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贾鹤鹏 吴欧 钟琦
　　【本文提要】近年来，众多科学家通过博客、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积极介入科学传播活动，本文通过对部分网红科学家的访谈，讨论了主动进行科学传播的科学家的行为动机、参与机制以及新媒体对这种行为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科学传播 网红科学家 自媒体 障碍
　　【中图分类号】G209
一、引言
　　多年来，研究如何调动科研工作者从事科学传播活动一直是世界科学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①作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建者，科学家经常被认为是“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②与专门从事科学传播的机构和媒体相比，科学家又因为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其所属的领域里游刃有余，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差错，保证科学传播的正确性。③在互联网时代，博客、微博、微信等赋予了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权，让科学家更有可能直接从事科普活动。④
　　然而，尽管科学家的参与对于科学传播非常重要，但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科学家从事科普行为的研究，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科学家科普，一直是一个研究空白。虽然王姝和李大光⑤通过访谈获得了少量科学家对科普的看法，但缺乏对这种行为的全面考察。刘恕、刘立等⑥对科学家进行了问卷调查，指出了科学家从事科普不容乐观的现状，这与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⑦但所有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主动进行科学传播的科学家的行为动机、参与机制以及新媒体对这种行为的影响。
　　本文正是着眼于克服这种不足。虽然既有研究揭示出一些中国科学家疏于科学传播的现状与原因，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广大科普领域中，一直活跃着一批积极科普和从事其他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行为的科学家。其中部分科学家，如中山大学物理学家李淼、中科院上海神经研究所研究员仇子龙、中国地质大学古生物研究学者邢立达等，近年来都积极参与科学传播，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一度被称为“网红”。那么，在科学传播缺乏机制保障，⑧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普遍动力不足⑨的情况下，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网红”科学家能在这个领域取得相当的成就呢？
　　本研究通过对多位在互联网或社交媒体平台上非常活跃的“网红”科学家进行深度采访，分析了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影响因素，并探索了促进科学家积极参与科学传播的对策和方法。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1.科学家进行传播的动因
　　多年来，科学传播界的研究表明，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公众科学知识不足是其轻信谣言和缺乏对科学支持的主要因素，这也被称为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⑩这种共识得到了针对科学家的大型调研的肯定。2001年英国维康信托基金资助的研究发现，53％的科学家认为，公众对“更深入的科学理解”的主要障碍是缺乏教育，另外35％的人说这个问题主要是由媒体造成的。[11]这一结果得到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09年进行的一次大型调研的支持。调查显示，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公众对科学知之甚少。[12]这两次针对科学家的大型调研都表明，科学家在原则上普遍支持针对公众和媒体的科学传播活动，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是他们愿意投身于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13]有意思的是，虽然欧美科学家普遍认为媒体误导了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但大部分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2005-2006年对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流行病学家和干细胞研究人员的调查研究表明，30％的受访科学家表示过去三年来他们有5次以上的媒体接触，39％的人被媒体报道的经历介于1到5次。