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 常江
　　【本文提要】本文采用语言学理论和内容分析方法，对《人民日报》主报及微博文本的情绪化表达策略进行分析，尝试以语言为中介，归纳党报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转型路径。研究发现，《人民日报》情绪化表达策略有着鲜明的语境限制，其实只是软化传统党报传统语态的辅助性策略，党报显然无意于对自身的核心精神气质进行超出实用性考虑的“改造”。本文进而指出，在社交媒体时代，党报的党性原则正在逐渐从一种纯粹的理念性概念体系转化为一套务实的操作性概念体系；党报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发展与转型将朝向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形象设定进行；党报正在形成的人格化的特征将深刻而有力地重塑着主流媒体、舆论和大众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社交媒体 党报《人民日报》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G210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党报转型
　　近年来，开放式社交平台逐渐成为新闻的首发地和最重要的分发渠道。①一项基于Twitter用户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者访问主流新闻网站的频率是其他人的2–3倍，这与主流新闻网站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短消息推送的机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②
　　在网络社交平台扁平化结构特征的作用下，新闻生产过程从传统的时空局限中解脱出来，开始了基于社交化逻辑的实践和理念转型。③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是一种从线性传播转向系统传播的过程，④而决定着新闻业未来的年轻受众群体显然对这种新的传播机制更加信任和依赖。⑤这一现状，也必然迫使传统媒体机构不断更新自身内容生产的表达体系，以实现对于年轻群体的吸引。⑥
　　在中国，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分发渠道的新闻传播模式的主流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传统党报社会影响力降低、舆论引导效果弱化等问题。⑦因此，从世纪之交开始，主流党报不断在新闻风格和市场策略上推陈出新，做出了各种大胆甚至冒进的尝试。社交媒体崛起后，出于占领网络舆论阵地的需求，各级党报纷纷开设“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平台，扩充网络传播人才队伍。目前，《人民日报》客户端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2.4亿，《人民日报》微博粉丝超过1亿，这使得这份拥有70年历史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成为学界考察中国传统媒体进行新媒体转型的前沿地带。
　　近年来，以党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新闻媒体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转型始终受到中外学界的密切关注。一方面，学者们对党报在社交媒体时代出现的种种新状况做出了一些归纳性的案例或话语分析，尝试勾勒主流媒体在“新时期”所呈现出的文化图景；另一方面，也有人将各种新的党报话语嵌入中共深厚的宣传文化传统之中，力图从历史语境出发，探索中国主流媒体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更为宏大的中国政治文化在媒体场域的投影。⑧但这些研究总体而言缺乏对代表性媒体机构及其日常表达实践的实证考察，尤其缺乏对于符号、语言、话语等维度的微观分析。
　　在机构个案研究方面，《人民日报》始终是党报研究最大的热点。《人民日报》的代表性首要源于其在中共宣传历史及实践中重要而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也是中国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典型主流媒体。经70年发展，《人民日报》现拥有报纸、杂志、网站、客户端等10多种载体，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及各种新式的融合报道手段，全方位向中国及世界民众传播中国执政党和国家的声音。长期以来，关注中国事务的人也习惯于通过对该报文本及其承载的情感意义的观察，来理解乃至预测中国官方对于特定事务的态度。⑨
　　目前针对《人民日报》的个案研究，往往基于经典新闻研究的理论体系，以其报道或言论内容为考察对象，讨论文本中包蕴的再现、叙事、框架等维度，进而剖析党报话语背后的中国国家话语。大部分研究的结论也与西方主流的政治传播框架基本契合——强调党报宣传的实践作为知识管理和社会统治工具的属性，以及这一属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被巩固并加强合法化的过程。⑩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作为中国代表性党报及主流媒体的《人民日报》，既长期保持着权威、严肃、庄重的形象，同时又在新媒体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党报在社交媒体时代转型的典范，这为《人民日报》个案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角度和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比如，《人民日报》在不同平台上的表达策略，尤其是对汉语语言的使用方式，就成为我们对党报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进行剖析的一个重要中介。