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红 吴昊
　　【本文提要】近年来，人际传播研究越来越受到中西方学者的重视，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就国内的传播学学科建设而言，相对于从传播学引进之初就得到重视和发展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后起之秀。《SAGE人际传播研究手册》以其权威、全面和深入的学科勾画，将成为中国本土人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助力，有助于实现传播学整体的知识积累和研究的超越与创新。
　　【关键词】人际传播《SAGE人际传播手册》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10
　　人际传播是个体间交往关系的存在。它发生在相互关联的个体之间，是一种传播形式极为日常化的，有关人的思想、情感、伦理和关系交往的流通与交往中言谈话语及其意义的互动。在我国目前所出版的人际传播研究成果中，《SAGE人际传播研究手册》正是对人类社会交往语境和交往伦理功能的重要揭示，充满了对人际交往价值的体现与交往哲学的研究成果。在众多理论著作中，该书还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人际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
　　不同于中国语境中“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的概念，“手册”在西方学术界通常代表的是某一学科或领域极权威、极全面、极前沿的研究的集合，是特定领域学者进行研究和学生进行学习必读的“圣经”。这本《SAGE人际传播研究手册》（以下简称《手册》）由美国人际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与领军学者耐普、米勒和戴利等人编辑每隔十年由享有盛名的SAGE学术出版集团更新出版一次（1985，1994，2002，2011）。《手册》的中译本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胡春阳和西点军校黄红宇根据最新版译出。这本巨著涵盖了人际传播研究的核心话题和关键概念；追踪、整合了该学科最前沿的成果；详细记录了人际传播研究的变迁与发展，并反思了已有成果，更探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试图通过对《手册》的推介，分析和讨论人际传播学科发展对中国传播学版图完整性意义以及在中国本土语境中的挑战和超越。
　　　　
传播学研究版图的重要补充
　　正如杜威所深刻指出的那样：“社会不仅因为传递和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之中”。①但人际传播，乃至其母学科传播学，相对于许多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可以说还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学科。自20世纪初在美国诞生以来，传播学一直蓬勃发展。伴随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忧虑。因此，来自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一充满吸引力的领域。由于美国社会的特殊语境，学科化的传播学②发展的早期，关注的重点是大众传播、政治传播和发展传播等可以为政府、军方和商业团体服务的领域；③人际传播则分散地存在于一些传统的学科，如语言学、修辞学中。
　　实际上，人际传播早就被一些富有洞察力的学者所强调。20世纪早期，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就提出社会互动的观念，强调人际互动的重要性。他认为，“是社会原子间的互动，支撑着这个社会全部的韧性与弹性，多样性与一致性”。④他还提出了诸如“交互知识”、“二人交际特点”、“交流仪式”等人际传播的重要概念。⑤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许多学者都延续了这一基本的互动观，无论是米德、布鲁默、库利还是塔尔德，都论证了人际传播、语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这些思想为后来硕果累累的人际传播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美国精神病学家如苏利文、卢耶奇和人类学家贝特森等为代表，从概念和理论上探索、论述与研究这种人类交往形式，打破以独立的个体为中心的社会传播的理念，不再以单个人为信息传递活动的主体。就这样，人际传播在美国开始正式作为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分支得到发展。
　　如今，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版图已经比较完整，人际传播也成为传播学中极为重要的分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诸多振奋人心的研究成果，比如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的期望违背理论、⑥人际传播辩证理论，⑦还包括人际传播过程中的非语言信息研究，⑧以及Walther⑨关于计算机中介的人际传播的相关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从多元的理论视角出发，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人际传播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但在中国的传播学科建制中，人际传播虽然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在教学设置、课程开设、研究队伍上，没有像大众传播等分支那样发展成熟。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中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通过施拉姆引进传播学的时候，接受的是哥伦比亚学派进行传播研究的一套体系，即集中于效果研究、内容研究的大众传播研究。国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⑩对西方传播研究的这一新方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有学者认为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对“言”的轻视和对“德”的重视，也是人际传播研究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很好发展的原因之一。[11]　　
　　近年来已有不少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一富有生机的领域，对人际传播学的引进和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王怡红[12]对已有中国人际传播学研究的梳理和总结来看，近年来大陆人际传播研究所用参考文献的数量有明显增长，但文献积累距离需求还很远；除此之外，学术研究群体非常分散而缺乏交流。在国内人际传播研究还相对欠缺的情况下，这本《手册》或许可以成为一架桥梁。
　　　　
人际传播的知识积累