[14]为什么一方面科学家们抱怨媒体误导，另一方面他们还很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或投入其他科学传播活动呢？原因在于，通过媒体报道和其他科学传播活动，科学家们可以获得相当的收益。研究表明，如果医学界的权威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某篇论文被《纽约时报》报道，一年内它被引用的次数将增加72%。[15]当然，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往往不是孤立行为。一项德国研究发现，调动科学家参与传播的主要因素，在于这些科学家是否认同增进其所在机构公共可见度这一目标，以及是否得到其所在机构公关部门的支持。[16]2.网络自媒体对科学家从事传播的影响
　　既然科学家们从科学传播中得到好处，又对媒体科学报道不满，那么当网络世界能赋予人们开设自媒体的能力后，一个当然的推论就是科学家们对博客、微博、脸书等能让他们自己发声的工具大为欢迎。
　　的确，学者们发现，博客的到来，让科学家们普遍强调他们可以绕过自己长期怀疑的新闻媒体，直接与公众进行沟通。[17]早期的研究集中在探索科学博客作为科学新闻可能的替代品，[18]并分析其在影响科学家与公众和同行的沟通中的作用。[19]后来的研究发现，科学家没有动机去使用科学博客取代科学记者，[20]开博的科学家主要认为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和科学的解释者，而不是科学记者。[21]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也很快广泛地渗透到了科学界。一项对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有关的3748名美国科学家的调查显示，有47％的人使用社交媒体谈论科学或阅读科学进展。[22]同样，另一项研究发现，其537名科学家受访者中大多数使用推特（88％）、脸书（82％）和领英（66％）。[23]科学家们也在选择性地利用不同社交媒体对公众施加影响。例如，相比于脸书，科学家们更倾向于通过具有微博功能的推特进行内部和外部科学交流。[24]德国学者罗尹悦的研究发现，美国、德国和台湾科学家们会为不同的目的使用不同的在线媒体;个人网站主要用于内部科学交流，社交网络用于私人交流，博客则主要作为科学信息来源。[25]总体来讲，目前对于科学家如何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科学传播的研究仍然很有限。
　　在我国，虽然已经有研究探索了社交媒体在科学传播上的应用，[26]最新的研究也对微信上的科学类公众账号进行了系统研究，[27]但完全没有研究探索科学家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科学传播，以及新媒体使用如何影响科学家的科学传播行为。这与博客、微博、微信已经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信息交流方式的现状极为不适应。
　　2007年底，博客空间达到7300万，共有博客作者4700万，占当时互联网用户的25％。[28]新浪博客是我国最大的博客网站，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网（ScienceNet.cn）则是科学家们开博最多的站点。此外，近年来迅速成长壮大的果壳网（Guokr.com）也吸引了大量中青年科学家开博。博客在近年来略有衰落，而微博和微信等具有自媒体功能的社交网络则快速成长。
　　基于上述国内外研究和我国各种自媒体的发展状况，我们非常有必要探究赋予人们更强传播能力的自媒体是否能推动我国科学家更积极地投身于科学传播。另一方面，疏于科普的传统中国科学家和热心传播的“网红”科学家之间的对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社交媒体时代促进科学传播的机制。
　　在分析上述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1）是什么因素导致受访科学家在线从事科学传播？
　　（2）具有自媒体功能的社交网络如何影响这些科学家的科学传播？
　　（3）“网红”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调查积极利用网络进行科学传播的科学家，因而我们采用了定点抽样（targeted sampling）的方法[29]来招募调查对象。受访者必须是现在仍在从事科研工作的一线科学家，并有意识地使用博客、微博、微信这三种自媒体中的一种。我们请各家知名科普网站和科学类公共账号的编辑推荐候选人。结果发现，在被推荐的科学家中，很少有人积极利用微博进行科学交流，这也印证了以前研究的发现。[30]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检查了新浪微博科技类排行榜，各种博客的科技类频道和科技类微信公共账号的排行榜，并对排名前100位的博主和公号运营者或这些公号的主要撰稿人逐一核实，完全排除专业科普作家和科学记者，不论其以前是否有科研经历。在确定了大约50人的样本后，我们分头逐一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联系。
