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铮铮 编译
　　【本文提要】本文旨在探讨新闻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否能称之为“危机”。本文认为，采用“危机”概念来解释多样化的技术、政治、经济、社会、职业、道德和法律环境，将错失认识未来新闻业随机应变和与众不同的机会。这也引发了有关机构如何处理其不确定性的关键问题，把危机视为单一的现象会模糊对一系列问题的认知。
　　【关键词】新闻业 危机 不确定性 话语　
　　【中图分类号】G210
　　两个世纪前，美国诗人爱默生指出，新的挑战所带来的逆境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它允许我们重新定位，并提供了重整旗鼓的契机。
　　新闻业的现状就是挑战无处不在，并且人们将挑战的概念等同于危机。“新闻业，正在逐渐被危机吞噬”，这种说法有待探究。将新闻业面临的困境解释为“危机”是否得当？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将“危机”作为一种选择来考虑，将其理解为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审视“危机”这一表达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评估被新闻学未来的悲观论调所遮蔽的因素。
　　本文认为，对于危机，当今新闻业有良好的应对机制。危机的概念风靡世界，用“危机”来解释新闻业的困境，将错失认识未来新闻业的机会。同时，这也引发了如何处理新闻业不确定性的问题。
　　
一、不确定性、现代性与危机
　　当代充满了不确定性。①不确定性的无处不在引发了人们对未来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如此一来，相关机构发现它们在面临挑战时捉襟见肘，而选择“危机”作为一个术语来形容当代挑战，有助于限制不确定性。②
　　虽然解决危机的方式有很多，但最核心的是要有解决危机的决心。事实上，克服危机源于启蒙运动——当稳定、秩序和理性成为被保护和培养的对象，任何破坏这种关系的行为都需要受到制裁。鲍曼曾说过，讨论“任何性质的危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传达不确定的感觉。其次，要传达想要干预的冲动”。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中断都需要管理，因为它破坏了社会制度的正常运作。然而，正如科泽勒克半个多世纪前所强调的，用“危机”这个词来应对不确定性是有待商榷的，在我们使用它的今天，地理和历史性质的预防机制已逐渐淡化。
　　危机提供了一个“从以前的状态到一个新的状态的转变，这是另一个不同状态的前奏，是决定性的一步”。③深入研究后会发现，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思考：对危机本身的长期忽视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为什么破坏比预防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零危机的承诺缘何如此吸引眼球？这些问题暗示着危机可能是片面的和不稳定的。
　　把危机看作单一现象模糊了人们对危机本身的一系列理解。最近的学术研究与当前变幻莫测的状况纠缠不休，而这一做法是在此种情境下针对危机的一种话语诉求。例如，彼得斯和Broersma假定，新闻业的结构基础能够折射出随之而来的挑战，比如新闻工作的数字叙事改变了其机构运作范式。④范德哈克和卡斯特认为“传媒产业的危机，不一定是新闻的危机”。亚历山大等人的研究，也涉及不确定性的影响及广泛意义上的新闻业的未来。⑤新闻业目前面临的挑战的简化模式，表现在许多方面。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是因为“危机”作为词汇术语的选择具有多重意义。它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角度并专注于战略意义和使用价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简单化”将“危机”描述为镜像现实，从而构建出一种简单的、熟悉的、战略性的方法方式。⑥危机是一种多维现象，通过对比、类比和隐喻，我们将其定义。因此，它的解决取决于“语言、沟通和话语”。⑦使用“危机”，有助于将复杂的挑战转化为可控的现象，可以被管理并最终摆脱。作为一个词汇选择，危机所引起的恐惧感比它的替代词小。
　　
二、对“危机”的回应
　　当危机被用来形容不确定性时，通常涉及时间、空间和引用方式三个方面。
　　首先，危机引入了新的时间顺序，它将时间分为“之前”与“之后”，“过去”与“未来”，危机本身标志着变化的程度。我们在思考危机时往往涉及多个时空层次。奥马利极力反对将风险和不确定性视为古板的二进制，而道格拉斯则看到了转化风险的可能性，并强调一定要站在面向未来的角度对其进行讨论。⑧相关学者认为，危机提供的是结束不确定性的可能。
