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炜乐 方师师
　　【本文提要】“后真相时代”触发事实核查迎来历史性时刻。本文从新闻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梳理了事实核查在美国兴起、发展的社会语境与传播生态，以及全球化后尤其在欧洲的落地。新闻事实核查最初是传统媒体机构内部的业务实践。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新闻事实核查联系起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公民新闻参与和新媒体实践，形成了“事实核查新闻”这一创新样式。其全球化和在欧洲的发展更加多元分化。但后真相时代，事实核查新闻面临从“核查客观事实”到“协助理解现实”的转变。
　　【关键词】事实核查 新闻创新 后真相
　　【中图分类号】G206　　
一、事实核查的历史时刻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虚假新闻（fake news）的盛行使得事实核查（fact-checking）迎来历史性时刻。候选人在多个场合中发表虚假言论，互联网上大规模有组织地编造与传播虚假信息，①仇恨、极端与愤怒是社交媒体上信息分享的“关键性中介机制”，②而且无论哪个党派，都有不同程度的虚假或误导信息，③虚假新闻在大选期间的流行程度甚至超过了真实新闻，④相当多的观点认为虚假内容的病毒式传播已经混淆了公众对于客观事实的基本理解。⑤而作为新闻业自定型之日就已萌芽的事实核查传统，在政治观点撕裂，信息传播碎片化，越来越多带有意图倾向与利益勾连的虚假新闻和误导信息滋生蔓延的当下，也以新的形式体现自身价值：新闻事实核查从一种原本内生于媒体机构的业务实践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创新新闻样式。
　　在美国，首家事实核查机构FactCheck.org的流量较前一年增加了一倍，并收到了来自CNN、NBC等媒体的合作需求；《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网站Fact Checker在2016年的流量是2012年的五倍，⑥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事实核查机构。⑦在欧洲，根据路透新闻研究院2016年11月发布的《欧洲事实核查机构的兴起》报告显示，近十年来也出现了大量事实核查机构与从业者，他们在承袭美国媒体传统的同时，以更加多元的发展模式、角色定位和操作方法，努力拓宽事实核查的内涵与边界。⑧
　　根据《牛津新闻业词典（2014）》中的释意，fact-checking包含两种意思：第一，在新闻作品发表或发布前，对其中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评估。事实核查本应是所有记者的分内工作，但很多时候是由助理编辑完成的，美国媒体历来有雇佣年轻记者专门进行事实核查的传统。第二，由博客或媒体组织在新闻已经发表或发布之后对其真实性所进行调查核实，并将结果公布于众。⑨
　　由此可见，fact-checking起源于新闻组织对报道刊发前的事实核实。但是近年来新闻的事实核查经历了一次“结构性转变”：核查主体从专业的新闻从业者增加了依托数字媒体的公民新闻参与，核查的时间由新闻发布之前变为新闻发布之后，核查的内容/结果由限于编辑部内部变为公布于众，新闻事实核查逐渐从从属地位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新闻样式。也就是说，从新闻事实核查演变为事实核查新闻。而这实际上标识了美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权力结构的变迁。
　　本文拟从新闻社会学的路径出发，在“特别是现代社会的框架下强调媒介与现代性的相互构建” ⑩的认识论基础上，尝试“以建构主义的取向把研究聚焦在‘新闻组织机构、新闻从业者以及专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结合起来考察’”。[11]文章首先返回新闻事实核查兴起的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指出这一新型的新闻样式（news genre）最初是为回应社会问题，对抗政治、经济等意识形态，打造自身内部自主性的关键行动；随着公民社会与新技术的兴起，事实核查联系起了新闻专业主义、公民新闻参与新媒体技术实践；而其全球化过程和在欧洲的发展则更加多元与分化。
　　
二、新闻事实核查：新闻专业主义的内部要求
