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曙光 楼千舟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2017年传播学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10种SSCI期刊发表的被引次数最多论文进行文献分析，重点围绕社交行为、网络欺凌、心理健康、亲子关系和代际差异、娱乐体验、两性关系六个主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较为系统地描述了在社交网络的私领域国际传播学界的前沿研究。
　　【关键词】社交网络 私领域 SSCI期刊
　　【中图分类号】G206
　　本研究选取了传播学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10本SSCI期刊（表1　表1见本期第88页），并对其2017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37篇研究社交网站的论文进行梳理，分为私领域和公领域两个方面的研究，描述过去一年国际传播学界关于社交网络研究的前沿内容。所谓私领域，主要指传播与个人社交、情感、心理健康和家庭等方面的研究。而涉及政治和权威的研究，无论是个人间的政治信息传播还是集体的政治参与或是政治动员和投票行为，均归类为社交网络的公领域研究，将在下期的文章中进行梳理。37篇论文中，针对私领域的研究论文有18篇。本文重点围绕社交行为、心理健康、亲子关系和代际差异、娱乐体验、性别与两性关系等私领域研究前沿成果进行阐述。
　　
一、以传播而非以媒介为中心的社交行为研究
　　社交媒体的普及需要以一种整合性的框架做出解释，大规模人际传播被用于描述和定义社交媒体平台。但是人们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模式是多样的，所以不能把大规模人际传播等同于社交媒体，而有必要明确媒体使用者的目标和受众的考虑。大规模人际传播模型（ma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delMPCM）为了解决此问题，提出一种以传播而非以媒介为中心的途径，从发送者的角度出发，试图理解预期受众的规模，并从接收者的角度理解感知消息的个性化。①French与Bazarova认为，以传播为中心需要把发送者和接收者相连接，而不是仅考虑他们的体验，或仅仅关注静态的消息特征。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传播关系是发送者预期互动的载体，也是作为消息在人际间交换的前提，因此大规模人际传播不同于个体（个人）间传播和大众传播。以Thompson的架构为基础，②他们改进了大规模人际传播模型，加入了发送者的预期互动，使互动者之间能建立传播关系；而且认为预期的互动可以通过发送者对受众反应的期待，以及发送者对做出响应受众的想象来描述，以此能够区分大规模人际统一体内的传播行为。借鉴期望违背理论，他们假设了三种来源（关系因素、情境因素和回应选择），用于解释大规模人际传播中预期互动的多样性。这些结果表明，大规模人际传播是一种具有跨平台和特定消息影响的社会嵌入式实践。③
　　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年代，如何抛弃偏见，接纳来自另一个群体的成员？Harwood等人考察了对群际交流（intergroup communication）的期望（特定的和未来的），将其作为对当前实验中交流体验的反应，并根据以过去群际交流结果为基础的期望进行解读，以此检验群体之外成员的预测“吻合”（fit，个人被当作其来自的群体的代表），以及“吻合”是否普遍决定了从一个单独的群际间交流体验，扩展到未来与其他群体接触的意图。在实验中，288名研究生先想象参与一场与一个表现为积极或是消极的老年人的对话。积极的老年人被认为更能代表老年人群体（高度适合），而这种关系对那些过去积极且又更少负面沟通经验的受试者更强。“吻合”调节了想象的互动效果对未来群际接触意图的影响。相比一个消极的对象，一个被认为“吻合”“老年人”这一群体的积极的老年对象能使受试者产生更大的意愿在未来和老年人群沟通。那些认为他们的对象不典型的受试者表现出相反的模式：他们不太可能在积极而非消极的实验互动之后报告他们未来进行代际接触的意图。这些发现表明了消极的群际交流有时候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而积极的接触也可能产生消极的效果。④
　　
二、整合社会认知理论和媒体效应模型的网络欺凌研究
