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静
　　【本文提要】《密勒氏评论报》是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一家美国在华报刊。1949年中美断交后，该报在小鲍威尔的主持下仍奇迹般地在上海坚持出版四年，成为最后离开新中国的外国报刊。本文在精读《密勒氏评论报》原始文本的基础上，从消息来源、采编雇员、社会任职等不同层面追溯、剖析小鲍威尔及其主编时期《密勒氏评论报》的关系网络及其与新闻实践之间的交织与互动，以考察这份以美式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相标榜的自由主义刊物何以在国共内战和中共新政权成立的关键时期被收编到中共的外宣话语体系中。本文发现，一旦被赋予“进步新闻工作者”这一标签，小鲍威尔就“不可自拔地”被逐渐“团结”到中共统战系统建构的关系网络中。活跃在小鲍威尔身边的朋友圈——龚澎、冯亦代、孟用潜、杨承芳、刘尊棋、金仲华等，几乎皆为周恩来和宋庆龄为中心辐射出的中共负责外宣的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即小鲍威尔及《密勒氏》在人员交往层面，始终未走出中共及左翼人士铺开的天罗地网，并在这种影响下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做出了意识形态的调整。
　　【关键词】《密勒氏评论报》 小鲍威尔 左翼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206
　　历经北洋、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密勒氏评论报》①（以下简称《密勒氏》）是美国在远东地区出版历史最久、最有影响的一家报刊。1949年后，在中美交恶、关系彻底破裂的背景下，在《大美晚报》《字林西报》等知名英美外报相继因劳资纠纷、散布谣言等原因宣布停刊之后，“美帝国主义”的《密勒氏》仍奇迹般地在上海坚持出版数年，直到1953年7月才停刊，成为最后离开新中国的外国在华报刊。档案史料亦显示，尽管新中国财政极为困难，新闻总署1950年代初仍多次拨款资助《密勒氏》。②1956年，已回到美国的《密勒氏》主编约翰·威廉·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以下称“小鲍威尔”）因三年前报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被控犯有煽动叛乱罪，成为二战后被美国政府以此罪起诉的首位美国人，引起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关注，中国掀起支援小鲍威尔夫妇的运动，周恩来、宋庆龄都曾伸出援手、组织营救。
　　与有“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 ③“反共分子”④之称的父亲老鲍威尔不同的是，抗战结束后《密勒氏》的继任主编小鲍威尔被认为“明显地滑向左翼” ⑤“倾向进步”⑥，甚至被美国方面称作“共产主义宣传员”⑦“忠诚的共产党员”⑧。是什么让小鲍威尔这样一位自诩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同情中共革命和支持中共新政权的“进步人士”？以美式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相标榜的“唯一的自由主义的刊物” ⑨《密勒氏》，何以在国共内战和中共新政权成立的关键时期被收编到中共的外宣话语体系中？时代思潮整体“左倾”这一客观因素似不足以解释个中细密的缘由。本文试图以新闻社会学为视角，在精读《密勒氏》（1945-1953年）原始文本的基础上，整理相关人物年谱、书信集、回忆录、原始档案、媒体报道等其他史料，并与《密勒氏》原文互相印证，从消息来源、采编雇员、社会任职等不同层面追溯、剖析小鲍威尔及其主编时期的《密勒氏》的关系网络及其与新闻实践之间的交织与互动。
　　
一、《密勒氏》主编父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作为曾毕业并任教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专业人士，老鲍威尔自称“将美式的自由报刊传统带到了中国” ⑩，试图在国共之间保持严格中立。他批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以《密勒氏》记者身份前往延安采访，在1936年连续两期刊载斯诺所写的《对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访谈》，[11]并首次公开刊登毛泽东的照片，客观上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新闻封锁。老鲍威尔以拥有独立见解、直言不讳著称，在个人政治态度上，坚定地支持蒋介石政府。爱泼斯坦评论他是“一个狂热的亲蒋介石的作家”，“对中国是友好的，但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的救星”。[12]小鲍威尔1919年出生于上海，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汉尼拔的亲戚家，同样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40-1941年曾来中国短暂实习于上海英文《大陆报》和其父亲的《密勒氏》。返美后，1942年受雇于华盛顿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不久转至战时中国，服务于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美国新闻处，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8月到上海接办《密勒氏》。
