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晓蓉
　　【本文提要】在西方著名学者G.贝特森的经典著作中，《心智生态学导论》一书对于宏观传播学理论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是贝特森学术生涯中的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汇集了他几十年来的多方位探索，涵盖他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文本精粹，并为此后的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在其封面和封底上，印有“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体现了“哲学的深度、概念的严谨和神奇的科学想象”等字样。贝特森关于哲学、科学、文化及与多学科相连的传播理论的探讨，也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意蕴深远的启示。
　　【关键词】元对话　传播病理学　语境　信息理论　交往与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地区活跃着一个群体，其成员围绕个体间的互动网络或关系模式，进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索与临床工作，并构成了人类关系、传播和交往行为的一个特殊的研究阶段。这个形式松散、主题一致的群体后被称为帕洛阿尔托学派或帕洛阿尔托小组，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为其开创者、代表人物和精神领袖。
　　G.贝特森是英国遗传学先驱W.贝特森（William Bateson）之子，也曾是著名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的丈夫——他们曾合作进行了新几内亚雅特穆尔、印尼巴厘岛等地重要的人类学研究。贝特森本人的学术足迹遍及人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进化论、信息科学、动物和人类传播等领域。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成果包括《纳文》（1936）、《巴厘人性格：摄影分析》（与米德合著，1942）、《心智生态学导论》（1972）、《传播：精神病学的社会矩阵》（与J.鲁斯克合著，1951）、《心智与自然：必要的统一》（1979）等等。
　　其中《心智生态学导论》一书对于宏观传播学理论具有更加独特的意义。它是贝特森学术生涯中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汇集了他几十年来的多方位探索，涵盖他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文本精粹，并为此后的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在其封面和封底上，印有“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体现了“哲学的深度、概念的严谨和神奇的科学想象”等字样。贝特森关于哲学、科学、文化及与多学科相连的传播理论的探讨，也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意蕴深远的启示。
　　
一
　　《心智生态学导论》除序言和导言之外，包括六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元对话”（metalogues），写作时间从上世纪40年代末延至60年代末，有些未曾发表。这个部分是贝特森思想的起点和基石，其主体不仅是对话者的参与和表达，而且是对话的整体结构与对话者的表达和思想的关联，也就是对话者之间的关系、对话本身与对话情景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元对话是贝特森著名的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即关于传播的传播）概念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此，贝特森以他幼年期及成长期的女儿M.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为交谈对象，阐述思想在互动过程中的创造、明晰与展现。M.贝特森后来也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任教于哈佛大学、阿默斯特学院和乔治·梅森大学等地。贝特森的元对话引导女儿或与之共同对若干深奥问题进行原点式的探索，以避免业已定型或僵化的学术标签的影响。他的定义是：“元对话是一种关于某些有疑问的主题的对话。这种对话应该是这样：不仅参与者讨论问题，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谈话结构也与同一个主题相关。” ①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部分大致对应四个领域：人类学、精神病学、生物进化和遗传学，以及来自系统论和生态学的新认识论，它们各自也由若干节段组成；而传播理论贯穿于相互作用、从动植物到一般人类和特殊个体的传播过程等重要问题的分析之中，又被称为“互动的传播理论”。以第二部分“人类学的形式与模式”为例，它虽以人类学为主，但其跨度已明显超越了固定的学科界限。贝特森的重点在于形式与模式，他以“类比”为切入点，讨论各学科得以比较和关联的基本条件。也正是在这里，他通过重要概念“分裂生发”（schismogensis）的对称与互补分析，提出了“最终联动”的假定，后者标志着思考的转折点，他“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语境（context）的质的结构，而不是相互作用的强度……最终联动现象表明，语境结构本身可以是讯息”。从认识发展来说，写作其中的“文化接触和分裂生发”（1935）时，贝特森还未清楚地把握语境的重要性；“语境即讯息”的重要观点也未见于“士气与国民性”（1942）的分析中；而当语境概念重新出现在“原始艺术中的风格、优雅和信息”（1967）中时，它“已经发展到能够对应‘冗余’、‘模式’和‘意义’等相关思想了”。②显然，这一部分的论述并不限于人类学的特定主题，而是更广泛的研究对象的实例或组成部分，以及重要思想在相关学科中的呼应与发展。