　　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是信息通信技术（ICT）兴起之后产生的副作用之一，其被定义为“由团体或个人使用电子形式的联系进行的侵犯性的故意行为，并且长期反复针对不能轻易为自己辩护的受害者”，而且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成为遍及全世界的社会问题，更严重的是网络欺凌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发生的频率和程度已经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Chen、Ho和Lwin指出，为了抑制网络欺凌而进行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仅关注青少年，而忽视了儿童与刚成年的青年；只研究了北美和欧洲，而没包括亚洲（中国和印度发生网络欺凌的频率最高）。过去的研究综合分析（meta-analyses）使用一般侵略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忽视了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经验研究采用社会支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解释网络欺凌，其中声望（受欢迎程度）和社会规范是这些理论的关键预测因素。Chen、Ho和Lwin对网络欺凌采用了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ve）和媒体效应（media effect）的途径，对2004-2015年各个群体和国家的81项经验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到网络欺凌的16种预测因子，在这些经验研究中检验这些预测因子的效应程度，并且挑选和分析了国家、抽样方法、年龄和媒体平台四种潜在的调节因素以解释不同研究中这些预测因子效应程度的变动。
　　结果表明，除了声望之外，所有社会认知和媒体效应途径的因子都显著预测了网络欺凌和受害行为，这显示整合社会认知理论和媒体效应模型为研究网络欺凌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结果还显示，风险信息技术使用、道德缺失、沮丧、社会规范和传统欺凌行为是网络欺凌的主要预测因子，风险信息技术使用和传统欺凌行为是造成网络欺凌的主要原因。调节因素分析表明，样本所在国家这一变量显著调节了父母互动和实施网络欺凌之间的负面关系，西方国家的这种负面关系强于亚洲国家，非惩罚性的养育方式可能减弱了子女的侵略性，与父母更频繁互动的西方国家孩子比亚洲的同龄人更不倾向于欺凌他人。抽样方法显著地调节了信息技术使用的频率与实施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非随机抽样研究中的关系要显著强于随机抽样：非随机抽样研究中，父母互动和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比随机抽样研究的弱，这可能是由于绝大多数非随机样本也是有利于前提环境（如农村）中的受访者。年龄显著调节了两种传统欺凌因素和网络欺凌的关系，以及传统欺凌受害和网络欺凌受害之间的关系，两种关系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这可能是因为低龄人群倾向于用身体暴力实施欺凌；年龄还显著地调节了信息通信技术使用频率和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相较于成人，年幼者的这种关系更强，可能原因是成人的线上行为更为自律也更懂得自我保护。媒体平台也显著调节了信息通信技术使用频率和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社交媒体使用的频率和其他媒体平台相比，对网络欺凌有着更强的影响，这可能与社交媒体在青少年的社会生活中所占比重更高有关，也和社交媒体能传递更多种形式的信息有关。⑤
　　
三、心理健康研究：社交媒体的影响是正面抑或负面？
　　社交媒体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国际传播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网络交流和传播不仅给人们带来需求满足与增加社会资本等有益的影响，也给使用者带来难以避免的永久性负担和风险：回应线上交流的社会期望、大量的交流内容和将互联网使用与其他同步活动相结合的增长趋势，可能会使用户面临信息过载并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不同于工作空间的信息过载，个体私人空间线上传播的信息过载的后果还鲜有研究探讨。Reinecke等人在回顾了现有的对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和媒体多任务造成的压力的研究后，提出感知到的社会压力（perceived social pressure）和对错过信息的担心（the fear of missing out on information），是作为促进传播负荷（communication load）和互联网多任务处理的潜在动机驱动因素，并且讨论年龄作为潜在的调节因素对理论模型的影响，接着通过1557个14-85岁的德国互联网使用者的代表性机率抽样对模型进行检验。
