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凌波 赵鹏
　　【本文提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导向和核心概念之一。本文采用概念史的视角，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关于这一概念的相关论述。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概念的内涵和阶级性色彩发生了变化，面对他者的模糊化和“代表性断裂”等挑战，不断被重述的“以人民为中心”论是要凝聚社会共识、重建合法性话语。本文最后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概念的明确，终结了30年前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超越了革命年代的逻辑。
　　【关键词】以人民为中心 新闻舆论 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中图分类号】G210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思想贯穿报告的始终。①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谈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②“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以人为本”、“人民性”等相关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被不断加以叙述，成为既带有历史意涵又具有现实指向的一组重要概念。
　　近年来在新闻学研究中“党性与人民性”问题成为研究热点。这一方面是源于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提党性与人民性的概念，并强调两者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而打破了我国新闻宣传领域最近30多年来人为制造的一个禁区；③另一方面则因为“人民”本身就是内置于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概念与逻辑前提，“人民中心观念”更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之一。④
　　基于此，本文以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文献为基础，尝试勾勒“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组核心概念的来龙去脉，关注的问题主要包含两个：其一，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以人民为中心”及其相关概念发表过怎样的阐述？其间的联系和差异何在？其二，当前我国新闻舆论工作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是在怎样的政治遗产和历史任务的交织中提出的？其理论意义何在？
　　本文借鉴概念史研究的视角：历史沉淀于概念，通过历史中那些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的形成、内涵演变、历史运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可以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这其实是观念的“社会把握”。⑤显而易见，“以人民为中心”概念之于我国的新闻舆论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说明，下文将“以人民为中心”当作一组概念进行考察，因为概念是通过词语表现出来的，但比词语拥有更广泛的意义，而且概念史与观念史不同，观念自身基本是不变的常数，而概念史则注意到词语与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概念本身就是“变数”。⑥简言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观念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具体的概念表述则根据时代的不同有所变化，其中“人民”概念的变动则最为明显，分析这一概念的历史衍变恰好是本文的切入点。
　　
一、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人民”概念的阶级性
　　从概念的外延来看，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此后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逻辑，即按照“革命的文艺观”，文艺是为人民大众而非剥削者和压迫者服务的，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党员还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2012年，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特别指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提法。⑦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一表述。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⑧
　　在文艺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领域，“以人民为中心”的概念具有相似性。这根植于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和新闻的认识，即这两者都带有很强的宣传色彩和工具属性，在各自创作规律的基础上统一于政治性（阶级属性）的要求。按照毛泽东的论述，革命斗争分为文武两个战线，“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⑨
　　从概念的历史向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史观。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在16岁写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时，就提到“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并寄望于人的本质复归。从思想史来看，追求人的发展和幸福是马克思以及他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主旨。早在《莱茵报》时期，为了新闻出版自由而斗争，马克思谈道：“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 ⑩他提出的“人民报刊”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11]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人民绝不是泛泛空谈的概念，而是在19世纪工业化社会背景下指向无产阶级，是具有阶级性色彩和历史性意义的概念。“他们的目光深情地投向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投向受异化危害最深的无产者、无产阶级（工人、工人阶级的同义语）”。[12]恩格斯明确说：“在德国，构成人民的人是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 [1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人民”概念主要可以看作是以工人阶级（无产者）为主体的劳苦大众。延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分析思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下阐述“人民”概念。毛泽东谈道：“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14]作为革命的同盟者，文艺和新闻宣传战线是需要为这些人服务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进一步将报纸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工作方式，其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以“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5]在革命年代，新闻舆论工作中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为革命争取更多的同盟者，以扩大革命队伍，增强革命力量。十分重要的一点，“人民”的概念不只是由内涵来确证的，也往往藉由他者来确证的——“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16]在阶级斗争史观下，毛泽东为人民群众区别了一个他者，即剥削者压迫者，是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文艺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当然不能为其服务。
　　
二、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人民”概念的历史性
