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偲骕 姚建华
　　【本文提要】2018年以来，著名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泄露用户数据事件引发舆论轩然大波。本文发现，既有学术文献与媒体评论关于社交媒体治理的分析依然是建立在国家–社交媒体企业这个隐含的二元划分之上的，且仅将其视为一个平台或传播工具，这个框架虽然适用于分析其他工业时代跨国公司的权力结构与外部关系，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想象力，无法准确把握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国家能力”的脸书公司的本质。本文从“脸书斯坦”（Facebookistan）一词入手，尝试引入西方学界关于社交媒体国家化的分析视角，探讨脸书在何种意义上是或者不是一个国家，其内部运作机制是什么及其与现有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脸书 脸书斯坦 社交媒体 国家
　　【中图分类号】G201
　　2018年3月，英美多家媒体发布重磅报道，曝光英国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非法使用从脸书（Facebook）获得的超过5000万用户的数据。因该公司据说曾受雇于特朗普竞选团队、推动英国离开欧盟的“脱欧派”政治组织，乃至印度、尼日利亚等其他国家的政党竞选团队，而且据信还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时与俄罗斯方面有频繁接触，①一时引起舆论哗然。4月10日，脸书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就该事件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司法和商务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他在质询中再次就数据泄露事件致歉，并回答了参议员关于数据隐私、假新闻、影响大选、垄断等诸多问题。尽管如此，这一事件受影响的用户数量可能已经高达8700万，而非最初披露的5000万，其中有82%在美国，一时间激起了国际社会关于社交媒体可能被用来操纵政治选举、影响选民倾向、干预公共事务的讨论。
　　正如美国国会议员帕特里克·纳尔逊（Patrick Nelson）在联合听证会上嘲讽扎克伯格在泄露用户数据这个问题上已经有14年的道歉史，关于社交媒体获取用户数据和隐私保护的研究也已汗牛充栋。但本文认为，既有学术文献与媒体评论关于社交媒体治理的分析依然是建立在国家-社交媒体企业这个隐含的二元划分之上的。如企业与政治视角，研究公司的市场势力与政治影响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可能对自由市场与民主造成的威胁；②平台资本主义视角，分析与批判脸书公司的盈利模式与商业策略；法律监管视角，讨论各国如何协同一致，制定共同适用的隐私保护标准与措施，限制社交媒体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售卖与不当利用；政治赋权视角，始于“阿拉伯之春”，分析一系列政权更迭事件中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的角色；技术文化视角，探讨脸书使用对用户日常生活的影响，分析其改变人类社会交往和联结模式的能力，并思考由其主导和参与的技术革新（如人工智能、脸部识别）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等。这些只是对现有脸书研究的极简归类，且互相之间有重合与牵连，但它们都共享了两个重大的前提：其一，社交媒体是一个平台，各类行动者在其中独自起舞并发生关联，利用脸书达成自己的目的，研究聚焦脸书上的各类用户（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生产的内容及互动；其二，国家-社交媒体企业的二元划分，即国家是国家，企业是企业，将这两类行动者泾渭分明地区分为监管者-被监管者、治理者-被治理者，然而，这种看起来没有丝毫问题的先验前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想象力，且无法准确把握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国家能力”的脸书公司的本质。有鉴于此，本文从“脸书斯坦”（Facebookistan）一词入手，尝试引入西方学界关于社交媒体国家化的想象，探讨脸书在何种意义上是或者不是一个国家，其内部运作机制是什么及其与现有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一、“脸书斯坦”是什么？
　　“stan”是一个来自波斯语的后缀，最初的意思是“……聚集的地方”（place of）、“国家”（nation）、“土地”（land），常用于国家或地区的名称。
　　2012年，美国学者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non）在《网络的知情同意权：互联网自由的全球斗争》（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脸书斯坦”一词，将脸书公司与一个国家进行比较，她的重点在于批判脸书公司在制定用户政策以及管理其平台内事务时所采取的自上而下、家长式作风和完全不透明的治理结构，如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统治一般。一旦用户接受服务条款，并选择继续使用，他们发布的讯息便要严格遵守公司的规定。在叙利亚，脸书对当地用户的规定远远超过当地的法律。这些规定往往模仿宪法文件的语气，以“你不得”开头的条款来明确用户的义务，却没有详述他们对等的权利。
　　2015年，丹麦导演雅各布·戈茨彻（Jakob Gottschau）拍摄了同名纪录片《脸书斯坦》（Facebookistan）（也译为《脸书独裁国》），来记录脸书公司在内部实行的威权统治与检查制度，它挑战了民主的两个基本原则：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大量表达少数人群意见的帖子、照片被删除，用户得不到任何解释，只有一句“您分享的内容违反了规则”。在纪录片拍摄的过去6个月间，“审查增长了19%，甚至母亲哺乳的照片也被删除，没有投诉邮箱，如果你不遵守规则，你就直接out”。③此外，强制实名制的规定还使得一些从事特殊活动的人士无法保护自身的安全，如片中所述的从事变装表演的性少数人士罗马姐姐（Sister Roma），虽然经过申述，脸书公司允许他继续使用假名，但这只是个案，大量用户在面对强大的脸书公司时并无抗争和救济渠道。影片中的分析人士认为，脸书就是一个独裁国，扎克伯格就是君主，他一个人决定规则和如何治理这个平台。
