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伟山 贾鹤鹏
　　科学传播的现状与发展
　　苗伟山（▲）：近期，越来越多科学争议通过媒体报道成为社会热点，例如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发表的基因编辑技术是否可复制，连云港市民众抗议建立核废料处理场等。为什么这么多科学议题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贾鹤鹏（●）：科学进步必然伴随着争议，始于欧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后现代社会发展则为科学传播带来两个新的特点：一方面，科技争议大量涌入社会生活，并且与社会抗争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原来局限在科学界内部的专业性争议，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就中国社会当下情况看，这两个特点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前者包括公众抗议修建PX (对二甲苯) 化工厂、垃圾焚烧、转基因以及核电设施等，这些抗争行动都与科学安全性密切相关。后者则体现为引力波、基因编辑技术可复制性，以及关于投资上千亿元修建大型加速器的争议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针对与社会抗争紧密相关的科学争议，康奈尔大学已故科学社会学家纳尔金（Dorothy Nelkin）认为，科学走出学术殿堂，成为政策合法性的论证工具，这导致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高举科学大旗，让与政策相关的科学争议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外，科技争议的频发也与公众对潜在危害的担忧，对科学家和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等因素有关。①以今日中国的情况来观察，这些论断同样充满洞见。当然，今天我们面临的科技争议更复杂，一些中国社会的特有因素也加剧了这些科学争议，如对体制的信任度较低、科学界疏于应对公众关切等。而在学术领域，科技争议也未在我国科学传播界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研究。②
　　另一类科技争议本来存在于科学界内部，但现在也不断升级为公共事件。比如，韩春雨在发表基因编辑论文后，迅速被“捧”成学术明星，甚至成为省政协委员。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界某种新技术应用前景的内部不确定性，也相应地成为了公共事件。③
　　▲：对于这些丰富的社会现实，科学传播领域有哪些路径或视角，其目前发展如何？
　　●：“科学传播”作为学科，其涵盖领域非常广泛：有最传统的、面向公众传授科学知识的科学普及；有源于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性地思考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科学传播；还有传播学领域的以科学议题为对象的传播效果研究。此外，与科学传播同源的学科还包括风险传播、健康传播和环境传播。
　　上述科学传播各个分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路径上有很大不同，既自成体系，又互相交融。比如说，批判性科学传播，对传统科普中的科学霸权或者科学家在传播中支配性地位有很多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④传统上，可以说推动“公众参与科学”的批判性学统代表了狭义的科学传播的主流，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从2012年开始，美国科学院连续两年召开了“科学传播的科学”研讨会，参加者主要是主流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试图用传播学规律来解释人们如何形成对科技议题的态度。⑤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主流传播学者试图引入的传播学规律中，效果研究这一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圭臬⑥始终处于“科学传播的科学”中的核心地位。
　　目前，科学传播的各大传统正在互相碰撞、融合，也可以说是在酝酿巨变。批判性的科学传播学者从理论上质疑了科普的合法性，提倡公众参与科学模式，但在过去10年来，欧美各国开展的“公众参与科学”实践并不成功。最突出的问题是，科学传播者呼吁公众参与，但公众并不领情，参加各种活动很不踊跃。此外，在公众代表选择、议题设定、成本分摊等方面，“公众参与科学”都存在很多问题。⑦
　　另一方面，在传播效果研究这条路上，传播学者发现了大量与人类认知行为相关的传播规律，很多规律都是基于心理学上的一个基本前提——人类注意力有限。他们提出“科学传播的科学”，在科学传播领域检验和发展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认知规律也可以与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社会运行的结构性因素结合。比如，人类注意力有限及人类天性更关注负面消息（从进化角度能更好保护人类生存）。⑧同时，学者发现在诸如转基因等争议性事件中，学术界在媒体上对此的反应，总比反对主流科学的活动分子要慢，这导致了公众在第一时间较少获得科技界的主流信息，而更多获得负面信息。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负面信息认知偏好就可能固化为其基本态度，并与社会结构性因素相结合，导致科技争议更加持久。
　　▲：你提到了公众参与科学的模式在中国尚难以推广。但同时，公众的环境抗争却屡见不鲜。在面对PX（对二甲苯）建厂、垃圾焚烧设施以及最近连云港的核燃料循环工厂等事件中都有体现。这是否也可以算是一种公众参与呢？现在学者普遍提到了在兴建争议性工程方面的邻避效应，科学传播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如何应对这种邻避效应呢？公众参与科学的模式是否是解决之道呢？
