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月新　陈星　张明新
　　【本文提要】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媒体传播力测量指标体系，借助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重点项目“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研究”的全国性调查资料（N=1159），揭示当前我国主流媒体传播力现实状况和存在问题。分析发现，在主流媒体系统中，仅CCTV和各省卫视传播力较强，以腾讯网、新浪网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有很强的传播力。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因各地媒体现实生态而同中有异，在不同受众群体中，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
　　【关键词】主流媒体 传播力 媒体生态 测量指标
　　【中图分类号】G210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我国媒体所处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媒体的发展和应用极大丰富了信息市场，打破了传统媒体长期以来的信息垄断地位，与受众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当前，传媒业已进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竞合发展的时代。在发展模式上，媒体从单一的节目广告业态发展到新媒体、全媒体甚至跨媒体产业发展格局。①众多传统媒体正进行着商业模式转型。据《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5）》分析，2014年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态势，主要依赖于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行业，以报纸为代表的部分传统媒介产品，已处于市场生命周期的衰退期。②
　　受众在对待日益丰富的信息时，已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获得，受众角色从信息接受者到“生产型用户”。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改变着受众的新闻获取手段和渠道，曾经“早晨听广播、白天读报纸，晚上看电视”的使用习惯已被解构，由对传统媒体的时段式接触转向多媒体平台全天候选择。同时，由于媒介形态的多元化、小众化，受众的阅读习惯与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使得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体的时间呈“碎片化”特征。
　　作为结果，诸多依托于新媒体技术的渠道，吸引了受众大部分的注意力，用户大量分流，传统媒体的渠道控制力日渐式微。近年来，许多调研数据揭示了此种趋势。DCCI网络数据中心的报告显示，2011年，4000万人表示不再看电视， 65%以上的年轻人已不看电视。③2015年5月发布的《2014年受众媒介接触习惯调查报告》更指出，相较于2013年，2014年受众的媒体接触习惯有重要变化：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攫取传统媒体接触份额的主要原因，受众对纸质报纸的接触率持续下滑，电子化阅读逐步增加，电视媒体的到达率下降，唯一的例外是广播，其日到达率相比2013年增长2.1%。④
　　由此可见，在多重转型背景下，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受众正逐渐流失，新媒体的覆盖面和到达率却不断上升。基于此，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重点项目“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研究”课题组从我国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现状调查入手，对我国东、中、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广东、湖北和贵州）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以期准确研判和把握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三力”的现实状况，了解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可能根源，为后续对策研究提供经验基础。
　　
一、媒体传播力的涵义、指标与测量
　　（一）传播力的涵义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概念，“传播力”受到业界、学界和管理部门的重视，起始于2013年。当年1月4日，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提高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此后，在官方文件中，传播力的提法频频出现，与“公信力”“影响力”并列。2014年8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2016年2月19日，习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要“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可见，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是党和国家最高层关注的重大现实课题。
