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文 史林
　　马万·克瑞迪（Marwan M.Kraidy）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讲席教授，全球传播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Global Communication）的创始主任。他擅长基于跨文化体验研究鲜活的传播问题，研究领域包括全球传播、文化与地缘政治学、认同与现代性理论等，已出版10部著作，发表了120余篇论文。克瑞迪教授是阿拉伯媒体、政治和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于2016年被评为安德鲁·卡内基学者（Andrew Carnegie Fellow）。笔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期间，对其进行了访谈，希望从他的思考和研究中，获得全球传播研究的启示。
　　
一、研究ISIS：重建全球秩序的学术努力
　　吴世文&史林（▲）：您在2016年被评为安德鲁·卡内基学者（Andrew Carnegie Fellow），①这个称号的分量很重，入选者都是美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佼佼者。该项目将为入选的学者提供一笔丰厚的基金以开展前沿研究。请问您具体将开展哪些方面的研究？
　　马万·克瑞迪（●）：这一项目的宗旨是将学术知识与现实挑战相勾连，重建全球秩序。我所申请的课题是“伊斯兰国的奇观：全球传播时代下的战争机器”（The Spectacle of Islamic State: War Machines in the Era of Global Communication）。具体来说，我重点关注的是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
　　我不仅关注这个群体媒介使用的情况，还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现有的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中，有哪些理论资源可以用来理解ISIS。我有中东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背景，对政治传播理论也比较熟悉，这有利于我梳理这一问题。二是诸如ISIS等群体的崛起，对现有的传播学理论、有关权力的理论提出了哪些挑战？我设计的这个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应用研究，而更接近于一种“元理论”的研究，我试图建立暴力、意识形态、科技和文化等概念之间的关联。
　　我使用了“战争机器”（war machines）这一概念（它所指称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伊斯兰黄金时期）。该概念由一位西班牙学者提出，他认为，理解文明的最好方式是理解城市与攻打城市的人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我认为这种阐释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惯常理解的全球传播是全球与地方（global and local）、文化与结构（culture and structure）之间的冲突，而我更关注那些完全静止的与快速移动的事物之间的互动。因此，我在研究中引入了关于时间（time）和速度（speed）的概念，用来研究科技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联。
　　▲：“战争机器”是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概念。请问在具体的研究中，您运用什么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切入？
　　●：学者们对“战争机器”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有一位研究伊斯兰世界的学者通过研究城市和游牧民（Nomads）之间的互动，来说明文明的兴起和衰落。他解释说，“机器”犹如骑在马上、手拿利剑的人。城市可以没有弓箭手和战士，却不能没有可以快速移动的人，因此速度（speed）和运动（movement）是关键。这是我的研究起点。此外，我还引用了不少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关于战争机器的哲学，等等。但我更想做的是建构一套新的、属于我自己的理论与方法。我认为，好的研究者借鉴（take）和应用（apply）理论，出色的研究者借鉴（take）、应用（apply）并批判（critique）理论，进而发现哪些理论能够更好地适用于自己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我主要采用案例分析，也就是将ISIS视为一个具体的案例，通过对速度、领土、国家（如叙利亚和伊拉克）等概念的诠释进而建构“战争机器”的概念与理论。
　　在具体分析上，我主要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在数据收集上，我收集了视频和图片、社交媒体内容等，还有伊斯兰国自己的出版物中有关意识形态的宣言、声明等。这些资料以阿拉伯语为主，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媒介和传播。
　　▲：“战争机器”的概念关注城市、人及其移动，这使我们想起了您的新书《开罗的裸体博主:阿拉伯世界的创造性抗争》（The Naked Blogger of Cairo: Creative Insurgency in the Arab World），②您在书中提出了“创造性抗争”（“creative insurgency”）的问题。您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创造性抗争这一概念的？
　　●：我提出的“创造性抗争”，指的是行动者们创造的较为激烈的反抗形式，虽然这些反抗并非带有直白的政治意味。他们采用艺术、图像、歌唱等新的形式和风格来表达政治诉求，吸引公众的关注。首先，“创造性”并不仅仅是指艺术上的，也可以指行为上的（physical）。例如，在开罗的一次示威游行中，埃及政府枪杀了许多抗议者，也不允许救护车营救伤员。于是，抗议者想出用摩托车运送伤员的办法，未受伤的人一前一后坐在车上，用身体将伤者夹在中间，然后将他们送去医院。这种身体的、创造性的形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运动中。
　　其次，“抗争”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指大型的、激烈的反抗行动；另一个是指日常的冲突，或是一种象征性的、游击式的行动。这两种不同的框架相互交织，构成了社会运动的两种主要形式。
