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本文提要】已有的中国报刊史研究，继承的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所蕴含的媒介观，即以工具论为前提，以报刊性质为尺度，以报刊内容为重点，从中显示报刊对于社会的作用以及社会对之的影响。这样的一种媒介观，不仅与当前的传播实践相牴牾，而且也严重束缚了研究的想象力。文章将麦克卢汉等的论点与戈公振的做比照，并结合最近的一些研究，力图从媒介理论的角度，为改变现有报刊史研究状况，提供新的启示和思考。文章提出，报刊史研究者要敞开眼界，吸取不同学科的理论养料，改变考察媒介的思维和视野，同时转变观念，跳出已有的研究范式，从再思媒介切入，以辟出一条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新路。
　　【关键词】媒介 报刊史 新路向
　　【中图分类号】G210
　　最近又翻了一下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和梅洛维茨的《消失的地域》。凯瑞在书里面的一句话过去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①有意思的是，这句话是从他自己关于电报研究的说明中引带出来的，可见是有经验基础而不是凭空推测的。梅洛维茨则是具体指出了这样一个怪异现象，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结果无论是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比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让梅氏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他领域研究技术影响的学者，却是很少抱有这种极为狭隘的看法。他举例说，比如研究工业革命的人当中，很少有人会宣称，他的研究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新机器生产出的某种物品，恰恰相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很早就指出，社会工业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新的生产方式本身的影响，比如时空问题、劳动的分工、家庭结构、城乡关系等等。②
　　就中国报刊史研究而言，媒介理论的空白以及偏于报刊内容的路数，一直就是其主流，迄今并无大的变化。我在之前关于新报刊史书写范式变更的文章③中，曾就此种现象做过一些讨论，提出过比如在研究视角上要坚持以报刊——“媒介”为焦点，以不同媒介会产生不同的“信息方式”④为前提，以媒介实践为进路等等一些设想。由于基本上是一些要点，于是也带来一些同行的困惑，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如何入手，所以想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与同行做一交流。为方便起见，我还是从“报纸”切入，并以两个人的文本为重点，一是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一是麦克卢汉关于报纸（媒介）的论述，以此互相做一些比较。藉此，一方面使我们的讨论有一个具体依托，另一方面从比较反思中，或许有助于研究思路的打开。
　　
一
　　目今做报刊史研究的一些学者，似乎很恐惧理论，生怕因此玷污了报刊史研究的纯正性。这一点，我感觉是误会了。戈公振先生看来是深明其道，在《中国报学史》一开头就坚定明确地说，“报纸果为何物？此本书一先决问题也”，⑤该书的第一章“绪论”，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来讨论报纸理论或者习称的新闻理论，戈先生是要以此给自己的历史叙述确定前提。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维纳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关天空、色彩和利益的观念——不论正确与否，它们至少不是永恒的观念——我们将不会拥有就这些问题查阅文献的想法，或者毋宁说，我们甚至不会去听它们向我们说的。” ⑥这就是说，有了“报纸”观念才能看得到报纸，才能听得到材料的诉说。正是戈公振的报纸观念，为后继的报刊史书写，提供了一个基本样板。⑦史学研究如何用理论，自可再议，若是自称不用理论，恐几如梦呓。中国报刊史研究不过是把所承继的理论——比如报纸——“自然化”了，于是习焉不察，化为了常识。因此，选择《中国报学史》为对象，具有针对性。
　　戈公振先生对他的“报学史”做了这样的“定名”：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⑧这个界定里面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什么是报纸自身；第二，影响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不澄清，所谓的“报学史”就无从着手。
　　关于第一点，戈公振丝毫不含糊，他在解释了什么是报学之后，紧跟着就给报纸自身正名：“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随之，又围绕这一个定义，从中抽绎出“原质”意义上的报纸特征——形式上的公告性、定期性和内容上的时宜性、一般性，前二者对应于定义中的“为公众而刊行”，后二者则与“新闻”有关。归总起来就是一句话，报纸即“新闻公布之谓也”。⑨然而，对于第二个问题，亦即影响是如何发生，戈公振却没有做出直接解释。仔细阅读，在报纸定义之后紧跟着的这样一句话，或许可以透露出与此相关的消息：“从社会学上而研究报纸，其要点在研究其对于某特别时代之特定社会之文化所发生而反应之各种特色，因此各特色之发生与发达之过程，而表明其性质，探讨其本源，以求所谓报纸原质之一物。” ⑩这句话读起来有点别扭，仔细辨析，意思还是清楚的。戈先生是说，社会学意义上的报纸研究，主要关注点就是它对某一时代的特定社会文化的反应以及特色，同时在其特色发生和发达的过程中，可以揭示其性质，探讨其本源，求取报纸原质之状况。这就表示，从报纸的“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之状况，可以显示出其所在时代和社会的基本特色；反之，“从某一时代之特定社会之文化”特色如何，亦足以见出“报纸原质之一物”的面貌，报纸与社会文化是一体两面，互为循环比照。