　　新闻传播学界对传播力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十多年前。2003年，刘建明将媒体传播力的概念定义为：“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包括媒介的规模、素质，传播的信息量、速度、覆盖率及影响效果。” ⑤可见，此定义强调基于媒体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的“效果”。刘先根等也提出，传播力是媒体获取、采集、加工、整理、制作、发布信息与发表思想观点及产生效果的能力。⑥许多学者则强调媒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如朱春阳认为，传播力就是媒介实现社会价值共享的能力；⑦再如，美国学者威廉姆斯认为：“传播力是指传播者和受众成功地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能力。” ⑧
　　与将媒体视为传播力的主体不同，另一些相关研究，则重视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甚至一个地区、国家或社会的传播力。⑨近些年来，关乎中华文化和中国国际传播力的话题，引起了国家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⑩由于传播主体的差异，关于传播力的探讨，呈现出色彩缤纷的面貌。
　　针对这些纷争的定义和观点，有学者从大众媒体和社会组织两个源头进行分析，将各种传播力定义、归纳为“能力说”、“力量说”、“效果说”和“综合说”四类，并提出，媒体传播力是一种影响社会和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能力。[11]强月新等在综合前人研究基础上，认为媒体传播力是一种涉及媒体本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体现为由媒体发现新闻事件、对新闻事件组织力量进行有效报道的能力和水平；媒体这种对新闻事件进行建构和传播的能力，主要与其机构效能、内容品质和渠道畅通度有关，其直接表征是传播效果的强弱，并构成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基础。[12]综上可知，媒体的传播力在本质上是媒体采集、编码和传播新闻事件的能力，涉及到机构、内容和渠道；但由于受众是信息的使用者，传播力因此能从媒体的另一端，即受众的角度来进行考量或观察，也就是说，可从传播效果层面判定媒体传播力的强弱。
　　（二）传播力的指标与测量
　　学界对媒体传播力的内涵进行学理研究的同时，亦开始关注其指标构成和测量方法。只有将传播力这一抽象的学理概念转化为可具体观测的客观指标，才能通过基于不同样本、时点、地区和层级的实证性测量，帮助我们判定主流媒体传播力的现实状况究竟如何，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发现改善现状、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契机所在。
　　研究者对一个概念的操作化测量方式，从根本上受其对此概念内涵理解的影响。比如，孟国凤等认为，传播力作为媒体实现传播行为的能力衡量标准，可将“受众人群的多寡、知晓的程度、接受的层次”视为媒体传播力的指标。[13]同样持有传播力“效果观”的刘先根指出，媒体传播力由传播的信息量（强度），传播速度、深度、广度与精度，有效阅读率（目标受众率）、有效覆盖率（有效发行）及影响效果等多项衡量指标体现出来。[14]遗憾的是，上述两个研究，并未在经验层面将这种思路进一步展开和进行实证性探讨。
　　再如，张春华基于对媒体传播力作为“一种到达受众、影响社会、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能力”的理解，认为媒体传播力包括6个影响因子：广度因子（覆盖率）、深度因子（接受度）、强度因子（核心传播力）、精度因子（社会认同）、技术因子、政策因子，具体可采用加权平均算法对“传播力指数”（Media Communication Capacity IndexMCCI）进行量化和测算；研究者认为，MCCI 的值越大，表示现有传播方略的传播效果较好。[15]不过，鉴于研究条件的制约，该评估模型能否应用于实践，还具有不确定性。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近年来有研究者注意到微信公众平台的传播力问题。沈阳的研究团队从微信传播特性出发，建立“微信传播指数（WCI）”指标体系，采用8个指标，包括总阅读数、平均阅读数、总点赞数、发布文章数、最高阅读数、最高点赞数、平均点赞数、点赞率。[16]此种操作思路，无疑是从效果角度（即用户行为）来理解传播力概念。李明德等将传播力的构成概括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三个方面，并选取账号设计、消息回复性能、推送服务质量，信息质量、信息形式，账号订阅户数（粉丝数）、传播度（阅读数）、认可度（点赞数）三组共8个指标来衡量陕西媒体的微信公众号。[17]以上研究在实证方面的推进固然可贵，但其研究对象是微信公众平台，所建构的传播力模型并不能应用于一般性媒体，尤其是传统的主流媒体。
