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进 吕楠 郭恩强
　　尼基·厄舍（Nikki Usher）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曾出版《在纽约时报做新闻》（Making News at The New York Times）、《互动新闻：黑客、数据与代码》（Interactive Journalism: HackersData and Code）等著作。她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对未来新闻业、社交媒体、新闻与新媒体、新闻编辑室与数字变革、公民新闻、新闻的新商业模式，以及人类学田野调查均有涉猎。近年来，作为英语世界在新闻生产社会学领域崭露头角的新生代学者，尼基·厄舍的研究为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2018年10月22日，借着尼基·厄舍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举办讲座的机会，我们就新闻研究领域的相关话题对她做了访谈，以期让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者对美国新闻业的最新发展趋势、新闻研究的理论及方法创新，以及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教育实践，形成更为直观的认识。
　　
一、客观性、假新闻与职业权威：美国新闻业的新变化
　　钱进、吕楠、郭恩强（▲）：根据近期我们对美国新闻业的了解，随着布赖特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这类极右翼新闻网站进入主流媒体行列，更多的极端言论被注入到公共谈论之中，党派性言论也日渐成为媒体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煽动性和戏剧性言论日渐被推崇，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媒体有重返党派新闻时期的风险呢？
　　尼基·厄舍（●）：在媒介话语中出现的这种浮夸倾向是危险的，这会导致言论越有煽动性就越有新闻价值的情况发生。在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新闻界自发地不去报道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那些充满仇恨与恶意的种族主义言论，所以在那一时期的新闻报道中，很难找到他的言论与观点。正因为新闻界对乔治·华莱士做了禁言处理，他的言论与观点才没有被放大，而当媒体报道那些仇恨言论时，它们自然而然就会被放大。新闻阴谋论（news conspiracy theory）有着相似的情形。因为某种阴谋论被《纽约时报》报道了，所以它也就成为现实中人们谈论的话题。因此，问题的本质就在于记者要负起责任，认真地进行判断哪些事实是需要被报道的，当这些事实被报道后，是否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周遭世界。对于记者来说，各种阴谋论非常具有吸引力，了解这些阴谋论也很重要，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他们深陷其中，故而也就习以为常。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是第一次听说这些阴谋论，对于其中的每一步进展，他们都会感到震惊。我的担忧之处在于，这种不加判断与筛选的直接报道，将会给那些党派化倾向的言论以空间，从而将其影响放大。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合法化那些发表极端言论的行动者。《纽约时报》越是谈论布赖特巴特，它就越获得合法性。事实上，在布赖特巴特被主流媒体报道之前，很少人听说过它。在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大学生的一项调查中，布赖特巴特的知晓度排在最末尾，直到2016年大选后，人们才逐渐知晓了它。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进入了煽情主义新闻时代呢？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同的煽情主义，互联网强调分享，同时也诉诸情感。我并不认为客观性的标准在现实中被完全实践，这是新闻记者自我言说的一种幻象，旁人并不相信它的真实存在。只要媒体对自身的党派倾向保持公开与透明，我完全不介意，我也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之处。
　　▲：说到客观性，我们都知道，对美国新闻业来说，它被视为一种金标准（golden standard）。然而，随着新闻采集活动的去专业化浪潮，越来越多的新型参与者加入其中，他们所推崇的“另类真相”（alternative truth）对新闻业的客观主义信条提出了极大挑战。我们的问题是，在平台媒体热衷于给那些传统上被主流媒体所忽略或排斥的另类或极端的声音更多空间，以及社会撕裂由此更加难以弥合的时代，客观性是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新闻理念？
　　●：我认为存在两种客观性，一种是记者所笃信的客观性，一种是学者所声称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客观性。学者眼中的客观性，完全不同于记者的客观性。在记者的新闻报道中，客观性就像一种上帝式的存在。我认为当下真正的问题是，当坚守实证主义信念的记者们遭遇后真相世界（the post truth world）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美国记者看来，当他们如实报道的自己所看到的那些真相被质疑其真实性时，他们是难以接受的。这是一个事关新闻职业存在与否的重大危机。对美国记者来说，那些尝试去反映现实的诸多努力，实际上是他们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了。