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
　　【本文提要】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奏。本文以新媒体APP“一点资讯”凤凰历史“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专题视频的评论留言为经验材料，考察新媒体空间的自传式记忆书写和新媒介记忆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新媒介空间使不同世代的考生自发地汇聚，多种记忆话语的交汇与争鸣形成“恢复高考”事件的多元记忆书写；自传式书写呈现的“记忆的微光”将处于记忆与遗忘之间的社会记忆浮现，弥合了“恢复高考”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断裂；新技术、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的交织构建出多元话语的记忆阐释社群，成为不同世代的记忆主体唤起自我认同与强化集体记忆的重要纽带。
　　【关键词】恢复高考 自传式记忆 新媒介记忆 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G206
　　2018年12月，我国隆重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与1978年“改革开放”事件一脉相承的是1977年12月我国正式“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全国570万考生共同走进考场，其中27万人通过高考实现了大学入学的梦想，最终成为全社会的集体记忆。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一点资讯”凤凰历史在新媒体APP推出“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专题视频，重温“恢复高考”这一历史性时刻，反映“恢复高考”40年来的发展历程，网民和公众共同回望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进程，凝聚成的网络社群展开内容转发、留言评论，进行记忆的书写表达。与以往大众传媒对“南京大屠杀”、1997年香港回归、“5·12”汶川地震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性报道不同，这些新媒介记忆的书写者往往是亲历高考的考生，新媒体空间也成为考生自传式书写和记忆表达的平台。
　　凭借“一点资讯”凤凰历史“恢复高考”纪念专题的相关经验材料，本文试图探讨的着眼点在于新媒体平台对记忆书写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记忆书写情境由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转换对记忆机制带来什么影响，并具体化为以下研究问题：首先，考察新媒体空间的“自传体记忆”与主流叙事对“恢复高考”记忆的建构有何不同之处；第二，考察同一新媒体空间的书写是否存在不同的记忆话语类型，形成各种力量的协商与博弈；第三，通过结合本研究案例，着重分析新媒体空间记忆书写的社会生成机制。
　　
一、集体记忆、新媒介与自传式书写
　　（一）记忆建构的社会空间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Halbwachs）是较早摆脱记忆的心理认知框架转而将记忆视为社会性产物的学者，他强调集体记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属性，个体记忆受到社会框架的建构与制约。①此后，延续“记忆的社会建构”这一基本研究范式，研究者从记忆传承所依托的物质载体和文化介质深入考察集体记忆的社会属性。康纳顿（Connerton）注意到仪式操演和身体实践可以弥补口述传承仅在三代内得以延续的局限，②而诺拉（Nora）的“记忆之场”则将记忆的空间更进一步扩展到博物馆、纪念碑、档案馆等现代的记忆建构场所。③现代社会记忆建构的空间逐渐趋于多样化，集体记忆也依托于记忆介质保存下来，而作为新闻传播学者，可能对媒介和新闻业所承担的记忆功能更为关注，其中就包括美国新闻学者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她认为“记忆研究不能没有新闻业的存在”，④奥伦·迈尔斯（Oren Meyers）也认为需要改变将新闻业的记忆工作仅仅视为公共事件报道的衍生物，而新闻业本身也应该是历史和专业化讲述的主体。⑤
　　的确，现代社会记忆的延续与传承借助于传播媒介形成了“中介化的记忆”（mediated memories），传播媒介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信息传递的功能，同时媒介技术连通个体自传式记忆与社会结构层面的集体记忆，媒介与记忆呈现相互形塑和交织的状态。⑥然而，不论是传统的记忆方式还是新型的媒介记忆方式，任何集体记忆的生成都需要对过往内容（历史）进行编制、安排和舍弃，记忆方式的变化和介质更替似乎始终围绕着社会框架的影响机制以及记忆的建构特征展开，因而记忆的保存与传承、选择与遗忘，成为记忆的建构机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即记忆的权力问题。⑦权力在记忆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媒介技术的变化对记忆书写的影响是本文试图考察的内容。
　　（二）新闻业与集体记忆建构
