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晏齐宏
　　【本文提要】本文先简要回顾当前网络舆论非理性的相关研究，发现以往研究相对缺乏本体论视角的非理性分析，以及缺乏对非理性因素作用机制的分析。继而，文章从个体情绪、社会情感和集体意志等三个层次分析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指出这些因素分别通过感染启动、社会结构、民族主义机制形成网络舆论。最后，文章针对网络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研究提出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网络舆论的理性、非理性和舆论的理性、非理性并非是同一层次的问题；研究网络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更应该注重微观意义上的舆论。
　　【关键词】网络舆论 理性 非理性 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中对舆论的定义称：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①
　　可见，舆论本身具有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网络舆论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所谓理性，是指人们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并进行逻辑推理的认识能力，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指导实践的实际活动能力。而非理性指人所具有的一种非逻辑、非条理化的精神能力，这种精神能力推动着人们去从事那些难以表述的认识和行动。②在国内网络舆论研究中，学者们更加关注其非理性问题。或许是由于中国制度化的公共表达渠道相对缺失，网络成为公民活跃表达的主流平台，造成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情境。
　　本文在简要回顾当前网络舆论非理性现象研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个体情绪、社会情感和集体意志等三个层次，分析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最后，针对网络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研究提出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一、网络舆论非理性研究存在的问题
　　目前关于网络舆论非理性的研究侧重于对相关现象、特征的分析，比如对群体极化、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的分析即属此类。以群体极化为例，群体极化是群体观点向某一方向倾斜的一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特征。③由于群体极化本身就代表着网络舆论的一种态度、一种可能，研究群体极化有利于分析网络舆论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④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空间中的公共舆论往往呈现出从“极化”到“理性”的演变趋势，即认为群体极化并不是网络舆论的终点，极化最终会走向理性。⑤而群体极化的表现则是言论表达的情绪化、表达氛围的宣泄性等。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网络舆论非理性（包括现象特征）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缺乏本体论视角的非理性分析。从本体论的角度讲，非理性是一种意识状态。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通常是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同时作用。诚然，网络舆论中的一些现象一定程度上与理性相对立，但是理性与非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并不能截然分开。例如群体极化中可能整体上表现为非理性，但是并不排除理性因素的存在。如果仅仅分析非理性现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误导，即认为非理性现象中只有非理性因素。而实际上非理性现象的形成是个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基于本体论非理性因素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缺乏对非理性因素作用机制的分析。虽然目前相关研究中也涉及非理性现象的形成机制，但是其分析对象（object）是网络舆论非理性现象（如群体极化），而非非理性本身。由于非理性本身是一种意识状态，相关研究有必要从以往的非理性现象形成机制的分析，转向非理性因素如何发挥作用，而导致了最终的非理性现象。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必然导致网络舆论的非理性。
　　第三，关于非理性的研究方法。有学者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提出，必须注意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是区分界定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理性和非理性，进而研究它们各自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二是辨析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是凭理性有意识、有目的自觉活动的，还是凭着激情、冲动，无意识盲目行动的。三是研究者作为主体对历史进行认识把握，这时理性和非理性似乎是指历史到底是可以理解的，即可以凭借理性把握、有规律可循的，还是认为理性对历史无能为力，历史无一定之规？⑥从网络舆论非理性来看，我们对网络舆论非理性的研究应该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即辨析活动主体是凭借激情、冲动、无意识盲目行动的。这里将其统称为非理性因素。
　　基于此，我们认为，非理性因素是一种意识状态，是存在于个体心理的、能够引发思维活动的要素，如情感、信念、意志等。一方面，网络舆论非理性因素分析有助于实现研究视点的转换。因为非理性因素连接了两个重要的客体，网民和非理性现象。将网络舆论的重要行动者——“人”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分析存在于个体的非理性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即网络舆论中哪些非理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另一方面，网络舆论非理性因素分析有助于辩证地看待网络舆论的非理性现象。非理性现象并非只有非理性因素，可能蕴含着理性因素。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并不存在对等关系。
　　
二、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
　　非理性因素是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参照心理学、认识论、价值论、文化学、社会学等加以界定。在认识论、心理学意义上，非理性因素主要指没有明确目的、意识的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因素，如潜意识、下意识等，或不遵循逻辑程序的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的能力；在人性论、伦理学意识上，非理性因素主要指与人的理智、自制力、自觉能力相对的人的情感、意志、信念、欲望等。⑦
