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西蒙尼·纳塔莱/陈阳 王英鸽 译
　　〔本文提要〕尽管“旧媒介”这一概念在时下学术和大众出版物中无处不在，但相对来说鲜有人质疑它的内涵和意义。本文将这一概念置于媒介与传播学研究理论交锋的语境中进行探讨。从物件、技术和社会使用层面界定旧媒介都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媒介在不断变革，无法下一个与时代相关的明确定义。因此本文认为应将新媒介视为关系的概念：不把媒介描述成某种属性，而把它看作影响人们感知和想象的要素。修辞、日常经验和情感成为重新定义“旧媒介”的关键语境。
　　〔关键词〕旧媒介 新媒介 技术 物质性 社会使用 修辞 日常经验 情感 怀旧 媒介变革
　　〔中图分类号〕G206
　　综观过去二十年，媒介研究领域争论最广的概念之一就是“新媒介”。学者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本体论的角度审视新媒介的意义，探究与媒介变革相关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影响。然而，与之相关的概念“旧媒介”却没得到足够重视。尽管这一概念目前经常出现在学术和大众出版物中，但“旧媒介”到底指什么，至今仍被大大忽视。不乏一些学者讨论过时的、老旧的、记忆的媒介，为理解“旧媒介”做出重要贡献，但极少有人质疑“旧媒介”这一概念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能够变得可接受和有用。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仅在理论层面而且在现实层面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理解和定义媒介的方式，正如许多学者阐释的那样，会产生法律的、社会的、政治的影响，从而影响机构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与决策。
　　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回顾与主题相关的现有文献，从传播学和相关领域的理论争论审视旧媒介的概念。本文将阐释并得出如下结论：并没有所谓的“旧媒介”——或更具体地说，我们不应从物件（artifacts）、社会使用、技术层面对新旧媒介作二分法和渐进论式的区分。定义“旧媒介”的尝试应让位于对媒介变革程度的思考，而不以时代作为明确界定的标准。颇为吊诡的是，认清不存在“旧媒介”反而为了解这一术语为何被广泛用于描述某些现象、机构、技术和物体的特征提供了机会。由此我主张旧媒介的概念不应被视为本体论，而应视为一个关系术语，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感知、体验和整合媒介的方式。归根结底，旧媒介的概念可能更多揭示出我们与媒介的关系，而非媒介本身。卡洛琳·马尔文（Carolyn Marvin）出版的《当旧技术是新的》（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1988）一书率先提出这一说法，我认为马尔文这一表述最初所强调的内涵后来被简化为旧媒介的物质层面（hard definitions of old media），即作为技术和物件的媒介。因此我主张回归马尔文的原意，媒介的新旧不应在媒介自身中探究，而应置于我们对技术变革的感知和想象中。
　　
一、检索旧媒介
　　近年来，“旧媒介”的表述在学术争论中广泛出现。市场研究人员已开始质疑在旧媒介而非在线渠道投放广告的优缺点。临床儿科学质疑暴力电子游戏是否会产生类似于年轻人频繁接触电视的“旧媒介问题”；新闻学研究以对比“新”“旧”媒介的方式思考新闻业的未来；“旧媒介公司”的探讨也变得很普遍，似乎不同商业模式可以根据新旧技术的使用加以区分。虽然媒介使用普遍而多样，但令人惊讶的是，所回顾的相关文献并没有阐释如何识别和澄清什么是旧媒介，以及其所声称的“旧”指的是什么。尽管谈论“旧媒介”已司空见惯，但我们对“旧媒介”是什么仍知之甚少。这一部分我试图从物质性、社会使用、技术属性的角度探讨定义旧媒介的可能性。但如上所述，这三重视角都不是问题的答案，毋宁说，这三重视角揭示出使用旧媒介这一概念所产生的复杂性。
　　（一）物之“旧”：作为物件的媒介
　　让我们从作为物件和物质实体的媒介开始探讨。从这个角度看，旧媒介的概念被用来表示老旧或过时的物件如旧书或弃置在地下室早已不用的收音机。以阿明·阿帕杜莱（Armin Appadurai）和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家认为，人和物件都可视为有其自身社会生命的主体。有人可能会问，如此说来物件是否可由年代定性，更具体地说就是老旧性。但若细读阿帕杜莱、盖尔及其他作者对物体和物件的传记式阐述，就会发现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事物的社会意义不断被重新调整。事物总有获得新意义的潜力，也有在应用中被赋予某种新意的潜力。此外，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批判了将人的因素和特质归因于技术的倾向。他认为，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学者应设想不被人类生活和意图束缚的能动因素。人与物的关联应被视为一组复杂的试验，其中行动者、人、非人在一个循环中彼此转化，并通过相互关联不断被重新定义。①