　　在1945年复刊的第一期，小鲍威尔即开宗明义地申明办刊原则：“我们主张同样的新闻高标准，遵循同样的真实、准确的基本原则，尽力诚实、公正地报道新闻。” [13]在个人政治主张上，他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法相近，“《密勒氏》的传统是支持一个自由、民主、富强和统一的中国”。[14]小鲍威尔坚持认为，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密勒氏》也并未改变其自由主义立场，观点的改变“仅仅立足于事实，而不是出于政治或偏见或个人考虑”。[15]1950年代中期在美国被起诉后小鲍威尔再次申明了他的立场：“作为训练有素、无愧职业的新闻记者，我们致力于报道事实，并根据这些事实得出我们的看法。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把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东西写出来，说出来。我对这种报业独立性的看法是我从先父约翰·鲍威尔那里学来的。” [16]

二、《密勒氏》（1945-1949年）的主要消息来源：“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内战中都站在了共产党一边”
　　曾任职《纽约时报》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评价记者对消息来源的依赖时曾说，“在同一领域上工作大约一年之后，记者们不知不觉地倾向于采纳他们所报道的人的观点”。[17]笔者细读《密勒氏》原文后亦发现，小鲍威尔及《密勒氏》几乎经历了一个与其主要消息来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步“左转”的过程。这与其说是一个主动的政治选择，不如说仍是其自由主义天性使然。
　　1940年代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中国成为世界新闻中心之一，外国报纸纷纷派遣记者留驻中国。抗战时期仅聚集在陪都重庆的外国记者就多达数十位。小鲍威尔既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又是一个特例。与许多只是匆匆过客、对中国怀有浪漫想象、半路出家的驻华记者不同，小鲍威尔与中国渊源深厚，新闻科班出身，并受到父亲老鲍威尔独立、自由办报精神的濡染。
　　相比中国本地记者，外国在华记者在获取消息上有其限制和特殊性。他们多数不懂汉语，需要借助翻译和助手，日常交流最多的是懂英文、尤其是留学过英美的中国知识分子。
　　国共两党是在华外国记者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宋美龄和董显光、周恩来和龚澎分别是国共双方为媒体消息来源的代表人物。据当时的一位美国记者阿奇·斯蒂尔（Arch Steele）回忆，“在重庆，消息的主要来源是董显光负责的国民政府新闻机构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处。记者们可以经常在联络处与周恩来或其助手交谈”。[18]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从事统战工作时间最长、结交面最广的领导人。作为共产党的发言人和合法消息来源，他与其外宣团队（包括龚澎、乔冠华、刘尊棋、金仲华等）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进行了高效的统战工作——从政治上、生活上与外国记者交朋友，通过个人魅力和私人友谊对后者的报道倾向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据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麦金龙（Stephen R. MacKinnon）等人的研究，除了个别例外，几乎所有的重庆记者都有左倾意向，他们聚集在一起交流自由思想和小道消息，彼此影响。[19]而国民党在争取外国记者的舆论支持方面则相对处于弱势。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将人们对共产党的偏爱归咎于国民党政府和董显光的机构：“在国共争论中，国内外的无党派人士通常都支持共产党。其原因很简单：直到1944年，中央政府都禁止任何记者或观察员踏足共产党的领地，在共产党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坚持要所有人都接受它的一家之言。” [20]小鲍威尔曾有意识地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另辟蹊径，寻找第三方消息来源。在1982年美国召开的一次以“1930-1940年代美国对华新闻活动”为主题的会议上，小鲍威尔指出，“我们似乎有两种消息来源：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们多数人很早就发现，从国民党处获得的所有消息质量都不太好，因此我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消息来源。没错，在重庆确有周恩来和龚澎等人组成的共产党代表处。但我认为主要的消息来源是对现实不满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从来没见过周恩来，也没有去参加他任何一场新闻发布会……你别忘了多数知识分子对国民党都不抱幻想”。[21]小鲍威尔及《密勒氏》对国共的观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基本反映了其主要消息来源——“对现实不满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的演变。小鲍威尔后来观察道，“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内战中都站在了共产党一边”。[22]1947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45年底《密勒氏》刚刚在小鲍威尔手中得以续办之时，其基本态度仍是“反共”的。[23]1947年3月，老鲍威尔在美国因心脏病逝世后，《密勒氏》在小鲍威尔的全面主持下开始摆脱父亲的影响，形成自己独立的主张。
