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舆论研究: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
■张志安 束开荣
【本文提要】本文试图将微信舆论研究嵌入特定的关系网络模型中去考察,分析微信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并试图为微信舆论研究探讨新的理论视角。微信平台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网络,基于节点间关系的亲疏强弱所形成的异质性网络,具有明显的“无标度”特性。一方面,这种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由现实社会关系所维系,“节点”与“链接”所承载的传播秩序进一步强化社会群体的交往边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微信舆论场的分化。另一方面,精英群体内部的互动虽然频繁、多元,但是相对封闭,较难与不同层级的社会群体开展舆情沟通,难以产生舆论演化过程中的良性互动。总体上,与微博舆论场交叉、沟通、互动等特点相比,微信舆论场呈现出“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的特点。本文认为,对微信舆论的研究应该从整体的、动态的、关系的视角切入,充分重视平台的特殊性,立足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的语境,以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的逻辑关联为研究路径,聚焦平台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之于个体(或群体)在信息传播及人际(或群体)互动方面的影响,以此建构微信空间的关系网络与舆论场生态,把握微信舆论的生成与演化机制。
【关键词】微信舆论 关系网络 无标度网络 圈层区隔 层级互动
引言
伴随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舆论研究热度的提升,作为网络热点扩散、热门话题生成和舆论空间形塑的重要平台,微博与微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总体上看,学术界对微博舆论场的研究比较多,比如基于特定个案对微博舆论的表达特点、分布格局、运作机理及变化趋势的实证研究,①以及从网络舆论场的整体视角出发对微博舆论场域的生成基础、演化机制、影响因素及引导方式进行思辨研究等。②一些相关研究中,少数学者运用跨学科视角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建构微博舆论传播的拓扑结构及其演化机制,研究发现,微博舆论的复杂网络拓扑结构呈现辐射链路型状态,“星型结构”的信息扩散模式降低了群体内部的反馈机制;还有学者考虑到“近邻和次近邻”对观点演化过程的影响,探究微博舆论场的观点演化模型,验证微博具有短时间内聚集民意的作用。③
相比之下,微信舆论相关的一些研究则方兴未艾,主要集中在对其传播模式、舆情效能等方面的探讨,从议题产生、传播扩散及意见形成等三个方面初步勾勒出微信舆论的生成过程。④关于微信是否存在舆论场的问题一度曾有争论,⑤不过经验事实与舆情事件表明,尽管微信空间难以形成公共广场式的开放舆论生态,要研究“作为结果的舆论”面临数据难以精准获取的阻碍,但其“作为过程的舆论”仍然可以通过观点扩散和社群讨论,对整体意见气候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成为微信舆论研究的切入点。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将UGC生产与关系视角结合,考察微信舆情的传播特点,揭示微信“圈子”关系中圈群之间压力逐渐减少的传播规律,分析其隐匿性、社会动员、跨界勾连等不稳定的舆情风险。⑥也有学者研究微信的话语赋权与社会关系对媒介生态的影响,认为微信的话语交际模式赋予所有用户平等的话语权,不论是作为“物种”的微信还是作为“环境”的微信都对媒介生态的进化产生积极作用。⑦
不难发现,与网络舆论研究的传统路径相比,对微博、微信舆论的研究注重跨学科视角和关系论视角,但需要避免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借鉴跨学科理论资源时,要尽量避免脱离舆论学研究的主导范畴,防止在量化数据分析和搭建舆论演化模型时抽离特定的社会语境,使舆论研究失去建构“地方性知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关系视角的运用,需要以特定的网络平台为基础,让论述的对象更加具体、明晰。比如,微信的“圈子”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分布?这种关系格局与微信舆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现实社会关系在微信空间中的投射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微信舆论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以本学科的学术取向为主体,立足舆论研究的中国语境,聚焦舆论学的基础命题,将新的研究视野与分析工具有机结合,为网络舆论研究提供新的知识。
一、舆论场与关系网络