　　传播学者和技术史学家们对此问题也得出了相似结论。阿克兰（Charles R. Acland）强调将媒介物质性的旧予以概念化有些困难。媒介通常能在私人或公共的存储和废弃状态中、从过时或将死的境遇中重生，它们被重拾、修复并作新用。媒介考古学家赫兹（Garnet Hertz）和帕里卡（Jussi Parikka）进一步阐明此观点：“这并非偶然现象，事实上曾遭弃置和过时的技术组件成为当代媒介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技术物件和部件在预设和期望中生产，从短期来看确实会过时，例如CD、DVD、移动硬盘、U盘等数字存储设备，此外程序和文件格式在短短几年内不仅过时，还会无法使用，因为软件和操作系统在更新换代。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地方过时和被淘汰的技术物件，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被重新估价、再回收、再利用。因此，如果综合考量物件的流动性和媒介地理学的因素，那么“旧”的定性就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将媒介物件归为“新”或“旧”就显得愈发困难。在价值循环中运作的媒介，其属性和性质，包括新旧属性都在不断地被重新讨论。
　　（二）从过时到遗忘：媒介的社会使用
　　界定旧媒介的第二种方式关涉媒介使用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旧媒介”指那些被弃置或不被广泛使用的媒介。但第二种方式也会引发更多疑问，而非解决问题。技术史学家认为，对技术成功与否的评价只能视情况而定，技术的失败或边缘化首先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而非技术变革动态中的固有现象。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媒介。正如“过时”的黑胶唱片其价值翻新在于它特殊的声音“纹理”，长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媒介可以经历深刻的变革。此外，检视某一媒介的社会使用也不能与其他媒介的社会使用割裂来看。由此探讨数码摄影的问世，也要对由此引发的模拟摄影实践与使用的重组进行考察。最近研究显示，模拟摄影和数码摄影的影响只能从它们相互作用的层面来理解，因为技术变革的结果与长期的社会使用和文化价值息息相关。实证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保罗·马高达（Paolo Magaudda）的研究显示，在将新设备整合进原有的音乐消费实践过程中，由于用数字设备听音乐被嵌入到“实践循环”中，很难对模拟媒介和数字媒介作明确区分。
　　“旧媒介”社会使用层面的另一潜在特征与消失或过时无关，而与它被视为理所当然有关，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被视而不见。媒介进入日常使用变得寻常而普通，其速度之快让人们想知道这是否与所谓的新旧技术有关。随着电子阅读器等新兴数字媒介的使用，诸如纸书等“过时”媒介被人们赋予了怀旧的基调。在地铁里，当每个人都注视着智能手机屏幕时，阅读纸书的人反而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实上任何一种媒介都可以根据不同语境被视为寻常或不寻常。
　　（三）创新的悖论：作为技术的媒介
　　界定“旧媒介”的第三种方式是它与技术变革的关系。如果以技术创新和引入的时间作为界定新旧的标准，按照这个逻辑，在当下的学术和大众出版物中，新媒介通常被视为与运算和数字化相关的通信技术，如电脑、智能手机、电子书；而存在于数字化转型之前的媒介，如书籍、报纸、电影、广播、电视则都贴上了“旧”的标签。③不过这样的区分忽视了后者已完全融入所谓的数字化转型。在此仅列几个持续进展的例子，书籍以印刷版和数字两种形式流通；报纸通过手机应用和网站等不同数字平台传播内容；电影产业将数字化融入现有的生产和分销模式；广播和电视网络以数字流形式在互联网上传播内容。由此可见，以僵化的方式划分“新”“旧”媒介形式过于武断。
　　在新媒介研究中，对“新”“旧”媒介界限的设想往往如影随形地与模拟和数字媒介的差别相关。例如曼诺维奇（Lev Manovich）的著作《新媒介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尽管曼诺维奇先锋性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但仍有艾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等其他学者对此提出批评，指出新旧媒介的划分不能简化为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差别。事实上，数字化进程从未完成，因为在媒介内容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中模拟技术和形式一直与数字技术并存。正如春和基南（Wendy Hui Kyong Chun & Thomas Keenan）所强调的那样，即便是运算也没有与数字化完全绑定。运算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以模拟形式存在；目前计算机设计的研究正在探索量子计算机等更尖端的设备突破现有技术的可能性，使其在超越严格数字逻辑的情况下仍然运转。
　　二分法和渐进式的区分，诸如模拟/旧对应数字/新或许并不适合在时间层面上描述技术变革。以计算机和电视机打个比方。人们通常将计算机归为新媒介，④而将电视机归为旧媒介。毫无疑问，这两种媒介都在不同时期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手段：电视机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大众媒介，计算机则在数十年后伴随个人电脑的商业化发展起来。然而即便我们避而不谈问世时间早于电子计算机一个多世纪的机械计算器，电子计算机和电视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被构想、发明和使用的。如果电视是一种旧媒介，那么计算机也不例外。