　　顺便提一句，2015年暑假，我在北京和昆明访问时，一些中国学者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提出想翻译和出版中文版。我很希望这本英文著作可以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供更多的人们阅读。
　　▲：外界对ISIS知之甚少，但ISIS的信息传播却大行其道。您曾提出要用“反奇观”（“counter spectacles”）的视角去更好地理解ISIS，这样才能减少ISIS传播的负面效果。我们能够采用何种策略来塑造“反奇观”？
　　●：建立针对ISIS 的“反奇观”，其主要策略是政治幽默和政治讽刺（political humors and satires）。我们可以说，ISIS成员是邪恶的阿拉伯人，因为他们在行动中采用杀人、砍头等残暴的方式。但是这样一来，你传播了恐惧，这恰恰是ISIS想要实现的效果。相反，如果你将他们视为动物或昆虫，比如将他们比做狗，以此取笑他们或制造笑话，便可以打击他们的威望，消解人们心中的恐惧。这样一来，他们与那些卑鄙的霸凌者别无二致。
　　
二、难民议题及其多元叙事
　　▲：身体在抗争中可以被创造性地使用，也是战争机器的机制之一。在当下的集体行动中，数字科技的使用不可或缺，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您如何将“身体”这一象征性的符号与科技结合在一起？
　　●：我所谓的“创造性”，正是指身体与科技的有机结合。比如说，如果你正受到攻击，你有一支笔，那么你可以将其当作武器直接使用。或者你拿出一张纸，用笔写下攻击的过程，作为证据还击你的对手。文字可以经过复制、扫描、电子化等途径，在线上和线下迅速扩散开来，因此这种传播方式更有影响力。从这个层面上说，笔是科技的表征。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要懂得如何运用科技，也就是说，抗争者要懂得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将身体与数字科技结合起来。
　　不过，我认为过度关注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这种“数字权力”，那里的人们没有家庭网络接入，也没有手机数据流量，在进行集体行动时就无法使用社交媒体，如在YouTube上观看和上传视频。但是，身体却是一直伴你左右的。
　　▲：阿拉伯国家是您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研究阿拉伯世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议题：ISIS和难民。前面您谈到了ISIS的问题，那么，在难民议题上，“身体”的概念有何解释性的应用？
　　●：“身体”在ISIS议题中是个核心的概念，因为极端分子大多采用身体与技术作为“战争机器”，开展一系列行动。
　　在难民议题上，欧美国家有很多相关的叙事。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注：当时是总统候选人）关于移民的叙事中夹杂了身体政治的隐喻。他将国家空间比作人的身体，难民或移民就像疾病，一旦涌入，便会对国家的身体产生巨大危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外国的（或他者的）身体，潜藏着某种“病毒”，侵入我者会使身体不适。这是很典型的以身体为中心的叙事。另一方面，难民的身体也是受难的证据。如那张令全世界痛心的照片，一个三岁的小难民在偷渡的过程中遇难，伏尸海滩。这种叙事更能激发我们对难民危机的理解和关注。
　　近年来，ISIS、难民危机、阿拉伯运动、欧洲和北美政治，这些元素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移民和难民危机成为重要的欧美政治议题。从这个层面来说，研究“身体”的表达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您提到难民叙事的问题，欧洲和北美国家在难民议题上的叙事有何不同？
　　●：在地缘上，欧洲更接近难民国，因而接收了更多的难民，难民危机更严重。政治上，欧洲国家大多实行多党制，政党规模偏小，美国实行两党制，不过也有中间力量（middle ground）。但整体上来看，难民危机及各国对难民议题的框架建构，都推动着国家的政治向着保守的右派方向发展。
　　
三、隐喻和传播学研究的想象力
　　▲：从您对现象的理解和对概念的阐释中，我们发现，您的解释很巧妙，也很生动。您曾提出“隐喻”对阐释现象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关注媒介与传播过程中的隐喻十分必要。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和应用隐喻的？
　　●：隐喻的作用不言而喻。隐喻可以投射、创造我们脑海中的想象，反映、捕捉更深层的政治话语。在《开罗的裸体博主:阿拉伯世界的创造性抗争》③一书中，我提到，一旦你将国家的政治系统比作人的身体，那么总统便是“头”，理解国家的管理就如同理解“头（或脑袋）”如何管理身体的其他部分。政客们创造了许多政治隐喻。例如，埃及总统曾在一次政治演说中说到，国家内部存在着“秘密的手指”（secret fingers）试图摧毁我们的国家。用身体政治的隐喻来分析，“秘密的手指”是指那些试图危害国家安全的外部人士。手指可以活动，可以做很多事情，且受大脑支配。但是，倘若手指是“秘密的”，那么大脑也无能为力。埃及总统正是运用这一隐喻，来说明国家当前的政治体制并不稳定，作为“头”的他担心国家内部有人试图分裂国家，侵害国家的躯体。从这个层面上讲，政治隐喻影射了更为宏观的政治议题。
　　还有一个例子，叙利亚总统曾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国家中有叛徒，他们就“像蛇一样”试图毒害国家的躯体。将人比作“投毒的蛇”，这也是一个很形象的、有关身体政治的隐喻。
　　▲：传播学研究最不能缺少的就是想象力。您的著作中充满了各种想象力，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在你的理解中，隐喻和想象力之间有何关联？隐喻是否是释放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首先，隐喻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被理解。假如你在中国，你无法理解“秘密的手指”的意涵，你的想象力被禁锢了。而当你身在埃及，政客们经常使用这一词汇形容英美等国干涉本国内政，你的脑海中会不自觉地浮现与其相关的图像。也就是说，这个词已经激活了你的想象力。这意味着，从行动者的角度来说，隐喻释放了想象力。
　　其次，对我而言，隐喻释放了我的想象力，主要是指我的研究方法。最开始对于身体的研究，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我从零散的数据材料入手，按图索骥。最后才发现，可以用“身体政治”这一核心概念来统领这些零散的数据与概念。这意味着，从研究者的角度讲，隐喻释放了想象力。