　　如果说这种比喻的修辞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话，许多后续研究者和机构由此着手对脸书公司与国家进行了比较。
　　首先是经济规模。沃基特克·基德斯基（Wojtek Gidzinski）指出，脸书2016年的收入是276亿美元，如果这是GDP的话，它已经是世界上第98大国家了（经济规模位于喀麦隆和乌干达之间），④但他认为企业直接收入和GDP并不能直接拿来比较，这种比较低估了脸书公司真正的经济实力。他进而提出一种更好的方式，即将脸书的整体经济影响纳入考察，也就是脸书作为营销者工具、应用程序开发平台和连接性中介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根据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在2015年的统计，脸书公司共带来2270亿美元的经济影响和450万个工作岗位，⑤虽然年份不同，但基德斯基将276亿美元的年收入与这种第三方经济影响结合起来，得出了“脸书GDP”的大致数字为2550亿美元，在全球各国中排名42位（介于智利和巴基斯坦之间），⑥如图1所示。因此，从经济规模上讲，脸书公司已经“富可敌国”，并足以和许多国家相抗衡了。
　　其次是人口（用户）。早在2010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就预测，如果脸书是一个实体国家，它将成为地球上人口第三多的国家。⑦在麦金农第一次提出“脸书斯坦”的2012年，脸书的用户达9亿左右，它的“人口数量”排在中国和印度之后的第三位。到了2014年，脸书的季度财报显示其活跃用户数量为13.5亿，与中国人口数量大致相当，当年世界上近20%的人口每月登录脸书一次。⑧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不到一年之后的2015年，脸书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越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达到18亿以上（见图2）。截至2018年4月的美国国会听证会，这个数字已破20亿大关，而且“活跃的脸书用户”年复一年地以大约17％的速度持续增长，可能在2018年底时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包括在内。⑨不过，用户是否就等同于传统国家的人口？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平台认同”是否已经强大到如同一种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了？有待后文讨论。
　　第三，许多个人和机构已经不认为脸书只是一家公司了。2010年卡梅伦当选英国首相后，关于执政问题，他没有向政府首脑求助，而是通过在线视频与扎克伯格这样一位社交媒体的老板交换了意见，谈话内容围绕网络如何帮助政府和为削减公共开支找到新思路。《经济学人》评论指出，与其说这是在寻求私人部门的帮助，倒不如说更像是外交。⑩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阿努潘·钱德尔（Anupam Chander）也认为，脸书已经成为自立的国家，甚至拥有货币和国际外交官。[11]为了在越南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公司发展下一个10亿用户，2017年4月，脸书的“外交人员”之一、全球政策管理负责人莫妮卡·比克特（Monika Bickert）前往越南，向越南官员承诺删除脸书上违反该国法律的信息，并同意协助创建一个新渠道，以保持脸书与河内之间的直接沟通。有评论直指这种行动为“外交游戏”。[12]同样，这样的“大使”还被派往印度和意大利，而这些国家也将外交人员派往脸书。[13]走在最前列的是丹麦，2017年2月，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将任命一位驻科技社区（Tech Community）大使的国家，丹麦外交部长安德斯·萨缪尔森（Anders Samuelsen）说：“像谷歌、脸书、苹果这样的公司，事实上，它们的经济规模和国家一样大……这一新职位是对现实的认可，承认数字世界（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现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大。与其坐下来等着看会发生什么，我们得和他们谈判，并设法找到解决办法。” [14]更多的国家正在沿着丹麦的道路走下去，它们任命了高级外交代表，直接与私营部门的公司打交道，这些现象都超越了国家-企业的二分框架，一个国家在面对强大的互联网公司时可能已无绝对优势来扮演监管者和治理者的角色了，国家和互联网公司的关系甚至演变为某种竞争性和合作性并存的“外交关系”。
　　
二、互联网国家与“脸书斯坦”的政治经济
　　主流理论认为，市场势力强大的公司往往更有动机和能力去取得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笼络国会议员、结交政府官员、游说监管人员），目的在于强化已有的市场势力，保有比较优势或垄断地位，从而继续获得高额利润。这被称为“梅第奇恶性循环”（Medici vicious circle），指用钱获取政治影响力，再用政治影响力去赚更多的钱。[15]但作为一家大型跨国科技公司，脸书似乎表现出了远不止赚钱的企业目标和格局，扎克伯格主观上甚至已经开始挑战传统国家。脸书公司早年的理念和宗旨是“让世界变得开放和互联”，这意味着平台本身是中立的，它只扮演连接者的角色，但这一理念在2017年发生了重大转变。扎克伯格在自己的脸书页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构建全球共同体》（Building Global Community）的长文，近6000个单词，马克斯·里德（Max Read）评价这篇文章就像《共产党宣言》，充分表达了扎克伯格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理解，以及清晰地表述了脸书公司的发展目标。扎克伯格通过提供一种历史理论来论述他的目标：
