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根
　　【本文提要】“党八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风建设的关键概念，但目前学术界关于“党八股”词源有四种说法。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表明：“党八股”词源出自1927年9月17日《现代评论》刊登的胡适文章《漫游的感想》，将它比喻为形式僵化、内容枯燥的三民主义以及国民党政府公文，以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1932年11月18日，张闻天在瑞金《斗争》杂志发表文章《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使用“党八股”一词批评中国共产党宣传鼓动工作从形式到内容存在的“左”的毛病和教条主义。而毛泽东不仅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反对党八股的第一人，而且是系统阐述反对党八股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反对党八股》深刻分析“党八股”历史源头和阶级根源及现实表现，使之成为宣传工作中浮夸不实、无的放矢恶劣文风的代名词。党的七大上，反对党八股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之一，成为延安时期乃至当今推进马克思主义文风建设的关键概念。
　　【关键词】党八股 胡适 张闻天 毛泽东 反对党八股
　　【中图分类号】G211
　　毛泽东曾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问题。确实，“文风不是小事”，文风连着学风，也体现出党风。近来，各种媒体上“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厉害体”等浮夸自大文风频现，人民网为此推出《文章不会写了吗？》、《中国人不自信了吗？》、《文风是小事吗？》“三评浮夸自大文风”系列评论，抨击这种华而不实的新“八股”文体，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文风“短、实、新”的要求，倡导清新文风，崇尚风清气正，新闻界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经典文献，将其视为文风改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来源，力行改进新闻文风。
　　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名扬天下，曾作为范文节选进入中学课本，更让人们对“党八股”一词耳熟能详。但当我们详细考察“党八股”一词时，却发现其词源纷争不断，有时甚至处于“日用而不知”或“日用而不察”的境地。因此，本文对“党八股”词源深入考察，梳理其概念变迁的历程，期待以严谨治学精神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建设。
　　
一、“党八股”的四种词源说
　　根据迄今的文献资料，目前学术界关于“党八股”一词的词源出处有以下四种说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党八股”是毛泽东在1942年2月《反对党八股》中首创的。如2012年5月17日《北京日报》刊登文章《毛泽东独创“党八股”，抨击党内精英言必称苏俄》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演讲中独创‘党八股’一词，以抨击‘五四’的一种倾向和思想风气。” ①其实，这种观点由来已久。1989年9月23日《新闻出版报》刊登文章《〈反对党八股〉一文发表的由来》说：“五四运动后，‘八股’已成为僵化、教条、呆板的代名词。……毛泽东主席发明一个新词‘党八股’，不免使听会者耳目一新。” ②同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辞典》“党八股”辞条认为：“‘党八股’是毛泽东1942年2月为开展整风运动而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次演说中提出的一个概念。” ③在1990年后出版的多本工具书都采纳该观点，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长春出版社，1991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邓小平著作学习大辞典》（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毛泽东选集大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党的群众工作大辞典》（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党八股”是张闻天于1932年撰写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中首次使用。如2012年10月，《新闻记者》杂志刊登文章《中国共产党新闻文风改革的历史演进与启示》认为：“针对土地革命时期新闻宣传工作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张闻天最早提出了‘党八股’的概念。” ④其实这一观点早在198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精辟的见解 深刻的启迪——学习〈张闻天选集〉札记》一文就已提出：“《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样立足于克服‘左’的错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它用‘党八股’一语概括和批评宣传鼓动工作从形式到内容存在的‘左’的毛病，详细分析‘党八股’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其危害。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⑤1990年2月25日《中共党史通讯》刊发《谁是“党八股”一词的最早提出者》指出：“党八股”一词“在党内最早提出者是张闻天。早在1932年11月，张闻天用‘歌特’的笔名撰写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同志在宣传鼓动工作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党八股’”。