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红梅
　　【本文提要】近年来，国内学界和业界对“自媒体”的关注热度居高不下，而该词的来源“We Media”在英文语境中则显得较为冷清。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概念的形成”是如何在发生的？为此，我们采用福柯的知识考古的研究路径，以所得的各种概念界定及围绕此界定而展开的实践活动为分析对象，从而描绘出“We Media”到“自媒体”概念的行走轨迹。分析显示了一个将“公民参与”转变为“创业者用新技术创业”、以“商业主义”为主导而淡化参与性、公共性元素的概念再创造的轨迹。这一轨迹也体现了以特定主导价值为指向的实践空间的拓展。
　　【关键词】话语 知识考古 We Media　自媒体 参与式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0
　　近年来，“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口号关联着层出不穷的媒体实践。从博客、播客、微博、微信到移动客户端，从文字、图片、语音到视频直播，从个人、企业到机构，都与“自媒体”这一概念紧密相连，并形成了“自媒体行业”。这一行业有着令人目眩的发展速度。比如，2012年8月微信公众号上线，到2016年11月，账号数量增至2300万，且每日认证的账号高达到1万以上。①2015年，网络直播兴起，引发各路资本涌入，催生了“网红现象”和“网红经济”。比如，有着“2016年中国第一网红”之称的“papi酱”，②在当年3月获得包括“罗辑思维”在内的投资团体千万投资后，其身价被估值为3亿元人民币。而伴随“自媒体行业”的井喷式发展，对该行业如何维持高速发展，并将走向何处的讨论热度也一直居高不下。
　　国内学界对“自媒体”的关注和研究也同样热烈（笔者将在下文中通过一些数据对此加以说明）。而对“什么是自媒体”的疑问则引发了笔者初步的资料和文献搜集的冲动。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无论是在业界还是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都指向“We Media”这一英文词的组合。与此同时，中英文语境中对这两个概念的关注和使用则呈现出一“冷”一“热”的显著差异。由此，笔者决定顺着这条线索，挖掘从“We Media”到“自媒体”概念所可能蕴藏的意义变迁。为此，本文首先将回溯“We Media”得以生成的场景，以把握该词的原初意涵。然后，描绘该词进入中文语境后转为“自媒体”的行走轨迹。在这样的回溯、描绘过程中，主要分析了两类经验材料：一是界定并论述“We Media”和“自媒体”的文本；二是围绕“自媒体”而展开的不同实践活动。通过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从“We Media”到“自媒体”，其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哪些要素是重合的？哪些又呈现出差异？这样的重合和差异如何发生？以及了解这些意义变迁对于我们反思当下“自媒体热”又能提供怎样的启示？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采取福柯的“知识考古”的路径，也就是运用话语理论具体分析知识在生产中的变化。③福柯强调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变化着的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s），即一个知识领域，或满足特定条件的多个陈述（statements）遵循特定规则的组合。因此，在福柯看来，话语分析就是要：（1）分析“陈述”（statement）如何遵循了特定的结构规则而展开；（2）考察特定领域的陈述如何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等相关联；（3）探寻构成这些陈述的核心元素，即概念（concept）是什么，如何在特定的场景（context）中生成，相互之间又如何关联。④
　　“概念的形成”是“知识考古”的着力点。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福柯如此描绘了考察“概念的形成”的运作：
　　分析者拉开与这组概念之间的距离，以试图确定陈述根据什么基模（序列式、同时组合式、线性或回旋修订式）、可以在某一话语类型中相互关联；并试图测定陈述中那些循环往复的元素如何得以在新的逻辑结构中重现、分解、重组及延伸，或者说获取新的语义内容，并构成它们之间的某种组织。这些基模使得我们可以描述概念——不是它们内部构成的规律，也不是它们在人的认知中各自的源起和演进——而是它们在文本、书籍和作品中匿名形态的扩散。这种扩散标志了某个话语的类型，它不仅界定概念之间演绎、派生和相一致的形态，而且确定了概念的相互不兼容、交集、替换、排斥、相互改造或取代。⑤
　　采用这一路径，美国学者R.基思·索耶（R. Keith Sawyer）对“话语”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知识考古的探究。他首先分析了不同学科或研究领域界定和使用“话语”的文本，显示该概念的不同意涵。比如，在后殖民理论中，话语是有关主导的体系；在人类学中，话语即意识形态或文化；在社会语言学中，话语关涉演讲风格；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话语则是关于主体的类型。他发现，这些文本往往将“话语”概念追溯至福柯。于是，索耶回到福柯的著作，考据了福柯早期对于“话语”的界定与使用，以及后期对自己使用这一概念的反思。继而，索耶梳理了“话语”的概念如何在以英国伯明翰研究中心所开启的文化研究传统中，被加入了新的元素（比如权力、意识形态等）以拓展相应的学术研究领域。简言之，通过对于“话语”的知识考古分析，索耶认为，“话语”这一概念内涵发生了转换，将新的意涵、扩大了的外延归于福柯，其实是对福柯原意的误读。⑥
　　索耶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示例，让我们看到如何对一个概念展开知识考古。本文便是运用福柯对于概念形成的知识考古的理论阐述，借鉴索耶经验研究的方法，展开从“We Media”到“自媒体”概念的行走轨迹的描述和分析，以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
　　
一、文献中的“热”与“冷”
　　国内较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学者胡泳曾将“自媒体”一词在国内的“甚嚣尘上”归功于微信和门户网站的共同刺激，以及相伴的强烈商业化意图。⑦然而，相对于国内的“热”，作为“自媒体”概念的原初形态——“We Media”，在其出生地却显得很冷清。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元数据”窥得一斑：（1）“Google Trends”和“百度指数”所呈现的在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21日这一时段内，“We Media”和“自媒体”这两个关键词热门程度的变化趋势；⑧（2）中英文学术界（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比如“百度学术”与“Google Scholar”的搜索结果、“中国知网”和“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CMMC）数据库的搜索结果。
