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斌 王笑一 张馨月
　　【本文提要】本文以中文报纸中跨越十余年的809篇“独龙新闻”作为研究对象，在对这809篇新闻时间分布及变化情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借用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从位置、议题、新闻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进而又结合一篇具体的“独龙新闻”，从新闻结构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新闻话语分析中的相关理论问题以及“民族新闻”等内容做出了进一步的讨论。这样的研究，对于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闻”，或许具有某种启发价值。
　　【关键词】独龙新闻 梵·迪克 新闻话语 民族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2
导言
　　“民族新闻”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新闻门类，兼具了新闻宣传和民族工作的双重属性。它既是“新闻事业中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一个分支”，也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受到民族政策和新闻政策的双重制约。①尽管“民族新闻”与国际上关于少数族裔的报道有一定相似之处，但由于所处社会文化土壤的不同，不能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
　　中国大陆关于“民族新闻”的讨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②自1989年张儒提出“以少数民族为报道对象的新闻” ③的定义开始，学者们通过对地域、对象和内容等的限定，对这一概念进行过很多讨论，④但至今尚未达成一致。现有的十余种定义，几乎都是在“真实定义”层面上进行讨论的，但本文想转换一个讨论问题的视角，从涉及中国56个民族之一的独龙族的新闻报道入手（这类新闻应该也属于“民族新闻”的范畴），结合文本特点做出操作性定义，在对此类新闻进行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将对与民族新闻的定义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在既往的相关研究中，有对个别国家级媒体⑤或民族自治地区媒体⑥中的“民族新闻”（或是针对某个民族的新闻）进行讨论的，但鲜有针对多个媒体在较长时段内对某个特定民族的新闻报道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就中国大陆的新闻报道而言，由于特殊的新闻体制，的确有从某个媒体某方面的报道“管窥”某类报道的一般性情况的可能，但是由于所选择的媒体较为单一，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意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
　　目前不少考察新闻媒体如何报道一个议题/现象的研究，重点在分析文本，但往往不考虑所分析的，是什么行动者、在什么场景形成的话语，这种分析很少超越简单的描述。⑦话语是“一种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⑧是说者/作者在某一语境中用语言系统表达个人思想情感或实现个人意图的口语或文本。新闻，作为一种由新闻工作者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叙述和建构的新闻事实的产物，是众多话语形式中的一种。⑨本文作者之一近20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境内独龙族居住地从事田野研究，对这个“少小民族”的各方面情况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甚至对过去十余年关于该民族的一些新闻事件或人物也有所了解，这对于新闻的解读，无疑有极大的优势，而不会完全被新闻文本牵着鼻子走。这是本研究选择和独龙族相关的新闻（后文简称“独龙新闻”）作为分析对象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具体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十余年中，中文报纸上关于“独龙新闻”的报道情况是怎样的？是否有某种变化？如果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借鉴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相关理论，本文将对“独龙新闻”中的位置、议题、新闻角色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进而探讨“独龙新闻”的话语是如何被建构的。
　　3.在媒体对“独龙新闻”的报道中，使用了怎样的主题结构和词汇风格？这样的主题结构与词汇风格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4.基于“独龙新闻”话语分析的发现之于新闻话语相关理论及“民族新闻”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特定语境中的“民族新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新闻？
　　
一、理论与方法
　　（一）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
　　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将新闻作为一种话语进行分析，为分析新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他认为，“报纸新闻是大众媒体话语的一种特殊类型”，可以从文本语言学、叙事结构分析、文体学或修辞学等多种方面进行讨论，强调通过不拘一格的多学科方法，超越简单的量化描述，对媒体信息的意义、结构或影响进行探讨。⑩在对新闻文本的分析中，梵·迪克将传统的定量讨论与一些定性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超越传统的内容分析，从不同的维度更好地理解新闻话语。他在《新闻分析》（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一书中，对应用该理论的具体操作进行了示范。在一项对1982年9月15–16日72个国家145家报纸的700余篇有关黎巴嫩当选总统遇刺身亡事件的研究中，既通过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对报道频率、所占面积、标题、图片、文章类型等进行了讨论；又从主题结构、新闻图式、局部语义、风格和修辞等不同维度以定性的方式讨论了个别文本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呈现的新闻结构特点，全面了解了相关报道的整体情况，并由此对国际新闻进行了一些思考和讨论。[11]梵·迪克在主题结构的讨论中，对中国《人民日报》有一段具体的分析，但由于语言的限制，基于翻译的讨论只能停留在对主题大意的把握上，无法从更多的面向对中文报纸新闻话语进行深入而具体的讨论。