⑥该文发表后，《羊城晚报》、《新华文摘》《当代传播》等报刊进行转载，后来收入很多辞书工具书，如《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人民日报社出版，1993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等。陈力丹和高翔合著的论文《党八股：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反面概念》（《新闻界》2014年第5期）也采纳了这一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最早提出“党八股”一词的是吴稚晖。1999年，《晋阳学刊》发表《最早提出“党八股”一词的是吴稚晖》认为：“‘党八股’一词的最早提出者是国民党中的吴稚晖。”其立论根据是：周作人于1930年5月19日在《骆驼草》第2期发表的文章《论八股文》中提到，“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们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⑦2012年5月21日《学习时报》发表文章《胡适的母亲、祖坟及其他》也认为：“‘党八股’这三个字最早是谁提出来的？首创者可能是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吴稚晖，钱玄同、胡适、毛泽东沿用了这个概念。” ⑧
　　第四种观点认为，“党八股”一词出自1927年8月卜尧（效）连在《幻洲》第2卷第1期发表的《重礼聘请党八股老师启事》。2015年3月《中共党史研究》发表《“党八股”一词的时代语境及意涵源流辨析》认为：国民政府力图迅速强制推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党化教育，却招致社会人士的嘲弄和反抗。文化界开始频繁使用“党八股”一词，来批评、嘲讽僵化的三民主义和政府公文。1927年8月，上海《幻洲》半月刊登载一则别开生面的“招聘启事”，要招聘“党八股”教师一名，文曰:特此登报，聘请海内外党八股老师一位，专教党八股之文言文。⑨
　　学术界关于“党八股”词源的四种说法，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态势。从“党八股”词源入手，厘清史实，探求其概念的历史变迁，也是求真求实的学风、党风的要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曾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⑩这为我们研究“党八股”词源及其概念发展指引了方向和历史脉络。
　　
二、从反八股文到“新八股”、“洋八股”
　　“党八股”在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批判文言形式的老八股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一代知识分子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和民主，文言八股文被指为“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论”，成为“公式化、教条主义”的代名词。在反对文言八股的声浪中，“新八股”、“洋八股”在思想文化界粉墨登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康梁等人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反对科举制度，提倡民权、自由、平等，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1897年12月，北洋大学教员吴稚晖由天津赴京至米市胡同南海会馆拜访康有为，两人畅论除三害。他向康有为请教“中国现在何事最坏？”康有为说：一、女人缠小脚，二、吸鸦片，三、考八股。吴稚晖慨然回答说：小脚不缠，鸦片不吸，八股不作，那不就好了么。两人相约明年戊戌起不再参加会试。[11]戊戌变法期间，在康有为等人推动下，光绪皇帝下诏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虽然变法失败，但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巨大冲击。1901年8月，清廷下诏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考策试，八股文被正式废除。
　　但是，随着老八股式微，改头换面的“新八股”却浮出水面。1905年1月7日，《大公报》在《说实业》一文中对北京实业学堂只凭学习史算学和洋文四年就能获得同知、知州、州同补用资格批评说：“按这卒业后的升途，就不是个正经办法。……好容易把八股革除，又来了新八股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12]1913年9月，《大共和日报》增设“新八股”专栏，以“某人以猜拳又麻雀为题撰新八股”向读者征稿。1916年10月27日，《顺天时报》副刊中设有游戏专栏《新八股孔教》。1917年2月12日，《申报》也发表《新八股》一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声浪日渐高涨中，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兴起，八股文被作为旧文化、旧文学、文言的象征受到严厉批判。“八股文在被废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少有人提及，在五四时期也只是作为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的矛头而存在，以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化运动干将多将之与桐城派古文相提并论，鄙夷不屑之情溢于言表”。[13]在此运动中，“洋八股”粉墨登场。思想文化界兴起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胡适等主张用科学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宣称“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竖起“整理国故”的大旗，激起巨大波澜，批评之声不绝于耳。鲁迅、周予同、刘掞藜、成仿吾、陈源等都曾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其中反对最力者为吴稚晖。1923年7月23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文，批评胡适“整理国故”，“决不是闹什么新文化，简直是复古”，整理国故会导致“祸国殃民”。“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胡适之、胡先骕诸位先生，也不过做一个洋八股的创造人而已”。[14]在这篇文章中，吴稚晖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科学，建设中国人所急需的物质文明，而不应当群集于玄学、文学和国故。他认为胡适通过“整理国故”实现再造文明的带有洋气、时髦做法，是一种“洋八股”。他后来撰文直接声讨“洋八股”，“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不料新文化却成就了洋八股。什么人生观呀，什么新创作呀，简直坐在马坑上发昏。制造了许多的洋八股家事情还小，竟引起了闯草索的那班老先生们，直截把老八股配合起来，那是万劫不复的退化了”。[15]吴稚晖将以新形式出现的空洞死板的文章、讲演等称之为“洋八股”。