　　由此则进一步坚定了我之前的想法，即戈公振的两个“原质”，说起来在报纸的构成上是缺一不可，但重要性却截然不同。“公告性”作为“消息传达之方法”的“外观原质”，实际上奠定了报纸之所以是报纸的那个基质，没有“公告性”，新闻或许照样存在（如戈氏提到的私函公函），但不可能是报纸，因为“公告性”不是一般理解上的公开，而是标明报纸与民众的血肉关联，表示报纸的实质，是“多数民众或者至少对于某特别关系之内”，借此“行价值的决定及意志决定之精神公开是也”。[11]所以，“社会文化之影响”就表现在“公告性”的基本状况上面。他之所以不再做正面阐释，或许是因为觉得已经蕴含在报纸定义的“为公众而刊行”之中了，“如此，则方有社会学者需要之定义”。[12]既然如此，“公告性”必定是与报纸同时共生恒定不变，而且也是不能变的，尽管其程度可能有差别。与此不同，“新闻”则是不定的，是顺应社会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13]此种变化始终是在“公告性形式的限制之下”，被要求“适合于公告性的形式”。[14]这样两个原质的变与不变，就构成了戈公振关于报刊史的书写逻辑：以公告性为基准，以社会状况为背景，以报纸内容（新闻）变化为重点而展开。戈公振是以报纸的外观“原质”——“公告性”之形态（谁的公告，何种公告），来打量“新闻”——报纸内容原质的历史变化（公告了什么），并由此与某特别时代之特定社会之文化发生连接，揭示“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15]什么样的时代及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及其呈现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报纸的发达史也就是社会对之影响的历史，也是报纸反映社会变化的历史。
　　这样的解读可以在书中找到轨迹，《中国报学史》自第二章开始的整个内容铺陈（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最后是民国成立之后），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而展开，只要报纸性质或者其背景（即特定时代之特定社会之文化）一经确定，报纸的“原质”和社会文化之特色就自然展现了。“官报”、“外报”、“民报”及“营业时期”之类的标题，就见出其这样的用心：官报出现是“因全国统于一尊，言禁綦严”；外报“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民报“始开人民论政之端”，民国以后“则因党争岁不绝书”，报纸“遂渐趋向于营业方面”，“商业色彩大为浓厚”。在这样的思路统领下，报纸的发达史，就是办报的历史。以办报者/机构（官报、外报、民报等）为串接，不同时期的报纸分门别类依时排开，搭建成了全书的内容。
　　这种写法的长处，是能够对中国报刊历史的轮廓，主要是其年代、种类及特征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展示，这一价值不能否认，更不必说《中国报学史》对此有开拓首创之功。然而，其短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本来颇富想象力的报纸之“新闻公布”，成为只是区分报纸与非报纸的定性尺度，报纸成为一个“静物”。研究的工作，就是用这样一个标准的“报纸”来衡量不同时期的报纸表现、变化及其作用。这不仅使得报刊史有点类似于报刊大事记的详细版，同时也让人感到报刊演变的历史，是报刊的创办者或者机构的变化，是什么人在掌握和使用报刊，是报刊性质及其社会之影响的自然展示，相当于是“使用与满足”理论在中国报刊历史研究中的搬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报刊史的研究不再是经验研究的描述，而是规范研究的评价。报刊史好像就是根据已有的尺度来衡量报纸的作为，比如是否做到了，起到什么效果，是推动了社会进步还是逆潮流而行等等，而不是报刊实践如何实际展开，它与不同方面发生什么关系，不同的实践反映出什么样不同的意义，其特殊性又是什么等等。第二，在这样的研究中，报纸自身显然是无足轻重了，而且也不必重视，因为报纸是什么已经有了界定，重要的是刊载的内容以及内容中反映出来的倾向，是不同办报者对“公布”之内容的掌控，并由此所呈现的其背后的社会权力。举一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比如“时务报之争”，大致就是围绕这样的思路展开：只要办报者的政治立场（保皇派和改革派）确定了，报纸及其争执的性质也就不证自明，顺此也就马上可以发现报纸对于社会的反应或者社会对它的影响。这样的思维，其实就是梅罗维茨所举的例子，机器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掌握机器的人以及生产的物品。如果上面这两个方面的理解没有大错的话，后来继之而起的所有中国报刊史（新闻史）研究，全是类似的路子，几无例外。近些年报刊史研究中曾经热门过一阵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或者“报纸的职业化”研究，是这种研究的又一个典型。研究者先预设出一个标准（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或者职业化，就像戈公振设定的报纸），然后从报纸内容或办报者的自我言说中去寻找与此相关的东西，最后以那些材料验证做到了还是没有做到，是什么原因（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所导致。
　　报纸观就是媒介观，从《中国报学史》的基本思路中，可以触摸到以之为代表的这种已经成为传统的报刊史研究媒介观：第一，报刊只是人们（办报者）所运用的一种工具——具有时宜性和一般性内容的公告工具；第二，报刊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主体（报刊使用者）和对象的关系，现实在媒介之外，反之也是一样。人使用媒介反映现实，媒介是现实的镜子；第三，现实的人在不同立场和目的（进步的、落后的、革命的、反动的、中间的）上的分野，就会决定其如何反映现实并起到什么效果，这构成了报刊的评价标准，就是看其内容侧重及所起到的作用和效果，究竟是好、坏或者中立（比如新记《大公报》究竟是“小骂大帮忙”，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还是“中间道路”），籍此也就可以排列认定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是一种以“管道隐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套媒介概念系统：思想/意义是物体，语言/媒介表达是容器，交流是发送。总起来就是说话者（传播者）把思想/意义（物体）放进语言/媒介（容器）并（顺着管道）传送给听者（受众），而听者（受众）会从语言媒介（容器）中提取思想/意义（物体）。[16]我们的报刊史研究长期以来就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展开研究的。
