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青
　　自凯瑞以来，以库利、杜威、米德和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一直是传播学研究中的热点，其中尤以帕克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其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呈现出媒介本身对个体行为和认知的影响以及传播的社会功能。尽管从四位研究者本身的学术历程和著作来看，传播并不是其研究重点，但正如哈特所说，“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理论立场反映在传播、媒介和文化的问题上”，传播思想史其实已经流淌在当代的社会理论发展进程中。本文无意于考证芝加哥学派在新闻传播学科史上的具体定位，而是以芝加哥学派共通的理论关怀为基点，重新思考传播、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关怀体现在对社会整合和构建社会秩序的思考和研究中，传播的社会功能正体现于此。温肯认为“帕克和他的芝加哥同事们将传播看作人类连结的同义词”，①即传播是重建社会秩序和共同体（或“恢复一种共同体感” ②）的途径，这种对传播角色的社会关怀与美国20世纪初的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③“高科技媒介的威力以不断增强的方式发挥出来，世界虽然还成为不了地球村，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人与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的联结机制都发生着变化。社会是个人之间相互挂念、相互意识到而成为可能的。基于集体意识和共同想象而形成内在联系的社会，是存在于媒介（运作）中的。媒介见证社会实体的存在，见证社会力量的博弈，媒介本身就是社会。” ④具体来看，帕克认为社会是由个体之间的传播构成，所有的人类传播代表着某种交流，这种交流对于所涉及的个体来说具有交互的效果（而且信息接收者能够对信息进行再解释⑤），而某些种类的传播随着时间的发展会成为稳定的或固定的，因而代表着文化和社会结构。⑥帕克将“传播限定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传播将一种移情带入一个人的传播伙伴，因而使得社会的社会性成为可能。” ⑦库利认为人际传播是个性构成的中心，⑧任何社会或群体都是众多个人的集体表现。⑨在库利看来，“社会”的第二种意义是指人们直接的交流，包括交谈和有具体对象的同情，正是在人际关系中个性才最明显地存在和表现出来。⑩杜威认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举杯的是目的、信仰、期望——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志趣相投。” [11]也就是，“大家都认识到共同的目的，大家关心这个目的，并且考虑这个目的，调节他们的特殊活动，那么，他们就形成一个共同体。这牵涉到沟通。每个人必须了解别人在干什么，而且必须有办法使别人知道他自己的目的和进展情况。意见的一致需要沟通”。[12]而且一切沟通（即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因为沟通的传递者和接受者都会受到彼此的影响。[13]米德认为，“某人在其自身具有共同体对他的所作所为的普遍反应，便在那个意义上具有共同体的心灵。” [14]米德进一步指出，“我们所属的社会代表了对个体所参与的某些情境的一套有组织的反应，并且如果个体能够把那些有组织的反应接纳到他自己的本性中、在社会反应中借助符号唤起这些反应，他便具有使心理过程能够进行的心灵，他从他所属的共同体得到了心灵的内部结构。整个社会过程的统一便是个体的统一，而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在于这个正在进行的共同过程，这个过程根据个体的特殊作用把他区分出来，同时又控制他的反作用。” [15]更有意思的是，米德进一步假设，“如果社会关系可以推进到越来越多的方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集团、自己的共同体、在是世界上成为一切人的邻居，因为，当我们在自身唤起他人的态度时我们便更加接近于这一态度”，“在高度文明的现代人那里，通过他的理性自我，即通过对他自身和对他人的社会态度的组织，现代文明个体才是、并且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成员，不仅是某个局部共同体即国家、民族的一员，而且是整个人类整个文明的一员。” [16]芝加哥学派将传播视为解决城市问题的潜在解决办法，这是基于传播对于塑造公共舆论、道德秩序、社会认同上的正功能的假定，尤其是对于以次级关系为基础的城市社会而言，更需要通过传播来弥补首属群体关系消弭的后果。在上述传播与社会的关系表述中，“社会”被认为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和过程，在交流、传递、沟通的过程中，个体被社会化，社会关系得以建立、延伸，社会因而形成并体现出某种稳定、固定的社会性，这种稳定的社会性是基于某种共通的认同，认同的形成受到主观解释和传播媒介的影响，也受到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

①⑤⑥⑦⑧转引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第197、158、157、155、197、156页，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②转引自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③④高丙中、杨伯溆序言，载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第3页，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⑨⑩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28、29页，包凡一、王源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11][12][1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6页，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4][15][16]米德：《自我、心灵与社会》第236、238、240页，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杨立青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