　　随着教育界中食洋不化，生搬硬套外国教育模式的现象流行，出现不少批判教育领域“洋八股”的声音。1923年12月8日，恽代英发表《八股？》一文，认为时下流行的洋八股教育是一件怪事，“废止了八股的文学，却这样高兴提倡洋八股的文学，已经是一件怪事；废止了八股的教育，却很普遍地很坚决地提倡洋八股的教育，这却更是一件怪事了”。他批评使全国中学生疲精劳神而考试完大半就要忘记干净的升学考试，未尝不是一种“洋八股”，仍然是一种“敲门砖”，使中学生们没有一点工夫学习做人、做公民的学问。“仅学了些半通不通的英文、数学，他对于一个人与一个公民所需要的常识，仍是全然无有，我真不知道这比八股教育有什么好处?” [16]教育家陶行知也认为：“我们先前以‘老八股’不适用，所以废科举，兴学堂；但是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气力，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 [17]周作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洋八股”本质：“所谓洋八股，其实并不是什么真正进口货，乃是洋装的土货，也因为八股的名声太坏了，所以改头换面的来这一下，拿出古已有之的策论来，与时务相配合，来充任八股的维新派，事实上是比八股还要古老。” [18]

三、国民党党化教育中催生“党八股”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新旧、土洋八股的论争的兴起，国民党创办的党刊《星期评论》和《觉悟》先后改用白话文，成为南方新文学重要中心，但对新文化运动始终是一种有限度的支持。为加强国民党一党专制，国民党先由广东后逐步向全国推行“党化教育”，催生了“洋八股”的新形式——“党八股”。
　　“党化教育”是指国民党政府希图通过对全国灌输国民党党义、封建道德和军事训练等手段，重建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巩固其一党专政而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主张，奠定“党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并决议要注重对国民进行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宣传与教育。1926年8月，广东省教育厅起草的《教育方针草案》首次阐述“党化教育”的概念，规定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注重产业教育、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1927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正式向全国号召实行“党化教育”。8月，南京国民政府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其教育目标在于获取民众认同、统一民众思想，实现确立和巩固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正统地位。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的正式建立。[19]“党化教育”受到其他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国家主义派邱椿反对“党化教育”，“一个执政的政党，用法令的方式，制定教育方针，改变学校课程以贯彻其政治上的主张，或用浮夸的言辞及不正当的方法，对思想未成熟的青年，宣传其片面的主义，而同时又不容许他党在学校里做宣传的工作”。[20]改良派胡适认为，“党化教育”摧残思想自由，呼吁“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
　　在“党化教育”的推动下，对仗工整，平仄押韵，骈四俪六的八股文体死灰复燃，日受推崇，广大民众“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胡适疾呼：“我们至少要期望一个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国语”，但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 [21]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洋八股”以“党八股”的新形式闪亮登场。
　　1927年，胡适在《现代评论》第六卷连载文章《漫游的感想》，记述1926年7月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赴英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途中的所见所闻，文中充满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向往，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其中，在9月17日出版的第145期《漫游的感想》（三）中论述“（六）麻将”时使用了“党八股”一词：“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鸦片虽没有禁绝，总算是犯法了。虽然还有‘洋八股’与更时髦的‘党八股’，但八股的四书文是过去的了。小脚也差不多没有了。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竭的样子，没有人说它是可以亡国的大害！” [22]这是目前所见“党八股”一词第一次在媒体上出现。