但如果记者们认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新闻这个职业本身所赋予的，那这种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后真相时代便触及和挑战了记者这个职业的认识论根基，我认为这也是记者大量谈论后真相时代的威胁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因为记者的自我认知受到一种强大的挑战，即对于理性基础和实证主义的质疑。但我认为，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当然，对于记者来说，面对这样的问题其处境也确实艰难。问题的症结在于：记者对启蒙与理性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与使命感。坦诚来说，让这些持自由主义世界观的记者去理解人群中视理念高于事实的人，并与他们展开互动与对话，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同时也是无法完成的一项工作。如果拿法律来打比方，另类真相意味着法律精神比法律条款更加重要。你从福克斯新闻（Fox News）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即情绪与理念比客观事实更加重要。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在阅读新闻时，非常在乎自身感受以及被新闻所激发和调动起来的情绪，这也就是为什么对这些人来说，新闻所传达出的情绪比新闻的准确性更加重要。事实上，对于新闻的读者群来说，当自身的观点、言论或意见被新闻引用时，他们并不太在意自己的姓名是否存在拼写错误，而是更在乎报道是否传达出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而对记者而言，他们却更在意自己是否把消息源弄错。当然，这是个非常大的话题，可能更适合传统的新闻研究者来回答。
　　▲：最近两年，假新闻（fake news）在新闻从业者内部是一个经常被提及来讨论新闻标准和职业伦理的议题，同时，这个术语也逐渐在政界、学界、传媒界成为高频词。那么，在你看来，究竟是何种力量将这种在小范围职业群体内部被讨论的议题推向公共话语领域，从而使其成为日常新闻舆论中的一部分呢？
　　●：记者非常热衷于谈论他们自己，事实上，他们也一直在谈论自己。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就是前段时间一整个星期的新闻中，充斥着媒体和记者的抱怨，因为特朗普煽动其支持者去“谋杀”那些反对他的记者。沙特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这个新闻事件，就是记者对自己的同行遭遇谋杀感到愤怒，从而使此事成为公共外交事件。这就是我所说的媒体报道媒体的新闻故事。对于记者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报道他们相互之间的新闻更好。这并不是说此类事件不重要。事实上，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几天之后，一位支持特朗普的国会议员就将一名记者重摔在地，而特朗普也对该议员的行为表示赞赏。接下来，记者纷纷跟进报道此次袭击事件，并指责这是对言论自由与真相赤裸裸的挑战与攻击。记者常常着迷于自己的故事，他们不仅仅将这些新闻故事报道出来，还会出书继续谈论这个故事。记者之间的相互报道，是将假新闻这个术语带到公共话语中来的主要动力。
　　▲：我们可以将上面的问题拓展一下，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后真相时代公众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度正在下降，这是否会导致其在公共讨论中定义现实的权力被消解，进而言之，我们是否将面对传统新闻业的权威会走向终结这样的一种现实？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人们只是对于自己的期望报以更为现实的态度，或者说可能倾向于自己的党派而非忠于某家媒体。读者选择读《华盛顿邮报》，可能是因为他们被报纸的广告语所打动——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实际上这是一句很老的名言，与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被上述广告语打动的读者们绝不会想到，这句品牌广告是从距今很久远的一则旧闻中摘取的。但很多人会认为“民主死于黑暗”这句话就是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因此《华盛顿邮报》是一家反特朗普的新闻机构。但我依然认为，旨在揭露真正社会症结的调查性报道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展示那些权力机构所做的龌龊之事，而这是超越党派之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比以往更需要好的调查性报道，从而去质疑那些事关道德是非的重大问题。无论是谁，支持哪个党派，都会赞同如下观点：在天主教孤儿院中发生的虐童事件，是极大的道德之恶。我想，这是能够重新将当下割裂的大众重新联合起来的方法和途径。
　　
二、学科、方法与理论创新：新闻研究的新尝试
　　▲：最近，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一个访谈中认为新闻业应该成为所有相关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对象，他反对美国学界目前呈现出的将新闻学视为传播学一个分支学科的趋势，因为一旦新闻学变成了一个独立学科，学者们将会满足于仅阅读所谓新闻学或数字新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忽视了其他学科提供的视角。你如何看待舒德森的这个观点？如果不将新闻学视为一个学科，那么如何避免新闻研究被虚化或消解的风险？