这为本文，以及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发展的空间。[12]在另外两项对荷兰5份全国性报纸一个月（230篇）、半年（1500篇）的研究中，梵·迪克对少数族裔报道的出现频率、所占面积及位置、主题、主题结构、少数族裔在报道中扮演的角色、标题、局部语义、风格、修辞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一种混合的研究方法，对荷兰全国性报纸中的少数族裔新闻话语的特点有了较全面的理解和把握。[13]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希望借鉴梵·迪克的这一方法，以一个较长时段内中文报纸中的独龙新闻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几个能够反映文本整体情况的方面进行话语分析，较为全面地了解独龙新闻及其背后的话语特点，对民族新闻理论做出某些反思。同时，试图通过对这个基于中文的中国民族新闻个案的讨论，对相关理论在中文报纸话语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一些补充，尝试与梵·迪克基于英文（或英语译文）的新闻话语分析进行一些对话。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所有材料来自慧科搜索（Wise Search）数据库，该库建立于1998年，收录了千余份大陆及港澳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中文报纸，可进行关键字检索，并下载全文。对了解中文报纸对独龙新闻报道的整体性特征有一定优势，能够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但这一数据库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收录的新闻为机器抓取的结果，部分内容存在着一篇被识别为多篇、个别文本不完整的情况，我们通过人工的合并解决了前者，但对于后者则只能忠实于数据库提供的材料，因此对于全文字数的统计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出入。另外，该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大多不提供报纸完整版面及新闻图片的下载，无法对文章在版面上所占的位置大小、图片等进行分析。
　　我们在不对报纸进行抽样的情况下，对该数据库中的独龙新闻进行一个系统的描绘。考虑到部分报道会以“独龙人民”、“独龙江乡”而非“独龙族”来描述相关内容，故选择“独龙”为关键词，对该数据库中的“报纸类”[14]文本按时间倒序进行检索，并下载全文。文本的收集工作从2017年4月开始，由于工作量以及账号到期等原因，截至2017年6月，我们检索获得了2002年4月至2016年3月共15个年头 [15]的文本。在此基础上，对所得文本进行了人工筛选，剔除仅仅提及“独龙”却与独龙族或独龙族聚居地独龙江乡无直接关系的部分，留下相关内容1000余条，文本类型涉及新闻报道、评论文章、文学作品和介绍说明。我们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制定了不同的编码方案，并结合具体文本进行了预编码，调整编码方案，统一所有参加编码的人员的认识。相关文本的收集及编码工作于2017年6月基本结束。[16]2017年9月起，本文的三位作者对此前的编码结果进行复查，发现其中仍然存在认识和理解不统一的情况。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重新对所有编码进行了再一次的调整。考虑到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差异性，本文只选择了其中的809条新闻报道类文本（编码表见附录3）[17]。2018年初，根据本文的需要，我们又对相关材料进行了二次编码。与此同时，随机抽取100篇新闻的编码进行信度检验，Cronbach’s α的平均值为0.96。[18]由于所选数据库和文章篇幅的限制，无法简单套用梵·迪克在进行新闻话语分析时选择的所有变量。故我们从具体文本出发，选取位置、议题、新闻角色（actors）三个方面进行定量统计，涵盖了相关报道在版面上的重要性，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人物、事件等多项内容及其相互关系，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独龙新闻”话语的整体情况。在新闻结构的讨论中，[19]延续梵·迪克针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的思路，对一篇具体的新闻文本进行宏观层面的主题结构和微观层面的词汇风格的定性分析。最后，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结果，对相关理论进行讨论。
　　
二、总体情况描述
　　本文所涉及的“独龙新闻”发表于2002年4月至2016年3月，时间跨度为15年，每一年相关新闻报道篇数见表1。
　　表1中，由于2002年和2006年的数据不完整，在去掉这两年的数据之后剩下的13年的数据中，“独龙新闻”数量上的变化，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值得注意，一个是2010年，一个是2013年。在这两年，均有和独龙江（独龙族）相关重大新闻事件发生。
　　2010年1月20日，《云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独龙江乡跨越式发展　独龙族整体脱贫项目启动》的新闻，这条新闻和2009年12月的另一条新闻《沪滇签署2010年对口合作备忘录 独龙族列入上海新帮扶对象》有着直接的联系。[20]正如前一条新闻所说的：“通过3到5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善独龙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建立脱贫致富长效机制，推动实现独龙江乡跨越式发展，独龙族整体脱贫的目标。” [21]独龙族生活的独龙江地区未来的发展变化，与始于2010年的“整体脱贫项目”有直接关系。
　　在2013年的“独龙新闻”中，出现了大量与两个人相关的新闻，一个是阿普萨萨，一个是高德荣。前者是一个独龙族的歌手，他登上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蛇年春节联欢晚会，当年和他相关的新闻有21条；后者是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2013年10月14日，云南省委办公厅印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开展向高德荣同志学习的决定》，[22]当年和他相关的新闻有45条。
