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秀凤
　　【本文提要】在数字化的冲击下，传统新闻专业主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稳定盈利模式面临着挑战和危机。为此，新闻业正在围绕信息技术进行一场深刻转型：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假设和传统坚持正在被非专业参与和技术参数所改写；新闻生产中的价值理性遭遇危机；新闻教育转向“数字优先”和“结果导向”；新闻机构的盈利模式开始建立在更加中立、包容和资本友好的“信息”概念上。对这一转型的分析表明，新闻行业内部的自救之所以是困难的，是因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并非源于信息环境的改变，而是因为建构新闻业的结构性力量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和技术障碍，转向更加自由、即时、高效的资本形态。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数字化转型 媒介融合 新闻教育 传播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G210
　　自19世纪诞生以来，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一直致力于将新闻界描述为具有专业性、主体性、公共性和进步性的信息生产力量，并由此促使社会向产业化的新闻业授予合法地位。通过形成一整套新闻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专业叙事，新闻业不仅获得了公共话语的认同，而且能够将话语控制转化为稳定的盈利机制。然而，新的媒体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产业运行的两个重要前提：内容产品的稀缺性和对注意力资源进行搜集、售卖的垄断权。新兴的数字化互联网平台集信息服务、受众调查、注意力售卖为一体，其内容资源、眼球资源生产的低成本、精准化和变现交易的高效率让传统媒体望尘莫及。这不仅正在摧毁新闻业持续上百年的商业模式，同时也使得植根于这一商业模式之上的专业主义遭遇严重的“控制危机”。
　　面对“寒冬论”和“消亡论”的悲观情绪，一些新闻从业者和学者呼吁从理念和情怀的层面再出发，重申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意涵和遗产价值。另有一些乐观论者则希望通过适应新的传播生态夺回新闻专业主义失守的领地。然而，新闻业及其专业主义原则并非无本之木，这一行业形态植根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权力结构之中，是商业传播模式在一定制度约束和技术约束的条件下催生的观念装置。①如果忽视传播权力的资本属性及其政治后果，对新闻业价值和进路的反思只能是空中楼阁、画饼充饥。本文旨在通过描述新闻业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来揭示新闻业控制机制的失效凸显了何种更为深刻的价值危机，以及这种危机给重新讨论新闻业的性质和发展方案带来了何种机遇。
　　
一、“控制危机”：传统商业模式的衰落
　　新闻专业主义的确立与媒体商业模式的兴起处在同一个历史时空，这不是一种偶然。伴随着争议和鄙夷而诞生的大众商业媒体迫切需要获得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权威性，以此得到公众的授权和持续的消费。新闻记者诉诸集体性的身份和文化、保留一定的主体性和权威性、能够在经济利益之外强调公共诉求，②这些具有进步性的价值倡导为商业逻辑提供了合理的包装。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磨合，新闻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和新闻产业的增殖逻辑之间一直维持着微妙而默契的平衡。③
　　以上概括有助于厘清这一现实：专业主义意味着劳动的专业化和对特定实践的控制（control），④意味着将稀缺的资源（知识或技能）转化为社会评价和经济效益，⑤并努力实现在社会系统中对某种控制能力的独家垄断。对新闻业而言，这种垄断体现为两种相互依存的控制倾向：话语体系控制和物质资源控制。
　　话语体系控制即对专业技能和社会评价的控制。新闻专业主义建立起了一套由技能规范（采写技巧、采编流程等）和组织伦理（新闻伦理与法规）构成的理论系统，用以规范自身的行为，并将不具备资格的从业者排除在外。德耶兹（Deuze）认为，这套“职业意识形态”是职业新闻人所特有的且广为认可的一组价值、策略和代码规范，主要包括五条理想型的特性或价值：公共服务、客观性、自主性、及时性以及伦理性。⑥这套意识形态不仅能够得到新闻从业者的认同，在全球范围内协调他们的行动，而且成为新闻业社会评价和声誉的重要来源。
