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瑛 胡翼青
　　【本文提要】“中央厨房”对现存新闻业而言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和心态问题。本文从新闻生产的编辑部视角出发，结合媒介组织中的实地观察和新闻从业者访谈，试图揭示“中央厨房”理念在实践层面上存在的巨大困局。而且，它已经对新闻生产的既有逻辑和记者群体产生了巨大冲击。这些困局和种种连锁反应正在提醒我们，需要以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去认识“中央厨房”，并重新审视“中央厨房”的代价。
　　【关键词】中央厨房 新闻生产 新闻业 记者
　　【中图分类号】G210
　　“‘中央厨房’式全媒体报道平台”（以下简称“中央厨房”）在国内主流传媒界已经从概念进入实践阶段。支持者对其前途表示高度乐观，宣称建立中央厨房的目的在于“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记者、编辑、主持人、制作人等角色的自由切换，造就融媒体时代的‘全能型记者’”，
　　①“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人坐在一起工作，为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统筹协作创造空间上的便利”；在技术层面上尽可能地让采编流程实现智能化，以提高采编效率并智能分析受众行为和特定舆论场（社交媒体）；而在业务层面，使各部门的“分灶吃饭”打通为“中央厨房”，传统意义上的采编人员“被重新定义为指挥员、信息员、采集员、加工员的等岗位”，以致力于使新闻产品生产实现“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全天滚动、全球覆盖”的高效形态。②
　　从时间序列上讲，“中央厨房”可以被看作继“报网融合”“两微一端”之后进一步的媒介融合战略，它是新时期传媒集团为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并挽救传统传媒业在技术变革冲击下的生存危局的又一重要设计。但是，对“中央厨房”的理解和探索，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必然是一个文化问题和心态问题。本文基于对某省级报业集团“中央厨房”运作实践的观察和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对此展开探讨。
　　
一、从新闻生产的编辑部视角看“中央厨房”
　　尽管新闻生产的过程从纸质媒体诞生的时代便已经开始，但它真正被研究已经是1950年代前后的事了。在施拉姆的指导下，美国学者怀特借用了勒温的“把关人”理论，对美国的一家地方性报纸如何使用电讯稿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选择了一位编辑并观察了一周，发现在这一周中，这位编辑一共收到来自3家通讯社的1.191万篇的电讯稿，但他只采用了1297篇，不到11%。自此，传播学把关人理论浮出水面，而研究编辑部新闻生产的传统也就此形成。
　　怀特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得出了某些不可推翻的结论——他的理论已经被后世学者充分质疑——而在于他所开辟的这个研究传统成为审视新闻业的重要视角，人们就此找到全面观察和分析新闻生产的窗口，并开始逐步发现新闻业的主体在编辑部的空间中是如何展开各种谋划的。
　　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学家的全面加盟以及现象学社会学的兴起，关于编辑部新闻生产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甘斯、塔克曼、吉特林等学者通过对新闻媒体的民族志考察，发现编辑部场域中，存在着很多耐人寻味的显性和隐性规则。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与专业意识形态、媒体的风格和惯例，广告主的影响、编辑部的制度与人际关系、报道主体个体经验以及报道主体对受众和市场的想象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编辑部里的新闻生产。但总的来说，编辑部新闻生产的逻辑起点是为了让媒体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为此，他们必须采取有利于自身的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必须提高工作效率并更好地节约经济与时间成本，而这一切成为新闻从业者头脑中的框架，指导着他们的行动和实践。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产业一样，西方新闻业具有高度的现代性特征和工业化特征，比如利润导向、科层制管理、流程化运作和标准化生产等等。所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入手，分析西方新闻业的工业化逻辑，揭示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加以批判是司空见惯的做法。