有学者曾将国内的网络舆情研究现状总结为“学”为末、“术”为主、“策”为上。⑧这虽然是整体评估,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舆论研究重策略、轻学术的价值取向,更多着力从“怎么办”的层面就“如何正确、有效地引导网络舆论”进行探讨。陈力丹在其《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对“舆论研究”与“舆论引导研究”关系的表述颇有意味:“本书的主题论证的是舆论学的基本原理,说明舆论是自在的人民对于某些舆论客体的意见、态度、情绪,而副题(所)论证的……就涉及伦理和政治学的话题了。” ⑨可见,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舆论研究,应该保持其研究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对它的概念阐释和理论演绎并不必然要跟“舆论导向”研究相对接,二者之间应该保持适度独立。
当然,在重视舆论导向的政经语境下,探讨引导策略无可厚非,甚至还有助于推动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但是,从舆论研究到策略提出必定根植于扎实、严谨、逻辑的学术探讨,回答“怎么办”之前,需要充分解决“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同时,对学术问题的提炼需要兼顾舆论场域变迁轨迹与研究视野的前瞻性,善于把握重要的、有现实紧迫性的真问题。在这方面,周葆华对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研究重要议题的划分具有启发性:一是,对网络“大众意见”的数据挖掘;二是,对线上与线下“大众意见”的对比分析;三是,对新媒介环境下舆论“可视化”动态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的系统考察。⑩本文尝试回应第三个议题,以跨学科的复杂网络为理论工具,从关系论的视角考察微信舆论的演化与生成机制,分析微信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
在这里,“关系网络”并不特指“作为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的经典社会学概念,而主要是在媒介与传播视域中,对行动者与技术中介的互动以及个人(或群体)主体间性纽带的考察。根植于移动化社交媒体的“关系”所形成的“网络”并非变动不居,因为“社会事实的内容既体现在行动的现实中,也体现在结构的现实中,二者同样重要,就存在于关系之中”。[11]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关系网络,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即关系网络的动态性)与这个关系网络的结构化特征是统一的,属于各种类型、各种平台的舆论场,无不处于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首先,本文主要从两个维度来界定关系网络。其一,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这是研究者在考察网络关系时的基本视角;其二,网络平台与用户行为之间的互动。在网络舆情及舆论研究中,后者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们一般讲网络空间中的交互性,多是强调人与人在某个媒体平台上的互动,经常容易淡化或者忽略用户与平台本身的交互,而平台属性(基于社会性的技术设计)对用户信息生产与传播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被纳入互动关系的研究。不过,在充分了解平台属性对用户间互动过程影响的同时,人与人的互动仍然是关系网络的研究主体。
其次,“节点”与“平台”是把握关系网络的两个关键词,前者是网络空间中的行动主体,后者是前者的存在方式和互动空间,二者的凸显与结合意味着互联网逻辑下传播生态的解构与重构。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上的个体和组织都被高度节点化,[12]以各种社会性质的社会关系为节点形成一种普遍多元的传播机制,[13]节点成为信息、意义生产与传播的双重主体,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关系由互联网平台赋予平等、开放、互动的技术特性,信息资源与传播权力结构的重新配置呈现“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过程。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体的不同节点,因为影响力大小所导致的相对位置关系,又造成“再中心化”(recentralized)的结果。这些再中心化的节点,分布在各自的社会领域和社群关系中,不同的知识背景、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情境等因素,是他们进行信息生产与意义创造的行动机制。
