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拓
　　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VR、AR等一大批新技术的出现再一次重塑了新媒体的定义。新技术的出现缩短了人类世界的距离，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几千年来的交往方式，数字社会真切地成为现实。
　　事实上，发生巨变的不只是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阶段。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无论传播媒介还是社会文化，都进入到了变革的快车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今天的真实写照。
　　在这一背景下，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于2017年6月17日举办第五届尚社新闻论坛，将学术关怀聚焦于今天社会发生的巨变，从传播变革与时空构建、平台变革与网络治理、媒体变革与内容生产等议题出发，对变革中的传播、文化与社会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传播变革与时空构建再探讨
　　新技术传播方式的出现，实现了马克思所言的“用时间消灭空间”。传播作为人们沟通交往的方式，嵌入人们的生活、学习和生产过程中，对于人类社会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张雪魁聚焦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传播，认为激烈紧张的城邦政治生活催生了极为发达的城邦修辞学，而这种城邦修辞学为政治传播的研究提供了灵感的源泉。探讨城邦修辞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古希腊的城邦文化，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和研究政治传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一，现代政治传播的“原型学”可以作为考察政治传播的原型，带给今天的学者以思考和探索的灵感；第二，灵魂政治学的坠落与网络化大众政治的写作是当代政治传播异化的根源。最后，政治传播模式应该与政体相适配，现代政治传播的“城邦化”也将深刻地改变现代政治的基本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向芬基于《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冷战风云下的对台宣传，并结合《中央日报》《纽约时报》相关报道进行比较研究。新中国的宣传核心主要围绕着“正统与非正统”“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建构”展开。在正统性上，主要是抓住国民党的软肋；在统战工作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开展政治动员。这场“解放台湾”的宣传战既是一种对正义的建构，也是一场国际舆论的争夺战。
　　人们在面对面人际交流过程中低头玩手机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为什么人们在场却不进行语言交流，而是不停地玩着各自的手机？这种场景又被赋予了何种意义？在场却不交流又为何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杰、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殷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将此视为一种新的互动情景的建构。研究认为，玩手机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互动符号，自我可以将面对面的互动进行暂时性搁置。当人们选择不再与对方交流而选择玩手机的时候，手机也就成为使用者自身与他人的边界互动过程中传统交往方式规则的挪用和转换。传统意义上的在场和交流被拆分，双方面对面地玩手机的行为在交流中是一种缺席的状态。这种在场却不交流一方面可能是在场的两个人关系发生疏远，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人际关系更进一步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张昱辰对于上海轨交变迁进行了研究。交通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运输手段，也是一种构成性的移动技术，这种技术对于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上海轨交变迁过程中，深深地参与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动态构造之中，塑造了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参与、认同和想象。轨交作为上海重要的交通动脉，成为一种强大的媒介，在与城市互动的过程中塑造着人们对于城市的印象，在改变自身意义的同时，也改变着这座城市的意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暄考察了民国时期广播与上海市民的生活，进而探讨作为一种新媒介其嵌入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过程和其中的权力争夺与价值重塑。在广播最初引进之时，对于广播的使用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带有男性文化特征的行为。但是在广播普及后，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悄然发生了转变。女性开始同样被认为是广播的使用者，女性也可以拥有男性般的力量和能力，之后上海家庭更是形成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摩登家庭生活。至此，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广播完全地嵌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家庭重要的“成员”之一，重组了上海市民的生活结构与时间安排。
　　
平台变革与网络治理的内涵与对策
　　互联网一方面为人们自由平等的表达提供了契机，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今天互联网治理的难题。在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探讨平台变革与互联网治理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李艳认为，网络空间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因此对于网络空间治理必须把握住其主线。这条主线其一是需要确保互联网技术与其应用不断发展和创新，并以其发展和创新应对发生的各种问题。其二是需要坚决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稳定，只有稳定的网络空间秩序，才能确保互联网平台的健康发展。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但是各方面应当合力，共同推进互联网治理的社会实践。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方师师分析了当前平台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和监管机制，认为平台具有政策代理、数据监控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效果。目前关于平台的定义、边界的划分和价值的争议，体现出社会多种力量对于平台的结构化趋势。而平台则希望通过成为（becoming）基础性设施和去意识形态化寻求更多生存发展空间。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梁君健以文献批评的方式探讨了视觉素养的内涵和其教育实践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的模式变迁。研究表明，传播领域的视觉文本的内容和发布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闻传播与社会关系的传统观念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基于此，梁君健提出了新的环境下产销者视觉素养的三个轴向：社会向度上的传播责任与传播伦理、个体向度上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同、美学向度上的多元文化与创新。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沈菲、吴怿采用了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相关数据，并通过DiMaggio的方法对于分散性和双峰性进行相关测量，研究香港是否真实地存在民意极化的现象，以及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研究结果显示，媒介对于民意极化并没有展现出十分显著的作用。但是民意极化对于人们的媒介选择有着显著影响。政治态度的转变驱使他们更加依赖互联网作为信息获取的渠道，而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导致用户往往接收到自己喜爱类型的新闻，使得用户更加依附于互联网获取新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郑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黄荣贵、桂勇通过对2014-2016年1.5亿条新浪微博进行数据分析，指出当前安全感已经成为影响其他社会心态感受的基心态。在这一时期，原本的社会思潮“底层”和“民粹”成为一种价值符号，成为场域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争夺的焦点。而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心态反转和社会心态的异化时有发生。在此基础上，未来社会心态研究的关键点，第一是要有理论梳理和理论框架的建构，多学科联合解决；第二是需要转换思路、加大投入，扎实地完成中国网络社会心态的长期追踪；第三是应当注重结构分析，根据心态聚合出社群时代特征；第四是注重对于现实的把握；第五是勇于尝试探索，重点研究网络社会心态对于国家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的媒体变革与内容生产
　　新的传播媒介也在重塑着传播权力与社会结构。
　　为了应对市场困境，晚清时期的《北洋官报》尝试了迈向大众化报纸的转型。上海观察尤莼洁以框架理论对《北洋官报》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作为新式官报在其报道框架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而与邸报相比，《北洋官报》的呼声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也导致了《北洋官报》转型的失败。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笛、密歇根州立大学统计培训与咨询中心马文娟对中国大陆数据新闻从业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数据新闻从业者以女性为主，从业者平均年龄为27.96岁，超过半数的从业者拥有研究生学历。从业者整体收入较高，整体工作满意度较高。新闻价值依然是数据新闻从业者认为的最为重要的判断标准。此外，熟悉相关的编程语言也被中国大陆的数据新闻从业者认为是重要的职业素养之一。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陈楚洁对于媒体创业现象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媒体创业在中国往往带着某种个人化的色彩，媒体人对于传统的职业经历往往存在着一种双重的态度。媒体创业叙事往往塑造了一种浪漫的创业神话、隐喻和意识形态，在传统的记者与新媒体创始人、商人、运营者等角色标签中产生了区分或是联系。而通过对于创业需时的分析，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一个主导的、一直的创业者认同。恰恰相反，创业者认同的叙述是多元的、多变的，有些时候也是一种矛盾的情形。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张伟伟以量化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互联网工作性使用对于传统媒体新闻工作者职业角色认知的影响。研究显示，当代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的互联网工具性使用程度较高；传统媒体新闻工作者最为看重的角色为“信息发布与解释”，其角色认知带有浓郁的宣传本位色彩。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于监督者的专业主义角色定位也较为认可。此外，张伟伟还指出，人口统计学因素、政治影响和市场影响对于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角色认知的影响缺乏统计学意义。而受众影响对于传统媒体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认知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力。■
　　
李拓/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