　　●：我完全赞同舒德森的观点。说实话，我非常讨厌自己被划分在新闻学院，我更希望自己在传播学院里，因为我在南加州大学的安纳伯格学院接受的学术训练。传播学是一个割裂的学科，而它本不应如此。这个学科是被演讲、传播和讯息这几个古老的学说联合起来的。因此，当诸如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指责传播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学科时，我感到无比愤怒。然而在当下，正是传播学大放异彩的好时机，因为传播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尤其是因为地缘政治将媒体推向舞台的中心。政治学家也在尝试将触角伸进传播学领域，但这是我们的领域，我们知道自己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因此这是一个黄金机会。所以我完全同意将新闻学从传播学分离出去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这种观点。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美国的新闻学研究者喜欢独来独往，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门关于实践者的学问。因此，当人们知道你不是记者，拿到了传播学的博士学位，但却研究新闻时会感到惊讶。我也很困惑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
　　▲：现在很多学者都在提倡新闻研究的创新，你在研究选题和方法方面有很多独到之处，比如关于记者离职、编辑部的搬迁等选题，也尝试了混合民族志（hybrid ethnography）的方法。那么根据你的研究经验和体验，你是如何理解数字时代新闻研究创新的？
　　●：这个话题非常有趣。在学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优势。有些人擅长理论，有些人擅长经验研究，有些人则擅长设计实验。我想我擅长对那些不被人们注意的问题进行发问。就我自己的研究经历来说，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在做研究时我会花5%的精力去思考方法问题，但现在当我认为一个研究非常有趣时，会在方法设计上花15%的精力。对我来说，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做有意义的质化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普遍的观点是大数据能揭示一切。在此背景下，质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项有关大数据的研究项目，但我的做法是从质化研究的角度进入。这个项目是我与一位合作者来共同完成的，我们的工作机制是我提出质化的问题，她提供量化的答案。因此，我可以提出一些非常有趣的、基于大数据的启发性问题。正因为是从质化的角度进入，所以我可以建立起一些计算数据科学根本不会去尝试的假设。这也就意味着这个研究会非常有趣。能够对质化研究进行积极而系统的创新实践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学者们对于这种质化研究的训练是不够的，因此最近我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自己在方法创新方面的实践都记录下来，并将它们公之于众，也就是将我的工作开源化。如此做法意味着我要将研究中所有的访谈记录和田野笔记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去阅读这些资料，尽管它们可能有点混乱，甚至会有一些拼写错误。由于这些都是比较个人化的资料收集，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这些材料。我在推特上将每一步研究都记录下来，例如：对每一次采访流程的变动都会截图记录；对编码过程截屏来展示编码的完善过程。我做这些的目的就是向人们表明，要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倾注极大的热情。我还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就是将材料在推特上公开，邀请我的访谈对象来检验研究材料，以保证我对材料的理解是正确而公正的。有时我会收到邮件说我对材料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因此，通过公开渠道让你的受访者去评判你对材料的理解，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这也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方法创新，既显示出你积极认真的研究态度，同时也是在公共空间中完成这一活动。另外一个创新趋势，就是在质化研究中采取量化的思维。统计技巧和实验研究技巧的发展日新月异，作为质化研究者，可以从量化研究中汲取思路与洞见。质化研究者也可以去做实验研究，只是我们不从量化的角度切入。我最近一篇正在被评审的论文就是这方面的一项尝试。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奥马哈世界先驱报》（Omaha World Herald），这是一份奇特的报纸，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它每天出版早报和晚报两个版本，这种采用全天出版形式的报纸在英语世界独此一家。但两年前它停止了出版晚报。如果要进行实验研究，这就是一项在质化研究语境下可以做实验研究的非常好的案例。
　　▲：你的尝试非常有趣。对上面的问题我们稍微展开一下。不久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潘忠党教授在接受一个访谈时说，新媒体研究中有一种“虚化传播，坐实媒体”的倾向，那么在当今新闻行业衰退、媒介研究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你认为新闻研究如何避免被“虚化”，又如何在将注意力集中在操作实践的趋势下，进行新闻理论研究的创新？