　　这些问题还与特定的叙事方式有关，即技术变革过程被再现和理解的方式。埃杰顿（David Edgerton）言之凿凿地强调，我们总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技术最初设计之时，却疏于把握技术引入后的持续变革，但创新的历史并不只关注“新”媒介。媒介史研究中，学者们最近在讨论一种媒介在某一特定时刻被引入到底意味着什么。电影史学家戈德罗和马里昂（André Gaudreault & Philippe Marion）指出，媒介问世不是一次性的，而可能是两次甚至多次，因为媒介的制度和技术框架会随时代变迁而被重新定义。吉尔特曼（Lisa Gitelman）从另一个角度阐释，新媒介的形成是一个模糊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与制度发展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事实上长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技术，例如模拟摄影或电视，可能就已达到创新的某个高度。库珀史密斯（Jonathan Coopersmith）以电传和传真为例表明，“旧”技术常常成为创新的背景——特别是当它在市场上的地位因“新”媒介如电子邮件的引入而受到威胁时。技术变革可能会引发基于不同商业模式的公司衰败和灭亡，但最好还是说服这些公司将现有技术和新兴技术有机结合以适应新环境。
　　媒介变革的理论路径可能并没有厘清旧媒介与新媒介的界限，反而使问题更复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著名论断“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⑤已从连续性而非断裂性的角度构想媒介史。从卡洛琳·马尔文的观点“所有通讯发明都是对最初电报技术的细化”，⑥到媒介修正的概念和“媒介可再生性”的观点，⑦后来的学者都循此路径，把新媒介看成是其他媒介的演进和延续。正如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著名论断，“电报的发明可以隐喻性地代表所有引领历史进入现代的发明，即使至今它也决定了美国通讯业的发展主线”。⑧尽管类似的说法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们应该考虑新引入的技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吸纳和模仿现有技术。例如，当无线电报被引入时，它沿用了电报系统的名称，反过来又将这个名字运用到技术上领先于它的光电报中。在制度和法律层面，电视保留了很多广播所特有的要素。因此，媒介技术并非变得陈旧了，而是在不断转型之中。
　　
二、理解旧媒介：修辞、日常经验、情感
　　如果定义旧媒介这个概念存在诸多问题，那么我们何以相信“旧媒介”确实存在，并在技术变革和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梳理这一概念如何进入媒介研究和媒介话语的范畴，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20世纪80年代前，“旧媒介”这个词只是零星出现。就在近十年间，“旧媒介”在学术文献和大众出版物中频繁出现，与此同时一场激烈的争论随之而来，即“旧媒介”面对新媒介的引入该如何应对和转型。在此背景下，新旧媒介的关系被理解为竞争。首先，传播学者德·索拉·普尔（De Sola Pool）反思印刷媒介的衰落并指出，“新媒介不仅在与旧媒介的竞争中获得关注，也在改变旧媒介的运作体系” ⑨——这一点在后来的媒介融合和媒介演进的争论中得到回应。
　　使用旧媒介概念的真正转折点是卡洛琳·马尔文出版的《当旧技术是新的》。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在此后媒介史和媒介研究的讨论中十分明显，随后几年“旧媒介”一词在出版物出现的频率大幅上升就是明证，正如谷歌图书的数据所示（图1　图1见本期第62页）。马尔文的书被认为是“修辞发明”（rhetorical invention）盛极一时的代表作之一此时新概念和概念性隐喻开始出现并获得新意义，有趣的是，马尔文的书并非重点关注技术进步，而是关注技术的话语。马尔文指出，与公开辩论相伴的是19世纪晚期电灯和电话在美国发明和应用，“电子媒介早期的历史并不在于传播技术效率的演进，而在于它成为协商社会生活关键问题的系列场所”。⑩根据马尔文的观点，“新”媒介如何变成“旧”媒介的历史首先是个人和群体如何看待媒介的历史，“媒介是由习惯、信仰和程序所建构的复合体，其中嵌入了复杂的传播文化密码”。[11]从这个意义上说，迥异于那些将“旧媒介”视作具体技术和物件的尝试，马尔文激励人们研究“新”“旧”媒介关系的观点值得关注。
　　然而此后，马尔文的路径被大大忽视，学术和大众出版物往往从物件、社会使用和技术层面考量旧媒介。尽管有些学者一直强调上述分类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争论的焦点已开始转移，从媒介如何以新旧的方式被感知和再现，转移到观察媒介在特定技术和社会实践中随时间而改变和相互影响的动态。接下来，我主张以感知和想象的方式界定旧媒介，正如卡洛琳·马尔文对该话题的先锋性论著所彰显的特征。我们应认识到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旧媒介”；或更确切地说，“旧”不应被理解为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而应理解为我们如何体验、感知和感受媒介。
　　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考察了数字媒介话语中的神话成分，指出“要理解一个神话，不单要证明它虚假，还应指出神话为何存在，它为何对人们如此重要，它的意义何在，它揭示出人们怎样的希望和梦想”。[12]莫斯可的观点也适用于旧媒介。正如我所阐释的，旧媒介的概念无法有效地描述媒介的物质性、技术性和社会使用层面；旧媒介已成为常用语，它所展示的期待、情感策略和叙事模式，有助于我们应对媒介变革。“旧媒介”应被视为文化的建构，人们从中了解社会和物质环境中媒介变革的影响。与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旧媒介“物质性”定义不同，我主张从三个视角讨论旧媒介：修辞、日常经验和情感。虽然我的考察受空间限制难以全面，但本文旨在提供一个框架用以质疑“旧媒介”话语的广泛影响，并重新界定它的意义。