　　在集体记忆的中介物中，新闻业具有重要而特殊的集体记忆书写功能，尤其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日，成为事件的再现者和追忆者。新闻业的首要记忆功能自然是内容的传输和传递，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记忆的储存功能。⑧当涉及新闻业的记忆存储属性，必不可少地与媒介记忆的选择与遗忘、组织与塑造有关，其背后是新闻业的记忆建构与权力的关系。新闻业集体记忆的生产和塑造置身于独特的记忆情境（如国家-媒体关系、政经环境、制度安排），并且遵从特定的叙事方式、生产流程和把关方式，权力和组织规范影响着新闻业集体记忆的书写。⑨从公共史学的视角看，新闻业对历史进行再现，承担起“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的公共历史学家的角色，以维护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地位。⑩大众传媒的记忆建构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和统治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社会认同塑造的重要力量。[11]尽管对于同一事件，不同党派、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媒体可能会有差异，比如对香港回归的报道，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12]此外，不同类型媒体/新闻业的报道框架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大众传媒对“孙志刚案件”的集体记忆，党报媒体、都市媒体和专业媒体表现出记忆建构框架的不同，[13]但总体来说，传统新闻业机构逻辑的基本前提没有改变。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内部的机构化记忆生产受制于制度和新闻生产周期，大众传媒的报道框架往往编织契合机构自身的新闻信息网，采用主流化的叙事框架，以呼应和支持体制内的精英共识，排除激进或弱势群体的观点。[14]而戴扬和卡茨（Dayan & Katz）将电视的现场直播过程中的竞赛、征服和加冕特征称为“媒体事件”，[15]更进一步反映出大众传媒的主流化叙事特征。大众传媒和新闻业在重大历史事件报道中往往显现出与官方口径基本相符或一致的特征。以往大量的研究从媒体文本入手，考察新闻业对过往历史的记忆建构过程，基本都得出类似的结论。[16]当然，关于“恢复高考”的议题，大众传媒和出版物对于高考题材和纪念议题的报道也基本呈现出主流化的倾向。[17]教育学领域对“恢复高考”的研究从高考制度和高考改革入手，把恢复高考事件放置于中国教育发展史、科教兴国战略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18]这些对“恢复高考”的认识和建构总体上持较为肯定的褒扬和较为宏观的认识。有学者指出，尽管受到早期哈布瓦赫“记忆的社会建构”观点的影响，但集体记忆的书写不应过分受制于社会的框架，同样也包括媒体机构的框架设定，记忆之存在必须以每个集体成员的个体记忆为载体，因而需要赋予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必要的能动性，[19]新媒介使得个体记忆能动性的发挥成为可能。
　　（三）新媒介与自传式记忆书写
　　当新媒介日益成为新的传播载体和记忆平台，启发着研究者思考其对记忆书写带来的影响，即从传统大众传媒到新媒介的转换到底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和书写带来什么。[20]与大众传媒记忆建构受到新闻生产实践的制约不同，以个人为主体的新媒介记忆实践改变了以机构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新媒介重构了记忆建构的权力运作方式。埃迪（Edy）区分了两种基于不同媒介形式的时代类型——广播时代与后广播时代（post-broadcast world），认为前者是传统的大众传媒时代基于地缘和物理空间的社群形式，而后者基于网络新媒体而形成的趣缘社群，消弭了地理的界限，改变了传统的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信息来源更加趋于多元化。[21]而苏·鲁滨逊（Robinson）通过对卡特里娜飓风时传统媒体和公民新闻记者报道的对比后发现，新媒体在突破主流媒体报道框架的同时，形成了自身对事件的独特记忆。[22]由Motti Neiger等学者编撰的《论媒介记忆：新媒体时代的集体记忆》一书中提供了媒介记忆和数字记忆的多篇文章。安德鲁·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把新媒介记忆过程中记忆与技术相互协作的机制视为“新记忆生态”（new memory ecology），[23]意味着私人与公共、事件目睹者与档案数据资料的关联，新媒介的连接性（connectivity）特征使原有的内容收受过程更为复杂化，出现了多样化的记忆类型。此外，“全球数字化记忆”（globital memory）、“关联记忆”（joint memory）等概念揭示出新媒介全球化和互动传播的特征，体现全球记忆空间的跨国记忆争夺和社会记忆书写的特征。[24]正是在新媒介为载体的记忆环境下，学者伯德（Bird）回溯了阿萨巴（Asaba）遭受尼日利亚联邦军入侵却一度被传统大众传媒所无视，新媒介的社会记忆项目揭开了这一被掩盖的事实。[25]国内学者黄顺铭、李红涛通过对维基百科中“南京大屠杀”词条记忆协作的分析，将新媒体的记忆书写视为一种全球性的记忆书写过程，各国网民因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而展开记忆的权力争夺与协商。