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旋傲　刘璐
　　在世界民意调查面临拐点之际，中国舆论学的发展也迎来历史契机。面对更纷繁的信息、更多变的情绪、更难以琢磨的舆论心态、更复杂的舆论引导技巧，我们应如何在现有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反思、审视舆论学研究困境及其根源，促进多元研究方法相互融合，科学、准确地测量舆论？如何在世界舆论研究的混沌之际抓住历史契机，推进中国舆论学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建设？这是我国舆论学学科建设中亟待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2016年12月10-1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CAPOR）和上海交通大学舆论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舆论学年会，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央网信办、北京网信办、人民网等单位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上海交通大学，就舆论学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观点交锋与碰撞，探讨学科的动态走向与发展格局。
　　
中国舆论学学科建设与研究方向
　　舆论一直备受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和执政者的重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舆论问题也呈现出多种样态。思考舆论学学科建设问题，既是回应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谢耘耕指出，我们应该整合世界舆论研究精英力量和新兴舆论研究技术队伍，寻找更适应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方法，争取更准确地把握、预测社会舆论，完善舆论学知识体系，实现弯道超车。谢耘耕教授提出，舆论学研究委员会将从六个方面入手助推舆论学知识体系创新：（1）成立“舆论学理论研究学组”“舆论学研究方法学组”“中外舆论学史学组”“国际舆论研究学组”和“网络舆论研究学组”五大舆论学学组；（2）编撰舆论学系列教材；（3）搭建舆论学学术交流平台；（4）出版舆论学研究杂志和专著；（5）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舆论学研究“走出去”“请进来”；（6）设立“舆论学学会奖”。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传媒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童兵指出，舆论学是研究舆论的性质、功能及其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舆论学研究的使命和任务包括舆论及舆论学理论研究、社情民意调查及测量、舆论专题调研、咨询报告、舆论学理论与实务教育、舆论调查访员培训、舆论学专业及调研的国际合作、研究报告、研究通信、年鉴及专著出版。舆论工作者应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严密的科学作风、精湛的学识技能、无畏的献身精神、深广的襟怀度量。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从中国舆情研究的供给侧谈起，探究法律的可行性与民众表达空间的关系，认为法律规范要与人们自由行动空间相适应。他认为，在传播格局中，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主要的民意表达平台，不社交、无民意，传播中的关系和情感判断直接左右传播效果，传播中的理性逻辑在下降，关系逻辑在上升，关系、情感传播决定了传播方式的变革。
　　
大数据与舆论学研究方法创新
　　民意研究方法近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到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不少民意调查机构以及大数据挖掘公司的预测结果都与实际结果大相径庭。学者们纷纷反思，传统民意调查和大数据挖掘为何愈来愈难以准确地反映社会舆论？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是否存在较大缺憾？全球是否需要重构舆论学方法体系、知识体系？谢耘耕教授认为，民意调查方法和大数据挖掘方法尽管面临一些困境，诸多学者、研究机构和企业正在着眼于当前的复杂社会环境，探索、调整、改进研究方法，设计出一些令人瞩目的调查研究模型。传统的调查研究需要结合新科技，配合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综合利用更多交叉求证工具做预测，未来将是多重工具研究分析的时代。
　　诸多学者已意识到大数据资源和技术给舆论研究带来的理论方法创新、机会和挑战，并开始着力打造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应用于舆情监测与分析领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指出，运用大数据方法的舆论研究应关注话语/情绪、态度、行为三个层次，当前舆论研究的可拓展方向包括：显舆论研究，即对“公开谈论的热点议题”和“有影响力的意见表达”的研究，通过机器学习和语义分析方法获知网络舆论场的议题分布与意见分布；潜舆论研究，通过在线文本情绪分析工具LIWC、表情符号情绪监测等挖掘潜在舆论；行为舆论，包括网民注意力、网民关注度、网民态度倾向、舆情态势等；舆论主体研究，包括网民特征、网民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以中国网民意识形态倾向的区域差异研究为例，将政治污名作为网民意识形态倾向识别工具，通过个人或群体对左派或右派赋予污名的言语和行为判断其意识形态倾向为右或者左，再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左派与右派的比值，得出意识形态倾向“左右比”，计算结果显示：网民意识形态倾向“左右比”与省份人均GDP、外商投资总额、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互联网普及率、城市化率呈正相关关系，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关系。