　　物质资源控制以话语控制为逻辑前提，它意味着对信息生产的经济效益实现垄断。在稀缺性和排他性的前提下，新闻业的传统商业模式和新闻生产机制在整个20世纪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成功。新闻业不仅发展成为独立的盈利部门，同时也在大型传媒集团中扮演重要的支撑性角色。
　　数字化进程改写了这一讨论的语境。首先，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易分享、高速度冲击了新闻业在信息渠道上的控制力。爆炸性的用户生产内容（UGC）让从业者的专业技能和把关权力遭遇解构。其次，由于传统媒体的内容产品分发渠道被社交媒体等互联网信息分发平台攫取，投资、广告和优质的人力资源都开始向新媒体产业转移。
　　一系列统计数据表明了这种变化的剧烈程度。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6年，美国大型新闻媒体的新闻网站的月均访问量为117万，仅为互联网原生新闻应用的5%，后者的平均月访问量为2280万。同年，美国日报发行量同比下降8％，日报广告收入同比下降10%。而数字广告收入则同比增长12%，达到了720亿美元。⑦大规模的裁员和离职潮也在发生。美国新闻业的在职新闻编辑在过去10年间减少40.1%，仅在2016年就缩减了400个工作岗位。⑧用户、利润、市场和人才的流失降低了新闻业进行大规模资源配置和高质量公共报道的能力，低质量的报道进一步加剧了物质资源危机和公共信任困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⑨
　　由此，新闻业正在面临着“控制”机制的断裂。在一个层面上，新闻业作为一种专业领域的独特性遭遇挑战，新闻将由谁生产、如何生产成为开放性的命题。在另一个层面上，新闻业作为一个成熟市场部门的盈利机制面临冲击。谁将为新闻买单，为何种新闻买单，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处在变动之中。换言之，专业性与市场性的长期默契被切断了。新闻业不仅难以将社会评价转化为经济效益，其社会权威本身也在遭遇解构。
　　面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控制”危机，新闻生产实践和新闻专业教育是如何回应的？这些回应体现出何种内在趋势？
　　
二、“边界重建”：新闻生产的自身改造
　　社会学者托马斯·基恩（Thomas Gieryn）使用“边界工作”（Boundary-work）⑩概念来描述创造性劳动的界限。[11]媒介社会学研究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正是通过确认自身在新闻生产中的身份、权威、技能、权力，[12]从而划定职业的界限。《新闻业的边界工作》[13]一书认为，专业主义逻辑最大的挑战来自开放式参与逻辑，这种力量降低了专业主义生产者的权威，提高了业余参与者和消费者的主动权。
　　外部挑战是客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业在“边界”的重建中是完全被动的。事实上，边界的“重建”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新闻业正在积极地参与到“边界”的重新界定中，试图使自身的实践变得更加“数字友好”，从而适应新的传播生态。只是这一过程的潜在结果是资本逻辑下的工具理性慢慢吞噬了职业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对近年来流行的新闻概念的梳理和分析，将有助于厘清这一变化过程。
　　围绕互联网重建传统新闻编辑部是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的基本策略。老牌公共媒体英国广播公司（BBC）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泛平台战略”（pan-platform），并率先打破了将广播、电视和网络分为三个新闻中心的做法，组建了全媒体编辑部（Multimedia Newsroom）。为了适应网络生产，BBC于2012年成立专门的技术平台——新闻实验室（News Lab）项目，并开展黑客技术、VR、语音转换、社交分享工具、基于用户反馈的新闻编辑、机器辅助写作、新闻标题优化等50多个研发项目，以推动新闻生产流程的“创新”。[14]《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等大型新闻机构也开展了类似的实践。
　　“泛平台”战略表面上是不同媒介形态的“融合”，本质上却是对新闻生产重心的一次重要调整。从强调“采—编”到强调“播”的过程中，从业者的主体性（由谁生产）被弱化了，而使用何种工具变得更加重要。人员、机构、资金和评价体系都围绕网络传播重新组织，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到新闻生产流程中，催生了一批新的“新闻概念”和产品形态：开放式新闻、数据新闻、VR新闻、无人机新闻、众筹新闻……新闻业对技术创新的追逐已然超越了原有的专业边界。