　　在历史上，新闻事实核查的出现既是新闻业“内部自主性”的要求，同时也是回应技术竞争与文化认同的产物。新闻事实核查肇始于现代报纸诞生之时。19世纪早期媒体中的“信息核对员”就已经出现，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全国性杂志已经有了成型的核查机构。当时美国的工业产值飞速跃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猛，一个农业国家正急速转型为工业大国。在资本快速积累的背后，法律规范缺失，政府无为、腐败且低效，资本市场呈现无序竞争，贫富差距拉大，资源环境破坏严重，丛生的社会问题催生了社会行动主义和政治改良思潮。于是从1890年至1920年，美国开启了崇尚科学、技术与专业的“进步运动时代”（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Era）。彼时，新闻业提倡客观报道，在强调从政治界脱离、为公共服务的同时，越来越重视树立自身的权威和声望。[12]越来越多的记者和编辑成立行业组织，新闻学院开始教授以公平和中立为基础的职业道德准则。著名的“扒粪运动”也在此时兴起。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客观报道的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并普及，强化了新闻作为政治行为体的观察者与监督者角色。[13]此后这种立场中立、抛弃价值取向的报道方式经历了一次“解释性转变” （interpretive turn）：在政治新闻中越来越注重分析，口吻越来越肯定，鼓励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政治行为体。新闻报道逐渐抛弃了速记式的事实呈现，采用更为复杂的事实分析，以树立新闻的专业性与权威性。[14]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竞争性形态与要素出现。报纸必须借用更多的解释性话语及分析内容与代表新型传播技术的电视抗衡；第二是社会文化更迭，美国本土观众受教育水平上升，对政府和新闻界的信任下降，对官方说法渐生怀疑。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解释性新闻”、七十年代的“精确新闻”、九十年代的“公共性报道”等，都从一定的角度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划定新闻专业边界，巩固合法性。这些为事实核查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的基础。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报纸上已经零星开始出现事实核查的内容，九十年代，专门用于核查政治广告准确度的“广告监看”（adwatch）诞生并受到欢迎，成为现今普及的事实核查操作的前身。[15]
　　
三、联系传统新闻与数字技术
　　2003年FactCheck.org成立，是首个不持党派立场的政治核查网站。在这期间，事实核查新闻作为新新闻范式应运而生，蓬勃发展。随着更多的行为体参与到事实核查的过程当中，需要核查的对象也逐渐出现了分化：从之前针对新闻的事前事实核查，逐渐变为对报道内容的事后核查和对政治家公开政治言论的评估。2014年，美国新闻协会将这种新型“事实核查”定义为：“针对政治家，以及可以用话语影响他人生活与生计的人物所发表或被记录的言论，事实核查从业者和核查机构重新报道和研究言论中包含的所谓‘事实’，旨在增进（公众对事实的）了解。事实核查从业者致力于调查可被证实的事实，他们的工作中不存在党派立场、观点主张和辩解。” [16]洛雷（W. Lowrey）认为，事实核查网站是一种战略性的产物，它跨越了传统新闻和数字网络的逻辑。[17]从人口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与其他媒介创新样式类似，事实核查网站为了寻求合法性会争相模仿传统新闻实践以增加媒体“人口”，达到缓解外部竞争压力、保持机构稳定的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网站会更加在意新用户的意见，而不是直接回应环境变化。制度逻辑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展示出事实核查网站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更多的颗粒度，网站的合法性确实有所提升，但指导这些网站实践的逻辑冲突也非常明显。
　　由于事实核查新闻恰好能与记者的职业价值观和工作现状相契合，媒体也有动力刊发事实核查的内容，愿意为其投入大量资源。以政治言论为主要核查对象的趋势席卷了《纽约时报》、NPR乃至美国当地媒体，也推动了FactCheck.org、PolitiFact和《华盛顿邮报》Fact Checker等独立核查机构进入主流视野。新兴的事实核查机构与新闻业关系紧密，大部分事实核查从业者都是职业记者。在美国，报纸和电视台的新闻编辑室以及数字媒体机构始终扮演着引领事实核查的主要角色，各州以及地方建立的核查机构，仅有2家没有与新闻机构建立联系。[18]就两者关系来说，事实核查机构能为媒体提供极佳的新闻素材和成品，而事实核查从业者则能借媒体平台赢得广大受众、扩大影响面，也使得他们的新闻工作合理化得到业界承认，以此证明其可以对公共事务产生有价值的影响。媒体曝光度也成为一些事实核查机构判断工作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有些核查机构与媒体合作节目，和众多纸媒、网络媒体建立非正式的合作关系，FactCheck.org甚至还允许媒体免费使用自己的作品。