　　最后一部分讨论心智生态学的危机，它延续前面的认识论透视镜，从总体上聚焦人类文明的生态学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些组成部分中，交往、关系作为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和元理论，借助类型、序列、悖论、显性和隐性、信息及其特性等问题的阐述，始终贯穿或交织其中。贝特森将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确定为生物进化的生存单元，并认为心灵与其结构——人类关系、社会或生态系统以及各种通道等——不可分离。就此而言，进化生存的单元与心灵的单元是一致的，而“一个健康的人类文明的生态学应被限定为以下一些方面：一个与高度人类文明相结合的环境系统，在那里，文明的灵活性将与环境的灵活性相匹配，以创造一个持续发展的复杂系统……” ③
　　《心智生态学导论》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体现贝特森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关注点，它们彼此呼应，逻辑形态上或是递进，或是回归，相互牵连。可以说，截至上世纪60年代末酝酿和写作这一著作时，贝特森对其学术研究的不同线索进行全面思考的条件业已成熟，他开始搭建一个组合平台，而成就一门新科学的目标也清晰地呈现出来。贝特森本人说道：“只是到了1969年底，我才完全意识到我一直都在做什么……我发现，在我从事的原始人、精神分裂症、生物对称的工作中，以及在我对于进化和学习的传统理论的不满中，我看出了一套广泛撒播的基点或参考点，从中可以限定出一片新的科学领域。” ④
　　以时间为线索的著述格式并不少见，尤其是体现学说史或认识发展的著作。但《心智生态学导论》的这一格式又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本身就是一种语境结构，它所构建的关系使得其中的内容得到了限定，它也是作者思想萌芽、积淀、发展之旅的记录，或曰“知识自传”。其英文书名为“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直译为“迈向心智生态学的进程”，这些进程随时间的流逝逐步展开和明晰，即便是对于作者本人来说也是如此。1999年，M.贝特森在为其父这一著作的重印本作序时写道：“多年来，甚至对贝特森来说都不甚清楚的是：他的那些精心构建和论证的异类文章，即这一标题下的若干‘进程’，都是关于一个主题的，但是，到了开始将这些论文组合成书时，他才能够将该主题——也就是40年探索的终极目标——的特点归结为‘心智生态学’。” ⑤在上世纪70年代初完成此书后尚不足10年的生命旅程中，贝特森充满了紧迫感，笔耕不辍，撰写了《心智与自然：必要的统一》（1979）、《天使的恐惧》（1987，由M.贝特森整理、补充与合著）等著作和论文，努力将心智生态学的思想完善和传播开来。
　　与论述主题相呼应，《心智生态学导论》的思想结构也反映了有机生长和发展的模式。“就像一个有机物一样，它被分化为具有不同功能的部分或器官，其中每一个都随时间的发展在一个后生序列中出现（或消亡）。” ⑥贝特森在认识论框架中阐述一系列重要观点：基础性的知识模式见于最早的学术成果之中，其后则是连续的、富有意义的发展变化，以及新的认识对于原有框架及内容的融入、修正和补充。
　　仅从以上数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贝特森研究跨度的纵横交错，收放自如。由此涉及关于“跨主要”的基本理念和实际运用，这也是理解他的主要思想时，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跨学科研究自二战以来渐成风尚，贝特森剖析了其中的两种含义，“这通常意味着，例如：一个生态学家将需要一个地质学家来告诉他有关其正在研究的特定地块的石头和土壤的知识。但是，关于科学工作可以号称为跨学科工作的说法，还有另外一种意义”。⑦而这正是贝特森关注的重点，“跨学科”以特定关系为中心，而关系则是信息交换过程的产物。如语言学和解剖学的共同之处，不是说一个名词就应该像一片叶子，甚至不是说叶和茎的关系与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这里所主张的首先是：在语法和解剖学两者之中，各个部分都是根据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分类的。在这两个领域中，关系总是以某种方式被认为是主要的，关系体则是次要的。除此之外，这里主张的是：那些种类的关系是由信息交换过程所产生的”。⑧关系是分类的基础，关系相当程度上要比关系体（relata）更重要；而关系就是信息的交换，或内在于信息交换之中。形式与内容、语境与语境中的发生物、关系与关系体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各学科之中，因此它们之间的类比才有可能。当人们意识到语法和生物结构等领域都是传播和组织过程的产物时，或当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得传播与关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时，新的跨学科研究就应运而生和紧迫起来了。