　　“开放式新闻”是近年来最受新闻媒体欢迎的理念之一。这一理念旨在向非专业从业者开放新闻生产权限，邀请他们参与到新闻的选题、制作和传播中。2013年，《卫报》专门创建了一个数字平台“卫报见证”（Guardian Witness），吸引身处新闻事件现场的网民上传图片、视频和故事，为《卫报》“贡献”自创内容。此后，《卫报》相继向公众开放了报道资源、程序接口、编辑平台、评论平台，鼓励公众设置新闻议程，与编辑部协同合作，共同完成出版前的新闻生产流程。“开放式新闻”是典型的“去专业化”实践。编辑部主动打破自身在生产主体和流程上的垄断，以此吸引更多受众，并解决内容资源的供给困境。[15]比“去专业化”更为彻底的是“去主体性”。机器人新闻的出现改写了记者在新闻业中的不可替代性，新闻记者鲜明的个人特色正在被更高效、更具标准化的算法所取代。2014年，《洛杉矶时报》的机器人新闻系统仅用了3分钟就发布了美国加州的地震新闻，成为最早在网上发布此次地震的媒体。2017年，《华盛顿邮报》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Heliograf报道国会选举。借助既定的叙事模板、潜在结果的关键词汇、动态的数据来源，机器人可以完成新闻内容匹配，针对不同平台生成不同版本的新闻。机器人写稿使稿件的准确性不断提高，读者甚至无法区分稿件是出自机器人还是出自记者之手。此外，机器人还可以利用算法筛选社交媒体热点，确定新闻选题，并对新闻传播效果进行即时追踪。
　　总体来看，新闻生产正在沿着两条相互依存的路径前进。一条路径诉诸生产的“开放性”，通过将新的新闻形式普遍化、[16]采纳用户的素材、或者允许用户参与新闻选题和制作等方式，淡化新闻生产的集体色彩和精英色彩。另一条路径则是围绕技术的“创新性”，试图将高成本、低效率、限制性的传统采编流程转变为更加标准化、组织化的技术参数，以催化更加资本友好、目标精准的产品形态。编辑分析系统（Editorial Analysis）为第二条路径提供了典型案例。
　　编辑分析系统是新闻编辑部按照自身受众、经营目标和发展策略研发的一套定量分析工具软件，能够即时对网络受众数据（如时间、内容、登录设备、忠诚度、阅读时长、用户登录轨迹和频率、社交分享等）进行抓取、分析并形成报告。近年来，《卫报》、《金融时报》、BBC、赫芬顿邮报英国版均使用了此类系统，旨在监测受众数量及行为，并生成指导编辑工作的指令，使新闻报道在最合适的时间到达喜爱它的人。[17]如《卫报》的编辑分析系统Ophan具有“最新发布”追踪功能。该功能会实时跟踪最新发布的50篇新闻。对于那些在脸书或推特上形成病毒传播却没有登上网站首页的文章，首页编辑会收到调整指令。正如该报一位主编所说：“有了Ophan……编辑人员再也不用依靠虚无缥缈的直觉来做新闻报道了。” [18]为了适应这些变化，新闻机构的人员配置也在发生变化。《纽约时报》2014年发布的创新报告明确以Buzzfeed为竞争对象，提出了五大转型方向：创建受众拓展部门、加强数据分析、强化网络战略分析、促进跨部门合作、优先招聘数字人才以助力“数字优先”战略。[19]为此，《纽约时报》要求其记者和编辑不仅要了解受众拓展、社会参与、页面优化、用户体验和内容管理这些新兴用语，更要将这些内容纳入到编辑工作当中。《卫报》总编辑阿兰·罗斯布里奇（Alan Rusbridger）表示：“为了成为高效的数字化公司，报纸必须尽力摆脱创作思维或者纸媒思维，雇佣有着纯粹数字技能的人才。” [20]这些实践的影响是深远的，生产流程和产品形态的转变意味着意义系统的重组，“直觉”的消除伴随着反馈控制系统对价值判断的侵蚀。在传统新闻实践中，从业者的职业技能和专业智识是新闻采编的核心竞争力，而效果反馈的相对低效率在客观上缓解了新闻工作的市场压力，给编辑室提供了一些自主空间。在这种条件下，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才有可能在商业化传播中保留一席之地，使知识分子们完成对公共议程和大众品味的引导。但是在这些新兴概念面前，新闻从业者的角色悄然改变了。“人工智能”取代了“专业智识”，信息技术代替了知识劳动。通过摒弃限定性的专业标准和精英气质，商业媒体希望借助信息技术将注意力经济的工具理性推到极致，而与之相伴的则是职业知识分子价值理性的逐渐消解。
　　那么，这些新兴概念和实践如何融入到新闻业的“专业训练”之中？如何让未来的新闻从业者接受这套数字化的评价体系呢？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涉及新闻专业教育在数字化环境下的自我改造。
　　
三、“数字优先”：新闻教育的转型