　　同时，我们也委托果壳网召集了一次积极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家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上与部分科学家商定了后续专访的意向。最终，我们一共完成了29名符合样本要求的科学家的采访。除一位受访者仍然博士在读外，其他受访者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其中除一位在读博士年龄小于30岁、四名受访者年龄在50岁以上外，其他24名受访者年龄都在30-50岁之间。所有受访者都在国家级科研机构或985大学工作。受访者中26人为男性，只有3人为女性，绝大多数位于北京，只有1名受访者供职于一所西部的知名985大学。受访者的学科分布集中在天体与高能物理、 生物医学、食品、环境等领域，总体上这些学科也是我国科学传播的热点领域。总体而言，我们的样本源于基础科学研究而不是应用技术和工程领域，所以他们都是自然科学研究中活跃在一线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因为我们认为，自然科学、技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在传播机制上有很大差别，而且传统上科学传播主要针对的是自然科学，所以本研究中默认了这一前提。
　　同时，一些样本也来源于在果壳网以及知识分子等网络自媒体平台上开展科学传播的科学家，但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仍然专门且刻意限定在个体的、仍在科研一线的“科学传播者”，所以我们认为包括知识分子公号等新型传播形态是作为他们传播的条件之一，但不是我们这项研究的对象本身。
　　虽然我们的样本在性别、供职机构的层次和地域上存在明显偏差，但我们认为，这也反映了我国科研资源、媒体资源和网络传播资源在总体上的不平衡现状。当然，我们没有采访到大部分中西部科学家样本（在我们的目标样本中有3名位于中西部的科学家，但都没有回复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发出的采访要求），这也可能与区域文化有关。既往有关传播学国际化的研究，其样本也主要集中在东部中心城市的985高校。
　　访问采用中文进行，主要是通过电话和Skype在2016年11月下旬至2017年3月完成。访谈时间为25分钟至1.5小时，平均时长为59分钟。我们设计了一些基于我们研究问题的采访问题清单，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在科学传播中，你如何看待博客、微博或微信等社交媒体的作用？它在你的职业生涯中的作用如何？你认为这可以改变大多数中国科学家的科学传播工作吗？然后，我们还要求受访者描述社交媒体在他们日常科学传播中的应用，以及他们在博客、微博、微信等可能的平台之间的偏好。最后，我们还询问了他们如何考虑公众/受众在公共科学传播中的作用、信息来源，以及他们对受众的反应和与受众的互动。
　　我们对所有采访进行了录音，并在采访后立刻进行了转录。随后，通过分析性分类[31]和不断比较[32]对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对转录数据进行分析编码、比较、匹配和重新分类概念以形成各种主题，最终，各个主题被纳入每个研究问题。本文共同作者之间对编码结果进行了反复讨论，以就这些主题及其与研究问题的相关性达成共识。为了保护受访者，我们在文章中对所有受访者进行了匿名处理。
　　同时，我们注意到，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相比，无疑更加强调信息的平等流动，也不排除双向流动，而传统科普主要强调拥有知识的一方（科学家、科普社群）对缺乏科学知识的一方进行单向的知识和价值的普及。在我们为本文所做的访谈中，我们通常是用科学传播开头，但经常会在与受访人讨论中自然地顺着对方使用科普一词，这也表明，在科学家层面，对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的区别，并不像专业从事这一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那样敏感。科学家之所以不在意这种区别，原因在于他们仍然以知识提供者自居，也就是说，科学传播和科普在很多“网红”科学家眼里（在普通科学家那里可能更加如此）仍然是指向公众普及知识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我们在本文中并未专门对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做出系统区分。
　　
四、研究发现
　　1.促使科学家投身科学传播的因素
　　我们的第一个研究问题着眼于了解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原因。针对投身于科学传播的原因，一个压倒性的回答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几乎每位受访科学家都对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很不满，认为科学家有责任和义务在提升公民科学知识方面做出贡献。
　　但在这一共识下，导致受访科学家积极进行科普的原因则各不相同。总体而言，以通过科学传播可以拓展科研合作和获得公众认可，为最主要的两个动机。
　　“因为做氢（医学），很多做相关产品的需要向他们的顾客来推广，就是说我这里相对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信息平台”。一名受访的医学领域科学家表示。另外一位物理学家则表示，他的课题组取得了有关球型闪电的非常具有突破性的发现，但由于发表该论文的刊物影响因子相对不高，因此迫切希望通过科学传播让公众更多地认识到这项研究的意义。通过这个过程，有很多其他科学家与他们有了合作意向。