　　图1和图2分别是“百度指数”和“Google Trends”所呈现的对于“We Media”和“自媒体”的社会总体关注度。（图1　图1见本期第49页）显示，我国对“自媒体”的关注度从2013年开始持续升温，居高不下；而（图2　图2见本期第49页）则显示，Google所涵盖的英语界对“We Media”的关注度在2011年达到高峰，此后一直处于在那之前的水平，即高峰的30%上下。这也意味着，“We Media”和“自媒体”很可能指代了两个不同的现象。
　　继而，我们在“百度学术”平台上以“自媒体”为关键词进行标题搜索，所得共计3.57万条。这个结果呼应了图1所显示的“自媒体”关注度居高不下的趋势。采取相同方式，我们在“Google Scholar”平台上对“We Media”进行搜索，可得176条。与前者相较，显然非常冷清。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Google Scholar”的搜索结果作了进一步分析。从2002年开始至今，⑨将搜索结果中去除引用以及题目中将“We”和“Media”分开的篇目，共得95条（包括论文、书、网页）。（表1　表1见本期第50页）显示的是2002-2017年（截至9月21日）每年的数量，以及其中指向中文语境的篇目。从中可见，2010年后，“We Media”进入“Google Scholar”的数据记录来自指向中文语境或原文为中文的文献。
　　虽然，“百度学术”和“Google Scholar”的搜索结果不完全可比，因为前者用了“自媒体”，而后者用了“We Media”，但这不可比本身却也说明一些问题。第一，如果它们是同一概念，如同中文文献提到“自媒体”都追溯到最初的“We Media”，那么，中英文文献数量的巨大差异显示，“自媒体”在中文语境中很“热”，而其前身“We Media”在英文语境中却很“冷”。第二，即便是在英文中，仍有近93%的文献指向中文语境，即中国研究者关于中国“自媒体”现象的考察和分析。也就是说，虽然中文文献在探讨“自媒体”时仍普遍以“We Media”为原初形态，但它们却实为不同的现象。
　　那么，在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围绕这两个概念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在中英文文献中又有怎样的呈现呢？在“CMMC数据库”中，⑩笔者以“We Media”为关键词进行查询，结果为0；以在题目中含有“We Media”一词进行查询，仅得1篇。[11]相应地，在“中国知网”中将学科限定为“新闻与传媒”，并以“自媒体”为关键词进行查询，共获1.1678万条，时间范围为2003-2017年；另以题目中含有“自媒体”进行查询，获得3436条，时间为2005-2017年。（表2　表2见本期第52页）呈现了这些条目在每年的分布状况。从中可见，中文学术界对“自媒体”的关注热度，自2003年开始持续升温，2013年起则是急剧上升，呈现出与“百度指数”吻合的趋势。
　　以上三组数据清晰展现了“We Media”和“自媒体”在中英文语境中是有明显差异的概念。但除却这“热度”上的差异，其内涵又有怎样的差异？在下文中，我们将回溯“We Media”概念的生成，追溯它从英文到中文语境的迁徙，并显示在这过程中如何成为“自媒体”。
　　
二、原版：何为“We Media”？“We Media”为何？
　　“We Media”源自何处？通常，国内的学界和业界会追溯到2003年7月美国新闻学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下属的媒体中心（The Media Center）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由谢因·鲍曼（Shayne Bowman）和克里斯·威利斯（Chris Willis）联合撰写，[12]题目是：“We Media: How audience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但是，该报告虽然以“We Media”为题，正文并没有界定这个概念。时常被国内学者引述为对“自媒体”权威界定的文字，来自时任该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戴尔·帕斯金（Dale Peskin）为这份报告撰写的序言（虽然英文原文称Introduction）。其原文是：“我们委托 （两位作者）撰写We Media这份报告，是以此作为一个起步，以理解普通大众正如何通过在全球范围实现知识连接的数字科技而获得赋权，从而能够以其自身的真相，提供并分享自己的新闻”。[13]也就是说，第一，被引述的话并非出自鲍曼和威利斯本人，虽然报告由他们署名；第二，被引述的句子转译成中文时产生差异，介绍这份报告意图的文字时常被作为“We Media”的定义而加以引述。[14]那么，报告的作者们又赋予了“We Media”怎样的内涵？作者之一鲍曼在其个人网页上介绍这份报告说：“这是一本关于公民新闻和公众如何形塑新闻和信息的未来的白皮书”。[15]体现这一点，报告第一章便是对“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阐释。两位作者指出，新闻业的转折在于“参与式新闻”的出现，其典型代表是韩国的“OhmyNews.com”，它作为一种协作式在线报纸（collaborative online newspaper），预示了“The Daily Me”（我的日报）向“The Daily We”（我们的日报）理念的过渡。由此，两位作者提出了“The rise of ‘We Media’”，而博客、新闻组、论坛、聊天室、协作式出版、即时信息等提供了新的参与形式，并推动了新闻生产模式从“自上而下”的广播式（broadcast）向“自下而上”的交互式（intercast）的转变。在报告接下来的篇幅中，两位作者开始讨论“十字路口的新闻业”以及正在生成中的媒体生态——“新闻业的下一波浪潮”。其中最为紧要的是传统媒体要邀请并鼓励受众参与到谈话和合作中来（在两位作者看来，这是民主形成的共同责任所在），以及如何在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而形成这一“We Media”的视角和思路的，应该就是该报告前言（Forward）的撰写者丹·吉尔默（Dan Gillmor）所倡导的。在引介这个概念的中文文献中，他被称为“自媒体”概念的“旗手”、个人化媒体的“时代代言人”，尽管他本人否认创造了“We Media”这一概念。[16]在形成“We Media”的想法时，吉尔默正担任美国《圣何塞水星报》（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科技专栏记者。他也是较早使用网络日志、并通过它发布信息的记者。在报告的前言中，吉尔默以自己撰写博客的经验为例，认为曾以“授课”（a lecture）为模式的新闻业正在向以“谈话”和“研讨”（a conversation and seminar）为模式发生演变。这是个“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过程，在其中，新技术和创新理念相结合，正根本性地改变新闻生产的过程及其特性。2003年，吉尔默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论述“We Media”或“参与式新闻”并被广为引用的短文：“Here Comes ‘We Media’: Tech-savvy Readers Want in on the Conversation”（方兴东将此译为：《共享媒体时代的到来》）。在文中，他更为系统地表达了“We Media”的涵意，即公民以互动方式参与新闻信息的生产并以此深化民主。