　　新闻专业教育是新闻业传承其理想型意识形态的主要依托。新闻院校教授的一整套专业规范和价值观，包含着从业者应该以何种方式、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的明确暗示，对从业者如何看待自身有着重要的作用。传统新闻教育的内容主要围绕新闻专业主义的一整套价值观（追求真相、关注公共事务、采编独立性、社会监督、讲故事的技巧、客观性和平衡性等）来设计，并通过新闻理论、新闻实务、新闻伦理等基础性课程来实现。但是在过去十多年里，新闻教育的理念正在发生变化。
　　自2005年起，众多主流新闻院系纷纷设立了新闻学—计算机双学位，希望将学生培养为“新闻应用程序的数据开发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数据新闻专业不再设置传统的新闻基础课程，其培养计划主要由爬虫技术、数据处理技术、数据库学习、计算机算法、可视化写作和互联网跨国调查构成。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拥有一份100多年历史的报纸，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学院报纸。该报纸近年来的“转变”（Transition）项目，要求文字编辑和网络编辑一起工作来处理新闻稿，以便“让读者以他们希望的方式，与近20到25年来出现的新技术相融合”。[21]新闻院系的改革策略是清晰的，他们希望联合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力量，让学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开展交互式工作，将自身打造成可以从容地在网络上活动的“半极客”式科技人。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在传统媒体迅速衰落的当今世界，让新闻业一直拥有市场，从而维持新闻院系的正常运作。改革似乎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哥大新闻学院在2010年的就业率罕见地提高了5个百分点，达到了69%。[22]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传递了相同的信号：新闻业需要更加适应新媒体手段；相比新闻采写中的能动性和伦理倡导，提高信息的获取效率和传播范围成为首要的价值追求。
　　美国最主要的新闻教育捐助者——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于201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如今，新闻货币化的能力——辨别和掌握市场趋势与媒介技术，并能将其与新闻生产快速融合的技能对于新闻教育至关重要，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对美联社体和倒金字塔结构的掌握”。[23]这段话对于理解新闻教育的转向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概括了新闻教育的商业化和数字化转向，更重要的是，发布这段话的机构代表了新闻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非盈利性基金会。由大型企业建立的非盈利性基金会在欧美新闻教育中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通过支持荣誉教席、设立奖学金、资助新闻项目等方式引导着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
　　对比奈特基金会十年间发布的两份研究报告有助于把握这一关键转变。2005年，美国最重要的两个新闻教育捐助者（奈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联合6家美国媒体（CNN、《华尔街日报》等）发布了题为《如何改进新闻教育》的报告，[24]并提出了新闻教育的“四个必须”：（1）必须传授基本的报道和写作技巧，同时强调获得事实真相的极端重要性。（2）必须培养新闻判断力和分析技巧，包括将事实与意见相区别。（3）必须掌握专门技术、知识和关键语言技巧。（4）必须让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去应对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专业技巧、真相、从业资质……这份报告所传达的，是最经典的新闻专业主义主张。
　　2015年，同样是奈特基金会领衔，同样是关注新闻教育，名为《向上与超越：初探新闻教育未来》的报告却向新闻教育提出了颠覆性的倡导：（1）货币是新的核心价值。掌握市场趋势和新兴技术比传统新闻技巧更加重要。（2）新闻院系的教师无法教授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必须建立数字优先的学术倡导和新闻教育体系，在新闻—信息市场上给予数字化新闻机构同等的地位。（3）对新闻教育的评价应该更加重视结果，而不是体制传统。报告还指出，“原来的课程设计必须被推翻……数字化是第一位的”，“家长们希望知道他们的孩子掌握的技术能让他们顺利就业”。[25]总之，在这份报告看来，新闻教育的改革来得太晚了！