就美国新闻事实核查机构与从业者的特点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只核查事实不核查观点，重点考量事实的“可核查性”（checkability）。[19]在美国，事实核查新闻作为新闻报道的新形式，记者通常不会在报道中选择自己的立场，而会着重关注某些可被核查的定义的准确性，这也是美国事实核查新闻的基本原则。以著名核查机构PolitiFact为例，核查人员会将新闻言论按照等级列入表格，并把其来源，包括数据库、新闻机构、政治和选战网站等标注出来。此后，他们依照核查手册，用 “真实度测试仪”（Truth-O-Meter）将核查内容分为正确（true）、大致正确（mostly true）、一半正确（half true）、近乎错误（mostly false）和全是谎言（pants on fire）5个等级，将每条核查言论以及说话者的统计数据、话题等信息一同归入数据库，最后交由一个三人评审组投票评定其真实度。在过去的10年间，这样的操作方式在众多新闻机构中得到应用。
　　第二，事实核查新闻操作规则注重科学性。观察言论如何在政治-媒体环境中的传播，为新闻事实核查在评估事实价值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提示。新闻事实核查机构常用谷歌和LexisNexis等新闻数据库跟踪值得核查的言论，这正是核查者进行分析的关键所在。在实际操作中，记者经常会借用学术研究成果来对该领域作深入了解，以此确认自己的做法。在撰写核查报告时，美国从业者倾向于撰写篇幅较长的解释性文章，引用多位专家的话，单篇字数经常超过1000字，会详细列出采纳的信息来源。这也体现出事实核查者在核查过程中遇到操作困境时采用的策略：由于机构很难找到独立、没有偏见的专家信源，所以在操作层面上就会经常引用立场对立的观点以求平衡，看不同观点重合的地方在哪儿，以一己之力把事实主张从党派立场的影响下剥离出来。核查者还会在文章中列出信源，使核查拥有“科学的可重复性”（scientific reproducibility），以方便他人核查信息，有效证明核查成果的合理性。
　　第三，明确区分新闻机构核查者和政治机构核查者。目前除新闻从业者之外，一些具有政党立场的团体也开始提供政治核查内容、推广或是批评事实核查从业者的工作。但很多职业核查者将自己和这些具有党派立场的核查者区分开，不愿引用他们的成果，甚至不愿和他们参加同样的活动和会议。原因在于，美国的职业事实核查者90%都与新闻机构有联系，他们通常将自己与持有党派立场的机构明确区别开，保护和强调自己同新闻机构之间的重要联系，以此推动新闻事实核查作为一种受到权威认可的新闻形式的茁壮发展。
　　第四，事实核查机构与媒体、社会之间存在互惠关系。FactCheck.org、PolitiFact和 《华盛顿邮报》Fact Checker这三家机构并不会直接核查记者或新闻机构的报道，但PolitiFact会核查评论员、专栏作家和主笔的表述，2013年成立的PunditFact会专门核查传媒界名人的言论，因此还受到不少攻击。但这三家机构都认为，以公平和调查精神起见，应该联系言论的发出者，给他们解释的机会，提早联系还能提早知道事实真相。[20]
　　
四、全球性运动与多元分化的欧洲落地
　　从美国开始，事实核查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运动。自2010年以来，100多个事实核查团体参照美国同行的发展经验在全球各地生根，开始形成一个界定清晰的国际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在不同媒体与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事实核查机构，既吸纳了传统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也涵括了社会活动者、政治改革者甚至是学者。这一运动连接起了新闻业、政界和学界，就事实核查机构的建立和运营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探索建立共同的标准和惯例。2016年9月，来自于27个国家的35个事实核查团体签署了一项共同行为准则，这表明全球越来越多的事实核查机构开始遵从共享的准则和规范，事实核查新闻开启了制度化建设的进程。[21]事实核查的全球化有着深刻的美国烙印，但也挑战了一些美国新闻业原有的核心规则。与美国相比，欧洲的新闻事实核查起步较晚，众多机构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和模式。如今欧洲的事实核查是全球发展最迅速、路径最多元的地区之一。在欧洲20个国家里，至少有34个长期做政治类事实核查的专业机构，众多新闻媒体也会在领导人大选等公共事件中临时组建团队发布核查结果。[22]2005年BBC第四频道新闻（Channel 4 News）为报道议会选举而开设的博客成为欧洲首个常规政治核查来源，2008年法国和荷兰也出现了类似的核查平台。到2010年已经有10个国家出现了事实核查从业者。在过去10年间，已有50余个事实核查团体在欧洲境内出现，其中三分之二仍在长期运作。[23]但欧洲与美国在事实核查的范式上有较大区别，这在新闻业的历史传统上也可见一斑。