　　吉尔默的这些思考，融汇了他25年的媒体从业经验。在此基础上，2004年，吉尔默出版了题为《共享媒体：民治民享的草根新闻》（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一书，进一步推进他关于“We Media”的思考。[17]如一篇书评所写的：这样的推进可以体现在副标题中以“the people”这样一个集合性概念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理念与追求上。[18]吉尔默的表达，使人们联想到在美国人所皆知的指代美国民主体制的符号，即其宪法的开始句：“We the people…”，以及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中“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表述。这些“能指”的运用将“We Media”置于深化民主过程这个语境中，使之成为关于民主理论“话语形构”中的一个概念。
　　体现这个深化民主的理念，吉默尔在导言中说，他写这本书一是针对新闻业的转型（journalism transformation），二是针对伴随技术所提供的工具箱（technological toolkit）而兴起的变革。他反对所谓的“大媒体”（“Big Media”），即大型、自负的媒体机构，反对为利润驱动的“企业化新闻”（corporate journalism）。吉尔默设想了“谈话式”新闻的三类参与者：公民、 新闻记者和新闻制造者（newsmaker，即作为新闻源的公司、政府部门以及公关人士等）。以此而展开的论述，其底色是公民新闻、公民记者，指向的是倾听并发出新的声音，以有助于培养真正的有见地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ry）。同时，吉尔默以自身经历为例，强调职业新闻人需要加入到“谈话”中来，认为“互动式新闻”（interactive journalism）是提升新闻的良机（best opportunity to do a better journalism）；且“作为职业新闻人，不论拥抱何种工具和技术，我们必须维系的核心原则，包括了公正、准确和完整（fairnessaccuracy, and thoroughness），这也是职业新闻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核心所在”。[19]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到，“We Media”的兴起，呈现了关于新闻业如何转型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生活这条轨迹。这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参与式新闻”，包括“公民新闻”；它突出的是以博客为例的数字和网络技术支撑所带来的转型过程，即大众更广泛地参与到新闻和信息的生产和发布当中来。这些观点涉及新闻业在新媒体时代正在如何发生，以及如何引导这些变迁，使之起到深化民主的作用。而这也是业界和学界一直都在关注和讨论的议题。比如早些时候的“公共新闻”或“市民新闻”（public or civic journalism），到与“We Media”近乎同时出现的“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再到更凸显特定技术特征的“互动新闻”（interactive journalism）、“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和“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等，都围绕着新闻变迁如何促进、深化民主这一主题展开。[20]而“We Media”的概念所包含的理念，在这些更加具体、更具操作性、更可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的概念中生长，并在其中焕发活力。与此同时，口号式的“We Media”的表述——吉尔默在其2004年专著的最后一章题为“做我们自己的新闻”，并以一句鼓动式的口号作为结语：“你的声音很重要，可以被听到；你可以制作自己的新闻，我们都可以。让我们开始吧” [21]——相比而言，则缺少了可持续与可操作的特性。
　　在中文语境中，“We Media”通常被看作是“自媒体”的英文名称。但“We”与“自”指代不同，而且被赋予意义的走向也不同。当然，正如福柯的知识考古路径并不是要返回到最内在的起源秘密，而是要系统描述作为分析对象的话语，限定话语的特殊性，以及各种话语形式，[22]本文所要探究的是，“We Media”经过了怎样的转换和创造性使用，而成为当下耳熟能详的“自媒体”？这个变迁如何沉淀着不同的语境及其中差异化的实践？
　　
三、引进版本：“自媒体”从何而来？
　　如同任何舶来品，“We Media”进入中文语境时是一个人们试图认识的“异物”，但特别之处在于，“本土化”的转换集中在了与其“去勾连”（de-articulation）上，从而使得原版本仍是个陌生的外来之物。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三个话语的时刻来勾勒这个转换轨迹。
　　首先是对原作的翻译。吉尔默的“We the Media”一书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版本于2005年3月出版发行。台湾地区的出版商在网上举行了书名提案、推荐序征文等活动，书名最后确定为《草根媒体》。五年之后，中文简体字版《草根媒体》，作为政府新闻学译丛系列丛书之一，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3]这是“We Media”在中文语境中出现的一个比较贴近其原意的形态。
　　其次是对原版的引介。从可得到的文献看，中文语境中对于“自媒体”的说法，可回溯到被称为“中国博客之父”的“博客中国”（2002年创办）创办人方兴东。他于2004年7月8日在其博客（该博客从2004年更新至2015年）发表了一篇对鲍曼和威利斯所撰研究报告的介绍，后又于当年7月27日推出一篇引介吉尔默的博文。在前一篇文章中，他提到，“要读好这份报告，几个关键的新名词需要有所了解。一个当然就是本报告的题目‘We Media’，这个词汇还不知道翻译成什么才是最恰当的，自媒体？我媒体？互媒体？还是我们媒体？……为了避免让大家头晕转向，以下暂且以‘互媒体’来统一以上称呼”。在后一篇文章中，方兴东提到，吉尔默曾指出博客代表“新闻媒体3.0”。所谓1.0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old media），2.0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媒体（new media）或者叫跨媒体，而3.0就是以博客为趋势的we media。在该词后面，博主用了一个括号加注：“一直没有一个非常贴切的中文译名，我们翻译成个人媒体或自媒体，有人翻译成我们媒体或称共享媒体。但内涵都一样，以下统一为‘共享媒体’。” [24]从中可见，在引介之初，“互媒体”、“共享媒体”是引介者经斟酌而倾向采用的译名。[25]第三是“自媒体”的内涵。对这个话语时刻的考察，即遵循福柯的知识考古路径，将“自媒体”与其场景相关联，以了解其具体所指，以及与“We Media”相较内涵如何不同。具体而言，我们以分析三份2016年有关自媒体的行业/商业报告入手，呈现当下围绕“自媒体”而形成的媒体生态简图。