　　两份报告的反差是显著的，后者在推翻前者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新闻业需要一套服务于信息商业模式升级的新理念。首先，这套理念要摆脱新闻专业主义对传统新闻盈利模式的限制。奈特基金会主席阿尔贝托·伊巴古（Alberto Ibargu en）这样说，“未来是未知的，因此我们无法宣称对真相的控制”。[26]换言之，一个未知的、不可控制的世界不再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垄断权威，也无须再囿于专业话语和公共理念。其次，新闻业要从对“新闻”（News）的关注转向对“信息”（Information）这一中性概念的强调。与“新闻”不同，“信息”没有特定的价值内涵。基金会对新闻范畴的重新界定，使新闻生产流程更加经济合理化，并因而能够适应更加广泛的领域、利益和主体。当然，他们为这些转变确立了新的合法性话语：满足民主社会的信息需求理应是新闻业的首要目标。
　　非盈利基金会不仅公开倡导新的话语体系，更通过物质资源施加影响。2016年，该基金会对传统新闻项目的捐助从5000万元锐减到1650万元，而数字媒体项目的投入则从1300万元增加到1960万元。[27]2011年至今，该基金会在美国主要新闻院系和非盈利性数字新闻机构投资了24个数字化新闻项目，总金额超过1亿美元。[28]这些捐助项目专注于信息生产的结果，而不再维护新闻生产中需要遵循的特定规范。由于这些基金会的捐助对象几乎涉及所有的文化部门，因而他们的倡导将超出新闻行业，进而影响到更加广泛的群体。
　　既然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已经确立，新闻业的理念也正在转变，那么，打破了束缚的传媒机构又创造了哪些新的盈利模式呢？
　　
四、“利润导向”：工具理性的极端化展现
　　新闻业从不避讳自身对广告的依赖，甚至不吝赞美。“如果不是因为商业的人需要做广告，日报就不会成为公共和社会生活中的一股力量……只有通过广告的发展，媒体才能实现独立。” [29]然而，随着传媒业的生态变化，旧的商业机制遭遇挑战，脸书、谷歌、推特等跨国巨头和大量的互联网原生媒体正在分切互联网信息利润中最大的蛋糕。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传统新闻机构开始探索更为多样的经济模式，以期全面发掘新闻/信息的商品属性。
　　提供付费数字订阅是数字化时代最接近传统新闻业的盈利模式。根据美国报业协会（NAA）与美国报业研究院（API）联合发布的报告，截至2015年底，发行量超过5万份的美国报纸中有78%启用了数字订阅，[30]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即是“付费墙”。由于付费墙模式仍然高度依赖专业采编，既难以降低成本，又无法实现高效运转，因而并不是传统媒体改革的主流方向。更重要的是，在新闻信息愈加丰富并愈加容易获得的时代，付费新闻订户只能维持在几家知名大报和一小部分高消费精英人群中，这与以往的大众传播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传媒机构渴求更多的用户和即时的反馈。为此，他们积极寻求与社交媒体联合，以便提供“植入式新闻”。2008年以来，美国传统新闻媒体纷纷与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合作开展专题报道。CNN与脸书联合开展的大选直播采取了新闻视频+对话信息窗的屏幕布局，网友在观看的同时可以与在线好友边看边聊。这样，传统媒体扮演内容提供商的角色，而社交媒体则保障渠道的到达率。另一种合作方式是联合开发新闻应用，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加盟脸书的即时文汇（Instant Articles）项目，BBC与Instagram合作推出了新闻视频分享应用等。在这类合作中，新闻内容必须按照社交媒体的注意力逻辑进行重新组织，在层层转发的过程中，新闻生产的机构色彩也因而被淡化了。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型传媒集团为收购新闻媒体这些利润机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他们通过降低编辑部的预算来最大化自身的收益。[31]而如今，互联网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方法：用网络原生平台取代传统编辑团队。为此，《纽约时报》、大西洋传媒专门设立了“增长编辑”（Growth Editor）职位。增长编辑主要通过数据分析、优化搜索引擎等方式，对内容生产、传播的整个过程给出优化建议，以强化与读者的线上互动。