　　其次，危机往往在明确和具体的空间中被观察。⑨问题的起源是可以定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因果关系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公众对新闻缺乏尊重可能会被视为与默多克小报帝国有关，对记者身体伤害的威胁可能与俄罗斯或中东的公共冲突有关。它们的共同点是试图将事件的缘起或夸大化的表现囊括入某一具体地点，这样，危机就被具化了。随之而来的确定性使得它更容易被识别、表述，然后管理其所带来的挑战。
　　第三，当现实和期望背道而驰时，人们就会引用危机的概念。同理，人们希望新闻业兴盛，但现实条件并不支持。这些相反的趋势产生迷惑，使人们质疑“哪里出问题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危机被视为问题，它扰乱了人们的稳定感。
　　总之，危机的这些方面提醒我们，危机是需要应对的，让它自生自灭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关规定要求危机发生时应启动应急预案，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往往是通过跨越正常的界限或依靠一个假设，如理性行为来度过危机。相比于新兴的社会运动，另一些活动对知名院校或机构更有吸引力，因为人们认为这类活动是未被危机污染的，因而能够提供干预措施，防止危机的蔓延或复发。例如，完善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被要求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些尝试解决的方案需要达到某种“想象的复苏”，以让我们重建在危机之前就存在的、安定的、有序的和稳定的环境。⑩
　　混乱是危机的根本。新闻业的现状极为复杂，它所引起的混乱能够产生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挑战。世界各地多样的新闻业证实，新闻能够与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进行多样的互动。这表明，什么是、什么不是危机取决于当地环境以及此环境下引发的意义结构……在一种情况下可能被认为是危机，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就不是危机。[11]
　　
三、危机中的新闻业
　　新闻业目前面临的挑战显得尤为突出。在政治上，新闻仍然受到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威胁。在经济上，旧的商业模式如同自由落体，而新的替代方案还没有找到。从道德上，丑闻和违反道德行为使得媒体公信力处于历史最低点。[12]专业上，新闻客观、独立、平衡的传统观点不再成立。技术上，数字媒体的崛起将传统新闻业的问题呈现得一览无余，它权威的叙事模式存在问题，与受众分离，不愿实现透明化，屈服于官僚主义。在这些方面，新闻业面临的挑战来势汹汹，并导致世界各地新闻末日说的拥护者预测新闻业的灭亡。
　　新闻的生存大多依赖于由不确定性简化的环境。新闻与现代性紧密相连，我们希望新闻通过全面和完整的信息去推进理性的讨论。新闻的表现要经过清晰的判断和推理，以及公民有效参与的信念来衡量。[13]在现代社会中，新闻是充满希望的文明世界的推动者。所有这一切使新闻与挑战对立。当民主不支持新闻时，新闻就无计可施。
　　新闻业原始的叙述模式已经在发展过程中简化了对于挑战的各种理解。这些挑战，常被刻画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新闻业顽强生命力的变革性转折点。[14]通过制度化讨论，新闻将自己和其他方式的公共表达或公共宣传区分开来，它持续的生命力一直是讨论的核心。在关于新闻业现状的学术讨论中运用了双关语这一叙述传统，它将挑战转化为可解决的危机，并且将新闻业的某一方面拿出来代表整体。普遍的看法是：“新闻业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在讨论来自美国人的现代想象：例如新闻业的商业模式和不公平的道德立场，这些都会在未来的新闻业中被夸大。[15]在这样的语境下，“新闻业将要终结”这一预言背后仅存的一丝理性，建立在新闻业的一部分上，而不是新闻业的全部图景上，然而这一丝理性却被用来预测新闻业整体的前景。
　　从结构上看，无论是过去将危机视为可以解决和克服的，还是现在将危机视为破坏性的、灾难性的，这些都反映出了相似的话语逻辑。二者都急切地将内在相连的有可能被控制的挑战归结为混乱。[16]话语框架将一个一定程度上有着确定性的情景，变成了从根本上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场景。从空间上看，在这些宣言还没有出现之前，事情或多或少都有些相似性，而从时间上看其相似度更高。[17]这两点都强调了同一观点：在描述当前状况时，“危机”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词汇。
　　
四、时间、空间和新闻业危机
　　尽管一些当代学者认为，新旧媒体应该以一种相辅共生的关系存在，越来越多的英美观察家认为新媒体应与旧媒体无关。但在很多地方，今天的新闻所肩负的不稳定的科技愿景，来自其它的动荡。[18]在此情况下，新媒体的崛起成为新闻学一个错综复杂的警告，让科技颇有成效地折射出新闻业潜在的问题。
　　1.时间、新闻以及危机