　　第一份是腾讯发布的《芒种过后是秋收：中国自媒体商业化报告（2016）》。报告开篇即对“自媒体”进行了界定。作者采用了比较的视角：在西方，自媒体最初被视为公民媒体的一种（此处援引了2003年鲍曼和威利斯的报告）；在中国，自媒体发端于博客，后在微博平台积蓄大批粉丝，并最终在微信平台实现大范围变现。报告按照运营主体（个人、［非新闻］机构）、内容来源（原创、资讯）、内容涉及范围（垂直、综合）以及表现形式（图文、视频）对自媒体的类型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了“自媒体”的定义：由单个或者数个自然人运营的类媒体机构。这里的类媒体机构，是指自媒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媒体，但是却拥有类似议程设置、信息生产与传播等典型的媒体功能。据此，报告依照所对应的媒介技术发展，将国内自媒体发展分为如下四个阶段：史前期（2000-2010年）、萌芽期（2011-2013年） 起飞期（2014-2015年）及繁荣期（2015年至今）。报告认为，从萌芽期到起飞期，一批曾通过博客、微博积累了大量用户的准自媒体，借助微信平台，将其内容生产逐渐从兼职、业余走向专业化、职业化；从起飞期到繁荣期，新闻客户端以及各主流媒体平台陆续推出自媒体扶持战略（如新浪微博、腾讯的芒种计划），自媒体开始机构化和联盟化运作。由此可见，对“自媒体”概念的阐释，蕴含着一个线性发展模式，在这个模式的叙事中，“商业主义”成为主导性的话语，体现为由“产业”、“资本运营”和“盈利”等组成的话语形构。[26]第二份报告是2017年2月由自媒体版权经济管理机构克劳锐发布的《2016中国自媒体行业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对于“自媒体”的定义同样援引了2003年鲍曼和威利斯的报告，也同样强调了“自媒体”是新技术变革引发的传播升级。同时，它将自媒体定义为：个人或团体通过不同形式创作出能被广泛传播的内容，实现自身价值输出、知识传递来建设个人形象和品牌，并最终实现商业化的媒体。报告还将“自媒体人”界定为：通过持续不断地生产内容，全职或兼职运营自媒体，并希望实现自媒体商业化的个人或团队，包括图文类、视频类、直播类以及音频类自媒体人。可见，该报告对于自媒体、自媒体人的界定，都是在建制的媒体机构之外的个体和团体所从事的内容生产和发布，同时强调其指向的是“最终实现商业化的媒体”。
　　第三份报告是由“WeMedia自媒体联盟”和“TalkingData移动数据研究中心”合作的《自媒体行业统计报告》（2016年11月）。与前两份报告不同的是，该报告并没有对“自媒体”进行明确界定，而是通过分析所搜集的数据，勾勒了自媒体行业概况、用户偏好分析、行业热点以及发展趋势。报告中更多是将“自媒体”作为一个“行业”进行描绘，间或可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自媒体用户不断增加，人人都是自媒体”、“经历了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到真人直播等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历程”、“自媒体是媒体，所以在未来大部分自媒体会回归媒体本身，即内容媒体”等片段、零散的表述，嵌入对整体行业的描绘中。
　　在上述三个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媒体”与“We Media”的涵义和语境均有很大差异。第一，三份报告对“自媒体”有不同程度的模糊表述，既有强调与媒体机构不同的“类媒体”，也有强调它仍旧是“媒体”，以内容为核心，但“新闻”已基本隐去。第二，在对自媒体分期或是历程的描绘中，这些报告呈现的是产业化、商业化运营中所面临的流量变现、盈利模式、增强消费者黏性、打造社群经济等，亦即“商业主义”的话语形构。第三，这些对于“自媒体”的阐释，包含了与“We Media”概念及其所构成的新闻业转型话语的“脱钩”或“去勾连”（de-articulation）。
　　“去勾连”的同时是“再勾连”，即建立新的结构性连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份报告都提及的“WeMedia自媒体联盟”。从其官网（http://wemedia.cn/）可知，其号称当前中国最大的自媒体联盟，其主要经营内容包括为客户（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特斯拉等企业）提供自媒体传播和一站式线上线下整合营销服务。它与微信运营商岩浆互动以及科技媒体BiaNews合并成立的WeMedia新媒体集团，于2016年12月正式挂牌新三板，成为新媒体第一股。该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李岩在2016年2月25日入选为2016亚洲福布斯30岁以下创业者榜单；同年12月，李岩受邀出席苏州工业园区第七届金鸡湖双百人才表彰大会，并获得“苏州工业园区科技领军人才”的称号。可见，该集团名称中所用的“WeMedia”一词，已与英语世界的“We Media”完全脱钩。相较而言，前者所彰显的是伴随资本的快速流动，借助政府的许可和嘉奖所获得的正当性，以及在这样的正当性话语之下，对其实践活动的导向和限定。
　　这些经验材料展现了“自媒体”在中国与吉尔默们提出并倡导的“We Media”之间的差异，甚至是不同道。吉尔默是以较早触网的“资深新闻人”的身份，来撰写上文提及的系列文章和书籍的。他在“We the Media”一书的后记和致谢部分，再次重申：这本书是关于新闻业的。[27]而“自媒体”的话语，则与这一源自新闻、关于新闻的“新闻元话语”的语境脱钩，而生成于“商业主义”的话语形构。[28]
　　
四、投身“自媒体”：探寻、坚守或转型
　　以上论述虽然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自媒体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而来”，但我们的分析显示了关键的两点。第一，从“We Media”被引介进入中文文献之始（如方兴东2004年的博客），“自媒体”就是它的待选中文表述之一。第二，与“We Media”原初形态“去勾连”并在中国成为“自媒体”，这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其中蕴含了与新闻及其内在公共性的脱钩，以及与市场和商业主义的勾连。这样的呈现，迈出了探究从“We Media”到“自媒体”如何演变的知识考古路径的第一步，而更为深厚的探究则需要另谋篇幅，以考据并阐述这个“去勾连”、“再勾连”的过程如何一步步发生？其中哪些人、基于怎样的考虑、采取了哪些话语实践并起到了关键性的再创造作用？为回答这些问题做出进一步铺垫，同时也为了更加近距离、在个人层面考察“自媒体”话语的形构，我们将分析三位“资深媒体人”的案例。