　　根据以上新闻中所提供的线索，自2010年开始的关于独龙江“整体脱贫项目”的实施周期是3至5年，那么，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猜测：在此期间，媒体也会较多地出现关于独龙江（独龙族）的相关报道。从（表1　表1见本期第51页）中所呈现的数据来看，按5年的最长期限算，截止时间是2015年，在这个时间段内，“独龙新闻”在媒体上出现的数量呈现出明显增长趋势。但是如上所述，“独龙新闻”在2013年又出现了一个突然增长，并且此后同样持续增长。2013年的情况上文中做了一个简要交代，和两个人相关的新闻就超过了60条，也超过了2011年及之前单一年度的新闻数量。2013年“独龙新闻”中出现的两个新闻人物，作为歌手的阿普萨萨，应该说和独龙江的“整体脱贫项目”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于前一年在由江西卫视主办的一个名为“中国红歌会”的选秀节目中获得冠军，并在后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直通春晚”的比赛中“闯关”成功，登上了央视“春晚”。后一个新闻人物高德荣，则是独龙江“整体脱贫项目”中的关键人物，他是土生土长的独龙江的独龙族，历任独龙江乡乡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他也是独龙江“整体脱贫项目”在当地的具体执行者。正如有媒体报道所写的：“他没有坐进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而是留下钥匙，只带着一个‘独龙江帮扶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回到了独龙江，回到了他熟悉的田间地头。” [23]虽然独龙江“整体扶贫项目”始于2010年，但是从2013年开始，媒体上才大量出现宣传高德荣事迹的报道。关于高德荣的报道在2014年继续延续，高德荣在2014年12月22日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在此时间节点前后，中央级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均对高德荣事迹进行了大篇幅（或时长）的连续报道。[24]媒体对于高德荣的报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报道”。有论者认为，“典型报道是毛泽东党报理论运用于新闻宣传实际的产物”。[25]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前苏联特别是中国新闻业独有的景观……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 [26]对于此类报道，国内还有很多学者进行过讨论，[27]在此不再多说。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典型报道”出现，高德荣是独龙族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对于独龙族这样人口不足7000人的“少小民族”来说，这样一个“典型报道”对象的出现，相关新闻数量的增加，也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说，高德荣是和独龙江的“整体扶贫项目”密切相关的，在很多关于高德荣的报道中，报道的重点也是落在正在实施的“整体扶贫项目”上。
　　在2015年的“独龙新闻”中，和高德荣相关的新闻多达61条，在当年的新闻中，和阿普萨萨相关的新闻仅有1篇。因此，2015年“独龙新闻”的主要增量，还是在高德荣。
　　其实在2014年初，还有一条与独龙江相关的重要新闻。这条新闻只有一句话：“习近平近日就云南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作重要批示，希望独龙族乡亲们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28]在其他的新闻中，也讲到了2014年1月3日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这一条新闻。[29]虽然从我们检索到的“独龙新闻”中与此“批示”相关的报道仅2条，但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独龙江、独龙族的又一次“关心”。
　　在2015年的“独龙新闻”中，出现了16条和习近平相关的新闻，新闻事实是2015年1月20日，正在云南考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昆明亲切会见了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近60多年来独龙族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走得最近的一次。在本文作者之一以前出版的著述中，曾这样写道：“从1952年初周恩来总理接见独龙族代表孔志清并对民族称谓的使用做了明确的指示到1999年国家最高领导人为独龙江公路题词，这是近50年时间里这个民族、地区与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两次最直接、最近距离的接触。” [30]在此后的和独龙族相关的历史书写中，2015年1月的这次“会见”，更会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在2016年前三个月的新闻报道中，也出现了3条和这次“会见”相关的新闻。
　　在809条“独龙新闻”中，从媒体类型上看，包括来自40家党报的464篇报道，占27.69%；来自42家都市报的224篇报道，占27.69%；来自32家行业和专业报纸的121篇报道，占14.96%。从与中国境内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地理上的接近性来看，包括来自12家云南省内媒体的484篇报道，占59.83%；28家中央媒体[31]的191篇报道，占23.61%；以及73家其他媒体（主要是云南之外的其他省市的媒体）的134篇报道，占16.56%。刊载“独龙新闻”前10名的报纸详见附表1。
　　由于数据库本身的限制，无法对相关报道在版面上所占面积的大小进行分析，仅能通过对文本字数（不含标题）的统计对独龙新闻在报纸上所占空间的大小进行一个大致的[32]呈现。其中，56.98%（461篇）的新闻报道字数在1000字以内，1000至2999字的占31.64%（256篇）；3000至5999字的占9.39%（76篇）；6000字以上的有16篇，占1.98%。
　　按新闻来源的不同，可将这809篇独龙新闻分为“媒体自采”、“通讯社”、“外界供稿”和“综合报道”四类。其中，来自媒体记者及通讯员的自采稿件共计655篇，占80.96%；注明援引自新华社、中新社的新闻通稿共87篇，占10.75%；无法从文字上判明具体出处的综合报道共63篇，占7.79%；来自报道对象及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的外界供稿共4篇，占0.49%。
　　在对809条新闻进行编码时，由于“事件新闻”和“非事件新闻”的差别，无法使用相同的编码表，因此，我们把“事件新闻”和“非事件新闻”分别编码。其中“事件新闻”474条，占58.59%；“非事件新闻”335条，占41.41%。
　　
三、位置、议题与新闻角色
　　（一）位置
　　由于我们所选择的报纸种类较多（共涉及112种报纸），不同报纸的版面数量不尽相同，并且不同的报纸的栏目设置在版面顺序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在这里我们仅仅把“位置”分为“头版”和“其他版面”两类。在809条“独龙新闻”中，头版有127篇，占15.70%，其余的为“其他版面”。这127篇头版新闻，分布在36份不同的报纸上。其中，《云南日报》65篇，占51.18%；《中国民族报》11篇，占8.66%；《新华每日电讯》5篇，占3.93%；《人民日报》4篇，占3.15%；《检察日报》和《南方电网报》各3篇，占2.36%；《法制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云南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邮政报》各2篇，分别占1.57%。