　　
二
　　这种忽视技术本身而将如何使用作为评判标准，显然是主张“媒介即讯息”的麦克卢汉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忽视了媒介的性质，包括任何媒介和一切媒介的性质”，听上去就是一种“流行的梦游症声音”。[17]他也由此被戴上了“技术决定论”的帽子。尽管他在《古腾堡星汉灿烂》前言中，声称自己“绝对不抱决定主义的立场”，只不过是“希望阐明社会变革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可能会真正增加人的自主性”。[18]不过好像没有几个人真正注意过他的这个辩白。
　　“真正增加人的自主性”，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人体延伸”的另一种表述，即人无论使用的是语言、文字还是在电台上说话，“都在使这一种或那一种感官得到延伸，以至扰动了他的其他感官和官能”。[19]我们借此看看麦克卢汉是如何考察报纸对感官和官能的扰动的。当然，是以麦克卢汉为主，必要时再辅之以其他人的论点加以延展。
　　麦克卢汉和戈公振一样，十分关注报纸的形态。戈公振用的是“公告性”，麦克卢汉的说法是“群体的自白形式”。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区分了报纸与书籍的不同，后者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由于是“群体的自白”，报纸内容就成为一种公众马赛克形态或团体形态，是五花八门的拼贴，不像作为个自白的书籍，给人的是“观点”。因此，如果有人“希望用报纸的马赛克形态在单一视角层次上去表现固定的观点”，说明其“根本没有看清报纸的形态”，是打算以出书的方式来办报。在“一种把报纸当作书籍形态来接受的文化”中，就“不可能到新闻中去寻求娱乐”。[20]这与波斯特的说法有某些类似。他说，大众媒介产生之后，表意方式就从“再现”“转变为信息方式”，“从语境化的线性分析转变为摆出一副客观外表的孤立数据的蒙太奇”。随着19世纪后半期的市场化，报纸追求发行量和覆盖面，“报纸就愈加远离有区别的社团，脱离其参照群体，其话语也就愈加背离再现方式而走向信息方式”，[21]也就是越发碎片化了。
　　报纸的“群体自白”——这样一种马赛克团体形态却有其独特的意义，那就是为群体提供了参与机会，使得群体“参与到过程中去”，最终造成报纸与民主过程的不可分离。“报纸的马赛克样式都可以产生一种群体知觉和参与的、复杂的、分为许多层次的职能”。[22]这或许可以借用塔尔德的表述，即报纸是“公共书信”或“公共的交谈”。“各地分散的群众，由于新闻的作用，意识到彼此的同步性和相互影响，相隔很远却觉得很亲近；于是，报纸就造就了一个庞大、抽象和独立的群体，并且由此命名为舆论”，从而完成了“公共头脑的宏大的一体化过程”。[23]我在做《苏报》研究[24]中就运用过类似的思路。《苏报》声称增添“学界风潮”后“大为阅者之所注目”。这说明是《苏报》的“学界风潮”牵引着“阅者”的目光，报纸为读者提供的一双“眼睛”，成为读者与报纸，同时也是与现实交往的中介——人们以自己的“注目”实践参与现实，形成了一个观望、议论“学界”的“共同体”——“群体自白”或“公共头脑的一体化”。依此，报纸的“公告性”就不是像戈公振那样，仅仅是一个显示报纸性质的刻度，而是一个凝聚眼目的发射光源，既发散又组合不同关系。
　　这就生发出“公告性”的另一层潜在意思。报纸的“公告”可以塑造出不同于面对面交谈的新关系，根本转变了“社会生活的时空组织，创造了行动和互动的新形式，运作权力的新模式，即无须连接于共同在场”。大众媒介“可以代理在物理空间缺席的他者，或者对置身于遥远场所的他者做出反应”。[25]这一方面，“重构感知和经验的时空参数，从而使我们能够‘远距离地’看到、听到甚至有所行动”；[26]另一方面，又造就了纯粹的看，“一切在他眼前进行，但是他不能触摸、不能亲身加入他注视的东西”，即便是参与，“也是通过代理人、中介者，如记者、播音主持人、摄影师、电视摄像师，还有名人、明星、想象世界的英雄实现的”。[27]汤普森正是据此，把互动分为三种类型：面对面的互动、中介的互动（mediated interaction），以及中介的准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28]大众传播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二级传播”理论，在大众传播效果检验中，发现了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29]要是跳出效果研究从传播形态入手，“二级传播”就可以看成是汤普森意义上的不同互动形态的交集，相当于现在说的线上和线下之交融，以此就可能拓展出报刊史研究的新思路。比如1903年前后留日学生和上海、江浙地区的往来，其中既有报纸、书刊、电报，还有信件和人际（学堂、集会、演讲等）交往，它们是如何交集，不同的连接线是如何进行，又是如何呼应，并最终鼓荡起反满和革命的风潮，以此可以改变以往只是盯着报道内容的单一做法。
　　戈公振把时间——“定期性”作为报纸之重要特征，而且还体察到由此养成了“社会之阅读书报习惯”，[30]这是很有见地的。可惜与“公告性”一样，“定期性”也只是他鉴别确定报纸的一个标准，于是时间好像就成了一个设置好的“闹钟”，“作为不证自明的实在的东西呈现给我们”，而不是一个构造的因素。[31]麦克卢汉看到的“时间”就不同。报纸的定期性，是“信息搜集和信息出版的加速”，由此“产生了报纸安排材料的新形态”，“一旦排字和搜集新闻减速，报纸就会发生变化——不仅是报纸版面的变化，而且是撰稿人文风的变化”。[32] “排字和搜集新闻减速”给报纸带来何种变化，一时难以查验，但速度加快产生新文体新文风则是有据可查的，比如电报技术的运用和新闻的倒金字塔式写法，包括与新闻客观性的关系，是早就有人指出过的。[33]最近看到有学者甚至说，客观性作为一种公共价值而兴起，主要还是为了解决纸质媒介传递知识的局限性。[34]因而，麦克卢汉说，“电报回过头又使语言和印刷词语相脱离。它开始用难以捉摸的长短电码声来传输信息，电码声信息即是所谓的新闻标题风格、新闻体风格、电报体风格”，[35]就不是毫无根据的奇谈怪论。
