]福建民众书报所每所开办经费暂定100元至150元，经常费每月50元，包括职员薪俸占全数百分之五十，购置书报费占全数百分之二十五，办公费占全数百分之二十五。如附设讲演所，经费每月增加20元。[27]上海阅报牌的报纸“暂以本埠当日出版之各大日报为限”，由上海教育局向各报馆接洽，“请其免费赠送”。如果“不敷应用”，再由教育局“酌购”。[28]应该说，在政府的主导下，民众阅报社的经费已不存问题。至于每处的金额，因时因事而异，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聘用管理人员是确保阅报社正常运转的前提。在聘用管理人员的问题上，各地大同小异，主要集中于聘用人员的任职条件、工作职责和解聘条件等方面。1929年，北平大学区出台《本大学区各县通俗图书馆、民众阅报事务所、通俗讲演所主任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对民众阅报事务所主任任职做出明确规定。首先，民众阅报事务所聘用主任需“中等以上学校毕业，对于新闻学有相当之研究及兴趣者”，或“县立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教育职务二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或“国学确有根基，而于新闻事务或其他社会教育有相当之经验或著作者”。其次，北平市民众阅报事务所设主任一人，此人秉承教育局长托付，对民众阅报事务所负全责，并主编时间简报；设事务员若干人，分担主任之各项事务，必要时酌情设书记一名。[29]此外，北平大学区还规定民众阅报事务所需设各种委员会，管理民众阅报事务所各项事宜。[30]上海阅报牌的报纸由教育局“雇工张贴”，其较远之处“酌给费用，托临近居民或机关代贴”。[31]北平、上海等地阅报社的发展较为成熟，对职员的任职管理较为完善。
　　其他地区对于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工作职责亦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天津特别市民众阅书报所设管理员一名，以所在机关主管人充任之，纯尽义务，不支薪水；设事务员一人，由机关主管人指定所在机关之职员兼任之。[32]山东省民众读书阅报所由教育局长委任管理员一人，其薪金由教育局长酌定，呈准教育厅支给，管理员需专注于民众读书阅报所工作，不得从事其他职业。[33]济南市管理员由社会局委任，其工作职责包括“掌管本所之房屋及一切器具”、“管理本所之书册及逐日报纸”、“收藏图记分类列表编号保存”、“汇订每周阅过之报纸”、“执行本所之阅览规则”、“处理本所之收支事宜”、“注意本所之清洁事项”、“分发民众阅报牌之报纸”、“报告每周经过之情形”。[34]应该说，济南市对民众阅报所管理员的职责规定比较全面。福建省教育厅要求各处民众书报所设管理员一人，由教育厅任用，办理所内一切事务。其中，管理员须人格高尚、服膺党义、勤奋耐劳，并且需要有民众教育的经历可聘任。[35]可见，各地对管理人员的聘任各异。总体而言，管理人员的学历、经验、人品是是否成功聘任的基本条件。
　　一些民众阅报处不仅规定了聘任管理员的条件，而且对管理员的解聘亦做出相关规定。河北省为“提高职务之专业精神”起见，对于各民众阅报所主任不得随意撤换之，但有如下行为必须撤换：一、违背本党党义者；二、违背教育部及本厅教育方针者；三、治事不力进行无方者；四、操守不谨侵蚀公款者；五、行为不检人格堕落者；六、身心缺陷不能执行职务者。[36]中山一阅报社管理人员因“卫生上甚为不合”，阅者希望“祈酌裁之”。[37]这种聘用与解聘的规定也间接说明了民众阅报社在传播报刊的政治职能过程中需要符合政府的政治意图。
　　阅报处在报纸的选取上，也有特别的讲究。一般言之，报纸的选取来源有四：一、上海、北京等处出版的大报，也就是那些发行量大、影响力大的报纸，包括《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时报》、《时事新报》、《益世报》等。二、党报，如《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加强对民众的党化教育。三、地方报纸，因地域的不同，从全国大报中可以了解中国及世界发生的新闻，从地方报纸中了解地方新闻，因此，地方报纸也是阅报组织必备之一。四、画报，画报能收文字之功效，在文盲遍地的中国尤为有效，特别是文盲率极高的地区。
　　除此之外，一些地区民众阅报处的报纸来源较为多元化。南京民众阅报处各处报纸来源有二：其一，统一由市教育局订购，共有《中央日报》、《民生报》、《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其二，由教育局向京沪各报馆募捐，共有《时事新报》、《时报》、《南京晚报》、《新南京报》、《新中华报》。此外，还有各类宣传刊物、公报、杂志等。[38]同时，南京各处的民众阅报牌张贴之报有《时报》、《中央日报》两种。[39]济南市各处民众读书阅报所“除民众阅报牌应贴之报纸外，定购外埠报纸四份，本埠报纸四份，以备市民阅览”，但不允许购置“宗旨不正言论反动者”。[40]济南市民众通俗馆共订16份报，省内之报为《山东民国日报》、《历下新闻》、《通俗日报》、《济南诚报》、《平民日报》、《胶济日报》，省外之报有《大公报》、《庸报》、《益世报》、《晨报》、《京报》、《中央日报》、《申报》、《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众通俗馆订报较多，而府东街阅报所和趵突泉阅报所相对较少。府东街阅报所订有《山东民国日报》、《通俗日报》、《中央日报》、《新闻报》、《大公报》，趵突泉阅报所有《大公报》、《时事新报》、《山东民国日报》、《通俗日报》。[41]除民众通俗馆达到甚至超过章程规定订报数量之外，府东街与趵突泉两处均未达到要求。北京昌平县民众阅报所订有北平出刊之大小报十一种，并拟订天津各报。[42]江苏吴江同里假期公共阅报社备有《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晨报》、《民国日报》、《大陆报》及各地方小报供读者阅读。[43]这些报纸需符合党义，方能在民众阅报处中陈列乃至被阅读。应该说，对报刊的选取最能体现政府对民众阅报社的管控，“宗旨纯正”的报刊才能置于民众阅报社中被阅读，使读者不易接受到“宗旨不正”的“信息资源”和“思想资源”，乃至规训读者。但总体而言，报刊的选取较为多元，“党化”色彩并不特别突出。
