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彪
　　【本文提要】本文结合当前社会舆情发展的新特点，总结得出：新技术驱动下，网上舆论生态更加复杂多变，社会表达不同意见竞争更加激烈；私人领域叠加在公共领域之上；线下与线上社群的“抱团”极化现象使得公众从简单的“社会表达者”升级为复杂的“社会行动者”；“社群的茧房化”效应使得群际之间存在刻板印象和不通约的现象，虚拟社会关系矛盾化趋势明显；网络大V退场、资本力量直接介入到社会舆论表达场使得社会舆论表达更加“民粹化”；互联网的标签化表达使得“弱势认同心理”蔓延到更广大的群体等结论。进而提出，未来舆论处置应以争取人心为最终价值取向、加强对舆情事件命名的引导、构建公共对话平台和超越于所有社群的全新社会认同、减少“弱势认同心理”的蔓延等建议。
　　【关键词】舆论引导 网络民粹 弱势认同心理 事件命名
　　【中图分类号】G201
　　当下，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微博、微信、微视频和客户端等新兴媒体“强势崛起”，整个社会表达进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通讯社”的自媒体主导的新时代，传统大众媒体时代的“信息统一生产”“统一分发”的模式被打破，自媒体“遍地开花”，再加上2016年被称为“网络直播元年”“VR（虚拟现实技术）元年”，以知乎、分答、AB站、网络电台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平台强势崛起，传统的舆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虚拟现实空间与线下空间的界限在不断模糊，网络话语表达在经过系列网络治理后呈现出更加多元与极化的特殊景观。
　　
一、当前中国社会舆情的新特点与新变化
　　纵观近年来中国社会舆情的综合演变过程，可以概括出中国社会舆情呈现出的几个新特点和新变化。
　　（一）舆论生成：爆米花模式成为主流爆发形式
　　舆论的生成模式主要分为五种：爆米花模式、风吹浪起模式、飘雪模式、瀑布模式和沉默的螺旋模式。①随着自媒体的“遍地开花”，信息传播呈现出秒传播的趋势，舆情生成也不再是由多级主体参与的缓慢形成过程，爆米花模式成为主流模式，并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从全天24小时来看，晚上22时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集中刷屏阶段。
　　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网民的信息生产及情感价值结构演变报告》报告显示，②社会舆情事件的集中爆发阶段在晚间的21时-23时，社会热点事件传播的活跃度几乎是白天的一倍，尤其是晚间22时睡前阶段，是网民全天打字最活跃的时刻，主要是一天的紧张工作后这段时间是相对清闲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自媒体账号信息生产最为频繁的时间，也是社会舆情热点事件发酵和传播的最重要时间。下图是雷洋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微博上关于雷洋事件的话题讨论帖子的24小时分布，可以看出，该事件集中爆发点为22时-23时，即睡前两个小时，这是UGC信息生产最高峰的时段，也是舆情事件发展的关键时段。这是近年来自媒体账号强势崛起之后社会舆情的爆发点变化的重要特征，相较于以往19时-20时的舆情爆发时段具有了显著后移的变化，这是自媒体时代社会舆情时间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舆情生态：更加复杂多变，不同意见竞争更加激烈
　　新媒体平台不再只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和客户端）”，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知乎、网络电台、AB站弹幕、网络直播、网络字幕组、笔记类分享应用（如印象笔记）等已然兴起，并且在公共事务中开始扮演重要源头作用。如雷洋事件最早就是出现在知乎社区，进而传播到人大校友微信朋友圈引爆整个社会话语舆论场的，这种“新技术平台爆料——微信刷屏——微博跟进——传统媒体报道——新闻门户客户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接力传播模式已成为近年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主要模式：以知乎为代表的新型技术平台扮演信息源头；微信是自媒体人观点齐发的话题酝酿和讨论的地方；微博扮演信息二传手，最终形成社会话题的“平台联动”和“情绪共鸣”；传统媒体则将事件进行“仪式化”报道……使得网络舆论生态更加复杂多变，并且这些新技术平台是目前公开舆情监测所兼顾不到的，传统的舆情监测与预警往往很难抓取到新技术平台的封闭数据，造成危机舆情只能被动应对。
　　新技术平台的多元使得网络社群依靠自己所依附的技术平台表达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见，无论公共利益事件还是民生领域事件都有多样的社会表达和意见，使得传统的舆论引导能力的考察必须从简单地对一种意见的引导转向多个社会意见之间达成社会共识的能力，舆论引导不能追求单向度的自我表达和卡拉OK式的“自嗨”，不能一味地强调“抢夺”网络舆论阵地和舆论主导权的麦克风，舆论引导应强调引导讨论协商的能力，而不能继续维持自媒体出现之前依靠网评员的数量优势来夺取舆论主导权。
　　（三）关注领域：公私领域界限越来越模糊
