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冯彬　于晴
　　2015年，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直面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享有史无前例的机会。传统媒体可能深感寒风萧瑟，融合媒体可能觉得时不我待，而更新一批新媒体可能会感慨春天正在到来。此消彼长，优胜劣汰，变动剧烈。新闻不死，只不过换一种生存方式；宣传有常，依然以赢得民心为旨归。
　　2015年12月26日至27日，“第8届中国新闻学年会：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学创新”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媒体单位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会。会议围绕“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转型”、“‘部校共建’实践探索”三大主题，就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学创新展开讨论。
　　
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学创新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童兵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学术界、高校的工作者要充分认识新媒体技术及其产品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创新影响重大，另一方面使得人们的认知简单化、符号化、碎片化，人的思维批判性和创新能力被削减。新闻传播学研究应该结合中国的情况对新媒体的功能以及今后走势做全面的调查、研究、分析、判断，而不是一味地追逐新媒体技术，也不要笼统说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同时他认为，当前在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要注重推动“东学西渐”，充分认识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优势并拓展和深化学科体系建设，在内容、道路、风格上应该形成自己的学派。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尹明华教授认为，今天不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对新媒体的认知尚不完整，新媒体主要被当作技术手段，应该全面认识到新媒体作为一种大格局和整体思维方式的特性，并用其审视和变革我们今天的新闻业和新闻教学。
　　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话语不是排他的、自闭的，它是立足中国，同时也是开放的。其建构需要立足国情，全面总结经验和理论成果；面向新闻事件，正确回答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中重大的实践与理论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做指导，科学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运用国际视野，积极吸纳国外新闻传播的科学理念和有效经验四个维度着手。
　　国外传媒集团引领着新媒体转型的探索之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原创刊总编辑张力奋以《金融时报》的新媒体转型为例，认为FT有价值的高质量的内容是其转型的前提，而对用户的精准定位是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他特别强调，如果新闻的实践、转型不能为社会、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公共品，那么这样的转型、探索，它的价值又在哪里？技术的发展尽管很重要但只是一部分，技术必须要以人文价值为依托。
　　近两年上海报业集团在报业调整融合发展、产业布局方面的探索引人瞩目，上海报业集团王伟副社长据此指出，新闻学的研究应该聚焦未来，注重趋势的研判，并且特别要关注技术进步以及新的传播方式，对未来媒体传播、传媒业运作革命性的影响。
　　
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教育发展
　　新旧媒体之争不仅是传媒业发展所需面对的问题，亦是新闻传播教育关注的焦点，清华大学崔保国教授就此提出，新闻学不应纠结于新媒体和旧媒体。传播学是研究人和媒体、社会、世界的关系的，在它们的互动当中产生传播的学问。但是研究人、社会都不是传播学的专长，因此媒体学应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
　　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建设好适应新媒体传播发展需要的师资队伍，以及发挥综合性大学的特色或优势，是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当前亟需解决的两大难题，亦是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关键。
　　随着媒介的发展变化，新闻传播学教育需有所调整，如何继承传统和创新变革是新闻传播学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浙江大学韦路教授从具体的教学角度出发，认为新闻学教授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教什么、谁来教、怎么教三个主要问题。如何平衡好新媒体技术对课程设置的影响，技术类、艺术设计类等偏应用型课程比例，都是需要新闻学界和业界间交流合作的话题。
　　河北大学韩立新教授则认为，国内高校过于单一的新闻学教学模式限制了高校的创造性发展，理应在体制、观念上鼓励各学校进行特色化探索。就高校新闻学科模式同质化现象，苏州大学陈龙教授也认为，知识结构已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体系尚未紧跟变化，部分教材使用了十几年，没有大幅度的修订或更新，国内高校新闻学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大同小异的现象严重，缺乏多元化，跟十年前的课程培养体系相比亦没有太大的变化。
　　天津师范大学孙瑞祥教授则强调了互联网时代下新闻传播教育的变与不变：传播技术在变，新闻传播教育的双重属性没有变；新闻生态格局在变，新闻人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理想内涵没有变；新闻业务流程在变，但新闻价值没有变。因此在求变的同时，亦还要坚守。