　　（一）修辞
　　至少从电报发明开始，媒介就处于中心地位，不仅成为日益发展的基础设施和通信系统的中心，也成为特定修辞的中心，公共机构和公众人物藉此展示出在持续改革和发展中的社会愿景。近年来，数字革命的神话被政治家、企业家和技术专家的言辞激活。正如苏珊·克劳福德（Susan Crawford）所言，这种话语结构在政策制定中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对互联网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哪些演员’的声音会被倾听，哪些争论会被重视，哪些目标被视为正当”。[13]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者经常注意到，日常生活中数字媒介的引入通常伴以“新”的修辞（rhetoric of the new），这是当代媒介和技术变革的特征，不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非学术领域。与此相反，有关“旧的修辞”（rhetoric of the old）被普遍忽视。但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当代社会中媒介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
　　相关例子是政治组织对修辞的运用，瑞典和德国的“海盗党”（Pirate Parties）以及意大利“五星运动”（5-Star-Movement）通过新旧媒介的感知差别来实现信息强有力的传播。这些政治运动不仅成为新型政治和网络民主的先驱，还用“旧媒介”如电视和印刷新闻业来确定政治机构的成员。在“五星运动”的修辞中，国民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从网上获取信息的人，另一类是从报纸和电视中获取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的人”。[14]由此“旧”政党就与“旧”媒介明确地关联起来，同时两者都被描述成注定要被“五星运动”所代表的建基于网络的直接民主所取代。
　　因此，明确“过时”和“老旧”的修辞作用，有助于全方位了解公共领域里所讨论的技术与媒介变革。与技术进步观相关的神话和叙事，不仅通过将某些媒介描述为“新之先驱”来激活，还通过给某些技术、公司和机构贴上“过时”的标签来建构。
　　（二）日常经验与讲故事
　　随着技术的引入，技术改变了人们既有的社会习惯，影响了物质和社会环境，人们由此发展出特定的策略将技术融入日常生活和经验中。人类学和微观社会学对技术的设计、传播和使用的研究路径尤其强调这一过程。[15]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指出驯化（domestication）的中心地位，即人类为提高和保障日常生活所采取的行动，包括他们适应新情况和新环境的情感与智力工作。如果一种新技术介入私人和社会空间，这实际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技术的事件”，它挑战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既定惯例和仪式。[16]尽管新媒介和新技术的驯化过程备受关注，但上文提到的事实却鲜有关注，即不只是“新”媒介，所有媒介都在不断变革，媒介意义与媒介使用也在重新讨论。由此可见，要充分研究和理解驯化的过程，就得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考察媒介的多样性，考察人们用媒介协调关系的多种方式。[17]在驯化过程的文化和社会层面，不仅感知“新”很重要，理解“旧”也很关键。正因为给媒介贴上“旧”而非“新”的标签，我们将其嵌入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用生老病死的经验事件来描述和叙述媒介历史成为最常见的隐喻绝非巧合。
　　使驯化过程产生作用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讲故事。正如哲学、人类学和媒介研究等学科的研究表明，叙事是赋予经验与事件以意义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也认为，与“新”“旧”媒介相关的叙事模式有助于媒介被驯化和融入人们的日常经验。新旧媒介以编年体或谱系学的路径介入日常经验或许能形成互补，由此建构个人和集体的叙事，形成或凝聚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认同。
　　（三）情感
　　情感与感情的作用近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备受关注。马林（Brenton J. Malin）在对媒介技术和情感史的梳理中表明，媒介的社会文化影响与不同媒介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所引发的情感相关。此外媒介还可以穿越时空以特殊的方式实现沟通和情感交流：不妨想想通信技术如何影响被距离阻隔的伴侣关系和家庭成员关系；电报如何与吊唁信息的传递紧密相关。概言之，媒介的社会使用同样可以建构情感，甚至有效地将情感与特定物件和技术联结起来。