　　因为吉尔默和所谓“首份自媒体研究报告”（即鲍曼和威利斯在2003年撰写的报告）都聚焦新闻业以及职业新闻人，所以我们采取同样的切入点，以当下从传统新闻媒体走出并获得较多关注的“自媒体人”为例，考察“自媒体”与新闻情境“脱钩”的各种牵绊，以及相关行动者如何以其话语实践阐释他们对于“自媒体”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多样理解。换言之，采取这一经验分析的策略，一方面是最大程度地采用吉尔默从职业新闻人和新闻业切入论述“We Media”的视角，另一方面也是体现了当下“自媒体”较为突出的发展点。如上文提及的腾讯报告所指出的：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的自媒体融资成功率更高，第一是专业垂直，第二是创始人有媒体高管经历。正如“WeMedia自媒体联盟”发起人之一朱晓鸣（网名@青龙老贼）所认为的， 在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冲突中，后者的“掘墓人”一定来自其内部。[29]基于这些考虑，本文选择罗振宇、石扉客以及徐达内这三位不同类型“自媒体红人”的经历，以分析“自媒体”这一特定“陈述领域”的不同话语实践及其规则，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多变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30]
　　1.探寻：“站在组织外，U盘式生存”
　　在自媒体行业，以内容表现形式为划分标准，在音视频类自媒体当中，罗振宇的“罗辑思维”备受瞩目。如上文中所提及的三份2016年自媒体行业/商业报告中均以其为代表性的自媒体人。罗振宇曾是第一财经总策划、CCTV《对话》的制片人。在离开央视四年后的2012年10月18日，他写下了被看作是其“做自媒体的宣言书”的博文《夜观天象》，开启了从制作电视节目到自媒体节目的转换。当年12月罗就创办了自称“有种、有趣、有料”的读书类脱口秀《罗辑思维》，并于同日推出同名微信公众号。该公众号的功能介绍是：“每天一段60秒语音，一篇新角度看世界的文章。关注罗胖，让你每天比别人知道的多一些。” [31]在其博文《夜观天象》中，罗自称“曾是一个媒体民工”，“以前在传统媒体里，几十几百甚至数千号人吃着大锅饭，人人都是这个组织的马甲。而今天，一个鲜活的肉身足矣”。在他看来，自媒体的本质就是人格，从传统媒体“逃离”到自媒体后，他宣称，“我没有名片，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当别人问起我的身份，我的标准答案是：哥选择了一种U盘化生存的方式——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经过近五年的发展，“罗辑思维”目前是超过20人的小型组织化运作的产物，被看作是“进化的自媒体”，既带有“自媒体的基因”（私人化、自主化的传播方式，依托新兴媒介渠道进行传播），又表现出新的“传统媒体的基因”（较明确的组织分工、产品的制作包装、内容和素材的开源和招募会员的商业模式）。[32]虽然以“读书知识分享”界定其内容类型，“罗辑思维”不做时评，但作为具有多年主流媒体从业经验的“资深媒体人”，如何做自媒体，罗有自己的思考：“第一，必须确保每期节目传统电视台不敢播；第二，不惹毛任何一方。我在一个非常窄的巷子里走路，知道哪里是雷区哪里是悬崖，哪儿应该慢哪儿应该快。确保在高压线之内，这恰恰是我的本事。” [33]这是借用市场的空间和资本的力量，在体制外运行的自我描述，或许也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的“We Media”的一种探索。
　　2.坚守：“新闻那点破事儿”
　　同样是“资深媒体人”，法政记者、《南都周刊》前编委沈亚川（网名“石扉客”）在2013年2月请辞后，开设了名为“石扉客-法政观察”微信公众号。在其《自媒体小白鼠37天》一文中，石扉客提及：从2月28日到4月9日，他的公号发展到了1.0845万位订阅用户。而对于自己开设的“相当稀少的时政类自媒体”，他以“冷静、中立、靠谱”为标榜，“希望提供一个时政新闻里的分析产品，纯技术，无倾向，有立场，有审美，低意识形态甚至去意识形态。这是标准，也是态度”。[34] “致力于解释转型中国的媒体和传播现象”（参见其微信公众号简介）。“我码字，念兹在兹的，就是新闻那点破事儿”。对于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的转换，他写道：“以前被迫每个月为杂志写三篇主编的话，为了抖各种机灵，装各种高深范，真是苦不堪言。”而自媒体平台使他可以“码各种散漫的文字”，可以“图个自在”。当然，“客流量”也关乎生存，更是价值的体现，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及开设三个多月来，已“满两万粉”的成绩。在该文结尾部分，石扉客贴出了公号后台和新客栈店小二朋友圈留言的截图，比如“您的文章都是第一时间读的”；“一下子发了好多文章，正在坐车没法看，怕下车时候又删掉了”；“起先，跟着沈先生的文字嬉笑，看到最后，禁不住泪流满面……”。文章最后，石扉客写道：“冲这些，还得写下去。”这是一个走出传统新闻媒体后，在所谓的“自媒体”平台上，仍旧放不下“铁肩道义”的新闻人，在坚守“新闻那点破事儿”的同时，如吉尔默所想象的，试图邀请读者、受众参与他的“谈话”。
　　3.转型：“从媒体札记走出的生意人” [35]徐达内曾因其一篇《侈谈体面》而被戏称为“徐体面”。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写道：“希望所有还在这个行业（媒体）淘金的人都能体面，体面地写作，体面地接广告。我不想接过老板在夜总会里塞过来的那叠钱，那不体面。” [36]他在2014年创办的“新榜”，现已成为当下“中国最好的新媒体排行榜”。按腾讯2016年自媒体报告中的数据，“新榜”在2015年10月宣布获得天齐阿米巴基金2020万元人民币A轮融资，估值达到2.02亿元人民币。
　　徐达内也是“资深媒体人”，以新闻起步。他曾是《文汇报》历史上最年轻的主任助理、《东方早报》的副主编，于2004年开始走上创业之路。徐先是创办了EG365，这是为需要可视化信息的对象提供产品，同时为商业公司及政府机构做项目或科普画册的公司。2008年开始，徐在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撰写《媒体札记》专栏，分析媒体新现象，其方式是展示各个相关人员在公众场合发表的观点或意见。《媒体札记》也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关注度，以及2013年亚洲出版协会的年度“卓越新闻奖”。FT中文网原总编辑张力奋曾如此评价《媒体札记》：中国公众生活中一个独特的舆情量表，一个新闻议程的监测屏。[37]之后，徐达内将“媒体札记”发展成一个APP——“徐达内小报”，以及后来的“徐达内.com”。2014年，他创立了自媒体评价机构“新榜”，即“为新媒体打榜的公司”。这个新媒体排行榜按照内容分为咨询（12个榜）和生活（12个榜）两大类；按发榜周期分为日、周等榜。新榜的盈利模式是：咨询、培训、互化。随着“新榜”进入稳定发展期，徐达内也从传统媒体人成功转型为体面的文化生意人。
　　上述三位“自媒体红人”均从传统新闻媒体“走出”，投身于自媒体行业。他们也以各自的话语实践，对自媒体做出了各有偏重的阐释，包括了缝隙市场的探寻、新闻理念的坚守或盈利企业的经营。伴随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介技术的急速发展，这些理解和阐释，也使得“自媒体”从它刚刚脱胎于“We Media”时具有的较为明确的内涵和指向，变得模糊、游移和多样：它既有对于公众的不同想象（表达和实现自己及公共利益的公民 vs. 付费以满足自己需求的用户或消费者），也包含了对于媒体与公众关系的不同想象（携手展开公共生活 vs. 为客户提供有价值、需付费的消费品）。
　　
五、结语：作为交互界面的概念