　　（二）议题
　　经过对这809篇文本内容的反复归纳，我们将所涉议题概括为5大类（标为议题Ⅰ），共计35个小类（标为议题Ⅱ），详见（表2　表2见本期第54页）。第一类“全面建设，脱贫致富”，共271篇，占33.50%，报道了随着政府各项利民惠民的发展政策措施的实施，独龙族人民自力更生，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幸福生活，以及独龙江乡教育、经济、医疗等全方位发展的盛景。第二类“风土民情，社会百态”，共187篇，占23.11%，是对独龙族群众生活的展现，包括衣食住行的点滴、文化民俗的丰富、自然生态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和谐。第三类“手拉手，心连心”，共182篇，占22.50%，集中报道了外界对独龙江乡的帮助和扶持，包括政府层面的对口帮扶、企业组织的技术协作、民间团体及个人伸出的爱心援手等等。第四类“政策政令，精神风貌”，共165篇，占20.40%，主要围绕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在边疆地区的宣传落实，以及一些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关的事件及措施。第五类“其他”，共4篇，占0.49%，包括3个无法纳入上述四类的议题。
　　（三）新闻角色
　　新闻的聚光灯到底落在一些什么样的人（也包括机构）身上，是这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在编码时，我们从每篇新闻中选择了三个最重要的新闻角色（不足三个的按实际情况计）进行记录，经多次归纳总结为22类，汇总情况见（表3　表3见本期第54页）。
　　从表3中可以看出，“独龙族群众”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共出现201人/次，占12.63%。这里的“独龙族群众”，既包括在新闻中直接以“独龙族群众”、“独龙族人民”、“独龙老人”等形式出现的群体总称，也包括报道里以独龙族群众身份接受采访的有名有姓的普通村民。梵·迪克曾对新闻话语中“间接地模糊地在场”的读者进行过一些分析，[33]但未提及新闻参与人是否也会以一种类似身份出现在新闻文本中的问题。“独龙族群众”与之有些类似。独龙新闻里的他们，族群身份被以文字的方式进行了突出，时常现身说法感慨发展巨变、回顾动人瞬间、讴歌典型人物、“代表”独龙族发声表态，以一种模糊的受益大众形象，在文本中扮演（act）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虽然从上述分类来看是“独龙族群众”所占比例最高，但是因为我们把政府官员（或机构）等在编码时做了细分，如果把这部分合计（即“模范典型”、“地方官员”、“地方机构”、“省委书记或省长”、“省级机构或省内组织”、“国家领导人”、“省级官员”、“国家机构或个人”、“省外政府机构及个人”），这类角色占总数的45.60%。
　　在“独龙新闻”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作为新闻报道对象时其特殊的身份也得到强调。“文面女”作为当地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成为不少新闻报道的对象。因为独龙族生活的独龙江地区地处边疆，警民关系也成为不少新闻报道的一个重点，因此“部队与警察”也成为一类重要的新闻角色。
　　（四）位置与议题
　　通过对位置与议题的考察，我们选择了“头版”与“非头版”议题中的前10个议题（即议题Ⅱ）进行比较，结果见（表4　表4见本期第55页）。
　　在头版新闻议题中，“考察调研”、“通讯发展”、“会议/讲话精神传达”、“法制建设”是非头版新闻中没有的；而在非头版新闻中，“文艺歌舞”、“教育培训”、“公益志愿”、“民生民情”是头版新闻中没有的。“扶贫帮扶”、“榜样楷模”、“道路交通”“脱贫致富”、“表彰奖励”则是头版新闻和非头版新闻均关注的议题。
　　（五）位置与角色
　　有些新闻之所以能够登上头版，是因为新闻中所涉及的角色重要。通过对位置与角色的考察，我们发现头版新闻的角色和非头版新闻的角色存在一定差异。表5中的数据是头版和非头版新闻中排名前10的角色，两相比较，有7类角色是相同的。在头版新闻中，“省委书记或省长”占比最高，“国家领导人”、“国家级单位/个人”两类角色进入了前10名，但没有出现在非头版新闻角色的前10名；在非头版新闻中，“独龙族群众”占比最高，并且与此后的第二、三类角色之间有着较大差距，“部队与警察”、“文艺人士”、“企业机构和组织”三类角色进入了前10名，但没有出现在头版新闻角色的前10名。
　　（六）角色与议题
　　在新闻中，特定的角色与特定的议题是有关联的。为了具体了解这方面情况，我们对809 篇“独龙新闻”的新闻角色与议题之间的关系用交互表的方式进行考察（见附表2）。比如说“独龙族群众”这一角色，主要出现在“扶贫帮扶”、“公益志愿”、“脱贫致富”等中，并且，“独龙族群众”是作为“扶贫帮扶”的对象而存在的；“文面女”主要出现在“展演展示”议题中；“普通人”主要出现在“榜样楷模”和“救助捐赠”议题中；“其他外人”主要出现在“扶贫帮扶”、“展演展示”议题中；“文艺人士”主要出现在“文艺歌舞”、“娱乐资讯”议题中；“新闻记者（包含媒体）”主要出现在“榜样楷模”和“道路交通”议题中；“国家领导人”主要出现在“会见慰问”议题中；“国家级单位/个人”主要出现在“生态环保”和“榜样楷模”议题中；“省级机构或组织（省内）”主要出现在“扶贫帮扶”议题中；“省委书记或省长”主要出现在“考察调研”议题中；“省级官员”主要出现在“考察调研”议题中；“地方机构”主要出现在“扶贫帮扶”议题中；“地方官员”主要出现在“榜样楷模”和“表彰奖励”议题中；“公职人员/事业单位人员”主要出现在“榜样楷模”议题中；“人大代表”主要出现在“两会”议题中；“楷模典型”主要出现在“榜样楷模”和“脱贫致富”议题中；“部队与警察”主要出现在“培训教育”与“文化民俗”议题中；“企业机构和组织（含个人）”主要出现在“民生民情”议题中。
　　
四、新闻结构：对一篇“独龙新闻”的定性分析
　　为了对新闻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对讨论最多的议题的271篇报道进行编号，利用随机数表法，抽取一篇进行具体的讨论。这里抽中的是编号为148的文章，是2014年1月20日《农民日报》头版刊登的自采稿件，题目是《探访独龙族人民新生活》，字数为4895，属非事件新闻。
　　《探访独龙族人民新生活》是2014年春节前夕《农民日报》“新春走基层”栏目的第一篇文章。报道的开头即指出，这是“派出数十名记者组成采访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基层农村一线，将镜头笔触对准普通农民，深入挖掘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深刻记录农民朋友的崭新风貌，亲身体验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真切感受农村社会发展的可喜变化”的结果。这篇新闻虽然是《农民日报》组织的一次面向全国的主题采访活动，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农民日报》为何选择生活在独龙江的独龙族，但是这篇新闻恰好是在独龙江“整体脱贫项目”实施期间，或者说是媒体对独龙江、独龙族报道数量较多的时段。因此，对它进行定性的话语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独龙新闻的一般情况。
　　（一）主题结构
