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清　戴管悦榕
　　拉尔夫·奈格林教授（Ralph Negrine）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院前任院长，新闻研究所的政治传播学教授，曾在英国莱斯特大学任教。在过去的20年，拉尔夫·奈格林在政治传播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著有《政治传播的发展》《欧洲议会选举的政治传播》《欧洲媒体、政治》等。2015年10月，他在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访问一个月，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新闻教育在英国：历史与传统经验
　　卞清、戴管悦榕（▲）：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今天的对话主要是关于英国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情况。第一个问题有关新闻学教育在英国的早期历史，我好奇的是，新闻学是如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英国的大学的？
　　拉尔夫·奈格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英国的新闻学教育最早还是来源于培养职业新闻记者的需要。最早大概发端于19世纪中期，那时候的新闻学教育主要的目标是让学生们能够迅速进入报社工作，带有很强的职业取向。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的大学建制内开始发展系统的新闻学学科与新闻教育，相关的院系、课程、研究也开始慢慢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名称。到了现在，在英国大约有上百种新闻学相关课程和院系专业，随着新闻业的快速发展，它们在近几十年发展迅速。
　　从模式上来讲，英国的新闻教育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渠道，有志于从事新闻事业或者研究的学生们在进入大学后可以自由地选择或者将两种模式进行混合，甚至花费数年时间去完成这些混合课程或者项目。具体来说，他们既可以选择通过选修新闻学的“理论型课程”来修满学分毕业，这更多具有一种学术型的意味；也可以通过大量的“实践型课程”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职业记者，这更多是职业取向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迅速掌握职业技能，从而能以职业记者的身份进入杂志、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工作。
　　▲：那么，相对于新闻学教育来说，传播学教育在英国发展的情况呢？
　　●：可能和中国差不多的一个情况是，在英国，传播学与新闻学教育也是相近学科，传播学的生发也是伴随着19世纪70年代新闻学进入大学教育而来的，但它今天和新闻教育完全不同。在英国，新闻学或者是新闻类专业的教育目标就是教学生如何成为一名记者，同时教授学生新闻业的历史与新闻理论。实际上区别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一个关键可能就是在于学生们学习理论知识的多少。传播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的理论知识较多，而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学习理论相对较少。新闻学教育往往专注于如何将学生培养成为新闻业的职业工作者，而传播学的学生有更大的选择范围。但是，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教育，如何平衡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始终是一个难题。
　　▲：这种传播学发端于新闻教育的传统，会不会造成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界定上的模糊呢？
　　●：名称上会有一些模糊的地方。比如新闻学院里往往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方向，但是这种模糊也不见得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研究什么。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事实上和美国相似的是，英国许多著名的顶尖大学诸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它们都没有新闻学院，也没有新闻学专业，那么您认为这些院校不设置新闻学院的原因是什么呢？
　　●：英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的增长点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其实当时不仅是你提到的这几所大学，有很多大学都没有开展相应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反过来说，我并不认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一定需要在当时去做同样的工作。其实，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新闻学、传播学完全不涉猎。例如牛津大学在近几年设立了著名的互联网研究中心，所以其实牛津大学是有它的研究团队的，比如他们开展了对新闻敏感度的研究和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当然，很多英国的大学对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还是十分敏感的，他们迅速将这些学科引入校园。我想，也许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未来会对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
　　▲：那么从历史的纵向和横向比较来看，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您认为英国新闻教育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
　　●：我不敢说英国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实际上，从我担任新闻学院院长的经验来说，我认为区分学术学位教育和专业学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谢菲尔德大学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的硕士培养就明确分成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种。所谓学术学位教育主要侧重于学术训练，例如我所在的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国际新闻，学术学位教育就非常注重对国际新闻的学术研究，比方对国际传播、政治传播等理论化的研究。专业学位教育则侧重于报道国际新闻的实际操作，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实际训练，我们会邀请经验丰富的新闻从业者进入大学校园，教授学生进入新闻业需具备的基本理论知识。或许美国也是这么做的？我不知道。
　　▲：您一直非常强调职业型教育和学术型教育的分野，那么英国新闻专业的课程是如何将新闻理论知识与新闻业实际操作接轨的？
　　●：众所周知，新闻教育是理论知识与实践训练的结合，课程设置与当今新闻业的需求越贴近，对学生毕业后成功进入新闻业则越有益。因此我们的新闻教育在注重新闻学理论知识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成为一名记者所需的职业素养的培养，例如我们会训练学生们的叙事能力、制作音视频的能力等等。