　　其他受访科学家虽然不一定通过科学传播活动达成具体合作，但却表示在课题评审或学术会议中，经常碰到其他科学家提及自己的科普工作，对此感到很高兴。“我现在大部分朋友都是因为微博认识的，在现实中认识的朋友反而占少数了。”一位受访的从事大气污染研究的女性科学家表示。此外，一位受访的物理学家也谈到，他目前的一个合作伙伴就是因为阅读了他在微信公号上的文章才建立起合作关系。
　　除了识别合作机会之外，受访科学家中也有多人表示通过开展科普工作可以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获得公众的认可。“我做科普还是为了利益，什么利益，就是说我劝大家吃药，大家吃了药了，大家平均寿命提高了。”一位从事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说。
　　而另外一位受访科学家认为科普要有明确的受众，这样才能获得他们的认可，“我是写给那些本来就对生物或科学感兴趣的人，让他们获得一些重要科学议题或话题背后的东西”。当然，这种受众有时候也包括科学家。前述的生命科学受访科学家提到了他的科学家读者，“他们在非专业领域的科学素养往往还不如我”。此外，获得公众的认可也意味着让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传播，“所以就是为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理解你做的东西，尤其是偏环境类的，就更需要理解了”。一位受访的环境科学家表示。这名受访科学家建立了一个与自身领域相关的科学记者微信群，并且通过在微信群里的互动指导科学记者的新闻生产。
　　虽然科学传播尚未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之中，大多数受访科学家也表示开展科学传播并没有带来直接的收益，但是所有受访者都对自己通过科学传播活动实现了某种价值感到满意。尽管大多数科学家没有获得经济收益，但也有两位非常知名的受访科学家表示他们通过微信公共账号、头条等新媒体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与传统时代相比，新媒体时代促使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动机并未有太多的改变，主要的变化来源于他们有了更多自主的渠道，可以让有志于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家更大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2.社交自媒体如何影响科学家的科学传播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科学家投身科学传播有多重动机，那么具有自媒体功能的社交媒体是如何影响这些动机，并进而让我们的受访对象成为科学传播方面的“网红”呢？我们发现，促使他们在网络上进行传播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对传统媒体的不满，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赋予他们公开表达意见的能力，并避免不准确的媒体表达。
　　与对传统媒体不满相一致的是科学家们寻求“发声”的动机。在这方面，技术发展为部分受访科学家提供了从事科学传播的可能性。“2008年我开始在科学网上开设博客，当时在同事和朋友中很受欢迎。起初，我不知道该写什么，直到逐渐发现它最适合科普和研究生教育”。一位著名动物学家说。
　　但并没有受访科学家因为网络赋予他们的自媒体功能而认为科学家可以颠覆传统媒体。这与国外研究发现科学家开博主要是追求公共知识分子和科学解释者的身份的结论一致。[33]不少科学家还表示，撰写博客反而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媒体采访。另一位供职于食品安全部门的科学家则表示，自己的博客和微信公号订阅者中包括大量记者，通过撰写博客或公号文章，可以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媒体同时也能把一些所在单位愿意传达却又不方便发布的信息以非正规的渠道传达给媒体。
　　其他人赞扬社交媒体的巨大而可衡量的影响。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表示他与某门户网站合作的一部关于外星移民的视频获得了1500万人次的访问。他的观点得到了一位高能物理学家的回应，他主要向微信公共账号提供科普文章。“传统媒体，包括它们的网站，具体的文章其实往往没有多少读者。虽然微信公共账号看起来像一个传统的在线媒体，但它转发和分享文章的功能使得文章阅读量广很多”。
　　新媒体也让科学家们的科学传播活动更容易“有利可图”。一位受访的著名物理学家表示，“你要是认真写一篇文章，或者录一个音频的话，最好还是放在收费的平台上面。一个你有点收益，第二个，效果会更好”。虽然像他这种明确声明社交媒体可以提升个人经济利益的仍然为个案，但参与社交媒体传播也帮助了一些受访科学家获得外部资助。一名神经科学家提到，他积极在微博上公开讨论科学问题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让他从制药公司获得了横向课题。另一位以社交媒体分享恐龙演化研究成名的年轻古生物学家获得了所在大学的支持，扩大了“为该大学建立荣誉”的实验室。
　　社交媒体中，学术交流、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与科学、企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模糊性与受访科学家积极从事在线科学传播有难以分割的关系。