　　对于读者而言，了解阅报组织的作休时间是十分必要的。这些阅报组织规定的阅报时间，大体上考虑到当地民众的作休习惯和季节因素，读者入室阅读较为方便。福建的阅书报所的开放时间为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六时。山西民众阅报处的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的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其中，节假日除外。[44]同里假期公共阅报社的开放时间为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五时。[45]从以上的规范化管理来看，地方政府对推广民众阅报处的建设有如下两种情况：一、单独推动民众阅报处的发展；二、和读书联系在一起，设立民众读书阅报处或民众读书报处。但不管是单独设立民众阅报组织还是筹建民众读书阅报组织，都在无形之中推动了阅报活动的发展。
　　
三、民众阅报社的社会影响与社会效果
　　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就是能够公开地为大众所阅读，从而培养起一批“阅读公众”。哈贝马斯认为，“一般的阅读公众主要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级构成”，阅读公众的阅读范围“已超出了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最新出版物上”，随着阅读公众的产生，“读者数量急剧上升，与之相应，书籍、杂志和报纸的产量猛增，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的数量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尤其是作为新阅读文化之社会枢纽的读书会也建立起来”。[46]在社会各界的倡导和阅报组织的努力下，读者对阅报社的利用率得到了提高，到阅报社读报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从晚清到“五四”，报刊对“阅读公众”的培养一直在持续，其首要条件是读者需要意识到阅报的重要性。周作人认为，“我们平常的习惯，每日必要看报，几乎同有了瘾一样”。并且，他还强调阅读“好的报纸”的作用“不下于读书”。[47]新闻记者黄天鹏认为阅报就是“要知道许多不知道的事情”，报纸作为“精神生活”的一面，已成为“人类精神的食粮”，每天“看看世界国家社会有什么事情”已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必需的习惯”。[48]周恩来在求学阶段亦注意到报纸之益处：“报纸本集多数人之意见，发为公正之言论，确定之事实”，成为“吾人终日不可缺之物”，“亦开通民智必要之事也”。[49]在阅报组织中读报成为学子课堂之外的重要学习方式，他们从报刊中汲取到不同于课堂所得的知识，世界观与人生观也因此有所改变。很自然的，他们在回忆自己的早期教育时，常常会提及自己在阅报组织中的体验。在徐铸成的回忆中，可以发现他与报刊发生关系正始于阅报社。小学生徐铸成第一次在阅报处读的两份报纸为《申报》与《新闻报》，包括广告、专电、通讯等“看不大懂的新闻”，但这吸引了年幼的徐铸成。自此之后，他“每天放了学，总溜到育婴堂去看半小时报才回家，慢慢地由生吞活剥而逐渐理解一些内容”，“有时也对同学津津乐道我的‘见闻’”。[50]徐铸成在阅报社阅读报刊的现象并非个案。陆费逵在南昌时，隔日去一次家附近的阅报社，“午前九时去，午后五时出来。带一点大饼馒头作午餐”。阅读次数较多，渐与管理员熟识，以致管理员将钥匙交给陆。陆费逵在三年的阅报过程中，“学问渐渐进步，文理渐渐通顺，常识渐渐丰富”。[51]此外，邹韬奋的个案亦值得关注。邹韬奋每次到阅报室看的是《时报》，特别是黄远生的“特约通讯”，其理由是：“第一是他的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尤其是由那个有关系的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 [52]邹韬奋树立了以新闻记者为职志的目标。诸多此类记录皆说明阅报组织在教育方面起到的作用。读者从阅报组织中读报不仅获取新闻，而且成为一种学习方式，故梁漱溟在回忆其求学经历时，认为得利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底。即如中国的经书乃至佛典，亦都是如此。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 [53]由于缺乏充足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读者进入民众阅报社读报，但一些阅报组织的统计有助于从局部把握。1931年，济南市教育局对市内的三家民众阅报处阅报人数进行了统计，时间为7月28日至8月1日，统计共106人，其中阅《大公报》者最多，平均每日得三人强；阅青岛报者最少，平均每日得一人弱。[54]济南市又对三家民众阅报所一年的阅报情况进行了统计，情况见（表2-表4　表2-表4见本期第78、79页）。
　　这是阅报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从济南市社会局对三家阅报所的统计来看，《大公报》成为读报人最爱阅览之报纸，可见《大公报》在北方的影响力。此外，通过列表可知，商、学两界构成阅报的主力，这与中国近代国民受教育的情形吻合。不足之处在于一年阅报人数甚少，加上重叠之部分，可能常阅报之人更少。作为省会城市的济南如此，还不用说偏远之地，故以阅报开启民智的方式任重而道远。济南市社会局的这种统计一直在进行，为了解济南市阅报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相比于山东省民众通俗馆的阅报情形来说，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的情形较好。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第一民众阅报处对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的阅览人数进行了统计，情况见（表5　表5见本期第80页）。