　　然而，与那些依赖先进技术和流水线作业的产业不同的是，“个体”始终在西方新闻生产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是主导性的生产要素。因为新闻生产始终离不开人，它的自主技术成分非常有限。由于新闻工作并非完全是机械的，因而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胜任这种工作，生产者的位置也并非可以被随意取代。正因为如此，新闻生产是相当复杂的，如果坚持认为它只是受到工业生产标准化的影响而忽略了主体性和社会文化在其中造成的偶然，如果坚持认为它只是利润导向而忽略了个体的理想主义从中造成的变数，如果坚持认为它只是宏大意识形态的表征而忽略了个体观念生成的具体情境，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新闻生产的微妙之处。所谓“标准化”的新闻理念在实践中总是呈现出多元的样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通常是管理者和从业者在达成认同后合力塑造的结果，但当从业者与媒体管理者的想法有出入时，它的实践就会变得非常多元。
　　21世纪以来，研究编辑部新闻生产的视角开始进入我国。这种视角使学界与业界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凸显新闻业内在的结构性变化，并终结了传统的新闻学研究范式。尽管这一视角中许多理论只能适用于西方，但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对于理解中国新闻业具有积极的学理意义，从这个视角来研究当下的“中央厨房”，观察媒介融合的技术及其观念对编辑部的影响，也是具有相当契合度的。
　　中央厨房，又被称为中心厨房，就其典出的餐饮业而言，它代表这样一种生产过程：将原料按照菜单制作成成品或半成品，配送到各连锁经营店进行二次加热或者进行组合后销售给顾客，或可以直接加工成成品或组合后配送销售给顾客，本质上是力图实现标准化生产、最大限度脱离厨师个体影响的烹饪工业化的产物，③快餐行业是目前实行“中央厨房”式运作的典型例证。落实到媒体编辑部，它在硬件与软件上大概指称这样一种运作模式：建设一个全媒体平台，基于信息数据共享的理念，由信息采集者（所谓全能型记者）海量输入信息，然后由平台根据各种子媒体的需求提供新闻信息，由各子媒体的编辑将这些信息加工为最终成品。这种新闻生产模式与媒介融合的深化是息息相关的。以往的报网融合也好，两微一端也好，主要遭遇到的阻碍就来自于新旧两种媒体不同的新闻生产方式和理念，以及高昂的信息采集成本。“中央厨房”的建立，意在尽量满足新旧媒体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并尽可能做到节约报道成本，在理念上克服以往媒介融合的困境。
　　不过正因为如此，“中央厨房”在技术和组织架构上完全改变了编辑部的结构，当然也因此必然会影响编辑部的日常实践和新闻生产，影响到编辑部的固有文化和个体心态。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编辑部新闻生产的视角来透视“中央厨房”的技术和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嵌入编辑部后，编辑部的游戏规则和文化在发生什么样的转变，以及新闻主体的实践到底是怎样进行的。更进一步的是去发现“中央厨房”对于编辑部新闻生产而言到底强化了什么，又弱化了什么？它能不能在实践中真正克服媒介融合所遭遇的那些困境。
　　
二、两种新闻生产方式的碰撞
　　在研究者所蹲点的报业集团中，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新闻生产的成熟套路。这种套路，在传统的编辑部新闻生产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就标准化文本而言，新闻的文体、报道结构和核心要素均已基本定型，有着稳定的报道框架与惯例；
　　二是就内部关系而言，专业编辑——大多来源于资深记者——和记者就新闻文本的具体呈现方式已经达成相对稳定的合作状态，而从业者与信源间也通常保持着良好的条线关系；
　　三是就对外呈现而言，把关人追求报道的“少而精”，并以独家新闻的获取作为衡量新闻生产品质的重要标准；
　　四是就出版周期而言，新闻生产在相对较为固定的时间段中开展，新闻的质量和记者的“专业性”有足够的“时间滞后”加以保障。
