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偲骕　李兆卿　王婷
　　2016年8月25日至9月1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复旦大学国际出版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五届“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学术研究营在复旦大学如期举行，本届研究营延续了以往的前沿性，议题主要涉及互联网的权力结构、传播新科技的社会控制、社会使用及文化生产；数字媒体与新消费主义、文化产业、数字劳工、主体身份、数字民族志研究方法、数字行动主义、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社会性别正义、新媒体修辞与转型中国的市场经济、美国酷儿运动历史等诸多为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所忽略和遮蔽的重要议题。此外，研究营大力引介具有马克思主义内核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性别结合的理论路径，对当前跨国资本主义依附的高度商业化、集中化、去管制化的传播制度与传播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体现出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在不同层面与场域所进行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转型的各种努力。
　　
一、数字消费主义与下一代互联网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尹明华教授在演讲中提出：当今时代，以微信、微博、VR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信息传播的中转站，也在重构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形塑社会的结构与形态。新媒体成为巨大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它不仅仅是一种外部性的技术力量，而且不断内化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存在方式，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新媒体所规训和制约。人们通过新媒体关联世界，在关联中呈现着自身的存在。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际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Graham Murdock教授聚焦数字媒体与新消费主义的主题，讲述了数字媒体在社会、国家以及资本的多重力量作用下如何与新消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此种关系对日常生活造成的深刻影响。在数字媒体时代，流量变现、增强现实技术（AR）、虚拟现实技术（VR）以及一体化支付手段的联合作用下，新消费主义愈加兴盛。数字媒体传播方式被更加便利地用来呈现“商品改变生活方式”的概念，公司权力利用图片、视频、身体感知等具象手段，冲击人类感官，不断产生丰富联想的方式，以扩展其广告和商业活动的范围以及形塑日常生活的能力，以促进消费产生。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社会不同阶层的区隔日益加深，人群被消费能力所界定和分割，引发了新的阶级战争。新自由主义还通过各种手段来削弱作为一种社会保护性力量的国家，跨国公司往往转移生产线至发展中国家、将永久性合同过渡到临时性合同、弱化工会的谈判权力以及消费者自助服务等方式来降低经营成本，新技术还不断减少固定工作岗位，弹性化人们的劳动，拥护自雇形式以规避传统用工的社会保障和稳定责任。社交媒体利用“用户生产内容”及“众包”逻辑大幅降低研发和设计方面的智力雇佣成本，即是一例。
　　因此，必须意识到新消费主义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消费者身份取代公民导致我们从道德共同体中被抽离出来成为个体消费者，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再以公共利益为出发，个人主义不断膨胀，公共利益被置之脑后。Graham Murdock建议从五个维度开启学术思考：1.在向下一代互联网转型过程中，人工智能和类似技术对于社会和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2.数字媒体革命中，传播产业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变化与更广泛的全球劳动分工重组之间的关系；3.数字媒体在增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全球气候恶化问题中扮演的角色；4.数字媒体在边缘族裔、少数群体表达身份认同中的作用，如聚焦性别与性存在议题；5.数字媒体为现有的研究方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以及虚拟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的潜力。
　　加拿大国家荣誉教授、国际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Vincent Mosco教授围绕“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讨论了互联网转型中的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的融合等重要议题，强调从社会关系出发，尤其是对传播中的权力关系的研究，以及考察信息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相互建构，民主的“旧”的互联网开始转向由权力控制的、商业化操纵的“新的互联网”。“新的互联网”在本体论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旧时代的科技是可触摸（机器载体），而新网络时代的技术已经虚拟化，无法触摸，既无所不在又仿佛并不存在。同时新技术应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诸如过度商品化、环境危机以及数据主权和安全等新的问题。
