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逵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媒体融合中内容产品话语再造、人力资源流动和资本结构改革三个层面的分析，尝试提出“反向融合”的概念，以归纳中国大陆媒介融合逻辑的另一种诠释。与以往关于媒介融合探讨中多聚焦于传统媒体向商业新媒体的组织架构改造、技术与话语学习和资本股权改革所不一样是，本文通过对新近案例的分类与归纳，尝试透视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国家与市场之间动态关系的多向度性，进而从媒介治理的角度出发探索媒介融合的本土化实践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关键词】反向融合 媒体融合 主流媒体 商业性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中国的“媒体融合”是在巩固舆论主导权的政治逻辑驱动下，发起的一场针对传统媒体的组织架构和技术改造，是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赢得战略主动，为实现“两个巩固”根本任务提供有力支撑。①从这个角度出发，一般意义上在中国大陆语境下的“媒体融合”，讨论最多的是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或全媒体的学习和转型。②其中，融合的主体是“传统媒体”，融合方向是“新媒体”，融合的形式是传统媒体从技术能力、话语形态、组织结构、人事制度、股权架构等各方面，向以商业性新媒体平台为代表的现代传媒体系和传播模式进行制度性学习的过程。如胡正荣认为传统媒体需要用互联网思维改造自己的治理理念，并提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路径：即打造融合媒体技术体系、适应用户的变化、以产品为导向、通过流程再造和组织重构、建立融合的机制体制等。③朱春阳认为，传统媒体应该从场景化链接、社区化运营、参与式生产、用户为中心的互动等方面充分向新媒体学习。④
　　随着针对技术突进而释放出的新兴权力空间的制度性安排不断完善，商业网站所面临的管理压力与日俱增，⑤针对商业性新媒体平台中出现的网络视听等新形态内容的传媒规制不断完善，商业性新媒体平台所遭遇的系统性“合规风险”（Compliance Risk）⑥不断增加。仅在2018年，包括三大视频网站（腾讯、优酷、爱奇艺）和哔哩哔哩、字节跳动、快手等诸多网络视听商业平台都曾多次被不同的政府主管部门约谈，或遭到内容下架、App下架等处罚，今日头条旗下的App内涵段子甚至被永久关停。自媒体方面，国家网信办也展开多轮次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已处置9800多个自媒体账号。越来越多的商业性新媒体平台意识到，必须从企业战略到内容产品策略同样增强自身的“看齐意识”，主动向传统主流媒体“对标”和“对表”。
　　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可以归纳出诠释中国大陆媒体融合的另一种逻辑，即“反向融合”。这与传统语境下所指涉的媒体融合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方面，它与传统语境下的融合指向“相向而行”，是指商业新媒体平台向传统媒体主动地寻求话语资源、合作路径、科层内社会网络资源等，因此对象主体多探讨的是商业网站，研究议题多为在动态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之下，对于新媒体平台的行业结构和产品形态的形塑；另一方面，传统上媒体融合是主流媒体为了增强舆论主导权而进行的实践方式探索，而“反向融合”的首要目的是增强企业自身的系统安全性而探索确保政策合规性的资源和路径。本文尝试结合案例分析，从内容产品的话语层面、人才资源的流动层面，以及资本结构层面讨论“反向融合”作为中国大陆媒介融合现象的另一种诠释可能。
　　
一、内容产品话语层面的“反向融合”
　　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融合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维度即“话语方式”的融合。即学习借鉴互联网文化场域中的话语形态和表达方式，来增强自身的传播力。何舟、陈先红认为，中国媒体双重话语空间的形成是基于中国双重转型社会特征、多元传播生态环境、中国媒体双重属性、新闻报道框架、新闻实践类型等诸多因素。⑦王君超认为，改进话语方式、推进文风改革是主流媒体打通“两个舆论场”的重要途径。⑧罗以澄、王继周通过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账号“侠客岛”进行案例研究发现，传统主流媒体在微信平台的新闻文体表现出与以往不一样的面貌，它所呈现的是各种不同新闻体裁或样式的“杂糅”。这种“杂糅”属性也正是其可以摆脱传统宣传式条框桎梏，增强传播力和政治说服力的原因之一。⑨
　　随着对于新媒体平台内容规范性的要求不断明确和细化，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在政策层面不断推进网上网下导向管理“一个标准、一把尺子”，⑩视听新媒体平台的“话语红利”被不断削弱。尤其在反对“泛娱乐化”的政策导向影响下，相关管理机构对于娱乐类节目的“合规性”和“正统性”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在2015年的系列评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追寻意义，走出‘泛娱乐化’”的要求，认为“泛娱乐化”背后，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去价值化”。[11]2017年11月《人民日报》再发评论，提出警惕文化泛娱乐化侵蚀精神家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互联网视听内容产品在话语形态方面主动向传统媒体的话语体系进行反向融合，以通过获得传统话语体系资源的合法性，来增强自身内容产品的合规性。话语层面的反向融合包括以下几种不同的路径：