自19世纪以来，美国新闻业历史脉络中的主流趋势是新闻报道的专业化采集，而欧洲的新闻业传统在于政治意见、理论和哲学，认为“新闻报道正在杀死新闻业”（Reporting is killing journalism）。直到20世纪，欧洲才开始借用美国的新闻采访等技术进行新闻生产。[24]有学者认为，除较早引入美国新闻思想的英国外，欧洲其他国家的新闻业与政治和文学有密切联系，新闻业者处于分裂且微妙的政治环境中，政治行为体多，报道面临的政治风险大，受党派控制的媒体也多，保持中立和客观更为困难。[25]具体来说，欧洲的新闻事实核查机构与从业者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要核查政治家言论，媒体报道占少数。与美国类似，欧洲的事实核查绝大部分都会选择核查政治家的表述（90%），大部分机构极少将记者、媒体评论员或是其他公共人物作为核查的对象。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对象、核查的频率如何，所有事实核查的从业者在平衡党派观点、站稳独立立场的同时，还需对变换的政治环境做出及时反应，将注意力放在意义最重大的公共言论上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颇为棘手。但目前也有一些机构开始以有条不紊的方式平衡党派观点，例如英国机构Full Fact会在议会大选前考量自身资源，决定重点关注的主要党派，也会参考市场研究公司Ipsos MORI提供的指数，确定英国面临的主要议题，规划其关注的核心领域。
　　第二，核查机构依附的对象既有新闻媒体也有公民组织。相较美国而言，欧洲多数的核查机构并不属于媒体，他们要么是独立机构，要么是附属于一些公民社会组织项目。一些网站拒绝将自己标榜为新闻机构，而是将事实核查视为政治和媒体改革的手段。这样多元化的认同，也与全球趋势相契合：根据杜克记者实验室（Duke Reporters’ Lab）的数据，全球63%活跃的事实核查机构附属于媒体，而若将美国的数据排除，这一数字就会降至44%。[26]欧洲的事实核查机构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获取资金援助：第一是从多个来源吸纳资金，但这种途径资金总量普遍较小。调查显示，仅有四分之一的机构能持有超过10万美元（约68.8万元人民币）的预算，超过半数的机构每年预算小于等于5万美元（约34.4万元人民币）。另一种方式则是单纯依靠媒体或慈善机构的资助。有三分之一的受访机构接受自己所属媒体的资助，有半数则依靠私立慈善基金或受国家资助的基金，这些基金大部分都是国际性的。
　　但是在西欧，事实核查机构依附于媒体的现象非常明显。首先，附属于媒体的机构吸引受众的能力更强，网站流量表现不俗，2016年BBC第四频道新闻（Channel 4 News）在网上播出的关于脱欧关键问题的核查视频浏览量接近300万，而其他事实核查机构的浏览量只有几千或几万，差距明显；其次这些事实核查机构可以利用媒体的编辑资源和基础设施，受益于新闻编辑室对于事实核查的关注和投入。而反过来，新闻媒体也能以较低成本、较快的速度进入事实核查领域。例如Les Décodeurs作为附属于法国第二大报纸《世界报》的事实核查机构，身上带有不可磨灭的新闻基因。成立于2009年，一开始就从美国的PolitiFact、FactCheck.org和法国的Libération’s Désintox等获取灵感，专门核查政治家和公共人物的声明。2011年Les Décodeurs改变策略，从号召读者收集、澄清事实，转向以传统方式由记者承担全部核查工作。2012年大选之后，他们开始将工作扩展至数据新闻和解释性新闻，并在两年后的2014年3月10日上线新版，把数据新闻和可视化、事实核查、解释性新闻变为机构工作的三大支柱。团队的10个成员中有时政记者、网络程序员和数据专家，现在每个月可以发布15篇事实核查报告，同时也会刊发解释性、分析性报道。但附属于媒体的机构常受制于媒体的编辑意图和资金来源，这种特点在法国、英国和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而秉持独立立场、附属于知名公民社会组织的事实核查机构在东欧较为盛行。在巴尔干地区，20世纪90年代冲突不断的政局催生了众多致力于推进民主发展的NGO，他们近年来开始关注事实核查，并将其作为提升公民参与度、促进政治对话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他们国内的大型媒体大多持有党派立场，或受经济、政治利益控制，当地的事实核查机构普遍认为其报道缺乏客观内容。虽然不附属于媒体，但这些机构常与新闻机构合作，大多数会雇佣记者作为员工，相对缺乏专用的编辑资源和可靠的受众。与此同时，独立的机构也有其独特优势，它们没有大型媒体编辑操作和商业运营的限制，很多机构的经营状况也较为稳定。其中一些机构是完全独立，或是以有特定目标的慈善机构或NGO作为外壳。
