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多闻论坛”于2016年4月2~3日在南京和扬州举行，由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配合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中国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计划”，号称“多闻雅集”。
　　该项到访计划进入第12年，至今已涵盖189位学者。每年暑假八月初，“多闻雅集”总是寓学术于山水之间，大致有一百人左右，从全国各地齐奔引人的聚会地点。去年在四川聚会，分组讨论涉及许多对传播学界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遂由北大许静、复旦周葆华和人大刘海龙执笔，汇整成为三篇文章，在《新闻记者》以专题登出（《传播学者所面临的困惑、挑战与因应之道——来自“多闻雅集”学者的学术反思》2015年第10期）。
　　除了“多闻雅集”的年度聚会，南大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主办“多闻论坛”。在设计上，这是中型规模的讨论会，先选择特定的主题，再邀请30到40人参加，彼此针对问题深入对话，以提高理论和方法的自觉。去年第一届的“多闻论坛”选了四篇“引子”论文，以专辑形式登在《新闻记者》，总题是《无形的“多闻学府”与传播的问题意识》（2015年第7期）。这四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华南师大刘兢、湖北大学黄月琴、浙大李红涛和川大黄顺铭，以及上海社科院白红义。
　　第二届“多闻论坛”有几个特色：
　　一、抛弃繁文缛节或形式主义，没有开幕式，没有长官讲话，直接进入学术讨论。
　　二、这次论坛组织了两个主题，一个是传播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另一个是传播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每个主题邀请四位主讲人，他们各提出一篇代表作，反思当初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构思，为什么使用这个研究策略与方法，而这篇文章做出什么贡献，以及留下什么缺憾。此外，每个主题还邀请若干对话者，向主讲人提出问题或做点评。本期的专辑旨在呈现主讲人与对话者之间活生生的对话。他们和而不同，有来有往，有商有量，深合切磋琢磨之旨，而所谈的完全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值得与学界同仁分享。这种对话形式偶而见诸《美国人类学家》等若干重要的国外期刊，但在华文世界未尝不是开风气之先。
　　三、学者聚在一起，“以文会友”乃应有之义，但“多闻论坛”更进一步——“以友会文”。因为这是一个向心力极强的学术社群，经过多年来共同建立的无形文化，彼此心无芥蒂，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即使在学术问题上唇枪舌剑，甚至穷追不舍，也丝毫无损于深厚的友谊。面对当前冰冷的学术环境，我们能够在这个温暖的学术网络中携手前进，实在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善缘。
　　李金铨
　　
主题1：新闻史研究新视野
　　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尝试
　　■张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讨论文本：《“东亚地中海”视野中的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钓鱼岛问题现在是中日两国之间最具爆炸性的战略性问题之一，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剖析，我们很费踌躇。过去，傅斯年先生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把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提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前贤当然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以后，就钓鱼岛问题而言，前贤所提供的视角已经不足以解决这样一个复杂的、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很多说道的问题。这次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代表作，其中在几个方面对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做了尝试。
　　第一个就是傅先生所讲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我认为这句话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对一段明摆着的历史“怎么看”比它“是什么”更重要。我在研究钓鱼岛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特别是进入近代历史以后，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史料都近乎于无穷。中国近现代史的问题已经到了史料根本挖不完的地步。从广义上讲史料功夫当然仍然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史料到处都能找得到，电子资源也好、纸质资源也好，你可以发现在很多方面都有可以用的资料。比如，我在这篇小论文里面，就尝试用美方的、日方的、中方的（包括台湾地区）的资料，非常丰富。
　　第二个，前段时间去世的柯文先生有一个著名的结论，“在中国发现历史”，其实这个命题在中国的实践是在中国内陆发现历史，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在中国乡土的最基本的层面来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这是可疑的，我这篇论文就是要矫正这个说法。我们发现，过去不太被注意的海洋史，其实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巨大。比如说倭寇，我们过去一般认为就是日本人和中国沿海一些海盗勾结起来侵略中国的这样一个团伙，但现在海洋史的研究发现，倭寇中的中国人就数量而言可能超过日本人，倭寇曾经经营过中国沿海许多非常热闹的贸易据点，比如说福建沿海的双屿，几乎是那个时代远东贸易的中心，而且倭寇创立了那个时代改变历史的一种制度——股份制有限公司，郑氏父子就是干这个事情，交给你一艘大船，配备一些水手，回来结账时把本钱还给我，赚到的钱大家一人一半。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二点，我们过去认为必然成立的一些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路径有问题。
　　第三个，什么叫核心什么叫边缘。中国人自从有天下观之后，观念里面就会投射出一个“中心与边缘”、“天上与人间”的结构——世界的中心叫京师，周围叫直隶，北直隶和南直隶都是围绕着首都的，然后是行省，行省周围是藩属，藩属之外是化外之地——这是一个同心圆的结构。我们是以中国为中心来思考这个世界的。但是在钓鱼岛问题的研究当中发现，每一个曾经构建过历史的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如古琉球国，它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古琉球国过去以贸易立国，它有着成熟的制度，比如任何船只经过琉球补充煤、水、燃料是不要钱的，你坚持付钱它都不收，因为它知道这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在于自由贸易，所以以琉球为中心，会发现这个贸易体系西北方向是中国、东北方向是日本、正北方向是朝鲜、西南方向是我们今天讲的东南亚、东南方向是菲律宾这一带，一个以琉球为中心的史观和一个以我们为中心的史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始终以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中心的史观是很难让别国的研究者和观察者产生共情的。
　　第四个问题，我的这篇论文希望提供一个更大的尺度、更广阔的空间、更多的关系者，来让钓鱼岛这个问题在更大的坐标系中更加可以被理解。所以我的论文从时间而言，从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会战直至1972年，差不多是1300年间的事情。就地理空间而言，我把东亚的黄海和东海比作是东亚的“地中海”。假如我们以地中海为中心来考虑问题，会发现海洋才是这个问题的主角，周围是它的参与者。就关系人而言，我发现在不同的阶段，关系人实际上在不断地更换。在古代世界主要是中、日、琉、韩（或者叫朝鲜）四个国家对这一片海洋进行博弈，进入近代以后又加入了英国、美国、俄国、法国等国家，战后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这个论文完成一年多了，今天回头想，它还有没有缺陷呢？我觉得还是有的。前段时间我去了冲绳，虽然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很想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对文献进行研究的时候自己是冷酷的，但到了冲绳以后，当我亲眼目睹了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以后，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升华。琉球这片土地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东海洋中一黑子”，地图上小小一点不大能看得清楚，所以你在心理上必然会觉得这片地区是无足轻重的，你跟它之间没有感情。但是到了琉球的土地之后，会发现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从近代以来他们一直希望有和平美好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是很不幸，最多的时候这个岛上放了3000多枚核武器，他们面临着几重悲剧。他们曾经试图向中国求援，中国同情他们，但是没有力量；他们好不容易接受了日本是他们的祖国，但是带给他们危害最大的就是他们的祖国；他们曾经期待解放者的到来，最终发现解放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没有人能看到他们的苦难什么时候能结束。所以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进一步以悲悯的历史观来看待这样的具有竞争性、具有残酷特征的历史。