最后,在逻辑上,舆论场与关系网络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有什么样的舆论场,就有什么样的关系网络,反之亦然。国内较早对舆论场进行概念界定的刘建明提出,舆论场具有“同一空间的人群密度和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舆论场的渲染物和渲染气氛”等三要素,[14]强调意见互动所处的时空环境。不过,用时空环境去统领舆论场的三要素并界定其基本形态,略显宏观,难以说明基于特定时空环境中某种舆论场所依托的具体场景。这一场景正是被节点和平台所形塑的关系网络——某种特定的关系网络决定特定舆论场的基本形态与生态格局,而特定的舆论场生态也在强化着这种关系网络。因此,为避免化约网络舆论的复杂性,本文主张以一种更加具体的视角去考察微信舆论场,强调这一特定网络平台舆论场的特殊性,而不是以宏观视角来考察整个网络舆论场。
二、无标度网络与微信舆论场
当前,微博和微信已经成为主导网络舆论场的两大重要平台。比较而言,微博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舆论场,在热点事件传播、公共观点表达、促发舆论方面,具有更加快速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效果;微信则是一个半封闭、半公开的舆论场。除此之外,微信舆论场的基本形态与演化动力更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由其所依托的关系网络决定。
1.复杂网络与“无标度”网络模型
所谓的“复杂网络”(complex network),简言之就是呈现高度复杂性的网络,比如人际关系网络、生物网络、电信网、航空网等等。这个概念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数学图论研究,并逐渐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15]有研究表明,互联网平台是典型的复杂网络,[16]它具有一些基本特点:(1)极多的节点数量且呈现多种特性的网络结构;(2)节点和链接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即个体可以抽象成网络节点,个体间的关联可以抽象成节点间的链接;(3)网络中各节点状态随时间不断变化;(4)复杂网络经过不断演化发展,可能会形成难以预测的结果。20世纪末,海外学者分别提出“小世界网络”(small-world network)和“无标度网络”(scale - free network)[17]两种模型察对复杂网络作进一步的考察。
根据相关文献的梳理显示,国内运用复杂网络理论观照舆论演化的研究已经逐渐兴起,但大多数集中在计算机学、系统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传播学、舆论学领域对复杂网络的关注总体上比较少,陈力丹曾在其《舆论学》中提到“小世界网络”对舆论生成与传播过程的影响,[18]在此不做赘述。本文主要关注另外一个描述复杂网络特性的模型——“无标度网络”,试图寻求该网络模型对微信关系网络的解释效力。
简单来说,无标度网络与随机网络相对,后者认为网络中的各个节点连接是随机的,整个网络比较均匀,与此相反,无标度网络强调复杂网络中存在着大量连接状况不均匀的节点,但具有大量连接的“核心节点”(Hub-node)是极少数的。[19]也就是说,无标度网络强调的是复杂网络中,节点与节点关系的异质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另外一个概念“社区结构”(community structure)来把握这个模型的基本内涵。一般来说,由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节点所组成的关系空间被称为社区。有研究表明,[20]一个具有现实社会关系的社区,其网络结构是不均匀的,它由许多子网络构成,每个子网络对应着一个现实主体,而每个现实主体在网络空间中是以“节点”的形式存在和行动的,子网络内部个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而子网络之间的关系则比较稀疏。也就是说,各节点内部以及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状况(即所谓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形成了异质性的关系网络。
2.异质性的关系网络与微信舆论场的分化
微信空间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网络,且具有明显的无标度特性。一方面,如果将微信用户视为网络节点,这些节点在微信平台中的分布状况及其基本关系是异质性的。所谓异质性不是指特定节点的影响力与位置关系,而是基于节点间关系的亲疏、强弱程度,所形成的一种不均匀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微信空间的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被现实社会关系所主导,节点与链接所承载的传播秩序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群体的交往边界,出现了以群体为单位的舆论场分化现象,造成传播能力与舆论演化之间的悖论。
(1)关系网络形塑复杂的信息传播轨迹,舆论演化机制难以被准确描述。
一个微信群不论大小,都是由一些具有相同社会特征(如血缘、家族、职业、兴趣等)的微信用户组成,社群中的每一个个体(节点)有着各自的关系网络。相比微信群中的个体间关系,二者的稠密与稀疏程度不同。相对而言,节点内部(朋友圈)的关系网络是稠密的,一个特定节点的朋友圈由相互认识的好友构成,点赞、评论、私聊等互动须以朋友圈为基础才得以进行;节点与节点之间(微信群内)的关系网络是稀疏的。很多时候,微信群中的一个特定节点与其他节点并不都认识,群组的建立常常出于临时性的需要,不活跃的群组会在几天之内被其他群组及私聊窗口覆盖,潜水、围观、消息免打扰是微信群中常见的社交行为与功能设置。当然,节点内与节点间的关系紧密程度只是整体上的判断,因为一个用户与其朋友圈中每个好友的关系并非都那么紧密,也有明显的亲疏之分。此外,用户可以同时活跃在数个甚至更多的微信群中,那么,这些微信群自然是特定节点强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可见,对节点内与节点间关系的具体描述,更能体现微信空间中关系网络的异质性。
