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闻价值观的神话
——一项对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的考察
■丁方舟
【本文提要】本文考察了数字时代的三种“新”新闻价值观——即时性、互动性及参与性得以兴起的过程,阐释了它们在新媒体语境下产生的新意涵,揭示了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对这三种新闻价值观不同的神话化路径。研究发现,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分别代表了新闻学界赋予在线新闻的三种神话:时间终结的神话、空间终结的神话与政治终结的神话。但由于数字时代市场压力的加剧,新闻业界对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价值观的实践及话语神话化过程更多出于商业和巩固权威的考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上述价值观的公共性意涵。
【关键词】新闻价值观 即时性 互动性 参与性
【中图分类号】G210
在线新闻生产成为主流以来,三种“新”新闻价值观——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在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都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旨在回溯这三种新闻价值观在数字时代兴起的过程,阐释它们在新媒体语境下产生的新意涵,揭示新闻学界与新闻业界对这三种新闻价值观不同的神话化路径。本文试图说明,新闻学界把时间终结、空间终结和权力终结的神话分别寄托在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上,期待新闻业对这三种新闻价值观的实践能够服务于公共民主这一更为崇高的目标。但事实上,新闻业界更多出于商业和巩固媒介权力的目的采纳这些价值观,而正是神话的产生使得新闻业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线新闻就是要提升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上述价值观包含的公共性意涵。
1989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把神话定义为“一种纯粹虚构性的叙事,通常涉及超自然的人物、行动或事件,体现了一些与自然或历史现象有关的流行观念”,它包括两种相关的含义,“一种不真实的或者流传的故事,一种传说”,以及“一个虚构性的或想象性的人物”。①巴尔特认为,所谓的神话化过程就是把符号锁定在特定的意义上,使历史的现实呈现出自然之貌。②神话化的目的就是正当化,建构和形塑某种广为接受的概念,并使人们把某种因果关系或者价值判断当作理所当然的,从而失去反思的能力。莫斯可强调,神话没有真假之分,只有活着或死去的区别,揭示神话的目的不在于揭露谎言或骗局进而加以摒弃,而在于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为人们提供通向更为崇高的现实的途径。③反思新媒体神话的目的在于重新检视权力关系及数字传播的局限性。④
有学者认为,新媒体神话的产生源自两种思潮:其一,相信互联网将通过公开的知识分享推进民主进程的技术乌托邦范式;其二,对娱乐时代将引发新闻业公共性危机的批判性话语。⑤还有学者主张,有关在线新闻的神话可被解释为旨在创造一种更透明、更全面、有更多互动性的新闻报道模式,从而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推动公民参与和民主进程,因此在线新闻神话可以被理解为在互联网得到大规模采纳以及新闻业危机的历史情境中经由社会建构起来的主流话语。⑥这一神话与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价值观均有联系。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价值观的考察,意在阐明这三种新闻价值观何以分别与新闻学界对时间终结、空间终结、权力终结的乌托邦想象联系在一起,新闻学界如何借此推动公共民主;新闻机构如何将这三种新闻价值观融入自身的新闻生产实践中,它们何以不断得到强化,并成为新闻机构的主导实践与主推话语;两种不同的神话化路径如何在新闻学界的规范理论与新闻业界的具体实践之间塑造了鸿沟,以及由此造成何种后果。
一、即时性:时间终结的神话
即时性并非产生于新媒体时代。在线新闻生产中的即时性是指所有新闻的截稿时间都变成了“此时此刻”,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的时间差几乎消失殆尽。⑦因此,在线新闻只是把即时性的时间差要求提升到了极致。这不仅意味着新闻在付印之前就发布在网上,有时甚至意味着新闻在未完成之前就发布了。⑧由此可见,即时性强调的是新闻生产的快速性以及内容的新鲜性。即时性这一新闻价值观是在新闻学者、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消费者共同的话语建构下得以神话化的。⑨本文主要讨论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不同的神话化路径。