　　第三，事实核查从业者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分化。与美国类似，欧洲事实核查从业者最认同“记者”这个身份。但由于欧洲地区有更多从业者来自附属于NGO或是独立的机构，使用非新闻领域的概念来解读行业的从业者比例也很高，还有一类是将自己视为“专家”的从业者最难被界定。强烈认同“我们是记者”的群体认为，事实核查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公民提供信息”，有四分之一的从业者将“促使政治家承担责任”的作用排在首位。有超过半数的人将新闻视为事实核查最理想的专业背景，认为事实核查的目的就是向大众告知事实，对混杂着商业利益的社会活动怀有警惕心理。有部分从业者认为，事实核查是新闻业的进步之举，视角与传统新闻有所不同，在因党派立场而分野的媒体环境里提供了中立报道。以Les Décodeurs为例，在他们的10人团队中，既有传统记者，又有擅长制图做表的记者，但都致力于解释时事、分析本质，将它们清晰地展示给读者。随着《查理周刊》枪击案、巴黎空袭的发生，Les Décodeurs越来越重视在社交媒体上澄清传闻、核实虚假信息。他们的事实核查本质上还是植根于新闻记者的角色，正如他们的原则所说，“我们提供的是背景加真相”“不经分享的信息，是没有价值的”。
　　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从业者则通常从社会活动的角度解读相关机构，认为事实核查是政治改革的必要议程。这些从业者所在的机构有时将事实核查用于推进特定的政策修订，常认为承担新闻责任会使其工作十分受限。大多数来自巴尔干半岛地区和前苏联国家、以NGO为基础的事实核查从业者非常关注民主制度的建设，致力于同腐败做斗争、提升公民参与度、建立起对政治负责的文化。而对于有着改革目标的机构而言，从主流新闻媒体中独立是保证可信度的重要举措。但实际上，社会活动者和记者之间的边界很模糊。很多NGO专注于支持独立媒体，并将此举视为建立民主制度的关键要素，有些机构在参与事实核查工作后开始用新闻概念来解读自己的工作。
　　而“专家”类从业者特别重视自己在专属领域的知识或独特方法，他们将自己视为“智库”成员，而非记者或是运动组织者。超过半数的人将政治学或是经济学视为事实核查理想的受教育背景。很多事实核查机构所附属的NGO依靠法律、经济和政策专家来推动政治和政策改革，一些组织拒绝为自己贴上“行动主义”和“新闻”的标签，试图将编辑和研究角色区分开。比如成立于2012年的意大利事实核查机构Pagella Politica，他们关注由政治家发表的政治性言论，很少把精力放在其他公共人物或新闻媒体上。Pagella Politica创始人的背景清一色来自智库、国际组织的政策专家、研究者和咨询师，因为看到偏颇表述和统计数字在政治辩论中愈加泛滥，迸发了成立事实核查机构的念头。
　　第四，不同机构的核查方法与立场取向各不相同。“真实度测试仪”被经常使用，而约有60%的机构会用顺序量表（ordinal scale）来评估某个说法真实的程度。爱尔兰的TheJournal.ie、西班牙的El Confidencial 和 El Objetivo，以及很多持独立立场或由NGO支持的机构是典型代表。但也有近五分之一（17%）的从业者不用任何评估系统，其中就包括《卫报》、BBC和France24这样的知名媒体，以及Full Fact和The Conversation等独立机构。在实践中，事实核查的从业者也会不断完善方法，修改评估系统。Full Fact一开始采用顺序量表，后来弃用。其创始人认为这样的评估方法不够可靠、过度简化了事实原貌。[27]而核查机构对于联系核查对象和使用专家言论上，也持有不同态度。和美国不同的是，欧洲大部分事实核查机构包括很多附属于媒体的机构，在做研究时很少或从不联系这些言论的发布者。很多受访者认为核查结果已经非常清楚，没有必要单独通知，或是担心提前告知反而会招致政治家的提前攻击，破坏核查进程。目前很多机构经常参考专家的意见，以此帮助他们解读数据、为评估事实的量度提供参考。但从一些从业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找到非常可靠的独立专家，或是由于环境限制无法找到观点中立的专家，与美国引述多个专家意见、呈现立场相反的声音的做法相反，有从业者在研究中参考专家的意见，但并不会引述他们，例如乌克兰的VoxCheck、土耳其的Dogruluk Pay1和罗马尼亚的Factual.ro等。此外，也有一些机构坚持不使用专家意见，认为仅是分析言论和说明真假时，无须邀请专家也可达到目的。
　　第五，核查结果对公共话语影响有限并依赖媒体合作。虽然政治家是最常被核查的对象，但他们普遍对事实核查不屑一顾，或仅是承认那些能支持己方、驳斥对手的观点，有些政治家还会斥责事实核查机构、质疑事实核查的可靠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被调查的政治家会公开承认错误。尽管形势看似悲观，但事实核查仍有可能对公共话语产生影响。调查发现，能引起大众和媒体广泛关注的事实核查更有可能引起其他政治影响。几乎所有的核查机构普遍关注如何在公共生活中散播真相，均认为完成这项任务绝非易事，而能引发巨大转变或长久突破的项目更是十分鲜见，这一点和美国业界的情况十分相似。
　　与美国同行一样，欧洲的事实核查机构也大多依靠与媒体合作来扩大影响力，这对附属于NGO的机构来说尤为重要。有半数受访机构非常依赖媒体来帮助其提高宣传度并扩大影响。为了达到该目的，事实核查从业者往往采用一系列策略，包括建立与一般媒体之间的联系、为受众面广的新闻媒体撰写内容或合作生产报道，鼓励媒体重新刊发其核查结果，以增加媒体曝光度。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事实核查机构一方面直接参与到媒体内容的生产中来，与知名媒体达成独家协议，另一方面也会自建渠道，自己制作、发布核查内容。在与媒体建立合作关系的机构中，有多达80%愿意与网络媒体合作，电视次之（55%），但也有不少机构青睐报纸（54%）和广播（50%）。
