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主流媒体影响力的调研与分析
■强月新 夏忠敏
【本文提要】主流媒体如何适应新媒体的发展态势并提升影响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构建了媒体影响力测量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研究”全国性调查(N=1159)数据,初步呈现了当前我国主流媒体影响力的现状和问题。分析发现:其一,在主流媒体体系中,CCTV、各省卫视的影响力依然强劲,但广播电台的影响力式微;其二,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在不同地域、受众群体和传播内容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其三,以腾讯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影响力较高,在年轻群体中的影响力很强。
【关键词】主流媒体 影响力 测量指标
【中图分类号】G210
伴随着新媒体应用的迅猛发展,我国受众花费在新媒体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从2015年开始超过传统媒体。据eMarketer报告显示,2015年用户每天花费在媒体上的总时长为6小时零8分,其中,数字媒体为3小时零5分,电视为2小时40分,收音机为11分钟,印刷媒体为11分钟。①新媒体大大消解了受众原本在传统媒体上的使用时间,也迅速填充了用户的碎片时间。新媒体获取新闻资讯的便捷性和易得性,对新闻资讯功能突出的传统主流媒体的冲击极大。
对于传统主流媒体的现实困境,范以锦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曾有过鼎盛时期,曾是主要的信息来源,但是互联网时代,受众可以自由轻易地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受众的迁徙使媒体主流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主流媒体已由原来的新闻报道‘引领者’变成‘跟随者’。” ②因此,在传播程序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传统主流媒体为适应新时代的变化,需要思考如何在新的格局下提高自身的影响力,确保主流地位。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可见,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下,构建“新型主流媒体”的提出,无疑是对当前主流媒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一种解决方案。
学界关于媒体影响力的研究很多,其中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影响力的内涵、影响力的构成、各种类型媒体的影响力及主流媒体影响力的提升对策,实证研究涉及各类媒体的影响力评测。但对主流媒体影响力的现状分析还很缺乏,特别在当前新媒体快速发展演变的环境下,对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影响力相互影响的比较研究更是少见。正如麦奎尔所说:“受众注意力在不同媒介之间时间分布上的变迁,其最直接的驱动力,一如以往,是技术。” ③当前,媒体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媒体生态也在发生着深刻变革。新媒体终端有电脑和手机,传统主流媒体有报纸、广播和电视,多样的介质为受众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受众在不同媒体间自由选择,注意力也不断被分化,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也因此被分散。
鉴于此,研究媒体变革环境下主流媒体影响力成为当前极有价值的课题。本文首先梳理了媒体影响力的概念内涵,并就其测量方法进行讨论和设计。在此基础上,基于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研究”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呈现了当前我国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影响力的现实状况,并洞悉存在的问题,为当前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对策研究提供现实和经验依据。
一、文献回顾
(一)影响力的内涵
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持续关注大众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对其认知也不断更新。魔弹论、二级传播、培养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都表现了在不同时期研究者们对媒体影响力不同程度的理解,知沟理论也提出了媒体对不同背景受众影响的不均衡性。这些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当前,研究者们对影响力的内涵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构建:“效果说”侧重媒体的传播效果;“方式说”侧重媒体如何产生影响;“综合说”则综合概括了传播效果和传播过程。
效果说。研究者从媒体传播效果来定义媒体的影响力,更多是强调媒体的这种能力对受众的认知、态度、行为等方面产生影响。比如,郑保卫等提出:党报的影响力,是指党报所具有的对群众思想及行动产生影响和引导作用的能力,通常体现在日常对民众思想、行动和生活的影响中。④这一定义侧重媒体对受众在日常的引导作用,是狭义的媒体影响力。广义上,媒体还具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受众产生影响的能力。