　　他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解决压力和来自“永远在线”（always on）沟通实践的负担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由发送、接收、查看电子邮件和个人社交媒体信息导致传播负载，互联网多任务使用也与感受到压力的增加有着显著的关系。传播负荷与互联网多任务处理对疲劳和抑郁/焦虑的间接影响进一步表明，私人空间的信息技术通信负担，导致了潜在健康损害已经扩大到损害心理健康水平。研究首次展现了信息通信技术负担在一般人群和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负面效应，私人空间的计算机中介传播对心理健康的负担和工作中信息通信技术导致的信息过载有着相似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普遍的。研究还揭示了促进压力的沟通模式的动机驱动因素（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社交压力和对错过信息的恐惧都使互联网用户更容易受到计算机中介传播的影响，并最终增加了他们的压力和损害心理健康的风险。研究还发现了不同年龄组在传播负荷和互联网多任务处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面，以及信息通信技术使用的动机驱动上存在显著差异：年轻的互联网使用者更少受到传播负荷的负面效用的影响，对50岁以上者而言，更多的收发邮件和社交媒体消息的行为和压力、疲劳、抑郁和焦虑的关系更为显著。而互联网多任务处理呈现了相反的模式，年轻人和中年人受到的压力和对心理健康的损害之间的联系比老年人更为紧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不同，源自接触信息通信技术使用的模式：传播模式的社交压力对年轻人比年长用户有更强的影响，年长者更不会屈从于社交需求；而对错过信息的恐惧出现了相反的模式，虽然错过信息的恐惧对所有年龄组的传播负荷动机驱动都是显著的，但其对年长者的影响更为强大。⑥
　　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软件的兴起是否减少了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增加了人们的孤独感，减少了人们对生活的满足感？为了解答这三个问题，Dienlin、Masur和Trepte采用了两次间隔6个月时间的纵向数据（德国人口代表性抽样），因为幸福包括生活满足感的稳定方面，而不仅是短期的波动。数据显示，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都没有减少面对面交流，甚至在6个月前更多使用社交媒体的人稍稍增加了6个月后的面对面交流，即时通讯和社交媒体交流之间互相产生了些微的正向影响。总体而言，通过媒介的交流和直接交流对孤独感都没有影响，孤独感也对三种交流方式没有影响，面对面交流在6个月前的时间点和孤独感有负相关关系。通过媒介的交流和直接交流对生活的满足感也没有负面效应，而6个月前使用社交网络对6个月后的生活满足感有微小但是显著的正向作用；生活的满足感对6个月之后的三种渠道的交流频率没有影响。⑦
　　
四、社交媒体使用的亲子关系和代际差异研究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接触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新生一代的学前教育和社会化的一部分，因此许多研究把主题对准了社交媒体在教育和亲子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另一方面，年长者和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接触也使一些研究关注社交媒体使用上的代际差异。
　　在现今媒体资讯和技术创新发达的社会，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在面对教育和工作的不断变化时拥有最大化的机会，但同时希望子女远离网络上的风险。对8个欧洲国家6400位6-14岁儿童父母的调查显示，父母正在寻找和电视观看方式不同的控制方法来干预子女的互联网使用，主要包括两种策略：授权（enabling）和限制（restrictive）。相较于针对电视观看的积极干预，互联网授权干预更为复杂，包括了积极干预、看似限制性的使用技术控制和父母监控的安全干预，但其目的是为构建一个更为安全的框架以鼓励儿童积极地使用互联网。授权干预不仅可以让儿童使用互联网，也让儿童在亲子互动中更有能动性。而限制干预与儿童互动的能动性呈负相关，表明父母的限制会阻碍儿童的能动性，甚至产生一种消极的动态：受到父母限制的子女学会在其父母不注意时使用互联网。通过跨国比较发现，父母的策略选择被跨国文化塑造，瑞典和荷兰的父母最少干预，意大利的父母很频繁地使用两种干预手段，波兰父母倾向使用授权干预，而法国父母倾向限制，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的父母干预程度都很高。⑧