　　由上述文献回顾可知，当前学界关于媒体传播力构成指标和测量方式，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未达成共识。学界普遍将媒体传播力视为一种信息生产和扩散的能力，但在客观上可从效果或受众/用户的角度观察到——其逻辑在于，既然一家媒体的传播力很强，那么，受众/用户应该乐于接触和使用。循此思路，本文对媒体传播力的现实考察，主要通过测量受众对媒体的接触程度来进行。
　　具体来说，受众对媒体的接触程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指标，其一是接触的广度，即接触频率的高低；其二是接触深度，即单次接触时间的多寡。这种对媒体传播力进行操作化的方式，简便易行，能够普遍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媒体渠道或平台。通过将受众接触某家媒体的频率和单次接触时间相乘，得到该媒体在特定受众个体上的传播力数值，数值越大，则该媒体在受众个体上的传播力越强，反之越弱；将接受调查的所有被访者个体层面的传播力数值取算数平均值，则得到该媒体的总平均传播力值。
　　在测量方式上，我们在调查中向被访者询问如下两个问题。①“下面列举了许多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站，当您平时需要获取新闻时，您会看这些报纸或电视吗？”该题答案的选择项包括7个：“从不看/听/上”、“1个月1次或更少”、“2~3周1次”、“约1周1次”、“1周2~3次”、“1周4~5次”、“每天约1次或多次”，分别被赋值为0~6。②“还是上述各种媒体，上次您通过它们收看、阅读或收听新闻时，大概用了多长时间？”，选择项包括5个层级：“几乎不看/听/上”、“5分钟及以下”、“6~10分钟”、“11~20分钟”、“20分钟以上”，分别被赋值为0~4。将这两个题目的答案相乘，可知在本调查中，传播力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4。
　　假如被访者甲针对调查中关注的某家媒体，在第一和第二个问题上的选项分别是“1个月1次或更少”和“6~10分钟”，分别对应数字1和2，可知该媒体在个体甲处的传播力值为2；作为比较，如被访者乙的选项分别是“每天约1次或多次”、“11~20分钟”（对应6、3），则该媒体在乙处的传播力值为18。
　　
二、调查的过程与样本状况
　　本调查选择在广东、湖北、贵州进行。选择在这三地展开调查，是基于地理方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多重考虑。在地理位置上，三省分别位于我国东、中和西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上，2013年粤鄂贵三省GDP总额分别为6.23万亿、2.47万亿、0.8万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1、第9和第26位，能代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方阵；在人口规模上，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三省人口分别为1.043亿、5724万、3475万，亦能代表我国人口密度不同的地区。因此，选择粤、鄂、贵三省进行调查，能从各方面表征全国各地的基本面貌。
　　调查于2015年1月开始，至2015年4月结束。抽样方式为配额抽样。具体方法为，通过定向委托和招募，在三地分别确定并培训15~20名来自各行业的调查员，要求其按照本调查的规定实施调查。配额方案的规定如下：在性别方面的配额为1：1；按受访者的户口所在地，规定广东省城乡比例为7：3，湖北省1：1，贵州省3：7。所有调查员在满足配额方案的原则下，就近接触潜在被访者，当场完成访问并回收问卷。每位调查员平均完成20~30份问卷。
　　在每个省份发放450份问卷，共计1350份；最终回收1183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1159份（广东省N= 393，湖北省N= 392，贵州省N= 374），有效问卷占比85.9%。在样本总体中，男女被访者分别占比46.7%、50.6%（其余2.7%未知）；年龄方面，18~25岁者占38.1%，26~35岁者占15.6%，36~45岁者占25.4%，46及以上岁者占19.0%（其余1.9%未知）。学历方面，初中及以下、中专/高中/技校、大专/大学肄业/本科学生、本科毕业及以上这四个受教育层次的被访者分别为20.7%、14.8%、36.6%、25.7%（其余2.2%未知）。被访者的家庭收入状况为：月收入处于1000元以下、1001~3000、3001~5000、5001~8000、8001~10000、10001~15000、15001~20000、20000元以上的比例，依次是7.2%、22.0%、24.6%、19.8%、9.2%、6.6%、4.1%、2.1%（其余4.4%未知）。[18]由以上数据可见，抽样结果比较理想，能代表相当广泛的社会群体。
　　本调查的重点是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关于主流媒体，学界业界已有相当共识，即以严肃新闻为主要报道内容，具有专业理念和文化自觉精神，着力弘扬主流价值观，在竞争区域内处重要地位并占较大广告市场份额，在社会发展中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媒体。照此标准，我们在中央级主流媒体中选择CCTV、《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CNR）共3家来考察；在粤鄂贵三省，分别选择当地省级党委机关报、省卫视、省人民广播电台，共9家媒体。因此，本调查关注的主流媒体包括中央和省级两个层次，共12家（表1 表1见本期第20页）。