　　当我们重新思考其他时间点上科技变革引发的变动时，显而易见，关于数字媒体所引起的技术变化及其系列警告并不是前所未有，而是历史重演。[19]以美国为例，上个世纪有两个事件展现了相关性，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无线电与报纸的战争，以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电视的出现。这些事件大约都间隔三十多年，每一次出现了一种新的媒介，似乎都威胁到新闻业的版图，而最终都被接纳。[20]每一次都引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变革，而科技最终都取得了胜利。这些讨论的结论是，每一次变革都并未出现人们当时所预期的威胁。同理，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相似的版本，它们与美国科技变革所展现的事件雷同。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收音机新闻大战令人想起了今天的新媒体。它同样让它的爱好者感到兴奋，让旧媒体从业者和他们的观察家们感到焦虑。无线电的到来让人们对新技术产生了一种“敬畏感”。杂志将其称为一种团结的“新的社会力量”。人们期望通过多样的声音传递新闻，跨越阶级、种族和性别。
　　与此同时，许多记者都把广播看作一个玩笑。这种新媒介扰乱了通讯社和报纸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对新闻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威胁。人们将新闻播音员比为杂货店职员或者加油站服务员，新闻记者感叹他们缺乏内容、深度、培训和专业精神。著名的美国新闻事件，即 1932年绑架林德伯格婴儿事件中，广播记者被指控煽情及不专业，记者曾三次声称婴儿被“找到了”，并错误地以为保姆已经自杀，这种以现场新闻取代全面新闻的播报方式让人们开始怀疑广播记者。[21]报纸出版商提出议案批评广播“摧毁了新闻的惊喜”。当时的人们强烈反对广播，以至于通讯社拒绝向广播电台出售消息，除非其为报纸所有。在很多地区，针对广播的批评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主要抨击其结构、商业、意识形态和种族意识。
　　这些对广播看似精神分裂的反应，折射出媒介文化当中更大的问题，谁可以以及如何成为无冕之王：“利害攸关的问题是成为一名记者意味着什么？应该由谁将新闻传递给公众？新闻应以何种方式呈现？应该使用何种媒介传递？” [22]这说明广播新闻大战浮出水面时，当时的价值观念和周围的环境都在变动，威胁着“客观的新闻理念，服务大众的社会理想，资本主义的产权理想和民主的政治理想”。[23]尽管广播敲响了报纸的丧钟，二者的僵持局面仍然坚持到战争结束。换句话说，广播的优势和报纸早衰的猜想都被过分夸大了。后来平面媒体和电视的发展出现了相似的关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1963年被暗杀的新闻报道，让电视占据到新闻版图的中心位置，人们以为它的出现会取代报纸。[24]届时，“新闻在公众心目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与电视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事情并没有如预期般发展。
　　从这些相似的事件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些事件未必促进了新闻媒介的进化，但是不论事件发生前后，那些所谓不可避免的趋势都没有出现。广播和电视凭借先进科技取得了胜利，受到威胁的报媒平台也取得了胜利。在充满变革和决定性的时刻，人们所担心的旧媒介消失实际上都是夸大其词。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变革总是循序渐进的。因此，在这充满前景的科技变革的时刻，看似被边缘化的媒介低估了新闻业通过危机进行改变的能力：新闻客观性背后的支持者是否是新闻的忠实拥护者？新闻业的受众是否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人数众多？报纸的未来难道成为了一个赌注，还是说几代新闻工作者对它的持续力也存在怀疑？我们是否从未就什么是记者，什么是新闻达成一致共识？主流观点把它们看成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并非如此。
　　主流观点一直强调应把新闻面临的挑战视为 “危机”，即便这个术语并非是最有效的描述方式。与预期相反的是，危机使人们将主要社会环境理解为多维的、稳定的，而危机和环境的关系并未被真实描述出来，这使得危机的言论继续蔓延。较之于之前的情形，我们无法肯定当前的状况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于其真正的差异，我们还无法进行过早地揣测。
　　2.空间、新闻和危机
　　空间维度同样破坏了“危机”充分描述当前挑战的能力。在新闻业危机的讨论中，我们往往会忽略，不同地区的危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欧洲北部国家，如芬兰和德国的新闻业并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经历经济和专业化困境，但却面临公众信任危机；中国、俄罗斯，以及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危机感是由技术带来的。