　　通常研究社交网站对教育的影响都集中讨论社交网站使用对教学效果的作用，而Hershkovzt和Forkosh-Baruch讨论了社交网站对师生关系的影响。采用对667名12-19岁的以色列初中和高中学生的调查，对比了不同组别的师生关系，分组根据学生和老师在脸书（Facebook）联系的类型（或没有联系）、学生对脸书可以屏蔽老师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使用脸书学习的认知。分析学生对通过社交网站屏蔽师生交流以及使用脸书学习的态度，可以发现显著的差异存在于三组学生之间：不想和老师在脸书联系的学生、在脸书和老师有联系的学生、在脸书没有和老师联系但是希望有联系的学生。此外还发现了师生关系和师生间以脸书为媒介交流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脸书上的交流的确是提升师生关系的途径；在师生通过脸书进行交流的情况下，学生的期望和实践的经验之间存在落差，弥合这一落差的关键需要相关政策以及有效的实施。⑨
　　对社交网站的研究也集中在年轻人群体上，但社交网站的出现和兴盛不仅影响到新出生的一代，也对年长者的传播和交流的行为产生了影响。Luders和Brandtzaeg为了研究社交网站与老年人和非用户的关系，采用了一种混合方法的研究设计，包括调查与焦点小组访谈，以考察挪威社交网站的老年非用户对社交网站的看法。研究表明，抽取的样本中大多数非用户是有意不使用社交网站。老年非用户认为社交网站的交流既冷漠又自恋，并且认为社交网站的有用性很低，而且普遍存在对社交网站的隐私和安全问题的担忧。而对社交网站表达出兴趣的非用户认为社交网站可以增加和家人与朋友的联系，但是也认为其缺乏成为一种屏障和界限的能力。这一发现表明了年轻人和年长者体验社交网站的代际文化差距。⑩
　　
五、社交媒体娱乐体验研究：超越娱乐至死
　　国际传播学界对社交媒体的娱乐体验研究较为深入，远不止娱乐至死而已。Dale等人研究了YouTube视频网站上的励志视频（自我超越媒体Self-Transcendent Media）对观众情绪的影响。通常自我超越的媒体被认为是像《当幸福来敲门》和《让爱传出去》这样的励志电影，或《我们这一天》和《胜利之光》之类的电视剧，或者是某个克服巨大障碍以及被医学奇迹拯救的新闻故事。但事实上，受众最多的自我超越内容绝大多数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这些内容带来的情绪又进一步促使个人将其在线上传播。自我超越情绪可以通过环境中的刺激引发，人类通过特定的行为表现出超越和自我提升。通过内容分析，他们发现了自我超越的媒体内容理论上能够提升观众“以他人为本”的观念，从而提升其亲社会性，YouTube上的励志视频包含了各种与超越特质有关的激励因素。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受试者间重复测量（125个实验参与者在实验室观看励志视频并观察实时的情绪反应），以探讨激励因素出现之前、之中和之后对“励志”情绪反应的差异。实验观察到了接触自我超越的激励因素（欣赏美丽和卓越、感恩、希望）后，受试者情绪的励志程度显著升高了。[11]过去研究者将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听娱乐，仅仅视为受众被动完成的行为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如此会过度简化个人的观看动机和体验的复杂性，娱乐消费已经越来越与自主的体验、对道德困境的思考、深入地反思角色以及对个人生活的重新评估相联系。因此视听娱乐的用户可以积极参与处理媒体内容，以此带来认知和情感上的挑战；现今个人使用娱乐媒体已经不仅是为了放松，还为了体验挑战、意义和个人成长。Bartsch和Hartmann试图研究认知情感对娱乐体验的三个方面：乐趣、欣赏和悬念，分别产生的挑战和影响。通过一项2×2实验（认知挑战×情感挑战，高或低）设计，预先测试一系列电影，分别代表认知和情感挑战的不同组合，参与者随机分配观看四部电影中的一部，并对其乐趣、欣赏和悬念评分。结果显示，受试者在观看认知和情感挑战都低的电影时，体验到最多的乐趣，这与把乐趣定义为娱乐概念中轻松的享乐（hedonistic）一致。但欣赏和悬念的感受却和认知和情感挑战高度相关，受试者观看情感挑战的电影时产生了最高程度的悬念体验，然而当认知挑战较低时，情感挑战对悬念的影响更为显著。情感挑战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程度的认知挑战时都是显著的，证明了娱乐体验的悬疑方面来自于观众对情感挑战的参与。[12]在娱乐体验中，亦正亦邪的角色（morally ambiguous characters）要比单纯的英雄或者坏人更容易引起观众的不同评价和反响，Eden等人试图把对亦正亦邪的角色的欣赏（appreciation）和享受（enjoyment），与观众的个人意义、理想自我和更高阶的目标联系起来。英雄与恶人的角色与道德评价更为相关，亦正亦邪的角色和他们不同，与欣赏反应的变化更相关，因此与享受的回应更加相关。通过对294个参与者的调查，检验了他们对以道德、享受和欣赏回应为形式的既定的角色类型的认知。就角色维护或违反的道德领域而言，从网络电视节目中获取的对角色类型和普遍的道德评价并无显著的区别，但显示了一种五个道德程度逐渐败坏的线性变化。在与享受、欣赏或是角色特征的变量（如自我膨胀、一厢情愿或同质性）的关系上，角色转换的认知也没有显著差异。在检验媒体回应时，自我膨胀、一厢情愿和道德违背都与观众享受的娱乐体验密切相关。与享受不同，欣赏的娱乐体验与道德违背无关。[13]
