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这几年《新闻记者》组织了多次关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讨论，受到学者们的关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新闻学（这里我理解为是对“新闻传播学”的简称）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11个学科之一，更引发了本学科很多宏观层面的讨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提法也多起来。我对一些问题做过思考，但没有认真总结回顾，现在借学习习近平5·17讲话精神的契机集中做一梳理，以期引发进一步的讨论，让学界同行都来关心本学科的建设。
　　
一、新闻传播学目前的状况和发展趋势
　　习近平讲话里提到了包括新闻学在内的11个“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但没有提到人文学科——文学、语言学等。显然这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的“经世致用”角度衡量的，因为新闻传播在当代信息社会很重要。但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还不能真正起到“支撑”作用。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相比，缺乏自身系统的学理。在我国，这个学科严格说并没有形成体系，学术研究方面也没有形成与众不同的学科话语，更没有形成学派。
　　未来的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必须与互联网的传播环境相适应。
　　新闻学属于应用学科，基本理念就那么一些，至少目前不存在过时的问题，但需要依据传播环境的变化对原有理念做一些内涵和运用方式的调整。新闻学应能够阐释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闻传播现象，如果不能有效地、令人信服地予以阐释，那它存在的合法性（多年来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的质疑，其实就是对新闻学合法性的质疑）就会受到质疑。
　　因此，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价值、新闻真实等概念，客观性原则如何运用等问题，都需要在新的传播环境下重新思考。例如“新闻”原来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新闻工作是从时间的河流里捞新闻。而现在的互联网是泛时空的信息海洋，仅以时间为标准的“新”，不能满足未来人们对新闻的需要，因为网民的接受行为不再受制于线性时间。对他们来说，新闻源从河流变成了海洋，新闻的提供者需要从这片无限的海洋里捞新闻。因为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选择，超越简单的“发生了什么事”的新闻知识类型，超越对线性时间的追逐，而现在的新闻提供者，也有能力通过处理更多的事实，提供关于事实的全新理解，即关于“事实的知识的知识”。
　　这里所说的对“新闻”的再理解，只是根据传播环境的变化对以往认知的一种调整，还谈不上理论创新。现在“创新”一词被滥用了，并非有一些不同就是创新。创新很难，也是很少的。当人人都说“创新”的时候，那个“创新”肯定不是创新，只是一个时髦词句而已。
　　关于传播学，需要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互联网传播方面来，不能再把大众传播作为教学和研究的主体。例如原来阐释大众传播现象的“议程设置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互联网传播现象，但“议程设置”的理念启发了新的研究，2014年发表于《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的论文《探索“外部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图景”：网络议程设置研究》（Exploring “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 A Network Agenda-Setting Study），作者就借用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第三层议程设置模型。目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很少有类似在中观以上层面对原来的传播学理论做出修正的成果，而多陷于对各种最新传播形态“特征”的描述上（数亿人在玩的东西，研究它的“特征”给谁看？），没有走出来。
　　我们无法完全看清未来，但大体趋势是可以感觉到的，即互联网已经颠覆并还在继续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目前可以做的事情是：及时向社会提出关于互联网对工作环境、工作方式、消费方式、连接方式、商业模式重构（Re-Imaging）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别要研究互联网对人们观念的重构、消息传递的重构、内容生产的重构、人们日常生活中消费支出的重构，还有新一代（12-24岁）对互联网用途的重构，向社会各方面提出忠告、警告，让更多的人对未来有所把握，不能固守习惯了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要像习近平所引用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与时俱进。
　　
二、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本学科发展
　　习近平5·17讲话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不能按此逻辑，什么都套上一个“中国特色的××”，否则就成为一种形式主义了。新闻传播学就是新闻传播学，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吗？习近平都谈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难道我们却要把同一个学科划分某阶级、某党派、某民族、某国家的新闻传播学吗？