　　历史是一个故事，讲述了我们如何从部落到城市再到国家……在每一步中，我们建立了社区、媒体和政府等社会基础设施，让我们能够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目标。今天，我们即将迈出下一步。[16]言下之意，后国家的人类联结模式就是社交媒体，而脸书就是这种“社会基础设施”。里德认为，脸书已经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中立（非政治）的“柏拉图主义”的虔诚中了。如今共同体的语言被引入，而共同体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结构。大卫·班克斯（David Banks）犀利地指出，脸书不想成为一个环境中的子系统——比如自然、法律、政治和社会，它想成为环境本身。[17]用里德的话说，脸书把自己当成一种孕育民主的环境和“自然的力量”。
　　在基德斯基看来，这篇“后民族全球国家”（post-nation global state）宣言实际上攻击了民族国家的根基，动摇了其四种基本功能，即：确保国家的领土完整、保护国家的公民、制定社会和民事标准，以及建立社区基础设施。扎克伯格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我们伟大的机遇是全球性的——正如扩大繁荣与自由，促进和平与理解，将人们带离贫困，加速科学的发展。我们最大的挑战同样需要全球性的回应——正如结束恐怖主义，与气候变化做斗争，防止流行病。进步现在需要人类不仅只是像城市或国家那样聚合在一起，也需要像一个全球共同体那样……当今对安全的威胁超出了任何国家的能力，人类当前的解决方案是不够的。脸书现在将把资源用于解决全球公民的安全问题（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疾病、难民危机、气候变化）。[18]基德斯基的结论是，这种“构建全球共同体”的构想实际上就是扎克伯格试图通过脸书来进行国际治理，进一步淘汰国家和国家的概念。[19]传统跨国公司即便要承担国际责任，也只能在承认现有民族国家地位的前提下，参与由后者所主导的跨国治理活动，但由此文可见，扎克伯格的蓝图与“参与”相去甚远，其勃勃雄心和线性进化的观念使得脸书与传统国家的关系可能走向竞争与替代。不管这种新的实体被称作“全球共同体”还是“全球国家”，至少它已经是主流公司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了。
　　与文中这些宏大但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目标相比，脸书公司卷入各国现实政治的程度已经相当之深。“通俄门”事件之前，脸书公司实际上在2015年就知道剑桥分析公司滥用数据的情况，但直到2018年东窗事发时才向公众通报。2017年9月德国大选期间，扎克伯格曾表示：“我们一直在努力确保德国大选的公正性。”这已经不是一种媒体组织的语言了，里德认为这是政府、政党或非政府组织的语言。一家私人公司，竟然可以单方面努力确保一个国家选举的公正性。而剑桥分析公司及其母公司“战略通讯实验室”曾参与在世界各地举行的200多场选举活动、为政党撰写政治纲领，并从事研究、分析和信息传递等工作。
　　如何来理解脸书公司这样的实体？钱德尔认为，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通过建造（收费）桥梁、修建贯通城市与国家的铁路、管理大学，以及垄断贸易等方式，成为印度历史上最有权力的跨国公司，“对千百万印度人来说，它实际上就是政府”。[20]历史学者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则借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全能国家的描述，将跨国公司也称为利维坦（Leviathan）。[21]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的当下，脸书公司对人类活动的渗透范围实际上已经超越历史上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在脸书平台上流通的虚拟货币甚至可以用49种不同国家的货币进行购买。[22]再以非洲大陆为例，脸书发起的Internet.org活动为当地人提供上网服务、补贴互联网接入费用，以及尝试发射卫星为它觊觎的市场提供信号，在这个过程中，脸书公司已经成为这个快速跨入互联网时代的大陆上一股主导性力量，并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取代了无力提供这些服务的国家与政府。[23]早在2011年，芭芭拉·厄莱雷奇（Barbara Ehrenreich）就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非国家行动者”（non-state actors）。[2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历克西斯·维奇斯基（Alexis Wichowski）则更进一步提出了“互联网国家”（Net State），他认为世界不再仅仅由单一民族国家主导，也不再被整齐地划分为国家和非国家，互联网国家正统治着现实世界。它们的经济实力超过不少国家的GDP，人口多过中国和印度，已足以立国。[25]虽然一个真正的国家有军队、战机、航母甚至核弹，这些互联网国家毕竟只是虚拟的，需要依附于互联网才能生存，且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看起来非常微小，但是维奇斯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科技公司凭借触及率极高的平台、雄厚的资金、大量的科技人员，以及数以千万甚至上亿计的用户群“挟天子以令诸侯”，随时可反过来向真实的国家与政府施压，干预选举，甚至可以无视法律的存在。如果脸书想要通过切断众多由其帮助联网的非洲国家的网络连接，达到使这些国家秩序大乱、局势不稳的目的，这在技术上已可以实现。因此，维奇斯基呼吁传统国家除了监管，首先要承认互联网国家的能力，传统国家可以在军事、国家安全、反恐等方面开展与互联网国家的合作；否则，就真的存在被后者取代和超越的危险。