　　南京国民政府在向全国推行“党化教育”过程中，大兴八股文言文，甚至提倡招生试卷中以文言文作答，以致出现中山大学“文科所取的新生居然以作文言文反对语体文”的现象，引发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时人以“泼皮”笔名撰写的文章《复古的党化教育》颇具代表性。该文认为这“是青天白日之下康有为做寿”行为，“整天价高唱要党化的新而又新的大学文科，居然反对语体文，……‘党化教育’要改为‘狗化教育’，‘中山大学’要改为‘复古大学’”。[23]发表此文的上海《幻洲》半月刊曾先后四次刊登有关“党八股”文章，反对文言文复辟及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态度昭然若揭。
　　上海《幻洲》半月刊由潘汉年、叶灵凤于1926年10月1日创刊，作者多署“下流人”、“无聊人”、“泼皮”、“小流氓”、“店小二”之类假名。该刊文风泼辣但有时不免失之油滑，文笔直率、流畅，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1927年10月1日，《幻洲》半月刊第2卷第1期下部刊登《重礼聘请党八股老师启事》，全文如下：
　　荒谬绝伦了。看了几年《独秀文存》，再从胡适博士研究白话文学。现任大学院长蔡元培同志也害了我，他提倡国音国语。到了今年，政府党部，一律重视文言，通电指令、宣言公文，有声有韵，赛过《三字经》。我连忙丢了白话，再弄文言，已经诘屈聱牙，似通非通，为此等因，痛骂了我爹娘，昏庸老朽，随波逐流，烧了《左传》、《春秋》，拼命要我学那蓝青官话，这个那个。特此登报聘请海内外党八股老师一位，专教党八股之文言文，年龄不拘，男女都好，只要通晓三民主义，善长四六、八股、韵文，自问对于老文学素有根蒂者，均可投函应聘。如认为合意者，即行重礼登门聘请。卜尧连谨。[24]启事刊登后，该刊编辑们又唱起了双簧戏。1927年10月16日，署名“廉瑟劳”的作者撰写《党八股参考一则》一文发表于《幻洲》半月刊第2卷第2期下部，全文如下：
　　字付世侄卜效连青及：见报知吾侄痛悔抛弃文言文为自娱，亟欲礼聘党八股老师教诲，甚好。惜我日来为国府诸公开会忙，无暇为吾侄留意朋辈中之宿学通儒，以充师资，憾甚。今国府为讨孙阵亡烈士追悼大会发出祭文一通，吾约略过目，龙潭喋血，洋洋来下，颇堪资吾侄百读不厌，庶几将来有所应用，挥毫自如。至嘱，至嘱。世愚叔廉瑟劳于宁国府副官处。[25]文末，附有9月26日《申报》刊登的《国府祭文》作为“党八股”第一篇参考范文。该文四律，对仗工整，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记叙了南京国民政府追悼北伐战争中讨孙阵亡将士的功绩。
　　1927年11月1日，《幻洲》半月刊第2卷第3期下部刊登了两篇对“党八股”文章的讽刺性评论。第一篇是《昌明儒化天尊挽留蒋总司令之妙文》，这是对9月22日《四明日报》刊登的《昌明儒化天尊挽留蒋总司令》一文的嘲讽，署名“廉瑟劳”的作者说：自己读了此文后“击节三叹，玉仙老人不愧为善撰党八股之中流砥柱。……如遇党国要人弃职高蹈之际，挽留之电文，自能走笔如飞，文行天下，自能蜚声中外”。[26]第二篇是对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双十节题辞》的评论：“不禁雀跃三百，盖寥寥五十余字，有典有古，征引诗经礼记，切合三民之主义，五权之宪法，尤为难得。提倡的吗了呢之小丑胡适，当流愧汗不如也；即现任大学院长蔡元培先生对之，亦宜忏悔昔日提倡国音国语之妄焉；再进而言之，即孙总理转世，犹愧总理笔墨之不如部长也。” [27]同年12月24日，由北京迁来上海的综合性周刊《现代评论》发表了《闲话》一文，批评忙着做党八股而忽略了日益严峻的日本威胁形势，“中国人忙的了不得，谁耐烦分别这些琐事！党八股，做得不亦乐乎，谁还耐得住性子，去研究什么羊头狗肉！不错，近来党八股之外，最流行的还有性八股”。[28]胡适所使用“党八股”作为比“洋八股”更时髦的新形式，且与“八股的四书文”相对，讲的是一种八股文言文复兴的新文体。如果说胡适的“党八股”还有点隐晦的话，由潘汉年、叶灵凤主编的《幻洲》半月刊则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积极反对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将“党八股”指为形式僵化、内容枯燥的三民主义以及国民党政府公文文体，即在文言文复兴基础上沾染了浓烈党化色彩的国民党新八股。
　　随着国民政府党化教育在全国的开展，“党八股”一词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如1929年4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撰文《专家政治》，批评国民党“党治”是“分赃政治”，导致军阀混战局面：“如今一班武人，背熟了几句党八股，开口‘资本’、‘地权’，闭口‘创议’、‘复决’，好像二十世纪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专门的问题，用喊口号，念标语的方法可以解决似的。” [29]同年，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之际，胡适接连发表文章，批评国民政府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批评“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其中，再次使用了“党八股”一词，“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收革命之成”。[30]1930年代，全国大报如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上也逐渐出现了“党八股”一词。1930年4月17日，上海《申报》在报道政府制定的《改进社会教育计划编制之经过及其要点》时说：“我们似乎不应当割裂的碎屑的讲党义、讲政治，须把它们溶化于课程敎材训育之中，以免研究党义的人如研究党八股一样。” [31]4月24日，《申报》发表评论：“现在各级学校，均有党义课程，若无整个党义教育的设施，则无异于读党八股。” [32]6月27日，天津《大公报》副刊《灯下闲语》刊文说：“希望少做些党八股多表现点真正的成绩。” [33]这些文章中，“党八股”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党义相提并论。