　　从人类学家贝特森[13]提出“关系传播”概念，将人际传播信息区分为“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到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14]发展出一系列人际互动的心理动力学理论；从社会学家戈夫曼著名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5]对日常互动的关注，到Paul Watzlawick[16]撰写的人际传播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类传播语用学》，提出“人无法不传播”等广为人知的观点；短短的几十年，西方的人际传播研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可以说，这本《手册》最重要的价值就体现在它对人际传播学术研究的总结和未来方向的指导上。它不仅是人际传播研究成果的一个罗列和汇总，还通过几十年来研究的扎实铺垫，勾画出了人际传播的逻辑地图，是人际传播几十年知识积累的一个集中体现。
　　《手册》对人际传播发生的社会语境进行了探讨，对现实人际交往问题的把握十分准确，使人际传播的知识积累具有了极宽的广度。通过《手册》可以看到，人际传播不仅构成了人类社会各种传播类型存在的基础，也为促进人类社会健康理念的沟通与传播，有效改变社会伦理危机，建构良好生活秩序提供理论上的重要保障。无论是个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婚姻家庭的期待、维护或破坏，还是与亲朋好友的结交、往来或反目，包括传播用以促进群体行为的凝聚力或大小社会的形成，人类传播都无不起源于并发生在人际交往的时空中。
　　正像《手册》主编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对冲突和合作的本质有更多的了解，无论是聚焦于不同国家的敌对者如何有效地协商利益关系，还是聚焦于正在建立和维持关系的两个人之间。人际传播又远远不止步于二元关系的研究，而是需要将分析延伸到二元之外，包括社会和情境文化、互动的历史、社会结构等等。” [17]该书正是如此研究理念的践行。它讨论了人际传播发生的各种情境，包括工作场所的人际传播、跨文化视野中的人际传播、爱情和家庭中的人际传播等，还特别关注到了近年来尤为重要的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CMC：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一位《手册》的作者指出：“这些基本过程使得人际传播跨越这些特定情境以及其他情境的整个光谱成为可能。” [18]　　此外，研究方法的积累和创新也是《手册》的重大特色之一。由于人际传播是众多传播现象与行为中最为复杂和多变的，对于复杂问题的观察与发现，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都对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提出较高的要求。在回应方法的挑战上，《手册》不乏批判与创新的结合，在不断相互证伪和相互纠正之中，使知识获得新的积累。比如一个错误的归因研究告诉我们，人经常用外因解释自己的行为，用内因解释别人的行为，但经过研究发现却不是这样的。然而，我们在现实中却发现这种现象绝不占少数，也包括一些可意会不可言传，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容。再比如，现有的欺骗研究发现，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平均每天有一到两个谎言，但使用数据分布观察可发现，这还只是一个平均数，尚不能准确反映一般人的行为。这种研究方法注重研究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效应大小，即效应量问题。对效应量的关注使人际传播研究方法领先于许多其他社会科学。
　　《手册》还讨论了社会科学界关于质化与量化研究方法的长期争论，并对它们如何应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了理论和学术成果上的梳理。除了这两类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外，《手册》还介绍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人际传播的生物学和生理学视角，这甚至逐渐打破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界坚冰。对于长期对方法问题感到困惑的中国研究者，这无疑提供了一个打开思路的机会。
　　总之，《手册》系统回答了人际传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手册》将人际传播放到了宽广而多样的社会情景之中，具有极强的跨学科特点；并且，它所讨论的人际传播的基本单元，包括人格、关系、认知图式、非语言信息等，是搭建人际传播大厦的一砖一瓦，任何深度的人际传播研究都需要建立在这些基本的分析单位之上；而该书所谓的前沿研究问题，其含义不仅是指时间上的新成果，也是指主题的大小和研究意义受到关注的程度。所谓“新”还包括对我国的研究者而言。如社会支持是我国人际传播研究领域普遍忽视的问题，生物和生理学更是国内人际传播未曾涉及的领域。因此，《手册》对人际传播学的知识积累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极大的贡献。
　　　　
地方性知识与人际传播研究的超越
　　传播学刚刚被引进中国学界时，第一次传播学学术座谈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19]在传播学引进三十年后，传播学本土化的探讨也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如何看待利用西方传播学研究，似乎一直处于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与“本土学术自觉”的矛盾之中。许多国内传播学研究反复进行的可以说不过是西方理论在本土语境的反复验证，或者说微小调整。诸如议程设置等理论是否在中国能够成为真问题，却很少被质疑和思考。[20]同样，西方人际传播研究同样也有它生发的社会和知识语境，奉其为圭臬或者将其供上神坛可能并不是一个发展人际传播理论的可行方式。如何实现人际传播研究的突破和超越，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实际上，任何知识都是“历史的生长起来的，它是无数人类个体的各种文化活动的凝结物”，[21]是一种“地方性知识”，[22]深深嵌入在具体的人类生活与互动的经验当中。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应该打破“普遍与特殊”的中西方理论对立，深入到具有历史和文化差异的“地方”，探索情境性的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知识，[23]从而从地方性的人类经验中提出问题并回答这些问题。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人情关系、忠孝礼仪联结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也许有人会说，的确，我们不讲“人际传播”，我们讲“关系”。但关系本身是否也可以成为人际传播的研究议题，这种特殊的关系模式下人际传播呈现怎样的特点和结构？抑或“关系”模式是否还能很好地适应当前中国的人际关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因素又加进了中国这个巨大的熔炉，传统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人际沟通模式有什么问题？中国的社会又是如何通过人际传播组织起来的？我们该发展出怎样的人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知识去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众多问题……