方式说。从媒体如何影响受众的角度来定义影响力,更多强调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有能力运用各种方式来影响受众和改变受众。如陆小华撰文指出:“媒体的舆论影响力,是指通过信息选择、处理、提供及分析、判断、见识等手段……从而实现影响人们的认识与行为的能力。” ⑤在整合了新媒体的发展现状后,研究者从影响方式的角度对媒体影响力的定义进行了拓展。⑥
综合说。此定义综合前两种说法,涵盖了传播过程同时也涉及传播效果。如喻国明认为媒体影响力的本质特征是媒体作为资讯传播渠道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和社会行为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⑦媒体影响力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建立在目标受众对媒体的关注、接触基础上,受众的认知与行为变化与其接触的媒体的信息传播有密切关系,继而产生传播效果使受众在观点、认知和行为上受到影响。
以上三种定义,都认可媒体影响力是媒体对受众产生影响的能力,但切入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本文更认可喻国明的观点,它关注媒体传播内容与受众的关系,更全面地概括了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改变受众的能力。
主流媒体是以严肃、专业的传播内容弘扬主流价值观,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媒体。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是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社会积极意义,构建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为受众认知世界建构信息渠道,助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在其目标受众身上打下了深深的主流烙印。
(二)传统媒体的影响力
无论在报纸的兴盛期还是衰退期,研究者们对报纸的影响力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在不同层面勾勒出报纸由盛而衰的图景。早期,喻国明、张洪忠、靳一在对中国媒体进行全国性调查后分析发现报纸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⑧近年来,报纸辉煌不再,有研究认为受众的需求、认知、消费多元化,稀释了报纸的影响力。⑨
广播处于各种媒体的夹缝之中,影响力有限,研究者提出广播需适应时代的发展,以提升影响力。⑩
电视媒体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有的研究整体观照电视的影响力,有的关注电视栏目或节目的影响力,有的建构电视影响力的评测模型,角度不一而足,各有特色。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郑丽勇、郑春艳发现电视是传媒生态之“王者”[11];程士安[12]等提出电视栏目的影响力要从受众角度来把握;丁俊杰等[13]认为对虚拟世界电视影响力的研究应将新媒体特性纳入考量指标。
以上关于媒体影响力的研究,尽管研究者们的视角各异,但都认可媒体影响力的盛与衰都与受众有着密切关系,满足受众需求的媒体才能获得受众的高频次和长时间的接触,进而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形成影响力。但有缺憾的是,面对主流媒体困境,少有研究者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作出全面的现状分析和进行对策性研究。
(三)影响力的测量与新近发展
学界关注媒体影响力的同时,也关注到如何测量媒体的影响力。赵彦华[14]较早地提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质量标准,但并没有对媒体内容的测量方向提出具体的计算方法。华文[15]提出媒体影响力的评测标准:受众规模、质量(传播内容质量、媒介倚重人群的质量)、传播效果、媒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这种评测标准从经济学角度考量媒体影响力,角度新颖但没有具体的操作化方案。丁柏铨[16]提出媒体影响力涉及三个层面:影响受众信息的获取、影响受众的主观判断、影响受众的态度,该标准重点关注了对受众的影响,却忽略了媒体的内容。
研究者还将媒体影响力的测量指标加以具体化。比如,田萌和蒋乐进[17]将媒体影响力指标分为权威性、公信力和在受众心目中的分量三部分,并进行细分量化,三部分相加构成都市类报纸影响力评价体系。郑丽勇等[18]提出媒体影响力的四维评价指标体系:广度、深度、强度和效度,具有实践操作性,考虑了媒体的传播力、媒体内容与受众的关联度;但四个因子仅仅是简单相加,其内在逻辑有待厘清。2010年,郑丽勇[19]对该评价体系进行反思,提出运用乘法模型来计算媒体影响力,即媒体影响力=受众规模×平均接触时间×可信度×(1+主流人群比率)。修正的模型无疑更为科学,但研究者尚未考虑到影响力的方向问题。
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陈明亮[20]等人也从全新角度对社交媒介的影响力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尤其关注到社交媒体的动态特性对信息传播模式和对公众认知、行为等诸多问题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来自计算机技术等专业,对新媒体的传播属性和影响力内涵的把握和理解还不够深入,各项评测指标更是专门针对新兴媒体。
综观已有研究发现,学界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影响力研究都有涉及,学者们强调以受众为出发点,关注受众对媒体的接触频次、时长等要素;对媒体影响力的测量指标构建,经历了由理念到操作、由粗放到具体的过程。这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上的启发。