[1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对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党报展开微观语言层面的研究还有了一个新的便利条件，那就是，报纸的数字化使得建立党报文本的大容量语料库成为可能，研究者因此得以借助更加丰富、完善的数据对党报话语进行基于语言学的观察与分析，这在传统的研究环境下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择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其微博为代表性个案，基于《人民日报》电子平台所提供的高质量文本库，尝试从语言的微观角度，解释党报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转型路径。具体而言，本文采用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人民日报》在2006–2018年间刊登的新闻报道和发布的微博文本进行考察，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在历史的维度上，《人民日报》报纸文本是否存在着明显的情绪变化？（2）在比较的维度上，《人民日报》的报纸文本和微博文本是否存在着明显的情绪区别？（3）在类型的维度上，在《人民日报》的微博文本中，时政信息与非时政信息的情绪化表达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希望在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回应的基础上，通过对党报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情绪表达的分析，探析其话语转型轨迹，进而实现对中国党报文化生态更好的理解。
　　
二、语言传播与情感表达
　　传统党报在社交平台上的语态转变，是人们对其新闻传播模式社交化最直接的感受。
　　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和相对固化的表意体系，语言起着关联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作用。因此，通过分析《人民日报》文本的语言构成，我们可以探知文本背后的情感及意义的构建过程，进而以此为渠道，理解传播主体所期望（或预设）的传受关系。
　　结合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本文主要采用情感词语研究和副语言理论，来考察《人民日报》内容文本的情绪表达。
　　首先来看情感词语。现代语言学认为，具有指说功能的词汇符号可以稳定地表达情感。作为一种分析性语言，现代汉语主要通过辅助词和语法结构来表示语法意义，这为我们分析情感词语提供了理论前提。也就是说，通过判定词语的情感特征，我们可以推断词语背后的情感意味。在现代汉语中，情感词语主要包括情感类心理动词与情感类形容词。借助情感心理动词和情感形容词相关研究思路，本文将喜、怒、哀、乐、爱、惊、恨、惧等心理情感作为基础词语，进行情感词语判定。
　　对于情感类心理动词，有学者认为应该以语义内涵为主要基础，以语法功能为辅助进行判定。[12]借鉴前人的研究，本研究主要在语义判定的基础上，采用语法上满足“S[人]+（很）+V[心]+（O[人、物、事件]）、S[人]+V[心]+在/于+O[人、物]或S[人、物、事件]+V[心]+死/坏+O[人]”的判定方法对情感类心理动词进行双重判定。[13]这种“语义+语法框架”的判定的方式，可以保证情感心理动词用例的筛选能全面地展现文本所传达的情感色彩。如：
　　（1）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个孩子，对他就念念不忘了！（《人民日报》，2012年9月1日）
　　（2）看到东山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看到人民群众这么爱戴他，我们感到很骄傲。（《人民日报》，2015年5月20日）
　　（3）或断喝一声，歹徒就会忌惮。（@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0日）
　　（4）杭州25岁的小枫毕业于浙大，工作3年没谈对象，愁坏了妈妈。（@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9日）
　　（5）为什么许多领导干部每到一地，都热衷于修路、盖楼、上项目、搞开发？（《人民日报》，2013年8月6日）
　　情感形容词在语义上与心理动词十分接近。对于情感类形容词，我们可以通过“弱及物性、弱恒定性、可感性、自明性、有因性”等语义特征进行界定。[14]此外，一些学者还分别从意义、语法等方面提出了对情感形容词进行解读的方法。[15]在本研究中，我们结合前人设定的标准，采用以语义特征为主，辅以语法功能的判定方法，进行情感形容词的筛选。如：
　　（1）伤员符明秀地震中5位亲人遇难，自己也被砸伤，躺在病床上伤心哭泣。（《人民日报》，2014年8月6日）
　　（2）“我爷爷的妈妈来自中国，我看到中国人就觉得很亲切。”沙妮克说。（《人民日报》，2018年7月23日）
　　（3）谭玉娥激动地说：“习主席来我家，好高兴！”（@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9日）
　　（4）青年人有没有对未来感到迷茫？（@人民日报，2015年6月30日）
　　（5）抱怨过年太无聊？（@人民日报，2017年2月1日）