　　
　　“记者”一词十年研究
　　■邓绍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讨论文本：《跨语际旅行：“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刊于《现代传播》2016年第4期
　　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记者”一词是我十多年来关注的一个研究话题，也可以说是我做新闻史研究的起点。十年来，我围绕“记者”一词，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不断利用发掘的新史料，研究发现的新问题，培养起扎实搜集史料和精益求精的学术研究能力。
　　在考博期间，我开始关注“记者”一词的历史，我写的第一篇新闻史的小论文就与此相关。2004年，《新闻爱好者》第1期发表了《“记者”称呼的由来》是年5月21日，《中华新闻报》也刊登了《“记者”称呼的由来》一文。两文均认为：“记者”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05年3月10日《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论今日各国对中国之大势》，其中说：“记者又何必须再烦笔墨以渎吾同胞之听哉!”我发现这与自己看的新闻教科书不一样，于是写了一篇小文《也论“记者”称呼的由来》，刊登在《中华新闻报》上。我在文中罗列了各种新闻教科书关于“记者”一词的说法，其中1903年松本君平《新闻学》中译本里，就先后456次运用了“记者”称呼，其中“新闻记者”合用就有191次之多。这篇小文章从“记者”一词出现时间的小处着眼，发现了新闻界对该问题的模糊认识，鼓励自己走上了新闻史研究之路。又因为我是历史学科出身，酷爱历史考证，平时阅读搜集史料时留心“记者”一词，一直坚持研究下来。
　　这次供大家讨论的我的论文《“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也是对自己“记者”一词研究的一次批判和再反思。
　　2007年10月，我在《国际新闻界》发表了《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2008年又撰写了《“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这篇文章将我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大量关于“记者”一词的史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叙述它从古到今的整个流变以及语义变迁。史料很扎实地堆在那里，没什么理论，就是很朴素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此后，由于关注了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关于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尤其是他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深受启发。冯先生主张：历史文化语义学以探析概念的历史轨迹和思想文化蕴涵为基旨，要将概念、术语的意涵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既考证它们各自最早的词源出处，又分析它们各自在古今演变、中西对接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语义变迁，探析其背后蕴藏的丰富的历史文化意涵。同时，我也注意到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理论。他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他认为：词语的使用总是随着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而改变，词语也在具体的语境中生成不同的意义，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写义、被影响、被修改、被混淆、被强调的。因此，我逐渐将冯天瑜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和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理论指导，将它们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不断扩展自己的新闻概念史研究领域，运用自己不断积累的新史料，对“新闻学”“采访”“杂志”“电视”“新闻自由”等新闻学的关键词一个个进行概念史研究，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正因为有了这些年对新闻概念史的研究积累，我开始反思自己在博士生时期对“记者”一词的研究，觉得应该做一个批判性的回应，自己推翻自己，或者说对自己的论断进行重新提炼，找出更多的新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研究，这是对自己研究水平的一次最直接、最有力的考验。
　　刚好有一个契机。去年我为新闻学名词委撰写篇幅5000字的“记者”辞条。在撰写过程中，重新搜集了大量新史料，有了新发现，激发了新思考。“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不仅是一个从古汉语到新名词再到关键词的概念演变过程，而且是一次由中国传之日本再由日本返传中国并与英文世界对译的跨语际旅行，更是一个在中国新闻业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中新闻学术话语体系和记者自由职业确立的过程。由此，我对原有结论进行修正，得出新结论：公元前651年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在“葵丘会盟”中使用“记者”一词。在古今历史演变中古汉语“记者”一词由“记述者自谓”转变为泛指新闻工作者的新名词，再发展成新闻学关键词，最终衍变为新闻职业称谓，彰显出其与时俱进的旺盛生命力。同时，“记者”一词在中西文化对接中，进行跨语际旅行。古汉语“记者”一词被日本借用创制日制汉语返传中国后，在中国建立新闻学术话语体系中不断与英日文世界对接，体现出其海纳百川的文化张力。在新闻职业化思潮推动下，“记者”一词新闻学关键词地位确立，与英文“记者”广义“Journalists”和狭义“Reporters”完全对译，内外勤记者概念明晰，记者自由职业确定。
　　通过多年新闻概念史的研究以及撰写《“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一文，我总感觉自己从小处着手，在搜集大量新史料进行个案研究后，应该从大处着眼，将新闻概念史研究系统化，推动近代中国新闻学术话语体系研究的深入发展。因此，小处着手，搜集史料，进行个案研究，有利于培养自己学术的志趣；大处着眼，学习借鉴理论，训练问题意识，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
　　
　　瞩目于一个更广阔、纵深和细节化的媒介历史世界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讨论文本：《形塑社会想象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以民国时期“社会问题”系列图书为中心的考察》，未刊稿
　　近年来，以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主编的论文集《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的出版与风行为标志，以频繁召开的报刊史、新闻史和出版史学术会议等为契机，中国新闻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劲的“重写新闻史”潮流（此处新闻史取其广义，涵盖报刊和书籍出版等比较宽广的跟文化、信息传播相关的领域）。
　　中国大陆学术界已有的新闻史可谓一种“死的历史”，而不是“活的过去”，绝大部分的中国新闻史教材都停留在一种“编年史”的史料罗列层面，既没有将报刊、书籍出版放置到历史的脉络之中，同时相当一部分学者也几乎从不注意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在广义的报刊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这就导致以往的中国新闻史写作是一种“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封闭体系，我称之为与“历史脉络”“学术脉络”双重绝缘的新闻史。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新闻史写作被太多的意识形态所渗透，写作者或编撰者要么自我审查，要么囿于陈见，导致新闻史的史料与阐释之间出现严重的断裂，甚至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历史人物就被标签化或简化了。
　　如何重新将活生生的人从历史长河的深处打捞出来？如何将新闻界人物放到个人与时代相遇的情境之中去思虑和重构？也许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的演讲中所反复强调的，要“空着双手进入历史”的治学理念值得我们深思。他如是讲述其进入历史脉络的心得：“具体而言，在操作过程中，第一，进入资料的时候，不带特定的意图。不服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外来的或者既定的观念。这里特别要指出，包括上述对于知识领域内各种偏见的批判意图，也不可以构成阅读资料的前提。第二，不限定特定对象和特定主题。第三，尽可能扩展阅读文献的范围，阅读的时候也不能借助于二手材料，或者断章取义地阅读，要从头到尾地阅读，并且要阅读两次以上。第四，要以时代先后为顺序阅读。”