　　为了解当前媒体系统的整体情形，本调查同时将有影响力的市场化报纸和网络媒体纳入考察范围。对于传统的市场化媒体，在三省选择当地最具影响力的都市报；对于网络媒体，选择腾讯网、新浪网、凤凰网及各省区域门户网站进行考察。因此，作为参照的媒体共有9家。需要指出的是，在本调查中，所有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和广播）不仅包括其传统的传播介质形态，亦包括其所拥有的网络版、官方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等各种渠道或平台。
　　
三、分析结果
　　（一）主流媒体传播力现状及与其他媒体的比较分析
　　前已述及，本调查将媒体传播力操作化为受众接触媒体的频率和单次接触时间的乘积。先看被访者对各媒体的接触频率。如表2所示，在被考察的12家主流媒体中，被访者对其中4家的接触频率不容乐观。至少有一半被访者表示，从来不看/听/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CNR）、《湖北日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另外，以较高频率接触各主流媒体的被访者比例并不高；仅有3家主流媒体，20%或更多的被访者表示，一周的接触频率达到4次或以上（即两天之内会看/听/上1次）。
　　被考察的三家都市报，情形也不容乐观。几乎一半的被访者表示从不看《南方都市报》，超过四成表示从不看《贵州都市报》，三成半从不看《楚天都市报》。另外，高频（两天1次或更多）接触这三家报纸的被访者比例，除《楚天都市报》达到10%，其余两报仅为5~7%。而三家知名门户网站，情形完全不同。从不上腾讯网和新浪网的被访者，分别为17.8%、24.6%，远低于绝大数主流媒体；“从不上”凤凰网的被访者为35.8%。同时，至少有20%的被访者表示，一周浏览这三家网站的频率达到4次或以上，更有超4成被访者表示上腾讯网达到此频率。对于另外三家区域门户网站在各区域范围内，分别有59.1%、60.8%的被访者表示从不上大粤网及大黔网，但有两成被访者表示一周访问大楚网的频率达到4次或以上。
　　再看被访者单次接触各媒体的时间长短。表3显示，在12家主流媒体和3家都市报中，不考虑接触频率的情况下，只有CCTV、广东卫视、贵州卫视3家媒体，20%或更多被访者表示其每次接触的时间超过20分钟；仍是这3家媒体，30%或更多的被访者表示每次接触时间超过10分钟。至于门户网站，被访者接触的时间明显更多。接近一半的被访者表示每次登录腾讯网的时间都超过10分钟，每次登录超过20分钟的被访者则接近三成。被访者对新浪网的接触时间长度，稍少于腾讯网；至于凤凰网和大楚网，单次接触时间相对较少，但却高于多数主流媒体。
　　将被访者的媒体接触频率和时间分别赋值，然后再相乘，得到各媒体的传播力指数。如（图1　图1见本期第23页）所示，在12家主流媒体和9家参照媒体中，传播力最高的是腾讯网和CCTV，两者处于第一方阵（达到或接近传播力极限值的40%）。其次是新浪网、贵州卫视和广东卫视，三家媒体位于第二方阵（处于传播力极限值的25~39%）。再次是大楚网、凤凰网和《楚天都市报》，为第三方阵（15~24%）。其余媒体，则处于传播力相对较弱或很弱的状态（15%以下）。
　　（二）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传播力的三地比较分析
　　以上揭示了整体情形，还不能展现三地各自的面貌，有必要针对各地做进一步考察。分析中我们将3家中央主流媒体和3家知名商业门户网站编为一组，将各地党委机关报、卫视、电台、都市报和区域门户网站编为一组，进行对比性研究。
　　关于第一组的分析，主要有三点发现：其一，腾讯网和CCTV是三地传播力最高的媒体，新浪网和凤凰网其次，再次是人民日报和CNR。其二，除了新浪网和凤凰网，其余四家媒体在三地传播力相差不大。这两家门户网站在湖北传播力更强，可能是因为武汉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知识群体和青年学生数量庞大，使得他们更多接触新浪网和凤凰网。其三，《人民日报》、CNR和CCTV三家中央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贵州要相对略高；三家知名门户网站的传播力则在湖北相对较高（图2　图2见本期第23页）。
　　关于第二组，主要发现如下两点：其一，省级卫视传播力相对较强，其余各媒体的传播力则稍弱。其二，在广东和贵州，卫视传播力一家独大，另四类媒体传播力明显弱势；在湖北，区域门户网站和都市报传播力较强，另三类媒体传播力相对逊色（图3　图3见本期第23页）。可能原因是，近年来广东卫视和贵州卫视表现不俗，吸引本地公众的关注；而湖北卫视虽从2012年起全新改版，节目品质和收视率皆有提升，但可能因新浪网、凤凰网、大楚网及《楚天都市报》分流不少受众，其传播力相对较低。
　　（三）不同受众群体中主流媒体传播力的比较分析
　　不同受众群体的媒体使用习惯存在差异，有必要从受众特征角度细致考察媒体传播力。下文将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作为特征变量，分析各媒体在不同受众群体中的传播力。
　　如（图4　图4见本期第24页）所示，除腾讯网和新浪网两家门户网站，其余9类/家媒体在男性受众中的传播力更高，尤其体现在CCTV、凤凰网、省级党委机关报和省卫视这四家/类媒体上。这可能因为女性更偏爱通过网络来接收信息、购物和人际沟通，而男性则偏爱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来获取新闻信息、娱乐等。
　　不同年龄的被访者群体中，各主要媒体的传播力表现差别非常明显。以CCTV和腾讯网为例，如（图5　图5见本期第24页）所示，年龄越小的被访者，CCTV的传播力越弱，而腾讯网的传播力越强。新浪网传播力的主要特征是：在年龄较低的被访者中，传播力更强一些。至于凤凰网，在中青年群体中传播力更强，这可能与该媒体注重提供深度资讯的定位有关。