　　——商业类视听平台积极生产主流话语形态的网生内容。如哔哩哔哩出品的《那年那兔那些事》是一部讲述我党和我军光荣辉煌的发展历史的动漫，“能够受到B站用户的热烈追捧，侧面反映B站年轻用户热爱国家的思想情绪，也让那些质疑B站用户价值观的声音自行消散”。[12]2018年末，哔哩哔哩推出基于马克思生平创作的动画片《领风者》，“作为纪念这位伟人诞辰200周年的献礼，从青年马克思与燕妮的相爱开始，记叙了其与一生挚友恩格斯相识相知，最终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并著述《资本论》的经历”。[13]——除了内容方面的谨慎打磨以向主流话语靠近之外，一些商业网站更是从内容产品立项阶段就主动寻求体制内资源，进行“合制”或“监制”。如“首档太空探索生存挑战类节目”《挑战吧太空》就是由优酷与五洲传播中心联合出品，并且得到了中国航天员中心、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全程支持。节目中1∶1搭建的火星模拟基地设计、航空志愿者十五天的高强度训练，以及宇航员参与录制等方面都得到了相关部门资源的支持。该节目也获得主流话语体系的认可和背书。如《人民日报》发文表示：“节目聚焦中国在探索外太空领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讲述航天科技进步和航天人不懈奋斗的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4]——商业网站也对一些涉嫌“过度娱乐化”或被视为监管重点的内容产品和存量IP进行话语改造，以确保其合规性。如2018年爱奇艺的《偶像练习生》（第一季）以“全民制作人”网络投票反选“练习生”成团出道的模式，成为网络视听娱乐节目市场中热门产品，但也引发诸多争议。2018年11月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提出，“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等问题的严重危害，坚决摒弃以明星为卖点、靠明星博眼球的错误做法，严格控制偶像养成类节目”。[15]因此，《偶像练习生》在第二季的制播过程中，进行了系统性的话语改造和话术切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1）主动放弃了具有较大商业价值的第一季节目名称，改名《青春有你》，并将录制中尚在使用的原英文节目名“Idol Producer”通过后期处理改成新节目名的汉语拼音“Qing Chun You Ni”，以从节目名称上与往季节目进行话语切割；（2）在关于节目性质的总体描述方面，第一季《偶像练习生》自称是“中国首档偶像竞演养成类真人秀，从国内外87家经纪公司、练习生公司的1908位练习生中推荐选拔100位练习生，在4个月中进行封闭式训练及录制，最终由全民票选出优胜9人，组成全新偶像男团出道”，[16]第二季改名《青春有你》后，官方介绍称节目是“青年励志综艺，节目以‘越努力，越优秀’为主题，旨在通过新一代青年的励志成长弘扬努力奋斗精神，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前后描述的变化显而易见；（3）为了增加选手评价的专业性和社会意义，制片方在节目中加入了蒋大为、滕矢初、王洁实等老一代艺术家，开辟第二现场作为特邀评审嘉宾，试图通过老艺术家演艺事业的正统性矫正节目内容、对冲原版节目中偶像过多而导致“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的内容风险，并在选手考核得分的评价体系中加入了“公益得分”板块；（4）节目放弃了第一季节目诸多具有“网感”的内容元素，并在关键词表达上进行了系统性改造，如将观众“投票”改为“助力”、“C位”改称“中心位”、“偶像练习生”改为“训练生”，杜绝出现“偶像养成”、“出道”等表述，以确保节目可以通过合规性审核后上线播出。
　　此外，《演员的品格》、《国风美少年》、《以团之名》等网络综艺节目也都有类似的话语反向融合策略，即通过节目名称、节目立意，以及具体的内容设计与改造，融入传统媒体中常见的话语资源，来保证商业操作的合规性底线。
　　戴长征在分析意识形态话语结构时认为，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另一方面，人们无时不在策略地利用这样的“场域”进行利益诉求和权力争夺。[17]从中国大陆商业性网站话语层面的反向融合来看，对于主流话语体系的主动融入是其在新的国家/市场关系中进行利益诉求表达、商业权利保障的方式；而从政府主管部门的角度看，如文中所列举的新兴网络文艺内容的出现，可视为主流舆论场创新和传播能力增强的印证，保障相关主管部门对新兴管理权力空间的确认。
　　
二、人才资源流动层面的“反向融合”
　　传统意义上关于媒体融合大多认为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平台的人力资源流动导致“人才流失”。如郭全中认为，传统媒体的入口价值大幅度下降骨干人才流失导致核心竞争力削弱进而导致“阵地在、用户已不在；阵地在，广告主已不在；阵地在，骨干已不在”的窘境。[18]崔保国认为，从2015年开始传统媒体面临着市场萎缩和人才流失等诸多问题，对传统媒体的结构性转型提出了艰巨的挑战。[19]这样的“人才流失”是传统媒体用人机制僵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体制内外薪酬机制显著差异的结果。一些市场化改革探索较早的传统媒体也尝试采用新的机制，如湖南卫视试行工作室制，但依然无法阻止核心骨干制作团队向商业性机构流动或独立成立节目制作公司。
　　这样的人力资源流动背后有着复杂的动因。一方面，确实新媒体平台往往有更大体量的资源投入、更加专业化的制播生产模式和更加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但另一方面，近年来商业平台纷纷寻求有体制内传统媒体工作经验的人士加入其内容部门或任职高层，不能用简单的“传统媒体人才流失”来描述，更应该看到商业性平台主动融入科层体制内社会网络的意愿。