　　新闻学是人们关于新闻、新闻传播和接受等方面的理性认识，会有不同的认识，但必须有本学科学大体认同的东西，不然就很难称为“学”。例如关于新闻政策，观点肯定不一样，但作为一个讨论的话题，是得到承认的。中国所谈的新闻学和西方各国所谈的新闻学是同一个新闻学，只是在有些问题上认识不同而已。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有了，但具体到不同学派，目前是各说各的，尚没有公认的统一体系，但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称谓，学科内的多数人还是承认的。
　　毛泽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不是替代。各学科总体上应贯彻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根基，需要以此来分析问题。学术研究可以有各种观点，但要能够自圆其说，讲出的道理让人信服。马克思主义是讲道理的，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现在我们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缺乏清晰的哲学认识统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来阐释新闻传播学，还比较缺乏，就是对其他学派的哲学理论也知之不多。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今年我看到一篇关于新闻体制的博士论文，作者拍脑袋设想了一个宏大的框架体系，学术上站不住脚。文章写道：“体制观念先于并指导体制的生成，它是体制的灵魂，是体制系统的核心性存在……体制观念是体制的源。”这是该文反复述说的观点。甚至有一处还谈到“具体行为实践的不断探索也会对观念有一定的反作用”。应该是实践出真知（观念），观点对实践有反作用。这样颠倒使用的“反作用”的概念，仿佛当年杜林观点的再现。①观念不是先验的，观念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该文的论证起点——观念决定一切，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整体设想存在严重缺陷。
　　建议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以上的人员（更不要说在岗的教师了），要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哲学著作，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这里面有很多涉及传播的精辟论述）、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谈谈辩证法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以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基础。论证有了一定哲学理念，才有灵魂和显现一定的理论力量。前年我安排还没有入学的3位硕士生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们读了很新奇和惊讶，因为不知道马克思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各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发表了。
　　前年我参加一位博士生的开题，其选题是“中国气候传播策略研究”，第一句话就让参加开题的博导们惊呆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是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气候变化是一种创新，具备创新的五个特征，首先……”气候传播怎么是一种创新？它与“创新扩散理论”风马牛不相及。这位同学不仅缺乏传播学的常识，更缺乏认识和判断问题的哲学基础。
　　现在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下一层认识。这个说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以前所说的革命导师们关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论述，它是以往革命传统的记述，有一部分属于政治原则，有一部分属于对新闻传播现象的认识，带有一定的学术意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宣传-舆论工作具有政治指导意义，它的主要部分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要搞清楚它包含哪些内容，哪些属于基本原则（这种研究是一种学术），也可以对经典作家们的一些关于新闻传播的认识进行学术研究，以便指导新闻-宣传-舆论工作，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不能替代新闻传播学本身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关于新闻传播规律性现象的论述，可以大体归纳为若干思想，例如马克思关于新闻真实的“有机的报刊运动”（lebendiger Preβbewegung）的论述、马克思关于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公正惯例”（Common Fairness）思想、列宁关于信息“真实不该取决于为谁服务”（правда не должна зависеть от тогокому она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思想等等。贯彻这些思想，其实需要做很大努力，因为很多地方我们违背了他们的思想。习近平所说的“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不能根据愿望来描述事实”，就是引用马克思的原话，但我们根据愿望来描述事实的事情还少吗？
　　
三、如何处理新闻传播学研究、教学与现实的关系