　　文章的主题结构包含着很多重要的信息，通过对不同层级主题结构的分析，能够对文章语义的宏观结构做出一定的解释。[34]因此，我们选择从对这篇新闻主题结构的描述，对其结构的宏观层面进行讨论。
　　这篇文章的标题很好地概括了它所讨论的最主要的话题：探访独龙族人民新生活，正文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子主题：
　　《农民日报》记者在大雪封山期间冒险进入独龙江采访。
　　独龙族人民住进新房。
　　独龙江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努力脱贫致富。
　　独龙族人民感激党的恩情。
　　独龙江隧道即将打通。
　　还包括一些有关环境和背景等方面的信息：
　　独龙族是一个直过民族。
　　独龙江乡自然条件恶劣，每年大雪封山。
　　云南从2010年开始对独龙江乡进行整乡推进整族帮扶。
　　上海市对口帮扶。
　　独龙族人民互助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独龙族的发展进步。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当地发展情况，获批示。
　　独龙族同胞有望与全国其他民族兄弟一道过上小康生活。
　　始于2011年的独龙江公路改建工程。
　　独龙族将实现新的历史跨越。
　　根据不同层级主题在文章中出现的顺序，可对文本的主题结构进行概括总结，图1为这篇新闻的主题结构示意图。
　　在这篇新闻主题结构中，“言语行为”在不同层级中的多次出现显得格外突出，通过普通的独龙族村民、独龙族干部、独龙江公路改建工程普通工人及负责人之口，从不同侧面展现出独龙族人民生活得到巨大改善、未来将有更大突破，呼应文章的主要话题。同时也多次利用环境、历史及一些过去发生的事，突出党和国家对独龙族的关心和重视。在新闻的最后，是一个在民族新闻报道中并不鲜见，以记者的口吻畅谈独龙江隧道修通后当地社会将实现新跨越的部分。作为对将来之事的预言，与梵·迪克所总结“结果”存在较大出入，我们根据需要增加了“展望”这样一个类别。这与中文此类新闻的报道习惯应该也是大致吻合的。
　　（二）词汇风格
　　“风格是话语典型的、可变的结构特征的总和”，不仅标志着社会的语境，而且体现着个人和团体的个性特征。新闻的风格受到主题的控制，“限制了可能选择的词语意义，进而限制了词语的选择”。[35] “词汇风格就像一面镜子”，[36]能够反映很多新闻背后的东西。在民族新闻中，通过词汇的选择对少数民族的形象进行呈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以这篇文章为例，什么样的词被选择用来形容独龙族、独龙江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种话语选择的结果，含蓄地反映出新闻生产者对于独龙族的认知和评价。
　　《探访独龙族人民新生活》一文，将独龙族描述为“一个从刀耕火种、渔猎为生的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神秘民族”，是中国“最后一个”结束“不通”公路、电话、电、互联网历史的民族。解放前“备受西藏土司和奴隶主的压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曾“住在四面透风、不足20平方米的木楞房里，晚上席地而睡”，现在搬进“一应俱全”的“彩钢瓦顶的”“宽敞新房”，“自豪地”向记者介绍“金果银果，不如我们独龙江的草果”，期待因此脱贫致富。独龙江乡则被形容为一个位于“祖国西南边陲，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雪山环绕”“祖祖辈辈大雪封山半年”“与世隔绝”，拥有“满眼翠绿的原始森林”，使用着“摇摇晃晃的铁索桥”，部分地方还“没有通公路”，封山期间“物资断运”、不少干部职工“每年都有半年时间不能与亲人见面”、医疗条件有限“最害怕的事情是得病”的地区。这一地区，在党和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下发生了“巨变”，努力实现着一个又一个“新的”“跨越”，“有望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民族兄弟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中国梦’”。
　　形容独龙族的过去以及独龙江乡的用词大多带有明显的消极色彩，突出的是一种负面的、落后的形象；对独龙族今天生活及独龙江乡未来的描绘，则更多地使用积极的词语，强调独龙族以及独龙江乡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对后者的描绘中使用了不少褒义词，但这里所表达的正面意味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和“他们的”过去相比是进步的、发展的，但在和其他“兄弟民族”相比时也许并非是好的、有优势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包含着一种对这个群体的负面评价。在歌颂建设成就、发展成果的同时，亦潜藏着一种“拖后腿”的别样形象。
　　
五、进一步讨论
　　本文基于十余年的“独龙新闻”所做的话语分析，在此欲在两个方面展开进一步讨论：一是新闻话语相关理论，二是民族新闻。
　　在展开具体分析前，需要做一点补充说明。我们这项研究，在研究之初并未进行任何理论上的预设，而是希望从中文报纸中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于独龙族的报道入手，从具体的文本中发现可以回应的理论问题进行探查。因此最初的编码表是按照常规对新闻文本进行内容分析的方法制定的，围绕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新闻基本要素对文本进行解构，并按照文本选词用词的感情基调对文本的倾向性进行了编码。在确定从新闻话语的理论视角进行讨论后，进行了二次编码，并对一篇有一定代表性文本的新闻结构进行了具体的考察。这样的一种从不带预设的初始编码开始的研究方案，在方法上存在理论指向不够明确的问题，但这样的编码方式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我们认为，在对新闻文本的基本情况有一个较好把握的基础上再来寻找合适的理论视角，并结合不同的理论需要进行二次或三次编码，同样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在此前的另一项研究中，我们对这种方法进行过尝试并认为是有效的。[37]由于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讨论研究方法，在此仅对在这一方法基础上得出的与既有理论不尽相同的结论的由来做一个交代。
　　（一）关于新闻话语相关理论
　　梵·迪克等西方学者关于媒体上少数族裔新闻的研究，与我们所做的“独龙新闻”的话语分析有一些相似之处。如梵·迪克在两项研究中对荷兰5份报纸少数族裔的新闻话语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报道数量较少，除非这些少数群体与暴力、非法、犯罪，或是奇异的文化行为相关；即便不把他们（少数族裔）描绘成威胁我们的文化、社会和社会安全的人，他们也被按照某种刻板印象说成是“有问题的人”（problem people），或是“面临困难的人”（having problems）等等。[38]这样的结论在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大致相同。[39]但在对“独龙新闻”的分析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与梵·迪克等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别的结果：