　　那么，如果脸书就是这样的互联网国家，它的“国体”与“政体”分别是什么呢？它是否是一个“孕育民主环境”的“全球共同体”呢？与麦金农相同，香港传播学者徐洛文亦把脸书比作一个威权国家，拥有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代表的家长式政府。“脸书斯坦”不断地告诉它的“公民”，收集和整理他们的数据，是为了他们好；它知道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它可能无法对其居民征税、监禁或使用暴力国家机器，但其高管、程序员和工程师确实对人们的在线活动和身份进行了一种治理”。[26]在国会听证会上，这个“威权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扎克伯格坚称自己的公司并未销售用户数据，而只是帮助广告商将广告内容更好地投放给用户，他认为用户并不讨厌广告，而是需要更具有相关性的广告。此外，公司信奉的“激进的透明度”及强制实名制令从事社会运动和抗争行动的人们无法用假名来保护自己，进而面临着生命危险。涉及宗教、政治、工会或是性议题的内容可能会触及各国的政策问题，进而引发政治和监管风险。为了规避这些风险，脸书的内容审查政策也越来越紧，而在裁定哪些内容违反规则的问题上，网站具有绝对权力，在删除内容甚至账号时并不向用户作出说明和提供申诉渠道。到2018年底，脸书将雇佣超过2万人专门负责安全和内容审查，并开发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工具，可以主动地识别出某些不良活动。[27]这种缺乏监管的审查对从事该工作的数字劳工来说，同样也是一种伤害和剥削。在纪录片《脸书斯坦》中，专攻脸书审查员研究的萨拉·罗伯茨（Sarah Roberts）发现他们备受精神折磨：在协议的规定下，他们不允许对外谈起自己的工作；他们每天会看到无数被切割下来的肢体和枪杀的镜头，工作的时候要回避自己的孩子，因此他们的工作时间集中于夜间到凌晨，孤身一人经常感到恐惧。而且这份工作是计件制的，基本工资是每小时1美元，如果1小时内审完4000张图片，大概能挣4美元，每张照片耗时约0.9秒，因此有时候会误删或漏掉很多内容，所以这种审查其实粗暴且不太精确。
　　诸如此类的事件启发了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巴勒斯坦活动家拉姆齐·贾贝尔（Ramzi Jaber），他创建了一个新的网站onlinecensorship.org，脸书、推特、YouTube、Flickr和Google Plus的用户可以在上面报告他们发布的内容被删除和注册的账户被注销的事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斯蒂夫·科尔（Steve Coll）称“脸书斯坦”已经到了“主权压倒市民”的程度。[28]麦金农认同这一观点，并补充道：脸书公司的高管们同时扮演着立法者、法官、陪审团和警察的角色。他们在网络空间中行使着一种私人主权。[29]何况他们也并不了解这2万名内容审查员的政治倾向和偏见，由他们来具体执行的审查的公正性让人们感到担忧。正如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几十年前所观察到的，计算机代码就是法律，[30]而扎克伯格就是关键的立法者。脸书试图扮演一个强大的国家，在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的虚拟版本中“庇护”其用户。虽然在2009和2012年，公司曾尝试进行大规模的用户投票，来对某些政策变动进行表决，但两次投票率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2012年参与投票的用户数量为66.8万，投票率约为0.74％），[31]根据公司的规定，要产生有约束力的结果，投票率必须达到用户数的30%，相对于脸书的全球用户数量而言，上述两次投票的结果顶多被当作一种咨询结果。
　　这种具有民主治理色彩的演习最终被终止，自那以后就没有举行过任何投票，管理层仍然把自己看作是其用户的仁慈的守护者。凯西·约翰斯顿（Casey Johnston）称其为“失败的互联网民主实验”和“象征性的友好游戏”，[32]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对于脸书来说，民主这种治理方式根本不现实，因为它需要对股东负责，而非用户。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脸书斯坦”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在这一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等批判学派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众多学者围绕信息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数字劳工、用户生成内容和剥削等概念展开分析，揭示互联网巨头实际上是通过将用户“劳工化”，以隐秘的方式夺取后者生产的内容和数据来进行资本积累和增殖的游戏。无论扎克伯格用何种修辞为公司辩护，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塔（Richard Blumenthal）一针见血地指出，“您的商业模式是利用用户信息套现，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非保护用户的隐私”。[33]垄断资本主义购买受众，将其用于完成销售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以帮助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一秘密已经由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揭开，[34]本文不再赘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脸书斯坦”完成了自身“财政资源”的汲取和对用户劳动的异化，扎克伯格通过偷换概念，否认直接销售用户数据给第三方，但实际上，根据广告商的需求将广告精准送达特定用户，依然还是在通过变相销售用户数据来盈利。当下无论一种媒体如何声称自己是新媒体，如何改变了人类的联结方式，如何颠覆了既有传播生态，它依然还是在依靠广告作为其经济基础。更进一步，异化理论在此恰如其分地焕发了学术生命力：用户作为生产数据的劳动者，已经全然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分离，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数据是如何被利用，反过来诱导自己按照广告商的意愿进行消费。在这种情况下，用户越频繁地使用脸书，生产出来的数据越多，自己的劳动就越被对象化，就越创造出支配自己的力量，甚至连自己的选举行为和政治权利也面临被操纵的危险。因此，强调用户对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主权已经成为一种呼声，[35]甚至出现了应该将谷歌、脸书和亚马逊国有化的倡议。