　　比如曾经担任中央级媒体副台长的某资深“传统媒体人”于2016年7月加入一家商业类网络视听网站，并出任首席内容官。这位媒体人此前工作经验多集中于广播和音频媒体业务，与这家商业网站的主营视频业务有一定距离，但其体制内工作经验丰富，曾以39岁的年纪成为该台最年轻的副台长，获得过全国长江韬奋奖。这家商业网站CEO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考虑了）一个多星期就答应我了，但是（办理）辞职用了15个月的时间，”其入职并担任首席内容官对于网站内容总体战略的商业逻辑与政府合规性逻辑的统合具有关键性的作用。[20]再如北京某市属报纸原总编辑加入某直播和短视频网站担任高级副总裁。在此之前，该网站尽管已经拥有千万级用户的日活，但公司形象却一直饱受“低俗”困扰，也缺乏专业的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部门。网站前任总编辑出身于某老牌商业网站，未能解决所存在的公共形象和政策性内容合规性危机。2017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对网络视听节目的创作播出提出进一步要求，要全面落实好播前内容审核、总编辑负责制等规章制度。而此时，拥有体制内传统纸媒工作经验的人士恰好填补了新媒体商业平台的制度性缺陷。新任总编辑来自于体制内传统纸质媒体，曾经获得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称号和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从业务属性来看距离新媒体相距甚远，但其入职后有效地应对了网站内容合规性危机，并且较为有效地改善了其在公众和政府管理机构眼中的企业形象和内容调性。[21]除了上文中所列举的个案外，亦有多位曾拥有体制内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工作经验的人士离职加入商业类网站的案例。这样的人才流动机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才流失”。现象背后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商业性网站由于并非出生于“体制内”，常常戏称自己是“干儿子”，[22]也不拥有传统媒体所天然具备的科层体制内社会网络资源。因此，动态调整的国家/内容市场关系中，在涉及企业发展战略、内容产品设计、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GD/PR）形塑方面，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天然劣势。随着相关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不断加强与细化，很多商业网站愈发感受到需要具有中介中间性（Betweeness Centrality）的社交节点，以打通体制内外的社会网络，借用其在传统媒体科层体制内工作的社会网络资源和对体制逻辑的熟稔，降低商业网站战略性和内容合规性风险，并且在遭遇此类风险的时候，可能更快地通过理解制度性管理逻辑而寻求解决方案。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此类人才资源的流动可视为中国商业性媒体寻求体制性资源的“反向融合”。这一方面给了熟悉了解中国政府相关行业管理逻辑的人士以新的职业选择机会，也赋予商业性网站更多的抗风险能力，确保其业务线和企业整体战略在设计之初就加入政策风控的视角，并从企业高管层面推动下级业务线的合规性反思。对于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而言，与具有体制内工作经验的商业网站管理者传达相关政策和管理规定，无疑会使得双方的沟通能够在共同语境下更加畅通，客观上也帮助相关主管部门的政策性规制得以落实，因此对于中国商业性媒体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必须看到，即便如此，政策合规性与商业自发规律性之间的冲突也常常难以避免，这也使得处于中介中间性的社交节点成为体制内外双重压力的最终承重点。
　　
三、资本结构层面的“反向融合”
　　如何利用商业资本助力传统媒体进行融合转型一直是业界和学界讨论的议题。于正凯认为，技术、资本、市场、政策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进路的四种相互交织的力量，国有传媒融合发展的重要困境在于资本，具体来说就是资本规模、融资机制、资本运作平台。资本规模为融合发展提供充足资金“血液”，融资机制保障融合发展的持续性资本需求，资本运作平台为国有传媒体系内组织整合、体系外兼并与收购提供“舞台”。[23]陈建栋认为，传统媒体由于受自身实力限制基本无法在拓展新媒体业务过程中进行大规模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如果无法在资本投入方面进行突破那么做大做强的目标就很难实现。[24]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要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把在传媒企业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试点列为2014年工作要点。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