二、研究设计
本文将媒体影响力确定为对受众的影响,试图建立科学的、可度量的主流媒体影响力测量指标体系。具体而言,本文提出如下媒体影响力乘法模型:
媒体影响力=用户接触频率×用户单次接触时长×媒体内容的重要性×媒体内容的价值导向
该模型中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含义和操作化方式如下:
1.用户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长。影响力是个相对概念,不同媒体、不同区域的媒体进行比照才能得出影响力的大小。国际通用的传阅率、收视率、收听率或是点击率无法在同一层面对各种媒体影响力进行对比。对于任何媒体来说,受众接触的时间越长,接触的频率越高,其接受的内容相对越多。因此,受众的接触时间和频率可以让不同媒体或不同区域的媒体能在同一层面进行影响力的比较,因而具备了普适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曾指出“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媒体的接触频率和使用时长的乘积就是媒体传播力,[21]传播力是影响力的前提,有了传播力才能提升影响力。高接触频率但低使用时长,说明受众并未深入理解主流媒体信息,也就无法对受众产生影响。两个因子都是构成主流媒体影响力的一分子,相辅相成,相乘总量越大代表主流媒体对受众吸引力越大,传播力也就越大,越有可能产生影响。
2.媒体内容的重要性。媒体内容的重要性是衡量媒体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子。“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受众的媒介接触是基于个人需求进行的,是主动的。循此理,媒体必须提供受众需要的、且认为重要的内容,受众才会选择该媒体,对其产生依赖和信任,影响力由此产生。如果受众觉得所传播的内容根本与自己无关,就不会选择该媒体,则传播力不会产生更无从产生影响力。对此,问卷上的措辞为:你觉得以下媒体对自己了解社会和帮助作出决策等方面,重要性如何?选择项包括“完全不重要”“不重要”“有些重要”“重要”“非常重要”,分别被赋值为1~5分。
3.媒体内容的价值导向。主流媒体内容的传播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保持积极的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这才是主流媒体的“渠道烙印”。这一点正好印证了习总书记曾对媒体提出的要求:“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指出:“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网络时代,海量信息满天飞,乱象丛生,如果媒体在传播负面信息时不思考、不求证,不知不觉进入盲从的议程设置,而受众又因媒介素养不足难以辨清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那么受众就会产生不理智的言论和行为。所以,媒体的传播活动要有正确的导向。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框架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22]媒体通过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和凸现可以赋予事件新的意义,形成社会文化影响受众的感观认知、解释和思考的结构。媒体只有保持正确的导向才能让受众构建良好的认知结构。
由此,在考察媒体的影响力时,必须考虑媒体内容的价值导向。对此,课题组设计的问卷措辞为:以下列举的各媒体,您觉得它们提供的新闻,消极的内容还是积极的内容多?选择项包括“消极的内容很多”“消极的内容比较多”“积极的内容比较多”“积极的内容很多”,分别赋值为-1、-2、1、2分。
媒体影响力产生于传播过程,与各因子之间是成正比的逻辑关系,而不是将几个独立存在的因子进行简单累积相加。即因子之间是共生共存的,而非此消彼长。媒体内容的价值导向正确、传播的内容具有很高的重要性(或与受众的需要密切相关)、传播力强,其影响力才会高。
课题组调查的重点是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调查地点在广东、湖北、贵州,中央级主流媒体选择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CCTV)、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CNR)3家媒体;省级主流媒体分别选择粤、鄂、贵三省省级党委机关报、省级卫视、省人民广播电台共9家媒体。同时,为了更好地呈现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课题组特意选9家非主流媒体作为参照。[23]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现状及其与参照媒体的比较分析
主流媒体影响力依然强势,但影响力高度集中于电视,两极分化严重;电视影响力两级差距显著;以腾讯为代表的新媒体实力不容小觑。
如(图1 图1见本期第39页)所示,主流媒体依然保持着影响力优势。在接受调查的1159名被访者中,CCTV的影响力均值为53.05,第二名的省级卫视的影响力均值为23.85,接下来的腾讯网为16.21,省级日报为14.13,人民日报为13.22。影响力均值排在后六位的分别是:省网(3.99)、CNR(8.43)、凤凰网(8.72)、省级人民广播电台(8.72)、新浪网(9.98)和都市报(10.29)。影响力排名靠后的媒体中,只有两家主流媒体,而参照媒体有4家。
分析还发现,不同类型的主流媒体间影响力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影响力最强的CCTV和影响力最弱的CNR之间分值相差45.28。
在主流媒体体系中,影响力优势高度集中于电视媒体。影响力最大的是CCTV和省级卫视,远超出日报和广播。而CNR和省级人民广播电台的影响力甚至是倒数第二名和第四名,大大降低了主流媒体的整体影响力。所以,主流媒体影响力的高分值的提升主要来自电视。