　　首先，我们对于“独龙新闻”的讨论无法判断媒体在对独龙族的报道上是否存在偏见或歧视，亦无法得出少数族裔比多数族裔更多地出现在负面新闻中的结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新闻文本来自数据库，无法和同一份报纸上的其他新闻进行比较，因此无法看出“独龙新闻”与其他新闻在位置、议题、新闻角色，甚至词汇风格等方面在话语上到底存在怎样的区别。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包括新闻体制、民族政策等等），新闻报道通常遵循所谓的“正面宣传”的原则，尤其在涉及民族、宗教等问题上，通常不会直接去报道暴力、犯罪等事件，而主要会从对相关负面事件进行积极处理的角度去进行报道。“独龙新闻”文本倾向性的统计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在809篇新闻中，正面报道为335篇，占41.41%；中性报道466篇，占57.60%；负面报道只有8篇，占0.99%。这样的负面新闻所占的比重，即便在其他类型的新闻报道中，估计也不会有太大差别。这或许是中西方新闻报道“范式”差别的十分重要的一点，但是在此项研究中我们并未对此进行深入探究。
　　在梵·迪克等的相关研究中，还有一个结论是认为少数族裔的生存状况、发展等较之他（她）们的短处、异常行为等更少地得到关注。[40]从我们对“独龙新闻”的分析来看，在十余年的“独龙新闻”中，“发展”则几乎是最为重要的议题。这也是我们在对“独龙新闻”的分析中所得到的与西方学者相关研究又一个重要的不同结论。在对“独龙新闻”中的“发展”议题进行深入考察时，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值得在此进行更为具体的讨论。
　　其一，媒体对独龙族及其聚居地区的关注，往往与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或决策）有着直接关系。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独龙新闻”在过去十余年中数量上的变化，一个十分重要的点是自2010年针对独龙江开始的“整体脱贫项目”。其实，从1999年5月，由省、州、县三级组成的“（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队”就进驻了独龙江，[41]四个月后贯通了第一条通往独龙江的公路……作为中国境内的独龙族最大的聚居区，独龙江的问题，关乎一个民族（或者借用报道中的说法“民族兄弟”），因此被认为意义重大，具有较高的报道价值。
　　其二，在这样一些关乎“发展”的“独龙新闻”中，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很多“独龙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独龙族均是作为扶贫、帮扶、关心、慰问等的对象而存在的。即便是身为独龙族且被树立为“楷模”的高德荣，他一方面是作为国家的帮扶对象，同时独龙江当地的“独龙族群众”又是他“服务”的对象，通过他的“服务”对象，高德荣又从国家获得更多的政治声誉或物质利益。对于高德荣和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双赢”。这样一种“发展”，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的，作为新闻报道中的“被发展”对象，独龙族仅仅处于某种从属地位，其主体性并未得到彰显。这无论是对于新闻报道而言，还是在现实的独龙江，均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其三，为了突出当下“发展”中的成就，“独龙新闻”常会对过去的“欠发展”进行渲染，过度强调了过去的落后。这样一种“正面宣传”可能存在的负效应问题，似乎并未被新闻从业者和媒体管理者充分地意识到，这样一种“他者化”的做法会使新闻报道“标签化”、“脸谱化”，让新闻话语更加趋同于意识形态话语。
　　（二）关于“民族新闻”
　　我们所考察的虽然只是“独龙新闻”，但是对于这样一类特定的新闻的考察，我们希望把话题适当地做一点延伸，延伸到“民族新闻”，这样的延伸肯定会有某种理论上的风险（即所谓的“以点带面”），但是由于中国特定的新闻体制，从对“独龙新闻”的分析中看到的某些问题，并非完全不能推及“民族新闻”。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廖云路从“涉藏新闻”入手来讨论“民族新闻”的思路是一致的。
　　廖云路对“民族新闻”的定义进行了梳理，把既往关于“民族新闻”的定义分为三类，即“地域界定法”、“对象界定法”、“内容界定法”。[42]进而倾向于认同如下民族新闻定义：“民族新闻是受众应知、欲知、未知的具有民族意义事实的信息。” [43]如前所述，我们这样一项研究从操作性出发对“独龙新闻”所做的界定，更接近于上面所说的“对象界定法”，即以“独龙族”或“独龙族生活的地区（具体就是独龙江）”为报道对象的新闻。尽管这样一种从操作性出发的考量与高度概括的“真实定义”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但在操作性定义的基础上对某类民族新闻文本的具体讨论也许能够为其“真实定义”的探索提供一些参考。从前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即便我们把以独龙族、独龙江作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新闻看作“独龙新闻”，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还涉及大量的非独龙族的对象（即“新闻角色”），并且这些非独龙族的“新闻角色”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独龙族大多处于一种被支配的地位。这一点，与廖云路在讨论“涉藏新闻”时的某些发现是相似的，也与萨义德在讨论“东方学”时的某些观点近似——“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 [4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独龙新闻”，是媒体在某种意识形态框架下以独龙族（或独龙江）作为对象的新闻书写（或报道）。这同样与萨义德在讨论“东方学”的某些观点是相似的：同样是作为书面语言的报纸新闻，“不存在直接的在场（presence），只存在间接的在场（re-presence）或表述（representation）。” [45]这也与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表征实践”——即“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 [46]有着相通之处。