　　就笔者这些年研究和阅读的经验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从狭义的故步自封的新闻史领域拓展出来，跟其他相关学者尤其是史学界的学者有更多对话，才可能为新闻史的重生找到一种学术的契机。举例而言，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在新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中，从书籍的写作、删改、出版、审查、阅读与流通等多重视角考察了文化传播的各种环节，对于探究清代知识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极有帮助，这种杰出的个案研究也为我们打开了书籍史研究的新天地。王汎森对以清代书籍出版为媒介的讯息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极有洞见：“全国性的讯息网络及讯息来源，与地方性的讯息网络及讯息来源非截然划分，但显然有所出入。在这里，全国性的网络主要是靠官员的流动，还有书籍的流通造成的，而地方性的网络主要还是靠抄本、口传、遗址、宝物、惯习的传递。在清代很长的时间内，大量明末清初的文献被禁绝流传，全国性的讯息网络并不活跃。在地人的讯息来源则不然，禁书若收藏在原作者的后人或当地人士手中，虽然不敢公开流通，但是在地人往往知道它们的存在，有时甚至还私下传抄。除此之外，遗址、宝物、坟墓、碑碣等是在地人日常接触的一部分，它们虽然可能因社会、政治气氛而被忽视或是视而不见，但毕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加上地方上口传的传统，形成了一个若有若无的在地讯息网络，在遭逢多故的时代，开始活跃起来，形成‘国论’与‘乡评’二分的情势。”
　　阅读史也是出版文化史一个引人瞩目的领域，更是一个可以精耕细作的领域。传播研究最具有挑战性的就是去探究历史世界中那些默默无闻的读者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他们是如何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所影响的。拙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一书，最让我深感遗憾的也是对于这两个专栏（刊）的受众影响研究限于史料而未能充分展开。就这个领域而言，我认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的《晚清士人西学阅读史》值得注意，他在这本专书中对《时务报》读者群体的卓越研究、对晚清读书人因西学流入而触发的“知识仓库”乃至“概念工具”的变革的探究、对朱一新的读书世界的重构等，对大陆新闻史、文化史学界颇有启迪。他在该书中说：“至于阅读史角度切入，缜密研究解析晚清士人阅读过哪些‘西学’书籍，藉以知晓世局的变动，藉而得到了哪些新观念与新思想，既扩充了一己个体的知识疆域，带动了自身思想世界的变化，也引发了整体的思想变迁与知识转型，从而得以更精确深入地描绘晚清历史图像的多重样态，则是有待百尺竿头的学术领域。”此外，台湾《思与言》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三期的“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与文化”专辑刊发了孙慧敏对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研究、李仁渊对清末民初上海文人包天笑的研究、周叙琪对恽代英的阅读史的研究，这些都是这个新兴领域涌现出来的学术成果。简言之，阅读史研究的重点就是如何将“沉默的世界”的声音，通过史料爬梳和历史学的想象力挖掘出来，从而将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所言的“执拗的低音”再现于世。
　　进入出版文化史的历史世界对于有志于重写中国新闻史的学者来说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尝试，我们应该瞩目于一个更为广阔、纵深和细节化的媒介历史世界，如此方能准确地理解和定位每个报人、报刊或出版机构的位置与功能。这正如沟口雄三所言：“在我看来，历史事实并不是使用钓竿钓上来的一条一条的鱼，而是正在游动着的鱼群。对我来说，历史的事实是鱼群的生态，它不能被历史学家钓出水面，而是邀请历史学家潜入水底，展现在他的面前。单独观察一条鱼而绝不可能了解的鱼群的生态或者鱼群生息的海底生物链，这才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这个比喻或许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新闻史与出版史时细细回味吧。
　　
　　艰难的转型——从一篇立意上有想法、但史学上很失败的习作谈起
　　■刘宪阁（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讨论文本：《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事实与想象——以毛泽东、右派处理和劳动教养之关联为例》，未刊稿
　　很高兴接受邀请，同时也很不安。毕竟我于史学，也是半路出家（本硕阶段都是政治学）；于新闻史，更是新手（到现在也还是外行）。所以接到“命题作文”后，真是诚惶诚恐。思来想去，打算以这篇可谓我研究思路转型的习作为例，和大家交流一下相关体会和心得，并就在此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向李老师和各位同仁请教。
　　这篇习作主要处理的是毛泽东、右派处理与劳动教养的关系。为什么注意到这个选题？首先是因为它延续了我从硕士论文起对“劳动”观念的关注。2000年前后，阿伦特《人的条件》翻译出版，里面提出劳动、工作、行动三分。特别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变，即提出是劳动而非上帝创造人。当时读了很震撼，颇受触动。因为熟悉现代中国革命史的都知道，劳工神圣、劳动神圣等话题的重要性。而且这个劳动又不光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实际上它和知识、道德、革命、历史等一套叙述相关，或者说构成了一整套话语系统。因此，我的硕士论文主要借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尝试梳理了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现代中国劳动观念的形成。
　　其次是刚开始读博时，对当代中国政治尤其是1950年代后期相关现象感兴趣。比如当时提出干部要下放劳动，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连带的，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群体如右派等也有类似的处置。李维汉就回忆，当时一半以上的右派们被以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等形式进行处理和改造。为什么会是这样？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历史背景？
　　而推动写作这篇习作的更直接的理由，是当时热点话题的刺激。2003年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引起人们对收容遣送和劳动教养等问题的关注。在此前后，当年右派被劳教的情况，如夹边沟等现象也相继披露。一时间网上网下出现不少声音。比如有观点认为，劳动教养完全是当年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还有看法称，是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一两句话导致右派被劳教。但是根据当时所受的训练以及看到的材料，感觉这些判断有些失之简化，历史过程未必如此简单。于是开始搜集材料，也就有了这篇习作。
　　在构思和酝酿的时候，感觉这里面至少涉及几个层面问题。一、劳动教养是怎么出来的，真的如某些人所言是个别领导人拍脑袋的结果？二、右派处理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三、两者如何合流，即右派被劳教的具体过程，尤其与毛泽东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毛个人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质言之，真的是毛泽东的一两句话就导致了大批右派后来被劳教？当时主要打算从上述三个方面着手。大体框架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也有了。比如涉及一些社会科学理论议题，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过程，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复杂互动，如地方首创、中央认可，尤其是在一些政策的酝酿和执行中等等。
　　起初的确很兴奋，很快却被泼了冷水。因为，有想法容易，但关键是如何落实，尤其是如何搜集和运用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比如基层应对；有些材料则未必，尤其是高层决策部分，可以说完全不清楚。有些关键性材料，甚至等了十多年之后才见公布，如彭真年谱（里面谈到当时劳动教养的制定背景，早在1957年4月，而非一些人所认定的7月）。
　　所以在做在这个研究时，最大的启发就是：要靠史料来说话。以前自认为偏重理论，喜欢思想史的解释逻辑，可能看起来很美。但是实际上一旦碰到史料，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再完美的框架，也很容易被打破。那么怎么弥合“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如邓小南教授所言：这是历史学者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