　　科技巨头在各自领域通过结构性重塑不断强化自己的市场利益，亚马逊在图书和大数据服务中、微软在软件和电脑运行中、脸书在社交媒体中都实现了垄断。它们将搜索与购物联系在一起，通过广告将每个人都拉入“购物”环境中，过度商品化使人作为普通公民的身份权力不断被消解，同时被打上消费者印记。这就使政府干预变得十分重要。市场并不能使得更多人获得传播资源，政府应出面干涉，重申企业不能将任何科技进步据为己有而应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新媒体也加剧了重大环境问题，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数字媒体和在线系统消耗了巨量能源，排放了温室气体，加剧了气候变化。电子垃圾和有害物质被运送到发展中国家，对水源、土壤、空气产生了难以挽回的损害。而这一切都潜藏在数字媒体技术光辉的形象之下。新媒体不是“绿色”的，也不是非物质的，需要制定政策来控制它的环境后果。此外，Vincent Mosco教授还提出谁拥有下一代互联网这个深刻的问题，是亚马逊、谷歌、苹果，还是大众网民呢？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传感器为企业主监视劳工、研究消费者行为提供了更多便利，谷歌控制了我们的搜索内容，苹果决定了我们听什么样的音乐，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科技，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公共事业？
　　
二、新媒体、社会性别正义与市场经济转型
　　哈佛大学媒体与行动主义研究学者Michael Bronski教授分享了美国酷儿运动的历史及酷儿理论。他建议，把社会运动史放入美国大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否则会有扭曲历史原貌的可能。18世纪70年代美国宣布独立建州建国后，作为立宪政府，其一边宣扬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一边却对公民的定义做出限制：只有白人和土地拥有者才是美国公民。这就为19世纪中叶的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酷儿等社会运动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二战时，男性应召入伍，女性走上原先专属于男性的工作岗位，美国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女性社会性格发生转变，而男性更多地展示出了脆弱的心理状态（相较于强壮的身体机能而言），同性社交也开始广泛出现了。战后，这些同性社区也依旧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一些海港城市，渐渐地出现了一些公开的性少数群体抗议运动，并具有政治诉求，要求得到公民身份、权利，承认贡献，取消歧视和要求法律平等。1969年6月27日发生在纽约的石墙事件（Stonewall riots）是同性恋维权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后成立的“同性恋解放阵线”一直为争取酷儿群体的社会权益而斗争。伴随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反越战示威等社会运动，美国同性恋群体的自我认知欲望不断扩张，相应的政治性诉求也不断扩张，社会局面愈加紧张，并不断与政府、教会等权力机构交锋。直至20世纪90年代，酷儿理论逐渐形成。“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nonstraight）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酷儿理论是一种具有很强颠覆性的理论。它反对二元划分的方法，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它将会彻底改造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使排他的多数群体显得狭隘，使人们获得彻底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武器和力量。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者、富布莱特学者曹晋博士讨论了网络媒体“更年期”修辞与转型中国市场经济的关系。她认为，在健康理念普及的转型中国，网络“更年期”修辞已经成为中年妇女危机的代名词，研究发现，新媒体建构了转型中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更年期”定义和中年妇女危机，强化了贬抑、歧视中年妇女的社会性别秩序。“更年期”话语为妇女敲响了“中年危机”的警钟，且发挥了强劲的消费动员力量。大多使用了通过医学“权威”发声的话语策略，普遍将“更年期”病理化，以一系列症状的医学问题为诱导，吸引读者信任医学干预，寻求改善中年危机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医学话语、资本和传统社会性别的父权制秩序合谋，将中年妇女塑造为她们年龄和性别的受害者来“问题化”中年妇女，并宣称她们需要通过药物介入来治疗“疾病”，才可以再现年轻和女性特质。
　　新媒体平台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延伸，为现代医学话语和资本力量的合谋提供了场域（如百度贴吧）。在监管缺失的状况下，资本构筑了话语构建的强大驱动力。新媒体一方面作为社群抗争的平台，虽然能提供另类话语和女权主义呼声，但在目前的转型中国，依旧在为市场经济宰制的主流医学话语做嫁衣，使传统社会性别秩序包装上医学保健的权威话语而被强化，再生产贬抑、歧视中年妇女的文本。
　　英国利物浦大学音乐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王黔聚焦“中国流行音乐之性别、身份和政治的传播建构”，他分析了音乐在身份、性别和传播中的建构作用。性别在音乐领域的渗透性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例如歌剧、流行音乐具有女性色彩，而摇滚金属音乐则被男权属性所定义。音乐、性别与社会运动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音乐是性、身体和语言的交流。当人们把自己的面具摘下，并不刻意维护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时，可能会寻找自我。音乐以本能的形式，让人从日常的伪装中逃脱出来，表现出自己的本能，而本能恰与性和性取向相联系。所以，音乐不仅是听觉的愉悦，更是身体和性的愉悦。当下流行音乐会形成内部具有自身独特文化的粉丝群体，这些人在流行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通过音乐对欲望的展示和身份的越界在群体中找到心灵上的依靠。他们会认为，我并非孤单一人，还有千千万万和我一样的歌迷以及我挚爱的歌手在支持我。然而当这个文化群体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足够的传播力时，就会在社会上形成规模，而产业会及时跟上社会中大多数人试图消费的东西，在此就会立刻抓住音乐社群所形成的商业效应，对流行音乐进行复制和再生产。
