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莉
　　【本文提要】本文旨在探讨余纪忠时期“时报”出走精英的特质与“时报系”的组织文化，了解该时期其专业主义信念的实践，以及他们最后为何选择出走。研究以深度访谈法，成功访谈15位时报系出走精英后发现：在余纪忠魅力式领导下，时报系呈现相对开放自主与高度信任的“支持型”组织文化，而主管与新闻记者在潜移默化下，拥护并承袭此价值，并得以充分发挥新闻专业主义。至于时报系精英出走的原因，除了个人生涯规划外，背后深层原因在于：“组织升迁管道不足”、“成也报老板，败也报老板”。
　　【关键词】中国时报 出走现象 组织文化 媒体老板 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1
一、研究动机与问题
　　目前身处台湾的新闻记者，感受专业无法施展的空前挫败感，而新闻科系学生，缺乏从事新闻工作的动机，追根究底是传媒环境恶化与缺乏可追求的新闻专业典范所致。
　　无疑的，新闻事业正面临着各种挑战，资本主义的渗入，使得兼具“文化产品”与“广告”双元特性的报纸，不得不向市场靠拢，能否为企业赚钱才是资本家办报的重点。市场导向新闻学让记者工作的内涵产生根本性变化，从知识诠释者变成“商品阐释的业务员”，传统第四权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工作价值逐渐式微、贬值。①
　　针对新闻工作人员所处的组织环境，林照真（2006）与林富美（2006）都曾以记者为关怀主体，批判当前工作环境，鼓励维护能保障记者职业专业的组织环境，并主张即使在恶劣的新闻环境，记者也要维护自身的权益与新闻理想。②
　　然而，新闻人员的工作态度、生产力与工作承诺，与工作满意度有关。一项调查发现，新闻工作者对于同事关系、工作的社会影响、工作的自主程度等“内在因素”的满意度较高，但对报酬收入、福利待遇以及升迁机会等“外在因素”的满意度较低。③另一研究主张，记者的工作倦怠与专业承诺有关，倦怠感越强烈者，对新闻专业承诺的感受就越弱。④
　　在此大环境下，出现了新闻媒体人的出走与倦怠现象。许丽珍（2011）将被迫离开媒体机构，面临找工作、转行压力，顿失生活经济来源者称为“社会型流浪记者”。另外，仍在职但对媒体现况与工作环境诸多抱怨，甚至配合报社以“膻腥色”带有道德争议方式处理新闻，此种无动力自我、丧失工作认同，无异在心理上自我放逐，则归类为“心理型流浪记者”。⑤不同研究指出，影响记者离职的主要因素为升迁发展受阻、不满意工作环境、家庭因素考量、中年危机、更好的薪资及工作倦怠等。⑥而不同媒体的组织文化，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与控制着新闻工作者。⑦
　　由于台湾现阶段缺乏可追求的新闻专业典范，本研究期望探索余纪忠时期时报出走精英的特质与时报系的组织文化，了解该时期其专业主义信念的实践，以及他们最后为何选择出走。提供新闻媒体经营者理解组织文化对于培养新闻专业人才的重要性，也让新闻的后进者了解新闻专业所能发挥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生于1910年4月，籍贯江苏武进，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就读，1932年淞沪事变爆发，随军赴吴淞抗日，战事后返回故乡常州。他深感知识救国之重要，193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求学，之后国民政府宣布对日抗战，先生立即返国，投身军旅共赴国难，曾先后参与党、政、军、报业等职。1949年抵台，致力报业和出版业，于1950年创办《征信新闻》，1968年更名为《中国时报》。他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是台湾民营报业的两大报。《中国时报》最初是以财经消息为主的小报，逐渐发展成为包括政治和社会各层面的综合性报纸，全盛时期报业集团包括《中国时报》、《中时晚报》、《工商时报》、《时报杂志》、《时报周刊》、《美洲中国时报》、《中时电子报》和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传媒。
　　余纪忠先生于2002年4月过世，他是在2001年《中国时报》51周年社庆上，才正式宣布正式退休，由其子余建新接任时报系董事长，事实上他至80岁高龄，仍坐镇编辑部。余纪忠先生身处威权时代，并身兼国民党中常委，需与国民党高层保持良好关系，然而其办报理念为“自由、民主、爱国家，开明、理性、求进步”。在余纪忠领导下，除了言论之外，时报还有不少突破，如在副刊上刊载报道文学、乡土文学，进一步引发乡土文学论战；在政论版面，刊登自由派学者主张；在经济上主张自由经济；在新闻处理上，从雷震案、陶百川事件到全文刊载美丽岛大审、民进党成立，他在威权时期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被认为是“文人办报”的重要代表。⑧
　　基于上述重要背景，本文选取余纪忠时期中时报业集团的时报编采部门的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期望重访余纪忠掌舵时期新闻记者如何发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而余纪忠先生的选才策略造成了怎样的时报文化。最终，这样的荣景为何不能长期维持，造成精英的出走。余纪忠先生所培养出来的这批“中时退除役官兵”，⑨也利用新闻行业的训练，转入新的管道继续发挥所长，不仅创办许多重要的政论与社会报道杂志，全盛时期有线电视新闻部门超过一半以上都是由时报出走精英主掌。⑩
　　基于上述动机，本研究需要重访这批“出走精英”，重点不在于探讨其出走，而是侧重他们在余纪忠先生领导下，在时报系内的重要新闻专业表现，以及他们对于当时时报创办人的领导与组织文化的体认。至于出走原因的探讨，则是为了辅助反思余纪忠先生的领导，是否能够当成新闻媒体领导典范。
　　习贤德（2006）曾研究《联合报》企业文化指出，许多报社的离职者在人事命令发布后，即告永久除名、不再往来，亦不知所终。而此种“非友即敌”的心态，或许基于“竞业禁止”心理，但暴露了企业文化中最自大与最脆弱的一环。他更通过比较指出，当时各种制度与福利均不如《联合报》的《中国时报》，却能正视出走员工的后续发展，为其开枝散叶，成为报系延伸的力量。[11]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一）余纪忠时期的“时报系”选才策略与组织文化为何？（二）余纪忠时期“时报系”出走精英的专业主义信念与实践为何？（三）选择出走的原因为何？