　　贝特森在不同场合常常提出类似的问题：一切传播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等级结构是什么？这样的等级如何决定跨学科的规范和限度？在怎样的程度上，受制于逻辑的数字传播（digital communication）可以运用于类比传播（analogic communication）？又为什么不能完全取代类比传播？语前哺乳动物研究怎样有助于填补传播理论的空白？如此等等。
　　毋庸置疑，贝特森关于跨学科观的基本立场，是他的关系与关系体，语境、上下文、形（模）式与内容互动等思想得以如此展开的先决条件。这样，尽管这一著作的各组成部分发表于不同时间和语境之下，但除了看到它们对各个不同领域具有的持久影响以外，更重要的是遵循贝特森的思路，从一条线索走向另一条线索，并从关系和联系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解读，否则将难以捕捉其思想真谛，也难以真正理解它何以是一部经典之作。
　　
二
　　贝特森的学术研究，并非事先设定一个成熟庞大的计划，然后一步一步地照此搭建、展开思想的大厦，而是行进在探索和迷茫之中，自然也会常常遭遇误解与忽视，甚至连自己都不那么确信。他本人的说法是：“有些人似乎能够在几乎没有成功和外界肯定的情况下，继续心平气和地工作。我不是那样的人。我需要知道其他什么人相信我的工作有前途和方向，我也常常感到惊讶的是当我对自己都不怎么有信心的时候，其他人会对我有信心。” ⑨
　　终其一生，贝特森都缺乏稳定的工作，他始终处于为研究项目筹措资金的忙碌烦恼之中。幸运的是，几次大的关键时刻，都有援助之手伸向了他。例如，在新不列颠白宁人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失败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理事会随即为他提供了一笔基金；由他领导的帕洛阿尔托小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传播研究先是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主题是“抽象悖论在传播中的作用”，但随着两年资助基金的到期，项目发展遭受挫折，几乎夭折。“最后，弗兰克·弗莱蒙特-史密斯和梅西基金会拯救了我们……在此之后，有了来自精神病学基金会的资助，以及全国精神健康协会的资助”。⑩
　　作为一部晚年成果，《心智生态学导论》的意图、目标和主题都十分明确清晰，脉络发展上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其标题就是对于内容的适当限定，而“那些贯穿了35年的论文结合起来提出一种探索思想的新思路，以及探索被我称为‘心智’的那些思想之集合物的新思路。我把这一思路视为‘心智生态学’（ecology of mind），或思想生态学。这是一种尚未作为有组织的理论或知识体系而存在的科学”。[11]可以说，心智生态学是贝特森学术生涯的终极目标，直至晚年顺其思想发展和逻辑演进而成正果。
　　贝特森关注认识论意义上的生态学：感知、传播过程、编码与解码、差异的转换、信息加工的精神领域或心灵等等。这种生态学重视逻辑层次的分类，重视认识者与被认识对象、信息传递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重视认识系统中的循环回路的互动、回归或递进，也重视认识要素之间的内外通路（它们往往是信息加工和交换的渠道）的彼此连接和有机作用。
　　“心灵”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贝特森的独特处在于，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不是把心灵当作模糊不清的东西，也不是通过某种方式将心灵存放于身体中的某一处或身体之外的圣坛之上，而是将之看作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其物种、个体与其所生存的整个世界连接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帕拉阿尔托学派的前身是两个理论小组，它们都直接源于二战结束后医治人的精神疾病的迫切需要，并都以此为契机，将精神疾病视为心智生态整个系统的互动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精神分析及相关的双重束缚等问题“不再是个体心理学的问题，而是成为系统或‘心智’中的思想生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系统或‘心智’的界限不再和参与者个体的外壳相重合”。[12]将个体与语境、与其他个体的关系网络视为分析单元的方法，内在地具有人际传播的研究导向，也因此成为当代人际传播研究一个开创性的阶段。
　　贝特森曾是其中一个小组的领导者，重镇是帕洛阿尔托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它以精神病学为主要方向之一，主要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传播，交流过程中的双重束缚和悖论的一般意义及特殊意义。小组成员关注范围广泛的基本传播现象，同时秉持传播具有与行为相关的实用性理念。另一个小组以由杰克逊（Don Jackson）创建的精神研究所为中心，研究重点是精神疾病、精神疗法，尤其是家庭治疗。贝特森同时为这两个小组提供理论指导，而互动传播是它们的共同旨趣。后来，两组学者逐渐合并，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帕拉阿尔托学派或小组的松散机构。