　　回头来看，这篇立意上有想法、但史学上很失败的习作，在我个人研究经历中具有重要的转型意义。其一，研究虽然没有完成，但在搜集和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有些可以深挖的题目却得以逐步呈现出来。比如内参在当代中国信息沟通与政治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我后来对内参现象感兴趣，较早或发端于此。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即促使我真正从政治学、思想史的路数，开始转向历史学的研究取径。因此才有了后来博士论文所做的张季鸾和大公报研究。尽管现在还是在路上，但起码对怎么搜集、运用和判断史料，有了较之以往更加深切具体的认识。典型者如，光是看到了材料还不够，还得看如何解释和运用。不但要看留下的记载，还要留意字里行间，是否是文字表面所希望传达的意图，抑或是相反乃至有所隐藏。更重要的是在既有的记载之外，能否看出被遗漏或忽略的东西（为什么有些被记载了而有些被遗忘了），进而通过这些不完整的信息，构建起过往的故事拼图。这可以说是对史家见识、功底或想象力的真正考验。对新闻史料的处理，可能更须如此。尤其抗战时期的新闻史，必须对报刊、档案等史料作更为细致的爬梳和处理，才能呈现更加立体、动态、鲜活、丰富的新闻史。
　　当然，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也有些困惑。近年尝试着在做新闻史（当然也没从学科上把自己限定死），甚至也有较为明确的研究对象（张季鸾、大公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相关话题），但是总感觉没有当年做“劳动”话题那样有理论脉络、有现实关怀、有个人兴趣的冲动与激情。特别是还没找到很好的统摄性问题，尤其是那种既反映传播学科特性、又体现社会科学研究特点的问题，仍在苦苦寻找和探索新的出路。
　　
　　对话
　　■沈荟（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
　　邓绍根老师探讨“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的历史。从春秋到现代，从中国到异邦，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但论者能够围绕“记者”这一个概念，小题大做，上溯下寻，纵横万里，考证绵密，娓娓道来，足见其中精密繁重的工作。反躬自省，应当追求这一细密的区辩之功，否则论证将浮薄无依。文章借用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来设置论证线索。在从一种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的旅行中，考察“记者”内涵不断发生着的变化。但是，该词在中国的这趟旅行，应当是丰富多彩、辗转曲折的，意涵的变化应当是不同观念之间激荡碰撞的结果，目前的叙事是否有些“动少静多”？
　　唐小兵老师发言时提及“胸有猛虎”，这是论者最突出的特点。这猛虎便是学者个人的时代关怀。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理性的声音。按照傅斯年先生的话讲，这种理性的声音就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以社会的力量来改造我们的政治。唐文一直具有这样的情怀。而在具体论证时，作者又尽显“细嗅蔷薇”的细致严密、文辞畅达。只是书籍影响层面，与作者相关的背景信息都应予以深描，这样才会更有“在场”的意味。
　　史学研究中，常万般苦恼于两点：一是，弱水三千，取哪一瓢饮?如何搜集材料，整理出与研究问题具关联性的资料?二是，材料散漫，头绪繁多，历史叙述是再建构的过程，我如何才能令故事首尾相贯，成一有序系统？读刘宪阁老师的论文，两处闲愁全无。既有发现新史料之慧眼与痴心，存留史实关节，又善于讲故事，组织材料似信手拈来。论者在提醒我们应当注意历史事实的复杂性时，也批评了旧有观念中的“想象”成分。但在我看来，非专业人士对该问题的认知，也并非无根浮萍，这一想象，不过是柯文《历史三调》中的一调而已。此外，论者能从丰富细节中寻找有意义的线索，重新组织材料，将它们置之于一个完整的叙述中，但考证之后，如何彰显其研究的深意，倒是真的需要些历史学的想象力。
　　■向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生老师就其文章展开谈了历史学界由来已久都在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年鉴学派与兰克学派不同的研究取径、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与运用、历史研究的有用与无用等等。对应到新闻史领域，近年来也有从政治史、精英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趋向，从以往的亭台楼阁走向小巷阡陌，关注宏观也兼顾微观。但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研究应当“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张生老师同时提到学者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践行。
　　邓绍根老师所谈的词语的跨语际旅行与我最近在做的“新闻”“报纸”的名词研究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些民国时期时兴和流传的名词，经历了古今对接和中外互译，其跨语际旅行的路径如出一辙，作为词语“新的标准”的崛起与新闻学科体系的建立几乎是同步的，这些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我们习焉不察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回溯词源的一个重要原因。邓老师在介绍此项研究时提到翻译错位的问题，其背后隐匿的结构性因素为何？这同样是我感兴趣的话题。
　　唐小兵老师的研究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个人与时代的相遇，历史对现实的观照。刘宪阁老师的文章让我联想到陈嘉映先生谈暴力问题的一篇文章，另外，在论文的讲述中，他谈到政治史或者党史与史学研究的区别，这让我也想起新闻史与史学的关系问题，但这样的区隔本身是否是一种故步自封？我们是不是应该无所羁绊、无远弗届，以问题为导向来进入我们的研究呢？
　　■何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从哪里来？如何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保有终生的热爱？如何生产出有温度的学术成果？这些问题有的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扰着刚刚踏上学术道路的我，有的似乎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有趣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这些话题却被不约而同地提及。
　　无论是“以悲天悯人的历史观来看待历史”，还是“将我自己作为一个上海外来青年多年来经历的困扰在我的研究对象身上去寻找答案”并将其视为未来人生岁月中持久关怀的主题，抑或是“再也没有如当年做‘劳动’话题那样有理论脉络、有现实关怀、有个人兴趣的冲动与激情”这样的感慨，无不显现出研究者自身的激情与关怀其实正是在看似冷静客观的学术研究之下真正涌动的岩浆。为研究而研究的取向固然也能产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一则这样的研究终归是冷冰冰而少趣味的，读来至多有知识上的增进而少情感上的共鸣，二则对于研究者来说，工作的过程怕也是机械而枯燥的，甚至会常常质疑自身所为的意义。前人一再警醒我们做研究时要尽力做到价值无涉、客观中立，这主要是指在对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论证上，而并非针对研究的源头——要选择做怎样的题。在这一点上，就有限的观察而言，出色的研究，多来源于研究者自身生命历程中那些“痛点”，将个人的疑问与关怀投诸于上的议题，往往成为研究者终其一生、乐在其中的研究主题，也往往结出真诚的、有温度的成果之花。作为尚在摸索、有待找到后半生学术志业的中青年学人，发现自己的“痛点”并切磋琢磨，怕是更值得花时间去对待的事。
　　■骆正林（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地中海曾被欧洲人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是人类辉煌文明起源的地方；环地中海也曾是历代大国逐鹿的舞台，刀剑与十字架是大国征服的重要武器。张生教授创造性地把东海命名为“东亚地中海”，认为东亚制海权的转移是钓鱼岛问题产生的动因，这为深入理解当前东海争议问题打开了“脑洞”。这里我所困惑的是东亚地中海如何摈弃欧亚非地中海的模式，不再成为文明冲突的战略角斗场？如何通过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构建中国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进而创造出一种可能导向和平之海、繁荣之海的新地中海模式？
　　■张宁（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阅读唐小兵、刘宪阁等学者为本次论坛所写的论文时，尤其是在现场聆听宣讲时，脑海中总不时浮起克罗齐的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应与克罗齐的另一重要史学思想，即对历史与编年史的区分，联系起来。克罗齐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对此，朱光潜先生的解释是：“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底思索，打动现实底兴趣，和现实底心灵生活打成一片……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
　　窃以为，这是历史研究提出真问题的关键所在。唐小兵在论文宣讲时言及，他选择此题是有感于近年来新儒家、新左派、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想流派的思想歧异与纷争，想去看看，这些思想在历史上是怎样围绕具体问题展开，为何会有不同走向，以及如何与当下接续的。他言道，历史研究应“心中有猛虎”。我理解这“猛虎”正是对现实的关怀，它决定了我们去看过去的哪些东西，以及如何去看，就此逼出“真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有着悠久强大的“考据”与“训诂”的优秀传统，注重史料、细致考证。在此基础上，如何从当下关怀出发去观照历史，将历史与现实接续，提出有价值的真问题，使对过去的研究成为真正的历史研究而不仅是编年史，恰是我们在进行每一项具体研究时需不断提醒与逼问自己的。