　　
二、文献探讨
　　以下针对本文涉及的相关理论，分别从组织文化的内涵、新闻专业主义、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进行文献探讨。
　　（一）组织文化的内涵与选才策略
　　组织文化如同一个组织的DNA，文化在组织当中产生一定的功能，可作为组织的引导方针，或是为了让组织顺利共同运作的接着剂。Schein对组织文化的定义为：“一组共享且具有模式化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当一个团体面临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的问题解决时，会习得此等基本假定，由于这些基本假定运作良好，且被认定是正确有效的，因此这些基本假定会成为新进成员知觉、思考和感受相关问题的正确方式。” [12]文化就像是成员的共同意识一般，是在组织中产生的信念、价值观等心理总和，直接影响成员的行为。许多研究皆强调，组织文化对于人员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不仅会潜移默化地形塑员工行为，也会提升组织绩效。[13]而企业维护文化时，除了可以透过更换高阶主管来重组，以及引进新的创新文化外，另外一种手段就是社会文化方式。组织协助新员工适应组织文化，适应过程即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组织利用有形或无形、精神或物质的象征意义，使成员或外界了解组织文化。正式社会化包括新员工训练、在职训练、充电训练。这种训练的过程中，让员工熟悉组织文化，且提供员工学习技巧。非正式的社会化，则透过员工间、员工与主管之间平日的互动。
　　Cameron（1985）将组织文化分成四种类型：1.官僚型：建立在控制与权力上，不倾向做具有风险的改革；2.支持型：其为开放、和谐、充满高度信任与支持，重视团队合作精神；3.创新型：追求高风险与重大变革的挑战，重视员工的创新与挑战性；4.效率型：重视工作效率、成本控制与绩效目标的达成，可以接受高度风险与极大的变革。[14]至于组织文化的元素，Schein（2004）指出三种不同的层次：人造饰物（artifacts）：指一个组织文化当中最显而易见的部分，可以让新进成员清楚看到的组织特征，像是物理环境的建筑、组织的语言、组织科技与产品等，还有一些文化产物，如风格、具体的服饰、行为、组织的迷思、故事、传说、公司的仪式典礼等；拥护的信仰以及价值（espoused beliefs and values）：是组织成员透过组织文化在组织内部分享的价值观；潜藏的假定（underlying assumptions）：此层次也是组织文化当中最不具体的一些元素，如人们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组织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伴随组织的历史而发展，或透过组织处理某些不同的事件而形成，是一些没有意识的想法心理模式。由于无法意识，因此组织当中的资深成员无法找到适切的方法形容给新进成员了解，新成员只能从错误中学习，或是看着资深员工在遭遇不同情况时如何应对，是组织文化中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部分。[15]大多数人认为，余纪忠是“文人办报”或“知识分子办报”，但也有人指出他的“政治家办报”性格特别强烈。余纪忠当年所处的报业环境场域，历经政治上的“戒严”到“解严”，经济上的“寡占市场”到“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上，《中国时报》享有“报禁”的保护，成长到百万份大报，且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政治上，余纪忠需要接受掌权者的收编，担任国民党中常委，但基于自身自由开明的理念，显现出其具“家长式”特色的魅力领导。[16]（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展现
　　新闻专业化运动始自二十世纪的美国，并流传至世界各地，激起许多讨论与影响，最后归纳出“追求真相”、“社会责任”、“言论自由”三项新闻伦理的核心价值。[17]新闻工作者以知识专业职能为生产工具，而知识工作者的特色，便在于能够掌握知识或职能等这些生产工具，进而对职业发展出更大的自主空间。不论是以历史还是职业特性来探究专业，人们之所以讨论专业，主要是想与以技术为主的工匠做出区隔。[18]而Liu（2007）指出，新闻是种独占事业，当谈到专业的时候，一般认为是特定的技巧、规范、规则、标准。这些专业可以透过记者教育，以及记者间的经验分享习得。但如果谈论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则是超越价值的社会信仰与信念，是一种伦理规范，自觉地为公共服务，以及能脱离经济与政治的自主权。[19]早期研究中，Hall（1968）认为专业态度应具备：使用专业的组织作为参考、具有为大众服务的信念、相信自律、对工作的使命感、自主权等。McLeod & Hawley（1964）依据 Hall 的专业性理论，及其他社会学家所提出的职业特性，发展出一套测量专业性的量表指出，一个职业要变成专业，必须满足下列8个标准：（1）提供独特及重要的服务；（2）强调智能技术；（3）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取得以研究为基础的系统知识；（4）被赋予广泛的自主权；（5）从业人员在判断和行为上，接受广泛的个人责任；（6）把服务看得比个人经济利益更为重要；（7）发展全面性的自治组织；（8）建立具体个案，以澄清及解释伦理规范。而McLeod等人所设计的量表，一直到近期的专业性研究，一直都还具有影响性。[20]罗文辉（1998）则从多面向角度建构专业性量表，研究结果提出“专业知识”、“专业自主”、“专业承诺”及“专业责任”四个面向。其中“专业知识”又包括“专门知识”与“自我充实”两个面向；“专业自主”包括“内在自主”与“外在自主”两个面向；“专业承诺”包括“工作承诺”与“大众服务”两个面向；“专业责任”包括“新闻责任”与“伦理责任”两个面向。而研究也发现，专业性高的工作人员，对于新闻工作的承诺较为坚定，也较会把新闻工作视为终身职志。另外专业度高的新闻从业人员，展示了较高的服务热忱，也比较会把大众服务看得比待遇、升迁，及工作稳定来得重要，也较不易为了高薪而离职。在专业自主权方面，LeRoy（1972）的研究则指出，电视记者如果专业度表现所得分数较高，这些记者通常也有较多的自主权。[21]（三）工作满意度与工作倦怠
