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1932年1月底的一个夜晚，日军轰炸上海，留待商务印书馆付印出版的戈公振先生之《世界报业考察记》，恰遭此劫难而化为灰烬，让人惋惜不已。本以为自此已无再见之可能，讵不料今天重现于天日，且仍由商务印书馆执其事毕其功。惊喜之余，不禁为造化弄人，缘分有定而感叹。
　　戈公振的这次出访，起程于1927年初，回国则是1928年11月，书稿所记正是他途程中走访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之所见所得。书稿自序中云，“居国外二载，就见闻所及，蒐材纂富”，“今将途中已编成之世界报业考察记一部分，先付手民”，交代的正是这一背景。不过据其侄戈宝权回忆，该考察记实成于其回国之后，他还曾亲自参与其事，抄写和校阅过这部分稿子。①以此推测，所谓“途中已编成”的可能是一个初稿，付梓出版前又做过一番整理。
　　时年37岁的戈公振，是首次走出国门，尽管早就存“壮游世界”②之心。临行前他专门在自己任职多年的《时报》上刊出启事，向社会广而告之，可见是有几分激动的。不清楚在其原来安排的行程中，是否有走访这两家报社之筹划，就其考察记中言及的联系人，都是在日内瓦参加国际报界专家大会所结识，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于国外这两家大名赫赫的报纸，不仅不陌生而且是多有研究，因为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就不时闪现它们的影子，并以此为比照分析中国报纸状况的标尺。
　　戈公振不是一个容易归类的人物，按目今的时髦说法，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跨界者，在“报”和“学”中均享有不小的成绩。以“报”而论，在出国时他就具十五年报纸工作之经历，由校对、助理编辑、编辑直至总编辑，还担任过“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第一任会长，在新闻圈颇有影响。③在该次访察结束回来时，《申报》专门为之发了报道，称“名记者戈公振氏”在首途赴欧美日各国游览并考察新闻事业之后，业于昨日下午二时回抵上海，共计有潘公展等二十余人到码头相迎。还配发了一干人在码头合影的照片，可见算是上海滩上一件不小的事。④于“学”而言，且不说他在各种刊物上针对中国报业状况所发表的诸种文字，也不提早年编译的《新闻学撮要》，后来写就的《新闻学》，单就一本1927年问世的《中国报学史》，就足以奠定其地位，至今仍是治报刊史者不可或缺的案头书。此种“学”与“术”的浑然交融，既体现了戈氏四十五年人生的独特性，同时也奠定了其考察报业的基本眼光和思路。
　　出于报纸一线摸爬滚打多年的经历和偏好，戈公振的现场观察，重点是在这两家世界著名报纸的部门构成、结构格局及其生产运转和日常管理。采编自然是必经之地，此外还“遍历排字铸字铙版印刷诸室”，甚至包括人员福利、广告营销、经费开支，乃至食堂餐厅淋浴室换衣柜等等，都在他的视线之内。看得多，记得也细，戈公振颇像一个细心导游，将两个报社的基本状况，从头到尾一一指点，连机器发出的噪音都不放过，很有现场感。然而，他所具有的“学”的兴趣和素养，又不满足于停留在现象的介绍，不仅有着自己的思考，更是要借此激发起人们的思考，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故特地“再从历史上加以介绍，俾世之治报学者，知所考镜焉”。现场纪录和报纸历史的叠加，即前面部分是亲身所见所听，后面部分是历史追述，构成该考察记的基本格式。
　　看上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按理，现场考察与历史，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时段，在叙事方式上也有根本差异。最简单地说，考察是考察者在场，是第一人称；历史，是对以往事迹的整理和书写，总是以第三人称出现。现在戈公振却是以“参观记”为名，将二者统编一起。当然，在新闻报道中也常常根据需要，添加一些有关被报道对象的背景材料，比如其来龙去脉，以便读者了解。但在戈公振的这两个参观记中，历史部分显然不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背景，而是与实地参观记录并存的主体内容，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朗西埃就说过，叙述的重组不能被认为是一种“风格技巧”，也不是遣词造句意义上的修辞，而是涉及整套书写的程序和规则，属于“知识诗学”的研究范畴。⑤