　　
　　点评
　　新闻史是材料与问题的对话
　　■李金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史学研究是材料与问题的对话。有的研究必须仰赖新材料，例如新出土的考古文物才能解答若干上古史的疑点。另外一种研究则是靠新问题提供新视野，犹如聚光灯照明了原来躲在角落暗处的人与事，使旧材料获得崭新的意义；例如胡适研究如今已是显学，所发表的论著很多，但江勇振先生注意到了当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北大拿多少薪水，从薪资的旧材料看社会地位和学术氛围，不啻建构了一道前人所忽略的风景线。
　　张生的研究风格属于后者，他强调史料浩瀚无穷，如何提新问题更重要。他指出“史料学”（傅斯年）和“在乡史观”（柯文）的局限。他从海洋史的角度说明，许多过去视为当然的解释，在新的视野下却未必成立，例如对钓鱼岛，琉球（冲绳）本身的看法和中日美的看法便迥然不同。我因此联想到如何辨识庐山的真面目，如何拼凑众瞎子所摸到的大象全貌？我还是愿意相信，观点即使再歧异，过程即使再艰辛，彼此还是要做沟通的努力，从而获得某种程度“互为主观的理解”。否则妄推到极端，知识的立足点必将荡然无存，人类的了解也将是遥不可及。
　　邓绍根先生的“记者”名词来源考，举证丰富，颇见功夫。拜读之余，不禁翘首企望史料早日充分数码化，学者运用大数据查考必定事半功倍。但大数据也是陷阱重重，除非对整个脉络了然于胸，否则“垃圾进，垃圾出”，乱点鸳鸯谱，更是贻笑大方。在此，我愿意对邓文提出三点参详：一是横比，二是纵比。先说横比，倘若一并比较“记者”和“律师”等词语的演变，当更能理解这些新兴行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共性，也更能彰显“记者”行业的特殊性。再说纵比，鉴于上海是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前沿，也是报刊集散的中心，不妨以上海报业（《申报》《新闻报》甚至小报）为个案，考察“记者”变化的沿革，并进一步联系到政经文化的语境。第三，除了纵横比较以外，不妨借助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充分阐明史料的多层意义。举其大者，凡四：
　　——从职业社会学，探讨记者的人格特性、出身背景和角色分工；
　　——从专业社会学，探讨记者的专业规范（行规）与期许如何形成，如何维系，而传统“文以载道”和西方新闻客观性呈现什么紧张状态；
　　——从组织社会学，探讨记者在报社内部接受潜移默化的过程；
　　——以新闻业为整体，探讨它与权力斗争、社会阶层、文化品味以及市场经济的互动。
　　唐小兵先生的问题意识丰富而复杂，触摸了时代的脉动，也涵盖了个人的生命情怀，以小见大，层次分明。人是一堆矛盾的产物，在不同的情境下发酵，既可殊途同归，亦可分道扬镳，同调又异态，因此呈现了个人与时代交涉的五彩缤纷。史家如何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而又与它保持适当的距离？唐先生呼吁学者不带偏见地阅读史料，这是诚实的态度。但不带“偏见”并不是抛弃“预设”，因为没有预设是无法了解历史世界的；更不是以“赎罪”的心理，对异己的人事做过分浪漫的诠释。不带偏见，是要持平，要戒慎恐惧，提防被“预设”的盲点所蒙蔽而不自知，以致对材料做出选择性的解读。必也，不亢不卑，设身处地，对史料做“同情的理解”。最好是预设和史料能够做到水乳交融，否则史料为本，预设只是观察分析的工具，史料不能随便篡改，而预设必须随着史料的开展或挖深而变动，譬如望远镜或显微镜不断寻找最清晰的聚焦，使概念或理论提供解释史料之助。
　　张、唐两位先生都涉及异见如何沟通的问题。对此，萨伊德和巴伦博依姆有一连串探讨音乐与社会的对话（Daniel Barenboinand Edward W.SaidParallelsand ParadoxesPantheon,2002），深刻入理。萨伊德说，只要双方都承认有异见存在，例如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历史虽不同却缠绕在一起，认识了这个前提，双方便应该沟通，但毋须求同、让步或投降。指挥家兼钢琴家巴伦博依姆从音乐的角度说得更透彻，“你得保存极端（的声音），但找到联系，随时找到联系，这样会有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此说来，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寻找联系。西方有些国家的历史学家合写有争议的历史，以获取“互为主观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刘宪阁先生是说故事的能手，娓娓道来，我为他的学术雄图称赞。但他做的是当代问题，牵涉的史料毕竟太近，太敏感，等待史料开放的漫长过程不免令人沮丧。由于史料的严重限制，若由一般低手来写，可能一路写成粗糙的官史。但我完全同意刘先生的看法，出色的史学家以其学识和阅历，即使史料不足，仍能见微知著，看透世情，见人所不能见。换言之，只要有一个夹缝，他就能看到一片天。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凭其高深的功力和感悟，进入陈氏诗文所表达的内心世界；后来陆键东根据档案写《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完全印证了余著的诠释。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刘先生的题目未免太大，不妨从研究设计上着手，适度规划成为几个关键而互相联系的小单元，这样比较容易驾驭。在分析策略上，也许可以借镜美国社会学家MartinK.Whyte研究“文革”时期的小组活动。钱理群先生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呈现社会上层、中层和底层多调而复杂的声音，颇具葛兰西路线的文化研究之风，深得我心，不知对刘先生是否也有参考的价值？■
　　
主题2：传播人类学的视角
　　传播人类学田野工作再思考：重拾“在场”概念
　　■郭建斌（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讨论文本：《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刊于《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以下简称《在场》）这篇“旧文”，对我过去和现在的学术研究具有桥梁的意义。
　　2003年4月，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其中我最不满意的是关于电视观看那部分，即第五章“接近性同情”。在田野调查中，关于当地人看电视的田野资料，是最为丰富的，但是在写博士论文时，我未能较好地驾驭这部分资料，只是临时找到了“接近性同情”这样一种说法。“同情”概念，即英文中的empathy，也译为“移情”，是从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那里借用来的。即便在当时，我对这样的借用也不满意，但因找不到更合适的概念或表达，就暂时用了。
　　此后几年，我把博士论文中的几个章节改写成了几篇文章，但是关于电视观看这部分，一直无从下手。直到2008年完成《在场》一文，才弥补了我博士论文的一个遗憾。
　　“在场”这个概念是我对“独乡”人电视观看活动的一种理论表达，同时也是我理解的那些居住在“独乡”的电视观看者在特定的电视场域中电视观看活动的意义。这种“在场”意义，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
　　第一，在一个具体的观看空间中，火塘是当时“独乡”人看电视的主要场所，在电视进入独龙族家庭之前，独龙族的火塘有明确的位置区分，长者所坐的位置具有某种神圣性，别人不能随意乱坐。同时，这也表明在独龙族传统的火塘边，长者具有最高的地位。在电视进入之后，火塘空间并未发生变化，但是这个空间里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火塘不再是这个空间的中心，而电视成了新的中心。在围绕电视这个新的中心的结构重组中，老人或是长者不再占据主要位置，通常是坐在一边。并且老人几乎听不懂电视里的话，甚至也“看不懂”电视里的内容。我曾经问过一个老人，为什么要来看电视？他告诉我因为家里人都来看电视了（这个老人家当时没有电视机），他一个人在家孤单，所以就来了。
　　第二，在一个更大的电视场域中，比如说全国，电视上播放的内容和当地人几乎没有关系；另外，从广告市场的角度来看，像“独乡”这样的地方的“受众”，只是一个边缘群体，并非收视率市场或广告市场的目标受众。以上两个层面，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独乡”人的电视观看活动均具有较为凸显的“在场”意义。
　　还需要做一点补充说明的是：在《在场》一文中，我对既往的受众研究进行了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我基本认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对于“受众”概念的批评，同时，我认为即便是文化研究中注重“情景”的研究，同样存在局限，因此，我更倾向于把电视观看看做一种“行动”（或是“活动”），而不是“行为”。
　　在完成《在场》一文后，我的田野研究转向了滇川藏“大三角”地区，主要做的是和流动电影放映、观影相关的研究。在基于这项田野研究的一本新书中，我重拾“在场”这个概念。在《在场》一文中，由于篇幅所限，我对“在场”这个概念的理论含义的阐发做得并不够好，此外，在《在场》一文中更多强调的是它的“实际意义”，对于这个概念的“象征意义”强调得不够。因此，在我的那本新书中，我再次对“在场”这个概念的理论含义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阐发，同时，在这个概念的引领之下，我对近五六年来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的流动电影研究中得到的十分丰富的田野资料做出了一种理论化的阐释。通过这样一次再度阐发，我个人觉得“在场”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的概念的理论含义得以再度丰富，同时，其解释力也得到了较好的释放。
　　因此，《在场》虽是一篇“旧文”，但是“在场”这个概念却把我这十多年中两项不同的研究较为有效地衔接了起来。

　　媒介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与文化身份的改变