　　●：在一定程度上，公众的环境群体抗议可以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我觉得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否因为缺乏公众参与科学（或科技）的实践，从而导致体现邻避效应的公众抗争。第二，如果积极推广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下的科学传播实践，是否就可以避免或者是减弱邻避效应的群体性事件？
　　在我国，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与邻避效应有一定关系，特别是对后者的强度和广度可能有影响，但并不必然会避免后者。首先，即便有比较充分的民主社会治理模式，各种科技项目或化工项目的建设在实践上仍然是超越公众掌控的，这是由于其专业性造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执行了上百年民主制度的西方，也要推广公众参与科学。
　　其次，在公众屡次抗议一些科技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抗议者并非很愿意进行理性对话，基本上是得到地方政府将项目搁置的承诺后抗议就停下来。如果说，基于我国国情，在项目的筹划阶段，很少有地方政府或项目实施方通过听证会等形式与公众进行交流的话，那么在公众群体性活动导致政府和专家“坐下来”科普的时候，公众一方往往并没有表现出对话的浓厚兴趣。
　　第三，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各种竞争性的信息充斥话语空间，包括许多谣言。现在看来，并非提高决策透明性，谣言就一定会减少，因为如果公众对体制信任不足，再透明也会被当成隐瞒某些真相。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参与并不能解决公众信任问题。
　　第四， 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西方的“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在公众代表选择、议题设定、成本分摊、参与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很难指望“参与”本身能改变公众的顾虑和抗议。④
　　更加重要的是，目前的“公众参与科学”的研究更多是基于道义对科学霸权的批判，而非通过可控的手段来设计如何参与及评估科学传播效果。这也与我国的批判性科学传播学者的状况一致。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和现状，我国的科学传播一直是自上而下普及，其中的权力关系显而易见。这种状况，加上科学本身具有的知识垄断性，使得立足于批判可以很容易获得学理上的正确性。但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这种试图以“公众参与科学”来简单地颠覆我国科普现状的批判性科学传播往往难以有所建树。
　　▲：既然如此，邻避效应的极端形式是否还有可能避免呢？一些学者指出，当下社会很多“低风险”项目引发了社会“高风险”感知，⑩这种“高风险”感知是否能避免呢？我国科学传播学者或者新闻传播学者在其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
　　●：“低风险”项目引发了社会“高风险”感知这个表述很贴切，这种情况必须结合我国宏观制度结构的背景进行分析。毫无疑问，对这种状况的结构性分析很重要，但如果局限于结构性分析，我们很可能无法解决问题或缓解邻避效应，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
　　我们也要看到，并非是所有人们常识上觉得有风险的项目都会遭到公众抵制，否则我们的化工业也不可能有这么迅速的发展。遭到抵制的仍然是一些“标志性”项目，比如PX工厂或垃圾焚烧设施等。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满足于批判性的科学传播研究，认为是科学的霸权导致公众不参与，所以公众要用极端形式邻避，也不能满足于做结构性分析。我们需要针对不同技术及其传播路径进行分析，比如PX或垃圾焚烧是如何成为媒体焦点，媒体和公众是如何构建这些项目的话语框架，这些框架与对其他的化工品或工业项目的报道有什么不同？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深入到一些风险感知的变量中进行探讨。比如，在几乎所有的风险感知的研究中，体制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与人们对风险的接受性都相关。[11]但这种相关性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在目前体制性信任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为何有的技术或工业项目被人们接受，有的就不行？为何对有的项目的抵制演变成全国性的群体性事件，有的则以地方小规模抗议为主？这说明，体制性信任发挥作用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科学传播学者有义务更深入、也更广泛地探究这些因素。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接纳国际科学传播领域最新的理论进展，更加关注风险感肇因的动态形成过程。比如，人们的体制性信任很可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可能会在特定的认知条件下被激发。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并不关注我们是否信任科学家或政府部门的问题，但在特定情况下，比如突然听到家门口要建PX项目了，就突然面临着要自我检讨我们是否信任倡导这些特定项目的专家或机构的情况。无疑，这种被激发的对信任感的觉悟是与此前对与之相关的争议性技术的态度有关的，也可能与对既往媒体如何报道这些项目或技术的印象有关。
　　通过深入和探索性的研究，有可能在社会的结构性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设计出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对邻避效应的应对方案，至少是应对其较极端表现形式的方案。由于这方面，国际的相关研究也刚刚开始，中国学者在其中有很大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的空间。
　　
科学传播在中国
　　▲：你刚才主要介绍了国际上科学传播的理论发展，那么中国在科学传播理论方面发展状况如何呢？
　　●：与西方一样，中国的科学传播实践也起步于面向公众传递科学知识的科学普及，我国在这方面形成了庞大的科普国家体系。从理论上而言，科普技能、科普计划实施、科普政策设计和科普项目评估等到现在仍然占据着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