　　然而，在“中央厨房”的规划中，从业者要服务的媒体，既包括母报、子报，也包括微信公号和新闻客户端，既包括文字、图片，也少不了音频和视频。因此以往新闻生产的模式面临全面崩盘：就标准化文本而言，新的惯例远未形成；就内部关系而言，编辑与记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全面切断；就对外呈现而言，“多而杂”成为生产品质的标准和基石；就出版周期而言，时间完全被消灭，记者的专业优势无法得到发挥。要让在传统编辑部工作多年的个体适应这样一种颠覆式变革，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此，“中央厨房”并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新闻生产方式，也没有克服新旧媒体新闻生产上的文化差异。
　　“中央厨房”在推广上同样困境重重，这既源于组织架构层面的矛盾，又源于新闻生产的目标与方式之间的矛盾。
　　就研究者所观察的这家报业集团而言，它的组织架构是由母报、子报、网站和新媒体中心四个部分构成的。这些媒体包括“中央厨房”所在的新媒体中心，都属于在科层制组织结构之下的中层机构。它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固然存在，但它们之间更存在争取市场的竞争关系。在使用“中央厨房”的问题上，所有子媒体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那就是如果如实将从业者提供的信息都发到“中央厨房”，则意味着会更加缺少吸引受众的独家新闻；但如果不提供这些信息，则可能导致“中央厨房”的运作名存实亡，并最终影响到本媒体的信息来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扁平式的“中央厨房”无法建立在科层制的现有媒体组织结构之上。
　　在访谈过程中，有些记者表示，不敢将重要新闻线索放到“中央厨房”，因为他们的直属领导不乐意他们这么做，认为这样会损害记者所在媒体本身的利益，甚至会因此惩罚他们。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中央厨房”负责人在行政级别上与集团内各子报负责人基本平级，对母报和子报记者并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于记者而言，一旦自己提供的新闻线索进入“中央厨房”，其命运很难操控，不仅有可能被公号与客户端先行一步发表，还有可能使竞争对手快速获知，从而对本媒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甚至连署名权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被判断为优质新闻资源的内容，尤其是独家新闻和深度报道，往往会被相关媒体扣下来，无法进入“中央厨房”。这种问题，据说在“青奥会”举办期间就很明显地暴露过，使当时建设青奥会新闻信息“中央厨房”的设想在各种偷偷抵制中消亡。也就是说，传统与现代两种新闻生产方式还是以并行不悖的方式存在着，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厨房”也因此名存实亡，最终的结果就是“采购员”买不回“好菜”或者“采购员”私自收藏“好菜”，不仅“中央厨房“难以为继，而且还强化了各子媒体及隶属于各媒体的从业人员之间的矛盾。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中央厨房运作机制打通了传媒集团内部，不仅联通了部门，也实现了新旧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这就意味着本媒体各子媒体信息同质化现象难以避免。所以，悄悄抵抗‘中央厨房’的做法就会出现，致使子媒体间互相猜忌和提防。” ④
　　当然，这还不是传统媒体建设“中央厨房”时遇到的最大困境，最大的问题在于目前这一套“摸着石头过河”的运作机制真的是人们期待的“中央厨房”吗？在研究者所观察的报业集团中，人人都在讨论“中央厨房”。据说这一技术在该集团已经开发到第四代，先进到使用VR和航拍报道两会，但仍然有相关子媒体的负责人提醒研究者说，这不是什么中央厨房，而只是一个中央菜场。因为“只有乱七八糟的原材料”，没有可以“直接上桌的菜肴”。
　　分析个中原因，与“中央厨房”的另一设计瓶颈有关。一旦“中央厨房”启动，其运作的目标便很明确：一是它所处理的新闻文本不再刻意求“少”，而是刻意求“多”，以做到尽可能地产出海量信息；二是各子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获得最适合自身刊发的内容，以做到精准投放。然而要实现这一切，必须有一位无所不能的“行政主厨”。这位“行政主厨”必须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面对海量信息，决定什么媒体刊发什么内容，并最好将这些信息都制成成品或半成品发送到各位编辑手中。