　　在提供自媒体功能和为部分科学家提供收益的同时，社交媒体也让科学家们的传播活动目标更加精准。比如，前面提到的从事氢医学研究的医学科学家表示，利用新媒体进行科学传播可以“宣传整个领域，需要让生物医学领域的人了解这个进展”。“对氢这个专门的方面有兴趣的人，可以订阅（我们的微信公共账号）”。
　　但是，在促进科学家们的传播活动覆盖特定读者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大部分人并不愿意利用社交媒体功能与公众互动。在我们的受访者中，大多数人都在科学网或果壳上开设了博客帐户，而非大型公共门户网站如新浪网或搜狐网。“如果公共博客网站的编辑不推荐你的博客文章，他们将只有几百的阅读量。但是编辑很少推荐一个科学博客”。一名粒子物理学家说。
　　虽然微博的读者数量庞大，编辑人员的控制力较弱，却没有吸引科学家。一位受访科学家说：“我没有微博帐号。我没有时间处理读者的反馈。我也担心不可控制。任何人都可以（对我的微博推文）说点什么！”在我们的采访中，可控性问题一再出现，既包括没有使用微博的科学家也包括有百万微博关注者的“网红”科学家。“（我）有这么多的追随者，我不认识大多数人。所以，在微博上说话时，我非常谨慎”。一位研究大气污染的年轻女科学家说。众多研究表明，微博在中国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促进社交，而被誉为中国网络社会的公共空间。[34]这种公共性反而影响了中国科学家的使用。“微博上的人们什么都说，往往是极端的表达。我不会用它来做科普”。一位受访科学家表示。
　　应该说，如本部分所示，社交媒体给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带来了一些机遇和挑战，现存的一些社交媒体会让公众不理性的声音被放大，或者一些谣言频繁流传，使得他们有更大的动机来“辟谣”和“教育公众”。
　　3.“网红”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障碍及应对
　　虽然我们采访的科学家们通过从事在线科学传播获得了从提升信誉到获得收益及少部分人会因此获得研究资助这样的好处，但所有的受访科学家都明确否认他们依靠社交媒体的科学传播，可以赢得同行评议人在自然科学基金评选过程中的认可（需要指出，上文提到的神经科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获得的研究资金都不是同行评议的研究资助）。
　　几位科学家甚至报告了从事科学传播的负面后果。“他们认为科学普及不是科学家分内的工作，科普太投入肯定会减少科学家用于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前述的知名天文学家说。即使知名科学家也会受到这种同行排斥的影响。这位天文学家介绍说，某位与他关系非常紧密的院士因为非常愿意向公众普及航天知识而被同行认为想要垄断这方面的课题资源。在国外相关领域的科学传播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有科学家认为布莱恩·格林等人对弦理论开展的大范围的科学传播就给予其竞争的理论造成了挤压效应，因为弦理论把优秀的人才和大量资金吸引到了该领域中来，从而使得其他理论的关注度下降，人才流失，资金紧张。[35]既往研究[36]已经揭示了我国科学界缺乏对科学传播的政策支持，但我们上面的研究表明，科学界缺乏对科学传播的支持，并不仅仅体现在政策缺失上，科学界的文化也是导致科学家难以投身科学传播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在中国科协和众多学者多年的呼吁下，我国的科技传播政策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增设了科普专项基金，鼓励科学家们申请这一基金来传播自己的自然基金课题。[37]科技部的“973计划”也在试点对一些课题设定强制的科学传播规定。[38]然而我们的采访表明，没有一位受访科学家申请过这方面的课题。他们普遍表示，从事科学传播更多是出于个人兴趣，并不愿意通过申请基金使自己这方面的工作被束缚。但对于大多数普通科学家来讲，仅仅依靠兴趣，毕竟难以保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我们采访到的一位动物学家表示：“我有时间会给你做（科普），但是一旦有新的任务来了，我肯定要把你这个事情往后拖，最后就有可能被搁置了。”
　　大多数受访科学家在访谈中都对制定鼓励科学传播的政策表示赞成，尽管他们也普遍认为科学传播不应该成为强制每个科学家都执行的政策，毕竟中国的大多数科学家并不善于科普，他们也不认为鼓励科学传播的政策是科学家们积极进行传播的充要条件。一位通过侦探剧讲解化学的化学家表示，要促进科学家投身科学传播，并不仅仅需要政策，关键是让这些科学家能获得正反馈，也就是说从所做的传播工作中获得收益，或者靠它赢得尊重。
　　我们上一部分的研究表明，尽管科技政策和科学界内部文化缺乏对科学家从事公众传播的鼓励，但社交媒体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从赋权科学家直接发声到为他们创造科研合作、经济收入和社会认可在内的各种回报，具有自媒体功能的社交网络为接受我们采访的积极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家提供了很大的资源，帮助他们在缺乏体制支持的情况下仍然能获得上述化学家所说到的正反馈。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的另一个问题是，绝大多数“网红”科学家都没有获得所在机构的支持，而国外研究表明，这种支持对于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至关重要。