不难发现,信息在这种异质性关系网络中的流动和扩散至少表现为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朋友圈的传播,另一个是面向微信群的传播。前者是节点内传播,作为一个子网络的节点,其朋友圈的关系是相对紧密的,信息传播的动力强、速度快;后者是多节点对多节点的群体传播,由于子网络之间的关系比较稀疏,信息传播的动力和速度会有所下降。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网络空间中,微信群与朋友圈的互动过程让信息传播的路径更加复杂,舆论的生成及演化过程难以被准确描述。一方面,微信群中的信息可能会被分享到朋友圈,进入一个关系紧密的子网络,几乎在同时,朋友圈中的其他节点会将信息分享到关系较为稀疏的微信群组中去。如此循环往复、交叉传播,要想及时追踪关系网络中的信息传播轨迹,确实非常困难。此外,微信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其数据并不全面公开和外显,难以从统计数量上来评估发生舆情的热度和强度。[21]这些都给我们对微信舆论生成与演化机制的分析提出了挑战。
(2)社会群体间的交往边界被强化,出现舆论场分化现象。
微信平台作为一种私密性很强的虚拟社区存在于网络空间,这个网络空间由现实社会关系所维系。按照复杂网络的定义,作为个体的微信用户可以抽象成网络节点,而个体间的关联可以抽象成节点间的链接,微信平台的关系网络“建立在节点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基础之上”,[22]节点和链接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与微博的“关注”与“被关注”不同,这些节点和链接所承载的传播秩序与微信用户的现实社会关系高度相关,看似海量的信息互通共享其实都各自在一个大小不一的圈子里流动,圈子与圈子之间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特定节点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所划定,微信中群体互动与交流的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区隔,微信舆论场的良性沟通因此受到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微信舆论场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虽然自主发表意见的仍是作为社会个体的微信用户,但是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交往边界在微信空间中得到再现或者强化。
不过,微信空间的关系网络并不是现实关系网络的简单复制。作为一种普及率相当高的社交媒体,其基本功能不仅在于维系社会关系网,也在于借助线上交往与线下互动的结合,来扩大或者修正现实社会关系。虽然线上与线下的关系网络重合度较高,但二者均具有流动性与动态性,微信空间中群体交往与圈层互动的潜力和效能并没有消失。
三、微信舆论场的生态特征: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
作为一种社交空间的微信,具有现实社会网络的一些结构性特征,所以本文倾向于将微信界定为一种结构化的社交平台。微信舆论场的基本形态是由微信平台的技术特征与关系网络共同形塑的,与微博舆论场的交叉、互通、互动等典型特点不同,微信舆论场呈现出“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的非典型生态格局。
1.圈层区隔:平台内部与平台之间
所谓的“圈层区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每个朋友圈所在的关系网络在人际互动方面的技术性区隔,一个用户的朋友圈网络往往被区隔为多个圈层,这种区隔表现在平台内部;其二是指微信与微博在信息(包括观点)互通共享方面的区隔,前者相对于后者是一个几近封闭的“圈子”,如果说微博是“广场”,那么微信更像一个“客厅”或“后院”,作为“广场”的微博众声喧哗,作为“客厅”的微信聊天互动,这种区隔表现在平台与平台之间。
(1)微信舆论场的平台内关系:朋友圈关系网络的相对不可见与嵌入性
微博用户通过“添加关注”的方式所构建的关系网络是可见的,而微信平台以“多层区隔”技术,不仅让朋友圈的关系网络“相对不可见”,而且具备“嵌入性”的传播能力,与“井喷”式的微博舆论相比,微信舆论场呈现为“窃窃私语”式的暗流涌动,形成所谓的“潜舆论”。[23]首先,所谓多层区隔,是指一个用户的朋友圈相对另一个用户来说,并不完全可见,这主要体现在朋友圈状态“点赞”和“评论”行为的透明性上。譬如,用户A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状态,该用户的好友B和C都在此状态下方进行点赞或者评论,但倘若B和C不互为好友,那么,他们彼此就看不见对方在A状态下的点赞和评论。试想,如果一个用户的朋友圈有100个好友,那么这100个好友之间是被“相互区隔”的,按照排列组合的计算方式,这种区隔的方式和层次十分多样。这造成了舆论形成过程中,信息传播路径的不可见。