　　《泰晤士报》戈公振去了两次，第一次看上去主要是听介绍，重点是其采编状况，可能是受到干扰，接待者威廉博士“频有人访”，故而时间不够，所以又去了第二次。这一次则是由报社人员带领，直接走访广告、印刷、出版等部门。从这一部分的篇幅看，参观部分比较简略，相反，历史的部分占了其三分之二，严格意义上说与所谓的参观记名实不符。为何在处理上薄此厚彼，原因不详，但关于历史部分的必要性，戈公振做了这样的说明。该报“在国内及国际间，不失其领袖报纸之地位”，除了“英国国运昌隆，有一言而左右世界政局之观”之外，那就是报纸“自创始以迄今兹继续不断之努力”，于此，“爰不惮觏缕，再从历史上加以介绍”。由此而来，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戈公振看来，《泰晤士报》的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之努力的过程，它们迄今仍在继续。考察中所听到看到的一切，不仅是此种努力所致，而且就是其外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泰晤士报》的历史与现状实为一体，不能分割，并必然是在“持续不断之努力”中互为照应。
　　《纽约时报》参观记则相反，现状占了大头，“记之特详”，尤其是关于“物质上之设备”，因为这“较欧美报馆为完美”，“足供我国报馆之参考也”。同样与伦敦参观不同的是，戈公振在《纽约时报》是直接进入现场。在《纽约时报》陪同人员引领下，乘电梯先是“直达顶端，然后逐层而下”，“直至地层而后止”。颇有意味的是，他的参观记的顺序却不是按此“逐层而下”，而是开始于三楼的新闻部，然后跳到八楼，考察周刊部，再是十楼编辑部，完了忽又下至四楼的排字房、地下室的印刷车间，重再上行到五楼推销部，再后下降至二楼的发行和广告，最后终止于十四楼的发行人办公室，也就是整个报馆的中枢区域。
　　这种上上下下的记录线路，应该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前面已经说过，戈公振算是资深记者，从新闻部到编辑部再到印刷、广告和发行，充分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报人的兴趣点，亦即一个报社的新闻生产及运作的基本流程和主要环节。毫无疑问，这也可以满足他理解的一般读者对于报馆的好奇心，“使未身历其境之读者”，则对此每日价格“仅二分之印刷品，初无奇于晨间之一杯香茗和面包，而不知制造此日与我启牖之一束报纸，其原料及工作，乃至广泛而复杂。”最值得留意的是其最终停留处，即报社的“执行人办公处”，也就是发行人之所在。发行人办公室“监督各部复杂之工作。发行人于各项事务及执事者均充分熟悉，不愧其为此集团中之主体”，寥寥几句，就突显其功能和地位之重要。与此相映衬，戈公振不厌其烦地为读者描画了办公室的面貌：自其窗中外眺，“可瞭望市心及东南北三极端”，可见视线极好，有登高望远之感；内里“壁间张世界名人之署名像片，同业之发行人及主笔，各外国政府今昔之外交官吏，美国之新旧总统，大学校及神学院长，以及国内外之办公署领袖”，还有报馆“附近之风景画”；室中有“图书架，庋置该报各种出版物。桌椅均胡桃木制，案头常供养悦目之鲜花”，处处呈现出“陈设修洁而庄严”。这，又恰好与居高环望耳听八方的窗外透视相得益彰。内外交融，着力的是发行人办公处所，烘托出的是发行人统摄整个报社的崇高之地位：《纽约时报》“内部工作之复杂与宏大”，“全馆组织，无殊一家族”，均与发行人密不可分。“为今之发行人，自一八九六年经理此报，得有破产之境而跻于精力弥满声威鼎盛之地位”，“许由其天赋之特性及家庭之教育”。报纸的伟大之成功，“美邦之际会风云，亦莫非由于其国民之富于此种特征”。走笔到此，戈公振结束了参观考察之记叙，话头一转，立即续接上《纽约时报》历史，“美人乔瑟夫氏所著纽约泰晤士之精神与发育一文，笔墨简洁，是供历史上之研求”。就像英国《泰晤士报》的“持续不断之努力”，戈公振则是抽出《纽约时报》的“精神与发育”，实现历史研求和现实考察的对接，以明了报纸“声威鼎盛”的过程。
　　于此一来，在戈公振的笔下，现状和历史就不是两个处于不同时间端点的部分，也不是从历史到现状的时间流程——就像其《中国报学史》中所显示的那样，而是互为印证的循环体：现状激引起历史的回望，历史则为现状做证明。戈公振用一种抽象的“努力”和“精神”，消弭了二者的时间差，将不同空间架接整合，使本不相干的部分形成首尾呼应，构成动态的浑然体，好似一条双头蛇互相咬住对方。就其功能而言，这可以将自己所见所不便表达的部分，借用他人——历史来道出。若以朗西埃从言说存在角度对“叙述”和“论述”之所分，戈公振的参观记录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叙述，历史的部分相当于“论述”。《世界报业参观记》是一种以“注释兼解释的论述为架构之叙事”，是在“论述的系统下建立叙述”。⑥这就是说，通过考察的记述，戈公振意在从报纸的生产环节及其目前达到的水准乃至于报馆大楼形状及所在（比如《纽约时报》），透露出两家报纸的能力、实力和影响；通过历史的回溯，是要揭示其原因和意义，由此实现其知今鉴古或鉴古知今。因此，尽管《泰晤士报》的历史，看上去是戈公振自己的整理，《纽约时报》的历史作者是“乔瑟夫”，但二者却不乏共同之处，首先其重点都是落在人——经理、发行人或者主编身上。