对新闻学界而言,即时性是与时间终结的神话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而言,即时性神话指向的是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之间的时间差彻底消失,从而建构一种使新闻重回“真实”和“透明”的在场感。例如,当人们通过电视收看现场新闻报道时,就容易产生一种在场感,即时传输的影像与声音把新闻生产的过程透明化了,让人们以为镜头呈现的就是事实以及事实的全部。因此,即时性神话隐藏的意涵是:新闻生产越是能够提升即时性标准,就越是能够消除表象世界与真理世界之间的界限,使人们以为接近了事实和真相。这种把即时性与新闻的真实性和透明性联系在一起的理所当然的观念,成为新闻学界将即时性神话化的基础。
数字时代的兴起把即时性标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线新闻提供了消除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之间时间差的更多可能性,又一次激活了新闻学界对于时间终结的乌托邦想象。⑩这一想象包括两层意涵:极速的新闻发布与透明的报道模式。学者们认为,在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中,提升新闻报道的即时性是新闻机构赖以成功的重要保证。[11]而在数字媒体时代,这种瞬时的、极速的新闻报道文化更进一步得到强化。[12]它包括速度为先的理念、快速的决策过程、仓促上线、加速的实时工作环境等。[13]新闻学界由此担心,即时性因素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影响会越来越凸显,甚至成为决定性的因素。[14]而这将有可能影响到新闻生产的准确性标准,使新闻业偏离其公共性目标。[15]因此,也有学者考察了即时性对在线新闻生产的影响程度,试图解构即时性神话。有研究发现,即时性对新闻网站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重要,网站头条并非经常更换,除非出现突发事件报道。[16]由此可见,新闻学界一边在神话化即时性因素对在线新闻生产的影响力,一边又在试图反思和揭示自身的这种神话化过程。
即时性神话指向的第二层意涵是新闻报道过程的透明性。有学者认为,由于在线新闻生产对于即时性的更高要求,因而打破了传统新闻生产过程中前台与后台的边界,使得在线新闻的采集、加工与发布流程更加直观地展现在新闻消费者眼前,让人们能够实时地“看见”新闻工作的处理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新闻生产的透明性。[17]由此,新闻不再只是一种产品,而是在实时和公开的情境中展开的过程。[18]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学界认为新闻业的主要伦理规范是作为仪式的客观性。[19]而在数字时代,透明性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伦理规范,帮助新闻机构重构其权威性。[20]要促使这种透明性成为新的伦理准则,就要把公开性理念转换为日常新闻工作中被新闻从业者广泛接受的新闻生产常规。[21]新闻学界通过把即时性标准与透明的报道模式联系在一起,也就把即时性与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连接在一起,从而神话了即时性价值观。这一神话主张,即时性标准的提升有利于透明性标准的提升,进而有利于新闻业的公共性目标。
如果说新闻学界对于即时性的神话化与其对新闻业公共性的期待有关,那么,新闻业界对即时性的神话化过程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对于新闻业界来说,即时性就意味着比竞争对手更快的新闻发布速度。[22]即时性理念之所以在一次次的媒介技术革新中不断得到加强,至今仍被奉为新闻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原因在于这是新闻机构宣扬其新闻产品价值的最有效策略。[23]有研究显示,当前全球新闻从业者仍然认为快速向公众传递信息是他们最重要的角色之一。[24]《纽约时报》规定每三小时要更新一次网页,并及时将优质内容推送到社交媒体上,但仍在其《2014革新报告》中检讨称,在速度方面落后于《赫芬顿邮报》、Buzzfeed等网络媒体。《华盛顿邮报》开发的写稿机器人Heliograf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快速生成以数字为核心的简单报道。美联社于2014年开始与提供自动化写作服务的公司Automated Insights合作,让机器人自动生产偏向于数据分析的财经新闻。传统媒体的上述努力一方面是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即时性。数字媒体则走得更远,《赫芬顿邮报》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运用VR视频和360°全景展示进行即时性报道。
新闻机构围绕即时性展开的实践说明,新闻业界更多是从商业角度来对即时性进行神话化的,而这一神话的意涵是比竞争对手更快的发布速度。无论是传统媒体的在线新闻编辑室,还是完全数字化运作的新兴媒体,都在不断强化和提升即时性要求。通过强调自身在即时性新闻生产方面的优势,新闻机构试图在即时性的新闻生产与优质的新闻服务之间建立一种历史性的联系,促使用户选择自己而非竞争对手。在持续不断的话语建构过程中,新闻业界不断将这种历史性的联系自然化,从而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因此,新闻机构对即时性价值观的实践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媒介仪式。库尔德里将“媒介仪式”定义为任何围绕关键的、与媒介有关的类别和边界组织起来的行为。[25]围绕即时性形成的媒介仪式巩固了媒介作为传播实践中心这一神话,并将即时性价值观合法化,从而建构新闻机构在数字时代的媒介权力。