　　
传播媒介的变革趋势与舆论影响
　　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使舆论的传播形态和社会影响路径出现了新的特征。南京师范大学骆正林教授指出，当下，信息传播的路径变得相当隐蔽和模糊，社会信息和意见经常越过行政边界，舆论触点呈现出离散化态势。网络降低了公众发表意见的门槛，扩大了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范围，正在成为信息和意见传播的主渠道，但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因为消息来源准确、内容思路清晰、评论鞭辟入里，依然是社会舆论形成的决定性力量。各类媒体的互动缩短了舆论形成时间，意见的转化难以预测，社会舆论更加多元化。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郭万超教授认为，互联网作为当今舆论的主阵地，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舆论攻击的主战场，主要表现有：网络反共是西方最主要进攻方向；唱衰中国依旧是热点主题；对爱国者和正能量网友的打击和“污名化”愈演愈烈。我国内部网络舆情斗争也出现新趋向，形势严峻，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资本与公知合流，人为制造舆情危害巨大；网络舆论斗争从线上发展至线下也将愈演愈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教授从原型理论的视角解析了当前舆论传播环境，她认为，原型即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体验，当下的特定类型情感与原型中蕴含着的群体共享的情感相互勾连和叠加，构成情感传播的独特机制，驱动各种舆论、话题及事件的发展和演变。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公众的理性思维具有积极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周冬通过对2003年至2011年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互联网的运用与推广对降低腐败犯罪率和提高人均GDP增长有积极作用，互联网覆盖率提高1%，公职人员犯罪案件数每百万人中显著减少8.95件，但是传统报纸期刊不具备此影响；同时，她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论证，互联网使用率和民众理性地表达自我诉求和政治诉求呈正相关性。
　　另外，华中科技大学李卫东副教授对当前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的云传播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开放平台是新媒体应用借助云计算实现互联互通和云传播的基本方式。目前，互动交流类应用在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云传播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新媒体应用开放平台的云传播能力发展极其不均衡；“社交网络＋”逐步成为新媒体应用提供商实施云传播战略的共同选择；开放平台已成为大数据生成、传播和分析利用的基础平台。
　　
社交媒体的传播行为分析
　　微信群功能近年来在社交、资讯分享等方面持续发展，上海交通大学童清艳教授对34个微信群聊天记录进行了文本分析，从信息效用性、信息社交性、信息娱乐性、用户满意度、用户互动等方面考察了微信群用户的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社交性是用户参与微信群主要动因，娱乐性的影响效果其次，信息效用性的影响效果最小。另外，微信群的社交行为打破六度空间理论，形成“二度空间”，即通过微信群，只需要一个熟人介绍拉圈便可以沟通，虽然是弱关联。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世甫教授指出，在微时代下，网络舆论引导场域中公众的客体主体化是微时代对主体的否定之否定，它通过从情绪走向情感，从自在、自为走向自在自为，从群体极化走向理性共同体的建构，还原了主体。主体化的公众成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场域中的标志性力量，他们一次次成功参与舆论引导的实践，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客体主体化，传递舆论引导的正能量，实现社会治理的新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阎峰副教授认为，微信、FB、Line、Instagram等社交型媒体广泛出现后，出现了在我们习称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之外的新的传播方式，即卡斯特所说的大众的自我传播，其呈现出的民众所思所想所言所为等日常生活，构成了公共外交中的“小事件”。大数据“热点”算法+情绪计算，可以帮助挖掘这类小事件，由此观测社会心理的趋势，勾勒出时代大众的心理镜像。
　　
网络传播环境下的社会思潮
　　网络空间为多元思想意识碰撞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形成了诸多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思潮，对大众的思想、价值、观点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强荧研究员指出，科学引导社会思潮，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要网上网下内外兼治。在体制、机制层面，网络空间作为线下空间的镜像，其所表现出的问题都是现实社会问题的表征，网上的问题需要运用网上的思维方式在网下解决；文化、心理层面，要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脚上的问题从头上解决，即官方的问题从民间解决，制度的问题从自律解决，个人的问题国家解决；媒体报道层面，避免国家与人民、媒体与用户的对立立场，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舆论引导，打造多元、立体引导源。