　　与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来华之前已有激进经历和既定政治立场的“左翼”记者不同，小鲍威尔自始至终宣称没有放弃过自由主义立场。1947年初他在接受《文汇报》专访时坦承，美国有两个相对的组织，一个是左倾的“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一个是他父亲老鲍威尔领导的亲蒋的“对华政策协会”，而他自己对两者都保持距离，均未加入。但他也务实地对共产党的一些政策表示肯定：“我私人并不欢迎共产党来统治中国，但他们的许多正实行的纲领的确很是可取，中国的共产党很聪明，它和别国的共产党不同，所提的方案能适合于中国今日的国情，因而很能得人心。” [24]小鲍威尔在个人政治观念上天然地认同以民盟为主体的“第三条路线”。他追求民主、反对内战、支持学生运动的基本主张与民盟是一致的。另外，民盟不少成员有留学欧美的背景，能用英语畅快交流，为了躲避国民党审查也乐于在英文媒体上发言，这也是小鲍威尔与费孝通、罗隆基等民盟知识分子相互走近的原因之一。
　　小鲍威尔时期的《密勒氏》亦步亦趋地报道民盟的一举一动，对民盟的壮大与解散自始至终抱以关注。[25]国民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不断打击民盟，客观上将许多民盟知识分子推到共产党“同路人”一边。
　　民盟成员、社会学家费孝通是小鲍威尔非常推崇的一位消息人士，他的政治见解和对土地问题的专业看法深刻影响了小鲍威尔。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穷困的根源是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出路是改革土地制度，一定程度上与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不谋而合。聚焦城市、忽视农村是1930和1940年代驻华外国记者的通病，也是他们后来反思最多的报道盲区。而小鲍威尔和《密勒氏》在涉及农村问题的报道上却独树一帜。或许是因为妻子先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等组织从事赈济难民和孤儿的工作，小鲍威尔比其他在华记者表现出更多对中国底层人民的关怀。1948年1月小鲍威尔和妻子赴云南各地考察农村状况后坦言，“今天的中国农村太苦了，农民负担了很重的捐税，还要受到种种的剥削，但是他们最急需的医药卫生及教育就没有人理”。[26]《密勒氏》是最早关注农村土地改革、给予密集报道并被引用转载最多的美国在华报刊，曾于1947年预言共产党最终将因土改等政治斗争而非军事斗争胜出。[27]1947年8月底，小鲍威尔在一次演讲中断言，“我以为，中共是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他们帮助农民改革了土地制度，使耕者有其田，因而得到广大的农民的拥护，而有了人民的拥护，他们就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老实说，中国的革命问题就是土地问题”。[28]除了实地走访外，与费孝通的亲身接触是小鲍威尔理解农村问题的直接渠道。小鲍威尔曾回忆：“了解（中国）农民生活的更好方式是阅读费孝通关于农民生活的书籍，然后花大段时间与费本人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交谈。” [29]这些交往在《密勒氏》上亦有迹可循：1946年3月23日，《密勒氏》在其特色栏目“中国名人录”中刊登费孝通自己提供的照片和传记；1948年7月3日，《密勒氏》刊登《土地问题》一文，全面介绍费孝通对农村问题的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天，《密勒氏》全文译载费孝通的《我对民主的追求》一文，感叹“新政协超出了我的预期。解放以来，我对共产党的勤勉、责任感、谦逊、务实和勇于应对困难的决心感到钦佩和尊敬”。[30]虽然，如前文所述，小鲍威尔曾表示，为保持中立，他并未主动接近共产党的官方消息来源。[31]但种种史料表明，周恩来领导的外宣团队成功地以交朋友的方式将包括小鲍威尔在内的在华外国记者纳入其关系网络，对后者施加观点影响。[32]与小鲍威尔关系密切的龚澎[33]是周恩来团队中负责与外国新闻界接触的联络人。她的聪敏、风度和擅于沟通的能力给许多美国记者留下深刻印象。[34]1947年，龚澎、乔冠华离开上海赴港时，曾嘱托好友冯亦代、郑安娜夫妇代替他们继续做好联络外国人士和在华记者的工作，并特别指出《密勒氏》的小鲍威尔、美新处的贝玛丽（即Mary Barrett，1948年左右也转到《密勒氏》工作）是重点联络对象。冯亦代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造币厂副厂长，但暗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中共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据冯亦代回忆，“我在龚澎、老乔撤退到香港后，就和小鲍威尔等人组织了一个座谈会，每二周碰头一次，主要谈的都是国共内战的真实情况，及劝说外国记者能设法到前线或解放区去亲自采访”。[35]

