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芬
　　【本文提要】过往有关冷战时期两岸文宣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岸媒体宣传策略与舆论建构、文艺宣传中的两岸想象、美国主导的以台湾为基地进行的亲西方宣传这三个方面展开。冷战时期“两岸文宣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相较而言，中国大陆的文宣工作在中共宣传部门直接支配下展开，其脉络比较清晰；而台湾地区则不仅存在官方报刊立场的前后变化，而且自始至终还有民间报刊的不同声音，线索较为复杂。对于冷战时期两岸文宣的研究，最终旨在针对台湾问题中存在的“延续与断裂”，对不容忽视的两岸关系渐行渐远的政治现实、从“大中国情结”到心生罅隙的民间心态等予以历史解读和现实解析，力图从“人心”角度找寻“台湾问题”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冷战 两岸文宣 台湾问题　　【中图分类号】G210
　　一战结束以后，随着战时同盟瓦解，东西方进入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形成剑拔弩张的对抗之势。1949年底，中国内战的大势已定，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内战与冷战分列的观点，将台湾问题视为内战延伸的内政问题，而非冷战造成的国际问题。相反，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对内对外的宣传中，却往往将中国内战塑造成世界冷战的一部分，力图将台湾问题纳入大国博弈之中。冷战初期，尽管东西方以势不两立的姿态对峙，但是双方都尽量避免兵戎相见、诉诸武力。于是，“宣传战”“心理战”就成为争夺人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利器。由此，形成了冷战时期两岸文宣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基本格局。
　　
一、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既往冷战时期的宣传研究大多集中在台湾的中国想象、美国的冷战宣传，对于中国大陆向外观照的角度研究相对较少，而将两岸文宣两相对比予以研究目前尚付之阙如。
　　部分相关研究较为重视档案的运用，但档案搜集的广度仍需扩展；部分研究分析因视野所囿，未能对文化冷战、冷战宣传、大国博弈、两岸关系做出更为宏阔全面的论证，存在对一时一地、一事一人进行微观论述的倾向，对于历史背后的利益勾连、叙事逻辑和理论框架缺乏较为深入的认知；现有研究的文本也主要以小说和电影为主，对相关媒体舆论与宣传机制的研究在文献挖掘和研究方法方面均有开拓空间。
　　具体来看，有关冷战时期两岸文宣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两岸媒体宣传策略与舆论建构。余敏玲①以塑造蒋介石的形象为例，探讨1945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在内战中的宣传角力；何卓恩②以冷战时期台湾地区报刊舆论的演变，分析了国共文宣呈现的是一种各自内部环境相对稳定下的两岸敌对状态。翟韬③从“华夷之辨”入手，探讨美国对华宣传与两岸形象的塑造。论述国民党冷战时期宣传策略的文章，以王文隆的《从个人意识到“国家政策”——反共抗俄的塑造》④为代表，讨论蒋介石当局如何将内战与冷战连接，以及蒋介石的个人意识如何转变为“基本国策”的历程；还有冯琳的《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对台胞的宣传及其缺失——以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为例》⑤、陈冠任的《1950年代国民党当局对美宣传策略的形成与转变》⑥、林显果的《两次台海危机的战争宣传布置（1954-1958）》⑦及其博士论文《一九五零年代反共大陆宣传体制的形成》⑧，也值得关注。台湾文化大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批国际宣传的论文，如《“中华民国”现阶段国际宣传策略之研究》⑨《美“匪”建交前台湾当局对美国国际宣传之研究》⑩《塑造“中华民国”国际新形象至研究国际宣传途径之探讨》[11]，集中探讨了这一议题。
　　明凤英[12]以台湾1948-1949年间《新生报》“桥”副刊上对台湾新文学的去向的讨论为主题，探讨“中国”在台湾是如何被想象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政治核心还是一个政治权力核心？林淇瀁在《虚构的中国·缺席的台湾——当代台湾媒体的“想象共同体”建构》中则认为，报禁开放以来台湾多数媒体仍然持续着威权年代国民党的“大中国意识形态”，因此陷入所谓“中国符号的‘虚妄神话’”之中，而这又特别表现在“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认同分歧之上。郑鸿生在《台湾的大陆想象》[13]中提出要反思海峡两岸断裂的历史，而且不只对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还要对中国二百年来的近代史（以及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行反思。Bi-yu Chang [14]、J.J. Zhang and Mike Cran [15]、Horng-luen Wang [16]也分别从台湾地理教育中的中国故土想象、金门在两岸中的桥梁意象、台湾“国家”想象的反思等角度入手予以探讨。与此相较，冷战时期中国大陆媒体上的台湾形象的相关研究较少，类似角度的研究有李黎的《冷战时期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以〈人民日报〉为中心（1949-1988）》[17]。