　　其次，来看副语言。副语言（paralanguage）是语言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研究的情感判定的重要标准。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特拉格（George L. Trager）于1958年提出，他认为：副语言主要指的是语言中的语音修饰成分，其自成系统，并且伴随于传播过程始终，包括音型、音质、发音等要素。[16]也有学者指出，副语言包括声音、身势、近体等信息传播方式，与传统公认的渠道（言语交际）相互伴随、相互渗透。[17]现代汉语的副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沉默、停顿、语气、重音等方面，而对于作为无声语言的书面语来说，副语言研究便主要以标点符号为研究对象。本文在进行副语言判定时，为使数据获取方式更清晰，也采用相对简化的思路，主要对带有疑问语气的“？”和带有感叹语气的“！”进行采集和梳理，藉此进行相应的情感测量。如：
　　（1）超可爱！爷爷中了“葵花点穴手”大喊快给我解开！（@人民日报，2017年2月1日）
　　（2）可是工作和生活兼顾起来好难啊！（《人民日报》，2017年7月18日）
　　（3）难道这是一个麻木到只有用刀子捅了谁，才会引发惊声尖叫的社会？（@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8日）
　　（4）小书记，要在我们镇当“一把手”，没点真本事怕是不行哦，你这城里来的娃能吃得苦吗？（《人民日报》，2017年5月9日）
　　从我们的日常媒介接触经验可知，党报的社交媒体文本在情绪表达方面与其主报（纸质媒体）存在着区别。目前学界对这种区别只是模糊的感觉，而非量化的衡量。借助语言学理论的情感词语与副语言研究成果，以及报纸数字化提供的便利，本文尝试通过一项小型的实证研究，探索《人民日报》不同的媒介平台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情绪表达方式。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对象为《人民日报》主报（纸质媒体）的新闻及评论文本，及其微博账号发布的文本。因为数据量过于庞大，我们对《人民日报》微博文本和报纸文本进行抽样，再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推测整体的情况。
　　首先，我们对《人民日报》微博文本进行随机抽样。《人民日报》自2012年7月开通微博账号，至2018年6月已经发布8万余条微博文本。通过生成随机数列的方式，我们抽取2012年9月，2013年10月，2014年12月，2015年6月，2017年2月，2018年5月的所有微博文本，并将上述所有微博文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共获得微博文本数据共9000余条。紧接着，我们随机抽取第一条数据，再以9条为距离进行等距抽样，最后共获样本1054条。
　　其次，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又对《人民日报》2012-2018年相同时间段内的报纸文本，以及《人民日报》2006-2012年报纸文本进行随机抽样。在确定报纸刊期后，我们将报纸所有版面刊登的新闻报道文本按标题首字音序排列，再进行等距抽样。由于报纸文本与微博文本在篇幅上存在较大差异，故在获取报纸报道文本后，我们对其进行又一层的抽样，即按照段落进行排序，随机获取报纸文本，这样可以保证微博文本与报纸文本具有时间和内容题材上的可比性。
　　经上述抽样方式，我们共获取两类文本资料3496条，即为本研究的最终样本。
　　由于本研究有比较分析的意图，为确保可比性，我们对样本的分析单位和观测单位均为“条/段落”。此外，我们还在抽样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变量对《人民日报》的报道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发表年份、发表日期、文本形式（1=微博，2=报纸），文本内容（1=时政信息，2=非时政信息），情绪表达倾向（1=完全中立，2=轻微的批判/赞扬，3=一般的批判/赞扬，4=较强的批判/赞扬，5=强烈的批判/褒扬），是否存在感叹符号（1/0），是否存在疑问符号（1/0），副语言情绪表达倾向（1=完全中立，2=轻微的批判/赞扬，3=一般的批判/赞扬，4=较强的批判/赞扬，5=强烈的批判/褒扬），是否存在正面词汇情绪场（1/0），是否存在负面词汇情绪场（1/0），词汇情绪表达倾向（1=完全中立，2=轻微的批判/赞扬，3=一般的批判/赞扬，4=较强的批判/赞扬，5=强烈的批判/褒扬），等等。
　　本研究共有两位编码者。在正式进行编码之前，由两位编码者对所有变量进行操作化定义。随后，从原始数据中随机抽取50条，各自进行独立编码，之后进行信度检验。经信度检验发现，文本内容、情绪表达倾向、词汇情绪表达倾向等变量的信度系数偏低。经过对这几个变量的编码再次进行讨论后，两位编码者对本研究所有数据进行编码。为保证编码质量，编码者对于编码不清的地方进行讨论后赋值。通过SPSS 24.0版本进行信度分析，发现编码后整体数据Cronbach’s α值为0.813，这说明编码的研究问题具有较高的内部信度。
　　基于上述方法，本研究借助对《人民日报》文本的编码，主要探讨发表时间、文本形式、文本内容与情绪表达倾向之间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设：
　　H1：在历史的维度上，同一体裁中文本的发表时间与文本情绪表达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H2：在比较的维度上，文本形式与文本情绪表达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H3：在类型的维度上，《人民日报》微博中，文本的内容与文本情绪表达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四、研究发现
　　（一）历史维度：党报的情绪表达传统
　　首先，我们要考察的是《人民日报》报纸在2006–2018年间，在情绪表达上呈现出来的变化。因此，我们对“发表时间”和“情绪倾向”两个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分析。经观察相关系数表，发表时间与情绪倾向两个维度相关系数呈弱相关（表1　表1见本期第83页）。