　　●：所有的学科都需要决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要关心自己的工作是理论层面的，还是实际应用层面的。我倒希望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在机构的层面展开，也可以在个人的层面展开。当然，大学制度本身也对研究者有期望。当新闻研究太过理论化，记者们会对这些研究置之不理，我们对此会感到心烦不安。但当我们的研究过于实践导向，学术圈又会看不上，我们也会因此而感到苦恼。所以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我认为具有公共性的学术界需要做出一些改变，需要适应在不同语境下展开研究工作。针对学术性的受众，你需要提供理论性的研究，然后将这些理论性工作转化为大众皆可阅读的内容。
　　
三、新闻原则、课程实践与职业挑战：美国的新闻教育实践
　　▲：在《互动新闻》（Interactive Journalism: HackersData and Code）一书中，你用较大篇幅描述了新闻编辑室的工作实践，也提及了计算机人才在科技领域和编辑部之间的流动。那么，你能不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谈谈媒介融合/互动新闻时代对新闻教育的理解？
　　●：我认为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传统新闻教育认为应该怎么做，一种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做，它们完全不同。当前新闻教育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新闻这个行业涌现出了诸多此前不曾有的非常酷的工作：社交媒体核实、数据新闻、调查性数据报道、开发者、受众互动编辑、分析数据编辑、品牌编辑、活动策划、产品经理，如此等等。但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的学生依然是非常传统的。他们进入新闻学院，看了大量像《聚焦》（Spotlight）、《华盛顿邮报》（the Post）这样的电影。这些电影塑造了学生们的职业想象，他们认为当下的新闻业和电影中描述的一样。也许当下新闻业有5%的部分与电影描述的相似。就此而言，学生们是非常传统的一方，但教育者们却不是这样。在更广的意义上讲，新闻教育应该是面向21世纪的数字人文教育，如果是我设计的话，我就会按此方向加以操作。
　　▲：那么，据你的了解，面对上述新的媒介环境，美国大学的新闻院系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变革？具体情况如何？
　　●：这一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很多大学的新闻专业需要通过专业评估，由此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之前所在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就主动选择不参加专业评估。我们的学校规模足够大，因此可以根据需求提供课程支持。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们在课程体系方面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对于新闻本科教育来说，我们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针对非常传统的学生的课程也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知识技能上，如新闻写作，在此之外再教授诸如调查性数据新闻这样的课程，对学生们来说接受起来就颇为吃力。就我所在的学校而言，我们也是尽力去打造数据新闻和数据可视化的课程体系。但对更多需要参加专业评估的新闻院校来说，这些创新是困难的，因为为了通过评估，你的课程体系中必须要包含某些课程。有些大学也对学生所修的课程有着自己的要求，而这些自定课程将关系到学生能否毕业。因此，各个新闻学院并没有多大的空间来进行创新实践。
　　▲：说到新闻专业的教师群体，有一个现实他们必须要面对。全球技术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也令新闻实践领域发生了快速的变化，那么在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新闻院校的教师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技能发展？他们又该如何处理对学生的理论讲授与技能培训的关系？
　　●：我认为技能背后存在着更为原则性的东西。当老师们在讲授社交媒体内容核查时，反向图片搜索（reverse image search）技术可能在五年后就不是一个热点话题了，但去核实图片的真实性以及追查出图片的源头，将会是一个不过时的基本技能。原则是规范，而非工具。我认为，对于身处新闻学院的学生来说，理论是隐而不彰的，而对于学者来说，理论则是显在的。以我的教学经历为例，我的学生们刚刚提交了期中作业，他们在Buzzfeed上创建了一个社区，将所有资料通过内容管理系统加以提交，这样就方便我来批改他们的作业。这是一个非常酷的工具。通过这样的实践，他们学到了技能。剩下的半个学期，我将主要讨论虚假信息问题，以及社交媒体的未来走向这样偏重理论的议题。我尝试达到实践与理论的一种平衡，但总体来看，这样的操作也非常困难。学生们受到他们父母的影响，一味强调技能、技能、技能，在他们看来这是获得工作的保证。所以，如果学生们听说某个新闻编辑室里正在使用某种编辑工具，他们就非常急切地想掌握那种工具。但事实却是，他们需要知道这些编辑技能背后的东西，以及自己究竟想用编辑工具做什么。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有时候特别困惑：究竟如何能帮到他们。
　　▲：客观地说，学生们的焦躁不安也不无道理。在全球新闻行业呈现出一派不景气以及消沉氛围的大背景下，新闻专业的学生从事新闻职业的越来越少，跳槽转行新媒体创业的越来越多，在此状况下，你认为新闻教育的意义何在？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定位目前的新闻教育？