　　二是文艺宣传中的两岸想象。以往对于两岸文宣研究多从电影、小说的角度切入，侧重从“国族”想象和身份认同来论述台湾对大陆的想象。总体而言，台湾对大陆的想象居多，大陆对台湾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台湾作家胡晴舫《想象一座岛屿》[18]中的刻画可见一斑：“岛屿，向来是世界的边缘。唯有在渴望遗世独立之际，人们才会想象一座岛屿。”这种海岛的边缘性与中国大陆的强势主体性，使得两相对比之下呈现出大陆在冷战时期对台政策比较一致和稳定，也因当年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而难被外界渗透，加之新中国旋风式的外交在国际上争取到了良好的国际形象，1971年更重返联合国，争取到更多国际支持；而台湾一直受到美国掣肘，作为其在东亚的傀儡，角色定位比较混乱，“国际外交”又最终失利，其反攻大陆的设想和大中国想象与情结都勉为其难、难以为继。
　　台湾常常徘徊在中国大陆投射的阴影之下，被称为或自视为“亚细亚孤儿、蒲公英、无根一代、漂泊世代、中国的尤利西斯”等。这在相关文学方面的研究中尤为突出，如林幸谦[19]从台湾海外漂流作家的身份来探讨流放语境与离散的文学传统，并指出日本经验和中国经验以及海岛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掺杂而导致的某种疏离或拒绝认同的态度；刘桂茹[20]也探讨海外华人作家根据记忆、传说、家族故事所构建出来的故国形象和文化符号的印记，可以说是一种“想象的想象”；周聚群[21]以大陆的“文革”题材小说为背景和参照对象，从陈若曦到哈金的海外作家群的“文革”小说的主题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勾勒了国族情感的心灵变化轨迹；李孟舜[22]与许月桥[23]也从不同角度来探讨离散与认同的问题。陈佳琦[24]探讨了黄凡的小说《青州车站》如何蜕变为意识形态上与当权者暧昧暗合且受主流文坛推崇的作品，兼而观察1970年代占据台湾主流媒体的反共宣传氛围，进而质疑这些未曾清理过的冷战思维与反共意识，是否仍在今日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认识。
　　台湾对大陆想象的研究还有王智明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事件：叙述社会主义中国》[25]。张羽[26]则指出两岸互相观照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如“中共有关台港文学研究的立场、走向不掩共产党‘既联合又斗争’的统战原则”。从这些论说中可以鲜明地看出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方面对祖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的态度与情绪。
　　与此相应，关于大陆对台湾想象的研究有张文诺的《“文革”文学中的台湾空间想象——以〈一只绣花鞋〉为例》[27]，突出“宝岛”想象和“魔窟”想象的双重意义空间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作者张宝瑞并没有去过台湾，他对台湾的叙述大多来自报章杂志对台湾的介绍，小说对台湾的叙述与其说是真实的台湾，不如说是虚构的台湾。但是，小说对台湾的想象折射出了当时主流意识对台湾的想象；袁勇麟[28]认为，大陆学者撰写的台湾文学史其理论视野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典型的国族认同标准，即以政治上的国家主权作为文学划分的标准隐含了“中央–地方”的文化发展模式其文化认同具有内在的政治规约性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框架中其异质特征不管如何跳脱都不会也不能漫延出这个范围。
　　两岸影视的相关研究同样处于这一总体思路与模式之中，即以国族想象和身份认同来展开[29]。台湾卢飞易[30]还从政治、经济、美学角度来研究冷战时期台湾电影的状况，大陆则是陈飞宝的《台湾电影史话》[31]曾有过整体研究。1949年后有大量“反特片”在大陆出现，徐勇[32]认为“反特片”敌我分明的二元对立结构呈现的是冷战意识形态，而时下的“谍战片”你我共存的镜像式结构则具有以全球化为表征的后冷战时代特点，其中性化的表述是对阶级认同甚至国（民）族认同的超越。