　　精神问题成为一个研究重点，并成为心智生态学的一面透视镜，并非偶然。如同彼得斯（John Peters）指出的那样，治疗性工程是战后推动传播问题凸显出来的重要场所之一，而“贝特森一只脚踏着信息论控制信息的激情，另一只脚借力交流（传播）作为治疗手段的精神治疗的视野”。[13]当时的精神治疗仍普遍信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后者的盛行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用来医治参战军人的精神问题。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掌权后，它大规模传入美国，几百名精神分析学家从德国和奥地利流亡到此，也正好迎合了这个国家传统与现实的特定需要。二战后，信息科学的技术话语和精神分析的治疗话语继续推动传播观念的发展，而贝特森作为一个少有的综合者，借力这两种话语，同时带入自己的独到见解，将它们都纳入心智生态学的构建之中。
　　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评述和发展，是贝特森认识论的心智生态学的重要一环。弗洛伊德学说对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贝特森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向内扩展了心灵概念，使之包括身体之内的全部传播系统：自主的、习惯的和大量的无意识过程”。就此而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做出了某种杰出的贡献。尽管如此，围绕心灵或精神问题，贝特森更强调的是他与弗洛伊德学说的差异。他主张向外扩展心灵，这虽然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样，都减小了意识的领地，但方法和路径截然不同。贝特森重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唯其如此，才能理解个体的行为，他从个体的内在动力转向个体互动模式或关系模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刻板系统中，通常的假定是，如果把什么无意识的东西给弄成了有意识的东西，这不知怎么地就成了一件更好的事情。据称，连弗洛伊德都说过：‘本我所在之地，就会有自我’，好像这种增加了有意识的知识和控制的做法，既是有可能的，当然也是一个进步。这个观点是一种几乎完全扭曲的认识论的产物……” [14]贝特森不赞成弗洛伊德等人“行为主要是各种精神内部的力量作用的结果”的假定，也不认可他们将这些力量限于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的做法。他反复指出，“能量和物质守恒定律与其说关涉形式，不如说关涉质料。但是，精神过程、思想、传播、组织、差异、模式等等，与其说是质料问题，不如说是形式问题”。[15]在他看来，通过归纳推理而从经验中获得的定理并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在心灵问题上，“我们恰恰应该回溯到科学和哲学思想的真正源头上；实际上是回到科学、哲学和宗教成为由独立领域中的专业人士分别追求的独立活动之前的一段时期”。[16]总之，在无意识的性质和转变，行为科学的模式、范围和通道等心灵问题上，贝特森与弗洛伊德有着本质的区别。弗洛伊德重视个体精神内部的模式，强调个人认识的重要性，并认为该认识是在谈话疗法中通过剖析过去的经历和无意识精神状态而获得的。贝特森和帕洛阿尔托小组对于仅限于个体精神内部的活动不那么感兴趣，他们的分析单元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关系的阐述内在地偏向一对一的人际交往，及其对于个体行为的构建。
　　无意识作为弗洛伊德思想的核心，在贝特森那里并没有引起同等程度的共鸣。他并不认为无意识能够被转变为有意识，相反，他声称，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这样的，“它的无意识的组成部分持续不断地以其所有的多重形式而呈现出来。由此可推论，我们在我们的关系中，不断交换有关这些无意识材料的讯息，而同样也变得重要起来的是交换元讯息（metamessages），通过这个途径，我们互相告知依附于我们的讯息的无意识（或意识）的秩序和种类是什么”。[17]涉及“元讯息”的传播，自然包含着不可为意识所解读的内容，无论这种解读是通过什么方式，都是如此。并非偶然的是，《心智生态学导论》反复引用帕斯卡尔的诗句：“心有心的理由，而理性就是不能认识这些理由。”在艺术、宗教和人性等领域中，心灵活跃的程度超出了意识能够解读的程度；它们涉及的是关系，在贝特森那里，此类关系最为明显地表现为爱、恨、尊重、依赖、观看、表演、统治等等。
　　《心智生态学导论》是贝特森论述心智生态学的成熟著作，本质上是一种生态认识论。如果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进化论的生存单元是个体、家系、物种或亚物种，那么贝特森则将之矫正为包括环境和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此，心灵生态的危机与环境的危机是一致的。同样，贝特森的生态认识论不像弗洛伊德的理论那样，仅仅关注个体，并认为个体行为是其精神内部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从个体转向了社会网络和各种关系。在此意义上，与身体相分离、与社会相分离、与自然相分离的完整心灵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尊贵古老的最高心灵，那个不会出错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贝特森反复论证的一个观点是，就理想状态而言，生物界的模式和关于它的理解之间的关系和谐一致，是适应的关系，是一种更开阔和更普遍的相似性。鉴于此，《心智生态学导论》最后落于心灵生态危机的问题上，也就顺理成章了。贝特森引用圣保罗《加拉太书》中的经文：“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并认为“这个看法适合于人与他的生态学之间的关系。下述借口是没有用的，即一个特殊的污染或开发的罪恶只是一个小罪恶，或者，它不是故意的，或者这是出自好意，抑或‘如果我不做，其他什么人也会做’。生态过程轻慢不得”。[18]