　　新闻传播学是应用学科，没有哲学、历史学那样或抽象或久远，必须与新闻传播的实践密切结合。现在的问题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多数没有较深厚的新闻传播实践基础，而从事新闻传播实际工作的人则缺乏学术研究的基础。教学和研究者必须有几年新闻传播工作的实践，且最好有在新媒体总览全局的部门（过去叫总编室，现在的叫法多样化了）工作的经历，然后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即使离开实践岗位来到研究教学岗位，也要把每天看新闻和观察新闻传播业的变化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养成对新闻传播实践的批判性观察习惯。
　　我1970-1973年做了两年多的专职报道员，1976-1978年在《光明日报》总编室上了两年夜班，1981年以后在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所工作了二十多年，虽然是研究部门，但办公地点在人民日报社内，很多研究生同学在报社工作，吃饭在一个食堂，因而可以随时了解《人民日报》的动向与变化。这样的经历让我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获益匪浅，养成了从新闻传播学术角度分析业界新变化的习惯。我从2006年到现在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已出版12本共400万字），除了勤奋，也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书里很多文章属于这类分析文章，道理就是那么一些，但可以常说常新。
　　我希望能够以我的经历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培养新一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和教学者。未来新闻传播研究和教学人员如果没有这样的两方面经历，很难应对互联网传播的新环境。
　　关于新闻传播实践岗位人的转型，我想起歌德的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社会的进化和环境的变化自然会迫使原来的媒体形态和运作方式，以及新闻人的工作形态和制作内容发生变化。罗振宇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纽约来的朋友说美国报纸也在倒闭，但媒体人中没有像中国末日来临的气氛。为什么？因为对于美国媒体人来说，任何一个组织的解散并不意味着从业者的失败，散摊子就可以了，人类创造了另外的资源整合方式，大量新创的新媒体公司开出更高的薪水甚至期权，还需要什么转型？②但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传统媒体不愿意离开既有的温暖体制，使得应该自然而然发生的变化人为滞后了。
　　现在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即一讲课或写文章，满篇都是外国学者的理论。目前尚没有中国学者提出、得到国际同行公认的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术假设、公式。学术研究要求运用学术理论来论证所要研究的问题，使用诸多来自外国的理论可以理解，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理论要根据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环境加以讲述，要用中国的实践来说明、发展，修正已有的理论假设或公式。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较差，生吞活剥的现象比较严重，但不能用“西化”来扣帽子。
　　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继承了西方最优秀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典型的西方思维的精神成果。我们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一种“西化”。负面使用“西化”概念是一种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思维判断。19世纪的全球精神与物质交往，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这样的认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共产党宣言》）③现在全球信息传播已经同步，划清“东-西”的思维恰是马恩所批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什么叫“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④其实在跨文化交流中不论“西化”还是“东化”，都是做不到的，因为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一种融通。传播学名著《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利贝斯、卡茨）已经用很多经典案例对此现象做了论证。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包容能力，几千年也未被其他文化“化”了什么，反而“化”了它们，习近平5·17讲话里就把西方来的佛学视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把“释”列为中国“各家学说”之一。
　　中国没有现代新闻学的历史基础，新闻业以及随后的新闻学都是从西方引入的。现在中国新闻学的基本结构，与世界各国的新闻学大同小异，因为它是应用学科，不多的理论均来自新闻传播的实践，而各国的新闻实践是差不多的。习近平要求记者“客观、真实、全面地报道事实”，客观、真实、全面三个概念都是源自西方的。在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形成时期，党的新闻工作文献里就有一批介绍并应用西方新闻学理念论证问题的文献，例如《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从五个W说起》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传播学的概念进入党中央的文件，成为社会共有的理念。