　　三是美国主导的以台湾为基地进行的亲西方宣传。冷战开始以后“选边站”是各国面对的客观现实，美国为争取更多势力站在“自由世界”的一边，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的传播，自然大力扶持与提升台湾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以其作为对新中国进行宣传战以及热战的桥头堡。林孝庭[33]利用来自美国、英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解密档案展开研究，试图勾连1948至1988年间，中国大陆、台湾、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历史关系，描绘台湾在冷战年代中的特殊定位；宋怡明[34]由金门地方史切入，透过历史人类学的角度，以历史记忆与地缘政治的视角描画出一幅世界冷战时代的缩影。贵志俊彦[35]聚焦美国在亚洲如何以公关宣传活动操控信息、开展情报工作，发现美国政府在公关宣传活动中也结合了美国民间力量、亚洲各国政治精英及一般民众等因素，使其权力运作变得更为隐晦。冷战初期，美国着力针对东南亚华人进行亲西方宣传[36]，中国台湾和香港由此成为重要基地。[37]这些研究表明，冷战时期美国将台湾包装成自由民主的圣地和海外华人的家园，从而离间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使他们“亲台湾、弃大陆”。
　　这方面，对冷战时期美国新闻处的相关研究是个焦点，如王梅香对美国新闻处在台湾“译书计画”运作的研究[38]；李义男对美新处“学生英文杂志”的内容分析[39]；陈建忠所关注的美援文艺体制。[40]还有张长智、石玮、郭又新对美国新闻总署、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等组织演变及其宣传活动的总体研究。[41]
　　
二、两岸文宣的阶段性演变
　　台湾虽然隶属于中国文化的总体版图，但在近代诡谲曲折的历史变动中，已逐渐形成游离于版图之外的现实格局，其中既有与母体千丝万缕的文化承续联结，又有暧昧难明的文化变异疏离。这样的历史特殊性孕育出相应的文化性格、若即若离的政治态度、多元共生的心理趋势，也使得两岸文宣及其“两岸相隔”的观察距离更增添了研究梳理整合的必要性。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12月7日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守台湾，台海两岸由此形成分离局面，并随时准备开战——大陆称作“解放台湾”、台湾名为“反攻大陆”。这种情势也反映到报刊的舆论动员中，中国大陆从“打倒美帝及其走狗蒋匪帮”“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鼓动，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呼吁，一直在中共宣传部门直接支配下展开，其脉络比较清晰；而台湾地区则不仅存在官方报刊立场的前后变化，而且自始至终还有民间报刊的不同声音，线索较为复杂。冷战时期“两岸文宣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至1960年。1949年和1954年中共攻打和炮击金门，被西方媒体称为第一次“台海危机”，新华社时评和《人民日报》社论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台湾同胞”的口号。1950年，面对新中国的外交攻势和周恩来的正义呼声，蒋廷黻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在联大提交《控苏案》，而美国在此间对华政策表现了某种前后矛盾的现象，既想抽身中国、抛弃蒋介石，又担心苏联势力的扩张。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不是针对朝鲜半岛，而是针对中国领土台湾，命令第七舰队北上到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而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反对在联合国讨论台湾地位问题，声明美国没有侵略台湾。为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从1949年至1953年中共展开了清匪反霸与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中国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势力。1954年炮击金门的第一次“台海危机”后，暴露出美国实用主义的远东政策，即“保卫台湾，避免战争”。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人民日报》社论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呼吁“美国强盗滚出台湾去”。
　　国民党退守台湾初期，党报党刊舆论相对开放，《中央日报》一直都在讨论国民党如何改造以及“民主反共与集权反共”的问题。当两蒋定调以集权方式实行党的改造，国民党党报党刊逐渐保守化。自由知识分子曾办刊配合国民党对大陆展开宣传战，其中影响最大的为《自由中国》，该刊初期宣传“反共抗俄”“揭露共产党暴政”，与国民党喉舌可谓合作默契。后来《自由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就现实政治展开批评，与官方报刊的保守论调展开论战。加之雷震等人筹组反对党的行为碰触了国民党的底线，1960年多名《自由中国》人士被捕判刑，《自由中国》停刊，官方言论空间进一步收缩。[42]冷战之初，美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处于守势的。资中筠在谈及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时指出，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革命形势高涨，马克思主义在被压迫民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代表未来的思潮”。[43]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将宣传提到与经济、军事手段并列的高度。