　　本文从2013年左右兴起的“自媒体热”这一现象切入，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的研究路径，分析了被引作“自媒体”的概念来源的“We Media”，它的提出以及它所凸显和指向的实践；考察了“自媒体”的概念界定以及由此展开并实体化该界定的不同实践活动，以此勾勒了一段这一概念穿越不同语境的行走轨迹。可将以上的考察总结如下：
　　第一，“We Media”的提出，针对的是新闻业的转型，所概括和想象的是新闻业从“职业新闻人”垄断到“参与式新闻”模式的转换。同时，这个概念指代的不是某一类媒体，也不是某一种形态的媒体，而是某种公众更加充分地、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模式，其指向是理性、平等、公平、公正的公共生活。这些理念，同样蕴含在“公共新闻”、“公民新闻”等表达新闻实践探索的概念中。与此相对照，当这个概念被转译为中文，从“互媒体”、“草根媒体”再到“自媒体”的演变，并非仅仅是字意的转变，更是意义的蜕变。
　　第二，“自媒体”指代的是以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且可开发的领域，它所激发的实践，形塑着新一轮的资本组合、市场分割以及话语权力的再分配。在这个话语形构中，“We Media”概念所蕴含的“公众”，以及通过新技术开拓公共生活的空间等理念受到抑制和收缩，而其中所包含的以“受众”自居的个人或团体生产、发布、扩散内容这一想象则不仅成为兴奋点，而且与创业经营相勾连，在“商业主义”话语的“统合”下不断膨胀。[38]从“We Media”到“自媒体”，不仅是关联“场景”的转换，更是在独特场景下的意义再创造。在其中，淡化的是理性话语、平等对话、多种声音、共同参与、民主生活等元素，凸显的是创业、经营、资本运营和盈利、增值等元素。
　　若采取特定的价值立场，这个概念的引进及其中发生的意义转换可被看作是一个南橘北枳的个案。但是，采用福柯的知识考古路径，我们从这一个案中还可看到一个特定概念及其相关实践所记录、表达甚至正当化的特定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We Media”和“自媒体”各自是一个独特的交互界面，交织着特定的“我们”与“他们”的划分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底色，勾连着特指的意涵以及表达和践行这些意涵的特定活动。
　　首先，生成于“参与式民主”的话语形构中，“We Media”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场所，展示了普通民众为“我们”一方与大资本控制的媒体集团及其相联接的权力为“他们”一方的区别，以及相互之间的对抗关系。而这样的理念，在关于新闻业何去何从、新闻业如何创新等话语中也同样可见。参与建构这一套话语的人，既有如吉尔默为代表的业界人士，也有如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泽利泽（Barbie Zelizer）、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卡尔森（Matt Carlson）等为代表的学界人士。[39]后者这个群体并未选择“We Media”这个符号，因为它更像是媒介行动主义（media activism）的口号，而非可操作的社会科学理论概念。尽管如此，学者们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参与式新闻”的核心元素，并力图探讨融汇这些元素对新闻业转型的寓意所在。正如吉尔默在200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的，[40]在参与式新闻中，虽然新闻受众将是前所未有的碎片化，但是新闻却也将更加与“我们”——即民主的主体——相关。而“他们”，包括垄断的媒体组织（如好莱坞和音像产业），可能滥用版权的手段，控制数字信息，甚至试图掌控对博客及其他“参与式新闻”的许可权，但是，吉尔默认为，技术难以控制，人们仍然热爱讲故事，这两者的结合，使得我们挑战垄断媒体集团（“Big Media”），开启“我们的”时代成为可能。
　　但“自媒体”虽认可“We Media”为其先祖，却生成于不同的“场景”，因此也内含了不同的“我们”与“他们”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围绕自媒体的话语实践，重心是借助或是搭乘资本的高铁（如各类投融资基金的注入），获取政府的强力支持（如我们在上文列举的“WeMedia自媒体联盟”），导向是如何以信息生产、发布的创新获取资本的青睐，以加入其运营的阵列。当然，在这样的全球连接的时代，大洋彼岸也上演着同样的借助新技术平台而快速崛起的新一代掘金者。比如所谓的“YouTuber”们，每时每刻都在上传、分享各种自制、原创、合成视频，而点击率、转发率等成为其主要的价值衡量指标。这是相似的可见图景。不同的是，这些内容的话语实践，不在“We Media”的范畴，却是“自媒体”的核心内容。正如“互联网新媒体的观察者、实践者和批判者”魏武挥所言：“自媒体”在国内的发展，已经和“We Media”大有不同。[41]其次，作为交互界面，“We Media”和“自媒体”各自通过对“我们”和“他们”以及相互间关系的特定想象，规范了不同可能的表达空间。吉尔默们，作为具有新闻专业理想、信奉“参与式新闻”的新闻人，是以“We Media”的概念来表达他们在其新闻实践中所遵循的新闻和民主理念。或许，他们有些“相信美好未来”的天真，但其追求“公共善”的意向却十分清晰，也因此多发声于基金会、学校和专业出版物这类非营利平台。而“自媒体”的话语中却多了些喧哗。其中也有信奉新闻理念的新闻人为了作为公众的“我们”而发声。他们的经验积淀、专业素养和理念支撑，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狂欢中凸显出冷静、理性、专业、担当的精神气质。这样的精神气质与“We Media”相通。但是，在“自媒体”的喧哗中更为凸显的还是“融资”“赢利”“经营”等“商业主义”的声音，以及以“点击率”等可测量的指标而获得资本青睐、促进行业发展作为规范的期待。而更为深层的制度空间的局促，或许也多少能够解释三位投身“自媒体”的“资深媒体人”在自我表达中所共有的无奈。
　　简言之，本文通过描绘从“We Media”到“自媒体”概念的行走轨迹，体现的是一个将“公民参与”转变为“创业者用新技术创业”、以“商业主义”为主导而淡化参与性、公共性元素的概念再创造的轨迹，也是一个体现主导价值方向转换并指向特定实践空间拓展的轨迹。这样的内涵转换、差异化以及意义创造的过程，也凸显了两个概念各自作为交互界面的特质，即各自包含了特定的“我们”与“他们”之别及其相互关系，各自与特定的“场景”相勾连，并由此激发出对不同的实践之可能的想象与再想象。
　　此外，本文未能擘肌分理地展示出从“We Media”到“自媒体”的转换如何一步一步完成，“去勾连”和“再勾连”又各自由哪些人及其话语实践而构成。这样的知识考古，需要如索耶（Keith Sawyer）那般，[42]熟读所有相关文献，厘清各个转折点，且洞察在每一个点上，相关作者（言说者）如何言说，以及彼此间的承接和区分。这是一个需要更长时段的沉淀，以更大的篇幅才可完成的工作。笔者以此文作为该旅程的第一步。■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为由TalkingData移动数据研究中心和WeMedia新媒体集团联合发布的《2016年度自媒体行业发展报告》。2017年8月23日下载于“Talking Data移动观象台”网页：http://mi.talkingdata.com/report-detail.html?id=486