尽管名为“编辑”，但是实际职责却是数据分析师+市场运营。大西洋传媒的副增长编辑玛尔塔·库伯（Marta Cooper）谈到，“受众数据是我们编辑部的核心特征。员工需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分析工具，并使它们成为记者日常工作流程的一部分”。[32]2012年，大西洋传媒创建了“对话式”的移动新闻客户端Quartz。该客户端使用类似微信的对话界面向受众推送新闻。Quartz会先把一条新闻内容梗概推送给用户，由用户来选择是否要深入了解。如果受众不感兴趣，Quartz就会转变话题。所有人机互动均是基于机器算法独立完成，反馈数据则用于优化后续的推送程序。此外，也有新闻机构在尝试打造“互联网原生编辑部”。2013年底，美国新闻集团收购了社交媒体信源调查公司Storyful，试图将自身打造成网络新闻产业上游的供应商。Storyful公司可以监测社交媒体用户生成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各类素材，对各类素材进行新闻来源核实，并在获得用户授权的前提下，出售给各家媒体机构。这样一来，传媒集团无须单纯依赖专业的新闻内容，而是利用海量的网络内容持续变现。
　　由于互联网原生媒体更善于信息筛选、精准推送和即时反馈，它们很快赢得了投资者的青睐。2015年，NBC环球向两家互联网原生公司Vox Media和Buzzfeed各投资了2亿美元。同年9月，德国出版企业施普林格以约4.45亿美元收购数字媒体创业公司Business Insider97%的股份，获得了后者超过2亿的全球独立数字用户月均访问。此后，施普林格又投资了男士生活网刊Thrillist、新闻短视频应用Now This News、青年文艺消费网刊OZY media、青年新闻网站Mic等原生新闻平台。这种多元投资模式可以实现不同网站之间的用户导流，又可以通过多种盈利实现交叉补贴，弥补专业新闻产品的经济亏损。然而，由于缺少专业把关机制，互联网长期面临着关于内容质量的指控。不仅如此，网络内容的无限过滤和精准推送，也使受众失去了接触到不同想法的机会，而呈现不同的观点曾被认为是新闻业重要的民主使命。在数字化环境下，假新闻、低俗化、极端化、圈层化都是精准传播的副产品。
　　在更为激进的跨界实践中，“新闻”的概念甚至与“广告”的概念出现了重合。2013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开始效仿Buzzfeed刊登原生广告。原生广告是一种将广告作为新闻内容的一部分植入网页的广告形式。广告内容与原始报道十分接近，记者在报道撰写中也会尽量把广告商作为采访对象。《纽约时报》专门的原生广告团队T Brand Studio为超过100个品牌大客户（如通用、飞利浦、卡地亚、奔驰、谷歌等）定制了超过150个广告项目。这些广告的作者和编辑都是经验丰富的记者，他们通过原创报道、网页、纪录片、视频和动画等形式来创作广告。T Brand Studio团队为《纽约时报》贡献了超过30%的广告收入，仅2015年就赚了3500万美元。[33]该团队为通用电气定制的原生广告《大自然如何启发我们的工业未来》是一篇“仿新闻”，文章不时穿插对通用工程师的采访，“GE”这一关键词在整个文稿中出现了近30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团队，同时也是为大型跨国公司制作网络原生广告的团队。这一事实是新闻业处境的真实写照。
　　诞生于19世纪的新闻专业主义正在围绕信息技术进行深刻的转型。大型新闻集团通过改造新闻业，完成了自身商业模式的“去中心化”，形成了更加丰富的盈利结构。新闻专业规范被弱化，“消费者主权”[34]和“广告商主权”前所未有地主导着新闻生产流程和产品形态。如何满足消费者的旨趣并实现“信息货币化”成为数字化新闻的首要目标。新闻从业者曾试图保持与大众旨趣之间的距离，并因严肃性的思考备受崇敬。如今，阅读的愉悦性和趣味性几乎主导了所有的新闻—信息产品。
　　
结语：回归新闻传播的价值原点
　　从前文的各种案例分析可见，传统新闻业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数字化转型，新闻专业主义的界限正在被打破，与之伴生的话语体系和资源控制机制也面临挑战。长久以来，作为职业知识阶层中的重要代表，新闻记者群体一直被塑造成现代市民社会的主体力量，并担当着启蒙价值和进步主义的历史使命。如今，“数字优先”和工具理性的极端化迫使他们最大限度地适应新的新闻/信息盈利模式。
　　有意味的是，一些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对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的现实困境和职业知识阶层的衰落不予置评，在列举了消亡论的种种事实之后，要求“排除这些元素”来讨论问题，并宣称新闻业被替代的宿命“缺少足够的经验支撑”。在他们看来，新闻业遭遇的价值危机不过是变动历史条件下的“调适”，只要坚持“文化底蕴的力量”，“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今天依然具有规范和解放的能力”；只要秉持新闻业的情怀，再出发的新闻业将不仅是“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期许，更是作为其基础的公共生活的核心价值”。[35]遗憾的是，这种对先验的执着、福音式的教诲、用爱发电的乐观主义精神无法对变化着的实践和深层的权力结构做出有效回应，反而在干涩的呼吁中凸显了悲情。