　　上海财经大学林晖教授指出，高等院校难以追逐技术发展的步伐，但三个能力，即沟通能力、写作能力、判断能力却是高校教学中永恒不变的核心，也是技术层面无法解决的部分。新闻传播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融合和开放，新闻传播学者亦要有这样的胸怀去看待整个学科的发展。
　　上海大学郑涵教授指出，当前我国的新闻教育理论与实践有所脱节，缺乏专业性的教学平台，在课程设置上也未能体现出进阶性的难度增长。而囿于高校考核制度，业界的人才应以怎么样的标准进行合理的考核，是将来新闻传播院校解决业界人才进入高校所需面对的问题。
　　
危机与突破：新闻学理论创新
　　围绕着当前中国新闻学所面临的危机，复旦大学张涛甫教授强调，新闻学面临着三大压力：如何提炼业界经验融入新闻教育中；如何将理论研究去意识形态化，作为客观问题或科学来加以对待研究；如何更为理性地看待西方理论。
　　重庆大学董天策教授指出，从整个新闻学科来说，新闻理论的创新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格局，如何调整理论概念、体系及框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当年布莱耶为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所设计的新闻学和社会、人文学科并重的课程模式，为国内院校课程设置提供了参考学习的模板。
　　就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创新，湖南师范大学肖燕雄教授认为，需紧扣中国的实际，放在辩证新闻的框架之中，即要重视中国新闻人的新闻观念梳理，同时也要加强新中国的新闻实践、新闻探索的研究。
　　四川大学吴建教授认为，新闻学理论的基础是史的问题，但是当前国内的学术期刊对史学的研究缺少足够重视，新闻史、传播史的研究成果刊登难度大。史的基础不稳固，理论的建构就会飘摇。
　　南京师范大学骆正林教授以自身的新闻理论教学为例，认为在当下，新闻越来越像产品，越来越市场化。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新闻更多地实现盈利，追逐利润，但在新闻学的课堂中，传统新闻理论坚守的新闻精神应该怎样传输给新闻学子，探索新闻理论学中的人文精神是其遇到的困惑和难点。
　　针对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科内呈现出的危机意识，上海大学陶建杰副教授却认为，新闻专业培养的核心竞争力仍旧是内容生产的能力。如果在内容层面站住脚，无论怎么变，只要有核心的培养新闻学人才的制度和方法，本专业培养前景还将光明。
　　安徽大学刘勇副教授提出，新闻学子在课堂中所学的知识在新闻实践中被彻底地颠覆解构，这正是当前的新闻理论教学所面临的缺乏对现实解释力的一个困境。为此，他认为新闻理论的建构需在中层理论层面有所突破，既超越抽象的综合性理论，又超越经验性命题，才能使社会理论实用化。
　　
涵育与重塑：新闻传播理论构建
　　以如何处理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研究与中国传播理论建设关系的问题为主题，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提出，西方传播学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学界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之进行深入鉴别和分析，在理性了解的基础上借鉴其合理之处，批判其弊端。
　　“我们不培养新闻记者，我们训练的是新闻精神”。明尼苏达大学彭增军教授以明尼苏达大学为例，介绍了美国在媒介融合概念提出后，新闻教育层面所坚持的理念：始终坚信新闻是一种公共服务；不同于哲学等学科，新闻是一门职业化的学科；按照业界的划分设置学科内部的专业；要有一套完善的理论和伦理。
　　上海大学郝一民教授指出，以往的新闻价值观研究都是围绕新闻价值要素，或者新闻作用展开，未上升至“世界观、人生观”哲学层面观照。他认为，应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梳理出一套成体系的新闻价值观，而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的“公共性”等概念，值得参考借鉴。
　　没有一个媒体会消亡，同济大学王冬冬教授认为，网络社会的媒介融合传播路径决定了各类媒体会轮流坐庄，不同话题会使不同媒介平台成为核心，整个核心节点将呈现一种流动性；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内容形态从风格系统上看没有出现质的改变。以往的写作经验是有效的，新条件可以带来新机遇。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张爱凤教授结合学院经验，指出当前新闻环境中主要存在“三重三轻”：重科研轻教学；重理论研究，轻实践研究；重融合、全面，轻个性、核心竞争力培养。
　　
坚守与转型：新媒体挑战与传媒业突围
　　传媒业在巨变，传播技术在发展，在这样一个时代下，暨南大学曾建雄教授强调“变”与“不变”：新闻学界要紧跟业态的“变”，学习最新传媒技术；同时紧抓“不变”，即新闻人的社会责任、良知、人文底蕴，这都将呈现在报道之中。
　　同样，强调“变”和“不变”的还有厦门大学叶虎副教授，他认为在新闻人才培养中，“不变”的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不能片面追求新闻教育的技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与创造性思考的能力；而“变”则是对传统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实行跨学科教学，确立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打造适应媒体融合时代的师资队伍；整合资源，软硬件设备升级。
　　上海理工大学夏德元教授认为传播媒介和象征系统掌控能力的差异，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互联网时代，传播已然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形式，整个社会时时刻刻存在于各种传递与传播之中，人人皆为传播者，这就拉开了民众平等传播的序幕，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传播主体的回归提供了挑战。
　　厦门大学朱至刚副教授则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历来有一种自信，这不仅来自学科的理论，更是出于知识良知的考量，敢于直言媒体的乱象，以可行的理论体系为业界纠错。而当前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面对媒体时缺少了这份必要的勇气。■
　　
胡冯彬　于晴/胡冯彬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于晴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