　　可以说，中国目前面临的是急剧变化转型时期。传统的熟人社会[24]也呈现出一些“半熟人社会”[25]的特征，曾经逐渐一层层荡开的人际交往关系的涟漪似乎被网络的潮汐所打乱；人际交往的圈子不仅仅是鸡犬相闻的独立村庄，而是手机、电脑连接的地球村；越来越自主的亲密关系通过视频传播和微信发生连接；朋友圈变成了人们获取新闻与发生思想与情感，发生各种关系往来的来源之一。翟学伟就曾提出，互联网对中国传统上那种“低选择性、长久性” [26]的固定人际关系带来了冲击，有很大的探索和研究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许多有关传播或交往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探索，更需要传播学者，特别是人际传播学者从人际研究的视角，借助于理论与概念，深入人际交往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之中。比如日渐突出的养老问题，宗族和家长权威似乎受到了挑战，“孝道”观念在很多地方已难以维系家庭关系。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家庭关系，又通过何种方式将其建构起来呢？又如，性别问题在中国依旧非常严峻，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的传统在社会互动的各个方面都有呈现。近年来随着女性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随之又浮现出新的问题，比如逐渐趋于性别平等后的亲密关系、婚姻关系中的沟通问题等。
　　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到人际传播和交往的问题，更是极具本土特点的发生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问题。正如《手册》的主编在其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手册》的大部分内容还是聚焦于西方人——通常是大学生的非正式行为。《手册》的作者们希望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以及方法将会激发中国读者去进行自己的研究，探索中国人际传播的微妙差别。”因此，《手册》中介绍的西方理论很可能没有涉及或者根本回答不了这些本土问题。这就给中国的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即如何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本土经验，回答和解决本土问题，从而实现对人际传播研究的发展和超越。■
　　
注释：
①John Dewey(1916).DemocracyandEducation.NewYork:MacmillanCo.1916
②此处是作为学科建设的传播学，而不是指广义的传播学研究。具体区分见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2年版
③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2年版
④齐美尔：《时尚的哲学》第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⑤SimmelG.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K.H.Wolff,ed.& Trans.)New York: Free press1950
⑥Burgoon, J.K. Nonverbal violations of expectancy violations: Model elaboration and application to immediacy behavior.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198355:58-79
⑦BaxterL.A.& Montgomery, B.M.Relating : dialogues and dialectics. New York: Guiford Press1996
⑧Knapp, M.L.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human interaction. New York: Holt, Rinchart & Winston1972
⑨Walther, J.B.Interpersonal effects in computer-mediated interaction: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2
⑩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2年版
[11]胡春阳：《人际传播：学科与概念》，《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
[12]王怡红：《中国大陆人际传播研究与问题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5卷第5期
[13]Bateson,G.(1978).Mindandnature:Anecessaryunity.NewYork:E.P.Dutton.
[14]费斯廷格：《认知失调理论》，新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5]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Paul Watzlawicket al.(1967)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NewYork: W.W. Norton, Inc. ,P296.
[17][18][美]耐普，戴利著，胡春阳，黄宏宇译，《SAGE人际传播研究手册》第37、18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9]王怡红：《一个传播学本土研究规范的考量：以1982年提出的“16字方针”为例的探讨》，《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1期
[20][21] 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本土化”讨论的思考》，黄旦，沈国麟主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与路径》第48、5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2] 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郑也夫校，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23]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2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5]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26] 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第3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王怡红　吴昊/王怡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吴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学与传播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