[36]可见，在数据成为21世纪“石油能源”的关头，脸书保护用户隐私的承诺只能是一句带有欺骗性的空话，因为提高公司在每位用户身上获取的平均收益（revenue-per-user）才符合它的根本利益。从生产关系来看，社交媒体帝国与用户之间的矛盾并不是隐私保护等技术和伦理问题，而是根本性的股东与用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除此之外，脸书从2010年开始进行类似征税的“国家汲取”的尝试，就像政府试图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影响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一样，它希望在其平台上运行的应用程序能够接受其虚拟货币，即所谓的“Facebook Credits”。这激怒了一些程序开发者，他们对脸书在每笔交易中收取30%的提成颇为不满。
　　然而，真正的要害还在于，产业资本在生产上的盲目性在数字时代被大大克服了，[37]商品生产者接受平台数据提供的引导，极有针对性地将商品信息送达目标用户，但正因如此，平台完全有能力和动机通过挖据和占有海量数据，凌驾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上，进而干脆自己来“配置资源”，使其更容易分配到容易获利的产业和部门中。也就是说，在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数据所有者一方面完全可能从传统国家手中隐秘地夺取宏观调控和统一计划的大权，控制交易和生产渠道；另一方面，将“看不见的手”转变成黑箱算法中“看不见的手”[38]或“仅对自己可见的手”，架空市场主体的“自由”，操纵其经济行为，瓦解市场经济的根基，从而成为全球性“数据计划经济”的主导者。实际上，“近来谈论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正是智能产业的头面人物”。[39]这已经超出了任何一家工业时代跨国公司的认知与行动范围了，在这一背景下，称脸书公司为一个国家，甚至已经大大低估了其野心和能力。
　　
三、国家理论中的脸书
　　虽然维奇斯基提出了互联网国家，但他将其最终定义为“数字非国家行为体”（digital non-state actors），[40]可见他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国家”二字，而并不能肯定其真的是一个国家。根据1933年的《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的标准，国际法中的国家地位（statehood）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一定的人口；特定的领土；有效统治的政府；具有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活动之能力。[41]以此标准来看，脸书就不太符合国家的要求，如上文曾提到的人口与用户的关系，它并没有一定的人口，因为用户并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一小团互相认识的人们集合而成，非好友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尽管脸书在促进陌生人成为好友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研究显示用户平均拥有好友只有245人。[42]其次，脸书也没有特定的领土，它的物理形式是LED屏幕，而不是土地。虽然后两个条件部分符合脸书目前的情形，但这些质疑足以构成对“社交媒体国家论”的否定。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贡献恰恰是对此最好的回应。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敬仰国王或主教，但在一个大众文化和印刷媒介的时代，安德森认为，横向联系更为重要，它帮助人们形成“想象的共同体”，[43]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报纸读者都互相认识。如果是人的联结与聚合方式形成了民族国家及其人口和领土，既然报纸和图书能够孕育出新的社会和政治单元，最新的交流方式也可能实现上述过程，新的政治实体也很有可能经由技术的演进而产生，这是任何工业时代跨国公司所无法做到的，因为它们生产的有形产品无法提供生成社区所需的文化力量，即社交媒体连接一切的能力。在先进的“全球北方”，日常生活的永远在线体验可以让人完全沉浸在网络文化中，重塑存在（being）和成为（becoming）的本质。[44]如今，这一趋势同样开始出现在技术上的后发国家，创造了大量亚文化和流行词汇，用以形容足不出户，想要断绝与社会的物理联系，将大部分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都转移到虚拟空间的年轻人。莱斯格指出，在线社区正在超越传统国家的界限，并预测这些社区的成员将会发现“在这个国际空间中很难保持中立”。[45]尽管它的未来并不一定是国家，但也不能否认它不会成为新的国家。
　　此外，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职能转由私法人团体（private corporate bodies）承担的“国家的社会化”进程一直在进行中，人们经常用“虚拟国家”取代传统的政府职能。埃里克·施纳尔（Eric Schnurer）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只是“政府”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它的主导地位使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同义词。但长期以来，国家以外的其他实体也可以提供社会治理；当前，企业和富人正日益转向由私营部门提供的社会治理的替代方案，甚至涉及应主要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安全领域。[46]法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基于领土的实体国家法律对跨境诽谤问题已经力不从心，究竟是社交媒体公司所在国、诽谤实施者所在国，还是诽谤受害者所在国的司法机构有权来处理这一问题？随着人们越来越“活”在在线空间，现有基于领土规则的国家法律秩序日益捉襟见肘。亚历克斯·米尔斯（Alex Mills）认为，保护和实施诽谤法的相关政治团体应该是一个在线社区，而不是一个领土国家。[47]这些例子也说明拥有“有效统治的政府”的实体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一定是一个传统民族国家，“虚拟国家”正在崛起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真正国家。