　　报刊史研究很少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报道和文风。比如梁启超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新文体”，[36]是否与报纸的形式，尤其是每日出版有关呢？梁启超曾把文章分为两类：一是“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一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37]他承认所做的报刊文属于后者。当严复批评他作文不严谨时，他回答根本就没有打算“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不过“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报刊的出版时间，使之“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可一想到“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源”，也就释然。[38]报纸的时间当然不只与版面和文风的关系，在之前的一篇文章[39]中我做过这样的概括，从媒介实践观之，报纸的时间至少牵扯三个层面：媒介内容的界定——新鲜之事；媒介生产的节奏——每日出版；读者阅读的体验——按时收看。这是一个媒介与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其中牵涉到媒介操作，样式及内容的组织和呈现，接触和使用媒介，以及媒介在长期运作中不断卷入日常生活的社会和关系建构，甚至卷入一个总体的社会和文化的建构。[40]由此，时间加速“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的结构形成和文化塑造的力量”。[41]这样的时间视野，为我们理解报纸的“影响”，打开新的思路。麦克卢汉说，“一旦报纸认识到，新闻报道不是事件和报道的重复，而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许多事情就会接着发生”。这种多种信息条目以马赛克的形式排列在同一张纸上产生的效果，就是“人的兴趣”。“报纸已将社区的形象塑造成一系列连续发生的行动，这些行动依靠报头的日期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形象”。[42]依此而行，时间不是静止的刻度，而是一种“创造”的动力，在报纸的连续运转中既创造出了新闻，创造出了社区，也创造出了人的兴趣和行动。这恐怕是报纸作为现代新闻业不同于其他新闻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非新闻业的新闻传播（比如汤普森说的面对面互动），是跟着事件走，以事件为导向，有事件才有传播；报纸是按照自己的生产流程运作，是一种以时间为导向的工业式制作，需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去发现并组织新闻，在环环相扣的节奏中制作并传播新闻。所以塔奇曼才认为“时间”是新闻生产的物质因素之一，新闻媒体就是依赖严格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以保证自己不仅能够完成任何一天的工作，而且能够保证每天的计划具有连续性”。新闻的类型化，比如硬新闻、软新闻、突发性事件和发展性新闻、连续报道等等，与新闻内容的价值关系相对不大，主要是出于时间考虑，其目的是协调“新闻工作预定计划与事件的预定计划”。[43] “新闻”就是这样被“机械+人工”所征调，一期一期有规则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大众媒介“制造了以自己为前提的时间”，从而使“社会就适应着这样的情形”，并且因为“大众媒体每日提供新的讯息”，迫使社会进行自我评价，“由此制造出——而且也满足了——对总的判断的需求”。鲁曼所总结的“大众媒体的实在，它的真实实在，在于它自己的运作中”，[44]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我的那篇《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上海进入新媒体时间》，就是试图以此来探询《申报》作为上海第一份日报，其每天出版的实际运作和自我意识，同时如何影响当时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现实感知。当然，这篇文章并不令我十分满意，尤其是困于材料，不同的层面展开不够，但其思路应该是清楚的。
　　
三
　　依照前面的做法，在此也可以对麦克卢汉等人的媒介观做一概括：第一，从物质的层面看，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动力，会释放出自己的“讯息”，从而带来不同的“人体的延伸”或者“信息方式”；第二，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不再是使用与被使用，而是相互介入、生成和改变，例如前面提到的时间——“定期性”。因而，“人与人造工具的遭逢不能被总结为仅仅（或甚至主要）与‘使用’有关。你必须注意到，在一个工具具备任何实用性之前，人必须为它作出某种调整”。“人们并非随心所欲地任意‘使用’工具，而是要注意遵守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技法，满足运转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45]由此，不仅要关注人用媒介做什么，同时也要关注媒介使人做了什么。第三，媒介并非仅仅是大众媒介，相反，人类传播史上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媒介及其传播实践。即便是大众媒介，它们之间也不是进化的链条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讯息”，所以梅罗维茨才认为，媒介理论是单数的，因为每个媒介的特别性质都不同。[46]第四，有各自特性的媒介，不是“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一个“事件”，是显示其特性的实践。[47] “事件是一个把自身诸方面发散出去，参与并形成其他事件的摄受统一体”。[48]这样，媒介就成为一个结转关系且又改变关系的“功能性位置”或者“中介环节”，“它对通过中间项的两者起作用。……它要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模型，超越所有的企图”。[49]基特勒甚至以为，在缺席与在场、远与近、存在与灵魂的“中间”，存在着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媒介关系”。[50]麦克卢汉的“媒介就是讯息”、塔尔德的“公共交谈”、波斯特的“信息方式”，乃至于梅洛维茨的“场景”以及所谓的“媒介环境学”，恐怕都要摆到这样的层面来重新加以认识。
　　以上这样的两相映照，虽不免有些粗疏和机械，但意图是明确的，希望借此激发对报刊史研究中“媒介”的反思，况且目前具备了这样的现实条件，我们正亲身经历的新媒体传播实践及其现象，已经为重新理解媒介，提供了切实的经验基础，“对电子化信息方式的解剖必然会使口头传播及印刷传播的信息方式的解剖更加明白易解”。[51]所以，再思媒介是当前每一个报刊史研究者无法躲开的问题，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即便仍然是坚守戈公振为代表的那条路子（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的），也应该是“再思”之后的选择。如此，研究才会是自觉的，有分寸感的，而不会是两眼一抹黑，以为一切均是决定了的且不可更改的。