三、《密勒氏》（1945-1953年）的采编雇员：“和我们（中共）地下党有联系”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镇，民间报纸《文汇报》《新民报》《大公报》与中共地下党有密切联系已是公认的事实。但外国在华报刊与地下党的关系，目前新闻史研究似着墨不多。夏衍在一篇回忆新中国新闻接管工作的文章中，揭开了谜题的一角：“上海有好几家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的主持人鲍威尔和我们地下党有联系，因此也照常出版。” [36]笔者的考证亦进一步证实，1949年之前，多位中共地下党员活跃在《密勒氏》的采编岗位上，并在1947年国共政争的关键时期主导了刊物的言论方向。[37]1947年是国共角逐进入白热化的时期。这一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台湾二·二八事件和五·二〇学生运动，几乎成为国民党政府检验中外报刊政治忠诚的试金石。也正是在这两件事的报道上，《密勒氏》“激起了国民党的愤怒”，[38]被后者划归到左翼阵营。
　　1947年2月，台湾发生二·二八流血事件，小鲍威尔乘坐事后通航的第一班飞机，亲赴台湾采访，罕见地署名发表独家目击记，[39]首次将一度扑朔迷离、不为世人所知的惨案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报刊大骂“小题大作”。[40]国民党于1947年5月成立上海新闻党团会报等组织，史无前例地对上海文化教育领域实施管控。在五·二〇运动中，上海报界开始分化。因连续报道学运、发表质疑政府的文章，《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晚刊）三报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动用警备司令部命令于1947年5月25日起停刊，《大公报》则被要求“勿撰写刺激文字”。[41]《密勒氏》很快发表言论表示同情，“本周结束时，三份自由报刊《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报》仍背负着官方停刊的禁令，只留下《大公报》一家报纸，其发表的意见与官方观点也未尽一致。（今后）对学生、和平和经济问题的评论，必然会有所偏颇”。[42]此后，在万马齐喑的局面下，《密勒氏》利用自身作为外媒的特殊地位，对学生运动进行大规模、集中火力的报道，成为学生活跃分子和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中国知识界的喉舌。根据笔者粗略统计，《密勒氏》1947年刊载的与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有关的文章达到百篇之多。1947年6月14日《密勒氏》发表杨承芳（Charles J. Canning）所写的《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学生运动》一文，直陈学生运动的历史意义：“事实上，在中国，学生的躁动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政治的晴雨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政治的每一次深远的变革或发展都以学生骚动的突然爆发为先导。” [43]据说，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上海分处主任的魏景蒙“把它（《密勒氏》）看作眼中钉，碍于它是‘友邦’人士所办，奈何不得”。[44]小鲍威尔本人对参与学生运动的师生亦采取同情、包容的态度，曾公开痛斥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今年五月爆发的学生运动，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去研究它爆发的原因，事后又不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反而使用枪弹、木棍、水龙，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是一桩非常不好的现象”。[45]他甚至利用自己的家来掩护参与运动者的安全。圣约翰大学教授沈体兰因支持学生运动，遭特务抓捕，就曾躲进小鲍威尔家中避难一周。[46]小鲍威尔主持时期的《密勒氏》不仅大量发表斯诺（Edgar Snow）、贝玛丽（Mary Barrett）、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耿丽淑（Talitha Gerlach）、舒子章（Julian Schuman）等在华左翼记者的文章，一定程度上成为左翼论坛，还聘用了精通英语和新闻业务、有中共地下党背景的采编雇员。经笔者查考，孟用潜和杨承芳是渗透和潜伏在《密勒氏》的影响最大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