[26]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异同透露出同一事件社会记忆书写的张力与多样性，新媒介空间网民的记忆回溯、争夺与协商过程，反映出个体记忆逐步摆脱大众传媒机构的组织逻辑架构而发挥个体能动性的特征。此外，以往记忆研究的对象和议题大多是基于过往的历史事件，由于发生年代久远难以找到相应的在世者，或亲历者不便于口述、自我书写，因而网民的记忆书写更多是基于档案资料和相关背景知识的再现和追忆，缺乏个体的生命体验和鲜活的亲历感受。随着新媒介应用的普及，不同时空、代际的网民汇聚在新媒体空间对新近发生的历史事件和生活往事的回忆书写成为可能，“自传式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可能成为新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
　　目前仅有少量研究从自传式记忆视角对新媒介记忆进行研究，比如刘于思通过对中国网民的自报式问卷调查和近70年来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回溯后发现，网民的身份认同模式与集体记忆事件类型的选择有高度的相关性，考察全球化传播带来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网民的集体记忆放置于国家-全球的视野之中。[27]记忆研究中，新媒介记忆与官方记忆之间的关系也是重要的议题，杨国斌、陈旭光分别考察了互联网如何建构有关文革、高考的记忆，通过数字博物馆、网络空间等新兴数字化记忆形式书写出区别于官方主流叙事的“反记忆”，反映了民间记忆通过新媒体空间与官方媒体争夺主流话语权。[28]此外，鉴于网络新媒体的不断更新换代和网站变更，吴世文和杨国斌从纵向历史维度考察网民的新媒体记忆书写，揭示网站变迁过程中网民的记忆类型。[29]而本文的记忆研究对象为网民对1977年以来“恢复高考”的新媒体记忆书写，由于大部分考生还活跃在各行各业，新媒体空间为网民的“自传式记忆”表达和自我书写提供了可能，也为本文在新媒介记忆研究方面的创新寻找突破口。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本文以“一点资讯”凤凰历史中“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专题纪念议题的网民留言作为自传式记忆的分析对象。“一点资讯”凤凰历史于2017年6月6日设立“不负凌云万丈才——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1977-2017）”专题视频，共计10分钟。纪念视频讲述了高考制度自1949年到2017年“恢复高考”制度40年后的当下发生的一系列变动和调整过程：反映了从1952年新中国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确立，文革前的高考到上山下乡后统一招考制度的停止，直到1977年高考制度的全面恢复，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高考扩招带来的社会反响。视频中最重要的是体现“恢复高考”40周年纪念的主题，不时穿插对一些重要人物的采访，如第五代导演吴子牛，77级考生雷颐、陈平原，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等，无论是通过采访回溯他们各自的高考经历，还是老照片、老准考证的呈现，都勾起网民对“恢复高考”四十年的追忆，而“一点资讯”凤凰历史的新媒体留言平台也自然成为汇聚网民观看视频、自由表达和记忆书写的空间。
　　该纪念议题在2017年6月6-7日“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有较高的热度和评论量，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经统计，留言区总计2863条留言，除去无效、语气词以及没有实质内容的留言外，共计545条留言作为实际分析的对象。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首先对有效文本内容进行适当的归类，将考生划分为“77级考生”与“后77级考生”（前者指参加“恢复高考”初期的考生，后者主要指高考经历扩招或参加当下高考的考生[30]），并考察留言文本的基本情感态度、记忆的主题类型、关键词；然后结合留言文本的特征，联系上下文语境考察内容表达的深层意涵，揭示文本背后的话语实质；最后运用历史背景知识和高考制度的社会变迁来解读文本背后的技术、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三、1977：“恢复高考”初期亲历者的记忆书写
　　“一点资讯”凤凰历史的纪念专题以视频形式直观地反映了“恢复高考”40年来的发展历程，勾起了一代人对于“恢复高考”的历史记忆，开放的留言平台成为考生和公众的记忆空间，以自传式记忆书写的方式记述参加当年高考的青春岁月。
　　（一）身份认同：“我是1977年考生”
　　尽管从理论上说新媒体空间是不分地域、年龄的“全球数字化记忆场域”，但在“一点资讯”凤凰历史的“恢复高考”纪念专题记忆书写中体现出一部分人特有的身份特征。当追溯1977年高考这段往事，他们以鲜明的标志来凸显自己的身份标识。“作为一名77级大学生……”，“我亲身经历了1977年底的高考！……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我参加过高考，1977年，记得语文考试作文题叫……”当考生反复诉说高考年代的背后，是区别于其他非参加“恢复高考”初期的考生，对考生们来说是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值得宣扬和铭记。当亲历高考40年后，考生们依旧回忆过往，书写当年的高考记忆，体现的是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生的自豪感，是经历第一届高考岁月的群体追忆与认同感。“1977”，已经成为一个隐喻，不仅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次重大的教育制度变革，而对于“恢复高考”初期的亲历者而言，“1977”更是一个特殊的符号，代表其独特的身份角色，在当事人心中烙下深刻印记并伴随一生。