　　
三
　　相当程度上，贝特森的观点之所以能够超越特定学科和他的时代，是贯穿信息传播新理论的结果，也正是借助于这方面的敏锐洞见和深刻领悟，他能够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视野来探究相关问题。可以说，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对于贝特森的影响，以及他本人对之的阐发乃至思想先驱的作用，既深远弥漫，又独具特色。“最近25年间，在我们关于环境是怎样一回事、有机物是怎样一回事，尤其心灵是怎样一回事的认识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这些进步来自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相关的科学”。[19]当时诸多领域已经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其作为遗传学创始人的父亲留下的重要“规则”等等，而贝特森则致力于将它们纳入心灵认识的新理论，并开创性地尝试将新理论扩散到社会/行为科学领域之中。
　　贝特森运用信息理论分析社会生态和心灵生态，他在延续新理论汇集多门学科之特性的同时，又为新的跨学科视域奠定了基础。《心智生态学导论》对于元传播、原始部落文化、社会计划和再学习概念、游戏和幻想理论、哺乳动物传播、冗余与编码、传播病理学、认识论危机的根源等问题的研究，都与信息科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后者成为心智生态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借此论述获得了独树一帜的理解和发展。
　　《心智生态学导论》与信息科学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即强调信息和信息的处理。与香农等人的数学和通信工程意义上的阐述相比，贝特森更加重视语境结构，重视将信息组合起来的规则和信息本身的逻辑分类，也因此更加重视个体与整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贝特森提出，系统依赖于信息，而不是能量。系统的特点包括信息流动、能量流动、物资流动以及其他变量的流动，但最主要的特点是信息流动。信息流动的渠道是内在之物与语境、情景或外在之物相连与互动的通道，因此也是心智和心智生态的组成部分。《心智生态学导论》涉足原始艺术、生物遗传、人种学、精神分裂症、学习理论等论题，但并非随意而散漫，将它们勾连起来的中心问题是：关于精神或心灵整合的信息以怎样的形式被包含或编码于其中；风格、材料、构图、节奏、技巧、秩序等所谓“形式”本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它们之中到底含有哪些一直未得到详尽思考的重要因素？
　　换言之，对于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来说：“在通常的工程师关于一条从A发送到B的讯息的讨论中，习惯上会忽略观察者，并认为B从A那里接收了信息，而这个信息根据发送的字母数量是可以测量的，能够被文本中的诸如可允许B做出某种猜测的冗余而减少。”但在贝特森看来，意义、模式、冗余、信息等本质上有赖于人们所处的位置。“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也就是在由观察者的观点所限定的世界中，这似乎不再表现为一种信息的‘传递’，而是一种冗余的延展。A和B的行为已经连接起来使得这个世界的观察者更有预测性，更有秩序，也更有冗余”。[20]因此，《心智生态学导论》重点阐述信息得以产生的语境，信息如何从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语境，或者信息之产生的语境内外相互作用的状态或过程，而信息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得以接受的。
　　作为一个行走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贝特森不赞成将香农的通信或数学的模式直接套用于人类传播，因此坚决反对从信源到信宿、从传递者到接收者的线型模式。他将信息定义为造成差异的差异，或差异的转换，再或思想的转换:“可以将一个信息‘比特’定义为一种构成差异的差异。当其在一个回路中行进或经历成功的转换时，这样一种差异就是一个基本的思想。” [21]在人类生态系统中，信息并非固守在某一个点上，而是必须围绕整个回路进行差异转换的传递。贝特森以人用斧头砍树为例，“斧头每砍一次都根据前面砍树所留下的切面而得到改变或矫正。这个自我矫正（即精神）的过程是由一个整体系统带来的……正是这个整体系统才具有内在心灵的特性，……围绕这个回路传递的是差异的转换。而且如上所述，一个造成差异的差异是信息的一个思想或单元”。[22]正因为如此，贝特森特别强调对于通道，也就是信息传播渠道的分析。他认为，在传播世界中，语境与讯息、外与内的二分法是没有意义的。“语境只要和讯息一样有效，即：只要它们在我们正研究的传播系统的多重部分中被（正确或歪曲地）代表或反映，它们就具有传播的现实性；这个系统不是物理的个体，而是一个广泛的讯息通道网络。其中有些通道正好是处于物理个体之外，其他通道则处于其之内；但是系统的特性绝不有赖于任何我们可以置于传播地图上的边界线”。[23]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提出不同的媒介形态（如盲人的拐杖或科学家的望远镜）是否构成使用者的组成部分的问题，是不恰当的。它们都是重要的传播通道，各种差异沿着它们转换和传递。这样，如果要在此类通道上的任何地方划出一条分界线，那就是切断了人的行为系统，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自我。