[39]不少与所在单位宣传部门打过交道的科学家表示，科研宣传人员素质不高，往往只能根据发表论文的期刊判断学术成就，在传播科学家成果上能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但也有一些受访科学家表示，他们主动回避与本机构宣传部门打交道，因为后者往往倾向于歌功颂德而不是深入考虑公众关切。[40]阻碍科学家投身科学传播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对科普不友善的科研文化和政策的缺乏，多位受访科学家表示，现在中国的网络舆论环境太不友好，人们动辄发表极端的言论。“我现在做科普面临的攻击是双重的。比如在雾霾的问题上，当你说机动车也会排尾气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是在给政府洗地，然后你说到雾霾对人体的健康确实有大的影响的时候，他又会说你是别有用心”。为了减少与网友频繁互动所消耗的时间和避免不友善的网络环境，大部分受访科学家不太利用微博进行科学传播，更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微博。这种情况与既往研究发现的国外科学家高比例利用推特形成了对比。
　　然而仍然有部分科学家在微博上非常活跃。前述的神经科学家表示，恰恰是微博上充满辩论的环境让他喜欢在这里结交各种朋友，另一位科学家则表示在微博上传播食品营养与健康的知识与公众更容易形成互动，还有一位科学家认为微博空间受到编辑推荐与否的影响因素较小。这三位受访科学家均名列微博科学类博主排行榜前100位，他们也都表示自己并不是公共领域的名人，微博空间上的极端言论对他们影响不大，不用理睬。但他们也承认，自己在科研上不是所在单位的主力。
　　上面我们展示了网红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遇到的从体制性因素到网络舆论环境等等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从总体上表明，制定积极鼓励传播的政策有助于科学家投身科学传播，但政策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也需要逐渐调整我国不鼓励面向公众传播的科研文化。就总体而言，即便是从事科学传播的“网红”科学家，大部分仍然疏于与公众直接进行网络互动，这既与网络公共空间的不友善环境相关，也与科研压力大从而导致科学家无法投入与公众进行互动的时间精力有关。
　　
五、结论与讨论
　　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网红”科学家如何参与科学传播活动以及社交媒体对此的影响。我们的采访和观察表明，“网红”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既是受到提升公民科学素养这一社会责任的感召，也与从事这项活动得到的收获有关，这些回报包括更多跨学科合作，增加个人收入以及提升社会认可度。社交媒体帮助中国科学家绕过传统媒体，吸引更多的观众，更容易实现各种回报，并有助于他们摆脱所在机构不合时宜的宣传模式。
　　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也表明，我国目前的科技体制和科学界内部文化还没有充分鼓励和支持科学传播，对科学传播的机构支持也不充分。在这方面，具有自媒体功能的社交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受访科学家克服了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实现了鼓励他们从事科学传播的正反馈机制。这一结论符合Zhang [41]展示的中国科学家往往具有自发的科学传播的动机相一致，并在互联网环境中具体阐释了这些动机。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故意挑选的“网红”科学家们使得本研究的结论并不能直接应用于指导普通科学家的科学传播实践，因为前者通过积极利用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科学传播资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有能力克服体制支持不足这一束缚，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科学家而言，要做到这一点还相当困难。
　　但也正是因为聚焦在“网红”科学家时，采用Robert Yin [42]在其案例研究法中所强调的变体案例（variant case），使得我们的研究能看到一些只研究普通科学家所难以充分展示的维度，如从事科学传播收获的科研合作，如具有自媒体功能的社交网络赋予的传播能力等等。结合整个科学传播体制，本文发现的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探索到更多克服科学传播不利因素的途径。
　　然而，即便我们的受访科学家已经是最积极进行科学传播的群体，我们仍然能观察到，科研压力大和不友好的网络舆论环境等因素束缚着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另一方面，即便是这些最为热心传播的科学家，大部分也不善于或不愿意积极与公众互动，介入公共空间进行积极讨论。这表明，科学传播学界所提倡的在科学传播中推动公众参与科学这一模型[43]来取代以教导公众科学知识为主的缺失模型这一任务在我国仍然任重道远。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对象完全是个体的“科学传播者”。虽然这些传播者中不乏为知识分子或果壳网撰写文章的科学家，但是因为本文的重点主要在于探讨著名的从事科学传播的个体科学家，而不是探讨开办或运营类似知识分子公号这样的新型传播平台对科学家的角色-动机-行为的影响，所以期望后续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这种新媒体平台对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影响。■