　　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创新很艰难，因为缺少甘坐十年板凳冷的工作环境和心态；研究者与新闻传播实践的距离较大，也是难以出现新学理的原因之一。新闻传播学作为应用学科，不能像哲学那样埋头于发明玄虚的概念，即使有人发明了，也不可能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必须实在，并给人以释怀的感觉，才可能得到中国和世界同行的认可。
　　
四、目前新闻传播学应该研究的选题
　　目前应该在中观以上的领域多做研究：
　　1.互联网对社会传播结构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该如何看待，这些影响可能带来的种种悖论以及对悖论的解读。
　　2.互联网发展趋势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各方面的应对。
　　3.对互联网的批判性认识。网络发展的任何一种趋势都是双刃剑，指出可能的负面影响，比点赞正面影响更重要，纠正不科学的偏见则更为可贵。
　　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入信息社会时，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就写了批判性思维的论著《信息崇拜》（The Cult of Information）。这本书1997年翻译为中文出版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刚进入web1.0，但对我的思想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当学界发表关于互联网的种种神话般的想象时，我发表了《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5-6期合刊）和《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3期），对那些关于互联网将带来更多民主、自由的幻想，用“有矛就有盾”的道理进行了分析。新闻学界需要具备批判思维，这于社会有利。
　　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我在教学中陆续组织研究生写了一批文章。这些文章较早地提出了问题，但囿于当时的认识局限，水平并不高。希望有更多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继续深入研究：
　　1.《以互联网思维看互联网和关于互联网的研究》（陈力丹，《新闻界》2015年第20期），背景：人们习惯于从自身的逻辑出发，把互联网视为延伸价值观和影响力的平台或工具。事实上，互联网更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它重新聚合了社会资源、市场资源（包括整个社会传播形态和路径）。社会不知不觉中呈现着与传统社会的不同。“传统媒介一直是作为少数人的传播工具而存在于社会里，而很少能够被社会大众所用并自由地进行分享。而互联网恰恰激活了比机构更为基本的社会基本单位——个人，使每个个人都成为这个传播系统当中的一个元素、一个基本单位。”（喻国明）
　　2.《从4G、5G到未来的光子计算机》（陈力丹、陈少娜、高璐，《新闻爱好者》2016年12期），背景：201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在圣迭戈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公布了5G技术标准化的时间表，2020年制定完成。我们还需要继续向前看，提出这样的问题：计算机可不可以是超常的？如何让人们彻底甩掉电子计算机带来的种种烦恼？现在至少在理论上，光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3.《关系：移动互联时代传统媒体转型的逻辑起点》（陈力丹、费杨生，《编辑之友》2016年7期），背景：传播也是一种关系，在传播学视角下的人际传播、小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大类分析中，任何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关系下进行的。移动互联网的交互、实时、便携，更将传播深深地打上了“关系”的烙印，并产生了颠覆性的重构效应，促进新型关系的形成。这种重构效应已经从理论思辨走进了现实的实践，并引发对互联网属性的重新思考。一切皆可全时空连接，个体甚至是某些智能化的物成为连接的重要节点。
　　4.《互联网重新定义了媒体》（陈力丹、费杨生，《青年记者》2016年5月上），背景：新的移动设备＋互联＋用户界面＋沟通方式+美观……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活和习惯。移动化、社交化、视觉化的背后是互联网的重构力量。互联网重构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环境、产业逻辑。对传媒业而言，移动互联网并不是简单的渠道转移、产品更新，而是信息采集环境的裂变，新闻信息获取、传播和解读的渠道或方式的重构，以及对传统媒体赖以生存的盈利模式、内容生产方式和组织架构体系的颠覆。
　　5.《沉浸传播：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陈力丹、丁文凤、胡天圆，《新闻爱好者》2015年1期），背景：沉浸传播反映了人对媒介的深度依赖，以及充分媒介化的生活环境，目前已经变成一种现实。互联网建构的这个世界，让人们“沉浸”在其中，满足需求和提升自我。传播无所不能：娱乐、工作和生活边界消失。未来社会利用云技术，把过去分布在各个角落里的内容聚合成一个统一的网络。未来的媒体可能是任何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形态。
　　6.《社交媒体减弱政治参与——“沉默螺旋”假说的再研究》（陈力丹、谭思宇、宋佳益，《编辑之友》2015年5期），背景：“沉默螺旋”假设的核心问题是民意。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的态度表达，形成了意见气候。在意见气候的无形压力下，普通用户感知自己的观点与被感知的多数意见不一致时，倾向于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向相反观点。这些现象我们在日常社交媒体的使用中会有所感觉，只是没有认真想过而已。
　　7.《互联网条件下“新闻”的延展》（陈力丹、胡杨、刘晓阳，《新闻与写作》2016年5期），背景：互联网条件下新闻对线性时间的超越以及新闻形态的变化，带来了对未来新闻生产方式的想象，从提供“关于事实的知识”，转变到还必须提供“关于事实的知识的知识”。