　　因此，钱德尔大胆预测，物理领土标准看起来可能不合时宜了，个体的“忠诚”（loyalties）和“政府”可以通过“空灵的链接”（ethereal links）创造出来，地理认同感可能会消失，未来因为人们有可能基于兴趣而非对于地理的忠诚来创造新的跨国共同体，[48]这一点在扎克伯格关于“全球共同体”的宣言中已经表露无遗。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前文已提及的社交媒体认同问题。斯蒂芬·科特勒（Steven Kotler）提出，“一个人的在线社交身份是否会超越他在真实世界的爱国主义身份？” [49]用户会对存在于虚拟世界的互联网国家产生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吗？实际上，线上空间对于人类的认同争夺已经开始了，互联网安全公司AVG在2010年9月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近四分之一（23％）的孩子在他们的实际出生日期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出生”了，因为今天的父母正在为他们的孩子建立数字足迹（比如申请一个脸书账号、发布孩子的照片、记录他们成长的点滴等）。在美国，92％的孩子在他们两岁的时候都已“在线存在”了，[50]但或许直到进入学校，他们都不太可能产生明确的国家认同。对于很多人来说，在线生活和线下生活一样真实，至少变得心理真实（psychologically real），在身份形成的舞台上，两条生命轨迹交织在一起，使得维系有界（bounded）的传统认同感变得困难。科特勒进而认为，随着生活越来越多地进入虚拟世界，当虚拟现实变得比现实更有趣、更有意义时，来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人们，突破边界，架起桥梁，形成数字化自组织团体，使得支撑传统国家的几大支柱——货币、土地、部落等都开始崩解。[51]最新实证研究已证明，网络建设与网络参与对国家认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互联网的“去地域”能力会削弱国家认同。[52]桑玉成认为，对于政治认同的研究应由认同客体（政治体系）的视角转向认同主体（民众）的视角，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政治认同的构建形成了新的挑战。[53]因此，钱德尔建议我们可以从个人意义层面来思考作为国家的脸书，或许有助于理解这种精神与心理状态，如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内（Ernest Renan）所说，国家是一种精神动因（spiritual principle），[54]脸书创造的共同体是强烈的情感性的和精神性的，标志着一套不同的私人联合，尽管这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认同和民族情绪，它究竟是什么，有待进一步讨论。
　　
结语
　　扎克伯格每年都会宣布一项个人挑战，从只吃自己宰杀的肉类到学习中文，再到打造自己的人工智能程序，多年来从未间断。2017年他的个人挑战是“与美国所有州的人见面并交谈”，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发布任何政策纲领，也没有介入政治辩论，但还是引发了分析人士对其计划从政的浮想联翩，因为这太像一场总统竞选的拉票之旅了。也许我们可以预测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构建全球共同体”所显示出的抱负已然不是进入传统国内政治秩序所能实现的了，而可能是亲手缔造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如雅各布·西尔弗曼（Jacob Silverman）所言，“理解硅谷政治，需要回到民族国家的比喻，把科技公司看作是最近崛起的大国，因为它们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源；它们的首席执行官们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欢迎；它们庞大的海外现金储备类似于主权财富基金，它们的投资具有塑造政治的力量”。[55]当然，在所谓的“全球共同体宣言”中，扎克伯格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后国家共同体依然是一种全球性的国家或政府，相反，宣言颇有挑战甚至取代国家的意味，因此，借用文化人类学的阈限性概念，在他的蓝图中，这种共同体是一种“介于两种结构类别之间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之间性状态（between states）”，这种阈限或临界的状态具有“模糊性、开放性、非决定性和暂时性的特征”。[56]回应本文的主题，将脸书称为国家只能是一种学术想象和比喻，一方面这种想象性的彼岸既获得了鲜花与掌声，也招致了严肃的奥威尔式的批判，故不能简单称其为乌托邦或恶托邦；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巨头的确在绝大多数人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按照自身理念打造着新的人类联结方式并吞噬着线下社会，这种现实存在的异质性线上-线下空间，倒是颇为类似福柯的异托邦（Des espaces autres）。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中创造了一个拥有主权的“舰队国际”，其领土和主权范围都在太空中，这或许启示我们，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游戏可能会在包含现有国家在内的各种主体之间进行，强大的“数字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会成为真正的互联网国家，取得主权国家地位乃至与传统国家分庭抗礼。如约翰·辛格（John Singh）所言，信息与通信技术具有变革的力量，可能导致行为主体身份和全球政治问题的深刻变革。[57]虽然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就像在欧共体成立之前，谁也无法肯定世界上会出现欧盟这种“超国家组织”和半成型的政治实体（part-formed polity），其成员国通过让渡本国的部分主权以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