　　网络论坛的民间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得其更容易成为与主流意识形态差异或分歧较大的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阵地。中南民族大学方付建副教授认为，当前网络论坛中的思潮表现为反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型思潮、攻击其他思潮和评判各种思潮等具体内容或形态；网络论坛中的思潮传播者所采用的传播策略往往以标题吸引法、帖文搬运法、热点追踪法、抱团取暖法和号召倡议法等为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化冰对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更是一种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第一，其产生与历史的集体记忆有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冲突的体现。第二，网络民族主义反映出当代中国转型中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的需要。第三，它有时呈现被动、消极，有时呈现激进、混乱，但它已经成为构建新时期民族“想象”的重要传播媒介。
　　
政府舆论引导与社会治理
　　随着网络舆论失范现象频发，政府也逐步加强网络舆论工作建设，加强与民众的信息互动，不断尝试新的舆论引导策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四个能力”，其中就包括“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2016年国办先后下发三个文件，对政务舆情回应工作全面部署。人民网副总编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经理董盟君介绍，政务舆情工作明确要求，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明确了涉事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明确了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做好政策解读工作，明确了重大舆情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
　　华东师范大学甘莅豪副教授针对公共舆论中的政府道歉行为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和私人领域不同，当政府必须对不适当行为负责时，公众不仅仅通过与道歉主体进行人际沟通来揣摩道歉者内心是否具有悔意，而且更加重视道歉主体的外在表现是否勇于承担责任。而道歉行为中蕴含了道义悖论、声望悖论、身段悖论、情感悖论、时间悖论、频率悖论、身份悖论、责任承担悖论和责任归属悖论，这些悖论直接影响着科层制中责任承担者的确立，也会影响公众对执政者道歉行为的评判。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石泉教授对中国的领导传播与民意表达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他认为，领导传播和民意表达要形成良性互动，领导传播要系统完善、方法科学、运行有效，民意表达系统要渠道通畅、理性成熟，二者需要保持科学的平衡，领导意志产生之前要多吸纳民意，民意要学习领会和接纳领导意志，警惕二者的“倾斜”。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常务副秘书长、人民在线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单学刚谈及当前舆情应对引导中的突出问题：舆情热点监测的速度和广度不足；能力素养不均衡，基层单元难以守住“第一道屏障”；工作分配投入缺乏整体视野；沟通精神和协作意识不足；不善于把握定义权和主动权，受制于人；思维和话语体系固化，难以把握核心问题和优先顺序，不擅长先入为主的疏导公众情绪；充斥侥幸和拖延心理，不能善始善终；呼吁对应对处置者适度的宽容，应该有必要的纠错机制。
　　
国际舆情与国家形象塑造
　　“一带一路”成为近几年国际舆情研究关注的热点议题，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宋美杰选取Factiva数据库中582篇“一带一路”相关报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框架分析、话语分析的方法，结合Ucinet绘制出报道中的国家关系网图谱，并分析了国家关系的网络密度、凝聚子群以及网络中心性。她指出，美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关系网络中处于最明显的中心节点位置，其次为日本、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巴基斯坦、英国等国家；美、印、俄、斯里兰卡和英国的凝聚力最强；美、英虽不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关涉国，但它们控制着“一带一路”的报道并对其余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诸多国际舆论研究选取了国际出版物或国际媒体的涉华舆论为研究对象，如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袁鲁霞、助理研究员徐龙超对亚马逊英文网出版的涉华图书进行了分析，发现近几年国际涉华研究图书关注的重点议题包括习近平执政风格与党建问题、中国模式、中国经济、中美关系、中国社会文化、互联网发展、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实、城镇化进程等。■
　　
万旋傲　刘璐/万旋傲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后；刘璐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