　　
①BesleyJ. C.Oh, S. H.& Nisbet, M. (2012). Predicting scientist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lif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0963662512459315.
②王大鹏：《对媒体与科学传播关系的反思》，2015年中国科技传播论坛；何亭：《科学传播下科学家的作用》，《人力资源管理》2015年第6期
③李福鹏、姜萍：《科学传播中科学家缺席的原因探析——以“蕉癌”事件为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6期
④Bik, H. M.& GoldsteinM. C.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edia for scientists. PLoS Biology11(4)e1001535.
⑤王姝、李大光：《科学家对自身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看法的调查研究》，《科普研究》2010年第5期
⑥刘立等：《科技工作者普遍认同科普是社会责任，但积极性主动性不够——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普工作状况调查专题报告之一”，中国科协调宣部《调研动态》2011年10月26日
⑦Jia HLiuL. Unbalanced progress: The hard road from science popularisation to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in China[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1423(1):32-38.Zhang, J. Y. (2015). The ‘credibility paradox’in China’s science communication: Views from scientific practitioner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4(8)913-927.
⑧秦枫：《新媒体环境下科学传播分析》，《科普研究》2014年第9期
⑨刘立等：《科技工作者普遍认同科普是社会责任，但积极性主动性不够——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普工作状况调查专题报告之一》，中国科协调宣部《调研动态》2011年10月26日
⑩Sturgis, Patrickand N. Allum. “Science in Society: Re-Evaluating the Deficit Model of Public Attitude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3.1(2004):55-74.
[11]MORI/Wellcome Trust (2001)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public debate. Available at: http://www.wellcome.
[12]李大光：《公众盛赞科学科学家责备公众和媒体》，《科普研究》 2009年第4期
[13]BesleyJ. C.Oh, S. H.& Nisbet, M. (2012). Predicting scientist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lif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0963662512459315.
[14]PetersH. P.Brossard, D.De CheveignéS.Dunwoody, S.Kallfass, M.Miller, S.& Tsuchida, S. (2008a). Science-media interface: It’s time to reconsider. Science Communication30(2)266-276.
[15]Phillips D PKanter E JBednarczyk B et al. Importance of the lay pres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to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1325(16): 1180-1183.
[16]MarcinkowskiF.KohringM.FurstS.& FriedrichsmeierA.: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 on scientists’ efforts to go public: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vol.36no.12014 pp.56-80.