　　由此被感知为“旧”的媒介有助于为媒介技术的情感作用提供信息。柏林（Goran Bolin）指出，对以往媒介经验的怀旧通常因回忆自身早期生活阶段的媒介习惯而被唤起。其他学者提到，忧郁和怀旧感的出现如何表征了技术和社会变革的某些时刻。尼迈耶（Katharina Niemeyer）认为，21世纪怀旧情绪的急剧上涨是对技术变革速度之快的矛盾性反应，它暴露出人们不断利用新技术所带来的机遇的同时却又渴望放慢速度。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把与媒介相关的情感纳入对媒介“旧”的理解，会有助于人们应对有关媒介技术使用的变化。怀旧不应被视为渴望回到理想过去的消极情绪，对“旧”的概念化可能导致“怀旧”的概念化，即“渴望把过去某些方面作为未来更新与满足的基础”。[18]从这个意义上说，怀旧成为一种以“日常权利”（everyday entitlements）来确立情感关系的资源，[19]如书籍和其他媒介确保我们生活在稳定的环境中，并通过它们实现日常生活的互动。如果消费者和新买的小玩意之间特殊形式的互动来自于对新奇的兴奋，那么怀旧也可以通过人与技术设备之间不断的形塑与改变来实现价值循环。因此将某些媒介定义为“旧”表示有可能获得情感回报，它隐藏于特定物件和技术中。举例来说，电子阅读器最近的商业成功，及其融入世界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这种认知是通过对比印刷媒介以及人们对纸书很可能消失的恐惧感而强化的。
　　因此，当代“技术怀旧”（technostalgia）的出现，应被理解为人们将技术如何融入自身生活的明证。怀旧往往与老化有关，由于日常生活中媒介的使用总是与人的身份和经历结合在一起，因此技术怀旧可被视为对关联物的迷恋，它勾连起这一辈、上一辈或之前几代人。技术怀旧与时尚不同，技术变革创造了用物件与技术来表现和体现过去的契机，从拍立得照相机到书写机，从二手书到早期个人电脑皆是如此。由此可见，从话语和想象的角度考察媒介，让我们重新审视技术怀旧现象，并以媒介整合进个人和传记叙事的方式加以理解。
　　
三、结论：想象旧媒介
　　媒介考古学家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指出，媒介技术时代与媒介的历史性叙事之间存在无法避免的差异，但我们通过建构媒介的历史性叙事了解不同时代的媒介变革。[20]媒介时间——原本被视为物件、社会制度和技术的时间——与我们对时间加以驯化和人化的叙述并不一致。因此，当今用“旧媒介”概念对技术变革加以主题化理解，不应使我们将“旧”视为媒介物质性、技术性和制度性的特征。我们应避免用我们建构的媒介叙事去取代媒介本身。
　　谎言或半真半假往往意味着有些东西隐藏在表象背后。本文明确提出“旧媒介根本不存在”。但旧媒介的概念频繁且广泛地出现在媒介辩论和叙事中，这有助于揭示当代对技术变革的感知和反应。“旧媒介”在我们的想象中占据如此强有力的地位，它有助于我们界定媒介如何进入公共领域、日常生活及人们认知和情感的内心世界。归根结底，媒介不仅仅是“事物”，它也是文化结构，既形塑我们的日常经验，也为我们提供意义和叙事，去理解生命中所经历的变化与变革。
　　依此路径我们就能摆脱旧媒介的“物质化”概念，即把媒介等同于物质、技术和制度。同时这也意味着要回归更细微的特征去定位“旧媒介”，将“旧媒介”放在技术的文化想象和社会认知中，聚焦媒介在推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修辞、叙事和情感的作用。正如我所阐释的，媒介史学家卡罗琳·马尔文早在30年前将旧媒介概念推至媒介与传播的学术争论焦点，她当时虽提出技术以新旧形式被感知的方式，但未提及处于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的某些技术的特征。马尔文是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者之一，她指出想象在媒介历史中的作用，有相似观点的学者还有里奥·马克思（Leo Marx）、詹姆斯·凯瑞和大卫·奈（David Nye）。沿着这一传统，本文主张考察老旧和过时在技术想象中的作用，形成对传统路径的有益补充，传统路径将“新”媒介与想象建构和文化神话相关联。
　　旧媒介终归是我们在生活的特定情境中所想象的正在消逝、被取代或被超越的媒介。在某种意义上，旧媒介如同幽灵，存在并产生于我们的想象之中，却实有其效。这显然是个悖论：通过承认不存在所谓的旧媒介，我们最终明白旧媒介在我们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和经验中存在的真实程度。■
　　
①LatourB. （1999）.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pp. 124–125）.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Hertz, G.& ParikkaJ. （2012）. Zombie media: Circuit bending media archaeology into an art method. Leonardo, 45（5）424–430.
③DizardW. J. （2000）. Old media new media: Mass communica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 xiii）. New York, NY: Longman.
④PetersB. （2009）. And lead us not into thinking the new is new: A bibliographic case for New Media History. New Media & Society11（1–2）13–30.
⑤译者注：此处原文为“the content of a medium is always another medium”McLuhan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p.8）. Toronto: McGraw-Hill.译文对照《媒介即是讯息》，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3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麦克卢汉紧接着举例道：“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