　　
三、哲学思考、经验洞察与行动主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双利教授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对在新媒体时代重新解读经典理论的当代意义给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她认为，资本主义将理性纳为自己的工具，彻底取消了理性的批判能力，也就意味着理性已经失去了对权力内在否定的功能，而成为维护权力的一种工具。现在的文化工业是一种全新垄断性行业，表面上强调工业结合艺术和娱乐，为人们提供商品，满足社会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实际上却将维持现行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的需求转变为用户的需求，和市场利润的需求勾连在一起，资本就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个体神化被消解，文化被统一风格，资本最终实现了对社会民众的掌控。所以当下的文化现实是：文化作为新野蛮主义，披上了审美或艺术的外衣，对既定社会任何批判功能已不存在。伟大的艺术在于表达真理，表达被既定社会规范所掩盖的苦难，是无法被复制和仿造的。张双利教授指出了消费主义的实质，人们追求消费，追求娱乐，追求放松，其目的是为了逃避劳动。但文化工业调用了我们的自动反应机制，通过对欲望的激发-压抑-再激发过程，不断重复被痛恨的现实生活，所以说消费的本质就是欺骗，并没有真正的娱乐，有的只是专家精密计算的结果。资本通过文化工业的形式，对生活进行简单复制，而让人们觉得生活就是现实，最终成为普通民众真实接受的意识形态。
　　英国萨里大学教授、欧洲科学技术研究协会前主席（2004-2008年）Christine Hine博士指出，互联网与社会的关系是嵌入的、具现化的以及日常的。她认为：网络民族志是一种更强调合作、更多元的研究方法，需要我们更开放的想象力以及关注更为多元的研究对象。网络民族志的形式可以全部在网络空间进行，也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其三个核心问题分别是：线上互动身份本真性、伦理困境以及时空的复杂性。作为有担当的民族志研究，我们必须面对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在传统民族志研究中，“场域”是有边界并且封闭的空间，由一群人生活在其中并组成了共同体。但网络民族志中研究的场域不再是封闭给定的空间，一个场域常常会与其他场域发生重合，其边界不再是既定的，而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做的划定与选择。网络民族志中后现代转向认为：一个场域的脱胎成型离不开研究者的推进，对场域边界的选择就是研究者本人的选择和专断决定。而人类的活动通常会在多个领域里展开，将研究集中于某一单一场域并不利于得出丰富的结果。截取一个事件以碎片化的观察方式或对任何一个单一场域的研究都不能有效理解这个世界。世界是急速发展且不可预料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者在研究互联网场域的过程中要随时做好应变的准备，以适应、灵动的方式研究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将各种各样的关系寻找出来，在某一实际意义中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发现所研究的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联，并将研究对象置于不同场域中来比较，这便是多场域民族志。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邱林川教授从事传播产业劳工问题研究多年，他分享了“数码劳工、富士康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从对马克思关于奴隶制认识不足的批判切入，马克思认为，社会是处于不断进步之中的，但实际上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社会倒退却很严重。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中，奴隶制通过数字媒体的形式实现了返祖，使得每个劳工都成为了“i奴”。与当年的大西洋贩奴贸易类似，互联网也是资本剥削劳工的场域。全球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奴隶包括富士康等电子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劳工以及沉迷电子产品的用户。新科技产品让我们产生某种错觉，以为一切都改头换面了，人们获得了自由，然而亘古不变的就是资本主义对劳工的剥削和异化。除了电子设备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工人，同样身为数字劳工的还有各种数码产品的用户。资本的触手已经深入到了用户的日常生活，使空闲时间也被纳入高科技巨头公司的圈地运动之中。用户每时每刻都可能在进行着无酬的数字劳动，这就是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大量用户因为兴趣爱好主动生产信息和内容，为网络公司创造着丰厚的利益。只有当人们从使人上瘾的义务数字劳动中觉醒，科技成为人类解放自己的手段而不是奴役我们的工具，人类社会才能进入一个更公正的、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时代。
　　邱林川教授还通过参与观察工人自发的文化生产，如打工春晚、工友原创歌曲、工人的网络使用与维权过程，试图回答新媒体时代中国工人这一阶级群体的自为性可能与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联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力量，开辟了不同于主流传播学的行动主义批判研究路径。■
　　
徐偲骕 李兆卿 王婷/徐偲骕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兆卿、王婷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