上述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对于即时性的不同神话化过程体现出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对新闻学界来说,即时性提供了一种与在场有关的幻觉以及与公共性有关的规范理论基础。由此塑造的神话使人认为,当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的时间差消失殆尽,当即时即刻的新闻呈现得以实现,我们也就超越了时间的距离,接近透明与真实的事实真相。对新闻业界来说,对于即时性价值观的强调主要出于提升新闻产品竞争力、巩固媒介权力的目的。如今,互联网发展已经进入平庸化的阶段,即时性也成为在线新闻生产一种“理所当然”的追求。这种主导性理念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神话:只要不断提升新闻产品的发布速度,就能得到更高的点击率和更多的用户。由此可能破坏新闻业的公共性基础,因为一旦速度比事实核查更重要,数量比质量更重要,新闻业就有可能完全被商业逻辑所掌控,丧失其合法性基础。
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场域是被严格限制的文化生产场域的一部分,在其主导取向上,新闻场域更多被经济场域所主宰,也就是说,新闻场域是高度他律性的。[26]新闻业对即时性理念的运用深刻地体现出这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布尔迪厄仍然认为新闻场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即使程度很弱。[27]有学者指出,新闻业身陷新闻自由和市场法则两种竞争力量之间,新闻从业者也不断在经济利润、政治立场、智识工作等矛盾的要求之间被来回拉扯。[28]智识工作涉及新闻业的合法性基础,即以公共性为规范的新闻伦理。所谓新闻业的公共性,就是舒德森所言的,新闻业是生产和传播攸关普遍公共利益的重要时事信息的活动或实践。[29]因此,本文认为,虽然新闻场域无可避免地被商业逻辑所左右,但新闻业的合法性基础仍在于其公共性。
二、互动性:空间终结的神话
卡斯特认为,所有重要的社会变迁最终都是人类经验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变迁。[30]即时性代表的时间终结是一个神话,那么空间终结呢?福柯提出,二十世纪标志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联结。[31]现代化过程与传播实践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空间时代的发展。正如卡斯特所言,互联网以及移动传播并非传统形式的媒介,它们是互动式传播的手段。[32]如果说即时性要求的提高旨在缩减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之间的时间间隔,那么互动性价值观就旨在拉近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消费者之间的空间距离。互动性价值观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对话概念,即当面在场的互动式传播。[33]在人类传播史中,面对面的对话被认为能够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而每一次媒介技术与媒介实践的革命都在试图拉近传播主体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图重回传播的对话模式。
在当前所有的媒介形式中,互联网被认为最接近这种对话模式,因为互联网提供了最多互动式传播的可能性。在线新闻生产中的互动性与以下实践有关:个性化内容定制、接收用户反馈、与用户进行互动讨论、让用户参与新闻生产流程。[34]换言之,互动性旨在拉近用户与用户之间的距离、用户与内容之间的距离,以及用户与新闻机构之间的距离。[35]互动性之所以在新闻学界获得了神话化地位,主要是由于学者们再一次把公共性的希望寄托在互动性价值观上。新闻学界认为,如果能把作为公众的用户更多纳入到新闻生产、发布和反馈的流程中,将有助于新闻业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具体包括:其一,对用户反馈的重视能够帮助新闻机构改进新闻生产流程,提升新闻质量;其二,用户参与的增加有利于打破专业化新闻生产中的壁垒,避免新闻报道的片面化;其三,通过网络日志分析等操作,新闻从业者能够更好地了解用户行为,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新闻产品。[36]概言之,互动性神话的意涵是用户始终在场,互动性越是能够缩小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消费者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是有利于促进新闻业的公共性。