　　
六、社交网站的两性关系研究：一个严肃的议题
　　社交网站对两性关系的影响也是重要的研究热点。Tinder是近年来西方社会中非常流行的移动约会程序，因其在主流异性恋市场中抢占先机而获得了很大的市场份额。Duguay对Tinder上的真实性（authenticity）进行了探讨，由于移动约会软件给人的印象是潜在的约会对象不会歪曲自己的需要，并且可以安全地亲自见面，Tinder的成功表明它在用户中消除了对真实性的担忧。Duguay把Giddens的真实性的概念与Callon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结合，以此探讨Tinder在移动约会中的真实性框架。他应用了一个探究Tinder技术架构、宣传材料和相关媒体的方法，把这一混合的理论框架用于理解Tinder：它是如何配置一个行为者网络，将其应用程序构建为针对用户关注的解决方案，用其宣传的真实性吸引个人用户，并在公共话语中推广自己的框架。这种由人类和非人行为者组成的网络，通过个人的脸书账号建立，并遵守与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的规范标准，以构建其真实性。然而其他社交媒体上的用户话语，通过指责Tinder强化了现有社会歧视，以及脸书的验证制度无法阻止用户滥用，对Tinder的真实性框架产生了挑战。[14]这一案例研究为未来调查用户对其框架的反应奠定了基础，这种理论方法之后也可以用于识别人类和技术对数字媒体构建真实性的影响。
　　另一项研究讨论了线上约会者选择过载（choice overload）和可逆性（reversibility）效应。线上约会软件和平台通过给予前来挑选的用户大量潜在的伴侣，从而提高约会体验，并因此受到称赞。D’Angelo和Toma通过实验调查了线上约会可选择的数量，以及这些选择是否可逆，及其对约会结果的影响。鉴于选择过载和决策可逆性的理论框架，他们发现线上约会者挑选的一周后，从一大群潜在伴侣（如24个）挑选的人比那些从更少的对象（如6个）中挑选的人更不满意，也更容易改变他们的选择。选择的可逆性并未影响到约会者的满意程度，从一大群目标中选择的又很难改变他们选择的人是在约会一周后最不满意的。[15]运用数字设备（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来创建和交换性的信息和图像，通常被称作性爱短信（sexting），主流舆论把性爱短信行为视为具有潜在的风险、需要干预和预防的异常行为，另一种框架把性爱短信定位为一种正常的甚至是健康的性爱表达和关系。研究者最初把重点放在确定性爱短信行为在特定人群中的流行程度，最近研究的热点转向性爱短信的相关性。但是这两种研究方向都没有产生一致的发现：流行程度可能是由于抽样或是各种误差的方法论问题，而没有一致的统计结果；对性爱短信和风险性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也由于方法上的差异，一些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显著的相关性，而另一些研究却没有支持性的发现。与此同时，理论问题使解释性爱短信的研究的发现变得困难。[16]问题行为理论（problem behavior theory）以偏离行为作为假设，认为不同的问题行为是源于相同的原因，参与一种问题活动的个人更可能参与其他问题行为，这种偏离理论主导了对性爱短信和风险性行为的研究。与偏离的视角不同，正常话语框架将性爱短信视为一种健康的表达形式，一些研究认为性爱短信使个人以不采取实际行动的方式发泄性冲动，从而避免了避孕失败和性疾病传播，这种论点得到了宣泄理论（catharsis theory）的支持。宣泄理论预测发送和接收性爱短信的人更不可能进行事实上的性活动。[17]Kosenko、Luurs和Binder收集了所有（15篇）已发表的同行评审的关于性爱短信和性行为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以综合、统计整合矛盾的经验研究结果；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不假设在不同母体不同样本的研究的变量间存在单一固定的效应）回答两个问题：性爱短信和性行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性爱短信和风险性行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结果显示，与宣泄理论的观点不同，性爱短信和一般性行为之间存在实质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两者是同时出现的，性爱短信可能是其他性行为的通道，或者可能只是性活跃人群性行为的一部分，需要对性爱短信的关系语境（relation context）的测量才能准确解读这种行为，因此有待传播学界将这一问题作为传播行为进行研究。分析还发现，性爱短信可能是风险性行为的指标，但并不是关联性强的一种。