　　经过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和《解放日报》的改版，“人民”概念不仅在文艺工作中而且在新闻舆论工作中成为中心概念，同时还成为延安时期开启的马克思主义范式新闻学的重要理论资源。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新闻学框架。陆定一将新闻理论分为唯心的和唯物的，他认为新闻应当追求的最高价值乃是“事实第一”的原则，“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按照这种客观事实性，新闻的真实性要靠与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来保证，即“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17]陆定一的观点，实际上与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延安整风的精神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新闻学框架下，新闻记者被看作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是党在新闻舆论宣传战线上的兵士，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党的干部。刘少奇说，“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1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民”概念随着历史任务的变化也发生改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谈道，“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由此他区分了两对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因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公式叫作“团结——批评——团结”。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有过一次重要的改版。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起草、经由毛泽东过目审定的改版社论《致读者》，其中谈道：“《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19]《人民日报》的改版，是在当时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试图转变办报的革命思维、面向读者需求的一次改革，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和筹划，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反映了当时新闻舆论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时局风云突变，在“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人民日报》的改版无疾而终。人民概念的阶级性色彩不但得以延续而且愈演愈烈，在实际的新闻舆论工作中却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革命政治的转化逻辑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敌-我”关系是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形势的产物，一旦社会条件和历史形势发生变化“敌-我”关系就会发生转化。[20]这一逻辑既是“人民”概念阶级性的进一步表述，为政治工作提供了较为灵活的语义修辞（指“敌”转化为“我”的层面，即“我”的扩大），又在缺乏实际的判断基础的情况下，由于“斗争的扩大”可能造成事实性的悲剧（指“我”转化为“敌”的层面，即“敌”的扩大）。
　　应当说，“以人民为中心”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自革命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并不断发展的重要概念。不管是“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还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这些重要的论述具有内在一致性。有研究指出，这些概念其实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立场、根本宗旨、根本价值导向的一脉相承的新表述。[21]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人民”概念本身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色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矛盾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多种所有制的兴起，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出现，“人民”概念的范畴扩大了，其所指更加多元，“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三、后革命时代的“人民”概念与合法性话语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等概念相继出现，意味着政治语境的改变带来了概念的重构，以及对“人民”概念本身的反思。政治学研究中，阿甘本指出，在后革命时代“人民”概念本身存在的意义模糊性：“它是那个永远已经在的东西，同时又是那个有待去实现的东西。” [22] “人民”概念一方面要服从于新的历史语境需要，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凝聚共识；另一方面，这也带来了“人民”概念的模糊性，甚至“人民”的“他者”也同样变得模糊不清。这就是西方政治学中的“阿甘本问题”，即人民的“双重性”（“大写”的人民与“小写”的人民）意涵及其带来的悖论。[23]如果说在革命时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24]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标准的话，那么后革命时代这个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了，特别是在脱离了革命话语，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有学者称其为一种全球政治的“代表性断裂”现象：一方面表现为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25]简言之，如果不经由“他者”来确定“人民”概念，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客体究竟是谁？进一步讲，如何确定这一工作导向的边界？
　　因此，面对后革命时代“人民”概念出现的这一历史变化，如何理解这一概念仍是作为中心概念而且被不断被加以重述？我们可以借用拉克劳的“共同表面”[26]一词来加以解释，即与其说“人民”是一个被不断重构的空洞概念，倒不如说后革命时代的“人民”概念是一个在最广泛意义上凝聚共识的“共同表面”。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可以被讨论且需要被讨论的意义空间。当然，在此意义上的“人民”概念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历史延续性。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可以看作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概念，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一套合法性的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最初的革命允诺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巨大裂缝，同时还存在着政治惯性和意识形态的危机。邓小平在政治生活的框架中重提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精神，并且将“人民”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既是工作的目的，也是依靠的对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人民”变成了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和目的，而且在邓小平的论述中，“人民”概念的阶级属性和原有的斗争意味都被极大地降低了。通过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的“人民中心论”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社会亟待结构性改革的回应。此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强调党在经济、文化和利益方面要和“人民”保持一致，要具有代表性和凝聚力，要能够更加广泛地凝聚共识，这是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回应。21世纪以来，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弊端，比如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日益明显、人民群众的“相对剥夺感”日益显著等问题，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进行一些调整。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因素得以被放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经过习近平一系列的实践与论证，推及党和国家工作的所有领域，也是新闻舆论工作的落脚点。[27]人民不只是“本”，不只是基础和目的，而且是“中心”，是工作的重点，以及工作所有价值的体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延续过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人”的地位和价值被着重地凸显出来。这个过程体现着“人民”概念的历史性，也体现了在后革命时代“人民”概念的“去政治化”。[28]也就是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民”概念逐渐脱离了原本带有阶级性的斗争场域，变成一个社会、经济、人文等意义层面的具有广泛内涵的概念。当前，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仍需解决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首当其冲正是凝聚人心，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想象。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正是共同体对于媒体角色的必然要求。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 [29]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大体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凝聚社会共识成为后革命时代的当务之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企图抓住民族主义的话语改以‘爱国主义’在媒介宣传包装，以重建合法性”。[30]在这种历史情境下，邓小平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31]安定团结成为这个历史时期最迫切的工作需要，而新闻舆论工作则是“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32]即把全国各族人民、各种社会力量都统一到安定团结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上。另一方面，后革命时代的中国需要在政治遗产基础之上重建合法性话语。“人民”概念有了新的内涵，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33]尽管“人民”概念的外延已经完全不同，但其功能则具有延续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团结各个阶层和寻求政治认同。在这一意义上，“人民”概念象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用以置换革命年代的阶级概念话语。