　　8.《泛众传播视域下的新闻真实》（陈力丹、孙龙飞、邝西曦，《新闻与写作》2016年3期），背景：新闻传播学界需要在复杂而陌生的网络传播环境中，多向公众和官员们提供关于互联网条件下新闻传播的比较科学、理性的认识——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就现实人类新闻活动来看，新闻真实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过程真实，特别是越来越表现为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再现、塑造的真实。”（杨保军）
　　9.《从嗡嗡喂看新闻聚合网站的新闻价值运作路径》（陈力丹、何健、马骏，《当代传播》2016年第6期），背景：新闻聚合网站的运行软件，每天对成千上万个与之合作的新闻社交媒体的数据进行扫描，这类运行建立在众人新闻选择的基础上，比记者根据新闻价值的经验判断选择新闻精准得多。于是，关于对“新闻价值”的经验判断，现在遇到了软件判断的挑战。
　　10.《原生广告及对传统广告的挑战》（陈力丹、李维嘉、万紫千，《新闻记者》2016年12期），背景：什么是广告？广告即“展示”；什么是广告学？即千方百计设想如何“展示”以吸引公众的眼球。然而，广告多以生硬地打断观看的线性秩序为前提。网络原生广告（Native Advertising）打破了广告传播“展示”特征，实现了有价值的内容与广告的无缝融合。如果未来的媒体广告和广告学理论不能跟进这样的变化，媒体无法生存，广告学也会被其他的“学”替代。
　　11.《“用户体验”的新型媒体生存模式》（陈力丹、王之月、王娟，《新闻爱好者》2015年5期），背景：如果说传统媒体曾以“为读者服务”作为一种职业理念的话，那么互联网时代新兴媒体的职业理念就是“用户体验”。设计的每个创新点，或技术，或内容，或服务，都应该围绕用户需求、服务于用户体验展开，才能够引发用户共鸣，从而有可能获得成功。成功给予用户满意的体验就是商机。
　　12.《重构媒体与用户关系》（陈力丹、史一棋，《新闻界》2014年24期），背景：用互联网思维考量媒体，媒体与受众的地位将反转过来，受众变成了提出各种信息要求的用户，包括新闻，但绝不仅仅是新闻。媒体必须重构与用户而不是受众的关系，主动寻找自己的用户，稳定用户和不断拓展新用户。时兴的对话新闻学便奉以参与和互动为本质特征的互联网思维为圭臬，借助技术实现了用户深度参与新闻内容的生产，重构媒体与用户的关系。
　　13.《看客心理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延展》（陈力丹、李志敏，《法治新闻传播》2014年第6辑），背景：现代传播技术，潜在或直接地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一旦人们接受一种传播技术，也就无意中接受了其行为逻辑乃至价值。现在人们无聊的时候争分夺秒地刷“朋友圈”，便是新传播技术造成的一种新型围观的方式。
　　14.《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误读》（陈力丹、李林燕，《新闻与写作》2016年9期），背景：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误读情形有了更为复杂的表现。专业新闻传播者和用户传播者都在造成更多的误读，网络新闻传播的互动造成更多的误读。新闻误读并不全是对于新闻的错误理解，可以视为一种对事实的不一样的理解。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误读，如果已经形成一种显在的误读，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误读一定意义上是对新闻的一种创造性生产，具有创造性价值。
　　15.《大数据与新闻报道》（陈力丹、李熠祺、娜佳，《新闻记者》2015年第2期），背景：大数据不等于全数据、真数据。数据自己不能说话，记者需要借助一系列算法在数据中挖掘出意义。算法不等于判断，从数据世界进入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稍有不慎就可能做出错误的报道。照相术刚发明之时，人们普遍认为它能够担当起真实再现客观世界的任务。但后来人们发现，照片说谎的技巧比文字更加高超。如今人们对大数据的期待，类似于当初对照相术的期待。
　　16.《时空紧张感：新媒体影响生活的另一种后果》（陈力丹、毛湛文，《新闻记者》2014年1期），背景：信息社会的知识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传统的印刷媒介时代，当信息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无形中增加了人们信息处理的负担。新的网络应用软件不断被研发出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人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速度却赶不上渠道的更新速度。时空压缩的感觉，使文化从永恒和经典中跳脱出来，转而更关注当下的流行和变化的未来，加速整个社会运转脚步。
　　17.《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鸿沟》（陈力丹、金灿，《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7期），背景：数字鸿沟作为一个伴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发展而继生的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现象，其产生受到各项社会本身存在的不平等指标和因素的影响，在信息技术接入前，经济基础、教育程度和接入意愿的差异，以及信息接收时网络技术水平、信息使用模式和网络媒介素养的差异都会造成并扩大数字鸿沟。
　　18．《传播学面临的危机与出路》（陈力丹、宋晓雯、邵楠，《新闻记者》2016年第8期），背景：传播学产生于社会工业化的背景，因而是大众传播的阐释者，即使是技术学派，研究的大多是适于大众传播的技术，批判学派批判的，也是基于大众传播的各种现象。传播学未来发展如何走？目前可以想到的是充分利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某些理论，综合起来解释互联网传播现象。还有就是在互联网条件下发展那些并非完全限于大众传播的理论假设，或受原来适于说明大众传播的理论假设的启发，在互联网传播里发现新的传播规律。