　　特殊管理股的制度设计来源于金股制（Golden Share），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在针对如何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过程中，如何通过特殊权利股的设置，确保政府为了某些政策性目标能拥有特殊权利（如一票否决权）。1984年，为防止外国资本收购英国电讯公司后采取不利于英国整体利益的做法，英国国会修订电信法，规定政府持有英国电讯公司1股“黄金股”，其余股份向国民公开销售。政府仅持有1股“黄金股”就实质性控制了英国电讯公司。[25]中国探索特殊管理股制度的引入，其初衷是在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通过优先股制度的设立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2016年以后，广电和互联网资讯领域主管机构也开始陆续尝试特殊管理股制度的引入，并将特殊管理股的引入对象从国有企业延伸至私营商业性互联网平台。如国家广电总局2016年5月会见了视频网站人士，建议视频网站引入国有资本作为特殊管理股，并建议在当年6月10日前签署国资入股意向文件，[26]此后的执行情况尚不得知。2017年5月，网信办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指出，“符合条件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该股一般占股比例为1%-1.5%。在董事会方面，由投资方派出一名特别董事；为了保证正确的舆论导向，互联网公司必须设立总编辑一职，投资方派出的董事对于总编辑有“一票否决权”。与之前多采用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不同，此番特殊管理股的引入对象集中于商业性网络资讯或视听平台，其目的在于通过国有主流媒体在商业类网站中占据特殊股的方式，对商业网站的发展的内容方向等关键决策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力。
　　2017年初，移动资讯分发平台ZAKER宣布完成C轮数亿元融资，引入深圳报业集团作为特殊管理股试点。[27]2017年8月21日，北京铁血科技股份公司发布关于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铁血科技拟向人民网发行91.3326万股非限售流通股，占发行后铁血科技总股本的1.5%，股票发行价定为每股7.89元。人民网将向铁血科技推荐一名董事经铁血科技股东大会投票产生。为保证正确的舆论导向人民网派出的董事可以对总编辑“一票否决”。在内容审核方面由于人民网具有很强的内容审核能力铁血科技将与人民网签署内容审核服务合同，由人民网负责铁血科技的内容审核工作。[28]资本层面的“反向融合”对于一些商业媒体来说可能意味着借体制内资源获得稀缺的牌照资源。如2017年11月14日，凤凰新媒体2017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一点资讯已经完成1.121亿美元融资，由龙德成长及其他两家投资，一点资讯也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两张牌照，成为首家获得新闻牌照的民营移动互联网企业。[29]此外，趣头条首次递交的招股书中称，考虑向国有公司派发具有特殊权利的股份，以促进《互联网新闻服务许可证》的取得。此后人民网旗下基金、澎湃新闻都成为趣头条的战略投资者。趣头条亦与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澎湃新闻签订了购买协议，澎湃新闻有权向趣头条董事会指定一名董事，趣头条准备以澎湃新闻作为国有股东去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与传统上特殊管理股在国企改制中的功能有所区别的是，在商业性视听与资讯平台中引入特殊管理股，是国有资本“反向”融入商业企业资本结构的新尝试。王四新认为，特殊管理股制度主要是政府针对已经做大做强的新闻信息平台，通过特殊管理股的形式取得对这些平台的表决权。郭全中认为，特殊管理股制度是国家强化对具有新闻属性的互联网媒体管理而设计的规定，也就是国有传媒单位入股互联网媒体。[30]范周认为，特殊管理股是为了管理企业的方向，一旦文化企业的产品有悖于国家法律，有悖于时代精神风貌，特殊管理股可以行使否决权。[31]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媒介融合中内容产品话语、人事流动和资本结构三个层面的分析，尝试提出“反向融合”的概念，归纳中国大陆媒介融合逻辑的另一种诠释。与以往关于媒介融合探讨中多聚焦于传统媒体向商业新媒体的组织架构改造、技术与话语学习和资本股权改革所不同的是，本文通过新近案例的分类与归纳，尝试透视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国家与市场之间动态关系的多向度性，进而从媒介治理的角度出发探索媒体融合本土化实践的新趋势和新特征。尽管在“融合”与“反向融合”之间，关于融合实践的主体、路径、方式和向度均有着大相径庭的体现，但从其根本性目的来看，都体现出为了壮大主流舆论场、提高党和政府在新媒体新阵地上传播能力的目标一致性。■
　　
①“两个巩固”即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见刘奇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11日
②童兵、樊亚平：《从信息提供者到问题求解者——转型时代传统媒体的角色转型》，《新闻记者》2014年第11期
③胡正荣：《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关键与路径》，《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5期
④朱春阳：《媒体融合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学习什么》，《新闻记者》2016年第5期
⑤方兴东：《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创新——兼论“九龙治水”模式作为互联网治理制度的重要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6期