　　被考察的5类省级媒体中，卫视传播力在整体上稍强一些，但在不同年龄被访者中，其差异很大——年龄越小的被访者，省级卫视的传播力越弱，这与CCTV传播力随年龄的分布规律相似。都市报和省委机关报的传播力与年龄的关系，也与此基本类同。
　　在教育程度方面，如（图7图8　图7图8见本期第24页）所示，相对明显的是，CCTV和省卫视这两家/类传播力较强的传统媒体，被访者学历越高，其传播力越弱；而腾讯网、新浪网和凤凰网，被访者学历越高，其传播力则越强。至于其他各家/类媒体，除区域门户网站外，各媒体在中等教育程度（中专/高中/技校等）被访者群体中传播力稍强，而在学历较低和较高群体中，其传播力则稍弱。
　　（图9图10　图9图10见本期第24页）展现出各家/类媒体传播力随被访者经济状况的分布状态。基本规律是：其一，在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群体中，CCTV和省卫视传播力更强；其二，在经济状况处于中间水平的被访群体中，腾讯网、新浪网、区域门户网站和凤凰网的传播力更强；其三，在经济状况最高的群体中，各地都市报和党委机关报的传播力稍强一些。
　　
四、结论与探讨
　　当前，媒体所处的环境发生重大变革，尤其是受众的媒体接触和使用习惯，正在被信息传播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应用所塑造。近年来，国家领导人频频强调增强主流媒体的“三力”问题。传播力作为一个能见度很高的政策和实践话语，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研究”课题组在广东、湖北和贵州三省采集的第一手问卷调查数据，力图把握现状，发现问题。本文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在主流媒体系统中，仅有CCTV和各省卫视的传播力较强。就各主流媒体传播力的绝对表现而言，在三家中央级主流媒体《人民日报》、CCTV和CNR，以及各省级主流媒体（省党委机关报、省卫视、省广播电台）中，CCTV的传播力可谓“一枝独秀”，其后是各省卫视。其余各主流媒体的传播力，除个别表现相对突出外，包括《人民日报》、各省级党委机关报等在内，基本处于相对或非常弱势的境地。
　　第二，以腾讯网、新浪网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拥有很强的传播力。腾讯网的传播力已超越CCTV，成为我国媒体丛林中名副其实的“王者”——至少从传播力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以新浪网为代表的一批知名门户网站，其传播力已超过省级卫视；诸如凤凰网一类专注于深度资讯的门户网站，也已拥有接近甚至超越各省区域门户网站或知名都市报的传播力。这些结论是否反映现实状况，以及如何进一步分析其中的缘由或机制，值得保持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第三，各地主流媒体传播力的格局，因当地媒体现实生态而同中有异。在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先后之别、人口规模与结构不同的地区，即便媒体生态各异，但腾讯网和CCTV作为传播力第一方阵、新浪网和省卫视作为第二方阵的基本格局不变。在广东和贵州，省级卫视传播力表现强劲；但在湖北，由于该省卫视的表现相对较弱，新浪网、凤凰网，以及当地都市报和区域门户网站则可能填补了主流媒体传播力的空缺。
　　第四，在不同受众群体中，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主流媒体在男性中传播力更强，但以腾讯网和新浪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女性受众中的传播力更强。在年龄、学历和经济水平方面，CCTV和省级卫视，在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经济水平较低的被访者中，传播力越强；以腾讯网、新浪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年龄较低、学历较高、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被访者中，传播力越强。因此，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要充分考虑不同受众群体的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新闻传播实践工作中，不论是对内“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还是对外“增强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确保主流媒体的传播力无疑是先决条件。本文的工作，是在梳理既有媒体传播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应的测量指标体系，并借助于全国性调查数据，初步揭示当前主流媒体传播力的现实状况，发现其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研究”课题组将深入挖掘已有的调查数据，并结合其他更丰富的资料展开进一步研究，全面揭示我国主流媒体“三力”的现实状况和问题所在，以期启发管理部门和从业者的思维，切实提升媒体的“三力”和舆论引导水平。■
　　
注释：
①张惠建：《南方传媒转型及应对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6期
②崔保国、何丹嵋：《2015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网，上网时间：2015年6月15日，网址：http://www.cssn.cn/xwcbx/xwcbx_gcsy/201506/t20150616_2036291.shtml.