　　就我们在摸索中的体会而言，再思媒介并非易事，粗粗想来主要有三难：
　　第一，已有的新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并不能为此提供太多的现成资源，再思的“基本立足点，应是古往今来的传播实践与传播思想”，[52]需要以不同脉络的思想为基础，它们来自于不同的学科。因此，首先不能让已有的学科界限，成为不可跨越也不想跨越的沟壑。实际上，技术、媒介、身体、实践等等，都是各个学科关注的重点。最近两天正在看白馥兰写的《技术、性别、历史》，她在导论“技术的权与力”中说，“构成任何技术实践的物质和技艺，都是在社会关联中实行的，其含义被分置在被生成的对象上以及作为生成者的人上”。“技术所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产出人以及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53]这几乎就是在媒介意义上讨论技术，做报刊史研究的如果连这样的历史著作都不碰，以为研究就是闷头看所谓的史料，要想突破原有的藩篱是不可能的。历史研究者要精通社会科学很难，不过“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纵不能运用，也有利于自己态度的趋向开明！” [54]第二，技术究竟是工具还是媒介，以德国学者克莱默儿的分析，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别，好像世界上的技术人造物可以分成两类：要么是工具，要么是媒介，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工具和机器是我们用来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而技术的媒介却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的新的经验和实践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55]这就是说，重新理解媒介，关涉到思维方式的转变。从工具论视野看过去，媒介就是外在于对象的手段，是提升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广度，改变传播效果的工具；如果从媒介与人、与现实的交互关系入手，媒介就是一种“装置”，“它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我们的东西”。[56]养成这样的思维，不是读几本书所能实现，非有不断琢磨、钻研和实践不为功。
　　第三，媒介再思，在深层次上与观念有关。媒介是什么，实就是媒介与现实的关系，甚至现实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这里面既包含了哲学观，也包含着史观。借一位学者的概括，关于传播有三个隐喻，分别指向三种世界面孔。第一种是再现或者机器，这是最传统的理解，表示主体至上，理性的人运用技术但不受其奴役。第二种是表现或有机体，在这个隐喻里，技术构成了世界，人服从于技术所诱发的世界面貌。“支配”的思想消失，让位于“适应”的观点，人与媒介共存于一个有机的生态之中。第三种则是混合，人与技术是一种自我同义反复，主体与客体、生产者与产品是混合在一起。真实性、意义和身份消失。这样的三种隐喻，是人所编制出的与传播有关的三种预先假定的世界面孔，这些假定在悄悄运作之时，就会出现在概念制造、发明、研究等等方法之中，[57]就会制约着思维和研究。史观同样是如此，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相信做报刊史的应该都读过。作者在该书的绪论中说，自兰克以来的历史所普遍接受的三项基本前提，即真理符合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事）；人的行为就是人的意图所致（历史学家所做的就是理解这些意图以便讲述一个完整一贯的故事）；按照一种一维的、历时的时间观念运作（事件是前后相续而来的），在最近的史学思想中都受到了质疑。20世纪下半叶以来“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性的重新定向”。[58]历史学的重新定向，与媒介的重新思考在大趋势上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再思媒介不是技巧，“仅仅再转一转惯例和观念的调谐钮是远远不够的，它们这样是收听不到新的传播频率的”。[59]如果一种媒介观是一种范式，范式改变意味着“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好比一个科学革命就是世界观的转变[60]。这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
　　为了写这篇小文，重又读了一下麦克卢汉的东西。他在《古腾堡星汉灿烂》前言中表白道，其目的是要“追溯经验、心态和表情的形态如何改变，先是因拼音字母而改变，后是因印刷术而改变”，“去研究社会和政治中的思想形态和经验组织形态”，检视感官被媒介“扰动之后的新文化成果的一系列历史考察”。[61]这似乎和英尼斯的“将人类文明史改写为传播媒介史” [62]有了某些相通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报刊史，实就是报刊/媒介视野中的人类的历史。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就像梅洛-庞蒂所描述的，“每时每刻目击体验的连接这个奇迹，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我们就是关系的纽结”。“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描绘出来的历史就像一篇哲学论文那样有‘深度’地表示世界”。[63]再思媒介，既是希望能闯出报刊史书写的新路向，写出不一样的可以有“深度”地反映这个世界的报刊史，同时也是希望藉此让我们能够重新学会理解社会、世界和人的存在，理解媒介与这一切的关系，以呼应“每时每刻目击体验的连接这个奇迹”这个时代。当然，创新之路是多样的，但是，再思媒介，恐怕都是必经之道。■
　　