　　因此，贝特森更感兴趣的主题与其说是信息本身，不如说是信息的转换规则，也就是信息的密码、编码和解码等关联问题。他认为，一般系统论和理论生物学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电子计算机之父和博弈论创始人冯·诺依曼、信息论创始人香农、心智模式概念的提出者克雷克等等，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些在不同的智力中心产生的独立发展都涉及传播问题，特别是涉及何为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的问题”。[24]这一批群星灿烂般的其人其说，是《心智生态学导论》的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如此讨论的先期积累，包括对于传统认识二元论的思考与超越。在贝特森看来，正是“借助于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理论的发现，我们终于开始有了一个形式的基础，能够让我们思考心灵，也能够让我们以一种完全背离约从185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法，来思考所有这些问题。我不得不讨论的问题是：在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影响下，认识论的巨大二分法是如何发生转变的”。[25]也正是由此出发，贝特森可以超出这些学说各自的适应范围，开始在社会行为领域中研究和阐述关于心智生态学的新观点了。
　　在《心智生态学导论》中，系统论作为一门关注整体的科学，进入原始绘画中的优雅，巴厘人和雅特穆尔人的比较，美、英、法、德的国民性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其家庭传播，退伍军人管理医院中的嗜酒病人样本研究等，以讨论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系统论产生的学理目标之一是针对还原主义的方法，这在贝特森那里，特别表现为以个体之间的网络和关系取代关于个体传播行为的原子式研究。他把二战期间在不同地方发展起来的诸多思想的集聚称为控制论，或传播理论，或信息论，或系统论。[26]系统思维视相互作用为生命系统的本质，生命系统一般处于体内平衡（homeostasis）的状态，也就是系统内的平衡，它是通过生命系统在反馈基础上调节自己的行为而达到的，由此使得系统论与控制论直接关联起来。贝特森反复指出和论证说，对于系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能量，而是信息；系统的控制离不开“造成差异的差异”（即“差异的转换”）的信息，或者说，系统是通过调节各组成部分的关系而得以维系、控制和矫正的。贝特森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最新理论结合起来，用以思考自然、社会与人的问题。
　　系统论在上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贝特森70年代初问世的《心智生态学导论》在将之引入生命、社会系统和相关领域方面，是一个经典性的尝试。他重视系统的层次、等级和相互作用，并由此出发来看待计算机能否思维，心灵是否在人脑之中等问题。他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就计算机的某些内在变量而言，它是自我矫正的。例如，它可以包括温度计或其他敏感元件……这转而矫正温度。因此，我们可以说，系统在其内在温度方面，表现出精神特性。但是，下述说法就不对了，即计算机的主要事务——就是将输入的差异转换为输出的差异——是‘一个精神过程’。计算机只是一个更大回路的一个弧，而这更大回路总是包括一个人和一个环境，信息在其中得到接受，从计算机输出的讯息也对之产生作用”。[27]相对于线型因果关系的科学方法，系统论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贝特森将其纳入自己的论题之内，进而探讨系统的层次、等级和类型问题，也使得其理论具有超出时代和一般信息理论的意义，对于长期偏向因果系列的线型模式的传播研究来说尤为如此。
　　这样，如果将心灵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它就包含若干特性，例如，并非是一个先验的实体；思想内在于通道的网络之中，差异的转换沿此进行；不限于意识，而是包括所有无意识的活动；不以外壳为界，而是触及所有内外通道，等等。“如果我们说一条讯息有意义，或说它与某个指涉对象（referent）‘有关’，那么，我们的意思是说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关联世界，它由讯息加上指涉对象（message-plus-referent）组成，而冗余或模式或预测性便被这条讯息引入这个世界”。针对传播理论中关于“信息定位”的难题，贝特森提出，从关系的角度来说，信息和形式与比较、频率、对称、相应、适合、一致等等相类似，都是不能被准确定位的。“这张白纸和那个黑咖啡之间的比较不在这张纸和那个咖啡之间的什么地方……那个比较也没有在这两个物体和我的眼睛之间得到定位。它甚至不在我的头脑之中；或许，如果它在的话，那它也肯定是在你的头脑之中。但作为读者的你，没有看到我所说的纸和咖啡。我在我的头脑里有它们之间的这个比较的想象或转换或名称；而你在你的头脑中有一个我在我的头脑中的东西的转换。但是，我们之间的一致是不可定位的”。[28]对于冗余性的文本来说，信息与其说是能够定位在某一处，不如说是对整体文本的统计归纳的结果。它与非冗余的信息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秩序，或完全不同的逻辑类型，也就是“元信息”。