其次,这并非意味着“圈子”与“圈子”之间的隔绝,按照“六度分割理论”对社会化网络结构的描述,由熟人圈子转发分享的各类信息能够借助社会关系网实现不同“圈子”的相互接嵌。理论上,如果不考虑现实社会群体间的交往边界,一条信息可以在所有节点间传递,在无数个圈子中流动、扩散,这就是微信朋友圈的“嵌入性”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在悄然间提升,传播的范围迅速扩大,但难以追踪其具体的传播路径。
(2)网络舆论场的平台间关系:微博与微信平台间信息流的“单向溢出”与舆论演化的“阶段性”互动
如上文所述,作为不同“圈子”的微博与微信空间在网络舆论场中是相对区隔的,但二者之间并非完全隔绝。在技术层面上,微信相对于微博的入口是封闭的,但微博相对于微信的入口却是开放的,微博中的信息可以被自由分享到微信空间。这种平台间信息流的“单向溢出”现象,可以让微信获得来自微博空间的海量信息,以整合、更新平台内部的信息资源,同时,在二者之间设置单向的信息分享屏障,以维护微信空间的社交体验。不难发现,信息流的单向溢出对微信舆论演化与生成过程的一个较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它打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网络舆论场。
其次,二者通常会针对同一社会事件,在舆论演化的不同阶段进行平台间互动,这种互动是就微信与微博各自的平台功能而言的。作为信息集散地的微博平台,监测社会变动,酝酿话题、跟踪事态进展,为舆论演化提供充足的、动态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兼具观点生产与信息扩散功能的微信平台,更善于整合各类信息,从多种角度解读事件的社会意义,为舆论生成提供一个观点“交锋竞合”的空间,各类公众号充当着观点市场的多元主体。
我们以2016年4月6日引起广泛关注的“女子酒店深夜遇袭”事件为例。该事件自4月5日晚从微博爆出后,各大网站热搜榜前两位很快被此事件占领,截至6日晚11点左右,已引起数千万网友参与讨论,浏览量达13亿人次。[24]观察其舆情传导机制,微博与微信在舆情的承载和发酵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互动。事件起源于微博,微博上信息量最广,但更有价值的深度评论依然较多来自微信,信息率先在微博平台快速扩散,网民反应强烈,随后微信公众号的观点生产有效地促动舆情发酵,信息与观点的集散在微博与微信平台间反复呼应、相互映照。换句话说,该事件的舆情演化过程具有很强的“微博-微信-微博”平台轮换、相互刺激的跨平台传播特征。[25]可见,微博与微信在舆论演化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平台功能。二者的互动特征是阶段性的而非即时性的,而且这种“阶段性”的平台间互动具有多次反复、接力的特征。不过,总体来说,微博侧重于集中和交换信息,而微信在于整合和生产观点。此外,主流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在微信空间中互动和博弈,与微信公众号相比,普通公众的观点表达难以真正参与舆论的酝酿与形成过程,各类评论文章获得大量阅读和转发的背后,是公众表达稀缺所造成的观点跟风。
2.层级互动:活跃于微信空间的精英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难以开展舆情沟通,微信舆论场中的群体互动受阻
转型社会的中国,阶层分化表现为一个相对动态的变迁过程。按照经典社会分层理论,变迁的方向和结果是社会逐步整合形成一个高低有序、分布合理、关系和谐的阶层结构,而这一社会过程必然反映在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中,其中一个典型表现就是社会交往的群际分化。作为一款私密性很强的社交软件,微信空间的信息流动秩序是由现实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的配置与协调状况所决定。社会群体的交往边界在微信空间中得到再现或者强化,被强弱关系形塑的异质性网络具有以社群为单位的层级分布特征,信息扩散与流动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同一或者相似社会群体的“层级互动”。
也就是说,微信空间中的群体内交往更加频繁,而群际分化的垂直结构则造成群体间交往的阻滞,它对舆论生成与演化过程的影响至少有两个重要方面。其一,对占有充足信息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的精英群体来说,他们之间的互动虽然频繁但却相对封闭,相对理性、多元的观点生产主要集中在精英群体内部,难以与不同层级的社会群体开展舆情沟通,产生舆论生成与演化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出现前文所述的舆论场分化现象。其二,不同社会群体被突发事件所激发的舆情态势有较大差异,官方智库及学者所做的舆情分析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不同的舆情态势其实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同一社会事件在情绪、态度、观念以及意见上的多种向度,一般而言,容易滋生谣言、造成信息失控的舆情会不断在社会群体的下层堆积,且不易排遣。