　　然而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现有的任何一位报社总编或者编辑团队，都不可能熟悉各种新旧媒体的特征，能够每日高效处理海量新闻稿件，将每一条推送到适当媒体，并保持实时更新。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必然无法被新闻编辑室现有的组织结构所消化。也就是说，厨房可以有，但缺乏应有的行政主厨来协调、维持其运作。面对这种状况，从业人员还是选择相信自己原有的新闻生产方式。
　　当然，若退一步说，即使有这样的行政主厨，也未必比机器做得更好。比如“今日头条”借助数千台服务器，用算法来为每一位用户推送符合个人需求的“定制化”信息。这样的设想其实已经在实践中领先“中央厨房”的设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今日头条”的运行不仅依靠强大的算法，还依靠大数据：
　　在工程技术领域，有个说法是“大数据胜过好算法”，也就是说算法架构做得再出色，如果没大数据加持，依然是不会产生好结果的，而有了大数据加持，再加上更先进合理的算法架构，就可以做到更精准的推送信息。⑤
　　没有庞大的用户规模，就获得不了可观的数据量；没有可观的数据量，即使设计出好的算法，也无法达成像“今日头条”那样海量信息快速更新，受众阅读精准推送的效果。如果我们以2015年“今日头条”的用户规模（3000万）为基准线来比较，就会发现现有正在尝试“中央厨房”式改造的传媒组织中，极少能达到如此规模用户数量的，⑥尤其对于地方性传媒集团而言，要达到这一用户规模显得更为困难。而若想达到这一用户规模，又毫无疑问要借助已有的传统报端新闻文本的影响力——这显然与中央厨房式生产原理相悖。如此看来，似乎进入到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死循环中。
　　也就是说，想做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厨房”其实存在很大的困局：通过人工的方式难以达成，而求助于大数据技术又不具备基本条件。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现行“中央厨房”运营在实践中举步维艰。传统的编辑部新闻生产和“中央厨房”的新闻生产方式在短时间内很难合二为一，它们显然是难以融合的两种文化；而且，相较于各种先进的算法，即使“中央厨房”成为可能，但它仍然可能已经是一种落后于市场需求的新闻生产方式。
　　
三、艰难的适应：新闻从业者的困境
　　在被访谈的记者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我们都不太想把自己的稿件发送给融媒平台。”很多在报业集团有一定地位的记者，还是更愿意把稿件提交给自己所属编辑部的编辑。这就不难看出编辑部规则失范造成的后果。甚至这样的情形也多次发生：围绕同一重大突发性事件，报业集团记者所采写完成的重要稿件在竞争对手的新媒体上已经刊发半天，而本集团的新媒体却毫无反应，这让“中央厨房”的管理者非常无奈。
　　据供职于集团某子报的记者D介绍，尽管他本人和周围同事均认可集团创设融媒中心和新闻客户端的必要性，但他们对此事的配合并不积极。在谈及原因时，他首先否认是和报酬有关。据他介绍，集团内记者的人事关系分别固定在各子报社中，绩效考核和工资福利也遵循报社既有的管理制度施行，而上传稿件到融媒中心，会让记者在原有绩效工资福利的基础上获得额外酬劳，这对于记者群体而言的确是有利的。其次，他也否认“记者不向融媒中心供稿是因为精力有限”这一观点。在记者日常工作中，其实并没有被明确要求必须就同一新闻线索同时提供两份风格不同的稿件上传入库，而更多是将已写好的、适于报纸刊发的新闻文本上传至融媒中心，由那里的编辑进行二次加工，“改装”成为适合在新闻客户端上阅读的信息文本，也就是说，记者原有的工作量并没有增加。
　　那么，这种“不配合”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D给出两方面的解释。首先，资深记者对融媒中心编辑团队的业务能力不满。据他介绍，集团内各子报的编辑多为资深记者，对新闻稿件的选取和处理有着丰富的业务经验。而融媒中心招聘的新员工，大多既缺乏扎实的新闻文本编辑处理能力，也缺乏将传统纸媒新闻文本修改为适应网络阅读传播的文本的经验，甚至许多稿件的处理仅限于“复制-粘贴”，这种处理方式引发了资深记者的担忧和不满；其次，虽然融媒中心有一定数量的固定员工，但为保证新闻文本质量，集团拟计划（并在阶段性实行）从各子报调派一定量的采编人员（挪移人事关系）进入融媒中心，但由于目前融媒中心还未形成明晰的管理制度和稳定的运营方式，因而记者都在有意识地避免与融媒中心有过多的工作关联，以免因为合作过频而被调岗。
　　D所描绘的这些现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暂时的是阵痛，在不远的未来有望克服。然而必须有所警觉的是，“中央厨房”式的新闻生产方式，对于专业记者而言，很可能产生伤筋动骨甚至关乎生死的重要影响。