　　19.《新传播形态对传播顺序的改变与挑战》（王艺焜、张晨，未定稿），背景：新传播形态下的信息传播，呈现非线性、圈层、超链接的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信息发出和接受的线性顺序。在新传播形态的传导和转译下，人们头脑中的社会图景被肢解，“强力浏览”和秒杀式的跳跃阅读，替代了逻辑化、有条理的信息接收。
　　20.《互联网传播形态下人的记忆方式和内容偏向的变化》（赵睿楠、李京婧，未定稿），背景：人类记忆与动物记忆的区别在于，人类创造了完善的记忆媒介系统，实现了记忆的外化，从而突破了个体记忆的时空限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记忆媒体，正在改变人类的记忆模式。更多的选择性记忆在于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而不是具体的知识要素（具体时间、地点、观点的原文原话、情景等）。但在信息搜索极为便捷和快速的条件下，基于知识积累的理解力显得更为重要，知识的记忆对理解的本来作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基于知识积累的理解力仍然需要良好的记忆，否则，面对丰富的材料和精确的数据群，没有思想的白痴会多起来。
　　21.社交媒体下的群体性孤独（Together Alone）。背景：虚拟社交让用户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不断切换，联系越来越多。但人们因此开始丧失独处的能力，一旦出现独处的情况，就会变得焦虑、恐慌，然后拿出手机，打开社交媒体，尝试用联系他人的方式解决孤独的恐慌。
　　22.社交媒体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叠加现象。背景：随着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崛起，民众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关注总体在下降，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境况，私人领域议题越来越公共领域化，购物、娱乐等以往事关自己的事情越来越被放在公共领域讨论，情感在公共传播中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具有私人属性。
　　
五、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几个具体问题
　　1.关于学术研究的“工程”以及建构学科、学派的思维方式
　　我国近年关于学术的“工程”很多。我知道的第一个工程是1995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当时给的课题费是个天文数字。虽然自然科学与之配合，但这毕竟是严谨的历史研究，需要实在的历史证据，在有限的时间里靠很多人和一堆钱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的。该课题只是多少推进了断代猜测的时间差，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年代。人文-社科的研究是一种灵性的人类思维精神——“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恩格斯语），不是生产标准件，不能重复再现，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里有钱就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人的大脑最为莫测，思想火花的碰撞需要良好的环境和情境机遇，不是计划出来的。工科的课题可以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工程”形式来完成，就像机器制造业，有些还附设标准件厂或车间，作为科学基础的理科研究都不能这样做，更不要说人文-社科研究了。
　　在人文-社科领域，学科、学派都是自然形成的，外力人为“建构”的只能是具体的可见的东西，而科学则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以为一个学科或学派通过人为地组织，就可以“建构”起来，这也是典型的工科思维。前年我曾收到一篇文章，要“建构具有世界气魄的中亚传播新疆学派”。我告诉作者，学派是自然形成的，不是想建构就能建构的，还是先做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为好。去年我参加一所高校的鉴定会，某教授团队的论证主题竟是如何在若干年内建构出“师大学派”，以此向学校每年要1000万元，可见现在工科思维对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力度。
　　现在有一种认识，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来办到，这是商人的狭隘认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打造”的，用钱打造出来的学科、学派肯定是假的。科学与文化是无价的，都不是用钱可以换取的。
　　2.关于学术活动
　　与上面的工科思维相关，目前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活动竟成为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因而多数学术会议不是真正要研究学术，也没有哪个学术问题是通过开会解决的，而是为了完成开会的任务，制造“学术政绩”给上级看的。甚至课题设计里就规定必须开几次会，参会也是大家相互帮忙以完成开会指标。参会论文都要求“独创”，但一个学人一年能写的像样文章是有限的，不可能有什么独创，所以参会论文普遍水平不高。
　　一般说来，几人、十几人的学术沙龙质量相对高些，有些会的参加人数太多，也就是学人们有个机会相互认识或叙叙旧而已，学术收获是谈不上的。
　　由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扩张太快，摊子铺得太大，现在很多学术会议实际上是一群人赶来听几个学术大佬发言。这样还不如多办一些学术报告会，不要冠以“学术研讨会”的名义。
　　3.关于学术团体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学界的第一个学术团体是1980年2月成立的北京新闻学会，学会下逐渐形成若干专业方向的研究小组。学会和各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只是召集人，热心这方面工作，义务做事情而已。他们的这类社会性职务与评职称和行政提职无关。这个学会消失后，我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学术团体，学术也做得很好。