现有的研究对性爱短信的测量是矛盾的（例如是否应包括接收短信的行为）；未来的研究需要引入更多研究途径，也应审慎考察性爱短信的内容和形式。[18]经过媒体素养教育（media literacy education）的人可以更好地批判分析可能影响他们态度和行为的信息，这有助于应对和处理具有潜在不良影响的媒体内容，因此媒体素养教育会影响到媒体效应。Vandenbosch和van Oosten研究的目的是对媒体效应与媒体素养教育之间的假设互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在学校接收的媒体素养教育是否干预了媒体信息接触（exposure to media messages）和对抗态度（adversarial attitudes）之间的纵向关系。他们采用两组固定样本研究（包含有关过去媒体素养教育经验的自我报告数据），并包含了年龄与性别作为调节因素，以此针对一个鲜有研究的主题：在色情互联网资料（SEIM）的使用和把女性作为性对象的关系中，学校色情认识教育（媒体素养教育）的作用。结果表明，媒体素养教育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潜在媒体的不良影响。在学校接受色情认识教育的个人没有因为SEIM使用而出现把女性作为性对象的看法，而没有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存在SEIM使用和把女性物化为性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否出现和性别及年龄无关。这些结果说明了，媒体素养教育可能是增加对潜在不良（性）信息的抵御能力的有效办法。[19]2014年，传播好莱坞明星私人不雅照片的“艳照门”（The Fappening）与攻击自称女性主义者的游戏制作人与游戏媒体的“玩家门”（Gamergate）在匿名网络社区Reddit.com中引起了巨大震动。Massanari认为这两起事件都象征了对女性和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技术参与的持续反对。[20]她通过对Reddit.com的平台和算法的分析，认为这些为互联网的有害技术文化（toxic technocultures）的存在提供了基础。通过对平台设计和规则的关注，她强调Reddit.com隐含了特定群体（通常是年轻的异性恋白人男性）忽视和边缘化他人的渴望。基于非人类技术行为者（算法、脚本、规则）能够与人类行为互相塑造的行为者网络理论，结合其在Reddit.com中对极客（geek）社群和文化进行的为期3年的民族志观察，她认为Reddit的karma评分系统的运作方式、网站的管理结构和围绕冒犯性的内容的规则都为反女性主义和极端厌女者提供了肥沃土壤。[21]2014年2月，脸书的软件更新将性别认同的选择从2个变为58个，这次迭代是在软件和用户改进的10年历史中首次在性别上的转向。Bivens结合关于技术、同性恋理论与科学和技术研究见解的关键理论途径，认为性别二元论规范了脸书的设计策略，但二元和非二元可见性的共存，使得公司能够同时为用户和广告客户服务。研究发现了在脸书数据库中，储存了三个性别价值的原始编程决策，这为之后非二元的性别认同选择的改变提供了可能性；性别作为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但在数据库的深层次中，非二元的用户还是会被重新分配进二元制系统。[22]■
　　
①O’SullivanPatrick B and Caleb T Carr. 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 A Model Bridging the Mass-Interperson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②ThompsonJohn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 2017.
③FrenchMegan and Natalya N. Bazarova. Is Anybody out There?: Understanding 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Expectations for Respon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722(6).
④Harwood, Jake, Nicholas JoyceChien-Yu Chen, Stefania PaoliniJun Xiang and Mark Rubin. “Effects of Past and Present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on Perceived Fit of an Outgroup Member and Desire for Future Intergroup Contac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744(4).