　　孟用潜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地下党的组织领导工作，1925-1953年先后为《密勒氏》（化名C. Y. W. Meng，译作“孟长泳”）撰写署名文章452篇，是《密勒氏》最多产的作者，内容多以在国民党统治下争取民主自由为主题。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密勒氏》的编辑，秘密身份则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调查研究部副部长，亦是中共党内最资深的美国经济专家，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中颇有影响。[47]杨承芳1945-1949年长期在《密勒氏》担任编辑（化名Charles J. Canning，直译为查理·卡宁，被很多读者误认为是美国记者），1927年加入共产党，任上海地下党中央秘书处英文翻译，建国初期曾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他先后为《密勒氏》共撰稿署名文章26篇，主题多是支持学生运动、批评美国对华政策。杨承芳从一般看稿写文章的普通编辑逐渐发展到受小鲍威尔重用撰写社论，其言论倾向引起上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遂向美国大使馆提出抗议，并提供了一个有为共产党说话嫌疑的社论清单，而其中竟有三分之二出自杨承芳的手笔。此后的社论虽改由小鲍威尔撰写，但小鲍威尔所写的问题多数征求过杨承芳的意见。[48]

四、小鲍威尔的社会任职：“起了进步新闻工作者所起的作用”
　　美国新闻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密勒氏》之外小鲍威尔曾任职过的两个重要社会机构。笔者依此轨迹追踪其背后的人际交往和新闻活动，连根拔起的正是以周恩来和宋庆龄为中心构筑起来的严密而广泛的统战网络。
　　“珍珠港事件”之后，1942年美国国务院在中国重庆设立战时新闻机构“美国新闻处”（以下简称“美新处”），宣传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小鲍威尔在接替父亲担任《密勒氏》主编之前，于1942年底受雇于美新处，借此机会来到中国，并辗转工作于重庆、桂林、昆明等分处，还曾担任桂林分处副处长。[49]为便于向中国受众宣传报道，美新处的负责人费希尔（Francis Macracken Fisher）在筹建美新处时决定设立中文部。他找来1930年代担任记者时的老相识、实为中共地下党的记者刘尊棋负责中文部。[50]在周恩来的实际领导下，刘尊棋安排不少共产党员秘密进入美新处开展工作，开辟了与美方联系的又一渠道。由此，美新处的中文部、译报部实际掌握在中共手中。小鲍威尔在美新处工作时不仅与费希尔、克里斯托弗·兰德（Christopher Rand）等美国记者成为同事、朋友，还结识了刘尊棋、金仲华、田价人、孟用潜（即孟长泳）、陈瀚笙、曹未风等中方人员（多数为隐藏身份的中共地下党），他们后来几乎都成为新中国的外宣领导层和骨干，对小鲍威尔后来的新闻生涯均产生重要影响。
　　小鲍威尔晚年在回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驻华新闻报道活动时，多次提及刘尊棋与自己的交往，八十年代还曾与刘尊棋在北京重聚。[51]刘尊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担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乔冠华任局长、冯亦代任秘书长），负责对外宣传工作。虽然没有档案证据表明新闻总署1950年代初对《密勒氏》的拨款资助有刘尊棋等人的介入，但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金仲华在美新处工作时因英语流利、学识渊博，颇得小鲍威尔的好感。两人的友谊也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正是在金仲华的具体帮助下，《密勒氏》得以解决登记、印刷、发行、财政等方面的问题，继续维持出版。据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原副主任陈落回忆，“他（金仲华）是在重庆美国新闻处与鲍威尔相识的，对鲍很了解。在意识形态上，鲍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有强烈的正义感，对当时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争权夺利、镇压异己深表不满，所以它能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起了进步新闻工作者所起的作用”。[52]《密勒氏》与中国左翼人士发生联系的第二个主要渠道是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福会”，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运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威望和影响，以中福会等机构为阵地，吸引、团结了一大批中外友人，帮助中共将统战工作延伸至海外。而小鲍威尔正是宋庆龄圈子中的重要一分子。
　　宋庆龄与鲍威尔家族及《密勒氏》素有渊源。宋庆龄与小鲍威尔的父亲老鲍威尔是20年代的老相识。宋庆龄的第一篇个人专访《在汉口访问孙夫人》就发表在1927年6月11日的《密勒氏》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密勒氏》供职的斯诺也与宋庆龄私交甚笃。当年斯诺正是经由宋庆龄介绍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等人。抗战胜利前宋庆龄的诸多个人声明都是通过《密勒氏》的渠道得以发表。也正因此，在老鲍威尔1947年在美国逝世时，宋庆龄特别致函小鲍威尔，对其父亲的逝世表示哀悼。[53]小鲍威尔1945年12月续办《密勒氏》后，与宋庆龄及中福会建立了更加私人化的关系。小鲍威尔的妻子西尔维亚·坎贝尔（Sylvia Campbell）1945年年底来到上海，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数月后，于1946年10月起转而成为中福会的正式工作人员，直接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工作。1947年小鲍威尔与西尔维亚在上海结婚，曾邀请宋庆龄参加婚礼。1947年小鲍威尔本人亦接受宋庆龄的邀请担任中福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54]除了工作关系，私下里他们夫妇与宋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宋庆龄直接称呼小鲍威尔的小名“比尔”。