　　现在涉及职称、人才奖励的文件都把担任学术团体高级职务（会长、理事长、常务理事等）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学术团体活动的行政思维日益强化，因而建议暂时不要再增设这类团体，少一些让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机会。目前高校各个学科都有全国性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学会以及各二级学科的研究会，不要再叠床架屋，这些已有的团体完全可以作为某一级学术团体发挥作用，只是团体组织的形成和结构需要调整一下。
　　4.关于学术期刊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基本遵循了学术规范，整体学术水平尚好。但除了《新闻记者》，其他的刊物需要强化现实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研究。
　　现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开始呈现，即投稿人的学术水平普遍较低，严格实行匿名审稿是好的，但谁来审稿？都要找学术比较强的人，稿子太多，看不过来。时间久了，审稿人也疲沓了，审稿时间越拖越长，稿子发表的时效受到影响。建议简化审稿程序和规定期限（例如3个月无回应作者自行转投）。
　　第二个问题是选题走两个极端，一是紧跟政治形势，用空话套话编织的文章较多，还有就是纯粹关于外国人的思想研究太多，关于中国问题的很实在的研究较少。建议各编辑部给出选题指南，引导作者选题。某个外国学者的思想固然可以研究，但呈现在眼前的中国传播问题应该更具有研究价值。
　　其他学术刊物，有些还是很努力地在提升学术水平，但收取版面费问题需要解决。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不宜完全模仿外国同行的思路——选题十分小，研究方法都是标准化的量化分析文章。现在中国大陆这类照猫画虎的量化分析文章越来越多，很多是没有必要的。例如我看到的一些健康传播的论文，做得十分细致，但有什么学术意义呢？有医生或病人会按照你的分析沟通交流吗？这样的论文除了自我欣赏，不知道还有谁看。而有思想的人文-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现在却很少运用，而这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一些，应该提倡。现在连学士论文都动不动在网上撒一张问卷，收回几十几百份就开始统计分析。其实任何网上调查（包括专业网上调查公司的调查），目前都无法推及整体，科学性十分有限。
　　5.关于学术评价标准
　　我反对以所谓“核心期刊”的论文发表作为衡量学术成果是否有水平的标准。这个做法的实质是：看一个人是否健康，不是看他的身体如何，而是看他穿着什么衣服。提倡研究规范是对的，但核心期刊（这本来只是图书馆指导读者阅读的一种参考性指南）条件的设定多此一举。这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学术研究行政化的趋势，只是方便了行政机关对学术研究的管理与控制，至于学术研究是否取得了进展，其实是不清楚的，只要各种数字上去了就有了“政绩”。
　　建议实行代表作制，重在看论著本身的学术水平；评审者应是这个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成员。所谓学术共同体，即这个学科在一定范围内的最高层次的学者群。例如在高校学院层面，即由全体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在学校或更高的层面，是教授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不得兼任主任、副主任）或退休不久还有研究能力的资深学者。
　　还有把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考核标准，也需要分析。国家社科基金设置课题指南，主要是从政治和行政工作需要出发，新闻传播学尤其如此。现在一旦拿到社科基金项目，职称、各种头衔马上有了，而实际上，新闻传播学的很多课题不能按时结项，多数结项成果实际上既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实践价值。
　　还有以获得多少课题经费作为考核条件，这令人匪夷所思。课题经费多少完全不能说明学术水平。人文-社科的很多研究主要是精神劳动，消耗精力很大，实际物质支出并不多，目前的课题经费使用不承认精神劳动是劳动，只能用于物质的支出，少量劳务费也是对简单劳动的支付。这种错位不纠正，难以激发人文-社科研究的积极性。
　　以评奖来考核学科建设似乎是可以的，但现在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报送渠道是以院所为单位，而各单位领导层有相当的权力决定谁送谁不送；还有单位内的平衡考虑，于是造成“排排坐分果果”的评奖效应。即使参评材料送上去了，中国的各种人情关系实在太多，严重影响公正评奖。改进的方法是：开辟个人报送、知名学术专家或学术共同体推荐的渠道，而且不应该作为补充渠道，而是要与单位报送处于同等地位。这样产生的评奖结果，才可以作为评估考核的一个标准。
　　现在几年一度的学科评估劳民伤财，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引发各种腐败，评估的标准大体也是以上的几项，其合理性受到质疑，建议停掉。■
　　
①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哲学篇“分类。先验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7-44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②罗振宇2016《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http://www.sohu.com/a/123329223_587723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7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84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