　　一方面，“中央厨房”从工作原理上鼓励记者去“采购”而非“创作”，传媒组织对各种信息采录设备的补充升级就是最佳佐证，“采”成为第一位的、首要的、最关键的活动，而“写”是后续的、可被分担的、甚至变得不再必要的环节。这瓦解了记者群体的职业认同，甚至在解构记者这一职业的意义。在访谈中有记者调侃说，谁也不愿去干全能型记者，于是部门里发稿最少的边缘记者，被发了摄录设备，去当全媒体记者。从此“全媒体记者这一称呼完全等同于骂人”。从中可以看出，记者群体内部定义自身职业价值的标准正在因为这种鼓励（或者分派）而遭受冲击。主流的观点坚持认为，全能型记者采购来的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新闻信息，因此，“全能型记者其实是全不能记者”。
　　另一方面，“中央厨房”式生产对编辑团队的倚重，也大大封锁了记者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它一方面给与编辑更大的权力去删改记者提供的新闻文本，另一方面还允许编辑通过实时抓取、推送新闻消息来消解记者独家报道的优势。这种彻底的“分享”和极低的“新闻准入门槛”，让记者群体几乎完全丧失成为知名记者的可能。记者S指出，看到自己采写的报道被处理成如此的新媒体快餐，她就很怀疑当年的新闻理想还有没有意义，她正在认真考虑换一个职业，而这一切与新闻从业者收入不高几乎无关。如果说绩效考核、全能型记者的要求在影响着记者“写作新闻”的方式，那么，“中央厨房”式的新闻生产流程打造，实际在剥夺记者“书写优质新闻”的权力——毕竟，以往记者成名的想象几乎完全依赖独家新闻的写作，但现在，量产而平庸、标准化程度高的从业者将是这种新闻生产方式的宠儿。这么做的结果，很可能造成优秀记者的大量流失。
　　以上这些变化正在从根本上动摇着“记者”这一职业存在的合法性。毕竟，新闻产品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品”，而记者是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特殊“工人”。故而长期以来，新闻业并没有被现代大工业生产所完全同化，在真正意义上形成标准化大规模的新闻量产——直到最近机器新闻写作（尽管仍处于尝试阶段）的兴起。由于新闻采写的成本与其直接售卖所得的收益不成正比，新闻业主要依靠记者所撰写的新闻文本来使得“二次销售模式”成为可能从而保证其存活。与此同时，当记者群体作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存在时，他的劳动往往很难简单地通过“按件计酬”的方式获得回馈或肯定。为了让“知识劳工群体”能够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不辍劳作，新闻专业主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它让记者意识到，新闻产品代表的不仅是计件工资，还代表着记者的名声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心理报偿，在西方，这种报偿被称为“无冕之王”，而在中国语境下，陆晔和潘忠党将其定义为“成名的想象”。也即是说，记者进行日常新闻采写的过程，不仅是生产新闻产品的过程，同时也是提升自身专业名望的“成名”过程。在中国语境下的专业名望，包含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对新闻从业者的角色期待，以及评判新闻从业者及其成就的标准和价值理念”。⑦通过设置、放大和强调这种名望，记者在职业角色和身份认同层面上形成多重认知，即认识到做记者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⑧新闻产品代表的不仅仅是计件工资，还代表着自己的名声和个人价值实现的途径——这正是一个个体在社会系统中生存交往的重要目的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讲，记者群体对“中央厨房”运作的不配合就更容易理解了。推行“中央厨房”，本质上是在推行完全被大工业生产逻辑所统御的新闻生产方式，让新闻生产进一步被纳入标准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中去：“采”与“写”的生产环节被打通，甚至部分重叠，极大地缩减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对新闻产品的快速抓取推送、海量更新迭代的生产方式将替代相对而言不经济的新闻稿件采访写作。也就是说，如果记者还想保有成名的想象，就一定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供稿采购机制，从而让“中央厨房”的运行变得难以为继；而如果要维系“中央厨房”的共享、众筹理念，就意味着记者必将进一步进入到“计件工作”的窠臼中，那时将不复有“名望/收益”的二选一，一旦接受被改造成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就再也不会有成为名记者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可能。
　　
结语
　　如果对“中央厨房”的未来做一个描述，应当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