　　我认为，在研究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在于如何将数据、零散的概念与核心概念相勾连，再将核心概念还原至具体的情境中去。对于“身体政治”这一核心概念而言，秘密的手指、裸体、毒蛇等都是零散的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对身体的不同程度的危害。我们通过这种关联将概念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四、跨文化体验与全球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
　　▲：从您的简历可见，您是一个有着丰富的跨文化体验的学者。您在黎巴嫩读完本科之后，来到美国完成了硕士和博士的学习。这种跨文化语境的求学经历对您日后的研究领域的选择有何影响？
　　●：我先是在圣母大学（Notre-Dame University，Louaizé，Lebanon）攻读传播艺术（Communication Arts）本科学位，而后在俄亥俄大学（Ohio University，USA）分别获得电信学（Telecommunications）硕士学位（1994年）和大众传播的博士学位（1996年）。这一求学轨迹首先得益于我的语言基础。在阿拉伯国家，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因为历史上曾被殖民过，所以有一部分国家和地区说法语和英语。而我很幸运地从小就掌握了三门语言，因此在研究中我可以翻阅很多一手文献资料，这是我做中东地区研究的一个优势。
　　但我的研究兴趣不止于此。例如，我的《真人秀电视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公共生活中的争夺》（Reality Television and Arab Politics: Contention in Public Life）④一书，旨在考察在西方语境之外，“现代或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开罗的裸体博主:阿拉伯世界的创造性抗争》一书探讨了埃及民众面对镇压时如何利用身体进行表达和反抗。我经常选择从一个我熟悉的语境出发，试图发掘更宏大的背景下的问题走向。
　　▲：从求学到治学的过程中，您是如何逐步发掘研究兴趣、寻找到自己的研究问题的？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黎巴嫩的媒介消费和文化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尔后我逐渐对国际传播的理论感兴趣，比如媒介发展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等。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在大学任教，当时学界几乎人人都在提“全球化”这个概念。我的关切点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混杂（cultural mixing）是如何实现的。在我看来，全球化催生了很多混杂的文化，但文化之间的影响力不尽相同，也就是说，文化混杂并不平等。这如同你在制作饮品时，同时添加伏特加和橙汁，它们对你身体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显然伏特加的酒力更强。
　　2005年，我写了我的第一本书《混杂化，或者全球化的文化逻辑》（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⑤另一本关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著作是《真人秀电视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公共生活中的争夺》，在这本书中我考察了阿拉伯国家电视真人秀节目中的丑闻。我发现，电视真人秀将几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元素联系起来：政治、宗教、商业和性，任意三个元素的组合都能产生丑闻。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中东地区，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如此。
　　2016年9月，托比·米勒（Toby Miller）教授与我合著了《全球媒介研究》（Global Media Studies）⑥一书。米勒擅长运用媒介研究的不同传统，如受众研究，政治经济学，视觉传播等方法来研究全球化进程。他的关注点主要在美国和英国，我们形成了很好的互补。2016年10月，亚历克斯·卢宾（Alex Lubin）教授与我合编了《当美国研究遭遇中东》（American Studies Encounters the Middle East）⑦一书，这是我几年前在黎巴嫩贝鲁特主持的一个会议的研究成果。我曾是那里的访问教授。⑧这本书主要介绍了美国的研究是如何“想象”中东的。
　　这就是我大致的学术轨迹。我的研究兴趣不止在阿拉伯国家，还关注普遍的媒介和传播理论。一直以来，我所做的都是能激发我浓厚兴趣的研究。在我看来，做不喜欢的研究就像和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结婚，过程太痛苦、太折磨。
　　
五、比较研究与全球传播研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创新
　　▲：在全球传播研究和媒介与文化研究中，您擅长开展比较研究。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做比较研究？
　　●：我认为做比较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第一种是全球vs本土。你去到一个国家，从该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比如你要做一个关于全球媒介对一国的影响研究，你可以选择去法国，研究法国民众对美国电影的看法，以及美国电影如何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第二种是比较研究的视角。比如，你要研究美国和中国的媒介体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那么你可以比较两种媒介体制的异同点及发展历程，分析各自的资金支持和运营模式，以及各自如何与政治、经济权力互动的。第三种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跨国研究的视角（transnational approach）。