②参见Amy Qin:《Papi酱，中国“第一网红”的内容变现之路》， 2017年10月5日下载于“《纽约时报》中文网（国际纵览）”网页：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825/chinas-viral-idol-papi-jiang-a-girl-next-door-with-attitude/
③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福柯的话语理论》，《读书》1994年第5期
④[30] [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⑤这段引文译自英文版：FoucaultM. （200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by A. M. Sheridan Smithpp. 66-67）.　London: Routledge.
⑥[42]Sawyer, R. K. （2002）. A discourse on discourse: An archeological history of an intellectual concept. Cultural Studies16（3）433-456.
⑦胡泳：《自媒体的探索和冒险——何为自媒体》，2017年8月24日下载于“腾讯大家”网页：http://dajia.qq.com/blog/379472093722091.html
⑧选择2011年1月1日起是因为“百度指数”所能提供的全部数据以此为起始时间，为可比的考虑，“Google Trends”的趋势图的也选择该时段为起始点。另外，终止时间是笔者在写作该文时进行搜索的时间点。
⑨选择2002年为起始点是因为“We Media”最初的构想是在这一年由吉尔默在其微博上提出的。
⑩即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
[11]即Yan Z. （2011）. On the ‘publicness’ of the citizen journalists under ‘we media’.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72（2）18-24. 该文的指向也是中文语境，作者以周泽映秀事件的博客文章为例，探讨了“自媒体”下公民新闻工作者的“公共性”。
[12]BowmanS & Willis, C.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Retrieved June 82017. www.hypergene.net/wemedia/weblog.php?id=P42.
[13]原文为：“We commissioned We Media as a way to begin to understand how ordinary citizens, empow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connect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globeare contributing to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ir own truths, their own kind of news”（Bowman & Willis, 2003p. v。斜体为原文所用）
[14]可参见邓若伊：《论自媒体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变动》，《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李伯骐：《“新闻传播的‘自媒体时代’：一个虚幻的概念”》，2017年9月20日下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网页: http://www.cssn.cn/xwcbx/xwcbx_cbx/201312/t20131220_918970.shtml（文中的概念界定转引邓若伊）。此外，“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自媒体）和“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自媒体）中“自媒体”条目都包括了这段话的翻译和引用，如百度百科的“自媒体”条目说：“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于2003年7月发布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联合提出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里面对‘We Media’下了一个十分严谨的定义：‘We Media 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类似的引述，还可参见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探索》2002年第2期； 代玉梅：《自媒体的传播学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文中概念界定转引邓新民）；陈宪奎、刘玉书：《2003-2014年中美自媒体研究和比较分析——基于数据挖掘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15]2017年9月23日下载于网页：Hypergene / media solutions: http://www.hypergene.net/shayne/ About Shayne[16] 参见方兴东的博文：《第四章 丹·吉尔默（Dan Gillmor）续》，2017年9月1日下载于网页：http://fangxingdong.bokee.com/21245.html。胡泳在其《自媒体的探索和冒险——何为自媒体》（见注释7）一文中，在引介吉尔默的“We the Media”一书时，将其名称译为：《我们即媒体：民治民享的草根新闻》。陈宪奎、刘玉书在有关中美自媒体研究和比较分析一文的注释2中，对此进行了说明：“我们于2014年10月就自媒体概念问题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他表示这一概念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在他的采访和我们所作的文献分析中，也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谁是第一个自媒体概念的提出者。”见陈宪奎、刘玉书：《2003-2014年中美自媒体研究和比较分析——基于数据挖掘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17][19][21][27]本文所引用的是2006年的版本。Gillmor, D. （2006）.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18]MarkenG.A. “Andy” （2004）.　Book Review: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Public Relations QuarterlyWinter, 22-23.
