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京成　　
　　【本文提要】本文对中国特色新闻学提出的特定背景、其与新闻传播学科的关系、对新闻学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正当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论证了当前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必要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新闻学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210
　　《新闻记者》杂志2017年第9期发表了陈力丹教授的文章《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针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热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对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的功利性、浮躁化甚至“跃进式”倾向的批评，对于当前新闻传播学的繁荣与健康发展颇有启发，也体现出了陈力丹教授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中国新闻学人的责任担当。但是，《思考》一文提到“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不能按此逻辑，什么都套上一个‘中国特色的××’，否则就成为一种形式主义了。新闻传播学就是新闻传播学，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吗？习近平都谈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难道我们却要把同一个学科划分某阶级、某党派、某民族、某国家的新闻传播学吗？”笔者对此有不同意见，特撰此文，以就教于陈力丹教授，也请新闻传播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中国特色”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
　　在中国，“中国特色”并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词汇（如红色中国结是中国文化的符号表征而具有“中国特色”等），而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这段话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在“伟大旗帜”“根本方向”意义上作为党和国家对中国道路的根本性概括，直至最近的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②
　　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全球学界政界瞩目。2004年5月，美国学者乔舒亚·库拍·雷默发表《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在比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大胆尝试，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国模式”，由此拉开国内外对中国模式关注与研究的序幕。“基于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研究传统的差异，国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概括以‘中国模式’为主，而国内学术界则经历了有无中国模式，用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案例、中国道路来取代中国模式的争论，最终多数学者形成了‘中国道路’表述的共识”。③“中国特色”在原有内涵基础上又被赋予新的理解。因此，中国特色新闻学中的“中国特色”是有具体政治内涵的，它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继承，同时又不能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完全划等号；它所探究的新闻学基本问题，更与西方新闻学理论具有政治立场、学术价值、实践意义的明显差异或本质区别。
　　
二、新闻学界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有特定的背景
　　从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看，较早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是1989年5月发表于《中国记者》的文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此后，学界直接以“中国特色新闻学”为题的著述并不多见。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习近平“5·17”讲话发表以后，新闻学界展开学习、贯彻讲话精神活动，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其中一个焦点性议题，“中国特色新闻学”开始高频次地出现在学术会议、学术研究中。例如，2016年6月3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上海联合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创新研讨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教授称此次会议为“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特别有意义的事件”，一方面，“它将结束近百年来中国新闻教学照搬照抄、迷信苏美、有学无论、有教无学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它号召全国新闻传播理论工作者“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概念、范式、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④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5·17”讲话中关于打造11个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的论述，是在谈及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时讲的。可以看出，柳斌杰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创新研讨会”重要意义的认识，正是结合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学研究存在问题对习近平“5·17”讲话的回应，也可以看作是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重要背景。
　　因此，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有：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学“一路向西”，主要靠移植西方新闻学理论已经无法实现理论创新，而且西方新闻学一些理论本身也已经“理屈词穷”；二是以党性原则、为人民（而不是为资本、为党争选举）服务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新闻体制，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实践经验，需要中国新闻学界开展理论阐释，这项工作是“四个自信”的重要体现；三是在全球传播、世界新闻学研究视野下，在中国崛起备受瞩目的背景下，提出中国当代新闻学的“中国主张”。这些“中国主张”当然也要吸收借鉴各种文明中的新闻学基本原理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但立身之本及其创新，归根结底还在于“中国特色”。
　　
三、中国特色新闻学与新闻传播学科的关系
　　《思考》一文认为，“新闻传播学就是新闻传播学，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吗？……”
　　在当前我国学科设置中，新闻传播学是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下形成了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实务新闻学、管理新闻学四个领域，广义的新闻学是指涵盖四个领域的新闻学，狭义的新闻学就是指理论新闻学。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主要是指狭义层面的新闻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闻学。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新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特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阐释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舆论工作规律的新闻学。把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中国特色新闻学，与作为一个学科的新闻传播学对立起来有待商榷。