　　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宋庆龄素来低调、深居简出，平时习惯用英文书信与外界联系。她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但十分关注她创办的事业——中福会的新闻宣传。在妻子西尔维亚看来，丈夫小鲍威尔等中福会执行委员“对宣传和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项目，掩护宋庆龄和基金会工作人员都发挥了作用”。[55]宋庆龄对《密勒氏》的采编有着极高的发言权，1951年3月28日，宋庆龄在致周恩来的信函中建议“《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外事办公室指导下运作。这个渠道的有利之处是，众所周知，《密勒氏评论报》是一份私人出版物，这份刊物传达的讯息不会有一个政府机构发表的讯息的那种效果”。[56]

结语
　　在老鲍威尔所处的时代，中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与父亲面对的环境不同的是，小鲍威尔续办《密勒氏》时，正是国共两党对抗的非常时期，两党之间原本存在的巨大复杂的政治空间被挤压成非敌即友、非左即右的政治站队。尤其是国民党将大批既不赞同中共主张又反对国民党贪污腐化、一党专政的中间势力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贴上亲共、左倾的标签，反而使他们与共产党逐渐接近。[57]小鲍威尔是当中颇有意味的一个案例：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者那里，小鲍威尔被戴上“共产主义宣传员”的帽子；在国民党的眼中，对台湾二·二八事件和五·二〇学生运动的报道意味着《密勒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左”转；在共产党看来，小鲍威尔及《密勒氏》“起了进步新闻工作者所起的作用”。[58]这与小鲍威尔对自我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小鲍威尔仍坚持自己与《密勒氏》并未放弃自由主义立场。他本人从来不曾信仰过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他反复强调其同情中共、批评国民政府的倾向，并非出自党派立场，而是实事求是、注重事实真相的体现。
　　然而，“个人身份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主体的选择，还是历史和社会赋予的结果，一个人极少能摆脱身份选择和赐予的影响”。[59]一旦被赋予“进步新闻工作者”这一标签，小鲍威尔“不可自拔地”逐渐被“团结”到中共统战系统建构的关系网络中。本文研究即发现，活跃在小鲍威尔身边的朋友圈——龚澎、冯亦代、孟用潜、杨承芳、刘尊棋、金仲华、宋庆龄等，几乎皆为周恩来和宋庆龄为中心辐射出的中共负责外宣的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即小鲍威尔及《密勒氏》在人员交往层面，始终未走出中共及左翼人士铺开的关系网，并在这种影响下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做出了意识形态的调整。■
　　
①《密勒氏评论报》（原名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系1917年6月9日创刊于上海的新闻时事评论周刊，最初由美国人密勒主办、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即“老鲍威尔”）任主编。每周六出版，16开本，每期约50页，发行量约5000份，读者主要为在华外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及学习英文的年轻人。该报大体可分为老鲍威尔时期（1917-1941）和小鲍威尔时期（1945-1953）两个阶段：（一）1922年老鲍威尔从密勒手中收购股权、全面接手主持该刊，1923年改刊名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文名仍沿用《密勒氏》），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迫停刊。抗战期间，老鲍威尔严厉抨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老鲍威尔的主持下，《密勒氏》曾采访过孙中山、张作霖、吴佩孚、宋庆龄、蒋介石等军政要人，并设有《中国名人录》等特色栏目，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巨大。（二）1945年10月，老鲍威尔的儿子约翰·威廉·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即“小鲍威尔”）到上海接办《密勒氏》。在他的主持下，《密勒氏》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极大欢迎，发行量最高时达到8000份。在国共内战时期，《密勒氏》严厉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新闻检查制度，对美国对华政策也多有批评，同情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被《大公报》评为外报中“唯一的自由主义的刊物”。1949年5月，中共解放上海后，该刊对新统治者表示欢迎，并接受新政权对报刊的管理，报道新中国取得的各项成就。1950年9月改为月刊。1953年曾报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由于美国政府对其实行禁邮，使其读者人数和经济来源大为减少，不得不于1953年7月停刊。