　　1932年7月，傅斯年在批判中国教育现状时，也使用了“党八股”一词。他说：“他（吴稚晖老先生）是士人出身，而在丽景街的多所学校做过工，深知此中奥妙，乃把一切弄文字者皆叫做洋八股，于是纸上的科学是洋八股，胡适之先生之以新方法治旧学者，也叫做洋八股。……大约胡先生很欣赏他这句话，遂把说空话的党义文叫做党八股。” [34]傅斯年认为：所以一切洋八股、科学八股、党八股、教育八股，都是不学无术。同年，《青春》旬刊发表《算是一篇国难八股》一文说：“从前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章，大旨是替圣人立言；靠一班小童生，去替数千年的圣人立言，要真要美，确不是易事，并不是懂得什么破题、开讲、分比，写满一篇千多两千字的文章，便算好八股。至于时髦一点的所谓洋八股，所谓党八股，也是一样的不容易。……倘若党八股是易做的，那么，发挥党义的著作也不少了。” [35]1933年10月25日，周作人在《大公报》发表的《颜氏学记》再次提及：“今人有言土八股之外加以洋八股又加以党八股此亦可谓知言也。” [36]随着“党八股”一词在国统区的流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开始使用起来。1932年11月18日，张闻天署名“歌特”在瑞金《斗争》杂志第31期发表文章《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主要检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问题。在尖锐批评宣传工作中种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表现时，先后9次使用了“党八股”一词。该文分析了“党八股”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其危害，认为当时革命宣传鼓动的内容，“往往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缺乏具体性、时间性，缺乏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的工作。我们同志在这一方面的特点，就是‘党八股’”。他指出：当时“所需要的是带有时间性的、具体性的、适合于群众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而不是‘党八股’。谁想在这种情形之下背诵‘党八股’，谁就没有法子争取到广大的群众”。[37]他批评说：“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只能是秘密的与狭窄的，它决不想法子去利用公开可能与争取公开。我们党八股的宣传家无论到哪里，从不想用另外一种方式，用许多具体的事实来说出我们所要说的话。” [38]但是，由于反“围剿”斗争持续不断，导致中央苏区宣传工作中的党八股文风并没有得到纠正。
　　
四、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前后积极倡导反对“党八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获得局部的稳定和相对和平。早在1937年6月，毛泽东对党在历史上的宣传教育中存在的党八股不良风气已有客观认识，并指出：“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 [39]他倡导中国特色的文风建设，提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建设目标，积极反对洋八股、党八股。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40]同时，他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个学习竞赛。1939年2月，党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了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目标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1941年5月，毛泽东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1941年8月26日，他在《〈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中写道：“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不是那些党八股。” [41]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将改进文风和改造学风提升到整顿党风的高度，将“党八股”定性“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42]2月8日，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八百多人出席的干部会议。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报告，系统论述了“反对党八股”思想。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旗帜鲜明地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党八股“给以清算”，使它们没有藏身之处，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最终消灭之。第二，论述党八股产生的历史根源，“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43] “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44]第三，分析党八股产生的阶级根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45]第四，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第五，指出“党八股”在党内普遍存在各种形式，“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46]最后，他号召全党必须抛弃党八股，写文章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必须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并殷切期望全党下苦功夫去学习群众的语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形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对党八股的声讨，代表了全党的意志，喊出了革命者的心声。《反对党八股》报告也成为声讨新闻宣传工作中“假、大、空”党八股的战斗檄文，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熟知的一个词汇和观念。1942年2月11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宣布党八股死刑》，向全党传达了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中央精神，“肃清党八股的残余是全党的任务，每个党员都应当同时是宣传员”，积极推动了全党的整风运动。