　　从非理性的结构来看，有研究者认为，根据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以将非理性因素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低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是指生理本能、生理欲求、习惯、情绪、感受性情感等，与人的本性和生理组织密切相关的非理性因素；中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是指情感、信念、兴趣、社会欲求等，通过意志、信仰为中介影响理性或受理性影响的非理性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认识、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而高层次非理性因素是指意志、信仰、知觉、灵感等与理性接近，影响理性并受理性制约和指导，随理性变化而变化的非理性因素。⑧由此，我们可以从情绪、情感、意志等三个方面，把握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当然这三个方面并非截然独立的。
　　1.个体情绪：感染启动在网络舆论中的表征
　　情绪通常是在有机体的天然生物需要是否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内心的情绪体验。⑨情绪和情感的不同之处在于，情绪常常只是用于情感的表现形式方面，具有较大的情景性、激动性、短暂性。情绪侧重于表明情感的过程，着重于描述情感过程的外部表现及其可测量的方面。⑩或许正是由于情绪的可测量性，目前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中，大多采用情绪而非情感，甚至有了情绪型舆论的说法。
　　情绪型舆论是一种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或受外界不良信息刺激，网民在网络上散布的一种片面的、偏激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言论。[11]由于网络空间言论表达的匿名性、把关人缺失、信息传播碎片化、圈子同质化等原因，网络舆论表达较为情绪化。情绪在网络舆论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社会化媒体中，情绪有助于观点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充满情绪的微博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被转发，转发量也更大。[12]个体情绪是指正常情绪，个体情绪也是反映社会状态的重要变量。有研究发现，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网民在情绪（维护社会公正的情绪、抨击不良道德的情绪、获取他人尊重的情绪、发泄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方面的表达意愿明显高于普通网民。[13]网络舆论中的个人情绪，通常表现为说话方式不太文明礼貌、表达心态不太平和、表达过程不太冷静，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谩骂性的话语表达方式；第二，宣泄性的情感抒发状态；第三，戏谑化的标签文本运用，如“躲猫猫”“欺实马”“我爸是李刚”等，这些表达多含有嘲讽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整个舆论氛围，造成目前网络上骂声一片的情景。
　　群体情绪相对来说是非理性的状态。勒庞认为，群体情绪的相互感染，决定着群体行为的选择，本能性的情绪特别容易感染，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丝毫不起作用。[14]这里更牵涉到由个体情绪转化为群体情绪的机制，如群体感染、群体兴奋等。而网络舆论中的情绪感染多指负面情绪，负面情绪更容易激发他人的相同情绪。如有研究在分析舆论事件时，选取的代表性情绪有：愤怒、失望、同情、不信任、支持相信政府等。[15]情绪感染的内在驱动因素是启动。情绪启动效应的研究表明，情绪刺激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在网络舆论中，话语呈现方式多样，除了一般的文字外，各种网络表情、图片、视频等也纳入进来，成为重要的话语修辞符。有研究者发现，情绪图片比文字有着更好的情绪启动效果。[16]这些文本形式直接冲击人的感官，容易刺激或引发人们的情绪生产，这种情绪生产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种形式的非理性会直接影响到内容的非理性。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舆论是含有一定理性成分的公众意见，它是经过人们相当时间的讨论与反复酝酿后形成的。在讨论过程中，那些比较正确、建立在事实上的、理性基础上的意见便逐步为大家所接受，最后形成舆论。所以，舆论不是公众纯粹情绪的表现，而是建立在理性批判意识基础上自由对话的结果。[17]而经由文本形式启动的情绪，会影响独立思考、逻辑推断等思维过程。
　　虽然说有些情绪化表达中也有真知灼见，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容忍这种不文明现象。相比于以非理性形式表达真知灼见，更应该提倡以理性形式表达个人意见，哪怕是错误的见解。因为个人表达内容上是否理性难以判断，而形式方面的理性与否则会影响整个网络氛围。
　　2.社会情感：社会结构在网络舆论中的表征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态度，对于这些受社会关系所制约的态度的反映，就是人类所特有的情感。同时，情感也是用来描述具有稳定而深刻社会含义的内心体验，具有社会性、历史性。[18]可见，情感通常与一定的社会诉求相联系，所以称为社会情感。
　　影响网络舆论的社会情感多是由于社会结构造成的，这也是情感社会学的研究旨趣。情感社会学对于情感的研究不同于心理学的地方在于，它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分，不把情感作为私人的心理之物，而是将它看作社会结构的产物，从而专注于社会的共同情感及其形成的深层动力机制，从情感的维度切入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探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19]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存在着某种不平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官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信任结构有待完善、阶层利益固化，引发了公众心理不平衡，以及仇富、仇官等社会情感非常严重，这也反映在网络舆论空间。网络舆论空间是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对话的平台，民间舆论呈现出较强的负面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恐怕是由民众的社会地位造成的，社会地位差异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进而导致其社会欲求无法得到满足。由此，民间舆论表达也流露出被剥夺感、怨恨感、弱势感等倾向。这种社会情感的抒发，造成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主要表现为：不了解事件过程、不进行独立思考，盲目跟从进他人观点；借助于已经发生的热点事件，发挥心中不满，尽管该事件与自己并没有关系；说话不顾及后果、不负责任，容易带入个人情感。