⑥MarvinC. （1988）.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p.3）.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⑦PetersB. （2009）. And lead us not into thinking the new is new: A bibliographic case for New Media History. New Media & Society11（1–2）13–30.
⑧Carey, J.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p.203）. Boston, MA: Unwin Hyman.
⑨De Sola Pool, I. （1983）.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On free speech in an electronic age （p.22）.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⑩MarvinC. （1988）.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p.4）.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MarvinC. （1988）.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p.8）.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Mosco, V.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and cyberspace （p. 29）. CambridgeMA: MIT Press.
[13]CrawfordS. （2007）. Internet think. Journal 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High Technology Law5467–486.
[14]GrilloB. （2008）. Le due Italie. Retrieved from http://www.beppegrillo.it/2008/10/le_due_italie.html
[15]LievrouwL. A. （2004）. What’s changed about new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6（1）9–15.
[16]Silverstone, R.& Haddon, L. （1996）. Design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echnical change and everyday life. In R. Mansell & R. Silverstone （Eds.）Communication by design: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p. 44–7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Keightley, E.& PickeringM. （2015）. Photographymusic and memory: Pieces of the past in everyday life （p.6）. Basingstoke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18]Pickering, M.& KeightleyE. （2006）. The modalities of nostalgia. Current Sociology54（6）919–941.
[19]StriphasT. G. （2009）. The late age of print: Everyday book culture from consumerism to control （p.11）.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Ernst, W. （2013）. Digital memory and the archive （p.5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作者西蒙尼·纳塔莱（Simone Natale）系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是媒介史与数字媒介，专著有《超自然娱乐：维多利亚时代的唯灵论与现代媒介文化的兴起》（Supernatural Entertainments: Victorian Spiritualism and the Rise of Modern Media Culture）。译者陈阳系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团队成员；王英鸽系华东政法大学2016级传媒法制硕士研究生。本译文系华东政法大学科研项目“新媒体语境下微纪录片发展生态研究”（编号：17HZK026）阶段性成果。本文中文版得到作者授权，限于篇幅，对原文间接引述的参考文献予以省略，对引言部分略作删节。原文There Are No Old Media载于《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6年第66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