　　关于工作成就感与满意度，Alderfer（1972）依据ERG需求满足理论层次，将工作满足分为生存（existence）、关系（relatedness）、成长（growth）三个满足层次。生存需求包含对薪资的满足、对福利政策的满足、对工作内容的满足、对工作条件的满足等；关系需求层次包括和同事相处的满足、和长官相处的满足、对工作环境气氛的满足等；成长需求层次包括对升迁的满足、对被肯定的满足、充实工作知识的满足、对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觉到工作有成就感等。[22]Herzberg（1966）则提出“双因子理论”，亦称激励保健理论（motivation-hygiene theory）指出，人类的动机与满足感是由两组因素来控制：激励因素（motivating factors）与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前者包括：成就、认同感、工作的挑战性、晋升和个人与专业的成长；后者包括：公司政策与行政体系，上级视导公平性，工作环境，与上级、同僚、部属之关系，个人生活、工作地位和工作稳定性。Herzberg认为消除使个人不满足的保健因素，不代表就能激励个人，产生满足感。寻求真正的满足感，必须调适激励因素，才能激发工作效力与成就感。[23]至于员工的离职，臧国仁等人认为，新闻工作者离职所隐含的意义，可能与工作倦怠有关。换言之，工作的倦怠影响了新闻人员对组织的承诺，因此较无意愿继续留职。[24]综合过去文献，探讨工作倦怠的来源与相关因素，可分别为个人层面、新闻工作特性与组织环境、社会文化情境等三个面向。1.个人层面：在新闻从业人员工作倦怠的个人因素方面，Cook & Banks（1993）发现，与工作倦怠有显著相关的变项包括年龄、工作头衔、工作经历年资、收入和工作满足。他们所描绘的较具工作倦怠危机的新闻从业人员，多属年轻、基层新手，以及小规模报社的记者与编辑。[25]2.新闻工作特性与组织环境：Caputo（1991）认为工作环境层面和工作倦怠有高度相关，这些因素包含缺乏专业自主性、处理公众问题、角色冲突、角色暧昧、缺乏个人成就机会、不适当的正向回馈、缺乏控制、支持资源不充分、持续繁重的工作负荷、物质环境上的压力来源。[26]3.社会文化情境：钟蔚文、臧国仁、陈百龄、陈顺孝（1996）指出，新闻工作领域中，工作特性与社会文化情境有高度互动，新闻从业人员因此可能特别容易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影响，造成工作倦怠。[27]Pines（1993）指出，工作倦怠的最后结果，常使原本有高度动机和承诺的个人失去最初就业时的奉献精神，也就是可能会影响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工作的“专业承诺”。[28]蔡士敏（2008）访谈七位经历自立报系经营权转移，参与抗争的员工，试图了解组织文化带给他们的影响，以及在报社发挥新闻专业的情况指出，当初报社易主，一批人离开了，试图到其他地方发挥长才，却迟迟找不到像原来自立报系那般可以发挥专业的地方。商业媒体新闻质量的下滑，对于社运新闻的空间产生压缩，使得这群记者在专业方面不断精进，却还是改变不了大环境。最后这批人离开，在各媒体间来去，工作满意度与成就感逐渐降低。[29]陈铭熏、洪敏莉（2009）以新闻记者为研究对象，探讨职涯高原与组织承诺多元构面间的关系发现，新闻记者组织层级型与工作内容型职涯高原认知皆会负向影响组织承诺，且组织层级型职涯高原对组织承诺的负向影响程度高于工作内容型的影响，显见新闻记者虽是本着热情投入新闻工作，但组织升迁机会的畅通与否，仍影响其组织承诺。该研究建议，媒体建立完善人力资源制度（如资深记者制度、职等制度及生涯规划），将有效降低职涯高原感受，提升工作满意度与强化对组织与专业的承诺。[30]此外，不同研究也建议，新闻媒体应持续加强新闻记者的专业认知，如建立系统化新闻专业知识，以提升记者的专业自主性。[31]综合上述文献探讨，本研究企图透过针对余纪忠时期的选才方式，了解时报精英的“专业知识”特性；其次，了解组织文化如何影响时报系出走精英的“专业自主”、“专业承诺”及“专业责任”；最后，了解当年时报系新闻工作者的出走原因，以及与组织文化的关联性。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分析，经过滚雪球抽样，成功访谈15位受访者。这些离职的时报精英们，[32]曾经任职于余纪忠时期的《中国时报》、《工商时报》、《中时晚报》、《时报周刊》、“美洲中时”、时报育乐公司、时报旅行社、总管理处等单位，都有和余纪忠亲自接触机会。[33]他们的年纪分布在46-67岁（40岁以上，5位；50岁以上，5位；60岁以上，5位），时报年资由4-31年不等，在时报内的职务经历，从一线记者、主任、总编辑、社长、总经理，到社务顾问等。目前任职的领域横跨平面媒体、广电媒体、网络新兴媒体、政治圈与商业界等，持续发挥时报的影响力（表1　表1见本期第28页）。访谈进行时间：2013年12月10日-2014年3月6日。
　　
四、研究发现
　　（一）余纪忠时期时报系的选才策略与组织文化分析
　　余纪忠时期时报系的选才策略，展现在创办人余纪忠网罗人才方式特殊，只要他认为文笔好、观点好，便尽其所能地加以网罗，他广读文章评论，甚至是学生刊物，透过不同类型的文章探勘人才，只要看到好文章，便请报社主管前往延揽（A1、A2、A3、A4、A5、A7、A8、A11、A12、A14、A15）。[34]因此，时报系精英的专业知识特征，往往取决于记者自身具备的能力，如上所述，不少时报系的精英，其实在进入新闻界前就是“文青”或“写手”。
　　受访者中有透过统一招考进入《中国时报》工作（A11、A12、A15）；有实习表现良好被留任（A1、A10）；有因过去在高中、大学办校刊累积许多作品的人，敢于向余纪忠毛遂自荐，并获得任用（A6、A10）；亦有些是经由时报内部记者推荐，一个拉一个进入时报系（A6、A9、A11）。