其次，这些人物不仅坚韧不拔，更重要的是坚持独立办报，而且是代代相承接替努力，才有了报纸今天所具有的权威和地位。“泰晤士今日之繁荣，实由其独立之精神，华尔特第一之经营其报纸也”。《纽约时报》“自认为一独立的民主派报纸，惟其以独立自限，尤甚于民主”。因其“所抱中庸稳健忠实之信条，日久为公众所认识，当然有今日之信仰与报酬随之而至”。其实，在戈公振访问时，《纽约时报》尚处在顶峰，《泰晤士报》则已经走下坡路；初期的《泰晤士报》也不独立，曾经受到过政府的周到照顾，直到华尔特二世执掌权力时才开始扭转。雷蒙德时期的《纽约时报》，实际上就是共和党的喉舌⑦。但是这一切，在戈公振的历史叙述中，基本没有看到，即便有所涉及，在叙说中亦是一闪而过，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乃纽约时报与伦敦泰晤士两报，“在今日皆具有无上威权，各执一洲舆论界牛耳”的奋斗拼搏之经过。
　　戈公振的域外之行，恰是在《中国报学史》杀青即将出版之际。在前面曾提到过的《时报》“启事”中，戈公振除了告之有出国之行，另一事就是为自己的著作打广告，告知“有兴味于报纸”之读者诸君，《中国报学史》和修订版《新闻学撮要》，“现在排印中，不日可以出版”，“幸祈留意”。⑧《中国报学史》的完成和戈氏的考察，在其时间上的先后衔接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但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内在关系。戈公振的“考察”，本就是带着自己积有的知识和经验，亦即“学”与“术”之储备而去的。无论是出于“术”还是为了“学”，如果没有一个先在的基础——就是对当时中国报刊现状的把握和研究，所谓的“知所考镜”，就无从谈起也无处措手。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看，刚刚完成的《中国报学史》，必然构成戈公振这次出国考察的知识储备的重要部分，也为我们了解戈公振出国前夕对于中国报业之总体印象和认识，提供了上好的渠道：
　　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事腐败日益加甚。
　　之所以如此，根子在于报业从业者：
　　昔之服务报界者，大半非科举化之人物，即法政学生化之人物，抱“学以为仕”之传统心理，视报纸为过渡宝筏，彼心目中只知有政治，故不知社会之重要；只知有官，故不知国民之重要；因官僚幕下集中式的政治，故只知有中央，而不知地方之重要；又因功利心热，投机心切，至甘心为政治机关，为党派利用，则亦必至之结果也。⑨
　　以此所见，如果说戈公振的《世界报业考察记》，就是针对中国报业而起，并没有什么不妥。其苦心孤诣使现状和历史互为映照，怕正是要借此为中国的报业树立典范，指明奋起追赶之方向。“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深愿吾同业知环境之不良，有彻底之觉悟，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 ⑩戈公振抱有这样的想法并不令人奇怪，而且是有根源的。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11]中曾经提及，戈公振对于报刊历史的看法，依循的是线性进化观，他坚定地相信，中国报纸将是依照如下的线路而发展：由公信而成官报，官报分为两支，一是变为邸报，一是到了民间，成为民报。在社会需要作用下，民报在内容上或偏于商情，或重于社会，并开始有人以此为业，亦有人成为订阅者。因经济难以为继，政党资助报纸应运而生，遂成党报。为党派做喉舌，终非办报长久之计，又演化为商业化报纸，其中又分两种：或是独立报（不受人支配），或是自由报（不受人干预）。[12]报刊的这种进步，又必定与国家及其人民现代转型交织一起相伴而行。在他眼里，官报、外报和民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到“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所谓自由博爱平等之学说，乃一一输入我国，而国人始知有所谓自由、博爱、平等。故能于十余年间，颠覆清社，宏我汉京”的过程，人民在报纸长期熏陶下，终在“渐知个人之外”，“尚有社会，尚有国家，去真正醒觉之期不远矣”，足见“文学之兴衰，系乎国运之隆替”。[13]出于这样的变革发展链条，我们可以发现，《世界报业考察记》的现状和历史就与中国报业发生了自然对接，并产生出另一层未曾明言的含义：《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之历史，是中国报业的必经之路；两家报纸之现状，则是中国报业的未来。既然如此，明明只是两家报纸的参观考察，偏偏冠之以“世界报业”，其用意还不清楚吗？戈公振借此是要表明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就是世界报业的引领者，或者说它们就是世界。