　　●：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类似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传授技能。一位澳洲的新闻学院院长曾经指出，应该传授生存技能给学生，而不是应用技能，我非常赞同。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可以去法学院继续深造，抑或也能够成为一位银行家。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今的公司事实上都是媒体内容公司，这当然是基于你对新闻有着更为宽广的定义。从红牛到汇丰，它们都可视作内容公司。因此，记者可以在任何一家诸如此类的公司找到工作。他们也许在汇丰不是从事硬新闻的报道工作，但他们可能从事某种形式的新闻工作，比如视频制作。
　　
四、讲座现场互动环节的问答
　　张力奋（复旦大学）：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新闻”或是说“硬核”（hard core）新闻是《纽约时报》内容生产的核心，但是近年来《纽约时报》因其一些政治报道受到许多批评，《纽约时报》的头版现在也将报道评论并置其中，公共编辑的职位也取消了，我也不清楚他们做了多少调查报道。我想知道您作为研究者，如何评价《纽约时报》目前内容生产的质量和方向？
　　●：我认为《纽约时报》在调查报道上仍然表现优异，但不确定他们的呈现方式是否合适。他们做过1.4万字的报道追问特朗普的税务政策，虽然我不知道除了税务专业人士，谁还会读这样的报道。我认为《纽约时报》目前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受到保守势力的影响。《纽约时报》想要假装他们仍在进行客观报道，实际上保守势力却对报道有着很大的影响。你可以从时报对专栏评论家的选择和消息源的选择上看到这一点。不仅《纽约时报》，还有许多报纸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张力奋：我还想了解一下《纽约时报》浏览数据的分析结果是否会影响新闻生产和编辑室的决策？
　　●：《纽约时报》会进行内部的数据分析，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记者并不知道这些数据，除非他们特地去问。数据分析员会对报道进行一些排序，但是他们同时也表示排行靠前的报道不一定是最好的报道，不同报道所处的情境是不同的。积极使用数据分析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比较同类报道的数据，了解报道所处的水平，从而了解如何推广某个有潜力的报道，当然这和报道的类型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我认为这样的数据分析平台的一大优点是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报纸内部的数据分析人员可以大致了解哪些报道有推广的潜力，这是一件好事。
　　学生：每个人都使用社交媒体，那么每个人都可以被称为记者吗？我拍了一张事件现场的照片上传，我是记者吗？
　　●：我觉得问题不是谁可以被称为“记者”，而是谁的声音可以被听到。作为职业（专业）记者还是有普通人没有的优势和特权，所以职业记者的声音仍然更容易被听到，因为他们有平台和技能。职业记者有证件可以进出白宫，可以出席记者招待会，可以提问。在美国，职业记者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文件，他们的“接触权”受到法律的保护。时间也是个重要的因素，当你以记者为职业挣工资，这是你的工作（你可以把主要的时间用在这里）。所以，普通人和职业记者虽然都生产内容，终究还是不一样的。一些普通人生产的内容在网络上获得病毒式的广泛传播，也是因为这些内容被专业内容生产机构转发扩散。
　　潘霁（复旦大学）：您描述的新闻业的变革很有趣，但是这些现象背后的意义何在呢？
　　●：我觉得这种变化更多是关注主题的变化而不仅是一种新闻职业规范的变化。新的不同种类的规范性价值观正在浮现。比如企业化的思维已经是新闻职业中的一种新的趋势，参与性渐渐成为新闻生产中的一部分，以及从产品的角度理解现今的媒介政治经济机制，当然还有对数据、人工智能、人机互动等在新闻生产中的作用的思考等。我们看到新闻业的种种创新，我也想知道这些创新是否代表某些正在形成的、新的新闻职业规范。我会关注新闻生产的文化，以及哪些因素参与塑造这样的文化。我们可以说新闻政治经济学研究正在经历某种范式转移，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新闻业内部的盈利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新闻生产的文化？我们看到用户的权力也在变大，这又如何挑战了记者的工作方式？我们还会问所谓的“边界”问题，如今什么样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定义记者？比如说有的记者可以做全景视频，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吕楠（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业媒体机构的记者怎么看待作为“用户”的读者？编辑室内部的种种创新是否改变了记者和用户/读者的关系？
　　●：记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不同类型的媒体之间差异很大。对于一些地方媒体而言，记者和读者有着持续的互动，他们回复读者的邮件，参加读者见面会，非常清楚他们在为谁写，写什么。但这种地方层面的记者和读者的紧密互动，究其本质，仍是商业行为，地方媒体希望读者信任他们，增加关注度。但是对于全国性媒体而言，记者最不在乎的就是读者了，记者会在社交媒体上和读者有些互动，但也可以很容易地忽略他们，《华盛顿邮报》甚至会把读者的邮件打上标签，让记者一眼明辨，直接忽略。对于记者而言，为何要读一些可能恶语相向的邮件呢？在比较精英化的新闻编辑室里，记者对于读者的日常关注度和互动程度都是比较低的。但是在品牌推广的层面，那些精英媒体，例如《纽约时报》，又显得很重视读者了，他们甚至会有针对性地推出一些品牌衍生品，以吸引读者购买。■
　　
作者单位分别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新闻业的发展形态与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6CXW007）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