　　经分析可知，一方面，《人民日报》报纸文本始终体现出较为稳定的情绪特征；另一方面，在可观察到的较长的时间区间（2006–2018年）内，由于受到总体社会文化的影响，《人民日报》报纸文本的情绪化表达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显著。
　　我们认为这种高度稳定的情绪与《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政治身份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源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严肃、正统的文化定位。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人民日报》必须维持其权威、庄重的形象，并以自身的形象作为中国政治稳定性的象征物，因而其不能任意流露情绪。即便已经拥有了包括“两微一端”在内的全媒体平台，报纸仍然是《人民日报》最具政治仪式感和文化象征意味的媒介，是《人民日报》主导性形象气质的主要载体，也是社交媒体时代党报的形象底色。
　　（二）比较维度：党报的身份转换
　　为了解文本形式与同一时间文本情绪化表达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文本所在媒介和情绪倾向进行了卡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媒介所承载的新闻文本的情绪倾向有显著差异（χ2=7.232d.f.=4p<0.01）。
　　经分析发现，在比较的维度上，相较于报纸，《人民日报》微博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化特征。我们认为，这种情绪化特征的产生，正是《人民日报》顺应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规律、积极进行身份转变的体现。
　　经对新闻媒体社交化的现有文献的阅读，从传播者的意图角度看，我们认为这种情绪表达上的转变主要由两个直接元素刺激产生：社交媒体环境下偶发式信息获取模式，以及转发与评论功能带来的新闻用户的主动创作欲望。
　　所谓信息的偶发式获取，指的是人们在使用社交平台时，不需要特别的搜索操作，新闻信息就会自动在社交平台的信息流中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机制。基于算法的个性推送和各新闻客户端普遍使用的瀑布流呈现方式，就是偶发式信息获取模式主要的外在形式。当下，偶发式获取已经成为社交平台新闻获取的重要方式。[18]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大多数人声称他们曾在社交平台上获取本来不想获取的内容，而日益精致的算法则正在让这种看似随机的获取模式能够更加契合新闻用户的信息需求。[19]从语言使用的层面上看，带有鲜明的情绪指向的内容显然更容易在庞大而源源不断的信息流中被读者注意到，情绪表达成为新闻内容获取注意力的重要手段。
　　而所谓的主动创作欲望，主要指的是社交平台通过对自身核心功能“转发”和“评论”的使用，为传统新闻受众提供了参与乃至塑造新闻传播过程的渠道，进而在心理和情感层面，激发其扩散新闻信息的欲望。有研究指出，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每一个新闻读者实际上都获得了把关人的身份，他们可以，也愿意在自己的社交范围内，通过“转发+评论”的方式来解读新闻，并为新闻赋予属于自己的意义。[20]而对于业已全面社交化的传统媒体来说，与用户取得情绪上的共鸣，使自身的信息内容能够获得更多的转发和讨论，也就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总而言之，对于将社交平台视为重要信息出口的传统媒体而言，如何在文本的话语层面为“偶发式获取”和“个体创作欲望”预留充分的协商空间，使普通的社交媒体用户能够为自身信息的传播助力，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历史和文化负担较轻、用户普遍年轻化及个性化的微博平台上，《人民日报》使用更加直白的方式进行情绪表达，显然是一种务实的策略。
　　（三）类型维度：党报情绪的差异化表达
　　为了解文本内容与同一时间文本情绪化表达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文本内容和情绪倾向进行了卡方检验。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文本内容中的情绪倾向有显著差异（χ2=52.47d.f.=3p<0.01）。
　　尽管《人民日报》微博文本较报纸文本情绪化表达更加显著，但微博文本的情绪化表达并非体现在所有类型的文本中。经分析发现，微博文本中时政类内容与报纸文本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差别，而微博文本中的非时政类内容则具有更强烈的情绪化表达特征。这表明，即使微博带来了更加宽广的表达空间，但《人民日报》只是将情绪表达作为自身吸引互联网化的年轻用户的一种补充性策略。作为一份以时政为特色的主流大报，时政报道与言论是《人民日报》毋庸置疑的“核心产品”，代表着党报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绝不可能“让渡”的权威性资源。