　　更特别的是，余纪忠敢于任用新人，总是大范围地详细阅读文章来做筛选，并请底下的主管协助网罗这些人才（A7、A11）。不少时报系精英是因为在其他媒体，如《联合报》、《自立晚报》、《台湾新闻报》、《中华日报》崭露头角而被挖角到时报系（A2、A4、A5、A7、A8、A13、A14）。余纪忠阅读范围，除了主流报业外，也包括党外杂志《综合月刊》、《八十年代》、《仙人掌》，甚至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刊物与实习报《铭报》等，并从其中主动挖掘人才（A3、A6、A7、A10、A11）。
　　时报系晋用人才，具海纳百川、百花齐放的特色，偏爱雇用文人，不太管是否为新闻科系毕业，因此时报系精英多来自不同领域的背景（A1、A11）。时报系的精英所学科系大多为政治系（A7、A9、A10、A11）、历史系（A2、A3、A6）、社会系（A4、A5）经济系（A13、A15），以及法律系（A12）。另外，有少部分为新闻传播本科系出身的记者（A1、A2、A8、A14）。
　　此外，余纪忠虽为国民党中常委，但他能够包容外省人、在地人、党外或特殊身份的人，也因此承担许多来自国民党内的压力。1970年代余纪忠敢于任用曾经在“白色恐怖时代”为政治犯的李明儒，甚至一路重用后担任《中国时报》编辑主任，负责总分核稿的重要职务，之后升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副社长（A3、A7）。
　　至于非新闻相关科系出身的记者，知道自己的新闻专业不及他人，通常能以勤补拙，自我充实，做足采访新闻的行前功课，并得到消息来源的信任，求取新闻上的表现，自然受到重用（A15）。其次，透过回报社的员工餐厅，与同事和资深记者们共餐分享采访后的问题与心得，彼此以专业态度思考给予对方新闻判断的意见，也是记者成长的重要经验（A1、A5、A10）。
　　直至时报系经营中、后期，各种大学在职进修班兴起，部分记者与主管就会利用假日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受访者A5表示，进修的记者一定是占用私人休闲时间，不会干预到自己工作，少数人会先告知余纪忠，但他也不会有任何意见。除非万不得已，这些记者不会轻易地请假，只会透过同事间相互协助工作，未有影响组织内部运作的例子，这也显现时报系精英们对工作的责任感和新闻专业的坚持。
　　综上所述，时报系出走精英的“专业知识”，并不局限于新闻传播专业，倒像是汇集各路英雄好汉，各展长才。
　　关于时报系的“组织文化”方面，“可视文化”并不多见。尽管如同其他报社，时报系具有制式化的组织规章制度，但将人事调动一手抓的余纪忠，在其运筹帷幄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管理”，其实也是制度规章最大的破坏者。
　　相较于主要竞争对手的管理方式，《联合报》是一个层级严明、极讲究制度的媒体组织，对于记者的管理讲究论资排辈，相当严格。体制方面，拥有严谨的叙薪制度以及内部擢升，按考绩报告与年资，循序渐进地晋升至主管阶级（A1、A7、A8、A9、A11、A13、A15）。因此有受访者比喻，《联合报》比较像是公营事业，而记者们就像是公务员（A1、A7）。此外，《联合报》在文稿的用字遣词、评论报道的差异性、拟制标题，都是讲求传统学院派做法，而《中国时报》在无形的管理下，不少记者像是脱缰野马，奇奇怪怪观点的文章，甚或过于主观的文章，也都可能出现（A6）。
　　其次，时报系新闻主管对部属的管理相对宽松，不会严盯记者要每天进报社、发稿量等。受访者指出，有不少政治记者应酬喝酒后进报社，主管和余纪忠都知道，但是总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记者能够发出好稿件，其他都不重要（A10）。也因此，时报人其实不太理会传统企业组织管理中的制式化制度（A8、A9）。
　　此外，由于余纪忠喜欢拔擢青年才俊，时常不按牌理出牌，以至于常出现年轻主管须管理前辈记者的情形（A13）。因此，时报系其实是没有强烈的阶层式权力结构，也没有像社歌、制服等明显的可视文化象征。
　　至于时报系的信仰与价值，余纪忠于“戒严时代”提出办报的编辑方针，主张“自由、民主、爱国家，开明、理性、求进步” ，是记者在选材、取稿与言论方向的重要指南，显现时报精神（A7）。
　　一般认为，余纪忠领导的时报系，在意识形态光谱上，明显为中间偏左派，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在编辑立场上较为开明、自由、多元化，给予记者更多自由发挥空间、于是有个性、头角峥嵘的人就会比较喜欢待在时报系，因此，也培养出许多天才型记者（A1、A3、A5、A7、A9、A11、A12、A15）。
　　对时报人而言，《中国时报》是个高度人治，但又相对非常自由的园地（A2、A4、A5、A14）。时报系信仰与价值之传承，基本上无实质训练与传承模式，而价值的传承多半发生在记者与主管，或是主管与余纪忠相处之间的日常生活中。
　　受访者A1认为，傍晚进报社写稿是一大优点，因为能够聆听资深的前辈们口述某一新闻事件，并参与讨论，对新进记者而言，是个进步成长的机会和场合。同时，这也形成了组织内特殊的知识分子论点交锋与互相激荡的文化气氛。
　　其次，由于余纪忠同时身兼国民党中常委，时时刻刻会遭受到更大的外部政治压力（A1、A3），但余纪忠的用人风格，是决定任用后，即使受到险恶的政治指控与污蔑，也选择相信自己的爱将，尽力抗拒外部的政治压力（A3）。
　　受访者A11提到，国民党秘书长拿着证据，向余纪忠指控记者教唆学生运动。而余纪忠从受访者处了解来龙去脉后，为了替他阻挡外来压力，要求他暂停采访政治新闻两个月，改跑其他线，名为调线处罚，其实目的是为了保护记者。
　　时报系的主管们也承袭余纪忠的风格，在争议性事件中，不把外部压力转嫁到记者身上，帮底下记者扛责任（A1、A3）。因此，受访者A10指出，自己在当上政治组中阶主管时，不会特别揣测高层的想法，对底下记者文章内容也不过分干涉。
　　至于人才晋用方面，余纪忠重才气、重知识、重文笔，敢于任用，以致后来时报系主管，都是用同样的才气管理标准挑选记者（A2、A3、A11）。时报系的主管敢于录取更年轻、更具才气的年轻记者，并能让新人充分发挥，不刻意压抑这些可能光彩高过自己的人才，也成就了《中国时报》的高峰时期，不仅报份破百万，在社会知识分子中也占有重要的言论主导地位（A15）。