　　
四、“人民”还是“人民性”：论争的终结
　　提及“以人民为中心”，离不开“人民性”概念的论争。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以及同年9月胡绩伟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引发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广泛讨论。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党报的“人民性”概念受到批判，其中焦点在于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1982年3月，胡乔木在《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一文中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难以成立”，“共产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建议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34] 1983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新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正式禁止在新闻宣传领域使用“人民性”的概念，“人民性”这一概念一度成为被批判和禁止使用的敏感词汇。[35]简要回顾当年的论争，不难发现其中既有概念的误读，也有观念层面的转换。
　　首先是对“人民性”这一概念的误读。在胡绩伟写给胡乔木的信中，他说，党和党报“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相统一的”这一观点是他讲的，但是没有讲过“党性发源于人民性”、“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这个话。[36]期间胡绩伟撰写了一篇长文，从党报的历史和办报的理论出发，论证了“党主办的党报的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但高于人民性”这一观点，并具体解释了“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和如何促使它们的一致”。[37]胡绩伟的论证起点是党的性质，思路是从党报的办报传统、经验和方针归纳得出结论。在更早前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胡绩伟就论证道，党报是党的喉舌也要成为人民的喉舌，“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的，因而党报代表党和代表人民应当是一致的”。[38]另外据考证，胡乔木是党报的“党性”、“人民性”这对概念的最初论证者（1945年发表于《新华日报》），陆定一、范长江、熊复等相继撰文论证过这一问题，思想上是对党的七大报告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出的阐释。[39]那么，为何在1980年代初却对“人民性”这一概念加以批判呢？上文已提到，后革命时代的“人民”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阶级性色彩也明显减弱（“人民”概念的他者模糊了）。当时讨论者们在理解上出现偏差，没有注意到“人民性”与“人民”概念的区别。[40]在讨论“人民性”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将其与“党性”对立起来，结果是大家用的一样的理论资源，却各说各话。
　　其次是观念层面的转换。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状况，围绕“人民性”这一概念所出现的认识差异，可以说是社会思潮和社会观念剧烈变化的缩影。观念史研究专家高瑞泉曾谈道：在“思潮”之中的人，未必对核心观念的义理和意义有充分的理解，但是不妨碍人们接受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意味”和“意蕴”契合特定时期的心理。[41]据向芬考证，从延安时期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党性与人民性本属一体是得到广泛认同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党性与独立性问题”不知不觉被置换为“党性与人民性之争”。[42]这样一种置换背后当然是改革之初的道路选择、思潮碰撞、左右冲突，带有现实政治的烙印。对此的解释认为，新闻界希望能够找寻到避免重蹈覆辙的有效应对方式，而带有政治正确意味的“人民性”被用以作为与“党性”相对的一个补充概念。[43]需要注意，这样一种观念层面的转换仍然是在党性原则的框架之下进行论证的，只是回到了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强调党性人民性相一致的基本逻辑，“人民性”的讨论实质上并没有背离“人民”这个概念。
　　在过去30多年来的新闻工作实践中，尽管不再讨论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对这一问题的误解。比如前些年就有人故意在宣传工作中将党和群众对立起来，甚至将“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当作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并对人民性的内涵作出了具体的说明，即“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44]用“人民”作为主体来论证“人民性”的内涵，并将党性与人民性当作充要条件，而且“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45]这就从概念和理论上解决了30多年前的那场论争。
　　随着党性与人民性论争的终结，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人民”概念被明确表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新闻舆论工作者要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46]陈力丹认为，坚持党性原则与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是两大要点，落实下来使两者统一的行动原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47]“我国互联网事业快速发展，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显著进步和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48]其中的一大突出问题是，在传媒市场化浪潮和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之下，党的媒体一方面在流失读者、听众、观众，有丧失舆论阵地的危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迎合消费主义的逻辑，有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社会群体的趋向。有研究者认为，让“党性原则”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找回“群众路线”这个灵魂。[49]这提醒我们要思考在当今的媒体市场化浪潮中新闻舆论工作应如何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如何实现媒体的社会功能。一个新闻实践的案例可以作为注脚。2018年7月，人民网连发三篇评论，批评浮夸自大文风，[50]呼吁大兴“务实”、“实干”、“调研”之风，这是对党的媒体背离人民的警醒。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人民”概念在新闻舆论工作中被加以强调。习近平说，“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他还说“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51]这些论述实际上重提“人民”的概念，而且强调在互联网新媒体这一新的场域下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在网上，那么工作的中心当然离不开互联网。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互联网场域中的“人民”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网民，或者受众、用户，“以人民为中心”是不是就是以用户为中心、以网民为中心呢？其实不然。上述关于“人民”与“人民性”概念的梳理已经表明，“人民性”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而且是不能离开人民这一主体单独论证的。总而言之，当下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传播环境和挑战，重提“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概念，超越了当年党性与人民性论争的逻辑，从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符合现实变化的需求。
　　
五、结语