　　本文尝试超越国家-社交媒体企业二分的思维定势，引入西方学界关于“脸书斯坦”的学术想象与讨论，试图打开一条分析社交媒体巨头的不同的路径，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面对“脸书斯坦”内部的威权统治，如何探寻民主化的路径？数字公民权利如何得到伸张与保证？互联网国家的数据生产资料应该采取怎样的所有制？传统国家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又该如何应对？本文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着有更多的研究来解答上述问题。■
　　
①任孟山：《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社交媒体与公私边界》，《传媒》2018年第7期
②[15]Luigi Zingales: Towards 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Firm[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7
③纪录片《脸书斯坦》（Facebookistan），https://tvo.org/video/documentaries/facebookistan
④⑥[19][23]Wojtek Gidzinski: Did Facebook Just Declare War on the Nation State? 2018. https://wojtekgidzinski.com/facebook-just-declare-war-nation-state/
⑤Deloitte: Facebook’s Global Economic Impact--A Report for Facebook, 2015.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k/Documents/technology-media-telecommunications/deloitte-uk-global-economic-impact-of-facebook.pdf
⑦⑩Social Networks and Statehood: The Future is Another Country. The Economist2010
⑧[26]Caitlin Dewey: Almost As Many People Use Facebook As Live in the Entire Country of China. Washington Post, 29 Oct. 2014
⑨Max Read: Does Even Mark Zuckerberg Know What Facebook Is? New York Magazine, 2017
[11]Anupam Chander: The Electronic Silk Road: How the Web Binds the World Together in Commerce[M].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
[12]孟宝勒：《分裂的互联网：Facebook和政府的权力之争》，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9月18日
[13]Mike Swift: Wanted: Team to Guide Facebook Abroad--Social Network Seeks Global Directors to Navigate Policy Culture. San Jose Mercury News, 23 May 2011
[14]Sidsel Overgaard: Denmark’s Foreign Service Will Soon Send an Ambassador to the Tech World. Parallels10 Feb. 2017
[16]Mark Zuckerberg: Building Global CommunityFeb. 2017.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mark-zuckerberg/building-global-community/10154544292806634/
[17][18]转引自9
[20]Ron Harris: Another Look at the Equator Principles: A Historic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InquiriesMay 2008
[21]Alfred Chandler and Bruce Mazlish: Leviathan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2]Miguel Helft: New MoneyOnline Only: Facebook Looks for Real Dollars by Promoting Virtual Credits. New York Times22 Sept. 2010
[24]Barbara Ehrenreich: Coming to a Theater Near You: War Without Humans. CBS News, 11 July 2011
[25][40]Alexis Wichowski: Net States Rule the WorldWe Need to Recognize Their Power. Wired17 Apr. 2011
[27][33]参见扎克伯格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文字记录，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switch/wp/2018/04/10/transcript-of-mark-zuckerbergs-senate-hearing/?utm_term=.b009970a4a79