不过,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分布也不均衡。虽说CCTV和省级卫视影响力都很大,但两者之间影响力值差高达30.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报纸和广播电台的两级媒体间的差距微乎其微,整体影响力在低水平线上徘徊,行政级别也并没有发挥提升影响力的作用,省级甚至比中央级的影响力稍高些。
另外,以腾讯为代表的新媒体发展势头强劲,仅弱于电视,超过报纸和广播。在参照媒体体系中,腾讯网的影响力排名第1(总排名第3),仅次于CCTV和省级卫视,远高于主流媒体中报纸和电台的影响力。同时,都市报和新浪网的影响力虽不及腾讯网那么显眼,但它们的影响力也远远高于广播电台。
(二)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地域差异
课题组选定的广东、湖北和贵州三省,分别代表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发展中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结果发现,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基本上呈现出西部高于东部,新媒体影响力走势与其保持一致;各类媒体的影响力存在地区间差异,中部地区波动较大。
如(图2 图2见本期第40页)所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基本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点。电视、报纸和电台的影响力最高的是西部地区,而最低的则在东部地区。CCTV在三省的影响力都是最大的,影响力值最高且远超过其他所有媒体。
(三)主流媒体在不同受众群中的影响力
第一,男性受主流媒体的影响更大,而女性更倾向于新媒体。
如(图3 图3见本期第41页)所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主流媒体影响力大小的排序是一致的,都认为CCTV的影响力最大,紧接着是人民日报、省卫视、省日报、CNR和省级人民广播电台。总的来看,中央级别的媒体影响力高于省级媒体,同一层级的,电视影响力高于报纸和广播电台。但是男性与女性对主流媒体影响力评价的分值会有区别,而且男性的评价值普遍高于女性,说明男性受主流媒体的影响更大一些。
对于参照媒体的影响力评价,男性与女性出现了分歧。除了都把省网排在最末位之外,男性与女性对于新媒体与传统报纸媒体的影响力评价出现了偏差。男性更倾向于受都市类报纸的影响,所以对都市类报纸影响力的评价高于腾讯网、新浪网和凤凰网,而女性则更倾向于接受新媒体的影响,对都市类报纸的影响力打分明显低于新媒体。
第二,主流媒体在年长者中影响力较强,而新媒体对年轻群体有较大的影响。
传统主流媒体依然是年长者的选择。(图4 图4见本期第41页)清晰地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受众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评分不断上升。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对于18~25岁公众,影响力分值为31.95,26~35岁公众影响力分值为49.46,36~45岁公众影响力分值为66.73,46岁以上公众影响力分值为82.39。46岁以上公众评分最高,而18~25岁的公众打分最低,年龄越大的受众受主流媒体影响越大。
新媒体影响力则向低龄受众群渗透。在(图5 图5见本期第41页)所呈现的参照媒体中,腾讯网、新浪网、凤凰网和省网这几家新兴的网络媒体出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受影响的受众趋向年轻化。特别是以26~35岁的公众对新媒体的影响力打分为最高,其次是18~25岁,而46岁以上的公众对新媒体影响力打分值为四个年龄段最低。
都市报作为传统媒体与主流媒体一样,年龄越大的受众对都市报的影响力评分越高。
第三,中专/高中/技校层次的受众受主流媒体影响最大;大专/大学肄业/大学生层次的受众则对新兴媒体影响力评价最高。
(图6 图6见本期第41页)和(图7 图7见本期第42页)显示,学历层次相对较低的受众更青睐电视,电视的零门槛为低学历层次的受众提供了便利条件。新媒体对大专/大学肄业/大学生层次的受访群体影响更大,这个群体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更易于采纳和使用网络新技术。
第四,主流媒体对收入最高者影响较大,而以腾讯网与新浪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则对收入最低层者影响最大。
按各省的收入水平,课题组将被调研公众分为五个等次:最低、中低、中间、中上和最上。如(图8 图8见本期第42页)所示,五个收入等次的受访公众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评价基本上呈“凹”字形,两端高中间低。对主流媒体影响力评分较高的来自收入最低层和最上层的公众;但是,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公众对主流媒体影响力评分普遍不高。
(图9 图9见本期第42页)表明,腾讯网与新浪网对收入最低层者的影响最大,而对收入最上层受众影响较低;收入中间层的受访公众对新兴媒体的影响力不是很敏感,甚至对省网的影响力评价给出了负面的评分,成为新兴媒体影响力的最低谷。
四、结语
在回顾和梳理既有文献基础上,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媒体影响力测量指标体系,并基于“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研究”课题问卷调查数据,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进行了对比分析,呈现了主流媒体在不同受众群中的影响力现状。研究发现:
第一,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整体上依然处于优势,内部强弱不均。无论是在整体、各省还是在各类受众群中,电视媒体的影响力都不错,CCTV始终保持排头兵的位置。但广播的影响力式微,排名靠后,不仅无法与电视相比,在新媒体面前也黯然失色,确实己经趋向边缘化。日报虽未像广播那样下滑到底,但影响力与昔日辉煌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以腾讯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影响力日增。腾讯的影响力仅次于CCTV和省级卫视,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中有着广阔的潜力和市场。主流媒体要提升自身影响力,可以考虑与新媒体的融合,强强联手,取长补短。
第三,主流媒体给不同受众群打上“烙印”。在影响力方面,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存在受众群互补的现象:主流媒体影响的受众群,年龄层更高而学历层次更低;男性更倾向于主流媒体,女性则正好相反,更青睐新兴媒体。在不同受众群中,CCTV、党报党刊和省级卫视始终获得高正面评价、低负面评价,是名副其实的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而腾讯、新浪和凤凰网等新媒体以高正面和高负面评价毁誉参半。
第四,从地域上看,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态势。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最弱,而在西部不发达地区最强。CCTV影响力在各省差异不是很大,湖北、贵州强而广东弱,但差距较小。省级卫视的影响力,在各省差距较大,贵州最强而广东最弱。中部地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起伏不定。因此,均衡化发展成为今后主流媒体提升影响力的重要着力点。■
注释:
①《2015年中国社交媒体核心用户数据分析》,199IT互联网数据中心,上网时间:2015年7月6日,网址:http://www.199it.com/archives/362161.html。
②范以锦:《传播影响力迁徙后的主流媒体应对》,《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1期
③[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刘燕南、李颖、杨振荣等译:《受众分析》第1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④郑保卫、李晓喻:《影响力 公信力 亲和力——新媒体环境下的党报应对之道》,《新闻与写作》2013 年第 2 期
⑤陆小华:《传媒运作的核心问题》,《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⑥Aggarwal C C:Social network Data Analytics.New York: Springer:2012。
⑦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
⑧喻国明、张洪忠、靳一:《报纸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介——基于中国首次传媒公信力全国性调查的报告》,《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7期
⑨陈国权:《报纸影响力是如何衰减的》,《中国报业》2014年第5期
⑩付程:《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影响力》,《现代传播》2003年第4期
[11]郑丽勇、郑春艳:《当前中国电视传媒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8期
[12]程士安:《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探源——关于电视栏目的叙事与结构》,《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13]丁俊杰、张树庭、李未柠:《视网融合背景下的电视节目影响力评估体系创新初探》,《现代传播》2010年第1期
[14]赵彦华:《媒介影响力的质量标准》,《中华新闻报》2003年9月22日
[15]华文:《媒介影响力经济浅析》,《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
[16]丁柏铨:《论新闻传媒对受众的影响力》,《当代传播》2010年第1期
[17]田萌、蒋乐进: 《都市类报纸的区域影响力研究——以杭州〈都市快报〉与〈钱江晚报〉为案例》《新闻知识》2006年第1期
[18]郑丽勇、郑丹妮、赵纯:《媒介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新闻大学》2010年第1期
[19]郑丽勇:《媒介影响力乘法指数及其效度分析》,《当代传播》2010年第6期
[20]陈明亮、邱婷婷、谢莹:《微博主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1]关于传播力的计算方法,《我国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现状考察:基于对广东、湖北、贵州三省民众的问卷调查 》(《新闻记者》2016年第5期)一文已有明确表述。
[22]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0月
[23]关于调研过程和样本等信息,笔者在此前《我国主流媒体的传播力现状考察:基于对广东、湖北、贵州三省民众的问卷调查 》一文已有详细表述,该文发表于《新闻记者》2015年第5期
强月新 夏忠敏/强月新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忠敏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重点项目“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14AXW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