　　事实上，我们当下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新闻专业的“控制危机”和“价值危机”，而恰恰是职业知识阶层这个西方模式下市民社会民主主体的衰落，这一变化已经清晰地展现在席卷欧美的右翼民粹运动中，展现在大众媒体和专业权威信任度的急剧滑落中，展现在持续了数十年的“进步新自由主义”[36]意识形态的彻底失败中。正是美国20世纪后半期开启并迅速席卷全球的“媒体商业模式加速度”使得只有空洞进步理念的知识人被全球化资本主导的意识形态所捕获，失去了扎根社会服务大众的动力、能力、渠道和机制，从而最终在经济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不仅沦为精英建制派的同路人，也沦为了社会结构重组的失败者。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遭遇的危机正是整个职业知识阶层合法化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新闻媒体商业化的快速推进正是这场危机的助产士。如果不正视这些历史变革，就无法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进行有效的解释，也就只能使充满情怀的乐观呼吁成为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
　　通过对商业大众传播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行业形态和专业主义的观念教条都是资本力量在一定观念约束、制度约束和技术约束下表现出来的外显形态。只要确立了新闻的商品属性，接纳了这个行业在注意力经济逻辑下行使市场交换原则，并开发新技术以推动这种交换的效率最大化，那么大众传播被资本圈地的命运就难以避免。在观念约束、制度约束和技术约束逐渐解除的条件下，行业的悲歌就恰恰成为资本的欢宴。从20世纪晚期开始，我们首先看到了媒体传播领域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兴起、对媒体垄断的限制大规模解除，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资本通过传播获利的技术障碍也开始解体，整个传播领域终于趋近于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地，而传播本身应该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大众教化功能、群体沟通功能、民主参与功能都在这一过程中纷纷凋落。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业的危机只是总体文化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恰恰是新闻业商业属性的确立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这场危机的出现。
　　因此，对于传播领域的知识分子，眼下最紧要的问题既不是如何适应传播生态变化而改造行业生产，重建专业边界，也不是在情感上对专业主义精神进行空洞的激励和呼吁。以上分析证明，这两种取向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而不可能产生任何正面效果。我们赞同超越专业的边界并告别对传播业历史形态的缅怀，但反对那种对关键历史问题进行逃避的态度。对于新闻传播学来说，眼下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回归传播问题的价值原点，直面那些传播领域的矛盾焦点，重新回答传播行为的基础属性、传播资源的配置原则、新闻传播的运作方式等基础议题，惟其如此，我们才能重新出发，才能在专业主义衰落的悲歌中展望一丝未来的光明前景。■
　　
①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②BeamR.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as an organization-level concept.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vol 1211990pp.1–43.