　　由于新中国初期实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美国无法对中国大陆展开直接的宣传战。美国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说”，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根源。美国一方面继续承认蒋介石的台湾政权，另一方面通过宣传将大陆政权描述成莫斯科的附庸，将新中国看成是一个不履行国际义务、进攻性极强的“非法”政权。当时，海外华人成为美国与中国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中争夺的对象。1949年至1956年，美国制定了诋毁新中国形象、提升台湾当局声誉的心理战战略，并以香港和台北美国新闻处为中心、以中文为主要载体，对海外华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心理宣传战攻势，试图在国际上造成“中共政权是非法的并且具有扩张性”的负面印象。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受到重视，美国认为，中共正在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间展开心理战宣传，用一种扩大了的“人民的外交”补充传统的不足，即采取文化、科技、经济、宗教、种族、教育、体育、记者和人民交往的手段实现这一计划。例如，大范围内上演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被视为中共在海外华人中进行文化渗透的例子。这样的电影使得海外华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中国大陆而非台湾。美国政府担心海外华人群体很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在亚洲的“第五纵队”。美国认为只是支持与中国大陆对抗的国家是不够的，只有共产党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所攻击，才能更好地向“自由世界”展示中共政权的“残暴”。因此，台北美国新闻处作为冷战“美援文化体制”的代表，开始全方位打造台湾为海外华人的心灵故乡。[44]第二阶段为1961至1970年。1960年中苏同盟分歧公开化，而美台之间的“蜜月”关系也同样终结。大陆方面，周恩来将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的四项具体政策。这一方针较之1955-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前进了一步，可以说是不叫“一国两制”的“一国两制”。台湾方面，从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民党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形下，提出“建设台湾，策进反攻”的口号。1960年台湾发生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表明国民党当局思想领域的控制加紧；就国际情势而言，1960年肯尼迪总统因以反共为号召而当选，西方各国的反共力量在军事上形成同盟，唯美国马首是瞻，而在东欧诸国，同样无法逃脱臣服苏联的命运。冷战期间美国以替天行道意味发出“共产主义强权将支配全球”的危言，其深意却在维系美国独霸世界的国家利益。1961年柏林墙的设立，形成东西方冷战时期的最后一条分界线。
　　自1958年金门炮战后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年间，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默契。中共对台政策与台湾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经过两次“台海危机”都做了相应的调整，海峡两岸由过去的军事对峙转变为政治对峙为主、军事对峙为辅的状态。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台与“反攻大陆”对两岸来说都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蒋介石既要维护中国领土不被分离出去，又要利用美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关注，争取尽可能多的外援，巩固统治，伺机反攻大陆。1961年蒋介石发起“国光计划”（即为“反攻大陆”而策划的秘密作战计划），1972年“国光计划”宣告终止。其间，一次次对大陆进行“反攻”偷袭均告破产，蒋介石后半生倾尽全力的“反攻圣战”最终落败。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一纲四目”方针提出后，受到海内外热烈响应，但仍被蒋介石拒绝。1965年李宗仁自海外回国，《人民日报》予以大张旗鼓的宣传。