　　（二）成功者经历与时代价值书写
　　“一点资讯”凤凰历史的“恢复高考”纪念专题中，那些参加1977年高考并顺利考上理想大学的当事人自然而然地将高考视为改变人生命运的途径，成为自传式记忆的重要内容，比如有考生写道，“（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从一名兵团战士（代课老师）变成一名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感谢77年的高考。”“知识改变命运，77、78级体会最深，正由于当年高考，使我从一名农民（知青）变成了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高考改变了我这个农民儿子的命运，让我有了工作，解决了温饱问题。”参加当年的高考，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社会阶层，这一历代科举考试的传统成为普通阶层社会流动的上升通道，从此改变了77级考生的人生轨迹，回顾40年前的往事不免让考生们感慨万千。
　　除了感叹命运的变化，时间也成为自传式记忆的书写内容。与改变人生命运的宏大叙事不同，考生们感叹时光的飞逝，这是从微观层面的记忆书写。“转眼间已经四十年了。第一次恢复高考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感恩。”“（19）81年不到18岁参加高考，呵呵。现在老头了，时间太快了。”“40年前的高考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永不磨灭。”对于自传式记忆来说，回顾四十年前的往事当事人常常会触景生情，感慨时光的易逝，容颜的老去，追忆青年时期拼搏向上的那段岁月。当然，考生的自传式书写也将个人的命运与领导人决策、时代变迁勾连起来，在新媒介空间也不乏这样的记忆书写。“那次我四门课考了328分，平均82分。报了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我是老三届，很幸运。多亏邓小平同志的决定，永远感谢他老人家！”“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全国恢复高考，给百姓的孩子们有了出头的日子。”“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在教育事业上来一个重新崛起，当时的中央政策为祖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大开绿灯。重视教育就是重视祖国子孙后代的未来前途和社会的发展。”“正是有了高考才有了人才储备，为改革开放、民族崛起奠定了基础。”成功者通过亲历者生命的体验和感悟书写对国家领导人的赞许和肯定，将自身的高考经历与改革开放、教育文化事业、社会发展进程等宏观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上升为对恢复高考政策的支持与赞美。
　　这类记忆的积极性和“正能量”往往与官方主流叙事相一致，将成功者的讲述和书写与恢复高考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联系起来，因而也成为大众传媒普遍采用的记忆建构框架。当然，与正统的官方叙事对成功者的正面塑造不同，新媒体空间的记忆书写也散见更具多元的记忆类型。比如，有位考生这样书写道，“我倒是考上了大学并进入国企，到最终90年代因企业倒闭下岗，现在快要退休，据说只能拿最低的退休金，那四年大学学习，还不如四年工龄合算。”可见当年考试的通过者并不是像主流媒体所塑造的那样顺风顺水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而是面临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不确定性。
　　（三）失利者与生命感悟书写
　　如果说传统的大众媒体以主流化的方式刻画了跨过高考的成功者形象，那么新媒体的自传式书写却使追忆高考的故事更加多样化。毕竟，在刚恢复高考初期录取率极低的年代，在少数考取大学的成功者背后是大量的高考失利者和落榜者，新媒体空间的自传式记忆让此类记忆的书写和浮现成为了可能。“（19）77年还真参加了，还真没考上，也是一段往事！”“1977最难忘最悲伤的年代，眼巴巴看到那么多同学邻居成为天之骄子，时代幸运儿。即使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年，每次提到1977恢复高考……永远失去宝贵的机遇，一生的遗憾。”“回想那个年代高考，我考了366分，还是拿不到录取通知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遗憾”是这类记忆书写者惯用的一个词，高考成功固然意味着能实现自我，而失利更属普遍、平常，“青春无悔”是对参加1977年高考失利者追溯这段经历较好的概括。在自传式书写中，77级失利的群体不免表达出一种感慨——遗憾而不后悔，高考是青年时期的人生旅途中难忘的人生际遇，成为宝贵的人生财富。