　　同时，我们会邀请新闻行业的从业人员到学校进行授课，指导学生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人。这些客座教授与诸如BBC等新闻媒体有着亲密的合作与接触，他们能够拉近在校学生与实际新闻业的距离。学生若想成为一名记者，为杂志、报纸、电视广播写稿制作节目，他们首先需要了解这类媒体在实际操作中的固定模式与写作套路，邀请新闻工作者为学生授课能够增加学生的实践知识，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制度比较有弹性，允许我们大量引入业界的老师来完成课程，而对于这些教学型老师，他们只需要做好教学的工作，不用接受科研的考评。
　　▲：说到这里我要向您请教一下谢菲尔德大学的成功经验了。我知道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院在英国新闻学院中排名前三，那么英国是如何进行教育排名的？有哪些指标呢？
　　●：英国传媒类专业排名前三的学校分别是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伦敦城市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它们水平非常接近。我认为排名有着不同的类型，但在英国主要的标准是学生的满意度、毕业生就业率、师资力量以及学校图书馆的质量等等。我认为，学生的满意度是英国大学排名最重要的标准，教职工的想法也同样重要。因为学者们总希望拥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平台，他们总是会选择能为自己提供最好资源与条件的机构。因此排名标准是多种条件的综合体。
　　▲：正好您刚刚提到了就业率的问题，那么请问近几年英国新闻专业的学生就业率如何？这可是中国新闻教育界大家都在热议的话题之一。
　　●：从谢菲尔德大学来看，大部分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去向都是不错的。据我了解，我们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很多去了杂志做新闻，很多人在工作几年后就晋升到了重要岗位。当然我所说的新闻学和传播学毕业生的就业并不仅仅指成为新闻从业人员，也包括从事其他的工作。实际上我的女儿毕业于新闻学专业，但是她毕业后去了公关公司。另外，虽然传统媒体的就业机会不容乐观，但是毕业生们很快就从新媒体行业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新媒体时代的英国新闻教育：坚定与变革
　　▲：我们的话题要开始转向今天全世界所可能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新媒体时代对于传统新闻教育的挑战。在世界范围内传统媒体都在衰落，那么英国新闻学教育近几年是否受到冲击？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让我们重新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比如，我曾经教授政治与大众传媒的课程，但如今我们对大众传媒的定义与30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有责任、也应该对二三十年前的思想进行完全的、重新的思考。我认为新闻学现在正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新闻业的变化、社交媒体的出现与发展、报纸的衰落、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收看电视新闻等。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的变化不同，变化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我们需要基于不同的文化社会语境，去做更多的比较性研究。在英国，原先的观众收看新闻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仍然需要训练学生成为一名拥有传统职业技能的新闻人，同时也需要训练他至少能熟练运用Facebook、Twitter等新媒体平台。这些变化的确改变了我们原先对新闻教育的考量。我们应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将学生培养成一名适应新时代的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我们需要教会他们什么。我想一方面我们需要让学生正确思考什么是适合Twitter等新媒体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报纸等传统媒体仍然存在，主流的媒体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新媒体并没有改变整个业界，所以目前我们仍然将传统新闻业实际操作的教学视为重点。此外，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场域，传媒业所发生的变化千差万别，新老媒体实际发生影响的方式也不同，因此我们需要针对地方性的特色和文化传统来对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进行改良。
　　▲：那么，针对英国的情况，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院如何去平衡传统和创新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去坚守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很难想象我们会在新闻系的课程中坚持保留这样一门传统课程，那就是速记。什么叫速记呢？就是训练学生迅速做笔记。掌握速记技能的记者能够迅速记录下受访者所说的每一句话，一般人做不到快速全面地记笔记，但学会速记的人却可以。对于新闻教育来说，速记是一项传统技巧。在过去，人们在法庭或其他场合需要对对话进行记录，需要拥有速记技能的人对大家所说的话进行快速准确的记录。在如今，即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录音与录像，掌握速记这一技能还是非常重要而有竞争力的。拥有这一技能意味着你能在任何地方迅速准确地记录下所有言论，同时并不需要依赖任何特殊器材。掌握速记技巧的记者可以比其他记者更快地完成采访、写稿与发布。因此，我们学院至今仍非常重视对学生速记技能的培养，这已经成为我们学院的一门特色课程。在很多其他院校，许多像速记这样的传统课程正在消失，但我认为有很多在当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新闻学传统课程需要保留。实际上我们的学生在看到这样一门课程的时候往往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学期结束后他们都受益匪浅。
　　▲：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例子。那么，在新闻学面对新的转变与挑战的形势下，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具体是如何改良的呢？