　　
五、事实核查新闻：创新、局限与超越
　　由此可见，最初作为抵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影响，建立和维护新闻业“内部自主性”[28]的“策略性仪式”[29]而兴起的新闻事实核查，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新媒体的技术出现，作为一种新的报道形式——事实核查新闻——重建了传统新闻业对于“客观性”的执念，在技术话语、行业术语以及制度性层面延续、巩固了新闻业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这一运动的全球化实践，尤其是在欧洲的落地，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并延续了美国传统，但因其多元的政治环境、社会传统与媒体生态，也形成了其自身分化、合作的特色。
　　时至今日，事实核查新闻已不再限于媒体自审，而是逐渐扩展为依托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对政治家和公众人物言论的评估报道；借助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全平台发布或引用，事实核查新闻可以很快引发受众关注、增加发布平台流量、使用户感觉更有政治参与感并刺激生成新一轮的新闻参与；[30]不仅旨在为公众提供准确公正的信息、还原事实本身、保障其知情权，而且作为新闻操作的创新形式，拥护和践行追寻真相、政治监督的职业价值，重新思考“第四权力”的社会角色；[31]同时，也有很多事实核查机构的从业人员开始尝试脱离传统的新闻记者身份，尝试以公民身份来塑造公共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氛围施加影响，[32]推动民主制度进步。
　　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数字新闻业的一项实践创新，事实核查新闻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比如核查的对象是事实而不是观点，核查机构非常依赖媒体或者资助方，核查的结果更多是作为一种“辅助”而非“原生”的内容产品等；而从传播效果看，首先尽管新闻能使有些政治家注意自己的言行，但仍难以阻止政治家说谎；其次随着“后真相时代”（post truth）、“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出现，一些政治人物甚至认为，真实性已不再重要，反而是有深度的偏见更会赢得选民青睐[33]；第三事实核查机构因为需要揭穿虚假言论，反而频繁地让人们接收到了虚假信息，使他们产生了“真相幻觉”（illusion of truth），误以为被揭穿的那部分也是真的。[34]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尽管各路新闻核查组织和机构针对候选人的虚假言论进行了一系列核查追踪，但传播效果却十分有限。
　　从源头上来看，事实核查诉诸的是现代新闻业赖以生存的核心价值“客观性”。但即便是在前互联网时代，“客观性”也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事实”（fact）层面，“事实已经不再是世界本身的呈现，而是对世界共识的表述” [35]，作为一种认识论，“客观性”在美国逐渐被替换成为一种可操作性概念：通过客观的表象（公平、平衡）回避真与假、对与错的问题（超然、中立）。[36]这样一种“权宜之计”，当面对依托互联网、新媒体的传播属性与传播特征形成的“后真相”，其诉诸的恰恰是自成一体的情绪观点与主观表达时，成为一种被动的“招架”。在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去结构化、去语境化的话语预设中，事实核查新闻即便在技术、方法、形式、效率、规模上都有长足进步，但更多的时候却成为了“屏幕下方滚动的字幕”或是一个社交媒体标签。
　　对于事实核查这项工作，在欧洲被更多视为是解释性的，对混杂着商业利益的社会活动思想常有警惕心理。Les Décodeurs的负责人塞缪尔·劳伦特（Samuel Laurent）认为：“事实核查……常是个托词，被（社会活动分子）用来引导人们消费某些复杂信息，想让他们仔细阅读信息，并对其产生兴趣。”爱尔兰事实核查机构TheJournal.ie的主管丹·马克·吉尔（Dan Mac Guill）则认为，事实核查最主要的动力是告知读者，帮助读者筛选信息，因为读者没时间，或是没有筛选信息所必需的资源或者技能。同时也有部分从业者认为，这项工作是业界的进步之举，其视角与传统新闻有所不同，在因党派立场而分野的媒体环境里提供了中立报道。很多美国的事实核查从业者认为，做核查并不是想让人们接受某种观点，他们也并不期望因此能改变政治行为，而是要给公众充分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做判断。