　　尽管在大部分77级考生们看来，高考的成功可以改变命运，但对于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最终考上大学者而言，高考的失利并不等于人生的失败（尤其在当时录取率极低的年代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或追忆青春，或亲述高考制度变化的社会历史场景，将其视为生命必经的一段旅程，过程远比结果重要，只要经历过便无遗憾，正如一位考生记述道：“我1977惨败了，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高考是出路，但不是唯一。”也许这是高考给予失利者独特的生命感悟和人生信仰，也终将成为失利考生持久的生命记忆。
　　此外，部分失利者或未参加高考者书写的内容与社会背景相勾连，反映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历史背景，凸显高考由停滞到恢复的过程，追溯高考制度变化的历史。“文革最荒唐，对国家影响最大的是大中专学校停止招生。”“因为‘文革’失去了高考的机会是我们这一代人终生的遗憾，大学梦真成了梦。现代年青人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和机会，很多人都不懂得珍惜……”将以往在传统官方文本和主流报道中断裂的“文革”记忆，以及不太出现的“文革”、“停止招生”等字眼以个人记忆的形式在新媒体空间予以揭示。
　　
四、变迁中的高考：后77级的“高考”记忆
　　尽管77级考生对于1977年“恢复高考”的经历有更切身的体会，书写出“恢复高考”的自传式记忆，但每个高考考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高考记忆（1977年后每年的高考都可被视为“恢复高考”后的高考年），因而“一点资讯”凤凰历史的“恢复高考”纪念专题视频同样能引发后77级考生的共鸣，成为后77级考生自传式书写的平台。
　　（一）“高考”记忆的重塑
　　“恢复高考”纪念专题的记忆书写中，后77级考生对“恢复高考”的记忆和自述反映出不一样的高考。“那时候国家分配工作，大学毕业相当于干部，都是为了工作去的，现在呢？”“那一代大学生都成功了！至少毕业就衣食无忧，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难！”“物以稀为贵，原来大学生少，金贵！现在，呵呵，遍地都是，还值钱不？”“呵呵，现在的一本相当于当年的中专。”记忆的塑造是当下对过去的认识与重构，即使后77级考生已不再有77级考生自贴的标签和光环，但记忆书写中当时与现今、珍贵与贬值的鲜明对比，足以反映出考生对恢复高考之初与当今高考记忆的变化。无论是当今大学入学与毕业分配关系解除的分配制度变化，还是大学毕业生增加带来的文凭含金量下降、就业难都影响着后77级考生对恢复高考制度的认知，他们以其自身的体验重塑对“恢复高考”历史的记忆。
　　此外，教育产业化也成为后77级考生记忆书写的内容。“40年前恢复的高考，成了平民上升阶级的通道。40年后的教育‘产业化’，平民再找不到阶级上升的道与路。”“现在只要有钱就能上大学，成人自考都成圈钱工具了，有啥羡慕的。”“教育已成为产业、味道变了。”教育产业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恢复高考后高考制度大众化改革的主要方面，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入学率上升、学费上涨、分配制度等的变化，也切实影响着后77级考生的高考体验，影响着公众的高考记忆和记忆书写。
　　（二）高考议题的争鸣与反思记忆
　　新媒体空间“恢复高考”纪念专题的开设为网民有关高考议题的讨论提供可能，网民在新媒体相对自由的空间形成了个体记忆的自由表达，关于高考公平问题和人生选择的讨论成为高考议题的争鸣与反思，形成新媒体空间独特的高考记忆。
　　有关高考公平问题的讨论，既有高度肯定式的赞颂，如“恢复高考是公平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开始。”这是典型的与传统宏大叙事相一致的话语形式。而新媒介记忆的特殊性在于在传统叙事之外拓展出另类的反思话语。对于高考公平的反思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对高考公平性的质疑：“公平是公平，但户籍不同，录取分数线也不同。考得好不如生得（的）地方好！”“这公平怕是只有人人参与的公平了。”“高考公平？录取（分数线）公平？切！”无论是问号、叹号的数量，还是反讽的叙事表达，显然反映出部分网民对高考有失公平的记忆书写，表达网民对高考不公平的强烈不满。而另一种则是在反思中的协商，比如有类似的记忆表述：“时至今日，高考仍然是当今中国最为公平的竞争机制，虽然它也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高考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没有比它更公平的形式出现前，它是最公平的。”高考作为一项教育制度，在恢复和推行过程中必然面临地区间教育发展不平衡、优质资源缺乏等结构性缺陷，使得高考公平问题饱受诟病，以往的主流框架常常掩盖这样的教育困境与矛盾，或是将新媒介记忆视为与主流话语截然对立的记忆方式，忽视了网民间记忆书写与争鸣形成记忆的妥协与协商的可能性。
　　再如，与以往的常规叙述不同，有家长写道：“不要逼所有的孩子都参加高考，各有所长，有的孩子上高中，自己受罪，家长受累，高考不是唯一出路。”新媒体记忆书写赋予高考不再是人生必经的现实可能性，从个体的日常体验出发，再现了记忆的多样性。还有人说，“恢复高考，为社会培养人才……对中国来说，是否能强大，就要看培养了多少高尖人才”，也从另类视角来认识和追溯恢复高考的时代记忆，以高考实际培养的尖端人才为切入点解构了以往官方较为单一的主流叙述风格，实现对高考制度的反思与记忆，更为全面立体地反映不同群体的高考记忆。
　　
五、“记忆的微光”：同一个高考 不同的生命记忆