结论与探讨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对微信舆论场的考察至少需要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展开。首先,就研究路径而言,重视“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的逻辑关联,开拓微信舆论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就知识生产语境而言,把握“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搭建微信舆论研究的整体性框架。二者层次不同但相互勾连,后者是前者的论述前提,而前者是论述后者的一种视角选择。
一方面,微信的关系网络与舆论场生态同属一个逻辑范畴,由特定平台承载的“无标度”关系网络形塑了“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的微信舆论场,信息在特定舆论场中的流通互动,也在不断强化或改变着特定的关系网络。在逻辑上,二者相互构成,前者是后者的关系论视角。比如,微信舆论场主体间的亲疏关系(朋友圈、微信群中节点与链接的异质性)、个体或群体与技术性平台的行为关系(多层区隔与嵌入性传播)、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信息在微博与微信平台间的单向溢出、异步互动);后者将前者建构成一个信息流动与观点生产的特定场域,关系网络是维系舆论场样态及其功能特征的基础性资源,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时,关系网络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比如,相对意义上的亲疏关系不会一成不变、用户的自主性会对微信所提供的技术机制进行灵活运用、微博与微信的互动关系会随着舆论客体即社会事件的关注度不同而有所变化。这些都会对舆论场的生态格局造成有限的资源重组与关系协调,使其表现出一定的动态特征。
另一方面,在当下中国,转型社会与媒体技术变革已经是一种既具本土性又具普遍性的知识生产语境。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相关联,新媒体在中国的发展逻辑似乎是一个社会转型当中的信息重组逻辑,当一种旧的传播技术不再有社会潜力,就会有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来进行接力,表面上是一种客体性质的技术革命,实际上同时亦是主体性质的观念革命;另一方面,单看新媒体的技术变革,它具有两重性——新媒体的技术属性在于它是一种实现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技术,培育或配置社会内部的协调性,它的社会属性则是围绕媒介技术的兴起而逐步构建和演变的社会文化实践。[26]不难发现,对转型社会与媒体技术变革之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极大地影响着学术问题的确立和研究旨趣的偏向,受到这种社会语境的影响而渐成显学的舆论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由转型社会与媒体技术变革共同形塑的知识生产语境在中观与微观的阐释实践中消失或者被淡化,宏观语境之于学术视野与理论问题的构建,并没有获得充分彰显,网络舆论研究在学术逻辑上的完整性很少被强调。其一,国内学者以及官方智库多是以现实应用为导向,对网络舆情和舆论的探讨尚处于“悬置”基础问题与严谨思考的策略研究阶段。基于数据、图表的实证研究又因其过于琐碎,甚至抽离或者淡化舆论事件所处的社会语境,难以深入探寻网络舆论场的学理;其次,社会矛盾凸显、风险议题多样、社会阶层利益逐渐分化的转型社会,以及作为交流环境、网络社区空间、信息生产与传播平台的移动互联网,给舆论学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新问题,也带来了新视角,既有的舆论学理论框架在遭逢挑战的同时,也获得再次充实自身的发展机遇。
总之,微信舆论研究的整体性框架,应该是在“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的知识生产语境下聚焦网络舆论的重要问题,细致探察宏观语境之于具体事件的影响痕迹,以经验研究贯通宏观(社会性与技术性的环境)、中观(社会群体或机构组织)与微观(个体、微信平台、内容文本)在阐释实践中的区隔。在此基础上,以“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这一理论视角考察微信舆论场,充分重视平台的特殊性,强调平台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之于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的影响,以及不同平台之间的区隔程度与信息流动状态,以此建构微信空间的关系网络与舆论场生态,把握微信舆论的演化与生成机制。■
注释:
①夏雨禾:《2010以来的突发事件微博舆论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基于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3期;徐光晋、陈敏: 《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场分析——以北京“7·21”暴雨事件为例》,《当代传播》2012年第6期