　　正因如此，《人民日报》微博就在话语的维度上呈现出了一种两面性。两种气质相互协调与共存的过程与方式，体现了党报的正统性与所谓的“互联网精神”之间的协商机制。而作为意义与情感表达中介的语言，就成为我们观察和剖析这种协商机制的重要中介。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尝试从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出发，使用内容分析方法，对《人民日报》报纸文本与微博文本的情绪表达进行测量和比较。分析发现，《人民日报》主报在过去12年间，在话语策略上始终保持着稳定的严肃性与庄重性，甚少情绪化的表达；《人民日报》微博相比《人民日报》主报，更多使用情绪化、情感化的表达策略以实现对社交媒体用户的迎合、建立社交环境下的信息沟通关系；《人民日报》微博文本中，非时政类内容比时政类内容更多使用情绪化表达，时政类内容则体现出与主报高度相似的严肃、单一的话语形态。这三方面的结论，呈现了新媒体时代党报的政治权威性与以个性化和表达欲为特征的互联网信息环境进行文化协商的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党报借助语言风格的转换（即更多直白的情绪表达），努力适应新的信息接收环境和信息消费文化，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另一方面，也不难发现，这种情绪化表达策略是有着鲜明的语境（contextual）限制的，其实只是软化传统党报僵化面孔和语态的辅助性策略，党报显然无意于对自身的核心精神气质进行超出实用性考虑的“改造”。
　　从这项小型实证研究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对党报在“新闻生产社交化”时代的话语转型路径做出归纳，进而从语言的路径，设想主流媒体宣传文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即将经历的变革。
　　首先，在社交媒体时代，党报的党性原则，正在逐渐从一种纯粹的理念性概念体系，转化为一套务实的操作性概念体系。在党报的社交化转型过程中，一些特定类型的信息被赋予比其他信息更严肃的价值功能，成为党报文化转型中的“常量”；而这一操作体系，是以具体的语言操演实践为外在形式的。通过这种方式，党报赋予了新闻语言以更加明确的政治功能，字词与表达的严肃程度（即文本采用情绪化表达策略的程度）成为文本崇高性的标识物。语言在党报的生态转型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但给社交媒体时代的党报从业者划出了一条不容破坏的底线，而且也为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对去层级化的沟通方式更为信任的社交媒体用户预留了一定的话语协商空间，在语言的领域为党报文化与社交媒体文化之间的“接合”提供了可能。
　　其次，党报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发展与转型，将朝向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形象设定进行。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党报所努力建构的是一套稳定、庄重、有距离感的形象识别体系，并以此作为稳定的执政党和国家的媒介符号象征，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党报对自身的形象设定则带有更加鲜明的语境化色彩。借助偶发式的传播方式并诉诸网络用户的个体创作欲望，党报逐渐探索出了一种与流行情绪更加同步的表达体系，并在不同的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特征。因此，如果说传统媒体环境下的党报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实现对舆论的引导，那么社交媒体时代的党报则主要通过“共情效应”实现对民意的调和。倘若一定要用一个明确的表述来界定社交媒体时代的党报形象，那就是“庄重的民意协调人”。《人民日报》社交化转型的成功经验表明，这一形象能够得到青年网民的普遍认可，强化而非削弱了党报的权威性。
　　最后，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党报正在形成人格化的特征，进而深刻而有力地重塑着主流媒体、舆论和大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人民日报》主报与微博在话语体系上的兼具合一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使得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大众对于“党报”形成了新的理解。微博上的《人民日报》由于成功兼容了严肃化和情绪化两种语态，因而获得了一种十分近似于“人格”的新“报格”。大众日渐习惯于通过对语态的感受和理解来评判党报的“人民性”，这也就意味着党报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生态转型将首要是一场“语言革命”。结合新的媒介环境，对于党报的内涵、属性和边界进行重新审视，将成为党报理论以及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本项研究的展开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拓展党报研究和党报理论的维度，完善对于数字媒体时代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研究的理解，进而为学界从语言、文化、符号、情感等微观维度丰富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内涵提供经验依据。本文认为，从语言和情感的视角出发展开大量的个案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审视平台的技术偏向对新闻内容及表达生态的影响，进而在技术理性和文化价值两个层面上，构建完善的数字新闻理论体系。■
　　
①Reuters InstituteReport of the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our-research/digital-news-report-2013/2013.