　　而这种情感甚至会直接引发网络事件，如近年发生的社会抗争事件，大多是对于当前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映。情感动员把单纯的看客转化为紧密团结的集体行动者，让原本分散的个体在思维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20]在网络行动中，大多也是非理性的。如以舆论为基础的人肉搜索、网络推手，以及网络水军行为。有研究者认为，当前社会化媒体所存在的非理性现象后果很严重，其中之一是非理性表达往往将讨论引向对抗，形成新的网络舆论争斗，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21]3.集体意志：民族主义在网络舆论中的表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理性、意志、情欲，并认为意志和情欲等非理性的东西应服从理性。意志是距离理性最近的非理性因素，具有自觉性、稳定性等特征，但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靠逻辑推理，所以还是属于非理性因素。
　　意志在网络舆论中发挥作用的典型例子是网络民族主义。确切来讲，这里的意志是一种集体意志。网络民族主义，是指一国民众的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在网络空间进行传播；进而，在一定条件下，由此形成的网络舆论会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22]网络民族主义为很多网络行为提供了舆论支撑，一定程度上说，网络民族主义背后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意愿，是集体意志的体现。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公众”与“意见”联系起来使用，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性事物或公共事物方面的意见，即舆论。同时，他把舆论分为“众意”与“公意”两种表现形式。众意着眼于私人利益，是个人意见的总和；公意着眼于公共的利益，是永远稳固的、不变的而又纯粹的。[23]网络民族主义体现了众意与公意的统一。不管是出于个人利益还是出于国家利益，某些网民都会以爱国主义这种崇高的信仰和意志在网络中表达和行动。
　　具体来讲，这些拥有强烈爱国意志的人，在网络中大多转发和评论军事、历史、领土纠纷、外交关系、时事新闻等议题，他们较为信任政府、对体制持积极态度。[24]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发展历史、中外关系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等不无关系。这种强烈集体意志在网络中通过各种形式呈现，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甚至直接推动现实行动。特别是在针对别国活动时，网民往往会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出发，发泄民族主义情绪、宣扬民族主义言论、塑造民族主义思潮，甚至发起民族主义行动。例如，有研究者对东亚网络民族主义案例进行考察发现，网络民族主义通过网络民意支持以增加回旋余地、网络舆论使外国感到压力并调整对策等层面，从而促进外交事业发展。[25]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强烈的民族性质和爱国主义因素，网络民族主义中或多或少会有放大情绪、鼓励暴力等非理性特征的存在。如抵制家乐福事件中，由于愤恨奥运圣火传递受阻和西方相关报道，网民发动抵制家乐福活动，甚至抵制其他外国品牌。
　　从非理性的结构来看，网络舆论中非理性因素主要包括：个体情绪、社会情感、集体意志，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分别通过感染启动、社会结构、民族主义机制形成网络舆论。但是，网络舆论中非理性因素三个方面是相互交融，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只是在某些舆论事件中，某个方面占主导，发挥主要作用，但并不排除其他两个方面的影响。
　　当然，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分析，旨在从本体论的非理性（即意识状态的非理性）出发，分析哪些非理性因素在网络舆论中发挥作用，其作用机制是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一定会导致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现象，也不意味着非理性现象一定是由非理性因素引起的，也可能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未来相关研究的取向
　　传播学对舆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资讯角度分析作为信息流的舆论的存在状态。而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则有李普曼，李普曼对于理性舆论形成的诸多障碍性因素的发现和分析，始终未脱离他对人性以及人类心理特质的深刻洞见。[26]这也为我们从意识状态的非理性因素角度分析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提供了支撑。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舆论是舆论研究的固有传统。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理性与非理性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27]不管网络舆论中的理性因素还是非理性因素，都有分析的必要性，有利于深化我们对网络舆论的认识、对社会态势的把握。
　　关于网络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研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网络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和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并非是同一层次的问题。总体上看，国内关于舆论与理性/非理性的研究大多关注网络空间，当然我们无法排除网络空间本身对舆论理性/非理性的影响。但同时，舆论本身应该是与理性有着无法剥离的关系，舆论的形成和舆论表达都是产生于个人之间的，都会有思维意识活动，即个人在舆论过程中是否经过逻辑推理、独立思考等。其实，西方经典的舆论研究，大多是围绕舆论与理性展开的，包括政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如柏拉图、洛克、卢梭等，都是从人的理性角度出发探讨舆论问题的。虽然，其本质在于探讨国家、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都特别强调民意形成中的“理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舆论与理性/非理性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层次，与网络舆论的理性/非理性并不是简单的空间区别。