⑤ChenLiangShirley S. Ho and May O. Lwin. A Meta-Analysis of Factors Predicting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From the Social Cognitive and Media Effects Approach. New Media & Society201719(8).
⑥ReineckeLeonardStefan Aufenanger, Manfred E. Beutel, Michael Dreier, Oliver QuiringBirgit StarkKlaus Woelfling and Kai W. Mueller. Digital Stress over the Life Span: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Load and Internet Multitasking on Perceived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mpairments in a German Probability Sample. Media Psychology, 201720(1).
⑦Dienlin, Tobias, Philipp K. Masur and Sabine Trepte. Reinforcement or Displacement? The Reciprocity of FtfIm, and Sns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Lonel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722(2).
⑧Livingstone, SoniaKjartan Olafsson, Ellen J. HelsperFrancisco Lupianez-VillanuevaGiuseppe A. Veltri and Frans Folkvord. Maximizing Opportunities and Minimizing Risks for Children Online: The Role of Digital Skills in Emerging Strategies of Parental Medi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767(1).
⑨HershkovztArnon and Alona Forkosh-Baruch.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Facebook-Mediated Communication: Student Perceptions. Comunicar2017(53).
⑩LudersMarika and Petter Bae Brandtzaeg. “My Children Tell Me It’s So Simple”: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to Understand Older Non-Users’ Perceptions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New Media & Society201719(2).
[11]DaleKatherine R.Arthur A. RaneySophie H. JanickeMeghan S. Sanders and Mary Beth Oliver. Youtube for Good: A Content Analysis and Examination of Elicitors of Self-Transcendent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767(6).
[12]Bartsch, Anne and Tilo Hartmann. The Rol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Challenge in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744(1).
[13]EdenAllisonSerena Daalmans and Benjamin K. Johnson. Morality Predicts Enjoyment but Not Appreciation of Morally Ambiguous Characters. Media Psychology, 201720(3).
[14]DuguayStefanie. Dressing up Tinderella: Interrogating Authenticity Claims on the Mobile Dating App Tinde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720(3).
[15]D’AngeloJonathan D. and Catalina L. Toma. There Are Plenty of Fish in the Sea: The Effects of Choice Overload and Reversibility on Online Daters’ Satisfaction with Selected Partners. Media Psychology, 201720(1).
[16][17][18]KosenkoKami, Geoffrey Luurs and Andrew R. Binder. Sexting and Sexual Behavior, 2011-2015: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a Growing Literatur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722(3).
[19]Vandenbosch, Laura and Johanna M. F. van Oost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Pornography and the Sexual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 The Attenuating Role of Porn Literacy Edu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767(6).
[20]不过Massanari对“玩家门”起因的描述完全采用了事件当事人一方，也就是游戏制作人Zoe Quinn的立场。“玩家门”中网民的确在之后把攻击扩大到了对 “Feminist Frequency”作者以及其它倡导女权的人士上。2014年“玩家门”的起因中，曝光Quinn的个人生活问题的博客固然是事件的导火索，但真正引起游戏玩家仇恨的并不只是Quinn作为游戏制作人同时与多名游戏媒体从业者有染的道德问题，还有对游戏媒体的评价是否公正的质疑。2013年Quinn在游戏平台steam上遭到的恶评中的确包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但是否如其声称差评是由于其女性主义观点导致（或是游戏质量本身），这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无定论（Quinn之后也以其自称的女权主义立场攻击其他游戏制作者和作品）。而且YouTube频道Totalbiscuit对这一事件在推特的评论在Reddit.com中引起的讨论串（在Quinn的要求下）发生了Reddit.com史上最大规模的评论删除和禁言，Massanari对事件的描述中似乎忽略了这一过程。
[21]Massanari, Adrienne. #Gamergate and the Fappening: How Reddit’s AlgorithmGovernance, and Culture Support Toxic Technocultures. New Media & Society201719(3).
[22]BivensRena. The Gender Binary Will Not Be Deprogrammed: Ten Years of Coding Gender on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201719(6).
　　
赵曙光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楼千舟系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文化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