②P. Farhi. The Twitter Explosion.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200931（3）pp.26-32.
③常江：《新闻生产社交化与新闻理论的重建》，《湖北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④A. Chadwick. Britain’s First Live Televised Party Leaders’ Debate: From the News Cycle to the Political Information Cycle. Parliamentary Affairs201164（1）pp.24-44.
⑤M. Anderson & A. Caumont. How Social Media is Reshaping News.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09/24/how-social-media-is-reshaping-news/2014.
⑥B. Kalsnes & A. O. Larsson. Understanding News Sharing across Social Media: Detailing Distribution on Facebook and Twitter. Journalism Studies201819（11）pp.1669-1688.
⑦人民网研究院：《〈人民日报〉的身份转化与舆论场争夺——〈人民日报〉、人民网及其微博报道核心议题的框架差异》，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324/c150617-24718387.html 2014.
⑧Jiang Chang and Hailong Ren. The Powerful Imag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Power: The “New Visual Turn” of the CPC’s Propaganda Strategy since It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in2012.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828（1）pp.1-19.D. Shambaugh.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Efficacy. The China Journal200757pp.25-58.
⑨Guogang Wu. Command Communication: The Politics of Editorial Formulation in the People’s Daily. 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7pp.19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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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梓轩、雷建军：《在召唤大众中传递主流媒体正能量——论微博版〈人民日报〉语言传播方式的转变》，《中国出版》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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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京鱼：《汉语心理动词及其句式》，《唐都学刊》2001年第1期；张积家、陆爱桃：《汉语心理动词的组织和分类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4]孔兰若：《现代汉语情感形容词研究》，《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3年第4期
[15]赵家新：《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语义网络研究》，2006年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张虹倩、刘斐:《现代汉语心理形容词带宾语结构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6]George L. Trager. Paralanguage: A First Approximation. Studies in Linguistics195813pp.1-12.
[17]Leo Loveday. PitchPoliteness and Sexual Role. Language and Speech,198224（1）pp.71-89.
[18]J. SwartC. Peters, & M. Broersma. Navigating Cross-Media News Use: Media Repertoires and the Value of News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ism Studies201618（11）pp.1343-1362.
[19]K. Purcellet al. Understanding the Participatory News Consumer, Pew Internet American Life Project2010No.1p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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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常江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