　　从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起，我国一批有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训练背景的学者，把批判性科学传播引入到科普研究中。[12]不过，这些学者仍然缺乏反思中国科学传播过程的经验研究。由于体制原因，中国的科普实践尚难以像西方一样，被全面推向公众参与科学的方向，但这些批判性的科学传播研究仍然在推动科学界与公众增进沟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国科学传播学者很少对公众参与科学这一模式进行反思，经验研究层面上的探讨非常少。这固然是由于在中国体制下，尚难以广泛开展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也与中国科学传播学界的现状有关。批判性的科学传播学者普遍缺乏经验研究的意愿，而传统科普工作者也受制于公众参与活动受到的限制和理论训练的不足而较少开展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此外，我们在科学传播领域的效果研究也严重不足。
　　▲：刚才我们重点分析了科学传播的学术研究。在实务上，我国在科学传播领域有何特点？
　　●：中国以科学普及为诉求的科学传播发展非常迅速，这有赖于强有力的国家动员体制，这种体制所拥有的庞大体系和资源是其他国家的科学传播机构所无法比拟的。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的科学传播更倾向于科研宣传、国家战略宣传，与媒体和公众的需求以及与一线科学家的实际工作有脱节现象。举例来说，中国每年都会开展不同形式的大规模科普活动，如全国科普日，这种活动的广度和强度是国外无法比拟的。然而，仔细观察这些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都是“跑口”记者，参加每个活动的记者数量大约只有几十人，很难超过100人。
　　而美国科学促进会或美国化学会的年会，动辄就会有一两千名科学记者报名参加，不需要跑口记者，只要证明自己是科学记者或科学类自由撰稿人即可。这说明，与我们的科学传播机构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组织，将科学传播定位为本组织的活动不同，美国科学促进会或美国化学会这样的机构，大多数时候发挥的是一个平台作用。相比较而言，后者更容易避免官僚体制的弊端。
　　近年来，美欧国家科学传播工作对科学家和科研过程影响越来越大，主流科学家对此都很重视，但相比发达国家，我们最大的不足是科学界在进行科学传播方面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我国科学界的科学传播工作，往往由退休或临近退休的科研人员担任，或者被委派给新入职的科研人员，只有在个别领域才有资深科学家亲力亲为。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呢？
　　●：我想这方面的缺陷和我国的体制及文化都有关系。我国的科研预算在形式上不需要向公众负责，这就导致了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没有动力把科学传播作为核心工作，最多将其作为形象展示，走走过场。另一方面，科学家在我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被当作高度受尊重的群体，所以科学家们鲜有“讨好”公众的动力。再加上现在竞争性科研日益繁重，科学家就更加不愿意牺牲用于研究的时间来直面公众了。
　　当然，我国当前科学传播工作的不足，既有自己的特定原因，也有其他国家经历过的共性因素。比如，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科学传播素质不足的阶段，大多数国家的科学家在最初面向媒体时，都会觉得科学的求真求准逻辑难以与媒体求新求快的逻辑相衔接。
　　我个人认为，科学传播在中国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很强的自洽逻辑。正像我刚才说的，如果用一些指标来衡量，比如特定科学传播活动的强度，中国的科学传播超越了西方，这就是因为在我们特定的体制安排下，科学传播在体制动员、硬件发展方面会得到优先发展，不论其他未涵盖进体系的指标（如促进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的激励机制、及时应对科技争议等）如何不足，目前科学传播的资源动员能力本身就可以为现有科学传播体制提供合理化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科学传播现状有很强的特定国情，也有自洽的逻辑。
　　▲：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你刚才提到中国科学传播学者正在面临着理论创新的机遇，这种情况是否会对理论创新造成影响呢？
　　●：中国科学传播有很多西方国家不能比拟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往往是建立在行政化体系基础上的。行政化体系的特点，首先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其次是每个层级的官员都通过数字对眼前的工作进行管理，这就导致了我国科学传播体系，至少是官方体系，对新的事件和趋势可能反应迟缓。而行政管理的特点往往要求在官员主管期或项目执行期内进行可控的评估，这就导致从科学传播的项目设计到实施与管理都会强调我们做了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取得了哪些影响受众的效果，后者既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又属于不太可控的因素，在官方课题中往往难以考察。
　　其次，行政化的科学传播体系应对正面宣传有其优势，但在应对科学争议方面严重不足。一方面是上面讲的行政体系阻碍了迅速反应，另一方面则是在行政体系下，避免争议、回避不可控的问题几乎是每个执行层级的优化选择。审视一下中国最近层出不穷的科技争议，从转基因到PX项目建设，几乎看不到官方的科学传播部门出面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三，目前的体制也容易造成条块化分割，传统的科普部门被认为是科学传播的主力和政策的执行者，主流新闻传播学者比较难进入到这一体系中。当然，这也与我国主流新闻传播学者很多是文科出身，对科学传播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掌握不足有关。