　　在有关信息理论的评价方面，贝特森超出了通常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二元态度。他把二战中发展起来的信息理论的聚合视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因为它们极大地促成了人的价值和态度的变化，“不仅是态度方面的变化，而且甚至是关于何为一种态度的理解方面的变化”。[29]这些理论的出现，导致了社会关系模式的巨变，人与人之间在爱、恨、尊重、依赖、信任等抽象活动中的位置也亟需重新得到审视。
　　贝特森并不认为信息传播理论能够完全解决人类的问题，也不回避从信息理论出发，同样有可能落入单向线型思维的陷阱。他提出需要时间来对之进行消化，并认为其中存在着许多潜在的危险。在《心智生态学导论》的最后部分，他说道，新理论“本身具有完整性，能够帮助我们免受其诱惑而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但是我们不能相信它会使我们远离罪恶”。无论是国际交往中依靠计算机博弈规则的决策，还是所有政府档案的计算机化等，都必定要与系统、控制、信息、传播打交道，但“问题不在于：在这些规则现有的范围内，我们目前最好能够做什么。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摆脱我们在过去10年或20年……一直在其中运作的那些规则。关键是改变那些规则，而只要我们任凭自己的控制论发明——计算机——将我们引入越来越严谨的境地，我们实际上就将滥用和摧毁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个有希望的进步”。[30]此处的规则亦可理解为思想、价值或上面所说的“态度”。贝特森将西方文化思维和态度中的某些错误看作是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包括：人与环境的对立；人与他人的对立；人可以单向控制环境并要为此奋斗的观念；认为人生活在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边界之内；以经济决定论为常识；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人的问题，等等。
　　贝特森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对自然的征服等——恰恰是把部分从整体中分离，使之对立，并使其中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从而忽略了两者都是一个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心灵本质的发现，促使人类回归康德的美学判断、荣格的“受造之物”以及马丁·布伯的“我与你”的世界。它们的共同点是：超越“我与它”的物质的或硬科学的世界，具有人性和人类关系的特征，不因依靠清晰的数字信号进行的传播的快速发展，而忽略更加古老的身势语或副语言，后者已经被整合为艺术等复杂形式，是心灵中不可为意识所解读的部分，“人类将仅仅依靠清晰的数字信号进行传播——逻辑学家的这个梦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也不可能成为现实”。[31]综上所述，贝特森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关系；汇集其精粹的《心智生态学导论》的基本立场是：人类的心灵或精神不在大脑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之中，而是在个体与环境、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人的心灵外在于身体。这里的心灵概念强调关系的重要性，由此凸显了贝特森和帕洛阿尔托学派的中心论题。
　　贝特森本人直到晚年，或直到写作《心智生态学导论》时，才完全意识到自己多年来的探索中心。他说口袋里没有入门手册和旅行指南，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引导他迈向相关的经验和思想。事实上，围绕贝特森的思想，也一直存在着争论和不同的看法。就其独特的经历而言，贝特森毕生都是一个理智的流浪者，从一个领域走到另一个领域，未曾驻足在一个安全的壁龛。就其文体而言，有“愉快、难懂而又优雅”之评，他涉猎广泛，不易追随，“喜欢复杂性和模棱两可，并且无法将他的理论思想解释得能让读者便于理解”。[32]《心智生态学导论》整合了传统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新的信息传播理论，但其作者又是一个双重的、与时代不合的人——既超越时代，也落后时代。 对此，M.贝特森的解释是：“他落后于他的时代，特别是在他的最后10年，是因为他不能吸收相关领域的最新成就。”他超越于他的时代，是因为“新世纪开端之际，重读格雷戈里则表明：在许多方面，他仍然立于当代思想之前列，他的见解还没有被完全吸收”。[33]就对当代学术界和研究领域的深层影响来说，贝特森本人及其学说采用一种另类的、难以回归却又发人深省的方式，撼人心魄。他是一位无法最终确定学科归属的人物，一位博学多识、思虑渊博的“文艺复兴式”的学者，这样的学者受现代性的影响，早已日渐稀少。在作为分工结果的各个领域，无暇他顾的专家们必须摒弃种种色彩斑斓的好奇心，在一个个逼仄的学术分支中精进。研究者与原始基地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之间的链条越拉越紧，彼此间的传播、沟通和交流也愈发不通畅了。