　　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历史上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概念的相关论述，并按概念史视角将其放在整体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革命年代，“人民”概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色彩，新闻舆论工作“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是为革命斗争服务。在后革命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概念面对政治学中“阿甘本问题”和“代表性断裂”问题的挑战，“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为本”、“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等概念的阐述，一方面是通过“人民”概念作为“共同表面”和想象的共同体，以此重新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则是在政治遗产基础之上试图重建合法性话语。在这一意义上理解新闻舆论工作重提“以人民为中心”概念，可以发现“人民”概念的历史衍变和现实指向。与此同时，“以人民为中心”概念的明确以及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论证，终结了30年前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超越革命年代的逻辑。本文还讨论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新闻学的核心概念奠基于延安时期，而这一概念之于新闻学的意义还有待另文专门研究。■
　　
①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求是》2017年第24期
②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04/c_1122783997.htm.
③陈力丹：《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④杨保军：《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及其基本关系》，《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
⑤参见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载黄兴涛（编）：《新史学（第三卷）》第13-17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另参见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第3-2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参见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另参见高瑞泉先生对观念和概念所作的区分，高瑞泉：《观念史何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⑦人民网：《胡锦涛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 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2012年5月24日，检索于http://culture.people.com.cn/GB/172318/17973123.html.
⑧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新华社北京2014年10月14日
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05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⑩[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55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52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杜鸿林、王其辉：《马克思恩格斯人民群众观述论》，《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13][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61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15]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1213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1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11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17]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18]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检索于http://www.people.com.cn/item/newlsq/zz/lxjs/lxjs035.html.
[19]《致读者》，《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
[20]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21]胡钧、施九青：《论“以人为本”、人本主义与“以人民为中心”》，《改革与战略》2016年第11期
[22]Giorgio Agamben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32.
[23]参见吴冠军：《“人民”的悖论：阿甘本问题与“群众路线”》，《学术月刊》2014年10月
[24]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3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25]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26]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2005p.122. 转引自吴冠军：《“人民”的悖论：阿甘本问题与“群众路线”》，《学术月刊》2014年10月
[27]陈力丹：《坚持党性，尊重规律，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两个要点和一个落脚点》，《新闻记者》2018年第7期
[28]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29]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新华网2018年8月22日
[30]黄煜、李金铨：《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媒体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0期
[31]邓小平：《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检索于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529/80789.html.
[32]《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3]这种表述首先出现在1982年版的党章中，1977年版的党章中则没有。可以理解为后革命时代对“人民”概念的重新定义。其中“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十七大党章修改版中加上的。
[34]胡乔木：《关于新闻工作党性和“人民性”问题》，《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5][39][40]陈力丹：《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6]余焕椿：《二胡之间发生了什么——关于党报人民性问题的辩论》，《同舟共进》2003年第5期
[37]胡绩伟：《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1982年1月7日第三稿），《新闻工作论说集》第203-254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38]胡绩伟：《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79年3月8日），《新闻工作论说集》第190-202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41]高瑞泉，吴晓番，胡岩：《观念史的视域——高瑞泉教授访谈录》，《哲学分析》2015年第6卷第1期
[42][43]向芬：《理论回响：从“党性独立性问题”到“党性人民性之争”》，《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44]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华社2013年8月20日。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_2.htm.
[45]《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3年8月27日
[46]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新华社2016年2月19日。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
[47]陈力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工作导向》，《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7期
[48][51]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检索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26/c1024-28303544.html.
[49]王维佳：《“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经济导刊》2016年第4期
[50]人民网：《人民网三评浮夸自大文风之一：文章不会写了吗？》，2018年7月18日。检索于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718/c192371-30156075.html.
　　
涂凌波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副教授，赵鹏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念结构与演进研究”（批准号18CXW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