①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第50页，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②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第12页，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黄旦：《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④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周宪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⑤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⑥保罗·维纳：《人如何书写历史》第8页，韩一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⑦我在《“报纸”的迷思——功能主义路径中的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反思》（《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一文中曾指出，现有报刊史中的“报纸”之认定，基本就是来自戈公振。
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16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⑩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1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1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13]戈公振自己的说法是：故观察报纸之原质，其外观之公告性毫不变更，只其内容之新闻有变更。……所谓内容的新闻之变化，不外求适合于社会而已。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8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1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8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1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16]乔治·考莱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第7-8页，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7]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37页，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8]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萃》第151页，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萃》第151页，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256、260页，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1]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第86-88页，范静哗译，周宪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256、269页，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3]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特里·N·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第245-246页，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6期
[25]John B.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4.
[26]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第6页，邵文实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7]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第71-72页，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8]IbidJohn B. Thompson,p.82-87.
[29]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版）第56-60页，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3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9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31]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第二版序第2页，刘琦岩、叶萌芽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
[3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257-258页，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3]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第8版）第212-214页，展江、殷文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34][美]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第177页，胡泳、高美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5]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258页，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7]梁启超：《原序》，《饮冰室合集（1）·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38]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1）·文集（第一册）》第106-11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9]黄旦：《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上海进入新媒体时间》，载黄旦主编：《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状》，上海交大出版社2015年版
[40]Friedrich Krotz(2009)Mediatization: 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etal Change. In Knut Lundby(ed.)Mediatization: ConceptChangesConsequences. NY: Peter Lang, p.21-40.引见p.23.
[41]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第28页，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266、256、266-267页，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3]塔奇曼：《做新闻》第60-67页，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44]尼克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第54-55、26页，胡育祥、陈逸淳译，台湾左岸文化出版2006年版
[45]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第168、171页，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6]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第13页，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7]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第39页，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8]WhieheadScience and the Modern.转引自克里斯蒂安·德昆西：《彻底的自然：物质的灵魂》第128-129页，李恒威、董达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9]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125页，刘文玲译，陈卫星审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0]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胡菊兰译，《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51]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第14页，范静哗译，周宪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2]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53]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第6-7页，吴秀杰、白岚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4]严耕望：《治史三书》第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5]西皮尔·克莱默儿：《作为轨迹的和作为装置的传媒》、《传媒、计算机和实在性之间有何关系？》，载西皮尔·克莱默儿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引见第76、7-8页，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6]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64页，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7]吕西安·斯菲兹：《传播》，朱振明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8]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9]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第9页，范静哗译，周宪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6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4页及第十章，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1]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萃》第148、153页，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2]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第14页，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3]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18页，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黄旦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