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果
　　上海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郝雨教授的《中国媒介批评学》，这本近四十万字的皇皇巨著凝聚了作者近年来的心血。在这本书中，作者透露了他的野心，要尝试建构中国媒介批评学。
　　要建立一门学科，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郝雨教授也深知其难。他在前言里提到，2010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的“全球传播，本土视野”的中国传播学论坛上，陈力丹教授的主题发言《当前新闻传播学的若干热点问题》便给了他当头一棒，因为在那个主题发言上，陈力丹教授认为媒介批评不能够成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前一年，郝雨教授刚以“中国化媒介批评学体系原创研究”为题申请到了教育部项目，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开展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研究。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建立最初都可能遭遇被质疑的困境，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许多人文学科都是由胡适、黄人等人草创起来，原来这些学科在中国也是没有的。因此，我倒认为陈力丹老师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一门学科或一个方向的建立是否可能，关键还要看这门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近代以来，以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和网络为主的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已经是每个人都能真切感受到的，人们对于媒体上的新闻事件、娱乐报道越来越关注，媒介批评由此逐渐兴盛起来。媒介批评不同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也不同于实际的新闻报道，而是董天策教授所说的“一种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一方面，媒介批评是对鲜活的媒介现实进行学理性的审视，剖析、判断、评价其利弊得失，为业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帮助业界弘扬优势，正视问题，修正错误，从而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媒介批评所发现的问题，所进行的分析，所阐明的学理，所提出的对策，又可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添砖加瓦，或储备素材，或增添新说，或完善旧说，或更新观念，从而推进新闻传播学的不断深化乃至重构”。①由此可见，开展媒介批评不仅对媒介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能促进相关的媒介理论研究。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传媒史上，许多传媒学者都可以说是杰出的媒介批评家，例如麦克卢汉、英尼斯、莱文森、李普曼、波兹曼，包括雷蒙·威廉斯等人，他们的许多关于媒体的论述，经常都是带有印象式、随感式的“批评式话语”，而非严格的学术论述，但是麦克卢汉等人关于媒介的批评式话语在新闻传播史上却有着重要地位。在我国，正如郝雨教授在书中所指出的，随着媒体本身以及媒体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媒介批评在近年来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刘建明教授出版了《媒介批评通论》、陈龙教授出版了《媒介批评论》，不仅如此，北京师范大学媒体策划与文化研究中心的蒋原伦教授、张柠教授还主编了《媒介批评》刊物。媒介批评学逐渐成为一门颇受人关注的“显学”。因此，郝雨教授显然不必为能否独立建设一套“媒介批评学”而担忧。
　　不过，郝雨教授的雄心是要尝试建立“中国媒介批评学”。在他看来，我国当下的媒介批评一个令人不太满意的现状是，许多学者是“拿来主义”者——直接将西方的批评理论套用到实际的批评活动中。“以往的媒介批评理论，与当下的媒介批评实践严重脱节，尤其是大量引进的西方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在近年来我国媒介批评领域中，很少能够被直接运用到实际的批评文章和批评活动当中，比如许多教材和专著中都要谈到的‘符号学批评方法’、‘叙事学批评方法’、‘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政治经济学批评方法’、‘解构主义批评方法’等。一方面，这些方法大都是西方批评家根据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媒介实际而创立的，更适宜于西方自身的媒体语境，我们只能有选择性地借鉴；另一方面，这些批评方法很多都一再被重复使用，包括不同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中的大量采用，而任何思想方法也好，话语方式也好，同质化的单一重复，必然缺乏效果上的创造性收益。” ②对于这样的媒介批评现状，作者显然是不满意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引入“印象式批评”、“评点式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根植于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文化的批评方法。
　　在《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第二章中，郝雨教授返回到中国文化历史深处，从《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说文解字》《文心雕龙》《典论》《文赋》《诗品》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章中发掘中国媒介批评的古典源头；并从《每周评论》《新潮》《现代评论》等发掘中国媒介批评的现代源头。在第四章中，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征——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立足伦理秩序的德性思维、重直觉体悟的“象”思维、面向现实的“形而中学”思维、和而不同的批判思维。这些“中国的智慧思维”在他看来完全可以引入和结合到现代媒介批评学的领域之中，促成具有中国原创特色的媒介批评话语的建立：“要真正科学化地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媒介批评学体系，就必须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智慧之源泉。” ③
　　媒介批评自然不是对媒介作品的简单评价，郝雨教授认为，媒介批评必须超越“一般性的眼光”，通过对作品的深入解读把握“一种更有利的精神走向”，郝雨教授指出，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特征在于重视“人”，由此，郝雨教授将“人文精神”视为中国媒介批评的终极目标：“媒介批评的更重要的责任，还是对于新闻传媒贯彻和体现人文精神状况的理性化追问。一方面要从新闻作品的特殊解读入手，考察整个新闻传播内涵的人文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直接关注和监控各个媒体机构和从业人员构成中，传播者的人文思想水准和内在素养。尤其是在市场化媒体竞争的大背景下，人文精神主导下的媒介批评无疑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 ④
　　在西方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下，郝雨教授尝试建构“印象式批评”、“评点式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具有中国本土化媒介批评话语并提出用“人文精神”统领中国媒介批评学，这些努力值得称赞。当然作者不是固步自封，将西方文化统统排斥在外，而是强调：“中国媒介批评学首先直面的就是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于中国媒介批评学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媒介批评学的建设，在当今的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背景之下，既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吸收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精髓，通过对中国媒介批评学的构建，提出在媒介批评方面的中国眼光、中国评价、又必须广泛借鉴世界文化，探索出一套能够更加广泛行之于世，放之四海而皆可参照与应用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 ⑤他强调要通过“人文精神”统领中国媒介批评学，并看到了东西方文化在这点上其实有“共同之处”：“人文精神作为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应该说，原本是东西方共同存在的。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有智者先贤提出重视人性弘扬人文的观点，例如西方智者学派的代表普罗塔哥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观点，而在中国先秦诸子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道家、墨家都提出过重视人的观点。之后，东西方人文主义沿着各自的轨道发展，虽然西方人文主义发展脉络较为清晰，但中国人文主义思想其实也是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之中的，而‘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人文精神’，虽然在具体内涵和意义上与西方‘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根本精神上还是能够互相联通的。” ⑥
　　当然，在实际的媒介批评实践和媒体活动基础上，要真正建立起一门既适合中国本土，又放之四海皆可参照与应用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是十分困难的，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郝雨教授的这本《中国媒介批评学》只是一个初步的成果，我们非常期待在未来的岁月里，郝雨教授能够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建树，并最终实现建立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美好宏愿。■
　　
曾一果/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新闻传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