　　同样身为时报出走精英的王健壮，在文章《天宁寺闻礼忏声》中，[35]提到“少林寺的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少林寺的老和尚”指的是余纪忠，时报系的精英们就是一群“小和尚”。中阶主管们在潜移默化下，承袭了余纪忠的哲学精神，包含选拔人才的管理标准，以及主管与记者之间亦师亦友的互动方式（A3、A11）。对这些时报人而言，“家庭”氛围都是环绕着与余纪忠的革命情感，报社的特殊组织文化已无形中培养出浓厚的情感氛围，更能在不少时报人身上看到“士愿为知己者死”的感觉（A1）。
　　（二）“时报系”出走精英的专业主义信念分析
　　在上述时报系组织文化影响下，分别从出走精英的“专业自主”、“专业承诺”及“专业责任”三个面向，分析其专业主义信念。
　　1.时报系出走精英的专业自主程度
　　专业自主包括“内在自主”，指工作独立自主，不受组织内的影响；“外在自主”，指工作独立自主，不受组织外因素的影响。
　　1982年前苏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应吴三连基金会之邀访台，对处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来说，是天大的新闻。但是由于时机敏感，在有关单位要求下，希望台湾新闻界能够封锁此一新闻，但《中国时报》领先报道了此则新闻，之后引起17家新闻机构发表“共同声明”攻击时报，并与主办单位一同封锁《中国时报》的采访工作。
　　当时外界的说法是，所有媒体总编辑开会都同意在索尔仁尼琴来之前，不做事前报道。但受访者（A3）表示，事后的了解，其实根本没有协议这回事。当时的总编辑认为这是新闻的自我审查，于是在未事先告知余纪忠的情况下，决定进行报道。采访主任于是派一组优秀的记者，突破封锁线，据他事后报道出来的内容比其他各报的还要精彩。
　　余纪忠一开始发现刊登后，虽然不谅解当时总编辑惹出的麻烦。不过之后，他却发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奖金，奖励当时负责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记者，从中也体现出余纪忠对此事的大气与宽容（A3）。
　　另一外部强大压力的案例，是1982年创刊的“美洲中时”，由于余纪忠觉得台湾内部政治气氛肃杀，且民间改革诉求越发强烈，或许海外是个间接影响的途径，也是追求自由报业的阶段性空间，于是号召了时报本身及海内外各阵营的好手，用最符合新闻专业精神的概念，及掌握海外左、中、右、独立场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从事言论、编辑、业务与服务工作（A6）。
　　秉持自由、民主、开明、理性的报道与言论，“美洲中时”报面上的表现令人喜爱，但也引起另一群人嫉视。海外的党工竟以“美洲中时”的内容为情资打小报告，连带也使有关方面刁难中时的小动作不断。乃至于1984年，对于首次参加第23届洛杉矶奥运的中国选手报道，被指称“为匪张目”，呼吁国民党中央“整理海外文宣队伍”。再加上同年报道“江南案”，余纪忠承受了高度的政治压力，最终以高度保密的方式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决定：关报！[36]“戒严”时期对媒体管控严密，除了上述政治压力导致一份优质的“美洲中时”仅存活了辉煌的两年。余纪忠在台湾内部更常受到当局者的不同施压，但他对于新闻事件的处理，却从来不会进行任何事前干预或下指导棋，仅有部分新闻议题，特别是受到政治压力下的影响，他才会事后关心。受访者A8说：“他总是还保留一点让你去自主判断。他不做事先审查，而做事后修正。”在执行过程中，多次主动为员工扛下官方言论施压与责任，情治单位的小报告在他眼中只是一份白纸，纯为流言蜚语，他无时无刻都相信报社成员的新闻专业。
　　此外，大多数的时报系中高阶主管承袭余纪忠的领导风格，也多会为记者承担来自组织内部上级或外部的压力，给予记者发挥最大言论空间的机会，即便需要修改新闻稿内容，也都先找一线记者讨论沟通（A7、A10）。
　　2.时报系出走精英的专业承诺表现
　　时报系精英的专业承诺表现，在于记者们不易被利益诱惑，保有记者的社会责任，在于记者个人对专业的坚持与态度。时报系的记者从不只把新闻当成是一份领薪水的行业，更多的是新闻同仁共同的价值与信念，且比起其他报系，他们更喜爱中时的自由风气与人文气息（A2、A4）。
　　对于在时报系有突出表现的记者或主管，难免成为其他报系挖角的对象。但研究发现，时报系的精英多数不会因为私人利益考虑而受到诱惑（A1、A8、A9、A14），反而更加重视新闻工作的自主性与专业程度，期望自己能够在时报系得到最大发挥空间。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当《苹果日报》进军台湾，一开始运用高薪来招揽人才，让许多人都陷入跳槽与否的两难。不过对时报系精英而言，一开始只有少数基层记者接受挖角，多半基于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多数中层主管更加重视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与新闻自主权，所以并未出现大量跳槽现象（A5）。
　　3.时报系出走精英的专业责任表现
　　专业责任包括，“新闻责任”，意指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伦理责任”，意指专业人员的伦理道德责任。
　　由于余纪忠的政经背景，《中国时报》被定性为一个统派、倾中的媒体。但时报系却能允许属于台独分子的记者写台独报道，前提是不主张，可以纯探讨、分析（A1、A10）。
　　1980年的“美丽岛事件”，当时余纪忠派出王杏庆、王健壮、林圣芬等年轻写手，在法庭旁听记录，用详实的报道呈现事件的真相，也改变了人们对“美丽岛事件”的观感。[37]据说当时时报系的压力非常大，但他总是以报道事实，记录历史，未来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来要求记者。受访者A12指出，当时的《中国时报》在处理新闻时，会尽力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或相对来说较不会刺激感官的内容，以体现新闻报道的专业与平衡。