　　这表明，新闻业面临单一危机的说法并不客观。从空间上看，许多证据证明危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事实上，新闻规范一直随着空间变化。虽然这样的空间变化往往不被纳入学术讨论，但它的缺失恰恰是当前危机讨论的特征。[25]针对“危机”的引用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目前困扰新闻业的诸多挑战，空间变化提出了更严肃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学术上对于新闻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所以对空间变化也缺乏关注。新闻在全球危机中的作用，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不愿承认危机的空间限制，也来自新闻观念的长期地理限制。英美世界平面媒体的急剧减少并未出现在印度或拉丁美洲，事实上非洲的小报正风靡一时。[26]印度的大部分受众都在享受这种信息娱乐。在中国、中东和拉丁美洲出现了公共服务的新举措。非洲新闻业出现危机时，音乐或海报艺术冲到了时代前沿，这使南半球的新闻业与众不同，完全独立于北半球通过科技来区分新旧媒体的做法。
　　技术在不同的发生地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西方以外接受新媒体的人们多次指出，新媒体具有话语的局限性。在Wasserman看来，“虽然专业记者、公民记者、消费生产者以及观众可以在世界各地进行互动，这些技术的全球普及并不意味着同质化。[27]很多言论都倾向于将危机描述为可鉴别的，可被控制的。这提升了我们两方面的认知，一是普遍公认的产生危机的条件，二是新媒体在适应过程中的合理转变。[28]关于危机本质的问题仍在，我们没有意识到远处的危机，也没有察觉到身份、能力、道德和自由的争论与危机的关系，这些争论远没有消失，只是暂时成为了背景。因此，新闻业未来的主流观点，继续植根于北半球的挑战。沃瑟·曼指出：“基于北方的情况，人们已经知晓报纸即将死亡而产生的恐慌情绪。” [29]同样，虽然技术的网络乌托邦似乎承诺人们更多的可用性和速度，但很少有人提及这种承诺在严格环境下是严重受限的。
　　虽然Babha的“跨文化”概念包含着对于网络未来所承诺的更大参与性的一定补偿，但也夸大了现存的和仍未解决的分歧。全球化的概念，虽然在最广阔的层面反映了空间维度，但也削弱甚至中立化了空间的差异。这将要求“危机”的界定更清晰化，因为它需要更多差异性，“危机”在空间维度的相似性并没有以前讨论的那么多。
　　
五、消除危机
　　新闻危机的讨论，建立在有关新闻和危机的关系三个关键的假想之上：首先，很多话语假定危机是给定的。[31]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寻找起源和原因，但很少质疑危机这一学术用语的使用。其次，很多话语揭示了危机对连接节点的依赖，而这些节点是用来支持既定的逻辑。随着技术的发展，主流话语充斥着新媒体、云、数字化和用户生成的内容等。这些术语都支持危机的技术决定论框架。但这些术语在先前的时代都并未出现，它的时空局限性并未被考虑。第三，很多话语假定新闻和危机的价值在讨论中被颠覆：现在人们不再认可曾经被视为报纸核心的客观性原则。[32]人们对于新闻的末日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也有人声称边缘地区的新闻价值没有改变。“危机”的引用，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它想要描述的情况。
　　罗伊特曼认为，从根本上讲，危机是面向未来的概念。[33]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有的关于当代新闻学的话语反映了集体想象的本质回归。在结构上，它扮演着启蒙人类进步的角色。这些是救赎的概念，因为他们保证消除现有条件下产生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有信心，未来一定比现在美好。但他们隐藏的基本事实是，不确定性是伴随我们一直存在的，不能控制和消除。
　　多种类型的危机讨论都有相似的话语逻辑：环境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讨论，更多的是关于如何控制危机本身，而不是试图发现问题的本质。纵观过去和现在，新闻业未来能够借鉴很多经验。或许我们应该放慢脚步认真思考，根据不同的情况，研究不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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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铮铮/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本文原标题为《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原载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5 (2015)，作者Barbie Zelizer系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