[28]Steve Coll: Leaving Facebookistan. The New Yorker, 23 May 2012
[29]Rebecca MacKinnon: 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M]. Basic Books2013
[30]Lessig Lawrence: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M]. ReadHowYouWant. com2009
[31]公投结果：https://www.cnn.com/2012/12/10/tech/social-media/facebook-policy-vote/index.html
[32]Casey Johnston: Mark Zuckerberg, The New Dictator of Facebookistan. 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12/11/mark-zuckerberg-the-new-dictator-of-facebookistan/
[34]Dallas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J].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1(3): 1-27
[35]Tim Reutemann: The First Major Battle Between the Land and the Cloud20 Apr. 2018. https://words.democracy.earth/the-first-major-battle-between-the-land-and-the-cloud-9300ad887f9a[36]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M]. John Wiley and Sons, 2017
[37]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38]胡凌：《“连接一切”：论互联网帝国意识形态与实践》，《文化纵横》2016年第1期
[39]冯象：《我是阿尔法——论人机伦理》，《文化纵横》2017年第6期
[41][48][54]Anupam Chander. Facebookistan[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2
[42]Keith Hamptonet al. Why Most Facebook Users Get More than They Give[J].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2012(3): 5
[43]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Verso Books2006
[44]Marcus Breen: The Internet and Privatism: Reconstructing the Monitor Space[J]. Transformation: Region, Culture and Society2013
[45]Lawrence Lessig: Code: Version 2.0[M]. Basic Books2006
[46]Eric Schnurer: Who Even Needs the Nation-State in the 21st Century?　2 Jun. 2013.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3/06/who-even-needs-the-nation-state-in-the-21st-century/276434/
[47]Alex Mills: The Law Applicable to Cross-border Defamation on Social Media: Whose Law Governs Free Speech in “Facebookistan”?[J] Journal of Media Law20157(1): 1-35
[49][51]Steven Kotler: The Rise of Superman: Decoding the Science of Ultimate Human Performance[M].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50]Newton Lee: Facebook Nation: 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M]. Springer, 2014
[52]卢嘉、刘新传：《互联网与国家认同：媒介生态学视角下基于全球33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4期
[53]桑玉成、梁海森：《政治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55]Jacob Silverman: We Don’t Have Elections--How Tech Companies Merge with the Nation-state? 18 Apr. 2018. https://thebaffler.com/the-future-sucked/we-dont-have-elections-silverman[56]潘忠党、於红梅：《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57]Singh Joh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Meta-power, and Transform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315(1): 5-29
　　
徐偲骕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访问学者；姚建华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为2017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发[2017]3019）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706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