　　山西省不仅在阅报人数上远远多于山东省，而且统计的界别也多于山东省。可见，民众阅报运动在山西的推广比山东更有成效。这种差异性与省情密不可分。山西省在阎锡山的治理下，社会发展良好，有“模范省”之称。而山东省因“济南惨案”后的原因，摧残严重。1929年5月，日本侵略军撤出济南，济南尚未从惨案中恢复过来，市井萧条、民生凋蔽。可见，阅报社的发展与时局、政治发展紧密相连。
　　民众阅报社的发展是报刊阅读史需要关注的现象。民众阅报社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良好的阅读环境，而且为制度化阅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公共阅读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偏于一隅的读者可以从报刊中知晓新闻，在公共空间中博览群报，从而促进了报刊阅读的大众化。报刊大众化的重要前提是吸引普通读者加入到读报的行列，因此，对民众报刊阅读的引导是推动报刊大众化的重要举措。民众阅报社的“劝民读报”使读者的地位进一步彰显。下层民众的读报活动是“开民智”、“牗文明”的重要途径，如何让报纸易读、易懂，已与社会启蒙及救国救民联系在一起。从可得性的角度来看，这些民众阅报社的设立有助于读者更为方便地阅读，从而从报刊中汲取“常识”，特别是“政治常识”，不仅有助于读者获取“政治思想资源”，而且把读者规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新式政治术语中，使国家话语波及、并在极大程度上支配读者的生活世界。
　　
结语
　　在新闻传播史中，“民众阅报社”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民众阅报社”使报刊史与阅读史结合起来探究提供了一种可能。从报刊史的角度来说，传统报刊史主要集中于探讨报人和报刊等报刊史“生产理论”，对于读者的“消费理论”缺乏关注，读者“在哪里”受到报刊的影响更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从阅读史的角度看，民众阅报社的发展历经了由社会团体创办转向政府主导筹办的过程，最后融入社会教育系统。这个过程为我们理解“在哪里读”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思考。具体言之，将报刊史与阅读史结合起来探究，或可弥补新闻传播史中“受众”研究不足的缺憾，体现报刊史研究的应有面目。
　　其次，“民众阅报社”让我们思考报刊的“功能价值”如何在阅报活动中体现出来。晚清乃至民初对于阅报组织的价值停留在报刊的“启蒙”功能上。本文开篇关于晚清阅报组织的文献回顾多探讨了报刊的“启蒙”功能，民初阅报组织的发展亦延续了报刊的“启蒙”功能。但“民众阅报社”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到提高，“启蒙”功能降到次要地位，特别是民众阅报社与社会教育的结合，实际上使阅报已经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使报刊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通过鼓励民众阅报将其纳入政府的政治话语空间中，通过政治舆论规训读者的日常实践。
　　最后，“民众阅报社”是阅报组织发展的一段缩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根据章清的研究，早期具有阅报组织雏形的是藏书楼。[59]新式学堂兴起后，为学生提供便利的阅读场所——“阅报处”开始出现。阅报社大规模出现是在1905、1906年间，重点在于“开发下层社会民智”。[60]民初的阅报组织起到了思想启蒙与社会启蒙的双重作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61]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阅报社”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凸显。此后，读报组的出现和发展阅报组织在基层的继续和拓展，形成了“圈层共振”的集体意义生产机制。[62]可见，阅报组织的发展经历了由个体阅读到集体阅读的转变，丰富我们对于阅读史中“在哪里读”的理解。
　　总之，“民众阅报社”所凸显的意义在于回答了阅读史中“在哪里读”的问题，间或部分地回答了什么人在读、读的是什么、什么时候读、怎么读和为什么读等阅读史研究中所要探究的问题，从而丰富了我们对于阅读史的理解与思考，为书写报刊阅读史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
　　
①关于新闻史“学术内卷化”问题，在2007年引起了学者的注意。2007年，《新闻大学》邀请有关专家，组织“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对中国新闻史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次笔谈中，一些学者对新闻史研究的现状不满。丁淦林认为中国新闻史亟需创新，在《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的基础上，“调整治史思想、转换研究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同时，重新划分历史时期，充分研究内容，从而创新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吴文虎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走入了“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的误区，需要“牢牢地站在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认真而细致地进行反思和探究”。