李宗仁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并说明中共对国民党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及来去自由。此外，“文革”前国共还有两条秘密接触的渠道：一条是通过章士钊，一条是通过曹聚仁。特别是作为新闻人的曹聚仁，作为和谈专使的角色担负向海峡两岸传递信息的任务。[45]“文革”期间，中共对台政策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重提“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为把“美国侵略者从台湾省赶出去”，必须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同时，中央对台工作部门受到冲击，中央对台办公室被诬为“特务据点”，中央对台工作领导罗瑞卿、杨尚昆被打倒，徐冰、孔原靠边站。一些红卫兵表现出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极端痛恨，将蒋介石生母及前妻毛福梅的墓地破坏。这引起台湾当局的极大关注，从而使海峡两岸政治对峙状况有所加剧。面对艰难复杂的局面，周恩来尽力稳定局势，积极推进对台工作。1971年接见美国新闻界人士时，他采用了“台湾回归祖国”的提法。
　　美国对海外华人的宣传在1962年前后明显式微。之前海外华人被美国定为重要宣传对象，主要是因为他们被视为其反共宣传对象——中国大陆人民的替代，还因为美国要消除共产主义对华人宣传产生的“负面影响”。其宣传的目标和主题也全都基于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战略三角关系，以美国反对新中国的冷战需要作为出发点。
　　1960年代初，美国彻底放弃了利用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来促进其认同和效忠台湾的宣传政策，只保留了提升国民党政权声誉的宣传目标。随着对手宣传策略的转变、冷战形势的变化等，美国认为以前“反中共”和“支持台湾”的宣传聚焦于华人世界内部，视野过于狭窄，于是1960年代初开始把宣传重心由华人世界转向了世界舞台。美国政府在无法对中国大陆实施宣传活动、对海外华人的宣传又不力的情况下，将对华宣传逐渐变为涉华宣传，将反对“红色中国”的“中国报道项目”和促进华人支持所谓“自由中国”的“台湾报道项目”在更大的舞台上展开，构成了一整套双轨宣传战略。
　　第三阶段为1971年至1978年。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重返联合国，台湾当局被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继联大驱蒋案之后，台湾当局遭到空前的“外交”危机，二十多个国家同台湾“断交”，就连其最重要的盟友日本也于1972年同其“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与此同时，1971年的“保钓运动”反映出台湾本土对于国家、民族的捍卫之情达到了顶点，中华民族意识表现得最为强烈。及至1978年美国与台湾也“断交”，更是表明，在海峡两岸正统与非正统的争论中，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获胜而告终。
　　1970年代中期后，世界开始进入所谓“二度冷战”阶段，延绵二十年之久。其间，美国深陷越战多年，大败之下无功而退，美苏争霸的格局向有利于苏联的势头转化。1974至1979年之间，全球范围内涌起第三次革命浪潮，亚非各地、甚至美洲众多政权纷纷靠拢苏联，勃烈日列夫领导下的苏联，在1970年代看似踌躇满志。当此时，深受苏联战争威胁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力求争取的战略同盟。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国民党官方报刊仍延续舆论动员的反共基调，但在“反攻大陆”已不可行的现实中，重点转向立足台湾、建设台湾。恰在这个时期，以一批留学回台的本省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政论型杂志《大学》应势而生，提出“革新保台”主张，并从各方面向当局建言献策。以此为契机，一个新的报刊舆论时代来临，1975年《台湾政论》创刊被称为所谓“党外杂志”的滥觞，标志着台湾本省知识精英站到民间报刊的前台。党外杂志此伏彼起纷纷出现，其中，《美丽岛》办刊人员网罗大批知名党外人士，后因“美丽岛”事件停刊。[46]第四阶段为1979年至1991年前后。1979年1月1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前提下正式建交，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国际障碍，美台“断交”之后，海峡两岸的斗争形势已由中美之间斗争为主，转变为中国内部之间的矛盾。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1月1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结束两岸分裂状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设想和主张。