②新闻总署曾拨给《密勒氏》1952年办刊经费三亿五千万元（当时一亿元旧币约合后来的一万元）。见陈落：《关于核发密勒氏评论报1953年上半年度预算的报告》（缩微），1952年12月31日，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B34-2-16-12。
③Neil L. O’Brien, 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Monthly Review, Ph.D.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2001p5.
④万歌：《〈密勒氏评论〉和小鲍威尔》，《新华文摘》第2卷2期，1947年2月10日
⑤[英]威廉斯（Williams，Peter）、（英）华莱士（Wallace，David）著；建国、白莺译：《罪恶魔窟 731细菌部队最新揭秘》第27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
⑥陈落：《金仲华与对外宣传》，载张承宗主编：《金仲华纪念文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1997年第一期 总第八十四辑）》第221页，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年1月
⑦爱丽诺·麦考利·库珀、刘维汉著，傅志爱译：《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 1934-1974》第26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⑧张威：《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第6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⑨引语系《大公报》对《密勒氏》的评价。见狄克：《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群像》，《大公报》香港版，1948年12月13日第5版
⑩J.B. Powell and Chinal, What the American Press Thinks About It!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n 41927.
[11]Edgar Snow, Interviews with Mao Tse-tungCommunist Leader,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4 Nov and 21 Nov1936.
[1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立程、付瑶译：《爱泼斯坦作品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58页，新星出版社2015年8月
[13]Our Policy Stand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Oct 201945p3.
[14]Split in China?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ug 21947p249.
[15]John W. Powell, Reply to an Attack o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Mar 251950p55.
[16]亘火：《中国为何援助鲍威尔揭露美军发动细菌战》，载朱纪华主编：《档案解密外交风云》第139-140页，学林出版社2014年1月
[17]转引自[美]迈克尔·舒德森著，徐桂权译：《新闻社会学》第175页，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18]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49-50.
[19]转引自保罗·法兰奇著，张强译：《镜里看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第266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
[20]转引自保罗·法兰奇著，张强译：《镜里看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第284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
[21]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92-93.
[22]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97.