中国报业只有汇入其中，融入其内，才能与世界对话，成为世界报业大潮中的一个部分。大浪滔滔水流东，趋向是必然的，关键在于人。《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历史上的各任经理、发行人或主编的所作所为，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一切端视中国报纸从业者是否具有这样的觉悟和奋斗精神，“吾不能不希望我国报纸之觉悟，吾更不能不希望我国报界之努力！” [14]平心而论，若仅就知识层面，戈公振的《世界报业考察记》，无论是关于这两家报纸的面貌及其运转的见闻，还是对它们历史所做的介绍，在今天很难说有什么价值。这还不是因为新传播技术的冲击，也不是因为这两家报纸远非当年，而是戈公振的考察距今过去了九十年，我们对于国外报纸的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参观记之所记。然而，戈公振寄托于笔墨之中的那份理想，他希望改变中国报业的急迫之心，希望中国报业奋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大报的急切之情，希望以报纸的进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坚毅之意，正体现出那一代记者和新闻学者的理想追求、职业情怀和不屈意志。“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是戈公振对于中国报业的殷切期待，也是他个人内心所求之写照。他回国后创办“申报图书资料参考部”，四处做世界报业状况之报告，撰写《新闻学》，参与《生活日报》之筹办，赴苏联参观考察……点点滴滴，勾画出的是其亲力亲为，实践自己意愿之轨迹。《世界报业参观记》本意在为“希望我国报界之努力”提供努力之希望，却无意中架设起我们今天体味感悟报界和学界先进的精神世界之桥梁。这就是《世界报业考察记》所闪耀出且不会褪色的永久光彩！商务印书馆将这份九十年前的遗稿，在今天予以出版，除了完成曾经的承诺和约定，其主要意义恐怕也在于此。■
　　
①见《中国报学史》前言，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②③洪惟杰编著：《戈公振年谱》第2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戈公振昨日回国》，《申报》1928年11月15日
⑤雅克·朗西埃：《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第31、16页，魏德骥、杨淳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⑥雅克·朗西埃：《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第30页，魏德骥、杨淳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⑦参马丁·沃克：《报纸的力量——世界十二家大报》，苏潼君、诠申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⑧转引自洪惟杰：《戈公振年谱》第28-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6、363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⑩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363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11]黄旦：《新报刊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12]戈公振：《报纸之将来》，载黄天鹏编：《新闻学演讲集》，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版
[1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2、177、198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1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8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黄旦/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该文是作者为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报业参观记》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