③王维佳：《专业主义的挽歌：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新闻记者》2016年第10期
④WaisbordS.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and News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2013pp. 149-154.
⑤Sarfatti Larson, M.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xvii.
⑥转引自陶文静：《功能界定：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新趋势》，《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 Deuze & Mark..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vol 6. no.42005pp. 442-464.
⑦Pew Research Center.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7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research.org/topics/state-of-the-news-media/2016-08-07.
⑧参见美国新闻编辑协会的调查，Newsroom Employment Census,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 Editors. Retrieved from http://asne.org/content.asp?pl=121&sl=415&contentid=415July 282015.
⑨Jones, A. S.Losing the news: The future of the news that feeds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⑩GierynT. F.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no.61983pp. 781–795.
[11]GierynT. F.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8no.61983pp. 781–795.
[12]Zelizer, B.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96.
[13]Matt Carlson & Seth C. Lewis （2015）.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Routledge.
[14]BBC News LabBBC News Labs Projects, http://bbcnewslabs.co.uk/projects/
[15]金苗：《〈卫报〉以“开放新闻”建构新闻事件》，《军事记者》2016年第3期
[16]SingerJ. B. （2005）. The political j-blogger: “normalizing” a new media form to fit old norms and practices. Journalism, 6（2）173–198.
[17]FedericaC. & R. K. NielsenEditorial Analysis: How News Media are Developing and Using Audience Data and Metrics. Reuters InstituteFeb 222016p29.
[18]Ibidp14
[19]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译：《数字化背景下的报业转型——纽约时报创新报告（2014）》《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6期
[20]The Guardian, Q&A with Alan Rusbridger: the future of open journalism, 5 Mar201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2/mar/25/alan-rusbridger-open-journalism.
[21][22]Jean E. Herskowitz, Journalism Schools: Surviving or Thriving?August 1820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itorandpublisher.com/feature/journalism-schools-surviving-or-thriving/
[23]Dianne LynchAbove and Beyond: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Feb 19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reports/above-and-beyond-looking-future-journalism-educati.
[24]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Improving the Education of Tomorrow’s Journalists200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arnegie.org/publications/improving-the-education-of-tomorrows-journalists/
[25]Dianne LynchAbove and Beyond: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Feb 19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reports/above-and-beyond-looking-future-journalism-educati.
[26]Seth C. LewisFrom Journalism to Inform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night Foundation and News Innov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152012pp. 309–334.
[27]Knight Foundation, Knight Foundation 2016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about/financial-info/
[28]数据来自美国慈善新闻文摘网站http://philanthropynewsdigest.org/
[29]Francis Williams, Dangerous Estate: the anatomy of Newspapers, Readers Union1958p51.
[30]Alex T. Williams, Paying for Digital News: The rapid adoption and current landscape of digital subscriptions at U.S.newspapers. Feb 292016. Retrieved from www.americanpressins“tute.org/pubI;cations/ reports/digital-subscriptions/single--page.
[31]Robert W McChesney & John Nichols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The Media Revolution That Will Begin the World Again. Nation Books2011.
[32]FedericaC. & R. K. NielsenEditorial Analysis: How News Media are Developing and Using Audience Data and Metrics. Reuters InstituteFeb 222016p33.
[33]马越：《〈纽约时报〉原生广告成功的背后是什么？》，界面新闻，检索于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414527.htm，2017-6-22
[34][美]卡斯·H·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第81-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5]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36]Nancy Fraser,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versus Reactionary Populism: A Choice that Feminists Should Refuse. Nordic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Vol 242017pp. 1-4.
　　
翟秀凤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