　　正如哈布瓦赫所认识的“集体记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媒介化背景下集体记忆的建构与表征往往与传统媒体的主流化书写相关联，对于高考题材和纪念议题的报道建构出“高考改变命运”、“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恢复高考是改革开放的起点”等主流叙事框架，[31]并将其塑造成“1977恢复高考”的集体记忆。而以上对“一点资讯”凤凰历史的“恢复高考”纪念专题记忆书写内容的话语分析，让我们看到了新媒介摆脱大众传媒的机构逻辑和主流化生产的框架限制，重塑了多元和分化的记忆类型，实现个体记忆的能动性书写，那么，该如何理解自传式记忆和新媒介记忆的形成机制？以下从“记忆的微光”视角来理解新媒介记忆，并透过“记忆的微光”去审视“恢复高考”记忆形成的深层机制。
　　（一）自传式书写：记忆与遗忘之间
　　社会记忆研究者刘亚秋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中间地带称之为“记忆的微光”（Memory Glimmer），是指“在（主流）结构框架下无法被纳入主流的话语和残留物”，“记忆的残留物的原有意义在不可见状态与可见状态/界限之间的移动”，[32]也即在以宏大叙事建构的集体记忆之下，往往个体记忆处于被忽视或微弱呈现的状态，若隐若现地存在于社会记忆中，处于记忆与遗忘之间。而新媒介空间成为网民新的自传式书写和记忆表达的载体，相对开放自由的表达空间改变了官方相对单一的主流记忆框架，同时，新媒介空间的自传式书写也使“记忆的微光”的浮现成为可能。
　　从本文的研究案例来看，新媒介空间的自传式书写弥补了“恢复高考”纪念议题长期被主流话语支配的状况，既有体现传统官方对77级成功者“高考改变命运”的主流叙事，也有关于失利者“遗憾而不后悔”的书写，还有后77级考生对“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以及对教育产业化、高考公平问题的记忆书写，对同一事件的历史呈现多样化的记忆叙事（表1　表1见本期第19页）。“恢复高考”议题书写的多样性体现出该议题在社会记忆中的张力与丰富性，反映了自我作为个体记忆的主体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和权力，而是具有个体的自我能动性；同时，新媒介书写的多元化记忆改变了记忆生产受制于机构运作的逻辑，但也并不意味着是与官方主流叙事截然对立的“反记忆”，而是对传统主流记忆的补充，将以往被忽视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中间地带浮现了出来。基于日常生活化的自传式书写，记述者以更为真切、自然的方式书写过往的高考经历，赋予“恢复高考”的历史记忆以鲜活的生命体验、复杂的心智过程和多元的认识取向，取代了以往对1977年高考成功者浪漫化的记忆建构，新媒介平台凸显了“记忆的微光”。
　　（二）生命历程的书写：世代差异与社会记忆
　　在新记忆生态下，新媒介记忆所具有的全球开放、跨国界、连接性等特征，形成了全球数字化记忆的场域，但已有的概念框架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为何关于“恢复高考”的自传式记忆会有不同的记忆书写。本文认为，与以往记忆机制的选择与遮蔽所强调的权力范式不同，世代差异（generation difference）也是“记忆的微光”和记忆机制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也即，影响记忆的社会框架因素中，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成为隐性但又重要的形成机制。[33]大卫·科泽（David Kertzer）将“世代”概念分成四种类型，后两类是从社会层面对世代的认识，即作为不同年龄阶段面对同一事件不同反应的生命阶段，以及经历特殊历史事件的群体特征。[34]这种分类类似于德国学者曼海姆（Mannheim）对于“代的社会学”的讨论，[35]代的现象不仅基于简单的生物学因素，还在于经历相同的事件，共同参与社会历史的进程，为相同的历史事件所影响，体现出社会变迁对世代的影响。
　　本文中不同世代网民在新媒体空间对于“恢复高考”记忆的自传式书写的差别，是世代概念社会性意涵的反映，即大致相当的年龄群体本应具有相似或一致的高考记忆内容（高考入学年龄基本一致），而导致同龄群体记忆差异和群体差别是受到群体成长过程中特殊的文化背景、经济状况、社会历史等的影响。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的高考制度改革，这一社会历史事件成为社会成员生命历程的一部分，然而，同一历史事件对于不同年龄群体却有着不同的生命体验，也影响着记忆的书写。具体体现为，77级考生对于“恢复高考”的记忆是高考制度由停滞到恢复的过程，在经历了“上山下乡”、11年高考招生的停滞以及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等一系列历史进程后，形成了公众对知识的渴望，对公平、平等人才选拔制度的向往。而一旦高考制度恢复，则使曾经出身贫寒的考生（他们自己或者周围的人）同样有机会上大学，确立干部身份，实现人生轨迹的转变，这些经历自然能使77级考生（尤其是成功者）对“恢复高考”事件留下“高考改变命运”、“社会公平”等印象；当然，正是同样的生命历程，即使77级失利者也不会因此而否定高考，反而将参加高考的过程视为宝贵的人生财富，青春的记忆即使留下少许遗憾，却依然不后悔。而后77级考生面对的“恢复高考”历史是教育产业化、毕业取消分配的“新高考”，对“恢复高考”初期历史的记忆成为“去历史化”的存在，剥离了“恢复高考”初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当“恢复高考”后期的“新高考”制度面临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转型时，后77级考生从当下高考的现状反思高考制度的合理性，重塑对“恢复高考”历史的个体记忆，因而书写的记忆是高校扩招、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含金量下降，并且质疑地区录取差异的高考公平性问题。而后77级考生中即使是顺利考取大学者，也不再将其视之为“唯一的出路”，与77级考生成功者较为一致的“改变命运”书写有较大的差别。