　　其一，从理想的意义而言，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新闻媒体不但可以用机器人代替人的新闻采写，而且可以具有人工智能的行政主厨，算法支配着新闻生产的一切。这样，新闻媒体自然成了一种流水线式的产业，所有的从业者都是无个性和可替代的机器操作者，媒体与一个智能化的制造企业并没有不同，新闻也与一般的流水线工业产品无异，一切井然有序。然而，新闻曾被赋予的社会角色、社会意义就此辞别历史舞台，而具有新闻理想的专业新闻从业者也会离开新闻媒体。
　　而更现实的结果是，“中央厨房”遭到资深从业者的一致抵抗，使其名存实亡。也许这种抵抗按德塞托的说法，可能只是一种弱者的战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各种方法维护自己作为专业新闻从业者的尊严。因为“中央厨房”内在的生产逻辑，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新闻产品的呈现方式，它的成功推行，要建立在编辑室中“采-编”均衡被打破的基础上，建立在阻断记者职业认同路径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接受“中央厨房”式集约化、标准化的新闻生产方式全面进驻传媒业，就需要同时接受专业记者群体走向衰亡，以及新闻业现有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被消解的可能性。而对于这一危机，其实学者早有预见：
　　尽管新媒体有能力将横向对话扩大到整个社会，但是这种能力会遭成信息泛滥，重要的信息会湮灭于公司腔调、似是而非的信息广告、电子争论、特殊利益群体的口号以及其他真实性可疑的信息海洋之中。……正如麦克切斯尼所说：“一个有大众性、互动的新闻简讯榜确实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如果没有人明白他们在谈论什么，那又有什么用呢？”……很难想象，没有独立的、具有分析性和调查性的关注公共利益、面向广大受众并拥有资深的专业研究人员和传播者的新闻业，民众的公众生活还能繁荣成长。⑨
　　我们承认，“中央厨房”毫无疑问意味着改变，但我们也许并未思考清楚这种改变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它强化了新闻的工业化属性，但弱化了新闻的文化属性；与传统的编辑部新闻生产相比，“中央厨房”更适合资本运作，但并不利于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新闻业。我们同样承认，“中央厨房”毫无疑问是挽救一个产业的尝试，但我们并不确定最终救活的是否是“新闻”。当我们更多地将目光放在展望建设“中央厨房”的理想化愿景上时，不应该忽视为达成这一愿景所可能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尤其是那些不可挽回的代价。■
　　
①来源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7-01/16/c_135986377.htm
②来源地址：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822/c120837-28656152.html
③郭顺堂、刘贺：《中央厨房——中国食品产业新的增长极》，《食品科技》2013年第3期
④许竹、胡翼青：《反思“中央厨房”：基于西方经验与中国实践》，《青年记者》2017年第12期
⑤林楚方：《今日头条如何玩转大数据》，《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11期
⑥据了解，截至2017年7月6日，央视新闻客户端“用户总数累计突破5000万”，消息来源地址：http://www.cctv.cn/2017/07/10/ARTIS5nbWxAK6u9IBTU5ilc9170710.shtml
⑦⑧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新闻学研究》2002年4月第71期
⑨[加]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著，沈荟、周雨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修订版）》第14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何瑛 胡翼青/何瑛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胡翼青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媒体新闻传播创新研究”资助，项目编号：16JJD86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