　　《心智生态学导论》无疑是贝特森最重要的著作，一本复杂艰深的著作，同时也是深邃无比、常读常新的著作。它充满不易理解的思想，后者罕见于其他地方，但却有趣和能够唤起新思考。“首次阅读令人眩晕，是对人们熟悉的思维习惯的挑战。重新阅读则令人惊喜，是对各种新层次的意义的揭示”。[34]贝特森研究的跨学科性，尤其是他倾力构建的心灵生态学以及宏观的传播理论，为当代信息社会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①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1.
②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155-156.
③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502.
④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Introduction，xxiv.
⑤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Foreword by M.Bateson，viii.
⑥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Foreword by M.Bateson，xiii.
⑦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153.
⑧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154.
⑨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Foreword，xix.
⑩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Foreword，xx.
[11]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Introduction，xxiii.
[12]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339.
[13]约翰·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第21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4]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136-137.
[15]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Introduction，xxxii.
[16]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Introduction，xxix-xxx.
[17]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137.
[18]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512.
[19]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315.
[20]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413.
[21]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315.
[22]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317-318.
[23]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251.
[24]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482-483.
[25]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456.
[26]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482-483.
[27]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316-317.
[28]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413-415.
[29]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483.
[30]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484-485.
[31]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418.
[32]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第9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
[33]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Foreword by M.Bateson，xii.
[34]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Foreword by M.Bateson，xii.
　　
殷晓蓉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