在新闻学界塑造互动性神话的过程中,早期学者是将其与互联网的开放性结合在一起的。[37]初期的时候,互动性还被认为与超链接文本、多媒体等在线新闻的特征相关。[38]随着在线新闻生产的发展,互动性越来越指向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强调用户回应及互动性是在线新闻带来的关键性变革。[39]这主要是由于互动性增强了用户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有可能挑战专业新闻机构的权威地位。新闻从业者不再是唯一的把关人,而是和用户一样,成为新闻生产网络中的行动者之一。[40]有学者指出,互动性的终极发展是用户和新闻记者同为内容创造者。[41]这后来发展成参与性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新闻学界还发展出了一种“互动式新闻”(Interactive Journalism)的概念,主要指向新闻故事的可视化呈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用户与报道之间的互动。[42]新闻学界认为,这种互动式新闻将加深用户对复杂新闻议题的参与度。由此,新闻学界通过把互动性与公众参与联系在一起,进一步神话化了互动性价值观。
而对新闻业界来说,在新闻产品中大力发展互动性首先是一种策略性的商业选择。互动性价值观自兴起以来,就被称作在线新闻的理想化发展模式。在方兴未艾的新闻业转型过程中,掉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此互动性也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媒介仪式。许多调查都显示,相当部分新闻从业者认为在线新闻的未来就在于发展互动性。[43]新闻机构对互动性的早期尝试包括开展多媒体报道、设计交互动画、在网页下方添加评论功能、开设用户讨论论坛等。随着数据新闻、交互式地图、可视化新闻、时间轴、互动分享应用、直播等概念与实践的引入,在线新闻中的互动性功能越来越纷繁多样。对新闻业界来说,加强新闻互动性的目的在于让用户得到更沉浸式的新闻消费体验,从而提升用户黏性。早在2009年,《纽约时报》就建立了互动式新闻办公桌,新闻呈现方式由此成为《纽约时报》编辑流程中的一个核心环节。2013年,《纽约时报》的尝试获得了回报,当年的普利策特稿奖颁给了他们的互动式新闻《雪崩》。《卫报》曾制作过以奥运会报道为代表的一系列数据可视化新闻,这些报道致力于把数据新闻、可视化呈现与移动交互功能结合在一起,从而提供沉浸式的新闻消费体验。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互动性还涉及另一种与用户的关系:网络日志分析(Web Analytics)。[44]这种分析旨在了解用户的网络使用行为,包括对用户数据的测量、收集和分析。例如,《纽时时报》的数据分析团队研发了一个名为Blossom的机器人,它通过对社交媒体平台上推送的海量文章的大数据分析,预测哪些内容更具有推广效应,帮助编辑挑出最合适的推送内容。另一款用于内部分析的Stela数据系统则可以追踪每篇文章发出后的传播情况,查看每篇报道的用户流量和实时变化,反映哪类标题更受欢迎。由此可见,新闻业界对互动性价值观的应用涉及两个层面:其一,通过开发互动性促进新闻消费体验,增加用户黏性;其二,通过用户数据分析掌握用户行为,改进新闻推送。上述两种实践都涉及同一种新闻业界对互动性进行神话化的意图:在数字时代的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与即时性价值观一样,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对互动性价值观的神话化过程也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新闻学界强调互动性对新闻业公共性目标的贡献,并把有关民主参与的期望寄托在发展对话式新闻上;后者把开发互动性当作探索未来新闻业发展的理想途径,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商业策略。[45]新闻机构之所以不断拓展互动性实践,一方面是出于商业考量,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在传统的新闻生产与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之间建立边界,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建构,巩固或建立自身在数字时代的中心地位。由此,也就悬置了互动性蕴含的公共性意涵。
三、参与性:政治终结的神话
正如莫斯可在批判新媒体神话时使用的逻辑一样,时间终结和空间终结的神话最终要关联到政治终结的问题。换言之,时空关系变迁的社会影响最终体现在对权力关系的影响上。新闻学界对参与性价值观的神话化过程正体现了其对权力关系重构的乌托邦想象。