[37]有研究者发现，事实核查可以降低相信错误事实的人群比例，且教育程度较高、更擅长使用网络的人，对事实的掌握和认识会更好。[38]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后真相时代的事实核查新闻，诉诸的应是整个社会交往网络对于某一“客观现实”——既是客观事实，也可能是“客观心理事实”[39]——的一次重访。数字时代新闻与传播的整体生态正将“如何客观地处理主观意见”这样的问题抛出，“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意义赋予者）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迅速有效地理解”。[40]或许事实核查新闻的未来需要从核查“客观事实”转向协助理解“客观现实”上来。■
　　
①CadwalladrC. (2016).Googledemocracy and the truth about internet search,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dec/04/google-democracy-truth-internet-search-facebook.; Albright. J. (2016).The #Election2016 Micro-Propaganda Machinefrom https://medium.com/@d1gi/the-election2016-micro-propaganda-machine-383449cc1fba#.z46wc9eqc.
②HasellA.& WeeksB. E. (2016). Partisan provocation: The role of partisan news use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in political information sharing in social media.?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42(4)641-661.
③[12] [14]Graves, L.NyhanB.& ReiflerJ. (2016). Understanding Innovations in Journalistic Practice: A Field Experiment Examining Motivations for Fact‐Check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6(1)102-138.
④Silverman, C. (2016November 17). This Analysis Shows How Viral Fake Election News Stories Outperformed Real News On Facebook. Retrieved March 012017from https://www.buzzfeed.com/craigsilverman/viral-fake-election-news-outperformed-real-news-on-facebook
⑤⑥Shelter, B. (2016November 7). How Donald Trump made fact-checking great again.
　　Retrieved March 12017from http://money.cnn.com/2016/11/07/media/donald-trump-fact-checking/
⑦方可成：《谎言盛行，催生“事实核查”的历史性时刻》，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25-notes-trues-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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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Fact-checking. (2014). In A Dictionary of Journalism (1st 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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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炜乐 方师师/周炜乐系香港大学新闻学硕士；方师师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是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4YJC860005）、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XW002）阶段性成果。本文受到复旦大学国家网络能力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