　　1986年民进党宣布组党，台湾“总统府”、国民党政要、军方、政战部队都打电话要求余纪忠不要报道，但他决定躲起来不接电话，并交代采访主任与总编辑，一定要进行报道。当时找了政治组组长与副组长处理此一新闻，他们严守真实客观原则，描述民进党在圆山大饭店组党之事实，没有评论，没有特稿，报道放在二版二题，成为当时唯一主流媒体的报道（A11、A12）。尽管部分人认为余纪忠当时的决定，可能基于对台湾政治时局的判断，而让时报扮演着推动改革的角色（A10、A12），但是对于时报系的精英而言，却获得了一个基于新闻专业出发，报道反对势力崛起的空间。
　　更经典发挥新闻专业的案例，发生在“美洲中时”末期的“江南案”报道。尽管当时编辑部已经面临报道奥运中国选手“为匪宣传”的严重指控，但是基于新闻报道的专业责任与对历史负责，“美洲中时”总编辑决定处理该则新闻。透过江南两位好朋友陆铿与阮大方的访谈，编辑部采取“排除法”，删除了他们指称的（其实也是一般人必有的看法）“国民党干的政治谋杀”，而改为“不是情杀、不是财杀”，利用“曲笔”成文的迂回婉转方式，达到报道事实的目的（A6）。
　　至于“伦理责任”的展现，则是出现在台湾新闻史上首度且唯一一次由新闻记者自费刊登广告，表达政治理念的事件上。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的“野百合学运”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诉求。当时《中国时报》许多记者义愤填膺地想要声援学运，受访者A10时任采访中心中阶主管提出，报纸上只能呈现客观的新闻，而我们自身的立场可以用广告来呈现，于是他和另位受访者A1起草后，开始个别联署签名，一下子就有63位记者、编辑签名，共同承担60万元的广告费，于是有了报纸头版的下半版广告内容。见报当天，国民党立刻派出蒋彦士去见余纪忠，他们觉得肯定是老板支持刊登的。记者对于未先跟余纪忠报备，心里有些忐忑，不过他却用“我也年轻过，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轻轻带过，未做出任何惩处（A10）。
　　早期伴随着政治压力对新闻冲击，时报系组织内部未有任何伦理规范，也未曾传出重大的伦理问题，如记者与既有利益者的特殊关系，或造假新闻。当时即便组织内部没有明文规定，时报系的精英仍选择遵循自己心中的伦理道德，发挥新闻的专业主义。
　　（三）“时报系”精英出走原因之分析
　　尽管余纪忠时期的时报系薪资或升迁制度条件，略逊于主要竞争对手联合报系，但时报的新闻工作者对于工作的挑战、工作环境的自主性、受人认同与赏识等内在因素的满足，大致能感受到工作的成就感。至于精英出走的原因，可由个人层面、组织环境、组织领导观之。
　　1.个人生涯规划
　　时报系出走的精英，多数是对个人后期的生涯另有规划。特别多人离开后开始创业，像是创办出版社、创立杂志、投入电视新闻或云端科技事业等；也有的人转换跑道，希望学习新东西，进入金融业、科技业等；另外，也有人抱着对媒体行业的热情，继续以自己的专业在新闻界打拼，像是创立独立评论的网站，以及做调查报道（A4、A7、A11、A13、A14、A15）。
　　其次，广电媒体解禁后，不少时报精英感受到平面媒体快速式微，电子媒体逐渐崛起的趋势，开始有了其他的生涯规划（A1、A11、A14）。一开始是《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竞争百万份大报的年代，两大报扩张时期，争夺人才激烈，所以彼此喜爱挖角对方的优秀人才；之后则是有线电视新闻台与《苹果日报》起飞阶段，需要大量的新闻人才，纷纷向时报系的精英提供更高的待遇或职位，进行高层挖角，当时担任有线台新闻部主管和《苹果日报》副总编辑以上职务的时报出走精英，都是其他媒体三顾茅庐，除了高薪外，承诺给予自由与创新发挥空间下离开时报系（A15）。一度台湾的有线电视新闻台主管，几乎都是由时报系出走精英所担任，继续主导着台湾新闻的走向，也就是时报系开枝散叶的具体表现。
　　《苹果日报》于2003年进入台湾，积极地向时报系资深记者招手，受访者A8表示开始思考：“我们总是在外面看，在少林寺学了一身功夫，可是外面已经是烽火半天，不下去跟人家打一架，我觉得自己会遗憾。”然而原本被台湾新闻界低估的报纸，却带来强大的媒体效果，更是威胁到其他新闻媒体的发行量。其实，《苹果日报》创报时的主要高层与中阶主管，有不少是时报系离职的精英。
　　2.组织升迁管道不足
　　时报系有着环绕余纪忠的特殊组织文化，在管理上高度人治，未按照组织升迁制度，只要认为不错的记者，就拉拔为主管（A6）。因此，许多人在二三十岁时就受到余纪忠重用，年纪轻轻就已当上高层主管，不过这也造成同侪之间挤压的竞争关系（A4、A12）。任用年轻人才肩负重职，以致遇到拥有同样能力的人，会产生排他性，也因这样的晋升方式，造成后来时报系的“人才断层”问题（A15）。
　　受访者A4指出，在一般的媒体，可以清楚知道自己对手是哪些媒体或哪些层级的人，但是在时报系却完全相反，由于余纪忠过于人治的管理方式，形成对手是在全时报系的所有人才。以致后来许多记者因为未受到余纪忠的重用，甚至产生内部人事斗争，有些人在当不到总编辑，认为没有发展的空间下，宁可到外头重起炉灶（A2、A4、A12、A14、A15）。
　　此一组织管理模式，其实是吊诡的，好处是由于晋升方式不死板，人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不需要慢慢用年资去熬职位（A2）；坏处则是人人都有想往上爬的心态，依赖丛林法则，优胜劣败，永远让人在报社内感到无安全感（A4）。
　　3.成也报老板，败也报老板
　　余纪忠的领导统御之道，在于对外尝试与政治势力折冲，换取更大的新闻空间，对内延揽人才不分年纪背景，惜才爱才。只不过，在面临更巨大与高层的政治压力与判断时，纯就新闻专业角度论新闻的记者或主管，在与其意见相抵触，产生辩论与拉锯，如当时“美洲中时”面临停刊的压力，同时间在台湾，“时报杂志”想要报道自由派意见领袖与国民党党外人士观点时，都让余纪忠面临抵挡不住的高压，他采取断然措施，当时美国和台湾的新闻主管因持不同看法，面临被冷冻，值此期间他仍不断寻找欣赏的人才，让人感受到被打压与失去宠爱的危机，甚至导致愤而离职的状况（A3、A6）。上述特殊案例说明了，在戒严时期对于政治高压下无奈的妥协与判断，仍不免让充斥着高度自由主义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失望。