　　■陆双梅（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讨论文本：《媒介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与文化身份的改变——一位藏族女性僧侣媒介行为的民族志阐释》，未刊稿
　　本文描述的YJL，是一位在家修行的藏族女性僧侣，她的父亲是一位藏传佛教高僧，20世纪60年代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还俗娶妻生子。在父亲的影响下，她17岁出家。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家里经济条件较好，她较早地接触到相机、DV、手机和电脑。父亲去世后，她开始经营小卖部，还拿起相机和DV，帮村民拍摄生日和节庆影像。她喜欢拍摄艺术照，25岁和35岁，拍摄了两套艺术写真集。她说，每过十年，都要拍摄一套，记录自己容颜的变化。她去印度朝佛两次，到过北京、上海等地旅游。父亲在世时，法国电视台曾经来拍摄过宗教主题的纪录片，昆明媒体记者也经常来采访，与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培养了她相对开放的文化心态。
　　YJL的家乡B村，位于云南省迪庆州，该村自古就是西南边陲的贸易重镇，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资中转站。B村作为连接内地与西藏、尼泊尔和印度的贸易枢纽，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很多藏民家庭至今仍保留着家族先辈从事茶马古道马帮经营的家族记忆和壁画。因此，B村的藏民与尼泊尔、印度，甚至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世界藏人有着血脉联系。B村与世界藏人在历史渊源上的联系是本文写作的文化背景，即在一个文化开放，联通世界的藏族村落，媒介生活是怎样改变着个体的文化身份的。
　　笔者在经验材料和理论阅读之间穿梭时，发现YJL的媒介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她不同人生阶段的自我呈现，结合她的僧侣身份、女性身份和藏民身份，又具有了藏族族群身份的社会文化意义。
　　媒介、自我和文化身份
　　戈夫曼分析“自我呈现”时，认为个体的自我表达有两种不同的符号活动：他给予的表达和他流露出来的表达。无论是哪一种表达，实际上都是他的社会角色的传统惯例对他的形象的设计。笔者观察YJL的媒介生活时，随着研究关系的深入，在她给笔者看的手机存储中，有130个音频文件，其中3个是她自己念的3种平安经的录音，其余都是歌曲，主要是藏语、汉语的藏歌和印度歌，还有一些流行歌曲。这些音频文件对应了她的两个自我表达：（1）将念诵平安经的声音录下来，边播放边磕头，是她僧侣身份的表达；（2）存储的藏歌、印度歌和流行歌曲是她流露出来的，不被宗教文化规范所限制的自由的自我表达。借鉴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第二个表达的空间是由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建构起来的，实现了脱域传播，模糊了宗教与世俗的界限，联系了乡村与外部世界，建构了复杂且生动的媒介情境。再回到戈夫曼的戏剧视角的分析框架，“人格-互动-社会”，YJL的藏民、女性、僧侣，三重文化身份在广阔的世界语境下呈现生动的社会文化意义。
　　文化身份，包含了身份/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身份等相关概念。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伴随着每个个体一生的互动，认同的功能是保持人格的统一和稳定，当认同/身份受到威胁的时候，个体强化已经获得的认同或者主动寻求一种新的认同/身份。族群认同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费孝通，1988），文化身份包含族群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族群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综上所述，本文讨论的女性藏族僧侣，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身份和族群认同的相关问题。媒介，尤其是手机和互联网等新媒体，把上述问题放置于全球化语境中，中国藏区藏民与世界藏人在媒介建构的传播网络中，形成一个跨越国界的横向民族共同体，重构着个体的文化身份。
　　电视影像中的宗教身份
　　电视社会意义的重点不是在于电视播放什么，而是作为一种共享地的存在。共享地存在，可以视为一种在场的传播。在场的传播编织了一种情景，将在场的所有人卷入这个情景中，生发出一种具有全新意义的人际关系、情感体验和仪式氛围。
　　20世纪90年代，法国电视台的摄制人员来到YJL家，拍摄了一部关于她父亲的纪录片，我们在片子中看到村民来向高僧问卦时，虔诚地磕头，谨慎且喜悦地聆听高僧的告诫，并接过祈福的黄绳，孩子的脸上也呈现出生动的虔诚表情。YJL不时地出现在画面里，作为高僧的女儿，她专注的表情和绯红的脸颊说明在她的内心，生发出的是一种在场的神性的获得。电视台也拍摄了她念诵经文、磕长头的宗教生活片段。可以说，在高僧父亲的神性光芒的映照下，在家庭和村落浓厚的藏传佛教氛围中，YJL充满了对藏传佛教的虔诚崇拜，她的宗教身份被凸显和呈现出来。
　　媒介社会化中的女性身份
　　媒介技术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它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所扮演的角色、扮演角色的方法以及所应保持的价值观与态度、奋斗目标等。
　　YJL读初中时就拥有了双卡录音机，随后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照相机、家庭DV、DVD、手机、电脑等媒介逐渐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为她打开了家庭和村落以外的广阔的信息世界，将她从宗教的文化空间引入现代时尚的文化空间，日积月累地对她进行了媒介社会化的教育。在这个媒介社会化的过程中，媒介帮助她完成了两个角色的转变：（1）她拿起相机和DV，帮村民拍摄生日和节庆影像，实现了经济生活的独立，由一名依靠宗教供养的出家人转变为经济独立的居家修行者。（2）她拍摄艺术写真集，看电视古装剧，上网购买美容用品，丰富的媒介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她的宗教身份，强化了她的女性身份。
　　手机传播中的多元文化身份
　　按照梅洛维茨的说法，新传播媒介采用与现实生活相类似的方式造成了社会交往模式的广泛而重大的变化，人们无法完全意识到变化的程度和性质。手机融合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生动地参与到人们现实生活的变迁中，YJL的文化身份在手机交往中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YJL先后使用过7部手机，在YJL的手机里，存储的照片有110张，其本人的艺术照和生活照有24张、侄女的艺术照7张、家人的生活照6张、印度活佛的照片2张、各种花卉的照片37张、藏族歌星根呷的照片6张、食疗宣传资料翻拍7张、彩虹景色照片2张、古装剧明星照片2张，其他照片17张。这些照片是她多元文化身份的生动写照。此外，她的手机通讯录里有92个联系人，这些联系人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她的好朋友就有教师、个体老板和印度藏人等，所以，在手机交往中，她的生活发生了如下的改变：（1）手机建构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社会的“手机网络空间”，她可以自由地追寻自己的女性身份，丰富内心世界；（2）手机模糊了宗教与世俗的界限，她利用现代媒介技术传播宗教文化信息融入现代社会的同时，也更便捷地与世俗生活发生联系，表达了更多元的文化身份；（3）手机建构了一个跨国界的民族共同体，她的乡村生活与世界藏人的文化生活广泛联系和互动，重塑着藏族族群的现代文化身份。
　　卡马拉·维斯韦沃兰提出：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者“所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妇女们说了些什么，也应该对他们的沉默有所思考”。本文的写作是从媒介生活入手，探讨自我呈现与文化身份的寻找，就是对女性生活流露出来的（沉默）部分的阐释。媒介重构了YJL的生活，电视纪录片里的她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人士，在高僧父亲神性的光芒映照下，充满着对宗教的向往；学会照相和DV拍摄的她，逐步实现了经济的独立，喜欢看古装剧，喜欢流行音乐，喜欢化妆，在媒介化生活中，女性身份得到强化；使用手机的她，用手机录下念诵经文的声音，将宗教生活和媒介生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手机拓展了她的社会交往范围和交往对象，将她单一稳定、波澜不惊、循环往复的修行生活，改变为丰富动态、震惊不断、碎片拼贴的宗教与世俗共存的生活状态，文化身份也越来越多元。
　　
　　经验与理论如何对话？基于一项新闻创新研究的思考
　　■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讨论文本：《编辑部创新机制研究——以三份日报的“微新闻生产”为考察对象》，刊于《新闻记者》2016年第3期
　　我做的这个研究既不是人类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田野，我做的是一个社会调查的研究。但是刚刚在听前面报告人非常精彩的报告时，我会觉得可能我们碰到的问题是相通的，就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都会去处理经验与理论的对话。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是先有问题还是先有对象？