　　比如我在《混杂化，或者全球化的文化逻辑》一书中对“混杂性”（hybridity）这个概念的考察，就是采用这一方法。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你观察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时下流行的手机游戏Pokémon Go，这原本是日本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却能够在全球各地流传开来。你会发现，不同的国家谈论Pokémon Go的内容和方式各不相同。在美国，人们（多半是电视工作者）会感慨，大家都忙于玩游戏而忘记看电视真人秀节目了，收视和广告明显下滑。在沙特阿拉伯，人们会说，Pokémon Go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它让大家忽视了宗教和家庭这些更为重要的事情。因此，跨国研究的核心在于将一个全球化的现象还原至具体的、多元的语境中，进而分析议题和叙事的多元性。
　　▲：在做全球传播研究时，有些学者认为，我们是在用美国的视角与理论体系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问题，“美国的就是世界的”。作为非美国本土学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不得不承认，这个现象很普遍，因为近现代以来，全球传播研究的兴起和发展都是在美国、英国、德国这几个国家，而且很多相关的文献也都是英文的。我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改善这种状况。一种是，在做地区研究时，多翻阅当地语言书写的文献，多使用本土的理论框架来批判美、英的理论框架；另一种是创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它不仅仅根植于美国情境，而且是通过比较研究（前文提到的三种路径）方法得来。
　　举个例子，丹尼尔·戴扬（D.Dayan）和伊莱休·卡茨（E.Katz）曾提出“媒介事件”的概念，但是媒介事件在中国的使用却有不同的语境，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与美国完全不同。2015年我去了云南，结识了一批研究少数民族后裔的中国学者。有人提到，中国并非只有一种文化，因为主流文化下还存在着许多亚文化。从这个层面上说，很多发展于欧美的理论是很不完善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多元化的语境。我这里所说的多元化，不单单指国别的差别，在一个国家内部，如中国和印度，还存在着民族间的差异，有其多样性。
　　因此，借助本土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批判既有的不全面的理论框架，或许可以生产出新的认知与知识。对于中国学者，我希望你们不仅仅关注美国的书籍，而要更加关注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从中国的经典文献中寻找灵感，建构理论，这才是更重要的。
　　▲：前面您提到了“战争机器”和“创造性抗争”，这两个概念都很有解释力。好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但是提出好的概念并非易事。请问您是如何发现或找到这些概念，并用它们来解释现象的？
　　●：一般来说，有两种方法可以将现象与理论相结合。一种是归纳法（inductive），一种是演绎法（deductive）。比如，我想考察某一地方的抗争是如何发生的，你会接触当地的人们，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观察他们的行为和话语生产，收集图片、影像、音乐、政治演说等各种各样的数据。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身体”作为一个形象、理念或隐喻，它无处不在，逐渐凸显出来。于是，你可以提炼出一个以“身体”为中心的理论框架。这就是归纳的过程，即从有限的经验材料入手，不断累积之后建立理论框架。而演绎的过程则是，我对身体这一形象的建构很感兴趣，那么我就会去看，不同的身体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何种表现。
　　我比较喜欢归纳的方法。每当开始做一个研究时，我会首先提出一个研究问题，通常问题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没有既定的假设，然后再试图去寻找答案。
　　顺便提一句，近几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发展势头很猛，这是个很好的现象。一直以来，我和我的同事兼好友杨国斌教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也热切期待，我本人以及全球传播高级研究中心未来能够与更多中国学者开展合作研究。■
　　
①参见：https://www.carnegie.org/news/articles/2016-andrew-carnegie-fellows/.
②KraidyM.The Naked Blogger of Cairo: Creative Insurgency in the Arab World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③KraidyM.The Naked Blogger of Cairo: Creative Insurgency in the Arab World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④KraidyM.Reality Television and Arab Politics: Contention in Public Life, CambridgeUK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⑤KraidyM.Hybridity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⑥MillerT.&KraidyM.Global Media StudiesCambridgeUK: Polity,2016.
⑦Lubin, A.&KraidyM.American Studies Encounters the Middle East, Chapel Hill,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6.
⑧2011至2012年，马万·克瑞迪是“The Edward W. Said Chair in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Lebanon）。
　　
吴世文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史林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访谈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