2月21日，毛泽东致信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了延安整风运动情况，“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47]他期望周恩来领导的国统区党组织也开展整风运动。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整顿三风、反对党八股观点，“执行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48]4月20日，毛泽东指示新华社要多播整顿三风的教育材料文件，并指出：“现在，国民党也利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来骂我们，在报上写文章骂我们。……我们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还要经过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义的工作，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和消灭歪风。” [49]此后，毛泽东在多种场合的发言报告中都重申了反对党八股立场，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1943年7月2日）等。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和肃清党八股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再次表明了反对党八股立场。5月31日，毛泽东给七大代表们报告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他在讲到领导问题时，为避免盲目性，全党要多想问题，分析问题，“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他说：“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50]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总结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并号召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会通过了新党章，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反对党八股理论，由此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语
　　总之，根据目前史料表明：“党八股”一词词源出自1927年9月17日《现代评论》第六卷第145期刊登的胡适文章《漫游的感想》中的“还有‘洋八股’与更时髦的‘党八股’”一语中。它诞生有两大背景：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思想文化界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反对文言八股基础上产生了改头换面、食洋不化的新八股。而“党八股”作为“洋八股”的一种更加时髦的新形式随之出现；二是随着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的推广、党义教育的深化、封建道德伦理建设的复苏，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创造了“党八股”一词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而非吴稚晖等国民党保守派），后经潘汉年、叶灵凤等进步人士在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运动中不断向全国推广使用，用它来比喻形式僵化、内容枯燥的三民主义以及国民党政府公文文体。
　　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全国性大报使用推广后，“党八股”一词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报刊上。1932年11月18日，张闻天在瑞金《斗争》杂志发表文章《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创造性地用“党八股”一语概括和批评中国共产党宣传鼓动工作从形式到内容存在的“左”的毛病和教条主义。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角度，张闻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宣传工作中“党八股”概念的政治家。
　　延安时期，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反对党八股的第一人和系统阐述反对党八股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他在延安最早于1937年6月使用“党八股”一词来形容党在宣传教育领域的不良倾向，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和领域，并将其与中国特色的文风建设和中国作风目标紧密相连，提升全党对“党八股”问题的认识高度。其次，他身体力行，实践中积极贯彻，在整风运动的发言和报告中积极提倡，发表《反对党八股》檄文，向全国发出了反对党八股最强音；再次，他从思想理论上，深刻分析“党八股”历史源头，并深挖其阶级根源及现实表现，尖锐指出：“党八股”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其外在形式表现为“假大空”文风，是教条主义的体现。最后，他为全党反对党八股、肃清党八股提出了建设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奋斗目标，并将其成为全党指导思想。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报告中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 [51]这里讲的“洋气”是指“党八股”是食洋不化的表现形式，而“土气”可以看作是自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以来养成的中国式的本本主义作风。毛泽东将“党八股”这个词，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假大空”文风、作风与名声不佳的“八股文”联系起来，颇具创意，使得“党八股”一词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中浮夸不实、无的放矢恶劣文风的代名词。