[17]LowreyW. (2006). Mapping the journalism-blogging relationship. Journalism, 7(4)477-500.
[18]Bonetta, L. (2007). Scientists enter the blogosphere. Cell, 129(3)443-445. Brumfiel, G. (2009). Supplanting the old media? Nature, 458(7236)274-277.
[19]Batts, S. A.Anthis, N. J.& SmithT. C. (2008). Advancing science through conversations: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blogs and the academy. PLoS Biology6(9)e240.
[20]Mahrt, M.& PuschmannC. (2014). Science blogg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motivesstyles, and audience reactions.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13(3)A05.
[21]Jarreau, P. B. (2015). Science bloggers’ self-perceived communication roles.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14(04)A02.
[22]RainieL.Funk, C.& Anderson, M. (2015). How Scientists Engage the Public. Retrieved from Washington, DC: http://www.pewinternet.org/2015/02/15/how-scientists-engage-public/
[23]Collins, K.Shiffman, D.& Rock, J. (2016). How are scientists using social media in the workplace? PloS One11(10)e0162680.
[24]Collins, K.Shiffman, D.& Rock, J. (2016). How are scientists using social media in the workplace? PloS One11(10)e0162680. YeoS. K.Cacciatore, M. A.Brossard, D.ScheufeleD. A.& XenosM. (2014). Twitter as the social media of choice for sharing sc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13th International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 Salvador, Brazil, 5-8 May 2014.
[25]LoY.-Y. (2016). Online communication beyo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Scientists’ use of new media in Germany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address the public. Dissertation, Berlin, Freie Universit?t Berlin, 2016.
[26]贾鹤鹏、范敬群、彭光芒：《从公众参与科学视角看微博对科学传播的挑战》，《科普研究》2014年第9期
[27]金兼斌、江苏佳、陈安繁、沈阳：《新媒体平台上的科学传播效果：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8]网易科技报道：《CNNIC 2007年中国博客市场调查报告（全文）》 http://tech.163.com/07/1226/14/40L785RR00092GSG.html
[29]Watters, J. K.& BiernackiP. (1989). Targeted sampling: options for the study of hidden populations. Social Problems, 36(4)416-430.
[30]贾鹤鹏、范敬群、彭光芒：《从公众参与科学视角看微博对科学传播的挑战》，《科普研究》2014年第9期
[31]Fetterman, D. M. (1984). 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by Judith Preissle Goetz; Margaret Diane LeCompte. OrlandoFl.: Academic Press.
[32]GlaserB. G.& StraussA. L. (2009).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Transaction Publishers.Miles, M. B.&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33]Jarreau, P. B. (2015). Science bloggers’ self-perceived communication roles.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14(04)A02.
[34]尹连根：《结构.再现.互动:微博的公共领域表征》，《新闻大学》2013年第2期
[35]Declan Fahy.(2015).The New Celebrity Scientsits: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Limelight.Roman&Littlefield. pp 157-179.
[36]王姝、李大光：《科学家对自身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看法的调查研究》，《科普研究》2010年第5期；刘立等：《科技工作者普遍认同科普是社会责任，但积极性主动性不够——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普工作状况调查专题报告之一》，中国科协调宣部《调研动态》2011年10月26日
[3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科普专项基金》，《科协论坛》2001年第2期
[38]新华网.：《中科院、科技部联合实施“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等科普计划》，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5-03/18/c_1114687523.htm
[39]MarcinkowskiF.KohringM.FurstS.& FriedrichsmeierA.: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 on scientists’ efforts to go public: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vol.36no.12014 pp.56-80.
[40]贾鹤鹏、刘振华：《科研宣传与大众传媒的脱节——对中国科研机构传播体制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科普研究》2009年第4期
[41]Zhang J Y. The ‘credibility paradox’ in China’s science communication: Views from scientific practitioners[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1524(8):913-927.
[42]Yin, R. K. (2009).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Four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43]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科普研究》2009年第4期
　　
作者单位：王大鹏、钟琦：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媒介研究室，贾鹤鹏：中山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吴欧：果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