⑥合规风险（Compliance Risk），原意来源于银行金融业，指的是：银行因未能遵循法律法规、监管要求、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行为准则，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失的风险。这里引申至互联网内容行业，由于企业自身所提供的内容或服务因未能遵循法律法规、监管要求、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而可能遭受国家监管部门的法律制裁或行政处罚，以遭至重大的企业系统性风险。
⑦何舟、陈先红：《双重话语空间: 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 《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8期
⑧王君超：《主流媒体微博：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中国记者》2013年第10期
⑨罗以澄、王继周：《网络社交媒体的新闻文体“杂糅”现象分析——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账号“侠客岛”为例》，《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
⑩聂辰席：《在第四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12月，四川成都，http://news.cctv.com/2016/12/08/ARTIcDBti8AXdoNRXLRmNAbY161208.shtml
[11]《追寻意义，走出“泛娱乐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人民日报》2015年8月14日
[12]陈睿：《在2018年第四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所作的发言》，2018年12月，四川成都，http://zjnews.china.com.cn/yuanchuan/2019-01-03/161072.html
[13]《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有了”动画版” 社科院学者”把关”》，《北京青年报》2018年12月20日
[14]《〈挑战吧！太空〉将开播》，《人民日报》2018年10月30日
[15]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2018年10月31日，http://www.nrta.gov.cn/art/2018/11/9/art_113_39686.html
[16]《爱奇艺〈偶像练习生〉发布会举办 聚合“头部流量阵容”打造中国偶像经济新时代》，新华网2017年12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foto/2017-12/19/c_129769998.htm
[17]戴长征：《意识形态话语结构: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符号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年第4期
[18]郭全中：《媒体融合:现状、问题及策略》，《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
[19]崔保国：《传媒产业发展的格局与趋势分析》，《传媒》2016年第10期
[20][21]该案例中所有信息均来自公开报道的内容，但为了避免给当事人造成困扰在此处隐去。
[22]据对某商业网站政府关系部门负责人的访谈，访谈时间2017年11月
[23]于正凯：《技术、资本、市场、政策——理解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进路》，《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
[24]陈建栋：《资本融合:媒体融合发展新路径》，《中国报业》2015年第13期
[25]《突破国企混改瓶颈，“黄金股”制度能否成为利器》，上观新闻，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44961
[26]彭博：《传广电建议视频网站6月10日前签署引入国资入股的意向文件》，2016年5月23日，http://tech.qq.com/a/20160523/017625.htm
[27]《ZAKER宣布获得C轮融资》，经济参考网2017年1月5日，http://jjckb.xinhuanet.com/2017-01/05/c_135957845.htm
[28]《人民网参股铁血网母公司铁血科技，负责内容审核》，观察者网2017年8月24日，https://www.guancha.cn/TMT/2017_08_24_424218.shtml
[29]《新玩家入场，一点资讯获广电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环球网2018年5月14日，http://tech.huanqiu.com/gundong/2018-05/12028681.html?agt=625
[30]《上市前夕给澎湃发1%“特殊股” 趣头条能过“牌照关”吗？》，东方财富网2018年9月15日，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RNBSM8B051986N4.html
[31]《特殊管理股试点助推文化产业市场化》，证券时报2014年4月17日 http://www.stcn.com/2014/0417/11342051.shtml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媒体融合条件下广播电视业创新发展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7CXW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