参与性价值观成形于Web2.0时代,社交媒体的出现触发了一种更网络化的信息生产与分享模式,“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作为一种非专业化的新闻生产方式开始挑战传统的机构化新闻生产,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由此崛起。[46]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性价值观可以说是从互动性价值观中独立出来的,它尤其强调互动性中用户参与新闻生产流程这一部分。在参与性这一新闻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期待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新闻记者,专业新闻从业者的把关人角色会受到削弱,公民参与将得到加强,从而促使固有新闻生产模式中的权力关系得到平衡和重构。[47]相比于即时性和互动性,参与性这一新闻价值观无疑更符合新闻业的公共性要求,因而寄托了新闻学界最多的乌托邦想象。
从印刷时代开始,学者们就认为,大众传播是恢复大共同体和实现共同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杜威主张,新闻业的目标就是让公众发声,促进公民与社会精英之间的沟通;库利也认同,认为大众传播媒体能够恢复一种共同体感,推动社会有机整合,加速民主进程;帕克指出,新闻流通的程度决定了社会成员自身政治参与的程度,新闻业有助于提升大众的公民意识。[48]在电子媒体时代,麦克卢汉预言,人们的交往方式将重新村落化,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地球村。[49]到了数字时代,有关政治终结的神话想象再一次被点燃。卡斯特认为,互联网将促使时空关系进一步脱嵌,地理和文化的边界正在消亡,固有传播主体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将趋向扁平化,全球性公共领域已然呼之欲出。[50]具体到新闻学界,参与性价值观的神话化意涵是指:当公众能够最大程度地主动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就能够为自身赋权,重构固有的权力关系,终结所有的政治边界。以参与性价值观作为基础的新闻生产实践被称为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51]有学者将参与式新闻定义为一个公民或一群公民在新闻的收集、报道、分析与传播过程中扮演主动的角色。[52]也有学者认为,参与式新闻指的是新闻编辑室内外的行动者共同参与到创作新闻以及建立多元社群的持续过程。[53]它既包括对新闻内容创作的生产性贡献,也包括对新闻内容分享的参与性贡献。[54]用户参与之所以对新闻业的公共性如此重要,原因在于它增加了公共话语的多元性。[55]民主的基础在于重视每一个公民的声音。数字时代的参与式新闻为公民发声提供了渠道,拓展了公共传播的范围,也带来了赋权的可能性。这一赋权过程包括公民与政治决策者之间的权力重构、公民与权力精英之间的权力重构、公民与新闻机构之间的权力重构等多个层面。因此,参与性神话寄托了新闻学界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想象。
当然,学界也在不断反思自身的这种神话化过程。数字鸿沟理论提醒我们,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国家、组织及个体在互联网接入、采纳和使用上均存在差异。[56]平等的公民参与无疑仍是被神话化的话语,政治并未在互联网上得到终结,反而变得更为复杂。有研究发现,新闻学界围绕参与式新闻的话语建构主要包括四个层面:对新民主机会的热情;对专业新闻固有现状的失望;对运用参与式新闻的经济动机的失望;对用户被动性的失望。[57]第一个层面涉及神话化,后三个层面则都是对参与性价值观的祛魅。
如果说在本文涉及的三种新闻价值观中,新闻学界对参与性价值观的神话化程度最高,那么,新闻业界对参与性价值观的神话化程度则相对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认为让用户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有可能对客观性理念形成冲击;其二,这部分新闻从业者并不肯放弃过往在用户面前的优势性地位。但数字时代的媒介环境仍在促使新闻机构不断探索和设计方便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的项目。《赫芬顿邮报》在2007年曾启动一项名为“Off the bus”的项目,邀请平民报道美国大选新闻,他们每周会分发一个报道任务分配表,并告诉用户新闻报道的一些准则。在2008年的美国大选中,超过1.2万人参与了该项目,再由编辑根据收集的信息编发新闻消息。2009年,《卫报》也曾创建了一个开源网站,邀请读者一起运用英国政府的公开数据调查英国议员的消费情况。2013年,《卫报》还推出了名为“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的手机客户端。新闻机构发现,这种机构化新闻生产与社会化新闻生产相结合的模式,有效地整合了资源,增加了报道的覆盖面,弥补了专业新闻从业者可能产生的疏漏。但在此过程中,用户的主要作用是初级的信息筛选,专业新闻人仍起着策划、组织、统筹的关键作用。换言之,新闻机构仍然牢牢把控着自身握有的媒介权力。
因此,对于新闻机构来说,对参与性价值观的应用一方面是为了把用户更多吸引到在线新闻生产流程中,帮助增加用户黏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众包式的新闻生产过程有助于新闻机构节省人力与时间成本,同时又不至于威胁到新闻机构固有的媒介权力。当然,本文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新闻机构对参与性价值观的实践不包含公共性目标。事实上,新闻机构仍然在宣称它们对促进民主的责任。本文旨在说明的是,在新闻场域的变迁压力下,新闻业的公共性与市场竞争之间的二元对立更进一步凸显,由此导致新闻业在实践中不得不把商业性目标置于首要地位,而多少忽略了公共性目标。