　　当然，中国特色新闻学在中国新闻学领域具有在政治上发挥指导性、理论和学科体系上发挥统领性的地位，具有捍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听到有人提出要改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之现状，把新闻传播学改成“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诉求或呼吁。
　　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成为“学”，要看它是否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构成内容、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并建构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学”这个概念本身在中文中就有多重含义，可以理解为学问、学说、学派、学科等，中文著述中介绍西方新闻学的经典理论就有“客观新闻学”“精确新闻学”“公共新闻学”“新新闻主义新闻学”等，提出中国特色新闻学因而也不应是“非分之想”，它并不是要取代新闻传播学，而是要丰富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多样性，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学中的指导性作用。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历史与现状看，民族学一级学科下就设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已经成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也从没有取代民族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为繁荣中国民族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方案。
　　因此，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我们更期待它经过中国新闻学人的理论建构，在未来成为全球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因指导、阐释和引领当代中国新闻业，这一伴随着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伟业的成功实践而应理直气壮存在并不断发展，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形式主义”是有失公允的。
　　
四、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对新闻学的继承与创新
　　新闻史学者王润泽教授认为，“每一种人文社会学科都有其普遍性，即学科共同的理论、通用的方法、解决只有本学科才能解决的问题，但在不同的文化时空条件下，同一学科表现出的差异更具魅力”，“历史上从钱穆等国学大家到徐宝璜、戈公振等中国新闻学鼻祖，都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做过积极的肯定，从民国起，学界和业界就有要构建起独立且具有中国特色新闻学科的夙愿”。⑤但是，彼特色非此特色，旧中国新闻学者面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现实何谈“中国特色”？又如何能够给世界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理论”？中国特色新闻学可谓是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之运而生，是对新闻学的继承与创新，而核心在于创新。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并不是“另起炉灶”，要再造一套新闻学的新逻辑，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新闻学的创新。由于新闻传播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中国特色新闻学欲想“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必须开展跨学科的探索，尤其要吸收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汲取中国文史哲学科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研究的精华，来丰富学术研究的想象力，有力诠释并体现“中国特色”，如柳斌杰教授所言“达到新闻学的三个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科学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代表当代人类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的新认识”。⑥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新闻学科内部的继承问题。“继承”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具有共性的新闻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如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规律等；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及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宣传、新闻舆论的论述；三是继承自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中国新闻学党报理论。继承不是仅仅“做文献综述”，如果只有“继承”而没有“创新”，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旧瓶装新酒”，就是“形式主义”了。
　　那么，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创新”体现在哪里？笔者认为，“创新”也正在于“继承”的三方面“突破”：一是对具有共性的新闻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的“突破”。例如，新闻客观性、新闻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等概念，这些理念早已写入几乎每一本中国新闻学基础理论教材中，但吊诡的是，在实践中这些理念又已经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几近破产了，如何“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理念”辩证地分析这些理论？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时俱进地“有所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并重在解决当时的实践问题，如果只是机械地照抄照搬照读就是“教条主义”。例如，马克思在新闻领域最著名的著述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如果没有全面掌握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就会认为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就是就是反对书报检查。但我们要看到，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无产阶级报刊有其生存的时代背景，当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尚未完全摆脱唯心史观。同样，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也有其时代背景。已故新闻学家甘惜分教授认为，当代中国新闻学创新发展的出路在于“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这里的“马克思”并不是指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而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精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有所突破”的“利器”所在。三是对中国新闻学党报理论“有所突破”。党报理论自延安新闻改革创立，至今仍然是中国新闻业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核心理论，其基本要求也是中国新闻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责任，尽管在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影响下，有人对党报理论时有攻击，甚至将其戏谑为“性学”（“四性一统”是党报理论的重要概括），但谁也无法否认在党报理论指导下当代中国新闻业取得的成就并保障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信息传播之“民生”。斗转星移几十载，党报理论从提出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也经历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三十年”，世情、国情、党情、民情、舆情的变化自然要求党报理论要有新的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正因此而呼之欲出。