　　私人领域叠加在公共领域之上，公共领域愈来愈呈现出私人属性。网络围观是中国人使用互联网后经常采用的行为模式，网络流行语“地命海心”就是形容中国网民将更多的心思用在社会公共事件的关注中，但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崛起，民众对社会公共议题的总体关注度在下降，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境况，社会情绪的表达也从公共事件拓展到伦理、社会信任、社会审美等领域，私人领域议题越来越公共领域化，购物、娱乐等以往事关私人的事情越来被放在公共话语场讨论，如王宝强事件中，大家在关注娱乐事件本身的同时，有上升到爱情、阶层、家庭伦理等角度的讨论，在讨论中并非简单以事实说话，情感表达与宣泄在公共传播中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具有私人属性。
　　私人领域与主观世界的表达在近年越来越多，公共领域与私人事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得公共舆论表达并非理性，很多会呈现出社群之间的价值预设与刻板印象，因此，很容易造成以下两个现象：一是在很多公共事件发生后，当事人和家属并不在第一线，往往是年轻人为主的中产阶层结成表达行动共同体。现代化社会不仅仅需要物质世界的丰富，更需要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伦理等领域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二是翻转舆情层出不穷，无论是“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中农村与城市人的刻板与偏见，还是安徽“肾离奇失踪”事件中患者与医生群体的刻板认知，都凸显了社群之间的价值预设和群体刻板认知。
　　（四）网络社群：“抱团”极化趋势加剧
　　线下与线上社群的“抱团”极化现象使得公众从简单的“社会表达者”升级为复杂的“社会行动者”。新技术平台的不断细分化，使得基于社交媒体与人际关系形成的社会话语舆论场中，各社群对社会公共议题的探讨有“抱团”趋势，观点以“赞同性反馈”为主，容易造成观点极化。当某些观点固化形成特定社会群内普遍共识时，易形成“社会认同”效应，难以被打破，加上线上线下的互动、共振和极化，极易从线上衍生到线下，公众从简单的社会表达者很容易升级为复杂的社会行动者。如在雷洋事件中，以校友群体为代表的中产群体共同发布联合声明，甚至为雷洋事件提出司法路线图；在连云港核废料处理事件中，虚拟社群通过微信群、QQ群等形成“弱势群体心理”共识，很容易转化为线下真实社会的行动者。未来这种基于血缘、业缘和趣缘等而结成的熟人网络、陌生人网络会进一步加大“抱团取暖”的社群极化现象，当社群内感觉自己群体、阶层的利益受损时会下意识地产生应激反应，演变成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和参与者。因此，未来要充分实现官民对话，重大公共决策需要民众的真正参与与体验，进而实现整个社会范围内“价值共创”的可能性，③因为无论网络社会还是现实社会都需要“程序合法性”。
　　（五）社会关系：“社群的茧房化”效应凸显
　　“社群的茧房化”使得群际之间存在刻板印象和不通约的现象，虚拟社会关系矛盾化趋势明显。“茧房化”本来是指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机器算法的新闻推送方式使得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很容易造成民众获取信息具有结构性的缺陷，造成用户视野狭隘、个人判断力与认知能力的丧失。网络的广泛使用，让每个人都能获得自己所喜欢的信息，假如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的话，各个社会群体便会分裂，微信群的出现使得社交网络也同样出现这种效应，即人们习惯性地与自己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获得认同与支持，不愿意与自己不同的群体打交道，也像蚕茧一样“作茧自缚”，这也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呈现出“茧房化”，即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抱团取暖，更加不愿意与别的社群进行对话、寻求合意，“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这样的一种思想褊狭将会带来各种误会与偏见。
　　“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甚至也有“00后”的加入，在虚拟社会空间中已经被割裂成了“世代”人的代名词，成为各自的“小众”势力范围。还有以血缘、地缘、学缘、业缘与趣缘等形成的网络社群，群际之间、代际之间以自己的时代、社群为中心划圆，相互戒备甚至有时相互敌视，带来一个个断裂的社会族群，由于这些断裂的社会族群之间是“不通约”的，“你唱你的，我说我的”，彼此没有共同的话语体系，不是互相倾诉和对话，而是戴着面具、先设性的刻板印象隔空喊话、互相质疑、互相辱骂乃至相互怨恨，进一步增加了社群的刻板印象和众声喧哗，各种“键盘侠”“地域炮”“爱国贼”横行，虚拟社会关系出现了进一步紧张化的趋势。
　　（六）参与主体：资本力量介入，网络民粹化表达加重
　　网络大V退场、资本力量直接介入到社会舆论表达场使得社会舆论表达更加“民粹化”。近年来在很多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资本的身影，无论是网络约车政策出台中滴滴打车等网络平台的背后“煽风点火”，还是在雾霾事件中个别资本力量介入其中炒作。这与西方社会中资本力量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西方资本力量通过在公共话语表达领域寻找代理人，隐匿在背后，而中国的资本力量则直接赤膊上阵，冲在第一线，为本来已经波谲云诡的舆论生态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另外，随着网络大V群体的退场和转向更隐匿化表达的新技术平台，一方面使得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中重大敏感事件的舆情啸聚减弱，呈现出“日丽云霁，月朗风清”的网络舆论新环境；另一方面在规避了网络大V表达不成熟的风险后，涉及国家重大决策时，也缺失了话语精英阶层的参与式协商与对话，网络民粹主义却显得十分抢眼，在公共事件中理性表达更为稀缺，情绪宣泄更为明显，甚至呈现出“网络民粹绑架主流民意”的极端现象，如广东省人民医院一主任医师被患者砍几十刀致死事件中，网民呈现出的对凶手同情乃至支持的话语表达。