概言之,参与性价值观与即时性、互动性价值观一样,是在新闻学界的规范理论建构以及新闻业界的实践与话语建构等互动影响中被问题化和话语化的。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人类对于民主政治的渴望不曾停歇,参与性价值观就会不断被唤醒,被重新神话化。本文无意于说明公民参与注定无法实现,而是如莫斯可那样,旨在通过批判性地揭示被神话遗漏掉的政治基础,由此将话语去政治化,并打开深化政治理解的大门。[58]
四、结论
本文考察了数字时代的三种“新”新闻价值观——即时性、互动性及参与性得以兴起的过程,阐释了它们在数字时代产生的新意涵,揭示了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对这三种新闻价值观不同的神话化过程。研究发现,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分别代表了新闻学界赋予在线新闻的三种神话:时间终结的神话、空间终结的神话以及政治终结的神话。但新闻业界对这三种新闻价值观的神话化过程却更多出于商业和巩固媒介权力的考量。正是两种不同的神话化路径在新闻学界的规范理论与新闻业界的实践之间造成了鸿沟。
正如上文所梳理的,新闻学界对于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价值观的神话化努力旨在推动一种更透明、更对话式、更具公共性的新闻生产模式,从而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推动公民参与和民主进程;而新闻业界虽然也声称它们对于公共性和民主社会的许诺,但由于数字时代加剧了新闻场域的市场压力,很多时候在实践中,新闻机构是出于商业和巩固媒介权力的考量来实践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价值观的,这就导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实践当作理所当然的新闻生产常规,从而多少忽略了新闻业的公共性目标。
媒介技术和媒介实践似乎总在试图征服空间、时间与权力的界限,这也是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价值观在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中被认知为核心价值观的原因。但如何使即时性、互动性、参与性价值观更多服务于新闻业的公共性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①转引自[加]莫斯可:《数字化崇拜:神话、权力与赛博空间》第20页,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法]巴尔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④[58] [加]莫斯可:《数字化崇拜:神话、权力与赛博空间》第2-3、12、16页,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DahlgrenP. (1996). Media Logic in Cyberspace: Repositioning Journalism and its Publics.Javnost: the Public, 3(3)59–72.
⑥[23] [34] [43]DomingoD. (2008). Interactivity in the daily routines of online newsrooms: dealing with an uncomfortable myth.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3680–704.
⑦[15]UsherN. (2014). Making News at The New York Tim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⑧HallJ. (2001). Online Journalism: A Critical Primer. London: Pluto Press.;SpenceE. H. & QuinnA. (2008). Information ethics as a guide for new media.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3(4)264–279.
⑨Lim. J. (2012). The Mythological Status of the Immediacy of the Most Important Online News. Journalism Studies13(1)71-89.;QuandtThorsten, and etc. (2006). American and German Online Journalis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 bi-national survey. Journalism Studies7(2)171-186.;Stein, S. (2008). Fast-paced Journalism’s Neglect of Nuance and Context. Nieman Reports62(2)48-50.