　　
五、新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正当性
　　如果认为新闻学没有意识形态属性、没有政治性，中国特色新闻学，更为确切地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当然也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但事实真是这样么？
　　众所周知，关于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显性的和隐性的权力支配与权力运作，中外新闻传播学已经有很多论述。如，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各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国新闻理论界泰斗甘惜分、王中著名的“论争三十年”，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等关于传媒与权力、意识形态研究的相关理论等，不胜枚举。一言以蔽之，“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⑦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就是对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之原因的最有力的回答。
　　当然，不同学科因研究对象与现实政治关联度强弱有别，而使得不同学科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也强弱有别。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传播学因其研究对象力图涵盖社会性传播行为，以及占主导范式的经验学派刻意为之，而始终在弱化意识形态属性（如人际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意识形态属性就弱一些），但事实上传播学的诞生与发展成熟本身就是“冷战”的产物（可参阅美国学者辛普森著《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而新闻学因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规律，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新闻媒体、新闻工作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始终存在。新闻的原点是“事实”，存在的功能与价值是“说话”，“事实”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新闻从业者以及当今自媒体传播者）来认知、采集、加工的，“说话”不是“自说自话”，始终有一个“为谁说”的立场问题，这就是新闻工作规律的“元理论”。超阶级、超党派、超民族、超国家的新闻现象是存在的（如部分科技新闻等），为了描述、阐释这样的个别的新闻报道之新闻规律也是存在的，但从总体的、宏观的视野看，超阶级、超党派、超民族、超国家的新闻理论难以站住脚。因而，新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正当性，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特色新闻学既不支持“去政治化”，也反对“泛政治化”。中国特色新闻学中的“中国特色”有特定政治内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中国特色新闻学既不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降学界“去政治化”的倾向，正如甘惜分教授生前所言“新闻不讲政治，不问政治，‘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蒜’”，同时也反对“泛政治化”，即将所有的新闻现象、新闻理论、新闻规律都纳入政治分析的视野中。总之，对待其意识形态属性和该领域内的实践问题、理论命题，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品格。
　　二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具有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新闻学之“中国特色”所在。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有维护所在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国家意识形态不安全，则首先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不安全。也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观念领域正失去其主导性地位，逐渐丧失其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导力、凝聚力和控制力”，⑧用葛兰西的理论就是维护“文化领导权”问题。近年来学界有的人有一种不明言的看法，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开展学术研究有“背书”“五毛”之嫌，这种倾向值得反思。中国特色新闻学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既不输“学理”，也不输“公理”。同时，中国特色新闻学“修正”的当代中国新闻学“西化”问题，也并不是指西方文明、西方文化、西方理论，而主要是针对西方基于意识形态分歧而否定、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思想，是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功能的体现。
　　三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政治属性不是其“无学术性”的桎梏。有人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存在价值产生怀疑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它的政治属性会导致其“无学”，这就涉及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提到这个论题，学界经常提到的就是百年前马克斯·韦伯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作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严格意义上讲，韦伯在此所谓的“学术”主要是指客观性的“自然科学”，而未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尽管在这两篇演说中，韦伯并没有对“学术”与“政治”、“学术人”与“政治人”间的关系进行专门的阐释，但却让后人演绎出如下信条：学术应该是独立的，学术应远离政治，与政治关系过密的学术“无学”。笔者认为，学术可以独立于政治权力，但是无法独立于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又是由背后的政治权力塑造的。学术对政治的“独立”或“联姻”，关键要看是为了谁的政治。为了最广大人民之政治的学术研究就是真学问，是最真切的人文关怀，仅仅是学者个人“思维体操”的学问固然是学问，但也是缺失人间关怀的学问。对于当代中国及中国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最现实、最具获得感的政治，中国特色新闻学只要能够端正学风，秉承科学的、开放的研究精神，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著书立说，它就是真学问，就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学问。■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③朱炳元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④引自徐佳：《追求真理、开宗立派、改革创新一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新闻大学》2016年第5期
⑤王润泽：《挖掘新闻学的中国特色》，《中国报业》2017年第10期
⑥柳斌杰：《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追求》，《经济导刊》2017年第8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高峰、艾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论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
　　
宫京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本文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研究”（A201612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