[20]可参见蔡雯、郭翠玲：《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试析西方国家新闻传播正在发生的变化》，《新闻记者》2008年第8期；[美]西奥多·格拉瑟主（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邬晶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SingerJane B.HermidaAlfred, DomingoDavidet al. （2011）.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Guarding Open Gates at Online Newspapers.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Boczkowski, P. J. & Anderson, C. W. （Eds.） （2017）.　Remaking the News: Essays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2]莫伟民：《论福柯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23]台湾版本：[美]丹·吉摩爾（Dan Gillmor）：《草根媒体》，台北：美商欧莱礼（O’Reilly）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2005年版。简体字中文版：[美]丹·吉摩尔（Dan Gillmor）：《草根媒体》（陈建勋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参见方兴东的博客（http://fangxingdong.bokee.com）。两篇博文分别为：《博客观察（8）推荐一份非常精彩的博客研究报告》、《第四章 丹·吉尔默（Dan Gillmor）续》， 2017年9月1日分别下载于网页：http://skmzq.qiniucdn.com/data/20050222093152/； http://fangxingdong.bokee.com/21245.html
[25]在其博文中，博主方兴东也讲述了为何选择这样的统一译名的原因所在：“这些词汇核心的内涵就是：新闻业再也不是媒体公司和专业记者自上而下的“广播”过程（broadcast），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受众、编辑、记者等一起互动的自下而上的“网播”过程（intercast）。要点就是受众不再是被动的角色，而是新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受众作为主动的角色，参与到新闻和信息的收集、报道、分析和传播过程。理想的目标是：未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在引介吉尔默的博文中，方兴东也强调了：“吉尔默认为，首先，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产生的一种交互性媒体报道方式，它是不断的讨论中形成的，同时这种新形式报道的供给者也突破了原来独立一个作者，或是几个作者供稿的形式，而是综合了众多来自不同层次、不同经历的共同思想成果。‘共享媒体’的诞生也标志着传统新闻媒体的报道形式正在从一种学术式的模式转变为一种交互式共享的讨论模式。”从中可见，不论是对于内涵的阐释，抑或是对于吉尔默们的引介，都与原版较为接近。
[26][38]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28]参见Carlson, M. （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349-368; 以及注释26。
[29]参见朱晓鸣：《微信自媒体的崛起和思考》，2017年8月23日下载于“南方报业网传媒之家”网页：http://www.nfmedia.com/cmzj/cmyj/jdzt/201305/t20130523_360350.htm[31] [33]参见张薇：《一场自媒体的“狂欢”》，2017年9月2日下载于“凤凰周刊”网页：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775
[32]参见刘伟鑫：《从“罗辑思维”看自媒体出路》，2017年7月28日下载于“南方报业网传媒之家”网页：http://www.nfmedia.com/cmzj/cmyj/sysj/201409/t20140912_365064.htm
[34]参见石扉客：《自媒体小白鼠37天》，2017年7月8日下载于“南方报业网 传媒之家”网页：http://www.nfmedia.com/cmzj/cmyj/jdzt/201305/t20130523_360349.htm
[35]参见王晓：《徐达内：从媒体札记走出的生意人》，2017年9月3日下载于“搜狐新闻”网页：http://news.sohu.com/20151031/n424798097.shtml
[36]参见刘征：《新榜并不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产品》，2017年9月3日下载于“传媒圈”网页：http://www.mediacircle.cn/?p=36137；Stella:《新榜徐达内：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企业自媒体？》，2017年9月4日下载于“美通社官网PR Newswire”网页：http://www.prnasia.com/blog/archives/18668
[37]参见朱八八：《〈媒体札记〉宣布无限冬眠 作者：我有点累了》，2017年9月7日下载于“观察者网”网页：http://www.guancha.cn/Media/2015_09_07_333322.shtml
[39]可参见 CarlsonM. （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349-368; AlexanderJ.Breese, E. B.& Luengo, M. （Eds.） （2016）.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elizerB. （2017）.　What journalism could b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40]见Gillmor, D. Moving Toward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Nieman ReportsRetrieved September 132017.http://niemanreports.org/articles/moving-toward-participatory-journalism/。在这份报告中，吉尔默论述了博客所展现的力量是明日“参与式新闻”的核心所在。因其对于博客等新媒介技术所可能带来新时代的乐观宣扬，吉尔默被有些研究者认为具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参见：GossB. M. （2006）.Book Review: We the Media. Popular Communication4（2）155-157.
[41]参见魏武挥：《一个公用的简介》，2017年9月3日下载于其个人网站http://weiwuhui.com/resume；魏武挥：《自媒体：对媒介生态的冲击》，“扯氮集——上海魏武挥的Blog网”，2017年8月30日，下载于网页：http://weiwuhui.com/5578.html；魏武挥：《无社交不阅读：自媒体时代的电子阅读》，2017年8月30日下载于“钛媒体”网页：http://www.tmtpost.com/108700.html
　　
於红梅/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本文的写作完成得益于潘忠党教授的指导和审稿人的修改建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