　　（七）社会情绪：中产阶层“弱势认同心理”蔓延
　　互联网的标签化表达使得“弱势认同心理”蔓延到更广群体，社会中产群体的焦虑感、不安全感的集中释放。如家事件中的“旁观人群冷漠”“警方不作为”“单身女性”等标签，广东“杀医”案的“陈主任”“患者家属”，魏则西事件中的“电子科大高才生”“无限前途”，雷洋事件中的“人大硕士”“环境专家”“中产阶级”“初为人父”等，都被过度的“标签化”和“归类化”，成为网络舆论中的“兴奋点”，瞬间引发群体刻板印象，使得“弱势认同心理”蔓延，刺激网络热度。“弱势认同心理”使得以往被认为社会中产阶层的人群容易产生“推己及人”的同理心，身份代入感强，很容易形成群体内部的“受害者心理”。这已经引发了中产群体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恰好这部分群体是掌握社会话语群体的主力，拥有舆论话语表达的主导权，如雷洋事件中78级、88级与92级校友的声明、魏则西事件中对百度公司竞价排名现象的声讨等。
　　
二、网络社会治理的思维创新与手段创新
　　结合近几年社会舆情新变化和新特点，未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舆情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一）治理目标创新：争取人心为最终价值取向
　　舆情应对仅“快速回应”已不能满足社会期待，应以争取人心为最终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提出，新闻舆论要讲究“时度效”，强调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近年来经历数次公共事件磨炼，大众舆论对危机主体的应对能力期待提高，“快速回应”已不是民众第一诉求，还需把握分寸节奏、满足各方关切、尊重民众参与权，应充分释放网上舆论，相信其自净、对冲机制。公共事件讨论中，“一刀切”式封堵、删帖容易坐实阴谋论，容易给舆论无限遐想的空间，使事件泛政治化，充分探讨则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传统的“压”“删”等方法应与时俱进，舆情处置应以攻心为上，不能简单地将事情“压”下去就“万事大吉”“眼不见为净”，而应以争取人心为舆论导向的最终价值取向。
　　（二）微观修辞创新：改变舆情事件的命名机制
　　加强对舆情事件命名机制的监管，改变舆情走向从初始命名开始。随着词媒体为代表的“标签化传播”时代来临，很多公共事件的命名往往会左右事件发展的轨迹和趋势，如著名的毒疫苗事件中，疫苗只是由于存储条件不当失效，并不会产生毒害，但被冠以“毒疫苗”的命名后立马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恐慌；“僵尸肉”事件也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但这种保存时间过长的冷冻肉被冠以“僵尸肉”的恐怖标签立马引起了网络热潮；住建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并不是简单地拆除小区围墙，但被民众冠以“拆围墙”，立马引起了一阵网络舆论围观和集体调侃。因此对一些舆情事件命名应该掌握主动权，掌握了命名权就掌握了主动权。
　　（三）路径选择创新：凝聚超越社群的价值共识和族群认同
　　网络社群的崛起加大了社会对话的难度，比“打通两个舆论场”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公共对话平台和超越于所有社群的全新社会认同。在历次杀医事件中患者与医生群体之间的对立与断裂、河北肃宁枪击案中警察群体的“集体声讨”白岩松、雷洋事件中人大校友的多封公开信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网络虚拟社群之间的对话难度在不断加大，比打通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对立与断裂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出一个公共话语平台。④未来应该一方面发挥网络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安全阀作用，网络具有社会代偿的功能，“键盘侠”就是最典型的群体，其在线下所受到的一些委屈和不满，通过互联网表达出来，虽然有个别人认为互联网是“公共厕所”，但恰恰说明其在社会情绪宣泄中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网络社会对话中的黏合剂作用，扩大社会对话的基础和范围，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达成最大公约数和认同合意，⑤警惕网络中存在群体偏见和群体沟通隔阂。要真正有效解决网络群体偏见和社会族群分裂还必须扩大社会认同的基础和范围，能够在虚拟社会群体之上构建超越于所有社群的全新社会认同。
　　（四）治理基础创新：增强社会流动和社群边界的可渗透性
　　改变社会阶层板结化的境况，增强社群、阶层和族群之间的社会流动，增强网络社群边界的可渗透性。随着网络社群的崛起，社群板结化现象日益突出，未来在加大不同社群之间的对话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增强社群、阶层和族群之间的社会流动，增强网络社群边界的可渗透性，改变目前社群之间不通约、互相猜忌甚至充满敌意的境况，做到社会边界的柔性和可变性。