　　如前所述，在“独龙新闻”的话语分析中我们发现，在“独龙新闻”中，并没有西方关于少数族裔的报道的研究所说的直接的偏见或歧视，甚至边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一些关于独龙族的“好消息”中，作为报道对象的独龙族的主体性就一定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独龙新闻”中，作为一个重要文化符号的“文面女”通常是媒体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这一习俗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被逐步禁止，当下健在的文面女只有20余人。[47]作为一种民族习俗，当年被禁止是出于对意识形态的服从，如今则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被反反复复地呈现，甚至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初在昆明会见独龙族干部群众代表时，也有两位文面女位列其中。就独龙族文面女而言，早期更多地是作为外人猎奇的对象并通过大众媒体而为外人所知的，在这个阶段，的确与西方关于少数族裔的新闻报道的情况有些类似，即媒体之所以报道，主要是出于猎奇。但是在当下，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作为“外人”猎奇对象的文面女，已经成为当地政府部门向外界展示独龙文化的一张“名片”，而文面女似乎也逐渐意识到了其自身的价值，偶尔也会主动地迎合媒体需要展示自己。自新中国建立之后开始的民族识别，其实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族身份“赋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教化，这样一种曾经被“赋予”的身份逐渐被那些对象接纳，并获得了某种“自觉”，借用路易·阿尔都塞的术语，也即“询唤”。[48]这也是“民族新闻”和西方少数族裔的新闻报道又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由是观之，所谓“民族新闻”，指的是那些新近发生的具有民族表征的事实的报道。这样一种界定与陆定一对于新闻的定义[49]有些类似，我们只增加了民族表征的限定。除此以外，就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新闻报道而言，民族新闻和“非民族新闻”之间，似乎也并无太大的差别。
　　
结语
　　本文以跨越十余年的800多篇“独龙新闻”作为分析对象，以话语分析作为理论工具对相关的新闻文本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在这样的一种分析中，我们借用了西方理论，但是并未完全迁就于西方理论，而是结合特定的经验现象，尝试着对相关的西方理论做出相应的回应。本文的标题中所使用的“好消息”，并非是我们在研究之前的预设，而是在对相关经验材料不断分析与提炼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上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正面宣传”、“发展主义”主导之下，在回避与强调中，“独龙新闻”中被放大的正向的话语使得其从总体上来看，愈发类似于我们普遍认知中的“好消息”，这也即中国大陆新闻报道中通常所说的“正面报道”。因此，这里所说的“好消息”，并非是对新闻事实做出“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主要是指一种报道方式，也即一种特定的新闻话语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期望这样一种表达能够成为连接新闻话语与民族新闻两类不同理论资源的桥梁。至于是否达到了这样一种预期，只有留待读者进行评判。
　　本文所做的是一种“实然”的考察，而不是一种“应然”的讨论。因此，即便我们对“独龙新闻”以及“民族新闻”做出了某些批判，但我们不愿意对“民族新闻应该怎样”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
　　
①张儒：《论民族新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徐利：《民族新闻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②白润生：《创立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3年第1期
③张儒：《论民族新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④崔茂林：《也谈民族新闻——兼与张儒同志商榷》，《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刘万岚：《民族新闻定义刍议》，《新疆新闻界》1996年第6期；徐利：《民族新闻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王晓英：《对民族新闻定义的评析》，《当代传播》2008年第1期；才让卓玛：《“民族新闻”是个伪概念》，《青年记者》2013年第9期；袁爱中：《民族新闻定义的新思考》，《新闻论坛》2014年第6期
⑤顾媛婷：《〈人民日报〉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张媛：《官方媒体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建构—基于〈人民曰报〉少数民族拫道的分析（1979-2010）》，《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白贵、甄巍然：《话语偏向与“文化间性”：民族宗教报道的问题与路径——基于人民网与新华网的抽样文本分析》，《现代传播》2014年第8期；塔衣尔·吐尔逊：《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维吾尔族人物报道研究》，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年硕士论文
⑥毛颖辉：《民族意识与话语实践——以〈新疆日报〉民族报道为例》，《新闻大学》2012年第4期；袁金泊、钟海鸿：《基于框架理论的甘肃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形象研究——以〈甘肃日报〉少数民族报道为例》，《新闻世界》2014年第9期；曹晓雨：《壮族形象的媒介建构——基于对〈广西民族报〉的话语分析》《新闻世界》2014年第8期；温雅：《论新世纪〈河池日报〉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特征及价值取向》，《新闻传播》2016年第14期；张春波：《媒介化时代回族文化在〈宁夏日报〉中的传播》，《新闻知识》2014年第7期；塔衣尔·吐尔逊：《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维吾尔族人物报道研究》，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年硕士论文
⑦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理论亟需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年第1期
⑧[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⑨曾庆香：《试论新闻话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2003年博士论文
⑩[荷]托依恩·A.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第1-17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1]DijkT. A. V. (1988).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p.31-134.