　　我做这篇论文，坦率地说，是先有对象。当我对对象感兴趣的时候并没有形成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开始网络转型时，我一直在观察并很好奇，很想到现场去看看，这就是最初的冲动。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研究性问题。但是有了这样一种冲动之后，我其实是有期待的，我期待能从对对象的关注中形成问题。我的感受是，在准备过程中，在对对象产生好奇并持续关注的过程中，有可能勾连起一些原有的知识储备，在理论脉络的勾连中逐渐清晰起来。比如说我看了很多讲新闻创新的研究，但是不想再聚焦于描述这个创新本身，而是想问媒体如何能在编辑部这样一个场所去推行这样的创新。从对一个现象的兴趣勾连出在网络化环境下编辑部创新机制的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有了研究对象有了研究问题之后，我们怎么去确定经验研究的范围？论文初稿出来的时候，也有同侪问，你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三个对象？很多时候做经验研究，都免不了碰到这样的质疑。我个人感觉，这里边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我当时想通过对一些变量的控制使得研究对象可比较，所以这三个个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都在北京，都是日报，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但是分别的特色又非常鲜明。在做多个案例比较研究时，我们对类的分析特别需要理论的帮助和指导，而在类里面选择的具体对象又会带有偶然性。因为我们能够接触什么样的个案，也要看条件，讲机缘。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入场？我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个案，确实有一些便利因素，我有好朋友正好是在这些媒体工作，所以可通过这些熟人入场。但在实际调研时我并不只是访谈他们，也通过他们辗转找了一些别的访谈对象。有些人甚至没有通过熟人介绍，比如说在楼道里遇到了，然后就开始聊。我后来感觉到如果你真想去做的话，入场问题不太大，更重要的是入场后的心态。就像费孝通所说的，研究者是和被访者一起工作的，他们之所以乐意花时间来和我们聊，因为我们有共同感兴趣、共同困惑的事情，试图在一起理解和解释这些困惑，而不是仅仅从被访者身上挖到什么信息。而且研究者要承认，我们所得的经验是有局限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材料不是确定无疑的“真相”，而是被访者基于他们自身经历的陈述。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把经验材料理论化？我研究的三个对象大家都很熟悉，我无法躲在仅仅只是对经验材料的故事陈述当中。当然可以用扎根理论，我觉得扎根理论是做质化研究的一种普遍思路，是一种经验归纳的方法，可是扎根理论真的不要理论吗？我认同唐小兵老师所说，我们要两手空空进去。但我想加上一句，一方面两手空空，另一方面口袋满满。研究者的口袋里装着很多东西，包括在和受访者接触的短短一两个小时当中，研究者所问的每个问题背后其实都有自己的理念和关注点。如何形成这些关注点？一方面前人的研究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同行的碰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理论视野都是有限的。在这篇论文中，我最后呈现的是一个动态展开的过程。首先我会去问创新的动力是什么？然后我会发现在这三个个案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对编辑部的创新决策有重要的影响，是技术，是创新资源，是生产者关系。然后我们会发现，在技术一样的前提下为什么三家媒体的创新又不一样呢？因为它们的创新资源和生产者关系不一样。我们再往下问，为什么创新资源和生产者关系会不一样？因为受到了它们的原有规制和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所以这样一个分析就不是静态呈现，而是一个被问题所推进的过程。
　　第五，一项经验研究能得出什么结论？这是我特别心虚的地方，我原先曾经试图把它抽象到一个图示，一个模式，但是后来撤掉了。因为发现我想表达的动态过程无法在一个静态的二维图示里面表现。但我自己也意识到研究者必须要下非常大的功夫，才能使经验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抽象程度。
　　最后我想说的是，要容忍和接受某些不完美。做研究和写论文是两回事，一篇论文只是研究过程中某一个凝固的片段，而做研究是贯穿一个研究者一生的。正是在一篇篇不完美的论文中，研究者努力使作为研究主体的自己变得更纯粹也更有力量。我的这篇论文虽承蒙《新闻记者》不弃发表了，但是我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下一步我想对新闻创新本身进行理论化阐释，而这在这篇论文中是没有涉及的。另外，因为研究了“微新闻生产”，我意识到媒体在新闻客户端上的创新遵循的是非常不一样的逻辑，所以下一步我可能会去做“微新闻生产”的经验研究，再进一步深化对网络时代“做新闻”的理解。
　　
　　对话
　　■曾繁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以我偏狭的理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大抵有两层意思，一是“浸入”，二是“抽离”。前者强调的是研究者抛弃已然持有的价值观念，充分“浸入”田野的文化情境之中，以获得“同情之理解”；后者则强调在积累材料的过程中，反复进行问题意识的提炼，形成概念或者理论。一个好的田野方法的使用，应该是两者的平衡。
　　郭建斌老师是国内最早进行传播人类学探索的学者，从做博士论文阶段开始便身体力行，走得也最远。《在场》一文，是郭老师沉淀多年之后，对于博士论文的研究问题与理论意涵的再提炼。依我体会，博士论文的成稿，难免是未完成的作品，通常是“浸入”了，但“抽离”不足——这也是更难的部分。这篇文章流露出了郭老师对于“抽离”的坚定自觉，有一种多年独自对着棋盘反复切磋的专注，让人触动。陆双梅老师的研究，从典型个案的生命历程入手，探讨各种媒介生活对其个体文化身份的塑造，既有“浸入”之感，也有“抽离”之意，叙述十分用心。然而生命历程与媒介生活交错之处甚多，文化身份也过于内涵恢宏，或可进一步聚焦。想起台湾大学蓝佩嘉老师的专著《跨国灰姑娘》，其中有对于跨国雇工的手机使用的描写，陆老师或有兴趣一读。王辰瑶老师的研究路径，我尤其感同身受——我们都是教新闻的老师，难免被行业里重要或有趣的现象吸引，有时未有充分明晰的问题意识，就已奋不顾身冲入“田野”，随后再是缓慢而痛苦的抽离过程。从最后的作品看，辰瑶显然做了很精彩的工作。恰当的理论框架引入，使得田野材料的叙述非常具有问题指向，因而也更具有理论价值。有时我想，与其他研究方法一样，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有其突出的优势，但也有局限。在方法使用过程中，如果对其进行丰富，比如进行多案例的田野比较，多方法的交错使用，甚至对于同一田野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阐释，或能有助于理论的发现。
　　■张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传播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使得人类学研究方法进入到了传播学视野。然而，无论是严格的田野调查（半年以上）还是准田野调查（短期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在资料获得过程中，一个难点就是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在田野过程中的不断转换。所谓主位视角，就是采用当地人的意义系统去描述；所谓客位视角，就是用旁观者，观察者（特别是研究者）的意义系统去描述。虽然人类学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去处理这个方法问题，但依然是一个存在巨大分歧的方法论问题。
　　在今天的几项研究中，作为结果呈现，客位视角特别是研究者的学术概念，比如郭建斌老师的“在场”等，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然而，这些作为客位视角的学术概念，是如何从主位视角的本土概念中发展出来的，却交代得不是很充分。
　　作为田野研究资料搜集的关键一步，理解本土概念，即本地人使用的关键词，无疑是田野工作者深入田野的意义系统，获得主位视角最重要的环节。本土概念本身的独特性，是发展和建构理论的最主要契机，也是田野资料和理论建构之间的最主要连接。如果缺乏本土概念的过渡和提炼，资料的解读和最终的理论建构难免有以客位视角取代主位视角之嫌。
　　人类学田野资料的解读不是任意的，或者是仅仅二阶意义的专家意义系统的解读，它必须是当地人生活世界意义系统的一部分，是主位与客位之间的某种视域融合，而本土概念的提炼和学术化无疑是这种视域融合的关键所在。因而，重视本土概念，无疑是传播人类学在方法层面和理论建构层面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乐媛（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刚才几位老师都说到了做人类学研究“入场”的困难，我自己一直以来在做网民的研究，发现深入网络社区的人类学观察，“入场”恐怕比传统人类学研究地点更困难。比如年轻人喜欢的B站，你不仅要回答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问题才能获得会员准入权，但仅仅如此还只是潜伏而已。你要想真的获得有效参与互动，不仅要投币、评论，很可能还要成为其中内容生产者的一分子来获得尊重和认同，所以这个门槛是极高的。