　　可见，新媒介记忆书写中的“1977年恢复高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止的事件，而是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延续不断变动中的、充满个人生命体验的记忆符号。因而，不同的生命历程，就有不一样的高考记忆，即使在相似的年龄阶段参加高考，生命历程与世代的差异导致后77级考生对于“恢复高考”的记忆与77级考生的较大不同，形成了对“恢复高考”这一纪念议题的多元记忆。
　　（三）新媒介记忆：新技术、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的交织
　　本文的一个重要发现在于新技术空间中“记忆的微光”的浮现与不同世代记忆的聚合。新媒介空间使不同世代的记忆主体自发地汇聚，产生了多种记忆话语的交汇与争鸣，形成了“恢复高考”事件的不同记忆书写，新技术、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的交织构建出多元话语的记忆阐释社群。
　　以往的记忆研究中，往往或强调集体记忆的建构性，或强调新媒介记忆的自主性，而“记忆的微光”视角的引入连通了新媒介空间中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弥合了两者之间的断裂，将被简化的哈布瓦赫建构式的集体记忆与具有自我心智的个体记忆相结合，成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缠绕的共同体：宏观的社会变迁影响着生命历程的发展；生命历程是个体无法改变的生命印记，是记忆机制形成过程中特殊的社会框架，这一社会框架又影响着记忆的生成与延展；而新媒体空间又以新技术的方式将跨世代的记忆群体聚合起来，使自传式书写成为个体生命历程和社会变迁的综合反映。这一发现也成为对哈布瓦赫“记忆的社会建构”观点与“记忆—权力范式”的补充和完善。
　　按照哈布瓦赫的观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塑造具有社会团结和集体凝聚的功能，但“在一社会群体中，不是所有人都自然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36]就社会记忆而言，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实为不可分割且相互融合，个体记忆是集体记忆生成的必要条件，而多个个体记忆的合成物无法直接聚合成集体记忆，是受制于集体记忆框架之下的社会事实。[37]从记忆实践来看，只有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才能促进真正的社会凝聚力量。新媒介空间自传式记忆的书写和互动化传播，使不同类型的记忆相互碰撞，弥合了传统主流记忆叙事的浪漫化倾向，呈现更加丰富多样的“恢复高考”个体记忆，从而构建出多元话语的记忆阐释社群。本文认为，新媒介空间形成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碰撞与交错，使经历不同生命历程的记忆主体能跨越不同世代书写个体记忆并与记忆社群中的其他网友互动对话，“记忆的微光”成为个体理解“恢复高考”生命历程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从而唤起自我认同与个体意识的觉醒，形成勾连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重要纽带。
　　总之，本文通过考察“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纪念事件在“一点资讯”凤凰历史的新媒介记忆书写，为理解新媒介记忆的机制及不同世代的多元记忆提供了经验材料。本文摆脱了以往的“记忆—权力范式”，从世代记忆差异考察影响记忆的社会机制，文中关于不同世代的记忆差别和新媒介记忆的多元化现象还可延伸到其他与个体生命历程和社会变迁相关的历史事件，如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加入WTO、北京申奥成功、汶川地震等周年纪念事件，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新媒介记忆考察来理解世代差异与中国的社会变迁。长远地看，新媒介空间中的“记忆的微光”使个体记忆实现对集体记忆的反哺，扩展了以往集体记忆建构的宏大叙事，有助于记忆主体更加同情地理解当下，辩证地看待社会制度的变革，并将其放入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审视，从而强化和烘托主流化的集体记忆叙事方式，最终唤起公众的集体认同和精神文化传承。■
　　