　　以上的这些影响，都给科学传播领域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带来了障碍，这种障碍是全方位的。首先不利于不同领域的学者通过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促进科学传播的学术和实务发展。其次，极容易形成固化的思维模式，再加上对科技争议的刻意回避，这就让学者很难通过系统考察不同的争议以及在各种情境下公众的不同态度来揭示科学传播领域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或模式。最后，现有的行政化主导的科学传播体制往往容易形成一种只提供项目，而疏于考察受众效果的科学传播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项目评估也经常围绕着供给端而不是产出端。与之相反，上面我们谈到的在主流传播学影响下的科学传播领域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主流传播学的效果研究引入到科学传播领域。在我国目前科学传播的体制中，传播效果的研究和基于这些研究的实务方案恐怕还难以得到重视。
　　除此之外，批判性的科学传播研究更加难以发挥作用。主导科学传播项目的行政官员会很自然地排斥对其带有批评色彩的批判性科学传播研究。
　　
媒体与科学传播
　　▲：我们期望更多新闻传播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科学传播的发展。在我们讨论的科学争议中，媒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你如何看待媒体在这方面的职能？
　　●：没有媒体，大多数科学争议都不会进入到公众视野。媒体在此处，首先使得议题具有了可见度和公共性。不论媒体的形态如何变，不论是纸媒还是网络、电视、社交媒体，媒体作为公共传播平台这一基本属性不会变。
　　但是，我们很难说媒体作为公器是否一定能达到与公众沟通的初始愿景。很多科学传播研究表明，媒体报道往往让科学争议更加激烈。[13]以转基因的争议为例，在美国进行转基因标识的公投前，美国主流媒体对此报道一直不多，公众对转基因的较高支持率与媒体对此的淡化及专业化处理有关（即由科学记者而不是由时政记者来报道转基因争议）。[14]但另一方面，科学传播工作者绝对不能“放弃”媒体。几乎所有的公共科学争议（用这个词来区分科学界内部的争议）都是因为媒体报道而变成公共争议的。即便不能控制，科学家也有义务来增加媒体上科学主流的声音，即便这并不能确保争议的发展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争议双方在媒体上的发声往往不对等。仍以转基因为例，经常是各种转基因“安全事件”初起，媒体充斥了反转一方的声音，等到科学家找到恰当的证据希望发声，媒体已经没有兴趣了。⑨这也表明，科学家需要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在我国的现实是，媒体在科学领域的素养不足，而科学家的媒体素养也很欠缺。这两者导致了在很多科学争议甚至是一般性的科学问题上，科学与媒体之间存在的一些固有的结构性的差距被放大甚至是极端化。这些结构性差距包括媒体在报道科学问题时往往要追求轰动效应，缺乏准确性，而科学家往往不及时回应媒体质询。这最终导致了科学家与媒体之间互相抱怨，造成了对双方都不利的结果。针对这种情况，科技部门或科学传播部门都在组织一些媒体培训，但很多培训都以宣传科学的模式进行，多年的培训并没有很好地扭转媒体“不科学”的局面。
　　▲：你提到了传统的媒体科学传播培训与科学传播能力建设的脱节，从你在国外的经验和中国国内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这方面应该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呢？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是要正视媒体的作用。媒体也许有义务来提倡科学，但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的实际执行人并没有动机或动力来按照主管部门或科学家的期望来弘扬科学。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媒体报道和传播科学的能力，首先就要切实考虑媒体的需求。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媒体要为读者的兴趣着想，即便是常规报道，也要贯穿着如何吸引大众读者这一原则。除了常规报道，媒体也有适应读者负面信息喜好的需求，因此科技争议会被频繁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从科学信息的供给端，科学传播机构既要充分考虑读者需求，提供更加有趣的科学素材，也要在发生争议时为媒体提供充分的符合科学界主流共识的信息。
　　从提升媒体记者科学报道素养的角度，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培养记者如何甄别主流科学信息、如何根据充分的证据做出合理判断、如何弘扬科学理性而不是宣传借助科学所体现的政策正确性。同时，科学家的媒体素质也应该得到提升。促进科学家的媒体素质的第一步是要让他们理解和尊重媒体，而不是抱怨或畏惧媒体。与此同时，科学工作者的传播能力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这方面的细节是此处无法涵盖的，但作为原则，重要的一点是要让一线科研工作者能有机会得到训练。我曾经主持的科学家与记者角色互换试点项目，将科研工作者送进媒体单位担任实习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等依托网络的民间科学传播机构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如设立菠萝科学奖等。但民间机构毕竟力量有限，我们仍然期待官方的主流科学传播机构，比如中国科协和中国科学院的相关部门，能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突破行政体系常规的工作。
　　▲：虽然媒体的实践很重要，但现在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传统媒体的衰落。那么从科学传播、科学新闻的学术与专业发展的角度，如何应对这一点呢？
　　●：在社交媒体时代，大众纸媒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但传统的大众纸媒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科学传播的衰落。随着科学不断渗透进日常生活、科技争议的增加和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科学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改变的，更多的是科学传播的形态和载体。