　　探索“党八股”历史，发现反对党八股也是个漫长的过程，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风建设的艰辛历程，需要一代代人具有坚定的毅力，付出艰苦努力；时至今日，思想文化界和新闻界不时发出“再反一次党八股”声音，因此，反对党八股是一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风建设的艰巨任务，更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文风建设重中之重，需要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坚决斗争。■
　　
①李洁非：《毛泽东独创“党八股”，抨击党内精英言必称苏俄》，《北京日报》2012年5月17日
②鲁德：《〈反对党八股〉一文发表的由来》，《新闻出版报》1989年9月23日
③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理事会编：《毛泽东思想辞典》第198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④王梅芳、涂鸣华：《中国共产党新闻文风改革的历史演进与启示》，《新闻记者》2012年第10期
⑤程中原：《精辟的见解 深刻的启迪——学习〈张闻天选集〉札记》，《人民日报》1986年1月13日
⑥牛桂云：《谁是“党八股”一词的最早提出者》，《中共党史通讯》1990年2月25日
⑦廖盖隆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第267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⑧方汉奇等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第293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
⑨黄强：《最早提出“党八股”一词的是吴稚晖》第105页，《晋阳学刊》1999年第5期
⑩邵纯：《胡适的母亲、祖坟及其他》，《学习时报》2012年5月21日
[11]李林：《“党八股”一词的时代语境及意涵源流辨析》第47页，《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2]毛泽东：《关于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吴稚晖著：《吴稚晖全集》卷14第55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14]《说实业》，《大公报》1905年1月7日
[15][35]黎晓莲：《近百年以来八股文研究综述》，见陈文新，余来明主编：《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396、296-39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晨报副刊》1923年7月23日
[17]吴稚晖：《吴稚晖全集》卷3第441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18]恽代英：《八股？》，《中国青年》1923年12月第8期
[19]陶行知：《工具教育》，《乡教丛讯》1927年7月第1卷第12期
[20]岂明：《洋八股的经验》，《周作人文类编2》第24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1]陈钊：《国民党党化教育制度研究，1924-1937》第35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2]邱椿：《反对党化教育的理由》，《醒狮周报》1927年第148期
[23][32]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9月10日《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
[24]胡适：《漫游的感想》（三），《现代评论》第六卷第145期
[25]泼皮：《复古的党化教育》，《幻洲》1927年第2卷第1期下部
[26]卜效连：《重礼聘请党八股老师启事》，《幻洲》1927年第2卷第1期下部
[27]廉瑟劳：《党八股参考一则》，《幻洲》1927年第2卷第2期下部
[28]廉瑟劳：《昌明儒化天尊挽留蒋总司令之妙文——党八股参考文之二》，《幻洲》1927年第2卷第3期下部
[29]卜效连：《党八股参考文之三》，《幻洲》1927年第2卷第3期下部
[30]遂初:《闲话》，《现代评论》第7卷第159期
[31]罗隆基：《专家政治》，《新月》1929年第2卷第2号
[33]陈剑翛：《改进社会敎育计划编制之经过及其要点》，《申报》1930年4月17日
[34]《討論臨時案》，《申报》1930年4月17日
[36]冷：《灯下闲语》，《大公报》1930年6月27日
[37]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
[38]《算是一篇国难八股》，《青春旬刊》1932年第1卷第13期
[39]豈明：《颜氏学记》，《大公报》1933年10月25日
[40][41]张闻天：《张闻天文集》（一）第317、31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八百年
[42]毛泽东：《关于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50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3][44][45][46][47][48][52]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9、82、93、95、96、103、93页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49]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2、409、4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绍根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新闻思想发展及其理论建设研究”课题成果，项目号为：RMXW2018A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