　　余纪忠惜才爱才，且具有“因人设事”的养士之风，导致《中国时报》在同一时期有二十几位副总编辑，之后又增设好几位执行副总编辑（A8、A9）。时报系的荣景时期，能够养大批的记者、主管与主笔，但是至余建新接班经营时期，组织财务开始出现状况，而被迫需要裁员（A9）。
　　余纪忠被认为是台湾新闻界年纪最大的“上班族”，他几乎每天亲自到编辑部坐镇，事必躬亲，并没有培养时报王国的接班人。在他的眼中，时报员工能力再强，也只能负责报业的一小部分，而无法统筹全局。[38]不过部分出走精英，尽管与余纪忠之间为了处理特定新闻有再多的争执与矛盾，最后选择出走，但并非真的“翻脸不认人”，在时报系后期开始走下坡时，这些资深的老臣，基于对时报系与余老板的特殊情分，还是愿意回来帮忙。因短暂的理念不合，这些几度进出的时报系精英，和余先生仍保持着互相欣赏，又互相矛盾的爱恨交织的伙伴关系。
　　
五、结语与讨论
　　时报系的组织文化，不重视制式化的组织规章与运作，其特点则是在余纪忠魅力式领导下，对记者采取相对开放自主与高度信任的态度，符合Cameron（1985）所指的“支持型”组织文化。而余纪忠身为组织制度的创办人，擅长为组织举才、激发新闻专业表现、拓宽言论尺度，而他也同时是制度最大的破坏者，常常破格调升职务与发送巨额奖金。[39]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下，余纪忠对新闻编采给予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即便遭受政治制裁力量的打压，仍拥护自由主义的价值。中阶主管与一线记者在潜移默化下，拥护并承袭他的价值观与信念，承上启下，为部属扛责，产生开放自由的组织文化氛围，年轻肯拼斗的记者在时报系均可拥有发挥新闻专业的最大空间，也成就了时报系的黄金时期。
　　时报系出走精英的“专业知识”，多偏重于不同社会科学领域，在进入新闻界前，几乎都是“文青”或“写手”，至于新闻专业方面的自我充实，则来自鸭子划水式的冲劲与和新闻前辈的日常辩论与传承。其次，“专业自主”的发挥上，余纪忠与中高阶主管为确保新闻专业的内部与外部自主，均采取对外抵抗政治压力、对内给予充分发挥空间，时报系的精英们具有相对较高的专业自主性。也因此，展现在其“专业承诺”上，他们不易被利益诱惑，把新闻工作视为终生职志，更加重视新闻工作的新闻自主与社会责任。至于时报系出走精英的“专业责任”，表现在其对于新闻专业规范的遵循，谨守客观中立的事实报道原则，冲破政治禁区，善尽新闻媒体的社会公器责任。
　　Cook & Banks（1993）和Caputo（1991）指出，新闻从业人员的工作倦怠，和个人层次与组织环境有关。[40]本研究发现，时报系精英出走的原因，除了部分个人生涯规划外，背后凸显的真正原因则是：“组织升迁管道不足”、“成也报老板，败也报老板”，印证组织文化与制度环境，影响着时报系精英的职涯选择。余纪忠的领导风格为钦点人才、敢于任用，属于员工对领导者产生价值认同，并愿意戮力追随的“魅力式领导”，[41]而这样的领导模式的另一面缺点是，过程中未能培养接班人，且由于长期倚重新闻编采部门，许多经营管理的主管，皆由新闻采编部门升任，未必能适合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导致后来时报系易手经营者。
　　本文认为，目前台湾新闻传媒的时空环境尽管有所不同，但余纪忠领导的时报系时期，是台湾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报系精英的出走，反观余纪忠先生对于时报系的经营，可以得知，新闻业属于高度精英化的行业，媒体老板的领导风格与创造出来的组织文化，能否充分展现对于新闻专业的尊重，提供一个民主、开放、多元，以及免于政商干预的环境，让新闻工作者充分发挥监督制衡力量，提升工作成就感，因而愿意将此一职业当成一生志业，才能挽留住媒体组织中的精英，一同为追求新闻媒体的质量与专业努力。■
　　
①许丽珍：《媒介生态更迭中再出发——八位记者流浪实录》，2011年7月中华传播学会研讨会论文
②林富美：《台湾新闻工作者与艺人：解析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劳动》：台北秀威信息科技2006年版；林照真：《记者，你为什么不反叛——调查报导的构想与实现》：台北天下杂志出版社2006年版
③罗文辉、魏然、陈韬文、潘忠党：《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工作满意度之比较研究》，《中国大陆研究》2002年第45卷第1期
④林信昌、臧国仁：《新闻从业人员之工作倦怠现象：以台北市平面媒体路线记者为例》，《新闻学研究》2000年第63期
⑤许丽珍：《媒介生态更迭中再出发——八位记者流浪实录》，2011年7月中华传播学会研讨会论文
⑥陈铭熏、洪敏莉：《新闻记者职涯高原与专业高原对组织承诺与专业承诺的影响——组织承诺与专业承诺的中介效果》，《人力资源管理学报》2009年第36卷第3期；卢圣芬：《电视记者工作满足程度与离职意愿及行为的关联性分析》，2006年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硕士在职专班硕士论文；姜苑文：《电视新闻记者生涯规划之研究》，2003年台湾艺术大学应用媒体艺术研究所硕士论文；林信昌、臧国仁：《新闻从业人员之工作倦怠现象：以台北市平面媒体路线记者为例》，《新闻学研究》2000年第63期；何乃蕙：《报社采访记者工作相关因素与离职意愿关联性试探》，1988年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
⑦HirschP. M. (1977): Occupa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models in mass media research: Towar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In P. M. Hirsch, P. V. Miller & F. G. Kline (Eds.)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13-42). Beverly HillsCA: Sage. ShoemakerP. J.& ReeseS. D. (1991): Mediating the message. New York: Longman.