③郭全中：《传统媒体转型的误区研究》，《编辑之友》2013年第1期
④沈颖：《2014年受众媒介接触习惯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网，上网时间：2015年7月3日，网址：http://www.cssn.cn/xwcbx/xwcbx_cbx/201507/t20150707_2068056_1.shtml.
⑤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第37页，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13]刘先根、屈金轶：《论省会城市党报传播力的提升》，《新闻战线》2007年第9期
⑦朱春阳：《传播力:传媒价值竞争回归的原点》，《传媒》2006年第8期
⑧[美]Graham Williamson .Communication Capacity[J/OL].2011.http://www.speech-therapy-information-and-resources.com.
⑨比如：邵培仁、廖卫民：《文化传播力:解读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全景图——对2006年以来中央媒体的一种实证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⑩盖翠杰、杨上元：《提高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研究》，《理论学刊》2013年第 9 期；吴瑛：《让物质文化先走出去——基于对海外孔子学院的调查》，《对外传播》2010年第9期；问题、刘国轶：《运用新媒体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的有效性》，《现代传播》2012年第12期
[11]张春华：《传播力:一个概念的界定与解析》，《求索》2011年第11期；强月新、刘莲莲：《对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关系的思考》，《新闻战线》2015年第5期
[12]孟国凤、乌桂生：《论地方广播媒体传播力的实现与拓展》，《中国广播》2009年第7期
[14]张春华：《“传播力”评估模型的构建及其测算》，《新闻世界》2013年第9期
[15]清华大学新闻研究中心：《2014 政务新媒体传播力报告》，腾讯城市上网时间：2014-11-26，网址：http://city.qq.com/a/20141126/117181.htm.
[16]李明德、高茹：《媒体微信公众号传播力评价研究——基于20个陕西媒体微信公众号的考察》，《情报杂志》2015年第7期
[17]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广东省男女比例为52.1 : 47.9，湖北省为51.4 : 48.6，贵州省为51.7 : 48.3；广东省城乡居民比例为66.2 : 33.8，湖北省51.8 : 48.2，贵州33.8 : 67.2。
[18]为分析便利，下文中我们将被访者的家庭月收入分为五个类别：最低层、中低层、中层、中高层和最高层。在广东和湖北两省，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者被视为最低层，月收入在3001~5000元为中低层，5001~8000元为中层，8001~15000元为中高层，15000元以上为最高层；在贵州省，家庭月收入1000元以下者为最低层、1001~3000元为中低层，3001~5000元为中层，5001~8000元为中高层，8000元以上者为最高层。经二次编码后，在样本总体中，按照家庭月收入，29.2%的被访者处于最低层，24.6%为中低层，19.8%为中层，15.9%为中高层，6.2%为最高层，其余4.3%未知。
[19]表中所有区域性媒体，包括三省的省级党委机关报、省级卫视、省人民广播电台、省级都市报、区域门户网站，共15家，被访者数量与相应省份的样本量一致；三家中央级媒体和三家商业门户网站，即CCTV、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腾讯网、新浪网、凤凰网，被访者数量是三省样本量之和（1159）。
　　
强月新　陈星　张明新/强月新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星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明新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重点项目“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14AXW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