　　陆双梅老师做的关于手机使用与女性僧侣世俗化身份认同的研究很有趣，但也给我带来另外一个疑惑的问题，就是我们做传播学研究，往往最关注媒介本身，是否有可能会夸大媒介在这一世俗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忽略了线下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因素？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陷入“媒介中心主义”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孙信茹（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自己多年来一直主要做传播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对论坛这几篇基于田野调查展开讨论的文章有很深的感触。如果说，几年前我们做传播人类学的研究，还更多停留在对观察对象的描述和“讲故事”的层面，今天的讨论却凸显出大家一个共同的追求，即通过对典型个案、焦点群体和社会现象的诠释理解，努力实现对特定社会“观察-理解-建构”的理论诉求。因而，经验如何与理论对话，相关概念如何本土化等问题，成为这些文章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当然，传播人类学的研究势必要面对“田野”。那么，何为田野？田野观察的目的是什么？要解决何种问题？可以看到，遥远的少数民族乡村，艺术家介入后的“艺术乡村”抑或是新闻生产的编辑部都可以成为不同的“田野”。田野的意义提醒研究者，深入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展开观察和聆听，呈现和阐释行动者的意义体系和结构条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今天的“田野”已然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生成性和建构性的“场域”，因此，进入田野不仅需要我们从时间、空间、文化等层面对它进行纵向历史发展和其内部脉络的把握，同时还需注意到田野内部和外部（尤其是国家、社会的影响因素和力量）之间的互动和多重关系。
　　■吴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郭建斌老师的独乡调查，对一种存在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电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深描”，基于丰富田野资料提炼出了“在场”（locatedness）的概念，阐释了国家权力之网下电视观看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这项研究涵盖三个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一，田野调查如何“入场”——作为一个“局外人”，如何让当地人接纳？尤其研究对象是边缘/特殊群体，其处境/行动相对敏感，怎样获取他们信任？其二，“得到”之后还有什么——研究者终于被接纳了，获取相应资料，满足个人研究之需，是否应进一步行动？其三，如何对资料进行“概念化”——在经验材料和理论资源之间怎样进行有效链合，并化为一个凝练的表达？陆双梅老师和王辰瑶老师都是具体且有价值的个案研究，而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个案如何超越个案？对此，社会学学者麦克布洛维提出的“拓展个案法”值得关注。
　　■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陆双梅的《媒介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与文化身份的改变——一位藏族女性僧侣媒介行为的民族志阐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在“一个文化开放，联通世界的藏族村落”（云南迪庆藏区奔子栏村）田野多年之后，作者独具匠心地选择“一位藏族女性僧侣”来作为考察对象，并恰切地借用“自我呈现”和“身份认同”的理论视角，对其媒介生活进行观照和阐释。这虽是一篇以个体为中心的民族志书写，却成功地揭示出“能动体”与“结构”之间的交光互影。文章深度似还有所欠缺。
　　新的信息传播科技，尤其是与（移动）互联网有关的科技，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新闻业。王辰瑶和喻贤璐的《编辑部创新机制研究——以三份日报的“微新闻生产”为考察对象》可谓是一篇及时的研究。作者们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创新理论的视角出发，运用扎实的田野资料，对于三份不同性质的报纸（即《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针对微博和微信平台的新闻创新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并解释其异同。有必要指出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新闻创新的一个主流理论视角。文中称，“被访者大部分属于报社的‘中层’”，这种偏倚是本文的一个缺点。既然要揭示媒体组织中围绕新闻创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应该是理想的抽样方法。
　　■邹军（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田野调查涉及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研究者本人的“入场”与“出场”。它的实质是身体体验与抽象表达、经验材料与理论建构的关系问题。正如郭建斌老师在现场回应时所言，不同的“田野”看到不同的中国。进而言之，不同的研究者只要“入场”，就自然会有不同的“田野”呈现，因为不同的研究者会与观察对象、所处的环境共同组成不同的“场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因此有着巨大的魅力。陆双梅老师对一位藏族女性僧侣媒介行为的民族志观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口，其亮点在于对个体媒介生命轨迹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对我们则可以一窥这一相对陌生的群体如何借此实现自我文化身份的寻找和确认。王辰瑶老师对三份日报“微新闻生产”的考察，为我们理解编辑部创新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后续研究同样值得期待。郭建斌老师的独乡电视研究早已是业内的经典，此番以“在场”为关键词，对独乡田野资料重新加以阐释，更显其研究功底和对田野调查方法的独特思考。回到研究者的“入场”和“出场”。研究者本人既然是整个场景的结构性因素，整个研究自然会深深烙下研究者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讨论田野调查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自然会见仁见智，因为不同的人构成不同的“田野”，而不同的“田野”折射的是不同的世界。
　　■周雷（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
　　在研究中，媒介容易被窄化理解为“刊物”、“媒体形式”和“媒介物”，这种对“物质化”和“有形”的强调，转变为针对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电脑等具体媒介物质形式（以及人群和社会）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本身被二度化（secondary）和媒介化了（mediated）。殊不知，真正的媒介和媒体还有另一个重要侧面：一个政体（regime），一个架构（apparatus），一个机制（mechanism），一种形态（morphology），这些都带出了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实质是研究生活世界的中介化和传递机制（mediation）。现有的中国媒介或媒体人类学研究容易产生研究和理论“薄化”的问题，并不是研究者的研究不深入，思考不缜密，而在于不理解什么是媒体和媒介，以至于在没有弄清楚亲属关系、族群关系、政治互动、环境特征、宗教观念等基础事实之前，将媒介／媒体人类学窄化为一种“看学”——看其他人如何使用某种媒体同时来反观自身的观看。国外的同侪稍好一些，在有哲学、伦理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支持之下，“西方”的媒体／媒介人类学更具有深描的能力。所幸，我们学习他们时间未晚。
　　
　　点评
　　传播人类学的视角
　　■沈菲（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副教授）
　　新闻传播学终究是一门交叉学科，鲜有自己独创的研究方法，更遑论方法论。有关传播学学科主体性的构建众说纷纭，但或许成就学科独特主体的就是其多元的方法与视角，而人类学即其中之一。“2016多闻论坛”着墨于研究方法，下设“传播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专题讨论组，呈现了一系列依托人类学研究方法及思路的研究案例，是对主流传播效果研究精彩且有益的补充。
　　郭建斌以独龙乡乡民观看电视活动的民族志构建与阐释了“在场”的概念；陆双梅关注藏族女性僧侣的媒介行为及文化身份。此两文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石，文字间流露文化多元主义情怀。深入田野考察日常微观的生活场景，阐释行动者的意义，揭示传统、异质文化下的个体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文化与社会实践，为人类学应用于研究媒介传播现象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演变与全球殖民史缠绕勾连，关于“民族传播”的研究，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对华夏以外“化外之民”的好奇。观察“他者”，才自觉反省与批判。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未尝不可用于描述和理解“现代”与“城市”。从这个意义上看，讨论组的另外一篇论文，是秉持人类学研究思路的另一种尝试。王辰瑶和喻贤璐一文通过深度访谈考察了多家媒体编辑部的创新机制，重访谈与分析，对于日常、仪式及微观层面人际互动的关注则稍有欠缺。进入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具有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挑战，而进入“现代”田野，破除研究者自带的文化预设更是不易。人类学本身也有纷繁复杂的流派与取向，绝非一个理论视角和方法一统天下。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只有“入乎霸权，出乎霸权”（李金铨，2003）才能融会贯通，反哺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