　　（五）治理对象创新：提升中产阶层的政治认同感和幸福感
　　提升中产阶层的政治认同感和幸福感用以阻断引发群体事件的内在“弱势认同心理”的蔓延。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雷洋事件都引起了传统意义的中产阶层产生了生存危机意识，以往这些人则主要从旁观者的角色对真正的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站脚助威，而现在则让这一类群体产生了自己也是弱势群体的“弱势认同心理”蔓延。应该强化这类群体的优势心理认同感，从源头上达到消解各类群体事件特别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集体认同”隐患的目的。⑥一旦这类群体产生这种弱势群体心理，加上其网络话语权较高，则很容易引起与弱势群体的情绪同幅共振和有效勾连，不利于社会稳定。
　　（六）治理环境创新：构建有效的社会情感按摩机制
　　宜疏不宜堵，构建有效的社会情感按摩机制，及时疏导社会负能量。无论是民生议题还是网络流行语中吐槽类均占据主导现象，都说明目前民众普遍存在社会压力过大，负能量积聚过多的社会现实，在这种境况之下一味地提倡弘扬正能量不仅不能起到疏导的作用，反而会造成负面效应，因此，未来要构建有效的社会情感按摩机制，及时疏导社会负能量，为整个社会民众进行情绪疏导和情感按摩，缓解社会压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目前社会负面情绪淤积的现实。
　　
三、结语
　　按照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观点，新媒介技术也不断型塑着全新的社会形态和人类存在方式，进而对社会治理方式和结构产生深远影响。由于网络空间具有高度的跨时空性特点，也就是说可以使得人们的社会交际行为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跨地域即时地进行。这种高度跨时空性可以改变社会组织的基本方式，使得传统的社会监管方式很难无缝地向网络社会监管进行迁移。
　　虚拟社会治理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治理本身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一定程度上是对目前社会运行现状的再造和完善，学术界对治理概念的定义日渐丰富，治理作为促进公民参与、公开、权责对等的制度模式进入了公众视野也被应用到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因此虚拟社会治理是个系统性工程，网民、公权力和社会都致力于通过治理以实现秩序、效率、公平等多元价值以适应信息时代带来的诸多挑战。网络社会治理要在承认网络文化具有个性化、多元化等特征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即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进而整合起各网络社会阶层、各网络社会社群都能够接受的超越所有虚拟社群之上的整体利益，最终形成网络社会各参与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网络社会治理的本质精神是“调和”和“互动”，网络虚拟社会与线下社会是一样的，都具有“自组织”性，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自组织有机体，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支配”网络社会；⑦同时要善于引导网络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和价值共鸣，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
　　
①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第64-67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张艳玲：《中国网民日均打字350亿 “亲爱的”系最常用网络称谓》［EB/OL］.http://news.china.com.cn/txt/2016-11/19/content_39742847.htm，2016-11-19.
③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第59-6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④有学者认为两个舆论场的概念提法并不准确，因为舆论的主体必须是社会大众，“官方舆论场”的主体明显是新闻媒体
⑤喻国明、李彪.：《2009年上半年中国舆情报告（上）——基于第三代网络搜索技术的舆情研究》第132-138页，《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⑥王志超：《网络空间中公民政治认同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
⑦郑钧蔚：《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及主要内容》，《才智》2015年第5期
　　
李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网络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5CXW014）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