　　在传统上，人们认为纸媒，特别是杂志是最好的科学传播载体，因为其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展现科学，也有相对较长的时间来消化新的科学发现并容纳不同观点。杂志型的科学报道也包括《纽约时报》每周出版的“科学时报专刊”（Science Times）。科普或科学新闻类杂志往往成为科学新闻的看门人。但即便在纸媒的全盛时代，媒体科学报道的错误仍然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纸媒的衰落并不代表科学新闻看门人将退出传统的历史角色。
　　恰恰相反，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涌现出越来越多更加专业、受众定位更专一、成本更加可控的公众号自媒体。传统纸媒科学新闻看门人的作用，被自媒体公众号所大量承载的专业媒体所补偿。在这方面，果壳网、知识分子和赛先生是其中的杰出个案。
　　与人们想当然的推断不同，大多数科学类的自媒体公号具有不低于纸媒时代的质量。这是因为创办者多为资深科学记者，科学类公号让他们有了自己掌控媒体质量的机会。而且，数量更多的自媒体、公众号也会通过个人或职业纽带将更多科学家、科学传播专业人士带入传播实践中。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公众号自媒体之间有可能形成良性竞争，虽然谣言或极端化的表达也会随着公众号自媒体而增加，但通过良性的竞争，最终有助于减弱不良信息的影响，至少不会比传统纸媒体发挥的作用更小。在这方面，新闻传播学者也应该积极开展研究。■
　　
①NelkinD. (1995). Science Controversies: The Dynamics of Public Disp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Jasanoff, G.E.Markle, J.C. Petersen, & T.Pinch (Eds.)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444—456.
②贾鹤鹏、苗伟山：《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与解决科技争议的原则》，《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5期
③贾鹤鹏：《争议韩春雨：应从公众关注回归学理逻辑》，2016年8月9日摘自《科学媒介中心》公众号https://m.sohu.com/n/463453324/
④贾鹤鹏：《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11期
⑤贾鹤鹏、 刘立、王大鹏等：《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⑥LangA.& Ewoldsen, D. (2010). Beyond effects: Conceptualizing communication as dynamiccomplexnonlinearand fundamental. In S. Allan (Eds.)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Keyword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resskillNJ: Hampton Press. 111-122.
⑦Stilgoe,J.Lock, S.J.& Wilsdon J.（2014） Why should we promote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3(1): 4-15.
⑧SlovicP. (1993). Perceived risk, trustand democracy. Risk analysis, 13(6): 675-682.
⑨FlipseS.M.& Osseweijer, P. (2013) Media Attention to GM Food Cases: An Innovation Perspectiv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2 (2): 185–202.
⑩曾繁旭、戴佳：《中国式风险传播：语境、脉络与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4 期
[11]ChryssochoidisG.Strada, A.& Krystallis, A. (2009). Public trust in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regarding risk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Towards integrating extant knowledge.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2(2): 137–185.
[12]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2期
[13]Mazur, A. (1981). Media coverage and public opinion on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1(2): 106-115.
[14]NisbetM. C.& Huge, M. (2006). Attention cycles and frames in the plant biotechnology debate managing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press/policy connection.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11(2): 3-40.
　　
苗伟山 贾鹤鹏/苗伟山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贾鹤鹏系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候选人，中科院《科学新闻》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