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绪军
　　习近平新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定位、职责使命、方针原则等一系列原创性观点和主张的智慧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础。深入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闻思想，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应该切实把握两个要点，即其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深刻领会两个重点，即管理与建设。
　　从理论渊源来看，习近平新闻思想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党报党刊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的，是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认识和看法。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与的无产阶级党报党刊的新闻实践活动，促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党报党刊思想，这些思想用于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创立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基础。
　　从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领袖们根据时代和国情的变化，不断把各自对新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新闻宣传规律性的认识，贡献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使之日益丰富、与时俱进。比如，十月革命后，由列宁关于经济宣传的一系列思想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理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党刊思想用于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形成了毛泽东新闻思想。习近平新闻思想正是在这源远流长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滋养下，对由互联网飞速发展所导致的、变化了的新闻传播环境和传媒生态格局的新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规律性的新探索，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理论成果。
　　从时代背景来看，习近平新闻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互联网时代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经验总结的理论升华，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新闻思想的创新。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 ①这是因为任何理论家提出的理论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认识更是如此。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信息技术就决定了有什么样形态的新闻传播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信息技术主要是印刷术，新闻传播活动也就仅限于报刊活动；列宁所处的时代，无线电发明了，广播开始蓬勃发展，新闻传播活动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活动有了更加多样的传播介质、更为生动的传播手段、更加丰富的传播形态，这与马克思、列宁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后来者可以居上。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 ②习近平新闻思想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贡献出来的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关于新闻、宣传、舆论、网络的新语言。2015年12月25日，习近平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明确指出：“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③一个多月后，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系统阐述了他对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新要求。这次座谈会的名称，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取代了以往惯称的“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化。由“新闻宣传”到“新闻舆论”，反映了我们党对新闻传播环境审时度势的新认识，反映了习近平对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规律性的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直接决定了其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使命、方针原则等的准确判断和重新定位，也是习近平新闻思想时代性的鲜明特色。在“2·19”讲话和其后的一系列相关讲话中，习近平反复强调了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这是之前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涉及的新领域，是习近平新闻思想的突出亮点。
　　把握了习近平新闻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在历史和现实纵横交错之间我们就有可能深刻领会习近平新闻思想中哪些内容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新闻思想一脉相承的，哪些内容是开拓创新的。比如，坚持党性原则，党媒姓党；坚持真实性原则，要“客观、真实、全面”地报道事实；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这些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新闻思想一脉相承。而开拓创新的内容，就我个人体会，有两点不容忽视，即习近平新闻思想中对新闻舆论管理和建设的论述。
　　习近平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他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④这“五个事关”极大提升了党对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学理上来说，新闻和舆论本来并不是一回事，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舆论是公众对事实的意见。在大众传播时代，这两者是泾渭分明的，有关事实的报道属于新闻学的范畴，而有关舆论的研究属于传播学的范畴。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既有的大众传播格局被打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边界也模糊了。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人人可以向公众提供事实，人人可以对事件发表意见和观点，新闻可以引发舆论，舆论也可以成为新闻，并且新闻和舆论往往因同一事件相伴而生、相互交织。这是互联网时代新闻和舆论迥异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特征。因此，在习近平新闻思想中加强对新闻舆论的管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比如，习近平指出：“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 ⑤他强调：“在我国，7亿多人上互联网，肯定需要管理，而且这个管理是很复杂、很繁重的。企业要承担企业的责任，党和政府要承担党和政府的责任，哪一边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⑥他并且就此提出明确要求：“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图书、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 ⑦这些思想认识和部署要求都需要我们深刻领会，认真落实。
　　在强调加强管理的同时，习近平新闻思想中另一个鲜明的创新点就是建设。可以说，管理和建设是习近平新闻思想中关于新闻舆论的一对辩证关系：通过管理强化建设，通过建设促进管理。
　　习近平在“2·19”讲话中提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48个字”的职责和使命，其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新闻舆论工作服务性和促进作用的集中体现，关系到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部署。习近平指出：“要站在大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按照大局的要求推进工作”，⑧“能否做到顾大局、在多大程度上顾大局，是新闻宣传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支撑”。⑨什么是党和国家的大局？党的十九大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据统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建设”出现159次，仅次于“党”（216次）、“发展”（216次）和“人民”（161）。或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局，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建设”。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围绕建设这个大局必须践行建设性新闻。习近平新闻思想中谈建设的论述很多。比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⑩因此，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1]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12]他还指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两大功能，在加强舆论引导的同时，还要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13]等等。
　　建设性新闻就是在新媒体时代立足于公共生活的一种新闻实践或新闻理念。建设性新闻聚焦于解决社会问题，强调在报道社会问题时，要致力于寻求并建立一套可以付诸行动的解决方案，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建设性新闻认为好的新闻报道可以激发对话和参与，能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推动媒体价值的重新定位。
　　建设性新闻与传统的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存在诸多不同。首先是理念不同。传统的西方新闻媒体奉行“坏事情就是好新闻”的报道理念，最典型的表述就是美国《纽约太阳报》编辑主任约翰·博加特提出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14]因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暴力、恐怖和灾难性事件。但是，建设性新闻与之相反，认为好事情更能鼓舞人、激励人，促进社会和谐。
　　其次是实践不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标榜新闻媒体的独立与中立，形象的比喻如普利策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媒体和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即便是“社会责任论”，强调的也是“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15]而不是参与事件，解决问题。但是，建设性新闻从以往单纯的观察性报道转向以解决问题为诉求的参与式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再次是目的不同。在三权分立、多党共治以及媒体私有化条件下形成的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新闻观念，多以“看门狗”自居，以“扒粪”为职责，因为政府被认为是天然的说谎者。这是其媒体在对抗性政治格局中的最佳生存策略和媒介消费市场极大化的最优选择，也是西方媒体以“与政府不合作”的方式服务其国家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方式。但建设性新闻不只一味揭露，揭露的出发点是为了建设，因而强调与政府的合作而不是对抗。
　　新闻事业是在一定新闻理念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而新闻理念总是建基于特定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之上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与这种非对抗性的政治格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闻媒体，既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更注重新闻媒体广泛凝聚共识、增进发展合力的社会建设功能，力求最大限度地促进各种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地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建设性新闻理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习近平新闻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邓小平文集》中卷第390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③《习近平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强调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7日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31页，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84页，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0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⑦《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第1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⑧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第3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⑨同上，第310页
⑩《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第1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1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2]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9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3]习近平：《摆脱贫困》第8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埃德温·埃黙里迈克尔·埃黙里：《美国新闻史》第385页，苏金琥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15]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第102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唐绪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