　　●：我曾担任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多年，但课程的设置或调整不是由一个人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教职工们共同商议决定的。在新闻传播研究中，每当新事物出现都会引起研究者们的巨大关注，例如最近10年我们都在谈论Twitter。当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出现新事物、新问题，我认为我和同事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寻找将Facebook、Twitter等新平台结合进新闻专业课程的方法。比如如何使用手机进行新闻报道，如何用移动客户端编辑新闻、制作新闻图片。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是否需要、或者说应该怎样将这些内容加入我们的课程中？在今天，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的确需要学会用手机等移动客户端来传播新闻，但是我们的学生更多会在新闻学院学到各种传统新闻专业技能，例如发掘新闻的能力、加工事实的叙述能力等，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面对不同媒体时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因此，如何在新技术本身和新闻信息内容之间保持平衡非常重要。新媒体总是会不断地涌现，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站在更高的层次去看待它们，并仔细地思考如何将其引入到学术领域中。我知道很多美国包括英国的院系开设了很多新兴的课程，比如数据新闻、信息图表制作、互动新闻等等，但是我认为它们并没有撼动新闻学的核心要义。
　　▲：我很同意您的看法，事实上，今天以及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为新闻学的教育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和您的同事是怎样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的呢？
　　●：我的同事们总能不断对知识进行自我更新，他们对新知识的迅速了解与吸收也提醒我自己对新知识保持敏感度。这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时刻关注研究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如何专业地对这些新事物进行研究分析。老实说我并没有为他们提供什么特别的帮助。在担任院长期间，我努力让我们研究所的研究领域、方向更有意义，即使当今新媒体不断涌现并迅猛发展，但我认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同样重要。在考量学生培养计划与课程设置时，我希望我们的学生不仅仅会使用社交媒体，我更希望他们在受过专业新闻训练后能够专业地、职业地运用社交媒体。另一方面，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导学生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不是割裂它们，学生们会在社交媒体接触到信息，但他们应该学会将这些碎片化的、不专业的信息转化制作成新闻。
　　▲：那么，您认为英国新闻学的未来会是怎样？
　　●：我认为“未来”这个词非常大，因为我所在的研究部门关注了新闻学教育是如何由“旧”到“新”进行发展的。我们从坚守传统新闻学的社会责任理念出发，认为新闻学对社会的运作与发展十分重要。我们应提高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寻找有趣的新闻故事并将它向大众传播的能力。和十年前不同，我们应考虑开设学生如何从新媒体平台获取信息的相关课程，如果出现了一个新平台，学生们将如何从一个个体发布信息的新平台上获取信息来制作新闻。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记者，一方面你要为报纸等传统媒体写稿，但是另一方面你必须将Facebook、Twitter等新平台上的信息转化为新闻，这一转变需要一定技术含量。我认为，这种转变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专业记者的角色被全民记者取代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报纸、电视、广播等同样发生着相似的转变，媒体信息来源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信息来源的渠道越来越广。
　　
新闻学研究在英国：问题与出路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英国的新闻学研究。在英国，主流的新闻学研究方向与取向是什么呢？
　　●：我并不认为在英国最近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所谓的主流话题。我认为学术研究的范围很广，它由非常多的研究问题组成，同时每一个研究领域都存在很多研究人员，每个人的研究方向可能完全不同。我认为不存在一个能让所有人同时都研究的问题。就像现在社交媒体是个很热门的话题，但是在新闻学研究中，仍有很多人专注于传统的研究课题比如说对媒介历史的研究、媒介政治学研究等等。并不是说新媒体研究就是绝对的主流。在我工作的研究所，我研究政治传播，同事们有的研究报纸的发展史，有的人研究言论自由问题，还有的人研究媒介政策等等。因此新闻学研究具有多样性，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各种不同的研究共同推进新闻学的发展。
　　▲：或者换句话说，英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又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事实上我在英国看到一个问题，我也有所担忧。那就是学术期刊的细化以及研究者对话很难开展的现实。具体来说，就是研究者们往往受制于最终学术文章的发表压力，因此常常在研究开展之前就考虑要把文章投往哪些杂志，研究这些杂志的取向和风格，并进一步将自己的研究与之对接。更糟糕的是，很多学者因此只关注某几本杂志，只参加自己研究方向的会议，而从不关心与自己研究方向无关的学术成果与交流活动。这使得我们的研究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趋同。
　　▲：我们知道英国有进行文化研究的传统，而文化研究是非常开放并跨学科的。
　　●：是的。目前，英国仍然把许多研究都统称为文化研究。但其实发展到今天，文化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已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很多经典的文化研究实际在做的是新闻研究。对于英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也十分迅猛，尽管它从社会学中分化出来，存在一定的交叉领域、需要吸取文化研究的养分，但它们已经成为完全独立的学科。
　　▲：最后，能否请您谈谈，在您来到中国后，对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有什么新的发现与看法？
　　●：我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时间很短，因此还不能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就以微信为例，我自己对目前在中国非常热门的微信非常感兴趣。在我到访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这些日子里，很多学生、老师都向我推荐了微信。但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问题，我觉得自己无法对“微信”进行很好的研究与解释。希望日后能和中国本土的新闻学学者有更多的合作，以此对中国新闻学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其实你们不难发现，欧洲的学术期刊上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中国问题越来越重要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比较性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也期待我们能有更多的对话。■
　　
卞　清　戴管悦榕/卞清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戴管悦榕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