　　台湾方面继1978年中坜事件后，1979年爆发“美丽岛”事件，反映出由于“反攻复国”政策失去现实基础，台湾本土意识逐渐迸发。1980年代之后的第三波本土化运动以“去中国化”的“反中”形态出现，从所谓本土的文化意识，最后发展为政治上的“台独”。相应地，一批本土化色彩鲜明的报刊出现，实行本土化办报理念。1980年代中期，国民党威权体制开始松动，蒋经国顺势决定开放党禁报禁，国民党官方报刊逐渐开放，不再局限于僵化的反共意识形态。[47]两岸关系的种种禁忌也逐步解除，1987年，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同年9月14日，台湾记者徐璐、李永得首度突破禁令赴大陆采访，成为两岸文宣的标志性事件。1980年代末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竞争进入尾声，台湾解严与冷战终结以一种独特方式重叠，而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某种程度上也使台湾岛内的政治分化凝聚到新自由主义方向上去。
　　
三、关于未来研究的展望
　　冷战形成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峙，美苏两大阵营在亚洲主要通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互相争斗，远交近攻，但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言：冷战双方虽然都口口声声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但在事实上各国政府的基本决策并不遵循这项方针，倒是私下明争暗斗的情报活动（笔者注：情报战、心理战、宣传战均属此类），才真正发挥了冷战中决一死战这一口号的精神。他同时认为冷战之说纯系一种西方观点。[48]由此，可以发现，在“短20世纪”第二阶段，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相当突出，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反共意识形态的输出在过去甚至现在都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敌强我弱、敌进我退”的文化弱势也是长期历史累积的结果。
　　关于冷战时期两岸文宣，下一步研究涉及如下问题：两岸文宣如何建构彼岸想象？有些什么关节点和影响因素？两岸媒体的“国家”论述达成了怎样的“两岸想象”与“身份认同”？两岸文宣中是否存在“后冷战”对“冷战”的延续？“国家”形象、大国关系与冷战文化的遗绪对于今天的台湾问题、两岸关系及对台宣传有何启示？
　　以冷战时期中国大陆和台湾文宣作为视角，不仅可以探讨两岸的分离与联结、国共对峙与“统战”、离散分立与精神回归，而且有助于揭示台湾问题背后大国力量角力、全球性的文化冷战与后冷战、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与第三世界的抗拒等话题。最终旨在针对台湾问题中存在的“延续与断裂”，对不容忽视的两岸关系渐行渐远的政治现实、从“大中国情结”到心生罅隙的民间心态等予以历史解读和现实解析，力图从“人心”角度找寻“台湾问题”的解决之道。■
　　
　　
①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一册：领袖的淬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
②[42][46][47]何卓恩：《冷战时期台湾地区报刊舆论的演变》，《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
③翟韬：《冷战语境下的新“华夷之辨”——美国对华宣传与两岸政权形象的塑造》，《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
④⑥⑦沈志华、唐启华主编：《金门：内战与冷战——美、苏、中档案解密与研究》第238页，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⑤冯琳：《台湾光复前国民党对台胞的宣传及其缺失——以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
⑧林显果：《一九五零年代反共大陆宣传体制的形成》，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年
⑨范正祥：《中华民国现阶段国际宣传策略之研究》，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年
⑩黄瑞南：《美“匪”建交前台湾当局对美国国际宣传之研究》，文化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年
[11]黄炎霖：《塑造“中华民国”国际新形象至研究国际宣传途径之探讨》，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
[12]明凤英：《在台湾想象中国“一般的中国”与“特殊的台湾”之间的折冲》，《励耘学刊（文学卷）》2009年第1期
[13]郑鸿生：《台湾的大陆想象》，《读书》杂志2005年第1期
[14]Bi-yu ChangSo closeyet so far away: imaging Chinese ‘homeland’ in Taiwan’s geography education （1945-1968） ，Cultural GeographiesJuly 2011; vol. 183: pp. 385-411.