①[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④Zelizer, B. (2014).Memory as foreground, Journalism as background.in ZelizerB.& Tenenboim-Weinblatt, K.Journalism and memory. Palgrave Macmillan UK. p.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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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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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李红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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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翁秀琪：《集体记忆与认同建构——以美丽岛事件为例》，《新闻学研究》2011年总68期；李红涛、黄顺铭：《“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文章（1949—2012）的内容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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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Reading, A. (2011). Memory and digital media: Six dynamics of the globital memory field; Ashuri, T. (2011). Joint memory: ICT and the rise of moral mnemonic agents. p.1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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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YangG. (2010).Alternative genres, new media and counter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in Mikyoung Kim and Barry Schwartz.(eds.).Northeast Asia’s Difficult Past. Palgrave Macmillan UK. p. 129-146.；陈旭光：《互联网与当代青年集体记忆的建构——基于90后“高考记忆”的经验研究》，《当代传播》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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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网民基于新媒体平台“恢复高考”40周年纪念视频展开自传式记忆书写，本文根据留言内容将网民划分为“77级考生”与“后77级考生”，这一分类标准是从“恢复高考”40年高考制度的变迁做出的划分，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网民参加高考的年份（新媒体平台无法确证所有留言网友的实际考试年份，小部分留言无法辨别其身份），但这一分类方式可以揭示出考生所属的高考制度的衍化类型（“恢复高考”初期与扩招后的“高考”），从而考察生命历程记忆与记忆书写之间的关系。
[31]王润：《个人奋斗与时代变革：恢复高考40周年的文化记忆与阐释社群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1期
[32]刘亚秋：《记忆的微光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发展研究》2017年第4期。
[33]Schuman, H. & ScottJ. (1989). Gener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June, 359-381.
[34]Kertzer, D. I. (1983). Generation as a sociological problem.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9(9)125-149.
[35]MannheimK. (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l Paul.
[36]王明柯：《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7]KansteinerW. (2002).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History & Theory, 41(2)179–197.
　　
王润系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集体记忆的形成机理与话语演变研究”(19YJCZH16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3批资助项目“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的集体记忆与话语建构研究”（2018M6324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初稿曾宣读于第六届长三角青年传播学者论坛，感谢评议人胡翼青、李红涛、白红义、夏春祥及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