[12]DijkT. A. V. (1988).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p.82.
[13]DijkT. A. V. (1988).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p.162-214.
[14]在慧科搜索数据库中，作为通讯社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报纸的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被归为“报纸”一类，和报纸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和传统意义上的报纸文章并列进行讨论。
[15]2002年和2016年的数据均不是全年完整的数据。
[16]因篇幅原因，无法更为详细地对编码方案进行说明，如有需要可向本文作者索取。云南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喆、高翠霞、刘亚、杨靓靓、李薇薇、梁诗雪、张潇祎、夏玲等参加了文本的收集和前期的编码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17]在对新闻类文本的编码进行复查时，发现17条新闻文本原文遗失，10条来自网站或与独龙族无关的新闻，因此在复查时删除了27条。
[18]我们选择进行信度检验的变量及信度分别是：发表时间（Cronbach’s α=1）、媒体分类1（党报、都市报、行业、专业报纸，Cronbach’s α=0.98）、媒体分类2（云南省内媒体、中央媒体、其他媒体，Cronbach’s α= 0.98）、是否涉及头版（Cronbach’s α=0.95）、类别判定（事件新闻、非事件新闻，Cronbach’s α=0.96）、倾向性（Cronbach’s α=0.90）、命题归纳（Cronbach’s α=0.95）。
[19]新闻图式（news schemata）也称超结构（superstructure），是一种阐述话语总体形式特征的宏观句法，也是新闻话语分析中的一个可以讨论的重要方面。在本研究中，由于所讨论的809篇新闻文本来源众多、所涉事件及报道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在超结构/图式方面差别明显，对任何一篇具体文本的分析无法代表“独龙新闻”的整体情况，故在本文未提及这方面的内容。
[20]吴长亮:《沪滇签署2010年对口合作备忘录独龙族列入上海新帮扶对象》，《解放日报》2009年12月19日第3版。类似的新闻《云南日报》也有一篇。
[21]谢炜、谭晶纯：《独龙江乡跨越式发展独龙族整体脱贫项目启动》，《云南日报》2010年1月20日第1版
[22]《云南省省委决定开展向高德荣同志学习活动》），《鹤都晚刊》2013年10月17日第2版
[23]王恩国：《数十年如一日为改变家乡贫穷面貌而忘我工作“独龙领头人” 高德荣（上）》，《生活新报》2013年4月14日第A05版
[24]《央媒重磅推出“时代楷模”高德荣》，《云南日报》2014年12月22日第1版
[25]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26]张威：《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27]魏永征：《关于典型报道的问题》，《新闻界》1998年第3期；杜骏飞：《典型报道:理论、经验与创新》，《新闻战线》2001年第7期；陈力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报道演变的环境与理念》，《当代传播》2009年第5期；王辰瑶：《意义的困惑——从典型报道看最近30年新闻理论的艰难探索》，《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童兵：《典型报道:功能、不足和改革》，《新闻记者》2011年第10期；周海燕：《话语即权力大生产运动典型报道中的“新闻生产-政治动员”》，《当代传播》2012年第3期
[28]《劳动报》2014年1月4日第1版
[29]谢国强、任维东：《云南怒江武警边防支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独龙江批示精神》，《光明日报》2014年1月5日第3版
[30]郭建斌：《边缘的游弋——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变迁》第3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1]《中央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新闻社及中央各部委办的报纸。
[32]如前所述，该数据库在对报纸内容的抓取方面存在缺陷，我们通过人工的办法进行了一些补救，但与真实情况仍有出入，故在此仅是呈现一个大致情况。
[33][荷]托依恩·A.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第76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34]DijkT. A. V. (1988).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p.169.
[35][荷]托依恩·A.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第78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36]DijkT. A. V. (1988).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p.111.
[37]李海波、郭建斌：《事实陈述vs.道德评判:中国大陆报纸对“老人摔倒”报道的框架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
[38]DijkT. A. V. (1988).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p.208.
[39]Stabile, C. A. (2005). ‘the most disgusting objects of both sexes’ gender and race in the episodic crime news of the 1830s. Journalism, 6(4)403-421.
　　PhillipsG. (2011). Reporting diversity: the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australia’s television current affairs program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139(1)23-31.
　　Gershon, S. A. (2013). Media coverage of minority congresswomen and voter evaluations: evidence from an online experimental stud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66(3)702-714.
　　Joo, J. (2015).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Discriminatio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24(2)21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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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nsonS.& Culver, K. B. (2016). When white reporters cover race: news mediaobjectivity and community (dis)trust.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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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DijkT. A. V. (1988).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p.140.
[41]汪丽军：《省委民族工作队扶贫独龙江纪实》，取自新浪网（2002年7月16日），http://news.sina.com.cn/c/2002-07-16/1325637472.html。这条新闻与我们在“慧科搜索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当日《云南日报》一篇新闻的后半部分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数据库中的文本并不完整。
[42]廖云路：《话语“互构”：民族新闻的跨文化之维》，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
[43]徐利：《民族新闻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44][以]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2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版
[45][以]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2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版
[46][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第1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7]这是云南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潇祎等于2017年8月赴独龙江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在此对张潇祎等表示感谢。
[48][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代电影》1987年第6期
[49]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第1版
　　
郭建斌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导，王笑一系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馨月系云南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民族传播研究与媒体人类学”创新团队成果。本文入选2018年5月在捷克布拉格举办的2018第八届全球传播论坛（ICA Postconference），并被评为优秀论文，在此对论坛组织者及论文评议人等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