⑧人民网：《余纪忠病逝:文人办报时代的结束》，《人民网》2003年3月17日；郑一青：《给时代开个自由的口 余纪忠》，《天下杂志》2012年第200期
⑨由于从时报系离职的人数众多，离职者被戏称为自在线退役，朋友间互称为中时退除役官兵，后来在余纪忠先生的大寿宴时，许多退除役官兵都被邀请回来成为座上宾客。
⑩何荣幸、张锦华：《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台北时报文化2008年版
[11]习贤德：《联合报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传承（1963-2005）》，台北秀威信息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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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晓谕：《组织文化对工作满足及离职原因之相关性探讨——以花莲地区区域级以上医院之护理人员为例》，2002年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硕士论文；李进明：《以组织文化强化企业知识管理相关性研究》，《育达科大学报》2009年第20期；陈富强、方显光、陈国嘉、简安然：《组织文化、智能资本与组织绩效关联性之研究》，《华人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14]Cameron K.S. (1985): Culture Congruence Strength and Type：Relationship to EffectiveIn Robert E .Quinn (Ed.)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 (pp.142-143). San FranciscoCA: Jossey-Bass.
[15]ChampouxJ. E. (2011):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th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McShaneS. & Von Glinow, M. (2008):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th ed.). New York, NY: McGraw-Hill.　ScheinE. H. (2004):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3rd ed.). San FranciscoCA: Jossey-Bass.
[16]王毓莉：《重访余纪忠时期的《中国时报》组织场域与其领导风格》，《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36卷第8期
[17]彭芸：《21世纪新闻学与新闻学研究》：台北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08年版；刘昌德：《媒体伦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资本与新闻专业规范的流变》，《中华传播学刊》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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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蔡士敏：《自立事件核心记者的生命故事》，2008年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30]职涯高原认知，指个人处于在职业生涯的顶点，且感受在组织中往上升迁的机会很低，意指一种员工心理层面上的挫折或耗弱，员工感受到其职业成长有短暂或长期的停滞，也认为在现有组织内升迁的可能性极低。组织层级型职涯高原，是因为组织结构因素，导致员工自觉发展受限。工作内容型职涯高原，则是因为现有工作内容缺乏变化，或是工作上无法学习新技能而产生职涯高原感受者。陈铭熏、洪敏莉：《新闻记者职涯高原与专业高原对组织承诺与专业承诺的影响——组织承诺与专业承诺的中介效果》，《人力资源管理学报》2009年第36卷第3期
[31]简益淳：《专业认知、组织认同、组织效能之关联性研究：国军N 总部新闻发布体系之个案研究》，2003年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
[32]本研究所指时报系出走精英，并非严谨定义下的特定少数人，其广泛的轮廓为：“余纪忠时期任职时报系”、“历经新闻记者工作”、“相对资深新闻编采人员”、“有机会近身与余纪忠先生共事”、“在余纪忠时期离职时报系有更好的发展”、和“仍在新闻媒体圈或文化圈服务者”等上述条件之族群，而本研究抽样即从上述抽样条件的交集中，寻找深度访谈对象。
[33]受访者多数在时报系的年资，并不算短，因此多人历经记者、编辑部主管、业务部主管，甚至在集团多角化经营时期，被派任时报育乐公司、时报旅行社、总管理处等管理工作，但是这些受访对象都曾经是一线新闻记者。
[34]本文研究发现中，以编号A1~A15（依照姓氏笔画排序），代表不同受访者意见之引用。
[35]该篇文章书写背景，是在余纪忠儿子余建新，将《中国时报》卖给旺旺集团总裁蔡衍明后，王健壮到中国大陆余纪忠先生坟前祭拜后有感。
[36]周天瑞：《二十年前，政治谋杀了一家报纸》，《中国时报》2004年11月11日
[37]杨渡：《荷花池畔长谈》，《中时电子报》2015年3月10日
[38]习贤德：《联合报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传承（1963-2005）》，台北秀威信息2006年版
[39]Cameron K.S. (1985): Culture Congruence Strength and Type：Relationship to EffectiveIn Robert E .Quinn (Ed.)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 (pp.142-143). San FranciscoCA: Jossey-Bass.
[40]CookB. B. & BanksS. R. (1993): Predictors of job burnout in reporters and copy editors. Journalism Quarterly 2011 Vol.70(1): 108-117.　CaputoJ. S. (1991): Stress and burnout in library service. PhoenixAZ: Oryx Press.
[41]王毓莉：《重访余纪忠时期的中国时报组织场域与其领导风格》，《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36卷第8期
　　
王毓莉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教授。本文为台湾“科技部”补助专题研究计划“两岸报业精英出走现象：探索台湾的‘时报精神’与中国的‘南方基因’”（项目编号：NSC 102-2410-H-034 -018 -MY2）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