黄旦认为“以报刊为合法性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称得上报刊史”，由于中国报刊史研究“忽视了主体性问题，从而报刊的历史成了历史的报刊”。借鉴于新史学的影响，李彬提倡“新新闻史”。他指出，新新闻史“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使新闻史的轴心从思古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方汉奇认为新闻史研究有被边缘化和淡化的一面，新闻史研究需要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吴廷俊、阳海洪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学术内卷化”，即新闻史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程曼丽认为新闻史研究“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同时要考虑到所应用的学科领域的具体情况”。这次笔谈引起了新闻史学界的强烈关注，一些学者探索新的阐释框架，为新闻史的书写做出了推动性的贡献。如李彬用“新新闻史”的阐释框架书写《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吴廷俊用媒介生态的阐释框架书写《中国新闻史新修》，陈昌凤用媒介社会的阐释框架书写《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角度》，王润泽从媒介的角度书写《中国新闻媒介史》，用现代化的阐释框架书写《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最近，黄旦提出以媒介为中心的新报刊史书写是从不同的“阐释框架”史学书写新闻史，避免“学术内卷化”的最新成果。参见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程曼丽：《也谈新史学：关于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润泽：《中国新闻媒介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润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②[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132页，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48-6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④章清：《清季民国的“思想界”——新型传播媒介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下）第6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⑤常恒畅、杨雨：《近代阅报社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⑥高俊：《清末阅报社团述论》，《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⑦李斯颐：《清末10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新闻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
⑧蒋建国：《晚清阅报组织与公共读报活动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
⑨杨莲霞：《媒体视野下的清末阅报社：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⑩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429) 第400-402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
[11]北平大学区教育行政院编：《北平大学区扩充教育处计划及工作摘要》第51页，出版地不详1929年
[12]《昌平设民众阅报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年第3期
[13]《津市之民众阅书报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年第5期
[14]《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第一次工作报告》第76页，海南书局，1929年
[15]《济南市市立民众读书阅报所章程》，《济南市市政月刊》1929年第3期
[16]《福建省民众书报所办法大纲》，《福建教育周刊》1932年第125期
[17]《本馆第一民众阅报处之概况》，《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月刊》1933年第1期
[18]《民众阅报处——处数报纸杂志数职员及经费》，《河南统计月报》1936年第9期
[19]《办理民众阅报牌之经过》，《教育局月刊》1928年第1期
[20]郑祖安：《旧上海街头的“民众阅报牌”》 ，《都会遗综》2009年
[21]《川沙县教育局第四公共阅报处调查表》，《川沙县教育月刊》1928年10月8日；《川沙县教育局第九公共阅报处调查表》，《川沙县教育月刊》1928年10月8日
[22]《扩充民众阅报牌》，《首都教育研究》1931年第4期；《本市公共阅报处所统计》，《首都市政公报》1931年第87期
[23]《添设各路阅报牌》，《首都市政公报》1929年第49期
[24]《津市之民众阅书报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年第5期