[23]当时老鲍威尔尚在世，虽人在美国，但仍是可以“遥控”《密勒氏》的名义主编兼发行人。例如1945年11月3日，该刊发表了老鲍威尔好友、名报人吴嘉棠的《红军以内战为威胁以谋取更多政治利益》一文，认为中国即将陷于内战，责任“在共产党，而非国民政府”。（见Woo KyatangReds Press for more Political Gains with Civil War Threats ,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3 Nov1945.）1946年2月16日，《密勒氏》甚至发表了老鲍威尔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国的红色危机：蒋会走戴高乐的路吗？》，称“多数中国人宁愿要一个反动的、腐败的政府，而不愿要一个外国独裁者的中国傀儡控制下的内奸政府。”（见J.B. Powell, The Red Crisis In China: Will Chiang Go The Way Of De Gaulle?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6 Feb1946. ）
[24]万歌：《〈密勒氏评论〉和小鲍威尔》，《新华文摘》第2卷2期，1947年2月10日
[25]经笔者检索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数据库，小鲍威尔时期的《密勒氏》（1945-1953）全文含有“民盟”（Democratic League）一词的报道多达213篇。
[26]《鲍威尔返沪——云南之行感想很多》，《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2月4日第3版
[27]经笔者检索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数据库，小鲍威尔时期的《密勒氏》（1945-1953）全文含有“土地改革”（land reform）一词的报道多达427篇，相当于平均每期有两篇提到土地改革。
[28]王一：《小鲍惠尔海外论中国》，《自由丛刊》1947年第7期
[29]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99.
[30]Fei Hsiao-tungMy Search for DemocracyThe China Weekly Review, Oct. 11949p65. .
[31]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92.
[32]周恩来及其外宣团队（包括龚澎、乔冠华、刘尊棋、金仲华等）的个人魅力及与在华外国记者发展的私人友谊对后者报道倾向的影响，一直以来都被归入政治上的统一战线范畴，而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角度所作的研究还远嫌不够，这是笔者今后努力拓展的方向。
[33]龚澎的女儿乔松都将小鲍威尔称作“与母亲十分熟悉的老记者”。见：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 我的父亲母亲 修订版》第10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
[34]费正清曾在家信中这样描述龚澎，“我发觉她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艾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Philip D. Sprouse）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 见：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23-324页，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5]冯亦代：《忆龚澎》，载：张岱年、邓九平主编：《往事如烟》第16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6]夏衍：《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载：杨扬编：《文路沧桑：中国著名作家自述》第113页，杭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7]只是小鲍威尔当时对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否知晓，尚不确知。
[38]沙博理著；崔思淦译：《我的中国》第52页，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39]见John W. Powell, An Exclusive Account of Taiwan’s Blood Bath,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Mar 291947p115. .
[40][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476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41]张济顺：《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
[42]What Chinese Papers Say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ne 071947p29.
[43]Charles J. CanningPresent Student Movement Held Greatest in China’s History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un 141947p48.
[44]陈落：《鲍威尔与〈密勒氏评论报〉》，载：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 第6辑 新闻出版》第4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45]王一：《小鲍惠尔海外论中国》，《自由丛刊》1947年第7期，第39-44页
[46]陈一鸣、陈承融：《沈体兰先生传略》，载：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 第8辑 教育科技》第13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47]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226页，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48]陈辛仁主编：《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第502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
[49]Neil L. O’Brien, 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 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Monthly Review, Ph.D.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2001p6.
[50]于友：《报人往事》第61-62页， 群言出版社 2013年版。
[51]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96-199.
[52]陈落：《鲍威尔与〈密勒氏评论报〉》，载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 第6辑 新闻出版》第4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53]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 1893-1981 （上册）》第89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4]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 1893-1948》第712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55]西尔维亚·鲍威尔：《我和宋庆龄一起度过的那个年代》，载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回忆宋庆龄》第77页，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
[56]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宋庆龄书信选编》第16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
[57]正如当时的一位美国在华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所观察到的，如果你老是把一个人说成是共产党，久而久之，很可能最后他自己也会说，莫非我就是个共产党吧。见（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499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58]陈落：《鲍威尔与〈密勒氏评论报〉》，载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 第6辑 新闻出版》第4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59][美]萧邦奇著，周武彪译：《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第24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伍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本文为“《申报·自由谈》（黎烈文时期）与左翼文人的交往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成果，编号2016BXW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