⑩[16][22]Lim. J. (2012). The Mythological Status of the Immediacy of the Most Important Online News. Journalism Studies13(1)71-89.
[11]Usher, N. Breaking news production processes in US metropolitan newspapers: Immediacy an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doi:10.1177/1464884916689151
[12]Saltzis K (2012) Breaking news online: How news stories are updated and maintained around-theclock. Journalism Practice, 6(5–6)702–710.
[13]Deuze, M.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6(4)442-464.
[14][17]Karlsson, M. (2011). The immediacy of online news, the visibility of journalistic processes and a restructuring of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12(3)279-295.
[18]TumberH. (2001).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role of the fourth estate in cyberspac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4(1)95-112.
[19]Tuchman, G.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7(4)660-679.
[20]KarlssonM.(2010). Rituals of transparency: Evaluating online news outlets’uses of transparency ri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Sweden. Journalism studies11(4)535- 545; Singer, J. B.(2007). Contested autonomy: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claims on journalistic norms. Journalism studies8(1)79-95.
[21]Plaisance, P. L. (2007). Transparency: An assessment of the Kantian roots of a key element in media ethics practic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2(2-3)187-207.
[24]Willnat, L.Weaver, D. H.& Choi, J. (2013). The global journ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journalistic competencies. Journalism Practice, 7(2)163-183.
[25][英]库尔德里:《媒介仪式——种批判的视角》,崔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6][27][28][美]本森、内维尔编:《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张斌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9][美]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徐桂权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30][32]Castells. M. (201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Second edition With a new pref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31]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8页
[33]HornmoenH.& Steensen, S. (2014). Dialogue as a journalistic ideal. Journalism Studies15(5)543-554.
[35]McMillanS. (2006). Exploring models of interactivity from multiple research traditions: usersdocumentsand systems. In L. A. Lievrouw & S. Livingstone (eds.)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London: Sage.
[36][44]Tandoc Jr, E. C. (2014). Journalism is twerking? How web analytics is changing the process of gatekeeping. New Media & Society16(4)559-575.
[37]FlichyP. (1999).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igital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 1(1)33–41.
[38][39]DeuzeM. (1999). Journalism and the Web: an analysis of skills and standards in an online environment. Gazette61(5)373–390.
[40]Beckett, C.& MansellR. (2008). Crossing boundaries: New media and networke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Culture and Critique, 1(1)92-104.
[41]MeikleG. (2002). Future Active: Media Activism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42]Usher, N. (2016). Interactive Journalism: HackersData, and Code. Champaign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45]BoczkowskiP. J. (2004). The processes of adopting multimedia and interactivity in three online newsroom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4(2)197-213.
[46]Meraz, S. (2009). Is there an elite hold? Traditional media to social media agenda setting influence in blog network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4(3)682-707.
[47]Thurman, N. (2008). Forums for citizen journalists? Adoption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initiatives by online news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10(1)139-157.
[48]转引自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49]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50]CastellsM. (2008). The new public sphere: Global civil society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616(1)78-93.
[51][53]Singer, J.et al. (2011).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Guarding open gates at online newspaper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Barnes, R. (2016). The Ecology of Participation. In T. Witschge, et al (eds.)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London: Sage.
[52]BowmanW. & Willis, C. (2003).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The Media Center, http://www.hypergene.net/wemedia/weblog.php, retrieved on 3 May2017.
[54]ShaoG. (2008). Understanding the appeal of user-generated media: a uses and gratification perspective. Internet Research, 19(1)7-25.
[55]HardakerC. (2010). Trolling in asynchronou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From user discussions to academic definitions.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6215-242.
[56]NorrisP. (2001).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7]BorgerM.Van Hoof, A.Costera Meijer, I.& SandersJ. (2013). Constructing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as a scholarly object: a genealogical analysis. Digital journalism, 1(1)117-134.
丁方舟/丁方舟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本文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6BXW002)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