[25]《我们的民众阅报所》，《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2期
[26]《济南市市立民众读书阅报所章程》，《济南市市政月刊》1929年第3期
[27]《福建省民众书报所办法大纲》，《福建教育周刊》1932年第125期
[28]《办理民众阅报牌之经过》，《教育局月刊》1928年第1期
[29]《本大学区各县通俗图书馆、民众阅报事务所、通俗讲演所主任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北平大学区教育旬刊》1929年第9期
[30]北平大学区教育行政院编：《北平大学区扩充教育处计划及工作摘要》第51页，出版地不详1929年
[31]《办理民众阅报牌之经过》，《教育局月刊》1928年第1期
[32]《津市之民众阅书报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年第5期
[33]《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第一次工作报告》第76页，海南书局1929年版
[34]《济南市市立民众读书阅报所章程》，《济南市市政月刊》1929年第3期
[35]《福建省民众书报所办法大纲》，《福建教育周刊》1932年第125期
[36]《河北省各县民众阅报所主任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第三条条文》，《河北教育公报》1933年第13期
[37]《看阅报社人宜要更换》，《中山竹秀园月报》1929第36期
[38]《民众阅报处时事概况》，《首都教育研究》1931年第1期
[39]《扩充民众阅报牌》，《首都教育研究》1931年第4期
[40]《济南市市立民众读书阅报所章程》，《济南市市政月刊》1929年第3期
[41]《一年来的阅报所》，《民众教育月刊》1932年第8期
[42]《昌平设民众阅报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年第3期
[43]《同里假期公共阅报社阅报须知》，《吴江》1924年7月3日
[44]《本馆第一民众阅报处之概况》，《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月刊》1933年第1期
[45]《同里假期公共阅报社阅报须知》，《吴江》1924年7月3日
[46][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页，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47]周作人：《读报的经验》，《晨报增刊》1923年12月1日
[48]黄天鹏：《新闻学入门》第28页，光华书局1933年版
[49]周恩来：《说报纸之益》，《周恩来早期文集》第82-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0]徐铸成：《报海旧闻》第122页，三联书店2010年版
[51]陆费逵：《陆费逵自述》第1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52]邹韬奋：《邹韬奋自述》第1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53]梁漱溟：《梁漱溟自述》第12-13页，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
[54]《我们的民众阅报所》，《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2期
[55]《一年来的阅报所》，《民众教育月刊》1932年第8期
[56]《一年来的阅报所》，《民众教育月刊》1932年第8期
[57]《一年来的阅报所》，《民众教育月刊》1932年第8期
[58]《本馆第一民众阅报处之概况》，《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月刊》1933年第1期
[59]章清：《清季民国的“思想界”（下）——新型传播媒介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第681-68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60]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5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1]许高勇：《民国时期报刊阅读研究（1912-1927）》，暨南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
[62]关于读报组的研究，参见王晓梅：《建国初党报领导下额“读报组”发展探析——以建国初<解放日报>“读报组”发展为基本脉络》，《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6期；周海燕：《意义生产的“圈层意义”：基于建国初期读报小组的研究》，《现代传播》2017年第9期；沙垚：《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读报组的历史考察——以关中地区为例》，《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詹佳如：《集体读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读报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1期
　　
许高勇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后。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项目编号：16ZDA2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