[15]J.J. Zhang and Mike Cran,Making material memories: Kinmen’s bridging objects and fractured place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Cultural GeographiesJune 242015.
[16]Horng-luen Wang,Rethinking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Reflections on National Imaginations in Taiwa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August 2000; vol. 174: pp. 93-117.
[17]李黎：《冷战时期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以〈人民日报〉为中心（1949-1988）》，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18]胡晴舫：《想象一座岛屿》，中时电子报2007年9月17日
[19]林幸谦：《漂泊世代：台湾当代作家的离散书写与原乡情怀》，《学术月刊》2013年4月
[20]刘桂茹：《“想象中国”的方式——北美华人小说之观察》，《江汉论坛》2013年8月
[21]周聚群：《“红色”中国的“杂色”呈现——论海外华文/华人小说中的“文革”书写》，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22]李孟舜：《局内的局外人——眷村文学的双重离散经验与文化身份认同》，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23]许月桥：《论二十世纪台湾小说的抗战书写》，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24]陈佳琦：《冷战下的中国想像与反共意识形态：以黄凡〈青州车站〉、〈零〉为例》，《台湾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
[25]王智明：《历史记忆与历史事件：叙述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研究月报》2009年3月25日（第90期）
[26]张羽：《对台湾学界评祖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之述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7]张文诺：《“文革”文学中的台湾空间想象——以〈一只绣花鞋〉为例》，《宜宾学院学报》2012年9月第12卷第9期
[28]袁勇麟：《历史与叙事——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9]谢建华：《大陆怀想——台湾主流电影的中国叙事（1979-1995）》，《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陈犀禾：《六十年来台湾电影的“国族”想象》，《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王雁：《论台湾电影的国族认同观之变迁》，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胡楚城：《论侯孝贤电影中关于台湾身份认同的探索》，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0]卢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
[31]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
[32]徐勇：《再造“人民”及其“敌人”——如何看待“反特片”到“谍战片”的转变及其引起的问题》，《文化研究月报》2010年第105期
[33][美]林孝庭：《台海·冷战·蒋介石：解密档案中消失的台湾史1948-1988》，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5年版
[34][美]宋怡明（Michael Szonyi）：《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版
[35][日]贵志俊彦：《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冷战》，稻香出版社2012年版
[36]张杨：《以宗教为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心理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翟韬：《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茹亚伟：《冷战初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亲西方宣传（1945-1960）》，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7]张杨：《海外华人项目”与美国反华保台之心理战政策初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张扬：《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翟韬：《“文学冷战”:大陆赴港“流亡者”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反共宣传》，《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翟韬：《“冷战纸弹”:美国宣传机构在香港主办中文书刊研究》，《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
[38]王梅香：《不为人知的张爱玲：美国新闻处译书计画下的〈秧歌〉与〈赤地之恋〉》，《欧美研究》2015年3月第45卷第1期。王梅香：《冷战时代的台湾文学外译－美国新闻处译书计画的运作（1952－1962）》，《台湾文学研究学报》2014年10月第19期
[39]李义男：《美新处〈学生英文杂志〉内容分析——该刊传播目的与技术之探讨》，台北《新闻学研究》1972年第9期
[40]陈建忠：《美新处（USIS）与台湾文学史重写：以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杂志出版为考察中心》，《“国”文学报》2012年第52期
[41]张长智：《美国新闻总署之组织与其活动》，台北《新闻学研究》1970年第5期。石玮：《美国新闻处在华活动初探（1946-1949）》，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郭又新：《从国际新闻署到美国新闻署——美国对外宣传机构的演变》，《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5期。郭又新：《穿越“铁幕”：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冷战宣传（1945-1963）》，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于群：《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三联书店2009年版
[43]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第1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4]部分参考茹亚伟：《冷战初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亲西方宣传（1945-1960）》，东北师范大学茹亚伟硕士论文，2013年
[45]李松林、祝志男：《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考察》第114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48]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第287、289页，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向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冷战时期两岸文宣研究》（1949-1991）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6BXW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