②谢耕耘、荣婷:《微博舆论生成机制和舆论引导策略》,《现代传播》2011年第5期;陈联俊:《网络社会“微博”舆论场域的生成与引导》,《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③李卫东、贺涛:《微博舆论传播的复杂网络:拓扑结构模型及其演化机制》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1期;杨柳、朱恒民、马静:《考虑近次邻影响的微博舆论观点演化模型》,《情报分析与研究》2014年第12期
④方兴东等:《基于网络舆论场的微信与微博传播力评价对比研究》 ,《新闻界》2014年第15期;雷跃捷、李汇群:《媒体融合时代舆论引导方式变革的新动向——基于微信朋友圈转发“人贩子一律死刑”言论引发的舆情分析》,《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熊忠辉、程刚:《微信的传播模式及其对舆论生态的影响》,《新闻战线》2015年第3期;王玉珠:《微信舆论场:生成、特征及舆情效能》
⑤《空间封闭当习惯 微信舆论难成场》,中国新闻出版网2013-9-25
⑥熊茵、赵振宇:《微信舆情的传播特征及风险探析》,《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
⑦严玲:《微信:媒介化生存的新物种》,《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
⑧李彪、郑满宁:《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生态变化及舆情研究现状、趋势》,《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
⑨[18]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第1、18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⑩周葆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论研究:概念、议题与创新》,《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1]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喻国明等:《“个人被激活的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传播生态的重构——关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观点的延伸探讨》,《现代传播》2015年第5期
[13][26]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14]刘建明、钟纪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马骏、唐方成、郭菊娥、席酉民:《复杂网络理论在组织网络研究中的应用》,《科学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6][17]Watts,Strogatz(1998).Collective dynamics of small-world Networks. Nature,1998393: 440-442.Barabasi A L,Albert R. Emergence of Scaling in Random Networks(1999).Science,1999286(5439): 509-512.
[19]吴俊、谭跃进、邓宏钟、朱大智:《无标度网络拓扑结构非均匀性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
[20]杜海峰、李树茁、W.F Marcus、悦中山、杨绪松:《小世界网络与无标度网络的社区结构研究》,《物理学报》2007年第12期
[21]熊茵、赵振宇:《微信舆情的传播特征及风险探析》,《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
[22]曼纽尔·卡斯特、马丁·殷斯:《对话卡斯特》,第3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3]参见刘鹏飞、周亚琼、张力撰写的《2014年中国移动舆论场舆情发展报告》,网址: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5/0625/c209043-27204982.html
[24]参见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女子酒店深夜遭袭舆论汹汹,大家都在等“反转剧”吗?》,网址:http://view.inews.qq.com/a/20160406A07L1B00
[25]参见微信公众号——舆媒素:《和颐酒店事件:舆情进入“十亿量级”时代的反思》,网址:http://toutiao.com/i6270461241693569537/
张志安 束开荣/张志安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束开荣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广州大数据与公共传播研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成果,编号17000-422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