　　第二，网络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研究更应该注重微观意义上的舆论。目前国内对于网络舆论理性与非理性的研究中，侧重于对非理性现象的分析。严格来讲，对于网络舆论非理性的研究，探讨的是宏观意义上的网络舆论。虽然学界对于舆论的界定不一，但基本形成的共识是：舆论是一种意见，是以多数人观点为基础的集体意见（多数实际所强调的，不只是多数意见的权威性，而是舆论的意见整合作用）。[28]陈力丹在《舆论学》里谈到“舆论的数量”问题，即关于特定事物的某一意见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将这个意见视为这一范围内的舆论，因为这种意见开始影响整体。[29]陈力丹还认为，随着网络的发展，共同意见形成确实存在困难，这一条件可以适当放宽。所以也只是在宏观层面使用“网络舆论”的概念，具体问题上一般只使用“网上意见”的概念，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们谈到的意见已经转变为舆论。[30]而目前国内关于网络舆论非理性的研究，大多也指的是宏观意义上的非理性。
　　未来网络舆论理性与非理性的研究，可以对微观意义上的网络舆论进行分析。微观意义上的网络舆论，侧重于认为舆论是作为过程的舆论。周葆华认为，舆论概念基本内涵强调公众针对争议性议题的公共讨论过程，以及基于独立自主人格和自由信息环境的意见表达。[31]基于此，更应该分析网络舆论的理性问题，更侧重于内容理性。即讨论过程中个人是否运用自我智慧、逻辑推理、独立思考等，进而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可以称为公众舆论能力。当下公众表达渠道更为畅通，硬件方面的表达障碍逐渐变小，而软件方面的表达障碍逐渐凸显，这也对公众的舆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同时也回应了以上提出的两个问题，在网络舆论的研究中要关注微观意义上的舆论；更要关注网络平台对于舆论理性/非理性的影响。整体来看，对于网络舆论非理性因素的分析，可以通过这些非理性感知背后蕴藏的个人情绪、社会情感、集体意志进行把握，即从阻碍理性网络舆论形成角度进行分析。而对于网络舆论理性要素的分析，要关注个人理性、内容理性，核心是关注整个舆论形成过程中公众参与讨论是否是理性讨论过程，即从公众舆论能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
　　
注释：
①邱沛篁主编：《新闻传播百科全书》第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⑧何颖：《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第191、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④王思聪：《新媒体时代群体极化的生成对网络舆论研究的意义》，《出版广角》2015年第1期
⑤董阳、陈晓旭：《从“极化”走向“理性”:网络空间中公共舆论的演变路径——百度百科“PX词条保卫战”的启示》，《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2期
⑥⑦姚军毅：《非理性因素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研讨综述》，《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⑨⑩[18]张浩:《论情绪和情感及其在认识中的功能——主体认识结构中的非理性要素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1]陈克祥、向科元：《遏制“网络情绪型舆论”负面影响》，《光明日报》2005年4月19日 http://www.gmw.cn/01gmrb/2005-04/19/content_218097.htm
[12]Stieglitz, StefanandLinh Dan g -Xuan.Emotions and Information Diffusion in Social Media –Sentiment of Microblo g s and Sharing Behavior. ”Journal o 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Vol.29No.42013pp.217-248.
[13]郝其宏：《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社会情绪表达的实证分析》，《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戴光年译新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
[15]唐超：《网络情绪演进的实证研究》，《情报杂志》2012年第10期
[16]郑希付：《不同情绪模式图片的和词语刺激启动的时间效应》，《心理学报》 2004年第5期
[17]李欣人：《西方舆论观演化的现代性理路》，《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9]洪杰文、朱若谷：《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当代热点舆论事件的情感主义路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4期
[20]杨国斌：《连线力》第267页，邓燕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1]丁柏铨：《自媒体时代的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7期
[22]赵瑞琦：《网络爱国主义：源流、利弊与策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33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4]桂勇、李秀玫、郑雯、黄荣贵：《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社会》2015年第5期
[25]赵瑞琦、杨子洁：《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的互动——基于东亚网络民族主义案例的考察》，《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6]柯泽：《论李普曼舆论宣传研究及其心理学特点》，《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27]何植民、王珂：《国内学界关于非理性研究综述》，《前沿》2009年第12期
[28]许静：《舆论研究:从思辨到实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0期
[29]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第37～38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0]陈力丹林羽丰. 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J]. 社会科学战线2015(11）:174-179.
[31]周葆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论研究:概念、议题与创新》，《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张志安 晏齐宏/张志安系“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公共传播与国家认同平台主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晏齐宏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政治传播专业博士生。本文是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媒体政治立场及舆论引导研究”（编号99132-41230011）、“广州大数据与公共传播研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编号17000-4222000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